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文学思想

第一篇：汪曾祺的文学思想

浅析汪曾祺的语言观

2010级汉教四班 舒伟重 20100511560

摘要：汪曾祺是新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他的语言风格别具特色，对当代文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的性情和文学涵养，以及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形成了他特有的语言观。本文将简单的探讨一下汪曾祺别具特色的语言观，为大家展示一位语言大师的无与伦比的语言魅力。

关键词：汪曾祺 语言 文学 本位 性情

认识汪曾祺，是被他的一篇小说《受戒》所折服。自然、清新、朴实的语言风格，没有多余的修饰，却蕴含着深深地文化含蕴，读来意味无穷。而这样的语言就是来自他自身的性情，乐观、童心未泯、有涵养，在我看来，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他看来，语言表现一个人的真性情，它不只是载体, 而是本体，它包含着深深的文化内涵，需要不断斟酌与创新。

一、语言是性情的体现

一个人的风格和他的气质是有关系的。任何真正的艺术，无不体现着艺术家的真性情，汪曾祺十分赞同这个观点。他曾不止一次地说：“我是一个乐观的人”，“我这个人在逆境中还能感受生活的快乐”。他喜欢写诗和作画，他迷恋着民间的自由自在，品味着民间的乡俗小曲和人生艺术。他写小说也不是谋求什么功利，表现着明显的自娱色

彩。有人说这是他的“士大夫气”。实际上，他是一个在多下玩耍的珐子，遇见只小狗他要逗一逗，碰上个石子他要蹋一脚，捡一根草棍也要玩弄半天，这便是他的小说的结构，这便是他的小说为什么像散文的原因。因此，他认为：“风俗不论是自然形成的，还是包含一定的人为的成分，都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活的热爱，对‘活着’所感到的欢悦。他们把生活中的诗情用一定的外部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且相交流，溶为一体风俗中保留着一个民族的常绿的童心，并对这童心加以圣化风俗使一民族永不衰老。”也就只有这样的性情，才能写出如此有特色的文章，这是人们喜欢它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如此深深地包含着自己的真性情。

“小说作者的语言是他的人格的一部分，语言体现小说作者对生活的基本态度。”汪曾祺的语言表现为少浮词、不渲染，质朴、自然的艺术特色，在他的小说中，几乎很少有夸张、对偶、隐喻等，这使得他的语言读起来，犹如清水出芙蓉般的清新、单纯、平淡，细细读来，韵味十足。《受戒》的开头这样写道：“荸荠庵的地势很好，在一片高地上。这一带就数这片地高，当初建庵的人很会选地方。门前是一条河。门外是一片很大的打谷场。三面都是高的柳树。山门里是一个打谷场。三面都是大的柳树，山门里是一个穿堂。迎门供着弥勒佛。„„”这与现实在是平淡自然，高山就是高的山，大树就是大的柳树，完全没有多余的修饰，却犹如简单的几笔线条的勾勒，显得别有一番韵味。

二、语言的本体观

《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是汪曾祺谈文学语言问题中最重要的一篇。他说:“中国作家现在很重视语言。不少作家充分认识到语言的重要性。”这里，“重视语言”是指中国作家已开始从重视文学的思想转向对语言的关注；“语言的重要性”,根据他后面的解释,指语言不是文学的形式，只承担载体的功能，而是文学的本体。他在另一篇文章里也说,“语言不只是载体, 而是本体”(《思想·语言·结构》)，他多次提到语言的本体地位,认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汪曾祺选择了传统与创新的融合, 认为语言在文学中承担着“载体”与“本体”的双重功能，其中“本体”功能是文学语言的根本功能。这是他对文学语言的根本看法。

传统语言学认为, 语言是表现思想、传达感情的工具。在这种语言观的影响下,文学语言就自然成为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成为一种“装载”作家精神的载体。汪曾祺对文学语言的看法独特，新颖。他一直反对“语言”的“工具论”,认为“语言不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语言是小说的本体”,(《小说里的思想和语言》)这种语言本体的观念直接影响到他的创作风格。

三、语言的文化内涵

汪曾祺曾做了一篇《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的演讲，在演讲中他提到：“语言的粗糙就是内容的粗糙”，世上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也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因此语言不是外在的东西。语言和思想同时存在，不可分离。“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后面是有文化的。”这

里所指的文化，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他说：“我们的语言是继承了前人，在前人的基础上演变、脱化出来的。很难找到一种语言，是别人完全没有讲过的„„古人说‘无一字无来历’，是有道理的，语言是一种文化积淀。语言的文化积淀越是深厚，语言的含蕴就越丰富。”汪曾祺十分注重语言的文化内涵，所以它的每篇小说都有深厚的文化内涵，体现了他深厚的文化积淀。

如他的小说《受戒》的结尾处的写景“芦花才吐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只一只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仅从字面把每句拆开看，只是一句句普通的话，但把它们放在一起，顿时韵味十足，意味深远。不禁让人想到明子和小英子朦朦胧胧、青涩纯洁的初恋以及他们未来的美好未来。在这些简简单单的句子背后，都透露着汪曾祺身后的文化含蕴。

在汪曾祺看来，文化不是通过语言而表现的, 语言就是文化。因此表现什么文化就用什么语言，汪曾祺看到了语言与描写对象的关系, 如他在评价林斤澜的作品时说, “《矮凳桥》 则基本上用的是温州方言。这是很自然的事, 因为他写的是温州的事。„„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背景是文化。一个作家对传统文化和某一特定地区的文化了解得愈深切, 他的语言便愈有特点。”(《林斤澜的矮凳桥》)其实, 汪曾祺的语言风格之所以独特, 就在于他对特定文化的深切了解, 脱离文化, 语言就成了无源之水；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语言与作者的关系, 认为语言是作家的脸面,是作者文化修养的直接体现，“作

品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 “探索一个作家的气质、他的思想, 必须由语言入手, 并始终浸在作者的语言里。”(《自报家门》)作者的文化修养在语言中暴露无遗。

四、语言需斟酌与创新

汪曾祺在《“揉面”——谈语言》一文，将语言比喻成“揉面”，“面要揉到了，才软熟，劲道，有劲儿„„写作也是这样，下笔之前，要把语言在手里反复抟弄。”《鸡鸭名家》中汪曾祺写炕房师傅余老五在抗机房里工作：“„„不以形求，全以神遇，用他的感觉判断一切。炕房里暗暗的，暖洋洋的，湿濡濡的，笼罩着一种暧昧、缠绵的含情怀春似的异样感觉：余老五身上也有着一种‘母性’。他正验着一个一个生命正在完成。”

