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反腐败斗争的伟大胜利

第一篇：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反腐败斗争的伟大胜利

“加强新时期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研讨会论文

编号：23

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反腐败斗争的伟大胜利

——对党的三代领导核心率领全党开展反腐倡廉实践的理论思考

黄士良

总政《关于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增强针对性和有效性”；“要坚定官兵的理想信念，回答解决各种现实思想问题，澄清种种模糊认识。”落实《决定》的要求，站在讲政治的高度，抓住难点热点问题，作出具有说服力的回答是重要一下。当前，部队官兵中存在的认识问题较多。其中，对中国共产党能否取得反腐败斗争胜利的信心问题更为突出，且更具全局性。它直接关系到广大官兵理想信念的坚定，对党的领导和国家前途的信心。本文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率领全党坚持不懈地不甘落后以腐倡廉的实践为依据，力求对之作出冷静的理性思考，得出实事求是的正确结论。给广大官兵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种种模糊认识，坚信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反腐败斗争的胜利以启示。

一、毛泽东领导全党迈出了执政党反腐败的奠基性一步

廉洁政治、反腐防变始终是共产党人的重要奋斗目标之一。早在中国革命将不可逆转地走向胜利的进程中，毛泽东就对党在反正后如何防范权力的腐败，经受住执政掌权的考验，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作了深入的思考。

延安整风时，他就要求全党干部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以借鉴历史经验，警示全党“不当李自成”，跳出历史性的周期率。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面对黄炎培先生关于如何跳出周期率的发问，毛泽东作出了肯定的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这条路就是民主。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又进一步告诫全党，警惕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并提议党中央作出了防止资产阶级腐蚀和反对突出个人的六条规定。进京的时候，他把进北京当作一场赴考，深情地对其他领导同志讲，我们决不当李自成，一定要考个好成绩。进京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总是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严格遵守党的规定，坚持勤政为民。在他们的副食下，全党形成了勤政廉政的一代新风，使党和新生的政权迅速赢得人心。与此同时，毛泽东率领全党设计的人民民主专政，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以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方法的提出，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强调，也都具有防止政权变质的深谋远虑。

随着党执政掌权时间的推移，面对党内日益滋长着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如官僚主义、强迫命令、追求享乐、以权谋私、铺张浪费、贪污受贿等。毛泽东一面及时提醒全党“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另一方面，在面临抗美援朝、土地改革、恢复国民经济的繁重任务，仍然领导全党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在1954年到1956年这段时间内，全党连续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具有明显反对腐败，防止腐化的整风运动。在全社会进行了以“三反”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运动，紧接着又进行“五反”运动。在整风和“三反”、“五反”运动中，坚持从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抓起，坚决惩处了以刘青山、张子善为代表的居于高位的贪污腐化分子，以教育挽救广大的干部。

随着形势的发展，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呈滋长趋势。对此，毛泽东深恶习痛绝。他对党内突出的官僚主义现象，进行曲了反复尖锐的批评，并把腐败和官僚主义联系起来。与此同时，毛泽东在自己的实践中和同苏联的“反修”论战中，也产生了一种现实的危机感，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内“防修反修”，越来越成为他思考的重中之重的问题，愈来愈被提到紧迫的议事日程上采取了一系列坚决的措施。由于如何切实有效地防止执政党的腐败变质问题是个全新的历史性课题，因此，在他所采取的措施上，深深地打上了历史局限性的烙印。他试图用平均主义来否定等级权利，否定干部的特殊利益，以保持干部同群众的联系；“文化在革命”之初，他提出了“五七”指示，试图以工农商学兵各以本行为主兼学别样来消灭分工，实行平均主义。他借鉴过去的经验，以强大的群众运动，给予党内的腐败问题最坚决彻底的打击。在“文革”中不惜让大批干部靠边站，让群众批斗当权派，其反腐败决心之坚、气魄之大，为古今中外所仅见。然而，由于他没有找到反腐败的正确途径，也因此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教训。但是，毛泽东领导全党坚定不移地不甘落后以腐败斗争给我们的启示同样是深刻的。

第一，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代表着全国各族人民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从执政的第一天起，就把反腐防变，建立廉洁政治，作为重中之重的大事来抓，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以中国人民对人民政权地极端负责的党。他领导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等根本制度，奠定了党继续开展反腐败斗争坚实的制度基础，提供了制度保证。

第二，他晚年提出的“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虽然提法不尽正确，但在本质上还是防止政权变质。他最终使用阶级斗争、群众观点运动的方式来解决党内的腐败问题，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偏离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带来了巨大的缺憾。但毛泽东看到了腐败的危险性和解决腐败的艰巨生，致力于反对党内腐败现象的坚定性，不能说是错误的。他提出探索并努力实践去解决这一问题，充分体现了一个人民领袖的历史责任感。他的立足点是站在人民一边，是为维护和巩固由人民在革命斗争中获得的属于人民的权力。

第三，毛泽东的建国初期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坚决惩治腐败中形成的一些经验和理论在不少方面对今天仍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他晚年留学生下的一些深刻教训，从一定意义上说，以为我们党正确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指引了方向。

二、邓小平领导全党步入了反腐败斗争的正确轨道。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走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站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的历史方位上，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邓小平对加强执政党的党风廉政建设提出了许多独具慧眼的思想、理论、观点，把反腐败斗争引入了正确的标本兼治的轨道。

