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语言

第一篇：汪曾祺语言

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2、只知道，确定了就义无反顾。要输就输给追求，要嫁就嫁给幸福。

3、获得是一种满足，给予是一种快乐。

4、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5、人生没有对错，成功永远属于奋斗者。

6、除在某一方面确有特别杰出、超常的天赋者外，少年时期偏科是不大适宜的，未来的创造和发展需要思想开阔，过早偏科则会限制自己的思路，这也就限制了自己的发展。

7、不论你是站着还是跪着，命运都会不加改变地到来。以为跪着就矮了一截，命运的风暴就会刮不到，这只能是一种天真。

8、贝多芬说，他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如果我们没有贝多芬扼住命运咽喉的那份勇气，能给命运使个绊儿也是好的。

9、原来，人们诅咒命运，只是在自己没有受到命运宠幸的时候，如此说来，命运并非像许多人感觉的那么不公平。人们所以常常感觉命运不公，有时是因为我们太不念命运的好，而太记命运的不好。

10、生活之中，适当地改变自己的个性不是为了赶“时髦”，而是为了自我的完善，恰恰在这一点上，有一些人常常本末倒置。

11、一个人没有个性，便失去了自己。生活中一味的模仿之所以不可为，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抹杀了个性。

12、一般来说，一个人的个性可能不合于“潮流”，却合于生活。为了追赶“潮流”而改变自己的个性，那不过是做了一篇虚情假意的“文章”。

13、同为名山：华山险；泰山雄；黄山奇；峨嵋秀。“险”、雄”。“奇”、“秀”，就是不同的个性。山如此，人亦然。

14、少年不要怕失败，没有多少人会讥笑一个少年的幼稚和失败。当你长大了，失败的滋味会比少年时代难受得多。

15、没有个性，不是一个好的艺术家；仅有个性，也不是一个好的艺术家。

16、少年，既是长知识也是长身体的时期，学习和娱乐不可偏废。在我看来，首先是身体好，其次才是学习好。俗话说身体是本钱，一个人连本钱都没有了，还能干成什么事呢？

17、钱钟书先生一生淡泊名利是一种美德，而雨果先生生平的一大愿望是要把巴黎改为自己的名字也并非缺德。

18、少年时期虽应以学习为主，却也应逐渐养成分析和判断的习惯。有许多时候能够提出新的问题比解决问题还重要。

19、保持自身的个性和尊重别人的个性同样重要。

20、画家的个性挥洒在作品的线条里；诗人的个性倾注在作品的感情里；音乐家的个性融汇在作品的旋律里。不过，有为大多数人欣赏的个性，却没有为所有人欣赏的个性。

21、少年时代学东西，容易着急，容易改变兴趣，若能在长辈的指导并在一些伙伴之间展开竞赛，将有助于改变这种情况。

22、少年时代，人的记忆力特别好，能够在这个时期多背诵一些文学中的精华，不仅对当时有益，对未来也是很有益处的。

23、成大事业者有大胸怀。这样的人不会成日计较于鸡毛蒜皮，整天着眼于蝇头小利，枉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

24、一个人有了宽广的胸怀，他在生活中便多了理解，多了宽容，多了温和，多了宠辱不惊的气度。那些经常表现出咄咄逼人，尖酸刻薄的人，面对别人的成就不是赞赏而是低毁。

25、习惯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所以凡事一旦养成了习惯是很难改的。少年时期，在很多事上正是养成习惯的时期。与其后来吃力地改变一种坏的习惯，不如在少年时代就养成一种好的习惯。

26、少年成才，固然是件可喜可贺之事，却并不特别值得骄傲。当时南朝齐梁之际的才子江淹，六岁便能写诗，成名也很早。遗憾的是晚年没有取得什么成就。《梁书，江淹传》中说他：“晚年才思微退，时人皆谓之才尽。”江郎才尽的故事是发人深省的。

27、狭隘的人总是想扼杀别人的个性；软弱的人随意改变自己的个性；坚强的人自然坦露真实的个性。

28、不能保持自身的个性是一种“懦弱”，不能尊重别人的个性是一种“霸道”。

29、我喜欢出发，只为到达的地方都属于昨天，哪怕那山再清，那水再秀，那风再温柔，太深的留恋便成了一种羁绊，绊住的不仅有双脚，还有未来。

30、心胸宽广者如海，心胸平常者似河，心胸狭小者像沟渠。

31、人生，机会总是有的，不过稍纵即逝，就看你能否把握住。

32、命运的折磨和命运的恩赐，有时是难说清的，亚柯卡的自传《反败为胜》很多地方都说明了这点……

33、有胸怀者能荐贤，如春秋时齐国鲍叔牙力荐管仲，自己甘居其下；如塞内加尔第一任总统桑戈尔让位于迪乌夫，自己乐于隐退。这样的胸怀，对国家的繁荣发展和长治久安都是十分有益的。

34、“潮流’’总是不断地改变，你的“文章”难道也要不断地重写？

35、当我们备受命运折磨的时候，我们会嗟叹命运的不公平。当有一天命运对我们倍加青睐的时候，我们却会安然享受，不再去想命运是否公平。

36、心胸狭小的人多烦恼，别人不能公正地对待他，会使其烦恼；自己的机遇不如人，也会使其烦恼。在生活中遇到些许不顺的事情，便会叫苦连天，仿若安徒生童话中那个豌豆上的公主。

37、我真羡慕少年，学什么都来得及，不像我们，总是感觉在被时间的鞭子抽打着走。

第二篇：浅论汪曾祺小说的语言特征

浅论汪曾祺小说的语言艺术

——以《大淖记事》为例 【摘要】随着80年代的文学创造的繁荣发展，作家的创作个性日益彰显出来，以构建现代审美原则为宗旨的“文学的启蒙传统”悄悄地崛起并走向繁荣。汪曾祺以其独到的见解和审美视角，就其语言艺术来讲，其真实性；打破小说、诗歌、散文的界限，诗意性和叙事性和谐交融，俗中见雅，雅中见俗，淡而有味，继承了其师沈从文的语言风格；重视对氛围的渲染，来展现健康的人性美；朴实无华；全局把握，行云流水等让其在文学史上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关键字】小说 语言 特征

真实性

打破小说、诗歌、散文的界限 重视对氛围的渲染 健康的人性美

朴实无华

行云流水

一、真实性

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是艺术的唯一来源。脱离生活的艺术其生命价值较低。例如，贾平凹本来对农村生活，民间文化有较深的了解，写出了《商州初录》等优秀作品。但后来他转入写城市生活，由于没有深入、细致的了解，因此比较肤浅，文学价值不高，如《废都》，引起了广大读者的争议。

汪曾祺就注重对现实生活的把握，很多小说里的人物、语言、环境可以在他的故乡、他熟悉的环境中能找到原型。在《逝水<大淖记事>是怎么写出来》中，有这样的描述：“我从小喜欢到处走，东看看，西看看。。。路过铁匠店，我走进去看老铁匠在模子上敲打半天，敲出一个用来钉在小孩虎头帽上的小罗汉。路过画匠店，我歪着头看他们画‘家神菩萨’……”《大淖记事》里的大淖、铁匠、妇女、人物的习性，说话的腔调几乎都能从他的故乡中找到原型。其语言来源于生活，朴质真实，体现在口语化和地方方言的使用。