在仔细的斟酌中，汪曾祺还提倡着创新。他鼓励“自铸新词”，但又说“语言的独创，不是去杜撰一些‘谁都听不懂的形容词之类’。好的语言都是平平常常的，人人能懂，并且也可能说得出来的语言——只是他没有说出来。人人心中所有，笔下所无。”语言要斟酌，要创新，但不能太玄，人物对话要与人物贴近，应该“普普通通，家长里短，有一点人物性格，神态，不能有多少深文大义”叙述、描写的语言也同样要和所写的人物“靠”。汪曾祺说：“小说里所描写的景物，„„得和所写的人物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就是说，小说的每一个字，都是渗透了人物。写景，就是写人。”（《揉面——谈语言》）

参考文献：

1、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汪曾祺 文论卷，汪曾祺文集，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3、陆建华，汪曾祺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第二篇：关于孔子文学思想以及影响

关于孔子伦理思想及其价值探讨

摘要：孔子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伦理思想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总结了以往的伦理思想，在中国伦理学史上第一个建立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体系，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思想对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今天对于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重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伦理道德体系，对于培养良好的道德风尚和社会风气，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孔子 伦理思想 当代价值 初探

中国的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一种伦理文化，道德在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古代，儒家伦理独立承担着培植中国人道德意识的使命。人们按照儒家伦理的要求规范着自己的日常生活、实践着自己的成德之路，并凭着对儒家伦理的学习和实践而谋取功名利禄，成就一番事业。随着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渗入，儒家道德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日益衰微。今天，儒家道德已逐渐淡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对于这一现象，许多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命运的人都抱以深深忧虑和惋惜。更有一些人将当代中国人道德精神的萎靡不振归结为一个世纪以来知识阶层对儒家道德思想的批判和否定，试图通过对儒家思想的再度诠释和弘扬来恢复儒家道德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与一般研究者的思维角度和研究目的不同，本篇论文通过对孔子思想的考察与分析，试图从儒家自身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和价值倾向来找出导致儒家陷入今天困境的原因，从其本身来揭示出它的历史命运。这里首先指明的是，由于本篇论文的观点均出自对《论语》中孔子及其学生有关论述的分析和推演，因此它并不是一个关于儒家道德思想的完整而全面的综述。论文中所涉及的问题甚至不能涵盖孔子的全部思想。作者只是将孔子思想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加以综合和分析，其目的在于揭示孔子思想中所蕴含的矛盾和问题，从而激发人们更全面、更完整地理解孔子以及后来儒家思想家的思想。并在系统地反思清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重塑中国人的道德世界。一，孔子伦理思想的来源

孔子的伦理思想产生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孔子生活在一个由领主封建制向地主封建制过渡的春秋时代。由于当时生产工具的改进，出现了牛耕、铁器等较为先进的生产工具，使生产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推动了生产关系的部分变革。而生产关系的变革，又加剧了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与征伐连年不断。同时，由于周王朝的衰落，周天子的权威一落千丈。广大劳动人民在封建领主和地主的双重剥削下，生活异常艰难。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农奴和残存的奴隶不断进行起义反抗。统治者逐步认识到了劳动人民的力量，寻找新的统治武器，以便于更好的维护自己的统治。人民由于长期遭受战争的创伤，也希望有一个安定的生存环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孔子的伦理思想便应运而生了。孔子生活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之中，通过自己的后天努力，从“士”上升为“大夫”，因此他的伦理思想深深地打上了封建领主阶级的烙印，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由于孔子年轻时地位比较低下，与劳动人民有大量的接触，因此，他肯定和顺应春秋时期“重人”、“重民”的历史潮流，在吸收、提炼原始社会遗留

1下来的氏族民主精神和良风美俗，总结夏、商、周三代盛世的典章制度和思想成果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伦理学说，第一次建立了一系列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包括许多德目在内的比较完整的伦理思想体系。

孔子伦理思想有两个主要来源：一是来自远古氏族部落的血缘宗亲观念；二是继承了西周宗法礼制的伦理精神。中国古代社会从传说的黄帝开始到整个封建社会消亡，氏族部落这一古老的社会形态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不仅没有衰落，反而被顽强地保留下来，因此，重视血缘宗亲关系，强调祖先崇拜，实行严密的宗法制度便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化传统。这一传统在夏朝家天下的王权私有制度正式确立之后不断得以强化，经由殷商时代的发展和充实，到了西周时代又经周公旦的完善和美化，便成为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一种文化传统。西周以来这种成熟定型的文化传统是奠定孔子伦理思想的精神基础。

王国维说：“周人嫡庶之制本为天子诸侯继统法而设。”因为西周以来的宗法制度不仅标志着家天下的社会秩序，还代表了这个社会的伦理规范和伦理原则。在《诗经〃大雅〃文王》中说：“文王孙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土，丕显亦世”。这些无疑都是对氏族祖先和家天下宗法制度的歌颂和赞美，同时也体现了“敬宗所以尊祖”的伦理传统精神。宗指“大宗”，大宗由嫡长子一脉相承，它代表了氏族祖先的延续和其权威的传承。小宗对大宗的尊敬和服从，不仅是服从祖先遗制，也是对宗族权威的服从。在邦家台一的古代中国，宗族权威又往往是一国政权的标志。因此，服从宗法制度下的各种权威便具有了双重意义，那就是说宗法伦理原则同时也是国家的政治原则。西周宗法制度正好体现了这种双重结合的文化精神。孔子本人亦宣称他最崇拜西周礼制文化，对由氏族宗亲观念形成的西周伦理精神更是推祟备至，而且其本人还认为他不仅是这一文化精神的全面继承者，也是它的发扬光大者。

二，孔子伦理思想的主要内涵

孔子的伦理思想主要是以“仁”为内容，以“礼”为形式，包括众多在内的规范体系。他十分重视道德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为了更好的服务于统治阶级的统治，他创立了统一的以”仁”为纲的完整的伦理思想。孔子的伦理思想影响了他身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对于民族心理、民族风俗的形成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仁”在孔子以前虽然已经出现，但”仁”作为伦理理论体系，是孔子最先提出来的。在孔子那里，“仁”是理想人格，是解决人际关系的最高目标。他认为，人们只要按“仁”的要求办事，天下就不会出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状况，并达到“天下有道”的理想社会。他几乎把一切好的品德都归结到“仁”中去，如说“爱人”为“仁”，“忠恕”为“仁”，“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为“仁”等。孔子“仁”的思想的提出，是对西周末年以来神的地位动摇、人的地位提高和人际关系问题突出这一历史思潮的理论总结。

