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汪曾祺小说

第一篇：浅论汪曾祺小说

浅论汪曾祺小说《受戒》的语言运用艺术

孙汉利

摘 要：汪曾祺的小说《受戒》在文坛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尤其在语言运用上，汪曾祺不仅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积累，而且善于学习民间语言，同时也不乏现代意识。在其小说语言中，他有着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本文主要从以下三方面来论述汪曾祺小说《受戒》的语言运用艺术。

一、方言和文言的借鉴与融合；

二、叠言的运用；

三、短句的使用。

关键词：语言；短句；叠言；方言；文言

Abstract:Wang Zengqi novel “Initiation” in the literary world has made great success.Especially in the use of language, Wang Zengqi not only have profound accumulation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but also good at learning of civil language, but also many modern consciousness.Language in his novels, he has his own unique style.This article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to describe Wang Zengqi novel “Initiation” the language arts.First, dialects and classical Chinese lessons and integration;Second, the use of overlapping words;Third, the use of the phrase.Key words: language;phrase;Permian statement;dialect;Classical Chinese.1980年汪曾祺发表的《受戒》使人耳目一新，人们惊异地发现汪曾祺文化小说的别一样风格和别一样的情趣。其代表作《受戒》的语言更是别具一格的，简洁明快，纡徐平淡，流畅自然，生动传神。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作品艺术风格的形成，语言表达的作用不可忽视。作家的艺术追求也可以从其语言风格特点上反映出来。”汪曾祺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积累，善于学习民间语言，同时也不乏现代意识，在其小说语言中，就能充分展示出他的文化修养及美学追求”。[1]《受戒》的语言简洁自然、清新明快，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作者不拘世俗、热爱自然的人生追求。下面本文就从三方面来分析汪曾祺小说《受戒》的语言运用艺术。

一、方言和文言的借鉴与融合；

二、叠言的运用；

三、短句的使用。

一、方言和文言的借鉴与融合 《受戒》是以汪曾祺的故乡苏北水乡为背景，小说强烈地传达出了一种清新隽永、淡泊高雅的风俗化效果。阅读《受戒》犹如在欣赏一幅美妙的风俗画。《受戒》中运用的俗字、方言、俚语，以及口语化的语句，使小说的地方色彩更加浓厚，对小说的风俗效果化功不可没。

“这地方的忙活是栽秧、车高田水，薅头遍草、再就是割稻子、打场子。” “荸荠的笔直的小葱一样的圆叶子里是一格一格的，用手一捋，哔哔地响。” “车”、“薅”、“打”、“捋”等，苏北水乡人们的日常生活用语，这些词语对于我们来说很新鲜，能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使读者加深对文本的理解。方言或俚语使表达事情或描写事物更加准确生动，形象地展示作者所要表现的场景。

小说在对人物形象进行刻画时，也使用了大量的苏北方言或俚语。例如在对赵大伯形象描述时。

“赵大伯是个能干人。他是一个“ 全把式”，不但田里场上样样精通，还会罩鱼、洗磨、凿砻、修水车、修船、砌墙、烧砖、箍桶、劈篾、绞麻绳。他不咳嗽，不腰疼，结结实实，像一棵榆树。人很和气，一天不声不响。”

“能干人”、“全把式”说明赵大伯是个手艺多样的能人。“罩鱼”、“洗磨”、“凿砻”、、“箍桶”、“劈篾”等一系列动宾短语的描写，是对赵大伯具体手艺的展示，他行行精通。这些词语读起来也是朗朗上口、干净利落，增添语言的音乐美。在对赵大伯两个女儿形象刻画时，作者也舍弃了常用的修饰性书面语言，充分运用民间语言。

“两个女儿，长得跟她娘像一个模子里托出来的。眼睛长得尤其像，白眼珠鸭蛋青，黑眼珠棋子黑，定神时如清水，闪动时像星星。浑身上下，头是头，脚是脚。头发滑溜溜的，衣服格挣挣的。”

“鸭蛋青”、“棋子黑”、“清水”、“星星”，新鲜、形象、生动，在接连不断的比喻中，表现了两位乡村少女的质朴与美丽，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

在小说语言上,汪曾祺还注重对文言的借鉴和运用。古代汉语经过长期的运用和发展，具有了许多现代汉语不可比的长处，凝练、含蓄、古朴、省俭等。例如：

“于是明子就开蒙入学，读了《三字经》、《百家姓》、《四言杂字》、《幼学琼林》、《上论、下论》、《上孟、下孟》，每天还写一张仿。”

“只有仁渡，没有叫他“渡师父”的，因为听起来不像话，大都直呼之为仁渡。”

“小人她偷偷地看过，人很敦厚，也不难看，家道也殷实，她满意。” 现代汉语中，“开蒙入学”就是“上学读书”，“直呼之为”即“叫” 或“喊”，“家道”即“家境”。汪曾祺避开现代汉语中一般的书面语言，而采用古代汉语的词语，使得文章语言更简洁、凝练。

对方言和文言的借鉴和融合，使小说语言简洁明快、通俗易懂。也表明了汪曾祺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积累，善于学习民间语言，充分体现了他的独特的语言风格。

二、叠言的运用

“汪曾祺曾自称‘通俗抒情诗人’。所谓‘通俗’就是要语言贴近民众，贴近生活，口语化，所谓‘抒情’，除了内容之外，在语言方面则要求有美感，包括音律美。”叠言在民众口语里很活跃，在抒情作品里亦多见。汪曾祺的小说里叠言使用频率高，与他的艺术追求和语言风格是一致的，是他的语言风格的具体体现。在小说《受戒》全文中使用叠言达到了30多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汪曾祺惯用叠言，也体现了他的艺术风格和美学追求。

汪曾祺在《受戒》中除了使用叠言频率高外，还有一个特点是叠言使用形式多种多样。

（一）AA式

“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 “小英子早早就把船划到荸荠庵门前。不知是什么道理，她兴奋得很。她充满了好奇心，想去看看善因寺这座大庙，看看受戒是个啥样子。”

前一句写小英子在田埂上赤脚留下的脚印，“小小”、“平平”、“细细”三个叠字，将脚印描绘得如此美妙，表现出一种轻轻淡淡的物象美。后一句是描叙小英子送明海去善因寺受戒的场景。“早早”、“看看”充分表现了一个十五六岁小女孩的好奇心，不仅是自己没到过善因寺，更重要了的是她是要送心上人明海去善因寺受戒。

（二）A了A式

“他舅舅给他相了相面，叫他前走几步，后走几步，又叫他喊了一声赶牛打场的号子：‘格当*N——’。”

“她又去转了转罗汉堂，爬到千佛楼上看了看，真有一千个小佛！”

（三）AAB式 “明子点点头。”

（四）ABB式

“大娘精神得出奇。五十岁了，两个眼睛还是清亮亮的。不论什么时候，头都是梳得滑溜溜的，身上衣服都是格挣挣的。”