王安忆说“汪曾祺的小说，可说是顶容易读的了。总是最平凡的字眼，组成最平凡的句子，说一件最平凡的事情。” 不加过多的粉饰，信马由鞭。王安忆又说：“汪曾祺讲故事的语言也颇为老实，他几乎从不概括，而尽是详详细细，认认真真地叙述过程，而且是很日常的过程”。正如上面所说他朴实地再现了生活。例如：“这里的人，衣服被里洗过后，都要浆一浆。浆过的衣服，穿在身上沙沙作响。浆是芡实水磨，加一点明矾，澄去水分，晒干而成。这东西是不值什么钱的。一大盆衣被，只要到杂货店花两三个铜板，买一小块，用热水冲开，就足够用了。”（《大淖记事》）。用极其平凡、朴质的语言，详细地给我们描述了衣服怎样浆洗。他喜欢用“的、得、过、跟、了、去”等，加强了文章的口语化。我读他的文章，常常想用四川话读，而不是普通话，就是因为其强烈的口语化。

小说中常出现方言，或者是民间小调等民间语言，亲切、自然，也是真实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如莲子爱唱“打牙牌”之类的小调：“凉月子一出照楼梢，打个呵欠伸懒腰，瞌睡子又上来了。哎哟，哎哟，瞌睡子又上来了„„”。再如，姑娘媳妇当挑夫时，打起号子来也是“好大娘个歪歪子咧！”——“歪歪子咧„„”方言、小调等民间语言，本来就是来自民间，真实地再现民间的生活场景，反映民间的心理状况，其语言的真实性蕴含其中。

二、打破了诗歌、小说、散文的界限

《大淖记事》中，在叙述和描写小锡匠十一子和挑夫巧云的爱情故事以前，基本上不具备小说的情节，只是用流水般的语言，随意漫谈，展现一幅幅生活场景和自然风光，具有散文的特征。“形散而神不散”，这些描写看似像流水，四处蔓延，但最终都汇入大海，这个“大海”就是指为展现淳朴的人性美，展现作者深刻的民间立场。例如“挑夫们的生活很简单：卖力气，吃饭。一天三顿，都是干饭。这些人家都不盘灶，烧的是“锅腔子”——黄泥烧成的矮瓮，一面开口烧火。烧柴是不花钱的。淖边常有草船，乡下人挑芦柴入街去卖，一路总要撒下一些。凡是尚未挑担挣钱的孩子，就一人一把竹筢，到处去搂”。这不能称其为小说，只能是一种散文式的写法，从中我们可以品味出挑夫们的勤劳、朴实等人性美。

“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受戒》）这不是小说，读来朗朗上口，有诗歌的韵律，也有诗歌的意境。但小说还是有其完整的故事情节，用叙事性的语言展现了十一郎和巧云的爱情故事。对话是小说常用的一种语言方式，在人物的对话中推进情节的发展。

小说一般是以故事为纲，可是看完了，我满脑子里更多的是人，而不是故事情节，仿佛故事变成了故事情节变成了小说种的一个小插曲。但这种顺其自然的闲话文本表面上看来不象小说笔法，却尽到了小说叙事话语的功能，有一种清新自然美。把诗歌、小说、散文完美结合，诗意性和叙述性和谐交融。我认为诗歌属于雅文化，小说属于俗文化，散文介于而者之间，汪曾祺大打破小说、诗歌、散文的界线，使其小说俗中见雅，雅中见俗，淡而有味。似一幅淡雅的水墨画或连绵起伏的清秀山脉，又如梦幻的童话世界，时常展现纯朴、浪漫、强烈的爱情故事。此点《大淖记事》和沈从文的《边城》在语言上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渲染氛围，展现人性美

《大淖记事》开八十年代中国小说新格局之一的小说。“汪曾祺小说的风土人情不是故事的环境描写，而是作为一种艺术审美精神出现，人物、环境、故事、情节倒退到了次要位置，使当时不可动摇的创作原则（如典型环境、典型性格）由此得以根本上的动摇。‘五四’以来被遮蔽的审美的传统得以发扬光大”。重视对氛围的渲染，来展现人性美。这种“人性美”就是一种艺术审美精神。

“他们在沙洲的茅草丛里一直呆到月到中天。月亮真好啊！”多么唯美温馨的画面，“月亮”象征着他们出淤泥而不染的爱情，“月亮真好啊”展现了朴实、纯真的爱情。纯洁、坚贞的爱情是人性美的一个部分。

在汪曾祺的其他小说中，有更为明显的展现。“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浆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受戒》）明海与英子划着小船进入了爱情的理想国度，也驶进了汪曾祺情感的理想境界。在碧波芦荡中，美丽的景色孕育了健康的人性，展现了人性美。写出了朦胧的爱，迷离的情，写出了他们的朴质、纯洁、浪漫与天真，不事雕琢而明明如画，醉人心田。澎湃的灵性，梦幻的诗趣，一尘不染的情思，演绎了一场朴实无华而又不落俗套的爱情故事，成为人性美灿烂的圣歌，动人心弦。

汪曾祺不仅擅长自然风光的描绘，而且擅长用风俗来渲染氛围，以展现人性美。“人的一切生活方式都顺乎人的自然本性，自由自在，原始淳朴，充满了人间的烟火气，展现他们的七情六欲，表现出一种超功力的潇洒与美”。“ 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和街里的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大淖记事》）。

而“风俗”更能体现汪曾祺小说重视氛围的渲染，展现人性美。“风俗”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自觉的呈现，甚至反映一个民族对生活的挚爱，“风俗”又是来自民间，其生命里极强。小说中大量对“风俗”进行生动、细致的描绘，也可以增强其趣味性。汪曾祺笔下的“民俗”描写，人称“风俗画”写法，有其独特性。

不自觉的写作中，汪曾祺对风俗的描写，实则是渲染氛围，展现人性美。例如：锡匠们的娱乐便是唱唱戏。他们唱的这种戏叫做“小开口”，是一种地方小戏，唱腔本是萨满教的香火（巫师）请神唱的调子，所以又叫“香火戏”。这些锡匠并不信萨满教，但大都会唱香火戏。戏的曲调虽简单，内容却是成本大套，李三娘挑水推磨，生下咬脐郎；白娘子水漫金山；刘金定招亲；方卿唱道情，„„可以坐唱，也可以化了装彩唱。遇到阴天下雨，不能出街，他们能吹打弹唱一整天。附近的姑娘媳妇都挤过来看，——听。“小开口”萦绕一种闲适的氛围，寄托“大淖”人们的向往，“附近的姑娘媳妇都挤过来看”把女性喜欢热闹以及异性间不回避的吸引展现出来，质朴，洒脱，更显其人性美。