第一，把反腐败斗争置于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加以透视，使反腐败斗争同改革、发展、稳定有机结合起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处在推进体制改革，扩大对外开放，促进社会发展，确保政治稳定全方位立体性的变革之中。在这复杂、艰巨、繁重的社会变革面前，党内一些干部中出现了顾此失彼，一手硬一手软的倾向，致使党内的腐败现象呈蔓延之势对此，邓小平反复告诫全党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即“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一手抓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的经济政策，一手抓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政治腐败”。这意味着，一方面要看到在社会转型和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腐败现象比较容易诱发，不能因为改革开放中出现腐败望洋兴叹因噎废食，也不能用传统的标准马一些符合社会发展的新事物视为腐败现象，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吕心，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另一方面，也必须把惩治腐败放到极重要的战略地位，将改革、发展、稳定与反腐败统一起来，不能偏废。只有惩治腐败取得成效，才能保证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化，社会的发展进步，政治的稳定。因此，也必须坚持反腐败斗争不动摇。这是邓小平反腐败理论的制高点，也是我们党对反腐败斗争认识的新境界。它既坚持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又给了反腐败斗争以正确定位；既坚持了发展是硬道理，又坚持了反腐败斗争不动摇。

第二，深刻认识产生腐败的原因，找到一条反腐败既要综合治理，又要抓住关键治本，不搞群众运动的正确途径。

腐败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要整治它，必须进行综合治理。对此，邓小平在领导全党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同时，也努力实践着对腐败的综合治理。他领导全党进行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端正党风和社会风气；加强党的建设和法制建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进行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等，都深含反腐倡廉的精神，渗透着综合治理的战略意图。

综合治理，又首先在治本。腐败活动的核心因素是公共权力的非公有运用。因此，加强对权力运用的规范、制约和监督是关键。抓住产生腐败的关键。抓住产生腐败的关键治本，探索一条不搞群众运动，依靠加强教育、法制和完善制度来防腐反腐的新路，科学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是邓小平的创造性贡献。

首先，提出不管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是反腐败，都不要搞运动。这是邓小平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避免重犯历史性错误的果断决定。一是搞政治运动不符合党的基本路线，容易冲击甚至偏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蹈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覆辙；二是搞政治运动容易重犯“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政治运动的错误，造成冤假错案和严重的后遗症；三是搞政治运动容易被国内外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影响国家、社会的稳定；四是反对腐败是长期的斗争，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搞一次政治运动就可以解决；五是，群众运动代替不了建制立法的进行，而群众运动给以权谋私的心理威慑，毕竟是暂时的，运动一过，以权谋私便会故态萌发甚至变本加厉。群众运动是以领导人的意志而发动，也可因领导人意志改变而改变，有它的主观随意性，领先群众运动反腐败是靠不住的。当然反腐败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依靠群众是必须的。但是，依靠群众绝不意味着就是要搞群众运动。

其次，提出反腐败要依靠教育和法制。邓小平在回答美国客人提出的关于采取什么办法来解决贪污腐化和滥用权力的问题指出：“我们主要通过两个手段来解决，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教育重在防，法律重在惩戒，两者不可偏废。但就惩治腐败而言，法制更有威力。邓小平强调，反腐败和廉政建设，“还是要靠法制，靠法制靠得住些。”这就是说，广大人民群众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有效的途径和方式肃贪、倡廉、治腐才真正靠得住。

再次，提出反腐倡廉既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干部队伍中存在的搞特权，特殊化等问题，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组织制度，工作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从这个意义上讲，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综上可见，与毛泽东用阶级斗争、群众运动强力压制以权谋私现象不同，邓小平领导全党走的是一条以经济建设者为中心，不搞群众运动，依靠教育、体制改革、加强民主法制和制度建设的么腐败斗争新路。

第三、努力立法建制，加强对权力运用折规范、制约和监督。

沿着上述思想轨迹，邓小平领导全党加快了建法立法，建规立章的步伐。并要求全党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于腐败案件该受处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同时要求建立一套制度，“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用权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在制度建设上，邓小平领导全党对现行制度中的种种弊端进行了有计划、有步骤的改革，努力在政治体制内部建立一套机制来加强对权力的制约。首先是建立党内监督机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党内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了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党内违法乱纪现象进行监督处理；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国又建立了国家监察部，这一行政监督部门的设置，一定程度上健全了我国的国家政治制度。其次建立群众举报上访的监督制度，让群众直接参与到反腐败的活动中来。再次，为了保证政治生活主体的廉洁性和整体素质的提高，进行了干部任用制度的改革，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聘、任免、考核、奖惩、弹劾、轮换制度，推广实行公务员制度等。邓小平领导全党在新时期加强反腐倡廉的理论和实践是创造性的，是对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为全党开展反腐败斗争提供了科学的行动指南。当然，在这一时期也再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矛盾现象，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斗争正沿着科学的轨道有力推进，另一方面，一些腐败分子格外猖獗，一些腐败现象呈现蔓延趋势。由此，使一些同志产生了模糊认识。对此，有必要作出客观的理性分析。本文将一述现象称之为是特殊历史阶段的特殊社会现象。

一是我国处在一个体制转换的阶段。处在这转型起步的中国社会，一方面，各种矛盾都暴露出来，利益分化，价值观念混凝土乱，各种社会力量都力图创造实现自己利益的条件，这就容易产生腐败现象。另一方面，权威处于转型之中，一些党组织处于软弱涣散状态，政府对社会调控功能弱化，这就又难于抑制腐败。

二是我国处在加强民主、法制、监督建设的起步阶段。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是一个人治的社会，它没有也不可能给中国社会留下民主、法制、监督的传统。建成国以后开始的这方面建设，到十年“文革”又遭到全面的破坏.这决定了一些人手中的权力容易腐败在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也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反腐败任务格外沉重,消除腐败要走过十分艰难的路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领导全党全力于改革,努力加快我国的民主化、制度化建设，以形成对政治权力强有力的监督和制约。但是民主化建设者是一个过程，人民群众民主意识的增强，自觉运用民主权力充分发挥民主监督作用更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法制建设同样如此。作为起步阶段，一方面立法任务十分繁重，也因此难于做到一下子形成系统、配套、密封的法律体系。另一方面，即使有了法还有一个能否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的问题。这要有待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知法、懂法、遵法、守法、执法观念的普遍提高和增强。更何况在这一阶段，法律的执行还是很容易受到权大于法的干扰。由此，在这一阶段，群众运动的威慑力没有了，而民主、法制、监督又不能及时正确到位，力度又不够，一些腐败分子乘机疯狂。