“荸荠藏在烂泥里。赤了脚，在凉浸浸滑滑溜的泥里踩着。” [2]“芦苇长得密密的，当中一条水路，四边不见人。划到这里，明子总是无端端地觉得心里很紧张，他就使劲地划桨。”

第一句是对赵大娘形象的刻画，“滑溜溜”、“格挣挣”描写了赵大娘衣着整齐、干净，打扮得得体，说明她是个爱漂亮的人，对生活充满了希望，有一颗永远年轻的心。第二句是小英子“捋荸荠“时的情景，“凉浸浸”、“滑滑溜”不仅从触觉上逼真地描写了踩在烂泥里的感觉，而且还能让人联想到小英子的活泼可爱。第三句“无端端”把一个十六七岁的男孩的害羞感表现得淋漓尽致。文中还有如“凉嗖嗖”、“胖礅礅”，“笑嘻嘻”等等，这类叠词的使用增添了语言的节奏感，形成了一种鲜活的语言音乐美。

（五）ABAB式

“船上有一个五十来岁的瘦长瘦长的大伯，船头蹲着一个跟明子差不多大的女孩子，在剥一个莲蓬吃。”

“荸荠的笔直的小葱一样的圆叶子里是一格一格的，用手一捋，哔哔地响，小英子最爱捋着玩，——荸荠藏在烂泥里。赤了脚，在凉浸浸滑滑溜的泥里踩着，——哎，一个硬疙瘩！伸手下去，一个红紫红紫的荸荠。”

前一句“瘦长瘦长”表明赵大伯身体依然硬朗，没有被生活的艰辛所压倒。后一句“一格一格”、“红紫红紫”形象生动地描述了荸荠叶和荸荠的具体形态，给读者留下了丰富想象空间。

（六）AABB式

“不叫‘方丈’，也不叫‘住持’，却叫‘当家的’，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他确确实实干的是当家的职务。”

“他平常可是很规矩，看到姑娘媳妇总是老老实实的，连一句玩笑话都不说，一句小调山歌都不唱。”

前一句“确确实实”肯定了仁山在寺中的地位，就是个管家务的角色。后一句“老老实实”描述了仁渡平时的表现，另一方面也反衬了他在某些时候的不老实。

在《受戒》中，汪曾祺除了使用现代汉语叠词的普通形式外，还创新了一种叠词形式，即“ABBB”式。

“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

在这句中本来用“扑鲁鲁”就可以了，作者在这去又加了“鲁”成了“扑鲁鲁鲁”，描写青桩发出的声音更加形象，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受戒》的叠音形式音节匀称、具有和谐的音韵美。叠言又多以两两相对或排比形式出现，符合汉民族“成双作对”的民族心理，从而增添了行文的流畅自然和连绵不断的回环美。而且小说的语言非常生活化，而生活化的语言便是口语化，叠字叠词正是我国汉民族口语词汇的一大特点，大量运用叠言手法，可以说很大程度上与作者追求自然和谐的艺术效果有关，叠言的运用使《受戒》的语言既富有音乐美有亲切自然。

三、短句的使用

在《受戒》的语言句式中，短句占了统治地位。大量短句的使用，使句式变化多样，避免了行文节奏上的呆板与单调，而且句子短就形成了文体的干净，无拖泥带水之病，且跳荡活泼，富于生气。例如：

“这地方的忙活是栽秧、车高田水，薅头遍草、再就是割稻子、打场子。这几荐重活，自己一家是忙不过来的。这地方兴换工。排好了日期，几家顾一家，轮流转。不收工钱，但是吃好的。一天吃六顿，两头见肉，顿顿有酒。干活时，敲着锣鼓，唱着歌，热闹得很。其余的时候，各顾各，不显得紧张。”

全段共一百零九个字，却形成了二十三句。这些句子以短句为主，最长的一句也不过十字。句子字数时多时少，长短不齐，抑扬顿挫，好似一首优美的散文诗，轻快而平缓，将江南水乡的人情世故表现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南方群众的热情及友爱。

汪曾祺《受戒》中对短句的使用还体现在对人物对话的描写。小说人物对话往往两三字一句，既简洁又生动，而且极富诗的韵味。如明海烫戒后与小英子隔河对话式的场景。

“明子！” “小英子！” “你受戒了吗？” “受了。”

“疼吗？” “疼。”

“现在还疼吗？” “现在疼过去了。” “你哪天会去？” “后天。” “上午？下午？” “下午。” “我来接你！” “好！” „„ 这些语句看似平淡，然而细细回味，却又韵味深长。不仅精到地刻画出人物内心世界的微妙变化，而且从文本中我们可以觉察到英子和明子之间的爱慕之情。读这段对话象犹如在欣赏一首诗，读者可以从中领略到叙述中的诗意美，也表现了汪曾祺深厚的文学功底。

汪曾祺说：“要使语言生动，要把句子尽量写得短，能切开就却开。”短句的运用，使小说语言变得简洁、准确，看似平淡无奇，却又韵味十足，形成了干净简洁、自然流畅的语言风格。

以《受戒》为代表的汪曾祺文化小说在文坛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也是人们对新时期小说创作多元化趋势的第一次认同。而小说之所以能取得如此的震撼力和影响力，与作者语言风格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如朱志刚在《节奏与词语的选择》中说道：“汪曾祺对语言运用是如此的熟练、老到，他通过对语言节奏的把握和对特定词语的准确选择，使得其小说整体上突出了一种饱含韵味的、不疾不徐的、充满节奏感的和谐美，一种由特定词语幻化出的富有地域特色、充满人情味的、江南水乡的风俗美。”[3] 通过分析《受戒》语言运用的技巧，我们可以看出正是因为汪曾祺善于运用语言，且形成了他独特的语言风格，这对他文化小说的成功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注释 ：[1]陈燕 《汪曾祺小说的语言魅力》《东岳论坛》2005年5月第22卷第3期 133页

[2]夏云珍 《汪曾祺小说中的叠言用法》《修辞学习》第5、6期合刊 72页

[3]朱志刚《节奏与词语的选择》《名作欣赏·语文讲堂》高中语文读本第四册 52页

参考文献

[1]朱栋霖 丁帆 朱晓进 主编 《中国现代文学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年8月 [2]汪曾祺著 《汪曾祺全集·一·小说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年8月 [3]陈望道著 《修辞学发凡》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6年第4版 [4]黄伯荣 廖序东主编 《现代汉语》（增订三版）上册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1年1月第1版 2002年7月第三版