要达到这样的效果，语言的把握是极其重要的。读汪曾祺的小说似乎去乡间漫游，其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风俗画”，渲染了氛围，凸显出人性美，健康的美。

四、朴实无华 汪曾祺的小说和沈从文的小说一样，喜欢采用白描的手法，像出水芙蓉，清新淡雅，不刻意地雕琢、粉饰。常采用地方方言，展现浓郁的地域风俗等民间性的精华，朴实中见真，真中显其趣味性。

五、行云流水，洒脱中自有章法

“作品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个的句子，而在于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关系。包世臣论王羲之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大淖记事》的语言行云流水，洒脱中自有章法，叙述在不受拘束地信马由鞭。

汪曾祺是语言大师。小说语言的特点相互渗透、交融、影响。其小说语言就像一杯茶，清新淡雅，雅俗相间；又如行云流水，洒脱中自有章法；口语话、俗语让其真实动人；重视氛围的渲染，展现人性美。其小说语言上独到的建树，对后世影响深远，也奠定了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第三篇：初探汪曾祺短篇小说语言的艺术魅力

初探汪曾祺短篇小说语言的艺术魅力

王亚

内容摘要：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被誉为“中国当代短篇小说之王”。其小说创作在当代文学众多作家中独具特色，这个特色主要反映在他的小说的语言上。读汪曾祺的作品是一种语言的享受，他的语言简洁、精妙淡雅，读来自然流畅，如行云流水，余韵悠长。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从汪曾祺小说的语言艺术上，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语言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也可以看到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本文将对汪曾祺小说语言的艺术风格作初步探讨，努力寻找汪曾祺小说语言风格和作家文化修养之间的关系。综合运用修辞学、文学理论来研究，从而对汪曾祺独具个性的语言艺术魅力做出较为客观准确的分析。

关键词： 汪曾祺；语言风格；散文体式；文化品质

二十世纪小说发展史上，汪曾祺小说创作是有目共睹的，其在文学史上有史料价值。其小说“把京派的余绪引入新时期文坛”,“使开创于鲁迅之手，成熟于废名、沈从文、师陀、萧红等人的现代抒情小说传统，在几十年的中断后，得以赓续”。此外，汪曾祺的创作，对八十年代的“寻根派”、“先锋派”、“新写实派”都有点化与启示作用。

但在我看来，汪曾祺的价值，主要在于他呈现给我们的独特的文学风

昆德拉曾经指出，好的小说应当像音乐。汪曾祺是很注重小说语言音乐性的作家，他的小说写得很美，其语言的音乐性就是构成小说语言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的音乐美使汪曾祺的小说语言，像一棵立在明净、流动的小溪旁的杨柳，婀娜多姿，随风流荡，内在生命的汁液在体内自由流转。

首先，在汪曾祺小说中，语言有一种回环美。“回环美，大致说来就是重复或再现。在音乐上，再现是很重要的作曲手段。再现可以是重复，也可以是模进，重复是把一个音群原封不动地重复一次，模进则是把一个音群移高或移低若干度。然后再现。不管是重复或者模进，所得

 的效果都是回环的美。”汪曾祺小说中有着特殊用意的词语或句子隔一段距离重复出现，读来就会有音乐上的回环效果。在他的《鸡鸭名家》第一段第一句以“刚才那两个老人是谁？”开头，引起了读者的好奇心。随后，这句话在文章中间出现了四次，一步紧似一步，凸显了作者急于知道的心理。结尾又再次追问，触动人们的思考。一句话在文中出现了六次，显然这两个老人的生活，特别是他们超过普通人的能力对作者仍然有神秘感，而全文有这六句相同或相似的句型经过一段距离反复出现，使原先比较松散的故事情节连接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形成一种重叠、和谐、回环的音乐感。

其次，汪曾祺的小说语言有一种匀称的整齐美。这主要是通过排比、对偶的语句来实现的。比如排比句的妙用：

养鸭是一种游离，一种放逐，一种流浪。（《鸡鸭名家》）陈相公脑袋大大的，眼睛圆圆的，嘴唇厚厚的，说话生气粗粗的。（《异秉》）

语言的音乐美。

（二）浓郁诗情的风俗画

阅读汪曾祺的小说，常常令人感到仿佛是欣赏一幅中国传统文人信手挥运的淡淡水墨画。他的作品是对某地风土人情的描绘，形神兼备，因此又是清新的风俗画。汪曾祺本人就是一个画家，会中国画，因此对于色彩的感觉非常敏感。进入汪曾祺的小说世界，总能感受到一种诗意和美的情调。汪曾祺说“一个民族文化的最基本的是语言。汉语和汉字不是一回事。中国识字的人，与其是用汉语思维，不如说是用汉字思维”。⑥汉字具有象形特征，汪曾祺认为可以使中国小说语言忘“文”生义。在汪曾祺的小说中，精妙的色彩搭配使他的小说具有了诗的意境和清新的民间神韵。汪曾祺的小说语言多捕捉下层社会、平凡人生，市井百态的景象事物，在风俗画中，强烈地展现出生命的活力，风习的传承，文化的血脉。比如《岁寒三友》对鞭炮颜色的形象把握：“除了一般的鞭炮，还出一种别家不做的鞭炮，叫做“遍地桃花”。不但外皮，连里面的筒子都一色是梅红纸卷的。放了之后，地下一片红，真像是一地的桃花瓣子。如果是过年，下过雪，花瓣落在雪地上，红是红，白是白，好看极了。”此处的颜色，我们不禁会联想到《红楼梦》中黛玉葬花的情景。中国古典的诗词中也有大量运用色彩的句子“春风又绿江南岸”，“日照香炉升紫烟”……我们不难发现，汪曾祺的语言颇具古典诗文的神韵，是对中国文学优良传统的继承。

汪曾祺曾强调小说里所描写的景物不但要是作者眼中所见，更要是所写的人物的眼中所见。对景物的感受，得是人物的感受。小说的颜色、声音、形象，氛围和所写的人物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写景就是写人。

的风格特色。汪曾祺说过，我的一些小说不大像小说，或者根本就不是小说。他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他自认为是一个文体家，写小说就是将日常生活中平淡的事写出韵味，写出情致。其散文化的小说，不重故事情节，取气氛、意境为上。

（一）口语和文言的巧妙糅合

为什么那些平平淡淡、普普通通的日常口语一融进汪曾祺笔下，就有了一种独特的韵味？关键在于汪曾祺除了从民间的、日常的口语中寻求语言资源之外，同时还非常重视从古典文学中汲取营养。