孔子提出的一系列伦理道德规范，都是“仁”的具体展开和体现。同时又都可以归结于“仁”。从“仁”出发，孔子根据当时社会的需要，在总结和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义”、“礼”、“孝悌”、“忠”、“信”、“宽”、“敏”、“恭”、“勇”等道德规范。

（1）“义”：关于“义”，孔子的论述很多。“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孔子把义当作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范畴，要求人们要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和义利关系。

（2）“礼”：在孔子的伦理思想体系中，礼既是一种规章制度，同时也是一种道德范畴。其核心是“正名”，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认为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自觉遵守一定的“礼”，才能达到改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求得社会安定和谐的目的。

（3）“孝悌”：意思就是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其具体要求就是要继承父道，赡养父母、尊老爱幼。孔子认为这是治国的根本，治国的大略。他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孔子还提出：“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承仁。”要求学生首先要做到孝悌，把孝悌修养放在道德品行的第一位。

（4）“忠恕”：忠恕作为一项道德规范，它的基本要求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孔子强调：“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这些内容都是“仁”的道德原则的进一步发挥和展现。忠恕的道德要求对于中华民族诚实不欺，宽以待人，与人为善等传统美德的形成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

（5）‘信”：孔子伦理思想体系中的信，主要是要求人们在与人相处、对待工作等方面，要做到讲究信用，诚实不欺。孔子对他的学生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并指出信的重要性。“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

（6）“宽”：即宽厚、宽容的意思，在伦理道德意义上，就是指待人要宽宏大量。“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孔子的“宽”，与他的“爱人”、“忠恕”等道德规范的要求是相一致的。

（7）“敏”：孔子多次讲到敏，如“敏于事而慎于言”、“镦而好学，不耻下问”。要求他的学生对待学习和工作要勤奋努力，不能懒散懈怠。只有这样，才能有所成就，否则将是一事无成。

（8）“恭”：在孔子的伦理思想体系中，“恭”主要指的是言行举止，端庄严肃，为人要温厚和善。“其行己也恭”、“居处恭”、“与人恭而有礼”等，都是要求人们的行为要适度、和善稳重，而不巧言令色。

（9）“勇”：就是勇敢，不怯。孔子要求人们心胸宽广、意志坚强，不怕任重道远，敢于见义勇为。在困难的时候，要像耐寒的松柏，在关键的时候，要敢于“杀生成仁”。“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勇而无礼则乱”。

除以上主要内容之外，孔子还提出了温(温和)、良(善良)、俭(节俭)、刚(刚强)、讷(慎言)、公(公平)等许多道德规范，大大丰富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体系。

三，孔子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孔子的伦理思想也不例外，一方面，它反映了人类社会伦理生活和中国社会伦理生活的一般要求，含有“伦理真理”的要素，是其伦理思想中的精华部分：另方面，由于孔子受到历史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宗法制度和封建专制主义的要求，随着时代的变迁，成为其伦理思想中的糟粕部分。

尽管孔子的伦理思想具有鲜明的两重性，直到今天，孔子的伦理思想还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1）孔子的伦理思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传承，是发展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环节。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不仅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且还要与中华优秀传统道德相承接。我们只有站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石之上，根据当代中国社会生活文明进步的要求，对包括孔子伦理思想在内的中华民族传统伦理思想进行批判继承，使其成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才能使当代中国道德真正具有中国特色和民族特色，也才能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灵魂作用。

(2)孔子的伦理思想是提出以德治国方略的重要思想来源。党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这是社会主义治国方略的完善和发展。不论是依法治国还是以德治国，其主体内容都是政府的行政。也就是说，依法治国的主体内容是依法行政，以德治国的主体内容是以德行政。而孔子伦理思想中的“仁”、“忠恕”、“信”、“宽”等，都内含着许多“德治”的思想精华。这些都是我们实行以德治国方略可以汲取的思想源泉。

(3)孔子的伦理思想是培育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历史资源。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民族之林。”并且进一步提出：“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因此，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既是增强综合国力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新的历史任务的客观要求，更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题中之义。在我国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在改造客观世界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勤劳勇敢、团结统一、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孔子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其伦理思想不仅影响了他之后一代又一代的理论思想家们，而且广泛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各族人民，其精华部分奠定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基调。因而，在这个意义上，孔子的伦理思想无疑是培育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宝贵的历史资源。

康德指出，伦理学是研究如何使人配享幸福而不是获得幸福的学问。而孔子的道德思想恰恰是将道德看成是获得幸福的途径和方法。由于将人的道德实践活动局限于政治领域、由于没能正确处理好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追求这二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孔子所倡导的道德永远受制于外力，永远不能摆脱物欲的牵绊和对权力的依附。这样一种软弱无力的道德只能扼杀人的自由天性、束缚人的精神、将人的创造力和无限发展的潜能局限在极其狭窄的范围之内。受着儒家思想和封

建专制权力的双重束缚，中国人的道德始终处于混乱与功利之中，始终未能窥见那洋溢着自由精神的、以至善本身为目的的纯粹道德境界。由此可知，孔子所倡导的道德之所以走向衰亡并不能归结为西方价值观和物质文明的强力渗透，而是其内在的理论缺陷和道德缺陷所致。即使没有西方价值观的影响，儒家道德也只能依靠威逼利诱才能维持其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统治地位。拿破仑曾把沉浸在儒家思想中的中国比喻为一头睡狮。今天，睡狮已然醒来！当代中国人对孔子道德的否弃即意味着一个从未体认到自由价值的古老民族终于睁开了昏睡的双眼，开始重塑自己的精神！中国的觉醒与奋起必然始于与自由的相遇、相知和相亲。随着自由精神在中华大地上的广泛传播，一种新的、更合乎人性、更能对我们的全部生命活动提供必要支持和积极指导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必然会成为我们一切行为的基石，这样一种道德不仅更能保障我们的独立、自由与尊严，亦能促使我们以一种更为开放有力的姿态去回应生活中的各种挑战。据此我愿相信，目前中国人精神世界中所存在的道德真空只是一种暂时现象，当新的充盈着自由精神的道德在中国人心中扎根之日，即是中华民族以沉稳自信的崭新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之时！