[5]陈燕 《汪曾祺小说的语言魅力》《东岳论坛》2005年5月第22卷第3期

[6]夏云珍 《汪曾祺小说中的叠言用法》《修辞学习》 第5、6期合刊

[7]朱志刚《节奏与词语的选择》《名作欣赏·语文讲堂》 高中语文读本第四册

第二篇：汪曾祺小说特色

汪曾祺小说特色

朴素、平淡、韵味无穷—----汪曾祺作品语言特色表现为: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吸取古典文学的营养。突破诗歌、散文、小说的界限。重氛围渲染，表现健康的人性。形成了其具有独特韵味的文学语言。对于打破“文革”后那段冰冻期特有的话语禁忌，功不可没。这决定了汪曾祺作品无可置疑的文体学意义。

许多人喜欢汪曾祺，有的甚至是疯狂地喜欢。汪曾祺像一阵清风在中国文坛刮过，让人眼前一亮。他承继了乃师沈从文之风，而又以白描见长，别成一家。他的小说、散文语言如同水中磨洗过的白石子，干净圆润清清爽爽。这种语言魅力显然得益于日常口语，方言，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的完美化合。汪曾祺将精练的古代语言词汇自然地消融在文本中，又从日常口语，方言，民间文学中吸取甘美的乳汁，兼收并蓄，克钢化柔，扫除诗歌、散文、小说的界限，独创一种新文体。豪华落尽见真淳。轻盈流丽，小巧精致，如生生燕语，呖呖莺歌，滑而不腻。令人一读之下而悠然神往。汪曾祺那信马由缰干净利索的文字，淡而有味，飘而不散，有初发芙蓉之美，可谓俗极，雅极，炉火纯青。

汪曾祺对中国文坛的影响，特别是对年轻一代作家的影响是巨大的。在风行现代派的上世纪80年代，汪曾祺以其优美的文字和叙述唤起了年轻一代对母语的感情，唤起了他们对母语的重新的热爱，唤起了他们对民族文化的热爱。上世纪80年代是流行翻译文体的年代，一些作家为了表现自己的新潮和前卫，大量模仿和照搬翻译小说的文体，以为翻译家的文体就是现代派的文体。我们现在从当时的一些著作的作品就可以看到这种幼稚的模仿。汪曾祺用非常中国化的文风征服了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的人，且显得特别“新潮”，让年轻人重新树立了对汉语的信心。本文即尝试从语言的角度对汪曾祺作品进行分析。

一、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王安忆说“汪曾祺老的小说，可说是顶容易读的了。总是最平凡的字眼，组成最平凡的句子，说一件最平凡的事情。”（1）确实如此。王安忆又说：“汪曾祺讲故事的语言也颇为老实，他几乎从不概括，而尽是详详细细，认认真真地叙述过程，而且是很日常的过程。”（2）我认为汪曾祺小说散文的语言特色重要表现为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举个例子，“我家后园有一棵紫薇。这棵紫薇有年头了，主干有茶杯口粗，高过屋檐。一到放暑假，它开起花来，真是‘紫得’不得了，紫薇花是六瓣的，但是花瓣皱缩，瓣边还有很多不规则的缺刻，所以根本分不清它是几瓣，只是碎碎叨叨的一球，当中还射出许多花须、花蕊。一个枝子上有很多朵花。一棵树上有数不清的枝子。真是乱。乱红成阵，乱成一团。简直像一群幼儿园的孩子放开了又高又脆的小嗓子一起乱囔囔。”（《紫薇》）汪曾祺的白话文给人一种解放感——原来白话文可以这么写！又如他的《虎头鲨、昂嗤鱼、阵鳌、螺蛳、蚬子》这篇专讲吃的散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苏州人特重塘鳢鱼。上海人也是，一提起塘鳢鱼，眉飞色舞。塘鳢鱼是什么鱼？我向往之久矣。到苏州，曾想尝尝塘鳢鱼未能如愿，后来我知道：塘鳢鱼就是虎头鲨，瞎！”一声“瞎”韵味无穷，意境高远。自五四以来，尝试把口语溶入写作的人当然绝不只是汪曾祺一个。老舍也热中于此。但是倘若拿这两个人相比，我认为汪曾祺更胜一筹。这是因为老舍的口语因素多半构成一定的语言特色，小说的总体框架还是相当欧化的。汪曾祺与此不同，他的小说往往在大的叙述框架上，就有意顺从现代汉语中口语叙事的规则。王安忆说“汪曾祺的小说写得很天真，很古老很愚钝地讲一个闲来无事的故事，从头说起地，‘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地开了头。比如‘西南联大有个文嫂’（《鸡毛》）；比如‘北门有一条承志河’（《故里杂记》）；比如‘全县第一个大画家季陶民，第一个鉴赏家是叶三’（《鉴赏家》）然后顺着开头徐徐往下说，从不虚晃一枪，弄的扑朔迷离。他很负责地说完一件事，在由一件事引出另一件事来”（3）我认为王安忆对汪曾祺的小说的叙述和语言的特征，描写得相当准确。读汪曾祺的小说确乎如此，什么都平平淡淡，但读完之后，你却不能平静，内心深处总会有一种隐隐地激动。汪曾祺小说散文中大量采用了地道的方言，文章读来琅琅上口，倍感亲切。汪曾祺对吴语非常稔熟，颇知其传神妙处。他在小说《星期天》、散文《安乐居》中，恰到好处地运用了上海方言。如“操那起来”、“斜其盎赛”等，既有地方色彩，又写活了人物，吴地读者赏来自有动人情趣。在上海，卖糖炒热白果的小贩在街头吆喝道：“阿要吃糖炒热白果，香是香来糯是糯！”那句中的“糯”字，使汪曾祺竟“嚼”出细腻柔软而有弹性的韵味来，他在形容女作家铁凝的小说《孕妇和牛》的语言风格时，便油然想起吴语里的这个字：糯。他怕这位北方作家不能体会这种语感，就说：“什么时候我们到上海去，我买一把烤白果让你尝尝。”再如《岁寒三友》中一段“早！早！吃过了？偏过了，偏过了！”极富情趣。运用方言实际是用了老百姓自己的语言贴近生活，象这样的语言在汪曾祺的小说、散文中是唾手可得的。汪曾祺热爱甚至可以说迷恋民间文化，1950年在北京做过《说说唱唱》和《民间文学》的编辑，这段经历使他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不只是民间的戏曲、歌谣让他着迷，甚至连北京一派出所墙上写的一条宣传夏令卫生的标语“残菜剩饭，必须回锅见开在吃！”；八面糟附近的一家接生婆的门口的“广告”：“轻车快马，吉祥姥姥”；做竹藤活的写的：“出售新藤椅，修理旧棕绷 ”。也引起了他的兴趣。他由衷地赞美说，“这都是很好的语言，真是可以悬之国门，不能增减一字。”（4）在《说说唱唱》当编辑的那几年，汪曾祺更从赵树理身上看到民间文学对一个作家的巨大影响，或者说，一个作家要想有所成就，就应该下功夫从民间文学中吸取甘美的乳汁和诗情。本来就对民间文学有浓厚兴趣的汪曾祺在赵树理为人及作品影响下，更加明确地认识到：“一个作家读一点民间文学------首先是涵泳其中，从群众那里汲取甘美的诗的乳汁，取得美感经验，接受民族的审美教育。”（5）多年以后，当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后，在谈及创作经验时，他总不忘记强调民间文学对自己的影响。汪曾祺八十年代重出文坛时有人惊呼“原来小说也可以这么写！”我想人们惊叹的原因之一大概就是汪曾祺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风格吧！