三是我国处在我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发生急剧变化的阶段。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传统观念发生变化，经济观念渐渐占了上风，消费型、享乐型的生活方式开始介入人们的精神世界，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思想开始蔓延。原有的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渐渐淡化，而新的理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又未形成和巩固。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干部的道德取向，道德的内约力严重削弱，权力腐败现象也因此滋长。

四是我国处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起步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及按照这个理论进行体制改革，其重大意义怎样评价都不过分。但在起步阶段，由于传统体制仍然存在，在权力尚未受到有效监督和制约的情况下，极易出现一些干部利用手中权力，利用商品货币关系进行以权谋私活动，导致权钱交易现象蔓延滋长。在起阶段，解放思想，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教育干部和群众接受并推进经济体制的变革，也完全有必要。但对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中可能发生的问题和市场经济自身的弊端分析教育不够，以致于有的把市场经济庸俗化，认为搞市场经济就是大家都经商。于是党政军民学社会各界纷纷经商下海，各种以寻租为目的有权力背景的翻牌公司雨后春笋般地涌现。而在价格双轨制下，合法与非法、罪与非罪的经济行为边界不清，这就给防范、惩治犯罪活动带来极大难度。在全民经商中，一些司法、执法机关也卷入寻租活动。这又使现有法律的惩戒功能大打折扣。这就形成了这一阶段，我国制定的法律之多是建国以不从未有过的，而犯罪人数之众，违法行为之恶劣也是建国以不罕见的特殊现象。

总之，这一阶段腐败问题的严重性，是腐败分子利用我们国家处在转型阶段的猖狂一跳。但同时也预示着，沿着邓小平的理论继续前进，腐败面临的更多的将是风险。

三、江泽民领导全党把反腐败斗争推进到了全面深入的新阶段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同时，也把党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全面引向深入，并在新的实践中，把反腐败斗争推进到了比较成熟的阶段。

第一，对反腐败斗争的要求更加明确具体。十三届四中全会以不，江泽民对全党开展反腐败斗争提出了十分明确具体的要求。他要求各级党委必须从战略和佤的高度，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性、紧迫性和长期性；要求全党头脑务心清醒，旗帜务必鲜明，态度务必坚定，工作务必锲而不舍；要求全不必须把觉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列入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中，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结合起来，同经济工作和其它业务工作统一部署、统一落实、统一检查、统一考核。

第二，形成了一套比较成型的反腐败斗争方略。例如，形成了“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把反腐败斗争同改革、发展、稳定有机结合起来，领先自身力量和人民群众的支持，抵御资产阶级和各种剥削阶级腐朽思想侵蚀，努力把消极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限度 的反腐败斗争的科学思路。探索总结了“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的带规律性的基本经验。进一步建立健全了反腐倡谦的领导机制，即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直辖市，稆方面密切协作，形成合力。还建立了党风廉政工作责任制，明确领导班子集体和个人对党风廉政工作应负的责任。确定了反腐败斗争既要坚决又要持久，并不断加大打击力度，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基本方针等等。

第三，开展党性党风教育更加注重实效。目前下在全党范围特别是县处级以上干部中开展的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就是典型一例。这次教育是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一次生要探索。它立足于学习提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武装头脑；立足于理论联系实际，切实端正学风，把理论武装同整顿思想、改进作风、弘扬正气紧密结合起来。这次学习整顿，把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积极的健康的思想斗争作为中心下环节。它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正确原则，采取“自己找、上边点、群众提、互相帮”的方法，切实达到坚持趔、修正错误、弥补不足不断进步的目的。这次学习整顿，着眼于解决问题。通过教育整顿，真正使全党在思想上有明显提高、政治上有明显进步，作风上有明显转变。这次教育整顿，对于全体党员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政治水平、思想水平，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牢记滨宗旨，发扬党优良传统作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众、人生观、价值观，在思想上筑起拒腐防变的防线必将产生重要的作用。

第四，反腐败斗争的力度加大，对党内的腐败现象形成了有力的威慑。十三届四全会以来，江泽民领导全党对党内的腐败现象不断加大打击力度，努力取得反腐败斗争的阶段性成果。一方面对群众反映大的问题，进行专项治理、集中打击。另一方面，集中力量查办大案要案，特别是查办发生在党政领导机关和司法部门、行政热潮部门、经济管理部门工作人员中的案件，贪污严惩腐败分子特别是高层腐败分子。

第五，改革不断深化，治本步伐加快。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全方位的系统改革步伐明显加快。通过深化改革，消除旧体制的弊端，在体制、法律、政策、管理等方面，努力消除可能导致腐败生的因素，减少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加强对腐败的防范。例如，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进行两种价格、两种利率的并轨，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防止和消除“寻租”活动，减少权钱交易产生的条件；加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健全市场机制，抑制市场经济的弱点和消极因素对党风廉政建设的影响；努力采取措施，逐步解决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减少和防止诱发腐败现象的因素；果断地停止政法机关和军队、武警部队的经商活动，消除专政机关产生腐败的重要水龙头；加强制度建设和廉政立法工作，使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有法可依；强化监督机制，啬对权力监督制约的有效性等等，这些都极大地啬 了反腐败斗争的实效。