第三篇：论沈从文的文学思想

论沈从文的文学思想

班级：中文小自考2003级南溪班 姓名：王炼钢

单位：南溪县南溪镇观斗小学 学号：***2 提纲：

一、人生际遇对文学思想的影响

二、超越时代的文学思想

三、城市文学与乡村文学的对照

1、完美理想的乡村文学

2、病态畸形的都市文学

内容提要：沈从文之所以了不起，在于他书写一个被物质文明毁灭的乡村小说新传统，在披露半殖民半封建社会黑暗，城市经济破产的严峻现实时，更以田园山水诗般的情绪赞美着湘西山村友好和谐的生活和善良的人性。沈从文便在小说中用乡村的眼光审视现代文明，这是现代小说的开始。沈从文是在乡野文化与都市文化的撞击、乡村人性与都市人性的对比中彻悟人性的。他经由“精神还乡”以企求生命的安顿，通过对“乡下人”的盛赞来张扬自然天性，以寄寓“文化重造”的理想,塑造出了两个对比的“文学世界。”

主题词： 人生际遇 超越时代 城乡对照

序言：同追求生命的独立，摆脱人身依附一样，沈从文的文学也表现出其自身的独立性。他的文学在表现各种人生形式的同时，也表达了自己人生观、世界观、文学观。正如沈从文说：“文学对一切外部力量的依附，一切脱离文学本身特点的功利追求，他都不能忍受。”此句话中他将文学独立性的现象归结为两个基本倾向：文学与政治结缘，从而使文学成为纯粹的政治功利的附庸品；文学与商业结缘陷入商业功利的泥淖。前者使文学成为政治的“副产物”或“点缀品”，丧失文学自身的价值，后者则放弃了作家应有的社会责任。尽管“他不能思爱”，他还是用一个文化人的良知去描绘这个世界，都市的丑恶、乡村的淳美。在他作品中正是通过这种对文学与社会、人生既密切又广泛联系的深刻理解，形成了他独特的文学思想—超越现实也不只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观。

一、人生际遇对文学思想的影响：沈从文那种超越现实不只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思想，是与他复杂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的。沈从文生于湖南凤凰县，地处湖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处，是苗、侗、土家等少数民族聚居之所。湘西秀丽的自然风光和少数民族长期被歧视的历史，给他带来特殊的气质，使他既富于多彩的幻想，又有着在长期的历史中积淀的沉痛隐忧。沈从文出生于行伍世家，14岁高小毕业后从军，随军队辗转流徙于三省边境与长达千里的沅水流域，对这一带人民的爱恶哀乐的鲜明生活样式和淳朴的乡俗民风非常熟悉，积累了他宝贵的人生经验，也形成了对民间世俗生活特殊敏感的生活情趣，这为创造的理想的“湘西世界”密不可分。以后接触了“五四”新文学，1923年只身离开湘西来到北京，同年秋报考燕京大学，未被录取。他是以“城市边缘人”的身份，靠自己的艰苦奋斗和出色的才华，打进文坛，“挤”进城市的上层所谓的文明社会。但是，都市的种种不文明、丑陋、罪恶，使他感到悲凉、厌恶，对城市生活的格格不入，对充神奇、美丽、善良的乡村世界的眷恋。他表现出的是一种有出色才华的自负感，却又始终有一种乡下人的自卑。

沈从文的这种自卑和自负，都表现为他一生都自命为“乡下人”。他一再宣称：“我实在是个乡下人„„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他这种“乡下人”的角色认知，在某种程度上触及了作者隐秘的潜意识角落里乡下人的自卑情结，这就自然展示他复杂的内心世界和矛盾性格。他走出湘西，或许是想离开乡村的偏僻与贫穷，或许想在外面有所作为，但深入都市之后，才惊觉自身秉性与都市人格格不入，这里的虚伪、丑恶，人心不古，使他想起生他养他的湘西山水，于是他自然就成为湘西生活自觉的叙述者、歌者。如他的《边城》描绘出的是一个充满美和善，人与自然的和谐，那里的风景如画，山清水秀，人人内心充满了爱。另一方面又使他在跻身都市生活时，自觉地以“乡下人”的目光和评判尺度来看待中国的“常”与“变”。他对城市的人内心空虚，所表现出的行为很不理解，自己虽然生活在城市里，却不能融入城市生活中。所以他在很多作品，都由城乡对峙的整体结构来批判现代文明在进入中国的初始阶段所显露的丑陋之处。例如他在《边城》里描绘的“湘西世界”，通过湘西本真和原初的眼光来呈现，从而保留了那个世界的自在性和自足性，生动复现了楚地的民俗、民风，写出了极具地域特色的乡土风貌，展现了丰富多彩的乡村人民的生活图景。尽管沈从文从厌恶都市，崇尚乡村。但他毕竟是一个社会人，而且是有深沉的文化良知和文化责任的文化人。自然也就不能对当时社会中种种丑行视而不见，见而不评。他的情感偏重于湘西，偏重美化人性，心思却又关注着现代都市，笔触所及，都市一切也就昭然。看他的《八骏图》、《都市一妇人》等一些作品里，描绘城市人的虚伪、自私、自大、庸俗。也体现他文学的批评观，在他文学思想中涂上了鲜明的一笔，沈从文不是陶渊明。

同时沈从文的作品中，还感到他对“乡下人”的认识，在他的道德形态和人格气质中，依然保留着与原始生命形式的历史连结。分别表现出南方少数民族特有的勇敢、雄强、热情、善良、纯朴、忠厚的品格和气质。在其内部，是封建文化与原始文化二者的交织，“乡下人”已经置身于逐渐建立并巩固起来的封建宗法关系——一种人身依附关系之中。童养媳制度、雇工制、卖淫制，如同《柏子》、《萧萧》、《贵生》、《丈夫》所展示的，他们被剥夺了人身自由，不得不接受一份悲惨的人生命运，而伴随他们的雄强、热情、善良和纯朴共生的，是他们主体精神的蒙昧。他们不曾预备要人怜悯，也不知道怜自己。对命运缺乏具理性的自主自为的把握。在表现“乡下人”理性蒙昧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萧萧》。“乡下人”这种精神状态，使他们与变化了的外部世界环境极端的不协调。一方面，他们人格本身的优秀部分，使他们在某些特定场合——国内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中，放射出夺目的光辉，如同《黑夜》、《过岭者》、《早上——一堆土一个兵》等作品所表现的那样。另一方面，主体精神的蒙昧又使他们无法加入外部世界的竞争，他们的诚实、纯朴反现出“呆”相如《会明》中的老兵。

