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汪曾祺专题阅读课

第一篇：沈从文汪曾祺专题阅读课

杨寨中学初三专题阅读课教学设计

主备教师： 刘延聪 授课教师： 备课时间：2014.08.23 NO.5-1 课题：沈从文 汪曾祺

一、阅读目标：

1、简单了解沈、汪二人的生平、写作风格。

2、从《边城》、两篇文章中品味、感受二人的平淡质朴的艺术风格、思想感情。

3、拓展阅读相关的其他文章、著作。

二、材料准备：

1、二人生平简介。

2、见微知著，从二人作品的细微之处品味其写作风格、艺术特色。

3、简单学习这种平淡的有韵味的风格的写作。

三、上课流程

（一）激趣导入：选取湘西凤凰美景和高邮湖的风景图片，截取其二人的代表作《边城》和《受戒》里面的经典片段来赏析。

（二）方法引领

1.从精选的材料中，精读几篇。2.了解二人的风格的传承与比较。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字崇文。湖南凤凰县人。沈从文是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撰写出版了《长河》、《边城》等小说，《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1931年－1933年在青岛大学任教。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1987年、1988年沈从文入选诺贝尔文学奖。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要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语言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突出，单纯而又厚实，朴讷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

汪曾祺（1920.3.5～1997.5.16），江苏省高邮市人，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

汪曾祺的老师是沈从文。汪曾祺的创作风格的形成，与沈从文有密切相关，汪曾祺就是沈从文的影子。二人的成长经历及审美理念、作品风格极为相似。

沈从文与汪曾祺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乡土小说作家。沈从文以一颗“执拗”的“乡下人”的心表示着对乡土的亲和、对都市的逃离。汪曾祺则是跨越时代的富于灵性的作家，在乡土小说方面卓有建树。沈、汪两位作家乡土小说的创作取向及其技巧乃同中之异，而从人生哲学看，汪曾祺从感情上接受了儒家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沈从文则更多地体现在忧国意识和维护文学的独立性方面。

3.通过朗读感知、语句品析、比较阅读、等方法，阅读文本。（见阅读材料）

（三）拓展运用

1.学写片段或大作文。可整理成读书笔记。2.推荐阅读：

沈从文：沈从文《边城》、《长河》；

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

卓雅《沈从文和他的湘西》；

上海文汇：《凤凰于飞：沈从文卷》。汪曾祺：汪曾祺《大淖事记》、《受戒》；

汪朗《老头儿汪曾祺》；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

（四）课后延伸

1、可以自己去查阅百度百科，维基百科等关于沈汪二人的资料。可积累成读书笔记。

2、可以参阅钱理群《现代文学三十年》（北大出版社）之沈从文、汪曾祺章节。

3、可以阅读关于二人的作品，如上文“相关资料”里提到的作品。

4、如果个人比较喜欢或者欣赏这类风格的作品，可以自己去深入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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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汪曾祺和沈从文

汪曾祺和沈从文：经过比较,我们发现这两位在现当代文学史上都被视为独异的作家,风格中有几点相同的特征:

1.他们的作品都是着力表现对贫困、愚昧、落后而近于麻木的生活的不满与思考,对封建主义旧道德旧传统的鞭鞑,对美好人性和理想的追求。从沈从文家境中衰与少年时的行伍生涯,和而汪曾祺文革前后这段经历,使他们一生都在追求一种人性的温暖。

2.他们的作品都是“主情”式的,文章不拘格式,受感情波动的支配。《边城》、《受戒》中两者都不拘泥于故事的首尾照应、高潮的设置安排、人物的来龙去脉,而是以感情去牵动读者。

3.字里行间蕴含着歌的节奏、诗的韵律、画的色彩。《受戒》《边城》里有很多诗意化的其乐融融的自然乡村美景的画面。

不同：从思想内容看,二人都着力表现对人的尊严的肯定与追求,但沈从文更多地对不平等的物质生活加以鞭笞,更多地要求人生存的基本权利。汪曾祺则是在生存温饱基础上求发展,是对人生存状态的文化反思。

2.所显现的感伤色彩和成分来看,沈从文更忧郁些、压抑些,追求的前景有时不够明确,呈现在作品中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生命的顽强和民族品德的重造。而汪曾祺追求的理想的前景比较清晰,所呈现的力度是一种为理想斗争的顽强精神。:“《边城》是对过去纯真美好童年的迷恋，塑造了翠翠勇敢善良的女孩形象。