二、吸取古典文学营养汪曾祺除了从日常口语、方言、民间文学中寻找资源外，同时还非常重视从古典文学中取得营养。汪曾祺的语言传承了唐宋散文流风，他喜爱《世说新语》和宋人笔记，继承明清散文传统。他一再提到明代作家归有光的几篇散文《先妣事略》、《项脊轩志》、《寒花葬志》诸篇，由于归有光“无意为文”，写得像谈家常话似的，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衔接处若无痕迹，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从中得益匪浅。“我受营养最深的是明朝大散文家归有光的几篇代表作。归有光以轻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物，亲切而凄婉。这和我的气质相近，我现在的小说里还时时回响着归有光的余韵。”（6）有了这些“余韵”，汪曾祺的语言就在现代汉语和古代文言文之间建立了一种内在的联系。为什么那些平平凡凡、普普通通的日常口语一溶入汪曾祺的笔下，就有了一种特别的韵味？秘密就在其中。举《受戒》起头的一段为例：“这个地方的老名有点怪，叫庵赵庄。赵，是因为庄上大都姓赵。叫做庄，可是人家住得很分散，这里两三家，那里两三家。一出门，远远就可以看到，走起来得走一会，因为没有大路，都是弯弯曲曲的田埂。庵，是因为有一个庵。庵叫菩提庵，可是大家叫讹了，叫成荸荠庵。连庵里的和尚也这样叫。宝刹何处？------荸荠庵。”这是一段大白话，白得几乎连形容词都没有，但读起来如长短句，白得有一种风情。倘我们读一读归有光的《寒花葬志》，我以为不难发现《受戒》这段大白话的节奏、韵律与《寒花葬志》有自然相通之处。很明显，文言写作对“文气”的讲求被汪曾祺移入了白话写作中，且了无痕迹。反过来，痕迹非常明显地以文言直接入白话文的做法，他也不忌讳，不但不忌讳，相反，大张旗鼓。举《端午的鸭蛋》一文中的一段：“高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沙多。蛋白柔软，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如袁子才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札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这里文言成分和白话成分水乳交融，自自然然，一点不勉强。再如《观音寺》中这样的行文：“我们在联大新校舍住了四年，窗户上没有玻璃。在窗格上糊了桑皮纸，抹一点青桐油，亮堂堂的，挺有意境。教员一人一间宿舍，室内床

一、桌

一、椅一。还要什么呢？挺好。”也是白话，但有股文人气。这种带股文人气的白话又和五四之后的“旧白话”不同，没有那种半文半白带来的遗老遗少味儿。记得《陌上桑》中描写罗敷的形象有这么一段“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者见罗敷，脱帽著绡头。耕者见罗敷，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把罗敷之美通过侧面烘托出来，读到《大淖记事》中描写“巧云”的一段“她在门外的两棵树杈之间结网，在淖边平地上织席，就有一些少年装着有事的样子来来去去，她上街买东西，甭管是买肉，买菜，打油，打酒，撕布，量头绳，买头油、雪花膏，买石碱、浆快，同样的钱，她买回来，份量比一般人多，东西都比别人好。这个奥秘早被大娘、大婶们发现，她们就托她买东西，只要巧云一上街，都挎了好几个竹篮，回来时压得两个胳膊酸痛酸痛。泰山庙唱戏，人家都是自己扛了板凳去，巧云散着手就去了。一去了，总有人给她找一个得看的好的座。台上的戏唱得正热闹，但是没有多少人叫好。因为好些人不是在看戏，是看她。”你会发现两者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在文学创作中尝试文白相亲，文白相融的作家当然并不仅是汪曾祺一个，但是我认为能在一种写作中，把白话“白”到了家，然后又能把充满文人雅气的文言因素融化其中，使二者在强烈的张力中得以如此和谐，好象本来就是一家子，这大概只有汪曾祺能吧。

三、突破了诗歌、散文、小说界限的语言汪曾祺作品打破了诗、散文、小说的界限，去除了诸般文体间的话语禁忌，以其浓酽的意象化和诗化特征，体现出东方美学之风神雅韵。“关门独坐，门外长流水，日长如小年。”（《故人往事》）“来了一船瓜、一船颜色和欲望。一船是石头，比赛着棱角。也许——一船鸟，一船百合花。深巷卖杏花。骆驼。骆驼的铃声在柳烟中摇荡，鸭子叫，一只通红的蜻蜓。”（《复仇》）“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受戒》）这不是小说，这是诗，是韵文，是行云流水。“正街上有家豆腐店，有一头牵磨的驴。每天下午，豆腐店的一个孩子总牵着驴到侉奶奶的榆树下打滚。驴乏了，一滚，再滚，总是翻不过去。滚了四五回，哎，翻过去了。驴打着响鼻，浑身都轻松了。侉奶奶原来直替这驴在心里攒劲，驴翻过去了，侉奶奶也替它觉得轻松。（”《榆树》）。看“驴打滚”，这叫小说吗？不叫。“李小龙每天放学，都经过王玉英家的门外。他都看见王玉英。晚饭花开得很旺盛，它们使劲地往外开，发疯一样，喊叫着，把自己开在傍晚的空气里。浓绿的，多得不得了的绿叶子；殷红的，胭脂一样的，多得不得了的红花；非常热闹，但又很凄清，没有一点声音。在浓绿浓绿的叶子和乱乱纷纷的红花之前，坐着一个王玉英。”（《晚饭花》）。一个小小子，看见一个姑娘，后来这个姑娘嫁了，“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原来的王玉英了”，这叫小说吗？不叫。小说照例是故事为纲，可是看完了，我满脑子里只有人，没有故事。这种顺其自然的闲话文本表面上看来不象小说笔法，却尽到了小说叙事话语的功能，有一种清新自然美。汪曾祺在《桥边小说三篇后记》中说：“这样的小说打破了小说和散文的界限，简直近似随笔。结构尤其随便，想到什么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这样做是有意的（也是经过苦心经营的）。我要对‘小说’这个概念进行一次冲决，小说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小说要真诚，不能耍花招。小说当然要讲技巧，但是：修辞立其诚。”（7）“一月，下大雪。------二月里刮着风。------三月，葡萄上架。------四月，浇水。五月------十二月上旬，葡萄入窖。------”（《葡萄月令》）散文《葡萄月令》更象是一首一往情深的劳动赞美诗。洋溢在字里行间的是一种对人生、对生活的挚爱之情。汪曾祺的小说散文如同简洁疏朗的水墨画，更如同朦胧幻美的成人童话，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如梦如幻如诗如画的审美对象。