可以说在“乡下人”自在生命形式的探索上，凝聚了沈从文对自己所属民族长处与弱点的反省。他渴望着他们理性精神的苏醒，在保留自身长处的同时，以新的姿态投入新的人生竞争。《边城》与《长河》，正是沈从文从深处对民族现状进行反省以后，唱出的生命理想之歌。构建起他独特的文学思想气质——乡土气质。但又不是纯粹意义的乡土文学，其间看都市文学的构成——即我将阐述的“两个文学世界”。

二、超越时代的文学思想 ：从沈从文的文学中可以看出，他是反对将文学纳入商业的或政治的功利圈。他独具特色的创作，无疑具备较高的审美价值，但由于他的政治偏见和超功利的文艺主张，构成他自己的文学的道德理想。所以他的一部分作品对现代都市文明的非人性的弊害，保持了尖锐的批判和讽刺的立场。他又坚执地相信文学的功能不止于社会道德的展现，更在于能使读者从作品中接触了另外一种人生，他要表现一种优美、健 2

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这也就是通常说的文学的特殊功能，可以唤起人的感觉、想象，让人能重新体验、思考和发现生活。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所谓“生命的明悟”，“明白人生各种形式”，“激发生命离开一个动物人生观”，正是文学所要达致的最高的境界。这种比较超越现实功利的文学观，与同时代一些作家相比，他的作品常避开尖锐的社会

冲突和阶级矛盾，与时代文艺主潮存在着相当的距离，甚至有意识地淡化故事的时代背景，不能很好地挖掘社会历史根源，少了一种鲜明的时代感和现实感。以致使沈从文在当时和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被主流的批评家视为回避现实、置身于“乌托邦”的消极作家，这以许是他们没有真正去阅读、理解沈从文的作品，只是从他作品的文字表面去看待的原因。从表面看，沈从文的文学追求似乎不能适应那个时代的需求，或者说，在那个更需要文学担负直接干预社会的功能的时代，对于沈从文所追求和提倡的这一方面文学的功能，还没有具备能够充分接受的社会心理条件和需求。但是如果我们拉开了历史距离，从文学的多种功能的角度重新评价沈从文，会发现沈从文的这种文学观正好又发挥了近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中的比较欠缺的人性审视及道德完善的功能。他反感于都市的污浊和“衣冠社会”人性的丑陋，才刻意描写乡村的安宁静谧纤尘不染，由衷地赞美乡村儿女善良正直、古朴天成的美好天性。使作品中的人物具有完美的品格和人性，闪现着理性主义的光彩。肤浅看是超越现实，实质是他深刻理解社会之后，以具自己深层说的对社会的期盼愿望，在作品中的反映。

三、城市文学与乡村文学的对照

在沈从文的创作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有着作者理想的美与善完美结合的“湘西世界”和展现现代都市病态世界。沈从文以乡土为题材的全部作品，都是都市里的田园之歌。他对乡村生命形式的探索，是以都市人生作为参照的。他对乡村世界的叙写，全部都是都市人生思考的反拨。这不仅表现为在他的全部以乡土为题材的作品中，几乎都穿插着对都市文明的批判，而且，他笔下的都市人生，在整体上也与他笔下的乡村世界对立。

1、完美理想的乡村文学： “湘西世界”就是沈从文理想人生的缩影，是他现实与梦幻的交织。这梦幻难免与现实持有距离，但作者的目的似乎是从人性道德的视角，去透视一个民族可能的生存状态及未来走向。沈从文是具有现代意识的作家，他在思索“湘西世界”常态的一面的同时，也在反思变动的一面。他一方面试图在文本中挽留湘西的神话，另一方面在作品中已经预见到“湘西世界”的无法挽回的历史命运。在暴风雨之夜猝然倒掉又重修的白塔，象征着一个原始而古老的湘西的终结，和对重造湘西未来的渴望。在这个世界里，沈从文正面提取了未被现代文明浸润扭曲的人生形式，这种人生形式表现的极致，便是对“神性”的赞美。在沈从文的美学观中，“神性”就是“爱”与“美”的结合，这是一种具有泛神论色彩的美学观念。他认为：“我过于爱有生一切。„„在有生中我发现了美；而美即或由上帝造物之手所产生，它就是‘可以显出那种圣境’的‘神’”。如《龙朱》、《月下小景》从现代文明之前的历史中寻绎理想的人生形式，而所赞的爱和美都上升到人性的极致。在《边城》里用人性描绘了一个瑰丽而温馨的“湘西世界”，一个充满“爱”与“美”的天国。留在沈从文生命初期年轮里最深刻的印象，是湘西无水山边水畔，河街码头的杂色人事。那里男人们豪爽仗仪，热情能干，那里的女人们善良真诚，淳朴厚道。他重然诺、守信义，敢爱敢恨，又对爱情忠贞不渝。这里人性皆真、善、美，人人勤劳，为他人作奉献。这动人的故事，美好的人性，便成了沈从文永远的生命图腾。在那几乎与世隔绝的角落古风犹存，人们身上更多一些淳朴，作家也对它作了美化，用以表现对“人性”美的向往与追求。其中翠翠便是这种自然人性的化身，是沈从文的理想人物。在这个理想人物的身上，闪耀着一种神性之光，体现着人性中庄严、健康、美丽、虔 3

诚的一面。老船夫忠于职守，对过河人分文不收，实在难却的则买了烟茶再招待乡亲。船总顺顺虽是富人，但常常体恤穷苦人，老船夫死后，他资助并组织安排料理丧事。商客、妓女等各式人均待人以诚，表现出仁厚、纯朴的土性乡风。加上美丽的自然环境，俨然是如诗如画的世外桃源。而且集中表现“边城”世界人性美的，是发生在这里的一个爱情悲剧，这个故事也同样建立在人性思想的基础之上。船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傩送同时爱上了老船夫的外孙女翠翠，而翠翠却是心属傩送。天保求婚未成，失望之下驾船外出而以外溺水而死。船总在大儿子死后，一时未答应傩送娶翠翠的要求，使傩送与其父发生争吵而远走他乡。这种种的“不巧”，使翠翠与傩送的爱情终成“善”的悲剧。天保与傩送，对翠翠展开自由竞争，未伤同胞之情。这对亲兄弟，虽是富家儿，却非纨挎子第，而是勤俭能干的年轻人。忽然有一天，他们发现两人同时爱上了翠翠，而成为情敌。却不想退让，但也没有采取长刀决斗的方式解决问题，而是依当时风俗。走“车路”和“马路”，在这场奇异的情感角逐中，兄弟二人都展示了坦荡磊落的情怀，正直尚义的品格。因此这二男一女双风求凰的爱情纠葛决不是世俗中庸劣庸俗的三角恋爱，而是一首充满凄美苍凉意味的田园牧歌，具有诗话化的抒情性，营造了一种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洋溢着一派湘西乡村浑朴温情发韵致。