方言、口语意味着对群体的生活经验、思维方式以及情感思绪的领会和融入。汪曾祺从小就对民间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深厚的感情。民歌的新鲜比喻和精巧韵律、民间故事的丰富想象和农民式的幽默常使他惊奇不已。汪曾祺认为，一个作家要想使自己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民族特点，离开学习是绝对不行的。活跃在20世纪80年代文坛的汪曾祺被评论家认为是一个“大器晚成的作家”。正如有的学者所描绘的那样，“他的神经在几十年的高度紧张之后突然放松了。就在他放松的一刻，他精疲力竭的睡着了。一进入梦乡，他就迫不及待地直奔故乡，直奔童年。在这回归童年的路上，他迎来了文学的辉煌”。⑦这里的“直奔故乡”，“回归童年”，实质上是一种“民间还原”。从其具体的文本中，随处可见汪曾祺对民间语言、民歌的运用。如《受戒》中说赵大娘穿的衣服都是“格挣挣”的，这个词据汪曾祺所言就是他家乡的土话。在用这个词时，他“踌躇了很久。后来发现山西话里也有这个说法，并在元曲里发现“格挣”这个词，才放心地用了”。⑧《职业》中关于文林街从早到晚各种吆喝声，《老鲁》中用的山东话“斤半锅盔——够戗”，散黄，乱带，日久，全不要。（《鸡鸭名家》）

汪曾祺经过口语和文言文的糅合，他将口语、文言、家乡话、北京腔巧妙的融为一炉，炼制成一种亦俗亦雅、亦淡亦浓、亦庄亦谐的独特语体风格。

（二）喜短句，巧用诗化语句

汪曾祺在哈佛大学演讲时曾说过“语言不是一句一句写出来‘加’在一起的，语言的美不在一句一句的话，而在话与话之间的联系”。汪曾祺小说为了叙述的简洁，喜用短句，喜欢分行，这是他的小说语言形式上的一大特征。句子短，就灵活，就上口流利，平易亲切，就有活泼的生命;短句长句交相变化，又显得错落有致，姿态横生。比如：

人看远处如烟。自在眼里，看帆蓬远去。来了一船瓜，一船颜色和欲望。一船是石头，比赛着棱角。也许——一船鸟，一船百合花深巷买杏花。骆驼。骆驼的铃声在烟柳中摇荡。鸭子叫，一只通红的蜻蜓。惨绿色的雨前的磷火。一城灯！（《复仇》）

这几话语言写的准确清爽、简单干净，跳动活泼，富有律动和生气。诗的字里行间流动着一种充满古意的东西，那种浪迹天涯的漂泊感，会让人不禁想到马致远的小令《天净沙·秋思》。这种诗化的语言，营造出一种氛围，表达出一种情绪，形成一种深邃幽远的意境。

有人说汪曾祺是用诗和散文的形式来写小说，这话是很重肯的。其小说看去极白极俗，其实极雅极美。有诗的情绪、诗的意境，也有诗的想象，诗的韵律。恬淡温馨，韵味无穷。汪曾祺的小说创作是力主打通小说、诗歌、散文之间的界限的，《受戒》、《天鹅之死》、《晚饭花》，等正是这方面尝试之作。在他的小说中，很多地方本身就是诗。比如《晚

响着这些文言作品的余韵。汪曾祺小说有儒、释、道的传统文化背景，体现最突出的以故乡四十年代的小知识分子、手工业人、出家人等为书写对象的作品中。

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讲求仁爱中庸、顺应人情，体现一种现世的人文精神。汪曾祺对儒家的亲和，正是看到的儒家的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我觉得儒家是爱人的”，“我受影响最深的还是儒家，我觉得孔子是很有人情味的”，“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受戒》中为小儿女的朦胧的爱情唱了一曲生命的赞歌，《大淖记事》中巧云对爱情的忠贞、对生命的坚忍令人感动，《七里茶坊》中通过对“当官的说谎，老百姓遭罪”荒唐时代的批评，表达“哀民生之多艰”的忧思……汪曾祺笔下的人物浸透了人道主义的温情，用笔又是如此的符合人物身份和整体氛围。

读汪曾祺的小说，也分明能感受到其受到道释思想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读他的文字，你感受到的是清淡平和，犹如坐在茶馆里，泡了清茶，听一位阅历丰富的老人聊天，亲切、自然、从容、无拘无束。恰似庄子的散文，“形神如空，行气如虹”，天马一般走笔。对老庄顺乎传统自然、单薄名利的人生境界和审美追求的崇尚，形成了其作品散淡的语言风格。《徙》写国文老师高北溟运乖命蹇的一生，就用儒雅的文体前后对《庄子·逍遥游》中的语句进行了引用。这样文章的基调便显得行云流水，韵味无穷。对于王维、孟浩然诗歌禅宗的空灵明快的吸收，形成了作品自我朴素、旷达的语言品格，也培育了他的超脱情怀。汪曾祺笔下塑造了一批生活态度旷达超脱、适性得意的人物，“艺术家”作画时如庖丁解牛般“踌躇满志”的酣畅，戴车匠工作时“车人合一”的状态，1

的胸怀，一种包容的气度。于是，一股士大夫式的淡雅、闲适与飘逸之气不时从他的小说语言中飘然而出。

在汪曾祺的笔下，有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存，也有人与自然相互协调一致。《七里茶坊》中的掏粪人的互帮互助；《羊舍一夕》中的四个小工的和睦尽职；《安里居》里的酒友之间的和和乐乐；《故乡人》中人对自然地自觉回归，这里几乎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和尖锐的角逐争斗，父母兄弟姐妹间恭孝有爱，邻里乡亲间和睦共处，朋友间相濡以沫，同事间宽和谦敬。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平民百姓以及下层人之间那种平和仁义、善良多情，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与有爱，领略到人间美好的和谐情怀。汪曾祺因为太善良，太珍惜美的感觉，使他不忍心去揭露人性的丑恶，而潜心去表现诗意、健康的人性。因此生活中的恩怨、挫折都被其和谐的方式处理掉了。因此作品中的人物也具有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释然与从容。

80年代，汪曾祺提出小说应“回到传统，回到现实主义”，在沈从文的劝诫影响下，他认识到，“要对生活充满热情，即使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也不能觉得‘世事一无可取，也一无可为’。一个人，总应该用自己的工作，使这个世界更美好一些，给这个世界增加一点好东西。在任何逆境之中也不能丧失对于生活带有抒情意味的情趣，不能丧失对于生活的爱。”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俗世生活的执着与肯定，正如沈从文一样，在美与善的书写中，寄托自己召唤人性美、人性善的复苏以及民族品德重建的拳拳之心。

在我看来汪曾祺文如其人。汪曾祺不算是“深刻”的作家，但他是一个有独特艺术魅力的作家，这种魅力来自于他走的是一条适应自己个性

⑧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⑨ 汪曾祺：《晚饭花集·自序》1998年。

⑩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三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参考文献

1.洪子诚.《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记事》（下）.当代作家评论.2000，（01）2.黄子平.《汪曾祺的意义》.北京文学.1989，（01）

3.汪曾祺.《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见：季羡林.京华心影.深圳：海天出版社，2001：232 4.王力.《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471 5.夏云珍.《论汪曾祺小说中的叠音用法》.襄樊学院学报（哲社版）.2000，（06）6.汪曾祺.《认识到的和没有认识到的自己》.北京文学.1989，（1）7.摩罗.《本世的温馨》.当代作家评论1996（05）