四、重氛围渲染，表现健全的人性和健康的美。《受戒》、《大淖记事》开八十年代中国小说新格局。在这类作品里，汪曾祺不重人物性格，而重氛围渲染，以玄远清丽的真淳飘逸之气，表现健全的人性和健康的美。温软的水，朦胧的月，摇曳的云影，迷人的沙洲，感应着明海小和尚、小英子、巧云、十一子们细微神秘的心灵震颤；那混沌的爱，迷离的情，则展示了生命的腾踊，美的精魂的跃动。汪曾祺纤笔一枝，将人的自然情欲写得如此美绝人寰，一尘不染。如《受戒》结尾两段：“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浆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明海与英子划着小船进入了理想的圣地，也驶进了汪曾祺情感中的理想境界，在碧波芦荡中，美丽的景色孕育了健康的人性。写出了朦胧的爱，迷离的情，写出了特有的纯洁、烂漫与天真，不事雕琢而明明如画，醉人心田。澎湃的灵性，盎然的诗趣，一尘不染的情思，使人如读安徒生童话，成为人性美灿烂的圣歌，拔动万千心弦。《大淖记事》则写十一子和巧云那种出污泥而不染的情恋，美如秋月，韧如蒲苇，透明似水晶。汪曾祺的小说不仅善于写风景，时时也写些民俗。《岁寒三友》中就有这样一段：“这天天气特别好。万里无云，一天皓月。阴城的正中，立起一个四丈多高的架子。有人早早地吃了晚饭，就扛了板凳来等着了。各种买小吃的都来了。买牛肉高粱酒的，卖回卤豆腐干的，卖五香花生米的、芝麻灌香糖的，卖豆腐脑的，卖煮荸荠的，还有卖河鲜——卖紫——卖紫皮菱角和新剥鸡头米的------到处都是白蒙蒙的热气、香喷喷的茴香八角气味。人们寻亲访友，说长道短，来来往往，亲亲热热。阴城的草地被踏倒了，人们的鞋底也叫秋草的浓汁磨得滑溜溜的。忽然，上万双眼睛一齐朝着一个方向看。人们的眼睛一会儿眯着；人们的嘴一会儿张开，一会儿又合上；一阵阵叫喊，一阵阵欢笑，一阵阵掌声。——陶虎臣点着了焰火了。”汪曾祺笔下的民俗描写，人称风俗画写法，在写时，往往是不知觉的，表面写的是风俗，实质以风俗为依托，渲染了氛围，也从侧面表现了人物形象，人们在看焰火时的欢乐气氛中，陶虎臣体会到了欢乐，别人在欢快之余感受到他善良的品格。这种特有的气氛与韵味的营造，在很大程度上力于作品的语言。读汪曾祺的小说，仿佛是漫步春之原野，又如置身一片泱泱水气，神清气爽。在以故乡为背景的小说里，汪曾祺描绘出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风俗画，令人神往。为我们提供了原汁原味的田园风光活化石，提供了民间风俗那鲜活流动的精神实体。语言的美不管是华丽或朴实，是铺排或是简洁，它的魅力关键在于能否深深打动一个人的内心。就如同一个女子，长得令人惊艳固然是容易极具魅力的，却并不绝对，而眉目长得普通清爽，也可以抓住别人的眼和心，因为她的魅力并在一处，而在于她的一举手一投足，一颦一笑之种种，这份魅力其实比前者更亲切和更令人喜欢，而且更持久。汪曾祺的作品属于后者一型。汪曾祺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都是一些朴素很常见的句子，在他的作品中，你甚至很难找到一个生僻的字和词，但就是这些平平常常的句子，一经他组合，便仿佛有了生命有了灵气，让人读起来可亲可感可敬可爱。就像是一个蓬头垢面的村姑，经她梳洗打扮以后，人还是那个人，衣裳还是那件衣裳，却有了一种风致，有了一种韵味，有了一种美。这种境界的确不是人人都能达到的，佛门一句话叫作：高僧只说平常话。也就是说真正得道的高僧是不会动不动就给你搬高头讲章的，也不会动不动就给你背两句谁也听不懂的经卷来证明自己的深刻和与众不同，他只用最平常最通俗的语言来讲述佛理，但这平常并不意味着浅薄，而是有着常人无法企及的大智慧。在汪曾祺的文章中，没有那种耳提面命的道学家面孔，没有装腔作势的大喊大叫，也没有自命不凡的名士习俗，他有的是从容和平和。他有的是娓娓道来和细细评说，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特点，所以他的文章让人读起来轻松愉快如坐春风，是一种真正的艺术享受。

第三篇：汪曾祺小说读后感

汪曾祺小说读后感

汪曾祺的小说就像一杯淡淡的茶，需要静下心来慢慢的品味。在质朴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现自己的独特乐趣。他力求淡泊，脱离外界的干扰，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在他的笔下有住在庵里的和尚、串村走户的女挑夫、手艺了得的锡匠、掏粪工、赶牛人，也有西南联大的文嫂、金昌焕等各式各样的人物，他们都不是什么达官显贵，都只是普通的老百姓，有的只有平平淡淡的不同的人生。他笔下的人物形象写的很真实，并不是好人全好，坏人全坏，写十一被打后，老锡匠去找人算账，打十一的那人也会害怕，村里的干部也对施暴的人进行了惩罚，《胡里杂记》中的那些富人小姐们去庙里的时候也会施舍给叫花子们一些钱。不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人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讽刺意味。如：明海和尚虽然是当家和尚，可是他距离那一要面如朗月，二要声如钟磬，三要聪明记性好的标准还差的很远，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都不具备，可是他还当得好好的。在《七里茶坊》中的赶牛人们在大雪天还要坚持把牛赶下山去，其中有段话是这样说的“头两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夜战，把牛牵到地里，杀了，在地头架起了大锅，大块大块煮烂，大伙儿，吃！那会吃了个痛快，这会儿，想吧！”这其中就是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讽刺，还有《胡里杂记》中的李三，本来他应该管理市井中的叫花子的，可是对于有一批人他不管，而是在他们“收获”后去管他们要钱，讽刺味十足。