2、病态畸形的都市文学：沈从文的作品也展现与“湘西世界”相对照的现代都市的病态文明景观。《八骏图》、《绅士的太太》、《都市一妇人》等作品常用讥讽的调侃，刻写城市各色人等，特别是“高等人”的虚伪、无聊、压抑和变态，展现“文明”的绳索如何反过来捆绑人类自己，导致生命力欠缺的都市“阉寺病”。这些描写都市人生的小说，实际上对于沈从文并没有完全独立的意义，它总是作为整个“乡村叙述体”即“湘西世界”的一个陪衬物或一种批判性的观照而存在的。这是一个人性失落的天地，是都市上流社会沉沦的人生图景。在《八骏图》、《绅士的太太》、《自杀》、《来客》、《烟斗》、《大小阮》等一系列作品中，沈从文以讽刺的笔触，抓住都市上流社会的言与行、表与里的分裂，从不同侧面揭露都市“现代文明”培育的虚伪、自私、怯懦、自大、庸俗。人的本质的失落，人性违反自然，是贯穿这些作品始终如一的线索。描写几个城市上层家庭的日常生活状态，尽意而穷相，以冷隽的笔调揭露了绅士淑女们的种种丑行。如《绅士的太太》里那些“绅士淑女”们玩着“爱”的游戏，在相互欺骗中进行“没有爱的接吻”，还居然混和了笑与泪；这是一个人性失落的天地，是都市上流社会沉沦的人生图景。《八骏图》里的大学教授们，外表上的“老成”、“庄严”，满口的“道德名分”，却与人性有点冲突，不大自然，则以犀利的讽刺之笔画出了八位教授的精神病态。他对都市两性关系虚假性的揭示最不遗余力，这同他赞美湘西少女的纯美，乡村性爱形式的大胆、自然，民间传说中爱情悲剧的壮美，几乎是同时出现在笔端的。这是他观察不同生命形态的结果，他要由此探讨不同文化制约之下的人性的健全或病态。在他的描写中，面对性爱或隐或显的涌动，乡下人总是能返朴归真，求得人性的谐和；而都市的“智者”却用由“文明”制造的种种绳索捆绑住自己，拘束压制自己，跌入更加不文明的轮回圈中。沈从文在这里是把性爱当作人的生命存在、生命意识的符号来看待的，所肯定的是人的自然、和谐、健康的生命，反对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某种倒退，反对生命的被戕害。沈从文对都市上流社会的价值估量，除了带有３０年代民主主义作家的共同倾向，即从人性角度暴露了都市社会的黑暗，还反映出沈从文独有的特点：以“乡下人”的眼光去看待都市人生的荒谬。用乡下人的淳朴去审视都市人的虚伪，他以一种旁观者清的姿态，观照出都市的病态。这沈从文的都市世界，洞悉出了时代都市的庸俗与麻醉，也反衬出他的清醒与深邃。从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丰满的沈从文。

从沈从文文学思想中“两个文学世界”对照的总体叙述结构看，的确有文化审视与 4

观照的功能，然而对一般读者而言，“湘西世界”更有特殊的审美价值，更能让人了解另一种“人生形式”，从而获得“生命的明悟”。笔者以为，要明悟这一种人生形式，又要具有文化良知和文学修养、文学悟性。因此，本文所论仅触及皮毛，但我也受益匪浅。对沈老的文学思想，博大而深邃。本文仅就三个方面浅论，虽然肤浅，却是自己的思考，其间不乏错误和幼稚。我深刻知道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与深刻性，仅就我个人而言，我喜欢沈老遗世独立的超越，又喜欢他眷恋故土的情怀，也喜欢他愤世邪恶的正义与良心，更喜欢他营造的湘西世界。

文献资料：

1、《中国现代文学史》

2、《沈从文传》

3、网络查找

第四篇：汪曾祺和沈从文

汪曾祺和沈从文：经过比较,我们发现这两位在现当代文学史上都被视为独异的作家,风格中有几点相同的特征:

1.他们的作品都是着力表现对贫困、愚昧、落后而近于麻木的生活的不满与思考,对封建主义旧道德旧传统的鞭鞑,对美好人性和理想的追求。从沈从文家境中衰与少年时的行伍生涯,和而汪曾祺文革前后这段经历,使他们一生都在追求一种人性的温暖。

2.他们的作品都是“主情”式的,文章不拘格式,受感情波动的支配。《边城》、《受戒》中两者都不拘泥于故事的首尾照应、高潮的设置安排、人物的来龙去脉,而是以感情去牵动读者。

3.字里行间蕴含着歌的节奏、诗的韵律、画的色彩。《受戒》《边城》里有很多诗意化的其乐融融的自然乡村美景的画面。

不同：从思想内容看,二人都着力表现对人的尊严的肯定与追求,但沈从文更多地对不平等的物质生活加以鞭笞,更多地要求人生存的基本权利。汪曾祺则是在生存温饱基础上求发展,是对人生存状态的文化反思。

2.所显现的感伤色彩和成分来看,沈从文更忧郁些、压抑些,追求的前景有时不够明确,呈现在作品中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生命的顽强和民族品德的重造。而汪曾祺追求的理想的前景比较清晰,所呈现的力度是一种为理想斗争的顽强精神。:“《边城》是对过去纯真美好童年的迷恋，塑造了翠翠勇敢善良的女孩形象。

3.3.从表现手法来看,沈从文节奏迂缓,叙说中写实成份较多,而汪曾祺迂缓中夹杂着跳荡,有一些心理探索,还有哲理性议论。

第五篇：浅论汪曾祺小说

浅论汪曾祺小说《受戒》的语言运用艺术

孙汉利

摘 要：汪曾祺的小说《受戒》在文坛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尤其在语言运用上，汪曾祺不仅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积累，而且善于学习民间语言，同时也不乏现代意识。在其小说语言中，他有着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本文主要从以下三方面来论述汪曾祺小说《受戒》的语言运用艺术。