当然，我们党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还有不尽人意之处，干部人事共和国的跑官要官，公务活动中的行贿受贿，公款消费中的挥霍浪费，经济领域中的以权侵吞国家资财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腐败现象及不正之风还比较突出。这说明，要真正把戏们党内的腐败问题减少到最低程度，俄国学十分繁重。但是，经过党的三代领导核心的水懈努力，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巩固不断发展，我国人民在权力中的主体地位也不断发展；经过党的三代领导核心的艰辛探索和之前践，我们党反腐败的理论越来越系统，方略越来越科学切实可行，标本兼治的思想越来越清晰，措施越来越具体有力；经过深化改革、加快建制立法、不断加大教育和打击力度，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将越来越丧失，权力的运用将越来越得到规范、监督和制约。与之相应，搞腐败的路将越走越窄，风险将越来大。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正全力创造着各种条件向腐败这个政治体上的“痼疾”紧逼上梁山，腐败分子在觉无藏身之地的目标一定能实现。

黄士良

党史教研室副教授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第二篇：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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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三个代表”重要论述，我们更加感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走向胜利。党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领导地位，是由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决定的，是经过长期历史实践考验形成的。

现代政党的产生，都是历史运动的产物，是一定时代的要求。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使中国积贫积弱，濒临灭亡边缘。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为完成这两大任务，近代中国的许多志士仁人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探索外御列强、内求复兴的道路。但这些斗争由于缺乏先进政党的领导和正确思想的指导，都没有能够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没有能够改变中国人民灾难深重的悲惨境遇。这个重任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的身上。

应运而生的中国共产党，因为是时代的选择，代表了历史前进方向，它一成立，就显示了突出优势，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我们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并进一步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在这一历史巨变中，中国共产党以其正确的决策和一代一代共产党人自我牺牲的精神，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包括各民主党派的信任和拥护。历史充分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的胜利。

党的先进性的实现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作过有益探索，取得过重要成就，也经历过严重曲折，付出了巨大代价。但是，我们党是一个在前进中善于总结经验，能够郑重对待自己失误的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认真纠正了自己的失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非凡的政治智慧、果敢的革命胆略，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行改革开放，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往开来，经受住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际国内政治**的严峻考验，妥善处理国内和对外关系中一系列重大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的阶段并在各个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充分显示出在复杂形势下凝聚全党、驾驭全局、开拓前进的能力。在建国以后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基础上，经过20年的努力，社会主义中国愈益显示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为全世界所瞩目。事实充分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

当前，党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神圣使命。党的十五大号召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入，精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强，各个方面相互配合，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完全有能力领导人民完成这一宏伟而又艰巨的历史使命，实现几代人的梦想。

首先，我们党有代表先进文化最高成果的科学理论的指导。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我们党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形成了邓小平理论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表明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邓小平理论一经群众掌握，就能够变成改造客观世界的巨大物质力量，推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胜利前进。

其次，我们党有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我们党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确立了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根据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党在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制定了一整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这些路线、方针、政策，体现了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为我们正确认识和解决改革开放中的各种复杂矛盾，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在跨世纪的征程中，只要我们坚持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不动摇，认真贯彻执行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各项方针、政策，就一定能顺利实现跨世纪的奋斗目标。

再次，我们党有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拥护。由于党在长期斗争中同人民群众形成了血肉联系，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反映了人民的意愿，给人民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因而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党的领导，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自觉贡献聪明才智。对当前的困难和问题，人民群众是理解的，是支持党去克服困难的。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是我们党能够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最根本的力量源泉。

又次，我们党有一支总体上适应新形势要求的干部队伍。在中国，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政治组织像我们党这样集中了那么多先进分子。改革开放以来，党从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出发，确立了干部队伍的“四化”方针，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原则，努力造就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我们党的各级干部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为指导，在改革和建设的实践中开阔了眼界，得到了锻炼，增长了才干，总体上是能够胜任各个方面工作的、能够同人民群众一道艰苦奋斗的。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胜利地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证。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历史表明，我们党不怕困难，总能依靠人民克服困难。现在，我们党在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指引下，走向新世纪的目标任务、大政方针已经明确。完全可以相信，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只要全党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我们这个久经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就一定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更好地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更好地为人民所拥护。

中国共产党能成功领导中国革命的原因

摘要：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在这以后的28年里，中国

共产党不断探索创新，纠正自身错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本文将通过回顾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道路历程。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与成功实践中，我们发现一个重要规律：理论指导、干部带领、群众参加成始终贯穿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全过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艰辛历程不断显现其规律的真理光辉。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 原因

正文：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背景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国际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势力侵入中国，中国的社会结构由封建社会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人民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其中主要的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和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但都相继失败了。历史证明，中国的农民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由于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都不能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

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和现代工业的发展，中国产生了无产阶级，而且在不断发展壮大，到1919年产业工人已经发展到200万人左右。无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阶级基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最终于1921年7月23日—31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二、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原因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依靠和发动工农群众，与国民党合作，进行北伐战争，掀起了国民大革命的浪潮。然而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以“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运动的兴起而失败告终。南昌起义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然而这条革命道路并非是一帆风顺的，由于受“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的挫折，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的失败，导致红军被迫通过长征实现战略转移，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及时召开遵义会议，纠正了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错误，开启了革命道路探索的新篇章。中国共产党在黑暗中摸索，在曲折中前行，最终取得革命胜利。

1、制定革命纲领，发动工农运动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仅仅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开始。但这并不是说，适合中国情、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就由此产生了。从这时起，中国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就在探索中国革的特殊规律，并试图从理论上阐发遇到的问题。