他的小说语言是一种散文化的语言，他常用细致的语言描写周围的环境、人物形象等。他曾在《大淖记事》中这样描写“淖，是一片大水，说是湖泊，似还不够，比一个池塘可要大的多，春夏水盛时，是颇为浩淼的，这是两水道的河源„„”后面还有相当细致的描写，在写到小英子的外貌时“小英子这天穿了一件白夏布上衣，下边是白纱布的裤子，赤脚穿了一双龙须草的细草鞋，头上一边插着一朵栀子花，一边插着一朵石榴花。”汪曾祺经常用一些细致的外貌描写和语言描写来塑造一个人物形象。这些语言给人以散文美的感受，可以说是“散”和“淡”的完美结合，但就是这样一种散文化的平淡语言给他的小说平添了一份特殊的韵味。虽然是散文化的语言来写小说，有“形散”的嫌疑，但是从他的小说中其实不难看出他的情节安排其实是很紧凑的，如《受戒》中明子随舅舅去出家的时候就遇见了小英子，后来又相继遇见了几次，而且文中也说过和尚是可以娶亲的，这样发展到最后小英子问明子愿不愿意让她做他媳妇这里，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他的有些故事情节安排的很巧妙，如《陈小手》中先是描写陈小手的手是如何的小，他接生是如何的厉害，接着写那个军官的夫人难产了，接生婆们都束手无策，这时就有人提议要陈小手来，然后描写陈小手是如何费劲力气成功接生的，接着是军官的感谢，到这里似乎都没什么出彩的地方，直到后来出现的那一声枪响，这时读者才如梦初醒般回过神来，也就是这一个结局让全文的境界提升了。让人唏嘘军官的无耻以及陈小手的悲哀。《鸡毛》也同样是这样，小说中主要描写了文嫂这样一个人，她是一个守本分的寡妇，生活在一群“不正常”的西南联大的学子之中，独自抚养着自己的女儿，好不容易女儿大了，出嫁了，她的日子也慢慢变好了，可是好景不长，有一天她发现她不见了三只鸡，找了好久也没找到，后来女儿回来了，告诉他女婿出车祸了，要去收尸，这时又适逢西南联大学子毕业，文嫂去收拾宿舍，在金昌焕的宿舍里发现了鸡毛，金昌焕一直以来都是这西南联大中最正常的人，文嫂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金昌焕会用她的瓮罐煮鸡肉吃，这时的文嫂再也忍不住了，一直悲泣“我的鸡，我的鸡„„”似乎要将她一辈子的委屈全说出来，这样的结局不禁让人在想何谓“正常”何谓“不正常”，这个故事看似没有什么波澜，实际上一切都已经埋下了伏笔，小说中特意交代说西南联大除了金昌焕没有一个人是“正常的”，他还经常借文嫂的翁罐煮肉吃，这实际上都埋下了伏笔，这似乎和欧亨利式结局有异曲同工之妙，汪曾祺式的这种结局方式值得品味。

第四篇：汪曾祺小说《受戒》教案

（一）汪曾祺简介

江苏高邮人。从小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家庭环境民主。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师从沈从文等名家学习写作。他是跨越几个时代的作家，也是在小说、散文、戏剧文学与艺术研究上都有建树的作家。1940年开始发表小说、诗和散文。1948年出版第一个作品集《邂逅集》，1963年出版第二个作品集《羊舍的夜晚》，1980年发表小说《受戒》。

他的小说被视为诗化小说，其中《大淖纪事》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二）《受戒》

以独特的叙述方式：顺其自然、随意漫谈、闲话文体、插入叙述，讲述了小和尚明海和小英子之间朦胧的爱情故事。（1）“荸荠庵”名称的来历。

世俗生活、充满了泥土气息，温馨回忆的情调。

（2）明海“当和尚”：为生活所迫，出家仅仅是一种谋生的职业。

（3）小庵里的生活方式：“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 介绍小和尚的生活：清闲

连带插入叙述其他几个和尚的特点：

仁山：当家的，管三本账（经账、租账、债账）

仁海：带家眷

仁渡：年轻、聪明精干

和尚的生活：吃水烟、打牌„„

小结：人不受任何清规戒律的束缚，人的一切生活方式都顺乎人和自然的本性。（4）小英子一家及其生活：温饱不愁，男耕女织。

小英子家的环境：世外桃源般清雅。

小英子家的生活：纯朴、温馨 “小英子的家像一个小岛，三面都是河，西面有一条小路通到荸荠庵。独门独户，岛上只有这一家。岛上有六颗大桑树，夏天都结大桑椹，三颗结白的，三颗结紫的；一个菜园子，瓜豆蔬菜，四时不缺。院墙下半截是砖砌的，上半截是泥夯的。„„隔扇窗上各嵌了一块一尺见方的玻璃，明亮亮的，——这在乡下是不多见的。房檐下边种着一颗石榴树，一边种着一颗栀子花，都齐房檐高了。夏天开了花，一红一白，好看得很。栀子花香得冲鼻子。顺风的时候，在荸荠庵都闻得见。”

“赵大伯是一颗摇钱树，赵大娘就是个聚宝盆。大娘精神得出奇。五十岁了，两个眼睛还是清亮亮的。不论什么时候，头都是梳得滑溜溜的，身上衣服都是格挣挣的。”

“两个女儿，长得跟她娘像一个模子里托出来的。眼睛长得尤其像，白眼珠鸭蛋青，黑眼珠棋子黑，定神时如清水，闪动时像星星。浑身上下，头是头，脚是脚。头发滑溜溜的，衣服格挣挣的。——这里的风俗，十五六岁的姑娘就都梳上头了。这两个丫头，这一头的好头发！通红的发根，雪白的簪子！娘女三个去赶集，一集的人都朝她们望。”

（5）明海与小英子一家的关系及受戒过程。

明子和小英子之间萌发了朦胧的爱情。“她挎着一篮子荸荠回去了，在柔软的田埂上留下一串脚印，明海看着她的脚印。傻了。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明海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

总评：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点

（1）语言：人物对话，采用口语、短句，简洁生动；

韵味无穷，精到刻画人物内心世界；

流畅自然，纡徐平淡。

闲话文体的叙述方式；富于诗意美。（2）小说具有散文化与诗化的特征。

打破了传统单调的情节性的小说模式，淡化情节；

优雅的审美情趣与叙述风格；

（3）寄予“桃花源”式的自然纯朴的生活理想。

人物自由自在快乐的生存方式；

朦胧的爱情；

清雅之中隐含苦涩（对现实的无奈；逃避）（4）总体风格：清新隽永、淡泊高雅的风俗画。

第五篇：汪曾祺小说的人性内涵

学 年 论 文

题目：

汪曾祺小说的人性内涵

姓 名： 覃思霖

学 号： P100711042

学 院： 文学院 专 业： 汉语言文学 班 级： 2010级2班

指导老师： 张向东

2013 年 10 月 22 日

汪曾祺小说的人性内涵

专业:汉语言文学 姓名:覃思霖 指导老师:张向东

摘 要 汪曾祺小说是一幅自然清新而高雅隽永的风俗画,他以故乡高邮的风土人情为主要内容,给读者传达出深刻的人生内涵。在他的小说中，蕴含着传统文化的意识，儒道佛思想相互渗透，共同构成了小说中的和谐。在对乡土风俗的描写中,渗透了作者对传统哲学意识和审美的思考。他所描述的人物是真、善、美的化身,渗透出一种美的人性，给人美的情感体验。本文以汪曾祺小说为载体，将从民间善恶观、人物的仁爱、抗争精神和对生活的态度等角度来阐述作者对人性美的追求。