一、方言和文言的借鉴与融合；

二、叠言的运用；

三、短句的使用。

关键词：语言；短句；叠言；方言；文言

Abstract:Wang Zengqi novel “Initiation” in the literary world has made great success.Especially in the use of language, Wang Zengqi not only have profound accumulation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but also good at learning of civil language, but also many modern consciousness.Language in his novels, he has his own unique style.This article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to describe Wang Zengqi novel “Initiation” the language arts.First, dialects and classical Chinese lessons and integration;Second, the use of overlapping words;Third, the use of the phrase.Key words: language;phrase;Permian statement;dialect;Classical Chinese.1980年汪曾祺发表的《受戒》使人耳目一新，人们惊异地发现汪曾祺文化小说的别一样风格和别一样的情趣。其代表作《受戒》的语言更是别具一格的，简洁明快，纡徐平淡，流畅自然，生动传神。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作品艺术风格的形成，语言表达的作用不可忽视。作家的艺术追求也可以从其语言风格特点上反映出来。”汪曾祺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积累，善于学习民间语言，同时也不乏现代意识，在其小说语言中，就能充分展示出他的文化修养及美学追求”。[1]《受戒》的语言简洁自然、清新明快，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作者不拘世俗、热爱自然的人生追求。下面本文就从三方面来分析汪曾祺小说《受戒》的语言运用艺术。

一、方言和文言的借鉴与融合；

二、叠言的运用；

三、短句的使用。

一、方言和文言的借鉴与融合 《受戒》是以汪曾祺的故乡苏北水乡为背景，小说强烈地传达出了一种清新隽永、淡泊高雅的风俗化效果。阅读《受戒》犹如在欣赏一幅美妙的风俗画。《受戒》中运用的俗字、方言、俚语，以及口语化的语句，使小说的地方色彩更加浓厚，对小说的风俗效果化功不可没。

“这地方的忙活是栽秧、车高田水，薅头遍草、再就是割稻子、打场子。” “荸荠的笔直的小葱一样的圆叶子里是一格一格的，用手一捋，哔哔地响。” “车”、“薅”、“打”、“捋”等，苏北水乡人们的日常生活用语，这些词语对于我们来说很新鲜，能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使读者加深对文本的理解。方言或俚语使表达事情或描写事物更加准确生动，形象地展示作者所要表现的场景。

小说在对人物形象进行刻画时，也使用了大量的苏北方言或俚语。例如在对赵大伯形象描述时。

“赵大伯是个能干人。他是一个“ 全把式”，不但田里场上样样精通，还会罩鱼、洗磨、凿砻、修水车、修船、砌墙、烧砖、箍桶、劈篾、绞麻绳。他不咳嗽，不腰疼，结结实实，像一棵榆树。人很和气，一天不声不响。”

“能干人”、“全把式”说明赵大伯是个手艺多样的能人。“罩鱼”、“洗磨”、“凿砻”、、“箍桶”、“劈篾”等一系列动宾短语的描写，是对赵大伯具体手艺的展示，他行行精通。这些词语读起来也是朗朗上口、干净利落，增添语言的音乐美。在对赵大伯两个女儿形象刻画时，作者也舍弃了常用的修饰性书面语言，充分运用民间语言。

“两个女儿，长得跟她娘像一个模子里托出来的。眼睛长得尤其像，白眼珠鸭蛋青，黑眼珠棋子黑，定神时如清水，闪动时像星星。浑身上下，头是头，脚是脚。头发滑溜溜的，衣服格挣挣的。”

“鸭蛋青”、“棋子黑”、“清水”、“星星”，新鲜、形象、生动，在接连不断的比喻中，表现了两位乡村少女的质朴与美丽，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

在小说语言上,汪曾祺还注重对文言的借鉴和运用。古代汉语经过长期的运用和发展，具有了许多现代汉语不可比的长处，凝练、含蓄、古朴、省俭等。例如：

“于是明子就开蒙入学，读了《三字经》、《百家姓》、《四言杂字》、《幼学琼林》、《上论、下论》、《上孟、下孟》，每天还写一张仿。”

“只有仁渡，没有叫他“渡师父”的，因为听起来不像话，大都直呼之为仁渡。”

“小人她偷偷地看过，人很敦厚，也不难看，家道也殷实，她满意。” 现代汉语中，“开蒙入学”就是“上学读书”，“直呼之为”即“叫” 或“喊”，“家道”即“家境”。汪曾祺避开现代汉语中一般的书面语言，而采用古代汉语的词语，使得文章语言更简洁、凝练。

对方言和文言的借鉴和融合，使小说语言简洁明快、通俗易懂。也表明了汪曾祺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积累，善于学习民间语言，充分体现了他的独特的语言风格。

二、叠言的运用

“汪曾祺曾自称‘通俗抒情诗人’。所谓‘通俗’就是要语言贴近民众，贴近生活，口语化，所谓‘抒情’，除了内容之外，在语言方面则要求有美感，包括音律美。”叠言在民众口语里很活跃，在抒情作品里亦多见。汪曾祺的小说里叠言使用频率高，与他的艺术追求和语言风格是一致的，是他的语言风格的具体体现。在小说《受戒》全文中使用叠言达到了30多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汪曾祺惯用叠言，也体现了他的艺术风格和美学追求。

汪曾祺在《受戒》中除了使用叠言频率高外，还有一个特点是叠言使用形式多种多样。

（一）AA式

“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 “小英子早早就把船划到荸荠庵门前。不知是什么道理，她兴奋得很。她充满了好奇心，想去看看善因寺这座大庙，看看受戒是个啥样子。”

前一句写小英子在田埂上赤脚留下的脚印，“小小”、“平平”、“细细”三个叠字，将脚印描绘得如此美妙，表现出一种轻轻淡淡的物象美。后一句是描叙小英子送明海去善因寺受戒的场景。“早早”、“看看”充分表现了一个十五六岁小女孩的好奇心，不仅是自己没到过善因寺，更重要了的是她是要送心上人明海去善因寺受戒。

（二）A了A式

“他舅舅给他相了相面，叫他前走几步，后走几步，又叫他喊了一声赶牛打场的号子：‘格当*N——’。”

“她又去转了转罗汉堂，爬到千佛楼上看了看，真有一千个小佛！”

（三）AAB式 “明子点点头。”

（四）ABB式

“大娘精神得出奇。五十岁了，两个眼睛还是清亮亮的。不论什么时候，头都是梳得滑溜溜的，身上衣服都是格挣挣的。”

“荸荠藏在烂泥里。赤了脚，在凉浸浸滑滑溜的泥里踩着。” [2]“芦苇长得密密的，当中一条水路，四边不见人。划到这里，明子总是无端端地觉得心里很紧张，他就使劲地划桨。”