3.3.从表现手法来看,沈从文节奏迂缓,叙说中写实成份较多,而汪曾祺迂缓中夹杂着跳荡,有一些心理探索,还有哲理性议论。

第三篇：汪曾祺与沈从文

汪曾祺散文的特色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汪曾祺曾说过：“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姑娘似的话„„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因此品读汪曾祺的散文好像聆听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谈话，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如《葡萄月令》

葡萄抽条，丝毫不知节制，它简直是瞎长！几天功夫，就抽出好长的一节的新条。这样长法还行呀，还结不结果呀？因此，过几天就得给它打一次条。葡萄打条，也用不着什么技巧，一个人就能干，拿起树剪，劈劈啦啦，把新抽出来的一截都给它铰了就得了。一铰，一地的长着新叶的条。

汪曾祺的散文写风俗，谈文化，忆旧闻，述掌故，寄乡情，花鸟鱼虫，瓜果食物，无所不涉。在《夏天的昆虫》中，他向读者介绍了蝈蝈、蝉、蜻蜓、螳螂的品种、习性和孩童捕捉昆虫的情形。如他说：“叫蚰子（蝈蝈的俗称）是可以吃的。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树枝火中，一会儿就熟了。味极似虾”。说北京的孩子在竹竿上涂上黏胶捉蝉。作者小时候用蜘蛛网捉蝉。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三角里络满了蜘蛛网。瞅准了一只蝉，轻轻一捂，蝉就被黏住了。读到此处，不觉会心一笑，好像说的就是我自己童年的情形。

文如其人，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质朴，不事雕琢，缘于他心地的淡泊和对人情世物的达观与超脱，即使身处逆境，也心境释然。在被打为右派下放劳动的日子里，他奉命画出了一套马铃薯图谱。他认为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是“神仙过的日子”，画完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二人。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的文学》和《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汪曾祺在回顾自身的成长经历时，曾不无自豪地说：“沈先生很欣赏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两人亦师亦友的情谊，经受了战乱和运动的考验，穿越了百年的历史风云。

沈从文帮助汪曾祺渡过难关

汪曾祺辗转来到上海，原想通过熟人或朋友找一份职业，不料却连碰钉子，手头仅有的一点钱也快花光了，即将落魄街头，以致他情绪异常低落，甚至想到自杀。当他把这里的遭遇写信告诉沈从文之后，老师很快回信责骂他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里有一枝笔，怕什么！”信中还举了自己当年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闯荡北京，战胜厄运发奋创作的例子，使汪曾祺既感动又惭愧。沈从文还致信上海的李健吾，请其对汪多加关照，并让夫人张兆和从苏州写了一封长信来安慰汪曾祺。

由于沈从文的多次推荐，李健吾已了解了汪曾祺，并也很欣赏其才气。现在汪曾祺找上门来，他便热情地给予鼓励，并举荐汪到一所私立致远中学任教，使汪在此过了一年多相对稳定的生活，且有幸结识了著名作家巴金。巴金的夫人萧珊毕业于西南联大，巴金又是沈从文的好朋友，于是汪曾祺在巴金家与黄裳相识了。同时相识的还有黄永玉。

汪曾祺1947至1948年在上海，和黄永玉、黄裳过从甚密，三人都是二十多岁，神采飞扬，书生意气，这是岁月挥之不去的一段美好记忆，“几乎如老酒一般，那段日子真是越沉越香”。黄永玉在《太阳下的风景》中说：“朋友中，有一位是沈从文的学生，他边教书边写文章，文章又那么好，使我着迷到了极点。人也像他的文章那么洒脱，简直浑身的巧思。”黄永玉在《黄裳浅识》中一直对朋友鼓吹三样事：汪曾祺的文章、陆志庠的画、凤凰的风景。李国涛《“文体家”黄裳》一文，也谈到了三人意趣相通、惺惺相惜：“在那时，其实三人都不过是普通作者和画家，未来发展，全不可知。后来，不用说，一个个都成为可入文学史，可入画史，可入学术史的顶尖人物了。当时他们就亲密如此，可见互为伯乐，互为千里马，互相间有一种马与马之间的气味相投。„„而黄永玉在画外谈文，总是一语到位，得过沈从文的真传。那是气质。气质，气质！这也是马与马得以相亲的原因。” 汪曾祺与沈从文的师生情

著名作家汪曾祺在回顾自身的成长经历时，曾不无自豪地说：“沈先生很欣赏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而一代小说大家沈从文在向文艺界推荐这位学生的作品时，也总是说：“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那么，在我国现当代文坛上相映生辉的这两颗双子星，究竟有着怎样的师生情谊呢?