1920年夏至1921年春，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作为两者结合产物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建党条件基本成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也在建党骨干中开始酝酿。中共“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然而中共“二大”的召开则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客观实际相结合，通过对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的分析，明确地提出当前阶段的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开始采取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和政治派别没有采取过并且也不可能采取的革命方法——群众路线的方法。使群众认识到这些意见是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的，号召群众实行起来、化作他们自觉的行动，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转化为人民群众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力量。

二、实行国共合作，掀起国民大革命

根据中共“二大”提出的民主纲领，在1922年到1923年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组织、推动一系列的工人运动，在中国掀起了第一个工人运动的高潮。通过领导工人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密切了同工人阶级的联系，党的自身建设也由此得到了加强，也逐渐意识到单凭一个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能取得胜利的。而要胜利，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所以，中共决定采取更为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当时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充分分析了当时的国情，结合实际，提出联合国民党，就是整体性观念的体现。如果没有与国民党联合合作，那么也就没有了浩浩荡荡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国民大革命了。在这期间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都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强烈支持，而革命的社会内涵也更加深刻，为以后中国共产党联合工农阶级革命奠定了群众基础。

随着革命蓬勃发展，在革命统一战线的内部争夺领导权的矛盾也日益显露。1927年“四·一二”政变，和“七·一五”政变，标志着国共合作的全面破裂，大革命的最终失败。中国共产党损失惨重，不但组织被破坏，而且党的活动也被迫转入地下。工农运动走向低落，反革命力量大大超过了有组织的革命力量。究其原因，从客观方面是由于反革命力量的强大，而从主观方面来说，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在后期犯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放弃了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武装力量的领导权。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阶段，没有经验，而这些纷繁复杂的革命斗争又把许多没有现成答案的问题摆在他们面前，要求他们在理论上对大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前途、领导权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态度等问题做出正确的选择和判断。中共的探索道路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必须从当时的具体国情出发来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同时我们也要正确地对待外国经验，要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不能完全照搬国外经验。在此以后，中国革命者不断思考中国的革命道路，逐渐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枪杠子里出政权”的武装革命道路。在这一期间中国共产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开辟着革命新道路的局面。

三、新道路探索

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革命是要继续坚持苏联模式，以城市为中心，还是开辟新的道路，成了中国共产党亟待解决的问题。

农村包围城市，工农武装割据，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实践中逐步摸索出来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和总战略。其基本内容是，中国共产党首先在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动农民武装暴动，建立人民军队，建立革命根据地，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政权结合起来，使之建成支持长期革命战争的战略基地。依托根据地积累发展革命力量，随着革命战争、人民武装和根据地的发展，逐步造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态势，最后夺取全国胜利。

实践上，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受挫后，部队向农村转移，并且随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农村包围城市、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给我们的启示是：

第一，革命的政党必须具备创新意识。农村包围城市这一理论是一种创新，符合了当时实际状况，成功推动了革命的前进步伐。

第二，一切从实际出发。当时中国革命存在着严峻的形式，大革命失败后，革命阵营缩小了。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后，把国民党变成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政党，国民革命军成了屠杀人民、镇压革命的工具；民族资产阶级退出了革命阵营；上层小资产阶级发生了动摇，革命主力遭到极大摧残。中共领导中国人民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只有工农力量是最可靠的，同时必须有自己的革命武装，独立地领导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工农武装割据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有机结合，符

合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第三，相信群众，走群众路线。建党之初，我们党就明确指出，党的任务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党进行革命活动时，必须广泛联系和发动群众。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中国的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武装斗争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无产阶级要取得民主革命胜利，首先必须深入农村，开展土地革命，把农村改造成为先进和巩固的根据地，成为促进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

总的来说，农村包围城市、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打破思想禁锢和教条主义的束缚，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夺取政权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否定了“城市中心论”，体现了“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就之一。它以独创性的内容，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向农村的历史性的转变，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人民解放斗争，提供了重要经验。

四、在新道路探索中曲折前进

193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会议上，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这次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挽救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危机而召开的。在大革命失败以后的这个时期内，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总结成功的经验和犯错误的教训，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又一方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使自己从两条战线斗争中巩固和壮大起来，从而把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坚持下来并推向前进。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过正反两方面的教育，把握对立统一关系，辩证全面地看待问题，通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

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等的领导下，最终取得红军长征的胜利。而创造这一伟大历史的就是长征精神——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中共依靠人民群众，取得了全面内战的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革命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锻造出了有效的克敌制胜的武器。第一，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第二，坚持革命的武装斗争；第三，加强共产党资深的建设。

放眼未来，我们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和思想路线,正确认识和处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使主观的工作指导同客观的实际情况相符合。主客观的关系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一哲学根本问题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坚持实事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我们党总结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历史经验表明,离开马克思主义指导,就会失去方向,就会走到邪路上去;而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却脱离中国的具体实际,也是断然不能成功的。时代在前进,历史在发展,情况在变化,因此,在新的历史阶段，仍需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与中国革命相结合，开辟出新的革命历史时期。

[参考文献]

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2008年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08年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3、《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2008年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4、《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2年7月）

5、毛泽东 《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

6、毛泽东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节选）（1936年12月）

第三篇：安顺市推动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新成效

安顺市:推动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新成效2月7日，中国共产党安顺市第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安顺文化中心隆重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六中全会，十七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和省委十届十一次、十二次全会，十届省纪委七次全会和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回顾总结2011年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研究部署2012年的工作任务。

安顺市委书记陈坚出席并讲话，省纪委委员、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力，市政协主席韦林，市委副书记管群，市委常委张应伟、陈好理、周云、刘旭、陈洪宛、山林、罗建强、杨晓曼、赵贡桥出席会议。

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李豫贵主持会议并代表市纪委常委会作题为《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维护全市党的纯洁性、推动跨越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的工作报告。