8.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108 9.汪曾祺.《晚饭花集·自序》.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0.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三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219，214 11.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八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73，75，74

第四篇：简析汪曾祺创作的语言特色

简析汪曾祺小说创作的语言特色

——以《受戒》为例

摘 要 汪曾祺的作品向来为广大读者群所喜爱。其文学创作语言十分注重对中国传统的民间的语言文化的记录、传承，在文学作品里，作者擅于散文化的笔调勾勒一幅幅民间风俗画，充溢着一股浓浓的地道的“中国味儿”。其小说创作充分利用民间生活语言，语言白话到极致、随意而为、直白通俗，却又不显得粗俗、浅薄、简陋。其作品读来让人觉得清新、自然、生动、传神、鲜活，更有通常只有文学性语言才能达到的绘画美和音乐美的艺术效果。正是这种俗白平淡与雅致惊奇的矛盾统一，形成了汪曾祺小说创作所独有的一种语言艺术特色。本文以《受戒》为例，简析汪曾祺小说创作的语言特色。

关键词 汪曾祺；受戒；语言；特色

汪曾祺的小说《受戒》，于1980年，正式发表于《北京文学》10月号上。[1] 汪曾祺是江苏高邮县人,从小在传统民间文化的熏陶下成长，从小的耳濡目染为他的文学创作中语言的灵活运用打下基础。《受戒》中描写的明海（小明子）出家的荸荠庵也是有迹可循的，抗战期间战事日紧，汪曾祺曾随祖父、父亲到离高邮城稍远的一个村庄的小庵里避难半年。《受戒》中作者通过语言文字对周围环境的描写得细致入微、活灵活现。思想等都是要以文字为载体的，都是通过语言特色传达出来的。简析《受戒》语言特色主要有一下几方面：

一、娓娓道来的叙述式语言描写

作者不急不缓、随意而为，不矫揉、不造作。就那样自然而然地交代待着，不厌其烦地交待着，交待这、交待那、交待来、交待去，小说就结束了。《受戒》从开始交待荸荠庵名字的由来、明海出家的原因、明海学做和尚、荸荠庵里的和尚和日常琐碎事务、明海与小英子的生活的点点滴滴、到最后明海受戒等，作者都一一交待清楚，小说也就结束了。事务巨细，一一说明。如：

“要当和尚，得下点本，——念几年书。哪有不认字的和尚呢！于是明子就开蒙入学，读了《三字经》、《百家姓》、《四言杂字》、《幼学琼林》、《上论、下论》、《上孟、下孟》，每天还写一张仿。村里都夸他字写得好，很黑。”

……

“过了一个湖。好大一个湖！穿过一个县城。县城真热闹：官盐店，税务局，肉铺里挂着成边的猪，一个驴子在磨芝麻，满街都是小磨香油的香味，布店，卖茉莉粉、梳头油的什么斋，卖绒花的，卖丝线的，打把式卖膏药的，吹糖人的，耍蛇的，……他什么都想看看。” [2] ……

这样琐碎的叙述没有让广大读者厌烦，因为留给他们的是一幅幅鲜活的画卷、是一份深思回味。

二、俗白平淡与雅致惊奇的矛盾统一

一部小说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语言成色。“小说作者的语言是他的人格

[3]的一部分。语言体现小说作者对生活的基本态度。”优秀作品大多使用华丽的辞藻、或是典雅的言语、或是繁复的修辞等等，无非是一些文学性较强的语言。或者有那么些作家擅用白描手法，通俗白话语言的，但都得十分小心翼翼的用词造句，以免于流俗。汪曾祺的《受戒》语言却刚好相反，俗白平淡到极致的同时，也用得随心所欲，毫无雕琢修饰痕迹。《受戒》中甚至出现了“姐儿生得漂漂的，两个奶子翘翘的。”、“俺日你奶奶！俺不烧了！”等纯民间老百姓的日常粗言粗语。作者都能将其利用起来，化腐朽为神奇，给人一种真实、纯净之感。小说全篇基本采用的白描手法，语言通俗直白易懂。里面却是蕴含着一种雅致、惊奇。形成这种俗白平淡与雅致惊奇的矛盾统一，读来朗朗上口，却暗藏玄机。

三、民间化的口语化的“中国味儿”语言

《受戒》中反复出现一些民间的口语、地方说法、歌谣等具有浓厚“中国儿”的民间传统语言文化。如：

“他是从小就确定要出家的。他的家乡不叫“出家”，叫“当和尚”。他的家乡出和尚。”

……

“仁山，即明子的舅舅，是当家的。不叫“方丈”，也不叫“住持”，却叫“当家的”。”

……

“姐和小郎打大麦，一转子讲得听不得。听不得就听不得，打完了大麦打小麦。” ……

“姐儿生得漂漂的，两个奶子翘翘的。有心上去摸一把，心里有点跳跳的。” [4] ……

大量使用民间地方说法、民间传唱的歌谣。读来亲切自然，贴近生活。为文本增添活力，清新别致，而不显得呆板死硬，枯燥无味。

四、诗化的语言，具有音韵美和节奏美

这里的“诗化”并不是指精雕细琢刻意而为之的“诗歌”，而是一个个平凡的词、一个个平淡的句所串联起来的长长短短的话语，读来有种诗化感，充满音韵美和节奏美。擅用长短句，最短的可以短至一个字，长长短短字数不等，错落有致、相映成辉；擅用叠音词、排比句，节奏明快，音节的效果更能强化音韵和节奏美。如《受戒》：

“他的家乡出和尚。就像有的地方出劁猪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出箍桶的，有的地方出弹棉花的，有的地方出画匠，有的地方出婊子，他的家乡出和尚。" ……

“赵大伯是个能干人。他是一个“全把式”，不但田里场上样样精通，还会罩鱼、洗磨、凿砻、修水车、修船、砌墙、烧砖、箍桶、劈篾、绞麻绳。他不咳嗽，不腰疼，结结实实，像一棵榆树。人很和气，一天不声不响。”

……

“大娘精神得出奇。五十岁了，两个眼睛还是清亮亮的。不论什么时候，头都是梳得滑溜溜的，身上衣服都是格挣挣的。” [5]

……

上面所引句式长短错落有致、读来节奏明快。排比句式既能强调，也能增加节奏感、韵律感。“清亮亮”、“滑滴滴”、“格挣挣”等叠词，形象生动，新颖别致。

五、散文化的笔调

小说不是散文，它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有自己的特点。小说本长于人物形象的塑造、注重故事情节的发展。《受戒》这篇小说，读来却会让人产生这是一片散文的幻觉。这源于汪曾祺在文本中大量散文化笔调的使用，笔墨重点没有明显地放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情节的曲折发展上。《受戒》中，汪曾祺用散文化的笔调为读者勾勒一幅又一幅的风俗画，如：

“荸荠庵的地势很好，在一片高地上。这一带就数这片地势高，当初建庵的人很会选地方。门前是一条河。门外是一片很大的打谷场。三面都是高大的柳树。山门里是一个穿堂。迎门供着弥勒佛。不知是哪一位名士撰写了一副对联：