关键词 汪曾祺,小说,人性美,风俗

汪曾祺是我国当代作家中最具有独特风格和美学追求的作家，他对风俗、友情、爱情、自然的独特描写都表现出自己对人生的热爱,对健康人性的向往。其笔下很少有惊天动地的大人物、大英雄，更多的是对旧社会中普通小人物、小市民进行细致入微的描写，比如商人、工匠、医生、农民、学生、和尚、挑夫等。他力图通过小人物的平凡命运挖掘人类内心深处蕴藏的美。其《受戒》和《大淖记事》的发表与获奖①，引起了文坛和读者的关注。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弟子,写作风格与师相近。与前辈抒情小说作家不同的是，他更注重传统文化，并将其融入他的小说创作中，这使得他的小说富有一种浓郁的文化韵 味。有评论家认为：“真正使新时期小说步入新的历史门槛的，应该是手里擎着《受戒》的汪曾祺。”②他在小说中将人性美与传统文化的完美结合，更值得我们去品味和研究。

一.儒家色彩的民间善恶观

汪曾祺继承了传统小说对道德民间化的书写。在他所写的人物里，大多是重义轻利、乐于助人和具有强烈家庭观念意识的传统人文主义思想，人们各自在自己的生活圈里过着安分的日子，因此，活得很快乐很知足，人与人之间很少有激烈的斗争，他描绘的世界很少有悲伤。朋友同甘共苦，夫妻相濡以沫，邻居间团结互助,民风也极其简朴。

在《徒》中，写到小学教员高北溟身处困境，却不苟于世。他面对世俗的压力和排挤，仍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的清高和节操，为了恩师的遗稿能被刻印，他省吃俭用，甚至牺牲自己孩子的前途。《故乡人-钓鱼的医生》中，王淡人一个有博大仁爱之心的人，作为一名医生，他救死扶伤，替人医病从不计较报酬。家乡发大水，他冒着洪水去救治乡人，全然不顾个人安危。《故里三陈-陈泥鳅》中，写陈泥鳅好依也好利。他打捞尸体还讨价还价，救活人则不计较报酬，救上来的人的人一无所有了，他连姓名都不问，还把自己的积蓄无偿的周济孤寡老人。这种尚义精神是儒家以义为上思想的表现。《大淖记事》中受伤的十一子被接回以后，东头的几家大娘、大婶杀了下蛋的母鸡，给巧云送来了。锡匠们凑了钱，买了人参，熬了人参汤给十一子补营养。挑夫、锡匠、姑娘、媳妇，川流不息地来看望十一子。而刘号长 打了人不敢露面。乡亲们为此愤愤不平，集体顶香请愿，迫使县政府最终将刘号长驱除出境。这种美好的人性在乡亲们身上闪闪发光，表现了作者对人性美的不懈追求。[1] 汪曾祺接受了儒家的人本信仰，又将它体现在世俗生活之中，呈现出世俗人道主义色彩。汪曾祺突出民间道德观的目的与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形成鲜明对比，在那个混乱的年代，为了权力和生存，人们玩弄各种权势，出卖朋友、同志，甚至是亲人，文明杯践踏，知识分子被抨击，无知主宰着一切。而汪曾祺想通过故乡“以义为上”的道德观念来唤醒丧失的人性。虽然历经坎坷，被人嘲讽，但他一直坚信：“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③

二.仁爱和抗争精神中的人性美

汪曾祺的创作总是寄托着美德理想和追求。在他的小说里，真率的人性、朴素的人情、正直的人格是小说人性的审美理想的核心。他的作品大多是描写人与人关系融洽和睦,人与人交往率直真诚,不受封建礼教束缚自然淳朴的感情,人的生命处于自由自在的状态,这是最高意义的生存。虽然社会的不公和残酷使人痛苦甚至迷茫，但汪曾祺从未放弃对自由的渴望，对人性美的追求，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小人物身上流露出的人道主义精神。《岁寒三友》中靳彝甫是一个民间画家,当他得知自己的两个朋友,王瘦吾和陶虎臣被逼迫落入窘境时，毅然将视若生命的有文三桥边款的三块田黄石章给季匋民周济他们,在逆境中他们同舟共济确实像岁寒三友的“松梅竹”, 风骨凛然,节气奇高。《受戒》在香烟缭绕的寺庙里,但却展现了一个非同一般的世界:庵里的和尚吃肉、打牌、放焰口,享受世俗人生的快乐。三师傅仁渡对爱情洒脱豪爽,而小和尚明海与赵庄小姑娘小英子纯洁的爱情又宣告了,冷若冰霜、扼杀人性的佛门戒律的破产,人性的胜利。汪曾祺把和尚当成人来写而不是把和尚当和尚来写,作品洋溢着作家对健康人性的向往,对生活的热爱,对个性解放的执着追求。

二是汪曾祺对人性美的追求与赞美不仅仅是表现人性，更是对自由自在生存状态的追求。他说:“你发现没有,我笔下的小百姓,没有坏人,有人写评论,说我将所有人雅化,这跟我儒家思想宗旨有关。”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其提倡以仁爱之心对待身边的一事一物。毫无疑问，用这样的思想写人写社会，反应出来的必定是人性美和社会的和谐。所以,真善美成为汪曾祺小说的价值取向。他的小说不注重在剧烈矛盾冲突中展开故事情节,给人以环环相扣、心潮澎湃之感,而是在舒缓平和的抒情笔调中流露出对生活的思考与追求。他曾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但我追求的是和谐,希望寄奇崛于平淡,那外来于传统,能把它们糅在一起。”

三是汪曾祺还写这些小人物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大淖记事》中当恶霸刘号子不仅糟蹋了巧云同时将十一子置于死地时,他们表现了顽强的生命力,巧云没有寻死而十一子也没有因为拳打而放弃生命,而锡匠们也上街游行:，他们表现出不可侵犯的威严和不可动摇的决心。这个带有中世纪的帮色彩的游行队伍十分动人。[2]他们靠着自己顽强的生命力最终胜利了。仗势欺人为非作歹的刘号子驱逐处境不 许在踏进县城一步。这些人都以儒道佛思想和方式斗争着,表现出特有的生命意义与价值,展现了不卑不亢的抗争精神。

三.美丽质朴和重情重义的人性美

中国有很多优良的传统道德，如仁爱、善良、道义、简朴等，这些处处展现出人性之美。汪曾祺作为一个仁厚长者,有着对生活执著的爱恋和深长的情意。他说, “我有个朴素的古典的中国式的想法, 就是作品要有益于世道人心。”这无疑是要使自己的作品为世间人生增添更多的“ 美” 与“ 爱”, 增添更多的人道主义的基质。他笔下大多的底层人物是仁爱、善良和道义的化身，他不再像鲁迅写阿Q那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是拨开压在他们身上的层层阴云，展现他们的高尚情操，张扬他们的心灵美。