会议指出，今年是党的十八大、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召开之年，是贯彻落实《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构建惩防体系基本框架最为重要的一年，也是安顺市深入实施“十二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加速发展的关键一年，做好纪检监察工作，责任重大、意义深远。会议明确今年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总要求是：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以及十七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和省委十届十一次、十二次全会，十届省纪委七次全会和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紧紧围绕全力推进加快发展，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维护全市党的纯洁性，实现“稳中求进、进中求快、快中保好、更好更快”的工作基调提供坚强保障，为党的十八大和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的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环境。

就2012年工作，会议要求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站位全局有新作为：确保政令通畅要有新作为；优化发展环境要有新作为；构建惩防体系要有新作

为。要执纪为民、主动出击，履职尽责有新成效：强化纠风护民要有新成效；促进干部廉洁要有新成效；推进作风转变要有新成效。要抓住热点、注重监督，统筹推进有新突破：落实惠民政策要有新突破；推进专项治理要有新突破；维护社会和谐要有新突破。要勇于探索、敢于担当，切实加强纪检监察自身建设：在保持党的纯洁性上要勇当先锋；要更加坚定反腐倡廉的信心和决心；要在组织协调方面有新的起色。

陈坚指出，2012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是确保市第三次党代会确定的发展目标有序推进、为完成总体目标奠定坚实基础的一年。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紧紧围绕全力推进加快发展，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维护全市党的纯洁性，实现全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提供坚强保障，继续把反腐倡廉工作做深、做细、做实，为迎接党的十八大和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的胜利召开营造良好氛围。

陈坚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党风廉政建设也是生产力”的思想，始终坚持一手抓经济发展，一手抓预防和惩治腐败，全面抓好反腐倡廉建设工作；要认真思考和谋划反腐倡廉建设工作，进一步把握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的特点、规律和发展趋势，增强工作预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杜绝舞弊和腐化，着力建设“廉洁安顺”；要进一步提高预防腐败水平，继续深入构建预防腐败“三道防线”，做到“教、导、管、防在前，察、帮、诫、劝紧随，惩、处、罚、治在后”，积极推进惩防体系建设，保护党员干部健康成长；要突出抓好作风建设，推动环境建设，突出治理“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全面提高行政效能，形成良好的发展环境；要严厉查办各类违纪违法案件，要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继续保持惩治腐败的强劲态势，通过发挥查办案件的治本功能，确保党员干部清正廉洁，让广大群众切实感受到加强反腐倡廉工作带来的新气象、新变化和新成效。

陈坚强调，要结合安顺实际，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和省委的要求上来，以更加坚定的信心和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推动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新成效，以对党和人民群众高度

负责的精神，开拓创新、真抓实干，用反腐倡廉建设新成效取信于民，为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更好更快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会议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审议通过了全会《工作报告》和全会《决议（草案）》。

省纪委四室副主任唐兵到会指导。出席会议的还有市人大党组副书记、市政府党员副市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安顺学院、安顺职院党委书记。

市委各办部委、市级国家机关各工作部门、各人民团体、市直企事业单位、省驻安单位以及市、各县纪检监察部门相关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第四篇：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的历史经验及其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理 论 研 讨 会 征 文

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的历史经验及其现实意义

作者：赵建功单位：怀远县总工会

【摘要】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反腐败斗争，在长期的反腐败实践中，积累了许多历史经验：强化教育，在思想上筑起防腐反腐的长城；建章立制，在制度上防腐治腐；加强廉政法制建设，以法制腐；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在机制上防腐杜腐；抓大案要案，从严从重打击各种权力犯罪；围绕中心任务开展反腐败斗争。这些历史经验，给我们以深刻启示：必须站在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把反腐倡廉当作一件大事来抓；反腐败必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必须正确处理反腐败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是保证反腐败斗争健康发展的关键；反腐败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只有这样，才能使反腐败斗争取得成功。

中国共产党走过了90年的光辉历程。9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坚持不懈地开展了反腐败斗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认真总结这些经验，将会给当前正在深入进行的反腐败斗争提供重要的启示。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反腐败斗争，不仅一向态度坚决、旗帜鲜明，而且一贯把反腐败斗争当作一件大事来抓。经过长期的反腐败实践和探索，我党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强化教育，在思想上筑起防腐反腐的长城。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和政治优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他教育“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务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建国前后，毛泽东又多次告诫全党在胜利面前要树立防腐反腐意识，继续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克己奉公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不仅注重思想教育，而且一向倡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一定要身体力行，严格要求，模范地执行党的制度和纪律。在这一方面，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本身就是廉洁奉公的模范。他们的崇高品格和风范，教育和影响了整整几代人，至今仍是反腐倡廉的强大精神力量。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的要求也多次强调：“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改善社会风气要从教育入手。”要“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第三代领导集体也非常重视干部党员的思想教育，江泽民指出，惩治腐败，最基本的要靠教育。对领导干部提出了“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要求。在全党有针对性地进行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艰苦奋斗教育，法制教育，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教育等。通过教育，不断提高了广大干部、党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对防腐反腐起到了重大作用。

（二）建章立制，在制度上防腐治腐。在反腐败斗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制度建设。民主革命时期，党中央和民主政府就较具体地制定了一系列的反腐倡廉制度，如民主制度、财务制度、组织制度、生活制度、工作检查制度、监督制度等。建国后，党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制定并完善了党政机关工作管理制度、民主制度、新的财务制度、基本建设制度、人事管理制度，工作、生活、学习制度及监察和检查制度等。在干部作风上提出了“七不准”的规定。总的来讲，这些制度在“文革”前的一个时期都得到了比较好的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廉政建设的规定和条件。如《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关于禁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行为的若干规定》等等。同时，在10多年的廉政建设实践中，加强了民主集中制度、党内民主制度和党内监督制度建设；总结和推广了党员领导干部参加双重组织生活制度，民主评议制度，“两公开一监督”制度，党风党纪检查制度，受理群众来信来访制度，各项经济管理与监督制度，专项治理等经验和措施，对于从制度上堵塞、杜绝腐败滋生的漏洞，对于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起了很好的作用。