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 开颜一笑笑世间可笑之人” ……

“这地方的忙活是栽秧、车高田水，薅头遍草、再就是割稻子、打场子。

这几荐重活，自己一家是忙不过来的。这地方兴换工。排好了日期，几家顾一家，轮流转。不收工钱，但是吃好的。一天吃六顿，两头见肉，顿顿有酒。干活时，敲着锣鼓，唱着歌，热闹得很。其余的时候，各顾各，不显得紧张。”

[6] ……

寥寥几笔便能勾勒出风俗画。汪曾祺的笔墨多用在环境景物、人文风情的描绘上，却也没影响情节的发展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受戒》简单的情节也能引起读者的续读欲望。在高潮的时候却戛然而止，采用“留白”的手法，并未交待明海与小英子的结局如何，而是让读者自己去判断、思考。汪曾祺人物形象的塑造，他笔下的每个人物虽着墨不多，却活灵活现。如明海的三个师傅，每个人几句话就让人印象深刻了。如：

“仁山所说当一个好和尚的三个条件，他自己其实一条也不具备。他的相貌只要用两个字就说清楚了：黄，胖。声音也不像钟磬，倒像母猪。聪明么？难说，打牌老输。他在庵里从不穿袈裟，连海青直裰也免了。经常是披着件短僧衣，袒露着一个黄色的肚子。下面是光脚趿拉着一对僧鞋，——新鞋他也是趿拉着。他一天就是这样不衫不履地这里走走，那里走走，发出母猪一样的声音：‘呣——呣——’。

二师父仁海。他是有老婆的。……这两口子都很爱干净，整天的洗涮。傍晚的时候，坐在天井里乘凉。白天，闷在屋里不出来。

三师父是个很聪明精干的人。有时一笔帐大师兄扒了半天算盘也算不清，他眼珠子转两转，早算得一清二楚。他打牌赢的时候多，二三十张牌落地，上下家手里有些什么牌，他就差不多都知道了。他打牌时，总有人爱在他后面看歪头胡。谁家约他打牌，就说‘想送两个钱给你。’他不但经忏俱通（小庙的和尚能够拜忏的不多），而且身怀绝技，会‘飞铙’。……他还会放‘花焰口’。”

[7]

汪曾祺的语言特色是他所独有的，无人能模仿、无人能超越。正如贾平凹评价汪曾祺所言：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8]

注 释: [1] 吴秀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1917—2000

（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26.[2] 吴秀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1917—2000

（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13—214.[3] 汪曾祺.文论卷[A].汪曾祺文集[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61.[4] 吴秀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1917—2000

（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13—217.[5] 吴秀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1917—2000

（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17.[6] 吴秀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1917—2000

（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20.[7] 吴秀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1917—2000

（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16—217.[8] 史飞翔.贾平凹评价汪曾祺：一只文狐修炼成老精.[E].新华网•悦读，2013.参考文献: [9]汪曾祺.关于受戒[A].汪曾祺全集(第六卷)[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336～340.[10]毛静.从《受戒》看汪曾祺小说的民俗美和诗化美[J].宿州学院学报，2005（4）.[11]刘红.论汪曾祺小说的语言特色[J].芒种 作家论丛，2012（9）.[12] 鲁晓霞.论汪曾祺文学作品的语言特色[J].平原大学学报，1999（3）

第五篇：浅析汪曾祺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

浅析汪曾祺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

论文关键词：汪曾祺 作品 语言 风格

论文摘要：汪曾祺是当代文学史上一位风格独特、具有独特地位的作家，也是一位深受读者欢迎的具有广泛影响的作家。汪曾祺的作品充分汲取了古典文学的营养，突破诗歌、散文、小说的界限，形成了其具有独特韵味的文学语言。本文以汪曾祺的小说散文为研究对象,拟探讨汪曾祺小说语言风格特色, 对于进一步理解汪曾祺文学作品有一定的帮助，也期待人们对汪曾祺语言有更深入的鉴赏和研究。

在当代文坛上,汪曾祺以自己珠玉般的篇什,显示了他那简淡恬适的个性气质和古朴明净的传统风格,表现了驾御语言的高超功力和卓然不凡的语言风度。由于种种原因，汪曾祺并不算一位多产作家,然而,他那篇篇佳作赢得了人们的喝彩,尤其是他那幽兰清菊般的语言更是令人口齿留韵,难以释怀。汪曾祺同别人不一样之处，在于他接受过西南联大正规的高等教育，当属科班出身，且由于汪曾祺长期在北京从事文学和京剧戏曲的编辑和编剧工作,大大影响了他的小说语言,使他操成更为纯熟流利的京味儿普通话。而这京味儿又是最恰到好处的,它平添了文学的生活姿态和个性色彩,而绝无油嘴子之弊,令人感到朴素而不平板,流畅而不浮滑,自然本色,舒爽清新。

这种语言的功底和魅力显然得益于日常口语，方言，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的完美化合。汪曾祺将精练的古代语言词汇自然地消融在文本中，又从日常口语，方言，民间文学中吸取甘美的乳汁，兼收并蓄，克钢化柔，扫除诗歌、散文、小说的界限，独创了一种新文体。

一、口语化的语言

汪曾祺在《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一文中曾经写道：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文化积淀越是深厚，语言的含蕴就越丰富。这种文化的积淀自古就有之，从《诗经》到《楚辞》，从唐诗宋词到明清小说，经过了几千年的积淀和蕴蓄，就形成了一种“书面文化”。这种文化可以增添文章的底蕴与深奥，让文章显得悠长而具有深味。与这种“书面文化”相对的则是一种“口头文化”，它是一种民间文化，可以是方言，也可以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话。它集中就表现在通俗易懂，平易近人，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很接近。他自己也说：我对民间文学是有感情的，民间文学丰富的想象和农民式的幽默，民歌比喻的新鲜和韵律的技巧使我惊奇不置。而当这种“口头文化”与“书面文化”一结合，就变得雅俗共赏，俗中见雅，既符合知识分子的阅读要求，也给平民带来了阅读的方便。下面就分析汪曾祺作品中口语的运用已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

红油冒出来，本来只能观其形，用上“吱——”仿佛能闻其声，这一声“吱——”让食咸鸭蛋的过程变得有声有色，有情有趣。

“鸭蛋有什么可挑的呢？有！”

干脆利落的一个“有”，石破惊天的一个“！”，“以稚童的语气呼之欲出，真是世故到了天真的地步”（王安忆语）。

从上面的两个例子便可体会到，正如王安忆说过的“汪曾祺的小说，可说是顶容易读的了。总是最平凡的字眼，组成最平凡的句子，说一件最平凡的事情。”确实如此。王安忆又说：“汪曾祺讲故事的语言也颇为老实，他几乎从不概括，而尽是详详细细，认认真真地叙述过程，而且是很日常的过程。”