第一句是对赵大娘形象的刻画，“滑溜溜”、“格挣挣”描写了赵大娘衣着整齐、干净，打扮得得体，说明她是个爱漂亮的人，对生活充满了希望，有一颗永远年轻的心。第二句是小英子“捋荸荠“时的情景，“凉浸浸”、“滑滑溜”不仅从触觉上逼真地描写了踩在烂泥里的感觉，而且还能让人联想到小英子的活泼可爱。第三句“无端端”把一个十六七岁的男孩的害羞感表现得淋漓尽致。文中还有如“凉嗖嗖”、“胖礅礅”，“笑嘻嘻”等等，这类叠词的使用增添了语言的节奏感，形成了一种鲜活的语言音乐美。

（五）ABAB式

“船上有一个五十来岁的瘦长瘦长的大伯，船头蹲着一个跟明子差不多大的女孩子，在剥一个莲蓬吃。”

“荸荠的笔直的小葱一样的圆叶子里是一格一格的，用手一捋，哔哔地响，小英子最爱捋着玩，——荸荠藏在烂泥里。赤了脚，在凉浸浸滑滑溜的泥里踩着，——哎，一个硬疙瘩！伸手下去，一个红紫红紫的荸荠。”

前一句“瘦长瘦长”表明赵大伯身体依然硬朗，没有被生活的艰辛所压倒。后一句“一格一格”、“红紫红紫”形象生动地描述了荸荠叶和荸荠的具体形态，给读者留下了丰富想象空间。

（六）AABB式

“不叫‘方丈’，也不叫‘住持’，却叫‘当家的’，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他确确实实干的是当家的职务。”

“他平常可是很规矩，看到姑娘媳妇总是老老实实的，连一句玩笑话都不说，一句小调山歌都不唱。”

前一句“确确实实”肯定了仁山在寺中的地位，就是个管家务的角色。后一句“老老实实”描述了仁渡平时的表现，另一方面也反衬了他在某些时候的不老实。

在《受戒》中，汪曾祺除了使用现代汉语叠词的普通形式外，还创新了一种叠词形式，即“ABBB”式。

“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

在这句中本来用“扑鲁鲁”就可以了，作者在这去又加了“鲁”成了“扑鲁鲁鲁”，描写青桩发出的声音更加形象，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受戒》的叠音形式音节匀称、具有和谐的音韵美。叠言又多以两两相对或排比形式出现，符合汉民族“成双作对”的民族心理，从而增添了行文的流畅自然和连绵不断的回环美。而且小说的语言非常生活化，而生活化的语言便是口语化，叠字叠词正是我国汉民族口语词汇的一大特点，大量运用叠言手法，可以说很大程度上与作者追求自然和谐的艺术效果有关，叠言的运用使《受戒》的语言既富有音乐美有亲切自然。

三、短句的使用

在《受戒》的语言句式中，短句占了统治地位。大量短句的使用，使句式变化多样，避免了行文节奏上的呆板与单调，而且句子短就形成了文体的干净，无拖泥带水之病，且跳荡活泼，富于生气。例如：

“这地方的忙活是栽秧、车高田水，薅头遍草、再就是割稻子、打场子。这几荐重活，自己一家是忙不过来的。这地方兴换工。排好了日期，几家顾一家，轮流转。不收工钱，但是吃好的。一天吃六顿，两头见肉，顿顿有酒。干活时，敲着锣鼓，唱着歌，热闹得很。其余的时候，各顾各，不显得紧张。”

全段共一百零九个字，却形成了二十三句。这些句子以短句为主，最长的一句也不过十字。句子字数时多时少，长短不齐，抑扬顿挫，好似一首优美的散文诗，轻快而平缓，将江南水乡的人情世故表现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南方群众的热情及友爱。

汪曾祺《受戒》中对短句的使用还体现在对人物对话的描写。小说人物对话往往两三字一句，既简洁又生动，而且极富诗的韵味。如明海烫戒后与小英子隔河对话式的场景。

“明子！” “小英子！” “你受戒了吗？” “受了。”

“疼吗？” “疼。”

“现在还疼吗？” “现在疼过去了。” “你哪天会去？” “后天。” “上午？下午？” “下午。” “我来接你！” “好！” „„ 这些语句看似平淡，然而细细回味，却又韵味深长。不仅精到地刻画出人物内心世界的微妙变化，而且从文本中我们可以觉察到英子和明子之间的爱慕之情。读这段对话象犹如在欣赏一首诗，读者可以从中领略到叙述中的诗意美，也表现了汪曾祺深厚的文学功底。

汪曾祺说：“要使语言生动，要把句子尽量写得短，能切开就却开。”短句的运用，使小说语言变得简洁、准确，看似平淡无奇，却又韵味十足，形成了干净简洁、自然流畅的语言风格。

以《受戒》为代表的汪曾祺文化小说在文坛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也是人们对新时期小说创作多元化趋势的第一次认同。而小说之所以能取得如此的震撼力和影响力，与作者语言风格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如朱志刚在《节奏与词语的选择》中说道：“汪曾祺对语言运用是如此的熟练、老到，他通过对语言节奏的把握和对特定词语的准确选择，使得其小说整体上突出了一种饱含韵味的、不疾不徐的、充满节奏感的和谐美，一种由特定词语幻化出的富有地域特色、充满人情味的、江南水乡的风俗美。”[3] 通过分析《受戒》语言运用的技巧，我们可以看出正是因为汪曾祺善于运用语言，且形成了他独特的语言风格，这对他文化小说的成功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注释 ：[1]陈燕 《汪曾祺小说的语言魅力》《东岳论坛》2005年5月第22卷第3期 133页

[2]夏云珍 《汪曾祺小说中的叠言用法》《修辞学习》第5、6期合刊 72页

[3]朱志刚《节奏与词语的选择》《名作欣赏·语文讲堂》高中语文读本第四册 52页

参考文献

[1]朱栋霖 丁帆 朱晓进 主编 《中国现代文学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年8月 [2]汪曾祺著 《汪曾祺全集·一·小说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年8月 [3]陈望道著 《修辞学发凡》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6年第4版 [4]黄伯荣 廖序东主编 《现代汉语》（增订三版）上册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1年1月第1版 2002年7月第三版

[5]陈燕 《汪曾祺小说的语言魅力》《东岳论坛》2005年5月第22卷第3期

[6]夏云珍 《汪曾祺小说中的叠言用法》《修辞学习》 第5、6期合刊

[7]朱志刚《节奏与词语的选择》《名作欣赏·语文讲堂》 高中语文读本第四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