（三）加强廉政法制建设，以法治腐。在民主革命时期，尽管我们党还不是执政党，但已经进行廉政法制建设的探索。1933年1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1938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廉政法制建设逐步摆在了党和国家议事日程。1952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制定了《惩治贪污条例》。这标志着我国反腐败刑事法律的正式确立，对于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和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1957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国务院关于国

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暂行条例》中的一些条款也对廉政建设作了具体规定。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建国后的一个较长时期内，反腐败斗争更多是采取了政治运动、群众运动的方式，特别是在十年**期间，反腐败斗争脱离了法制的轨道，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破坏了社会稳定，教训是深刻的。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深刻地指出，反腐败“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10多年来，全国人大和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有关惩治腐败和规范行政行为方面的法律、决议、规定达210多件，国务院也发布行政法规30多件。这些法律、法规和规定的出台，为反腐败斗争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和政策保证。

（四）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在机制上防腐杜腐。中国共产党在反腐败斗争中还十分重视运用各种监督形式对党和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进行多层次、多方位的广泛监督。一是党内监督。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通过的党纲和党章中就强调要加强党的纪律和党内监督。党的五大还成立了党内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在党的建设实践中，党内监督制度不断得以加强和完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在党内监督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创造了许多党内监督的好形式和好方法，这些都对党的建设起了重要作用。二是群众监督。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让人民监督政府，“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建国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发动和依靠群众监督各级干部，防止权力变质方面作了不懈的努力。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更是强调群众监督，强调群众监督的法制化、制度化。邓小平指出：“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检举、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受到法律、纪律的处分。”实践证明，群众监督是反腐败的一个有效途径。三是行政监督。在实际工作中，行政机关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如果不加以监督和约束，很容易产生消极腐败现象。中国共产党历来很注重发挥行政监督的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行政监督愈益重要。为了更好地发挥行政监督的重要作用，我国不仅紧紧围绕廉政建设，制定了不少行政监督制度和法规，大大加强了行政管理的科学化、法制化，还特别是注重发挥专门监督机关的职能作用。除了上述监督外，党和国家还建立和逐步完善了国家权力机关监督、民主党派监督、法律监督、经济监督、舆论监督等，基本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监督体系，这对杜腐防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五）抓大案要案，从严从重打击各种权力犯罪。大案要案对党的危害最大，给党造成的影响最坏，广大党员群众也最愤慨，因此，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反腐败的重点放在大案要案上，建国初期，处决了腐化变质、贪污巨款的高级干部刘青山、张子善等人，在党内外起到了巨大的震慑和教育作用。改革开放以后，针对腐败现象有所滋长的情况，邓小平严肃指出：“刹这个风，一定要从严从重。”“一九五二年杀了两个人，一个刘青山，一个张子善，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只杀两个起不了那么大作用了，要多杀几个，这才能真正表现我们的决心。”各级党委和政府按照党中央的精心部署，重点查处大案要案的力度明显加大。仅1993年至1994年，全国监察机关就立案95220件，结案81808件，其中县（处）级干部2220人，厅局级以上干部178人。1996年1月至11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3.5万多件，涉及县（处）级上干部5643件；在受处分的人员中，县（处）级干部3695人，地厅级以上干部321人。重点查处大案要案，一是对搞腐败和正在搞腐败的人可以起到极大的打击、震慑和警诫作用；二是可以起到教育人民、增强国家工作人员的法制观念，鼓舞群众的斗志和勇气的作用；三是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坚决惩治腐败的决心和力量。

（六）围绕中心任务开展反腐败斗争。建国以前，战争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党领导开展的反腐败斗争主要是围绕着夺取民族民主战争的胜利而进行的。40年代末，革命战争胜利在即，党的中心工作开始由乡村向城市、由战争向发展经济转变，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及时告诫全党：“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撞，把中心任务忘记了。”建国之初，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是主要任务，所以在“三反”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中心，引导运动服务和服从于这个大局。毛泽东特别要求注意领导生产，不要脱节，不要因此减产，要求各地“务须严格控制，不得妨碍春耕和经济活动”。由于“三反”运动注意了围绕经济建设来进行，从而使运动开展得既轰轰烈烈，又不冲击经济；既有效地遏制了腐败问题，又大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迅速完成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在60年代开展的“四清”运动中，虽然也有一些失误，但并未给经济建设造成严重的冲击，主流还是好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随着拨乱反正和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经济建设成了一切工作的中心，其它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反腐败斗争也不例外。邓小平就多次强调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把打击经济犯罪、反对腐败现象作为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根本要求和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的重要保证。江泽民也多次强调这一问题。他在中纪委二次全会的讲话提出的反腐败斗争必须把握的三项原则中，第一条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推进改革、建设和发展服务”。这就从路线上、指导思想上保证了反腐败斗争与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的一致性。由于正

确地处理了反腐败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不仅使反腐败斗争取得了一些突破性进展，也使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的经验非常丰富，总结这些经验，给我们以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必须站在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把反腐倡廉当作一件大事来抓，常抓不懈，警钟长鸣。过去党之所以能够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赢得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与党高度重视反腐败是分不开的。今天，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反腐败面临的形势依然很严峻，我们更应该保持高度警惕，充分认识反腐败的长期性、重要性和紧迫性，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下决心不断抓出新成效，不断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新胜利。