汪曾祺小说散文的语言特色重要表现为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举个例子，“我家后园有一棵紫薇。这棵紫薇有年头了，主干有茶杯口粗，高过屋檐。一到放暑假，它开起花来，真是‘紫得’不得了，紫薇花是六瓣的，但是花瓣皱缩，2 瓣边还有很多不规则的缺刻，所以根本分不清它是几瓣，只是碎碎叨叨的一球，当中还射出许多花须、花蕊。一个枝子上有很多朵花。一棵树上有数不清的枝子。真是乱。乱红成阵，乱成一团。简直像一群幼儿园的孩子放开了又高又脆的小嗓子一起乱囔囔。”又如他的《虎头鲨、昂嗤鱼、阵鳌、螺蛳、蚬子》这篇专讲吃的散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苏州人特重塘鳢鱼。上海人也是，一提起塘鳢鱼，眉飞色舞。塘鳢鱼是什么鱼？我向往之久矣。到苏州，曾想尝尝塘鳢鱼未能如愿，后来我知道：塘鳢鱼就是虎头鲨，瞎！”一声“瞎”韵味无穷，意境高远。

自五四以来，尝试把口语溶入写作的人当然绝不只是汪曾祺一个，但汪曾祺可说是最为成功。王安忆说“汪曾祺的小说写得很天真，很古老很愚钝地讲一个闲来无事的故事，从头说起地，‘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地开了头。比如‘西南联大有个文嫂’（《鸡毛》）；比如‘北门有一条承志河’（《故里杂记》）；比如‘全县第一个大画家季陶民，第一个鉴赏家是叶三’（《鉴赏家》）然后顺着开头徐徐往下说，从不虚晃一枪，弄的扑朔迷离。他很负责地说完一件事，在由一件事引出另一件事来”（3）我认为王安忆对汪曾祺的小说的叙述和语言的特征，描写得相当准确。读汪曾祺的小说确乎如此，什么都平平淡淡，但读完之后，你却不能平静，内心深处总会有一种隐隐地激动。

李陀曾在《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花城》，1998，5)一文中，对现代汉语形成的历史作了一番回顾，他认为“五四”白话文运动最大弊病就在于书面语言的贵族化倾向，产生的是一种“文绉绉的脱离日常生活口语甚远的书面语言。”“若是白话文写作不想陷入某种‘贵族主义’，那就必须向活生生的‘群众’使用的口语打开大门。”汪曾祺的白话文带给人一种“解放感”，就来自以鲜活的口语来改造白话文之“文”，“一方面使书面语的现代汉语有了一个新面貌，另一方面使汉语的种种特质有机会尽量摆脱欧化语法的约束。”观汪曾祺的口语化，却多了一些他自身独有的优势：他对古今中外文化语言资源兼容并蓄的态度，他的打破 3 了地域界限的口语化，他对民间口语资源的重视等。

同时，汪曾祺小说散文中大量采用了地道的方言，文章读来琅琅上口，倍感亲切。汪曾祺对吴语非常稔熟，颇知其传神妙处。他在小说《星期天》、散文《安乐居》中，恰到好处地运用了上海方言。如“操那起来”、“斜其盎赛”等，既有地方色彩，又写活了人物，吴地读者赏来自有动人情趣。在上海，卖糖炒热白果的小贩在街头吆喝道：“阿要吃糖炒热白果，香是香来糯是糯！”那句中的“糯”字，使汪曾祺竟“嚼”出细腻柔软而有弹性的韵味来，他在形容女作家铁凝的小说《孕妇和牛》的语言风格时，便油然想起吴语里的这个字：糯。他怕这位北方作家不能体会这种语感，就说：“什么时候我们到上海去，我买一把烤白果让你尝尝。”再如《岁寒三友》中一段“早！早！吃过了？偏过了，偏过了！”极富情趣。运用方言实际是用了老百姓自己的语言贴近生活，象这样的语言在汪曾祺的小说、散文中是唾手可得的。

有人说他的语言看起来很普通，但是一连串起来就很有意味。这就是对俗中见雅的最好阐释。

二、个性化的语言

除了口语的应用外，汪曾祺的文章也很有性格。一是文章中破折号的运用很多。这可能是任何作家都经常使用的语言符号，但是汪曾祺的使用数量是值得关注的。“金岳霖先生”一文中破折号的运用有7处，“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一文中有6处，“名优逸事”一文中有8处，“铁凝印象”一文中有11处„„诸如此类的破折号的运用还有很多，而在他的文章中，这些破折号大多是表示解释说明，还有则是两人对话之间的区分。

二是汪曾祺的文章中除了用破折号解释说明，还大量的使用括号来解释说明前边的内容，而且使用的非常频繁。“沈从文转业之谜”中有12处，“我的家”一文中有14处，“我的家乡”一文中有13处„„他很善于用会追括号的方式进 4 行追加式的解释说明或增添内容，这些括号中的内容有的是单纯的解释说明，有的是幽默诙谐的语言——“我的家乡”一文中写到“终于，我记得是七月十三（可能记错），倒了口子。”

三是文章中多用“俏皮”的词语，这与汪曾祺的幽默是分不开的。“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一文中写沈从文来到北平“经常为弄不到一点东西‘消化消化’而发愁。”文中写“沈先生很好客，朋友很多。老一辈的有林宰平、徐志摩。沈先生提及他们时充满感情。没有他们的提携，沈先生也许就会当了警察，或者在马路旁边‘瘪了’。”这里的“瘪了”一词不仅读起来惹人发笑，而且它确实准确地说明了沈从文当时的境况；“铁凝印象”中汪曾祺接受了写写铁凝的任务，但快到交卷时才发现自己并不了解铁凝时写到“文章发排在即，只好匆匆忙忙把一枚没有结熟的‘生疙瘩’送到读者面前——张家口一大把不熟的瓜果叫做‘生疙瘩’。”这些语言不仅给他的文章增添了很多生机和趣味，而且这些“俏皮”的词语就像人们听自己的家乡话一样，很容易理解。

四是文章中多引经据典，而且文末多有一句慨叹之句。从汪曾祺引经据典的数量可以看出，他的确是受到了很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是为知识渊博的学者，更是一位治学严谨的人，每写到一个地方，总是尽量用典故来进行阐释。而且，他喜欢在文章的结尾感慨一下，这些慨叹之句或是引文，或是发自内心的自我表达。如：“谭富英佚事”的结尾则是：

赞曰： 生老病死，全无所谓。

抱恨终生，无端“劝退”。

三、韵律化的语言

汪曾祺的小说就像一段优美而简短的乐章。时而急促，时而舒缓。这一点不仅表现在小说的体裁上（短小而精悍），更多的则表现在小说的句式上。小说大多采用短句，偶尔夹杂一些长句，长句的娓娓道来和短句的戛然而止结合，一收 5 一放，使语言富有极佳的节奏感和层次感。例如在《受戒》的开头部分这样描写道：