在《鉴赏家》中，果贩子叶三虽然出身寒微, 识字不多, 却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与质朴的艺术鉴赏力。他能一语道出大画家季陶民所画佳处何在, 也能凭借丰富的阅历指出其中失实之处, 使得这位颇具名士风范的画家感慨不已, 甚至一改不当众作画的习惯, 邀请叶三观其泼墨挥毫, 并且专门为叶三作画题款相赠。画家死后, 他的画价大增, 日本人高价购买, 叶三坚决不卖, 临终时让儿子把画放在棺材里以求永生相伴。《陈泥鳅》中的主人公陈泥鳅不顾自己的安危下河背尸体赚钱，为的是帮助孤苦老人治病，这样的美德值得人们学习，值得赞美；《故乡人》中“钓鱼先生”王淡人更具一颗博大的仁爱之心。王淡人行医“看看病人身上盖着的破被,鼻子一酸,就不但诊费免收,连药钱也白送了。”他给破落无赖子弟汪炳看病。汪炳吃喝嫖 赌抽大烟,把家业败得精光,王淡人把汪炳留在家里治病,管吃管喝,还管抽大烟。当看到别人不理解时,王淡人说:“不给他治病,他会死的。”在这质朴平淡的话语中,不仅表现出一个医生救死扶伤的敬业精神,更具有大慈大悲的人道主义情怀。

汪曾祺小说中对友爱亲仁的精神有多方面的表现，如父母子女之爱，兄弟姐妹间的爱，夫妻之爱，未婚男女之爱，师徒之爱，朋友之爱等。在《七里茶坊》中，主人公到张家口一带劳动改造,亲眼看到坝上的人冒着风雪、忍着饥饿,急忙赶路给坝下人送牛。“过年,怎么也得叫坝下人吃上一口肉!”，这句话道出了坝上人的仁义与善良；《王全》中的王全善良耿直、心如明镜、嫉恶如仇的胸襟„„字里行间都充溢着仁爱精神。

汪曾祺在谈及自己与儒家思想的精神联系时说：“我觉得儒家是爱人的。因此我自诩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3]汪曾祺与传统儒家文化的联系主要体现在：儒家的“仁爱”观念，以及与之相关联的“中国式人道主义”精神。所以，汪曾祺笔下的主人公大多有着高尚的道德和理想的人品。

四.知足旷达的人生态度及纯洁的情感

汪曾祺小说中有不少的民间人物，这些各种各样的小人物虽然处于社会的底层，贫困但是快乐知足，拥有一颗平常心，清净无染,他们在卑贱中活得刚强，清贫中活得自在显示出旷达的人生态度；他们也同样有着纯洁的情感，对爱的无功利性、执着与专一让人动容。

汪曾祺不以精英的意识去怜悯和冷嘲这些自食其力的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而总是以深深的敬意，静穆地仰视故乡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市民，我所熟悉的小市民”[4]，挖掘蕴藏其中的人性美、人情美。他谈到家乡越塘的挑夫，觉得他们：“不是穿长衫念‘子曰’的人，他们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跟我周围的人不一样，他们是更高尚的人，虽然他们比较粗野。”他鞭策自己“一定要把这样一些具有特殊风貌的劳动者写出来，把他们的情绪、情操、生活态度写出来，写得更美、更富于诗意”[5]。《老鲁》中的一群书生，穷困并不潦倒,食不裹腹,电灯费都交不起,仍然一烛为度,嚼野菜而读诗书,高谈阔论。《职业》中的小学徒，在艰苦的生活面前都保持着通达乐观，不为物累，怡然自适的开阔胸襟。

《薛大娘》和《名士和狐仙》中的情感同样是一曲曲人性的颂歌。在《薛大娘》中，薛大娘给那些“一个有情,一个愿意”的男女“拉纤”,认为“这是积德的事”,后来她自己也跟保全堂的吕先生拉上了，面对别人的议论,她说:“我喜欢他,他一年打十一个月光棍,我让他快活快活，我也快活,这有什么不好? 有什么不对?”读者在这察觉到的除了荒蛮之气外，还有生命的自在和庄严。《名士和狐仙》写了老夫杨渔隐和少妻小莲子之间琴瑟和谐,互敬互爱。虽然两人年龄悬殊几十岁,但杨渔隐即不因小莲子年轻而贪色亵玩,也不因小莲子出身卑微而轻视鄙薄,而是赞美“小莲子品格很高”,引为知己。

作者创作的爱情有时冲破了世俗礼法，别致大胆的描写方式，主要说明人是不能受压抑的，反而应当发掘人身上的美、诗意的东西,肯定人的价值。他曾说：“我用不着你们名叫为‘社会’制定的那个 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尤其是什么思想家为扭曲压扁人性而定下来的乡愿标准。这种思想算什么? 不过是少年时男女欲望受压抑,中年时权势欲望受打击,老年时体力活动受限制,因之用这个来弥补自己并向人间复仇的病态的表示罢了。这种人从来就是不健康的,哪能够希望有个健康的人生观。”[6]显然,汪曾祺是怀着极为健康的人生观来写小说的,他写的是人性的解放。

五.结语

汪曾祺小说中无处不显露出儒佛道三家的思想，即孔子的“真情实感”,庄子的“无情而有情”,禅宗的“明心见性”在作品中融会贯通。他的小说展现出了儒家的人道主义,佛家的人格独立,道家的精神自由，三者的融会贯通使得他的小说充满人文情怀。汪曾祺曾说：“在任何逆境中，也不能丧失对于生活带有抒情意味的情趣，不能丧失对于生活的爱。”[7]正是这种对于生活的执著的爱，构成了他的坚定不移的艺术信念---“写得很美、很健康、很有诗意”，也是这种对于生活的爱，使他作品中的人物都具有着虽平淡却温情、虽安逸知足却勇于对不公抗争的人性之美。

注释

①汪曾祺的《受戒》发表于《北京文学》1980年第10期，获同的“《北京文学》奖”；《大淖记事》发表于《北京文学》1981年第4期，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②马风《汪曾祺与新时期小说》，《文艺评论》1995年第4期。

③《汪曾祺全集》

（四）第95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版。

参考文献

[1]卢军.《汪曾祺小说创作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2]杨红莉.《民间生活的审美言说---汪曾祺小说文体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3]汪曾祺.汪曾祺散文[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4]汪曾祺.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J].上海文学.1988.[5]汪曾祺.美学感情的需要和社会效果[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6]沈从文.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A].刘洪涛.沈从文批评文集[C].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7]汪曾祺.我是怎样走上文学道路的[A].汪曾祺文集•文论卷[C].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