（二）反腐败必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反腐败斗争中积累的重要经验，也是新时期反腐倡廉必须遵循的重要方针。产生腐败的原因很复杂，孤立地进行某一个方面的治理是不行的，必须从严治标，着力治本，综合治理。既要从严治党，从严治政，抓大案要案，严厉打击腐败分子；也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党员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的防腐御腐能力；更要加强法律制度建设，因为制度问题更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它既是约束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的行为规范，又是实施监督的准绳和依据，法律制度建设是反腐倡廉的更为可靠的途径；还要建立健全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制约滥用权力，减少以至杜绝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只有这样，才能使反腐倡廉取得更大的成效。

（三）必须正确处理反腐败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是保证反腐败斗争健康发展的关键。反腐败与经济建设是一致的，经济建设为反腐败提供物质基础，反腐败斗争保证经济建设的正确方向，二者相互促进，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中。反腐败斗争必须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同时又不能孤立地抓经济建设，必须把反腐败同经济建设一起部署，一起实施，一起落实。只有这样，才能在推进经济建设的同时，促进反腐败斗争的健康发展。在这一点上，应牢记党在反腐败斗争中两手抓、两手硬的成功经验，也要记取“一手硬、一手软”带来的沉痛教训。

（四）反腐败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使反腐败斗争取得成功。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这是党能够战胜腐败的内在依据。建党90年来，党在人民群众支持下纠正错误、克服缺点，揭露、消除腐败的历史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完全有力量、有能力解决自身的腐败问题，并领导全国人民取得反腐败斗争的胜利。

第五篇：时政热点：中国共产党能够解决重大时代课题

汕头中公教育 shantou.offcn.com 时政热点：中国共产党能够解决重大时代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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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颜晓峰

内容提要：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问题，每个时代的主要问题构成重大时代课题。把握重大时代课题，解决重大时代课题，才能找到引领时代进步的路标，才能创造一个新的伟大时代。中国共产党在97年的历史进程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准确把握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解决重大时代课题，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解决重大时代课题，是因为具有强大的理论创新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解决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上交出令人民满意的答卷，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中国共产党成立97年来，推动中华民族实现了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党之所以能作出如此巨大的历史贡献，就在于党能够在不同历史时期解决重大时代课题。把握重大时代课题，解决重大时代课题，才能找到引领时代进步的路标，才能创造一个新的伟大时代。97年来，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依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回答和解决重大时代课题，从而准确把握中国社会发展大势，顺应广大人民群众意愿，与时俱进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善于在把握社会主要矛盾中解决重大时代课题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问题，每个时代的主要问题构成重大时代课题。时代的主要问题就是多样问题中的总问题、多层问题中的元问题。时代的主要问题是社会主要矛盾的集中体现，每一时代都有与社会基本矛盾性质和状况相对应的社会主要矛盾。准确把握和正确处理社会主要矛盾，就能促进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从不相适应走向相适应，从而解决重大时代课题，推动社会发展进步。

我们党在97年的历史进程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准确把握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解决重大时代课题，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认识和把握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制定了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人民开始当家作主，党的八大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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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中公教育 shantou.offcn.com 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正确判断。改革开放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党的八大正确判断的基础上，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进一步表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站起来，就是因为我们党能正确把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富起来，就是因为我们党能正确把握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基本依据。准确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立足点。在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解决新的重大时代课题，就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善于通过提高党的领导能力解决重大时代课题

把握重大时代课题、解决重大时代课题绝非易事，需要政党具有强大的领导能力。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根本一点就在于具有强大的领导能力。党的领导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长期奋斗中砥砺磨炼、增强提高的。解决重大时代课题需要各个方面的领导能力，重中之重是理论创新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并以此为基础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我们党具有强大的理论创新能力。一个政党如果没有理论创新能力，就不可能有强大的领导能力。理论发展的动力是回答问题，理论创新的逻辑是解决问题。解决重大时代课题需要重大理论创新，同时又催生重大理论创新。97年来，我们党在敏锐把握、深入解决重大时代课题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都是正确提出和回答重大时代课题的理论结晶，为解决重大时代课题提供了科学指引。

我们党具有强大的实践创新能力。重大时代课题都是以一种集中、凝练、深刻的形式反映了人心所向、体现了实践要求。一个政党只有善于推进实践创新、解决实际问题，才能最终解决重大时代课题。我们党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最终的落脚点也是为了有效解决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实践创新并不仅仅是认识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有实践的勇气、魄力和担当。一步行动胜过一打纲领。我们党一直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97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前赴后继、接续奋斗，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推动矛盾转化、解决实际问题，体现出强大的战斗力。而且，我们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使党的思想和人民的愿望高度统一、党的战略和人民的利益高度统一，不断引领人民为解决重大时代课题而奋斗，体现出强大的领导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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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中公教育 shantou.offcn.com 在解决新的重大时代课题中诠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重大时代课题：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在带领全党全国人民为解决这一重大时代课题而奋斗。只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我们党必定能在解决新的重大时代课题中完成新的历史使命。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系统回答新的重大时代课题得出的根本结论。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是从历史使命、主要任务、发展战略等方面对新的重大时代课题的回答。历史已经证明，我们党能够带领人民在解决重大时代课题中站起来、富起来;历史正在证明，我们党能够带领人民在解决新的重大时代课题中强起来。

解决新的重大时代课题，需要深刻认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体化的过程。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内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既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着眼于解决新的重大时代课题的伟大实践不断向前推进。

解决新的重大时代课题的过程，也是我们党推进自我革命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自我革命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效应对各种考验、防范各种风险、战胜各种困难，在解决新的重大时代课题中开拓进取、奋发有为、焕发生机。只要始终发扬勇于自我革命精神，我们党就能在解决新的重大时代课题中变得更加强大、更有能力、更加卓越，进一步诠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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