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

他是十三岁来的。

这个地方的地名有点怪，叫庵赵庄。赵，是因为庄上大都姓赵。叫做庄，可是人家住得 很分散，这里两三家，那里两三家。一出门，远远可以看到，走起来得走一会，因为没有大 路，都是弯弯曲曲的田埂。庵，是因为有一个庵。庵叫苦提庵，可是大家叫讹了，叫成荸荠 庵。连庵里的和尚也这样叫。“宝刹何处？”——“荸荠庵。”庵本来是住尼姑的。“和尚 庙”、“尼姑庵”嘛。可是荸荠庵住的是和尚。也许因为荸荠庵不大，大者为庙，小者为庵。

且不说刚开始以两个短句为段，第三段在描述庵赵庄的时候，语言就极富艺术性。看起来像大白话，实则是暗藏的长短句。开头提到庵赵庄，然后分别解释这三个字，以介绍名字的来历。一短一长，起承转合之间安排的非常和谐，错落有致。读起来跌宕起伏，犹如诗词一般。汪曾祺对语言的驾驭能力，可见一斑。同时，在《受戒》里，作者为达到节奏和谐跃动的效果，精心设置了不少精当的细节。如明子被舅舅领着过河，乘坐英子父女的船时，下面有一个精彩的细节。它通过对话来呈现：“‘是你要到荸荠庵当和尚的吗？’明子点点头。‘当和尚要烧戒疤呕！你不怕？’明子不知道怎么回答，就含含糊糊地摇了摇头。‘你叫什么？’‘明海。’‘在家的时候？’‘叫明子。’‘明子！我叫小英子！我们是邻居。我家挨着荸荠庵。——给你！’小英子把吃剩的半个莲蓬扔给明海，小明子就剥开莲蓬壳，一颗一颗吃起来。大伯一桨一桨地划着，只听见船桨拨水的声音：‘哗——许！哗——许！’”读者可以想象船在河面上行走的画面。画中人是怎么样的呢？作者借助对比描写以产生节奏。首先是小英子主动问话，引出了一段对答。多么亲切生动的一幅画面啊！画中的英子是那样的活泼可爱，表现出水乡女孩的 6 大方好客。而明子显得拘谨，回答的语气也是极短促的。英子的话语相对较长。在二人语言的参差顿挫中凸显出节奏。英子的情绪欢快，明子的情绪显得要低沉些。在情绪映衬中表现出节奏。这样有节奏的画面多么富有视觉冲击力啊！不仅如此，还给读者带来听觉享受，尤其是船桨拨水的声音，给这幅画面增添了生活气息和盎然的生机。令读者感到船儿轻轻荡漾，快慢自然；人语错落有致，对答有序。仿佛一首歌，旋律跳跃自如，显出和谐的韵致。正如徐卓人所言：“水是曲线的，流动的，自由的，散漫的，自然的，生动的，这确实造就了汪氏文章的流动的韵律和自然的品格。”

四、诗意化的语言

正如汪曾祺自己说的，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是什么时候都需要的。世界上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诗意性与画面感使汪曾祺的小说具有灵动性的美感。汪曾祺的小说语言亦是别具一格的，简洁明快，纡徐平淡，流畅自然，生动传神，是一种“诗化的小说语言”。汪曾祺一直致力于小说的文体创新，他在创作时加入诗的成分，使小说诗化。作者善用口语叙述．但连续起来阅读却韵味十足。他擅长于用短句，往往两三字一句，既简洁又生动。其人物对话的描写也往往采用短句，极富有诗的含蕴。

如在《复仇》中作者开篇就引用庄子的一句话：复仇者不折镆干，虽有忮心，不怨飘瓦。庄子之意，是以物本身的无害，来推及人的“无心”，从而将仇恨虚无化而消解。其实说的就是我们不应该为仇恨或外界所累，应该在追求本身的自我。引用庄子的话，不仅概括了文章的主旨，而且增添了文章的古韵味。

又如《复仇》中的一段：

人看远处如烟。

自在烟里，看帐蓬远去。

来了一船瓜，一船颜色和欲望。

一船是石头，比赛着棱角。

也许——

一船鸟，一船百合花。

深巷卖杏花。骆驼。

骆驼的铃声在柳烟中摇荡。鸭子叫。一只通红的蜻蜓。

惨绿色的雨前的燐火。

整个的视界融入意象的呈现。意象和意象之间相对独立，分行相隔，又并不机械，以联想、想象相连，或色彩，或声响，或一刹那间的意念，静动相谐，共同统一在整个怅然若失的情绪之中。神似意象派诗作，但又无其迷幻繁杂、颓废伤感。其语言在具体的运作中，可说是一种简省的写意笔法，语言所出，志在传达人物的精神品格。如《故人往事·收字纸的老人》写道：“老白粗茶淡饭，怡然自得，化纸之后，关门独立，门外长流水，日长如小年。”语言虽然极其平淡简短，却十分传神，飘落着依依的情致与灵气，一种深长的韵味超然而出。

再如《受戒》最后的景物描写“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噜噜飞远了„„”。无论其笔触的轻灵，还是其意象的明净都来自于一颗自然纯真的童心，来自于好奇诗意的眼睛。这样，仁爱者并没有超逸出世，而是他坦白的“我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不动感情的人。”[3]从而其小说便是仁厚长者与未泯童心的统一体，一切是如此的明净与和谐。

仁爱和童心的内在质素决定了汪曾祺的小说不会是广袤复杂，心灵狂奔；也不会是感伤悲戚，曲折离奇；而是“反复沉淀，除尽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是恬静淡泊、情韵深长的诗意品味。

总而言之，蔼然仁者的胸怀与赤子之心的融合，灵秀笔触与诗意语言的统一，8 构成了汪曾祺独特的审美世界，也成就了他在中国当代小说中的卓然神韵。

五、结束语

汪曾祺从生活中、文学实践中感受汉语言的魅力，从而从他笔端流出来的都是活泼泼的、清新可咏的、带有浓厚传统美感的动人篇章，令后生晚辈读之余味无穷，惊叹不已。总之，他对中国文坛的影响，特别是对年轻一代作家的影响是巨大的。汪曾祺以其优美的文字和叙述唤起了年轻一代对母语的感情，唤起了他们对母语的重新的热爱，唤起了他们对民族文化的热爱，让年轻人重新树立了对汉语的信心。

附 参考文献：

[1] 《谈风格》见《汪曾祺文集.文论卷》53页 [2]《谈谈风俗画》见《汪曾祺文集.文论卷》61页 [3]《小说笔谈》见《汪曾祺文集.文论卷》32页

[4]《桥边小说三篇.后记》见《汪曾祺文集.文论卷》68页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3年9月第一版

[5]《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 温儒敏 赵祖谟 主编 266页 北京大学 [6]《审美现代性的追求》 王义军 著见202页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3年8月第一版

［7］汪曾祺 ．作为抒情诗 的散文化小说 ［Ｊ］．上海文学，1988 ［8］汪曾祺．汪曾祺文集・小说卷（上册）［ M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５．

［9］夏元明．汪曾祺近作透视［Ｊ］．黄冈师专学报，1997，（3）． ［10］摩罗．悲剧意识的压抑与觉醒叨．，Ｊ、说评论，1997，（5）． ［11］汪曾祺．菰蒲深处［ 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