西南联大拜沈从文为师

1939年夏，年仅19岁的汪曾祺怀揣着已读了多遍的《沈从文小说选》等书籍，告别了故乡高邮，千里迢迢辗转来到昆明，顺利考入心仪已久的西南联大中文系。关于个中缘由，他后来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好像命中注定要当沈从文先生的学生„„我到昆明考大学，报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就是因为这个大学中文系有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还有沈从文先生。”

实际上，自从汪曾祺深深地喜爱上沈从文小说的那一天起，他心中就深深埋下了一个沈从文情结。进校伊始，他就渴望着尽快拜见这位作家老师。初次在校园内见到沈老师时，他好像有些面熟，但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当旁人告诉他，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小说家沈从文时，他才恍然大悟。他多么想走上去恭恭敬敬地鞠一躬，问一声好，因为羞怯而稍一犹豫，沈从文已经走了过去。后来，他多次在校园中见到沈老师迎面走来，总是谦恭地与同学们一道礼貌地退立一旁让老师先过，他含笑点头。直至大学二年级，由于选修了沈从文开设的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汪曾祺才得以正式拜谒这位老师。

首次听沈从文讲课，汪曾祺激动万分。如此近距离地端详着刚踏进教室的这位老师，他觉得与想象中的沈从文实在不同：那瘦小的身躯上罩着一件半新不旧的蓝布长衫，眉清目秀貌若女子，略显苍白的面庞上，却辉映着一双亮而有神的眼睛。在紧张中沉默了几分钟之后，沈从文终于在同学们的笑声中操着浓重的湘西口音开讲了。加之他讲课时不用手势，缺乏舞台道白式的腔调，且声音又低，因此有不少同学对沈从文的课热情日减，惟独汪曾祺越听越有味，并深有体会地告诉同学：“听沈先生的课，要像孔子的学生听孔子讲课一样，‘举一隅而以三隅反’”。

沈从文教创作课主要是让学生“自由写”，他鼓励学生们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即便有时在课堂上出两个题目，也非常具体，像“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记一间屋里的空气”等，意在让学生像初进厂的青年工人那样，先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会组装。对于学生的习作，他除了仔细点评，写出很长的读后感而外，还将一些与这篇作文写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作品介绍给学生阅读，使其在对比中找到差距，得到提高。沈从文教的这些创作方法，让汪曾祺受益终生。

汪曾祺写过一篇名为《灯下》的短篇小说习作，沈从文读后，却从其稚嫩的文笔中欣喜地发现了汪长于白描，有能够抓住一个个富于特征性的细节，铺展开来罗织成一幅幅几乎和生活本身完全一样的图画的本领。他遂特意到图书馆找来几篇类似于《灯下》写法的作品，其中包括他自己写的《腐烂》，让汪曾祺认真品读、揣摩。在老师的精心指导下，经汪曾祺反复修改，将《灯下》改为《异秉》，由沈从文推荐发表在1948年3月《文学杂志》第2卷第10期上；汪曾祺的另一篇小说《小学校的钟声》，好几年找不到地方发表，也是沈亲手帮助寄给上海的郑振铎、李健吾，在他们主办的《文艺复兴》杂志上发表的。由于沈从文很欣赏汪曾祺的文学才气，故而曾把他二年级的作业拿给四年级学生去看，还曾给他的一篇课堂习作打了120分。这些对于初踏文学路的汪曾祺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沈从文在创作课上曾有一句口头禅——“要贴到人物来写”，对此一些同学要么不在意，要么领会不深，汪曾祺听了却如同醍醐灌顶、豁然开朗。这天，沈老师有意让他对同学们谈谈自己对这句话的理解，汪即侃侃而谈：“我以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据我的理解，沈先生这句极其简略的话包含这样几层意思：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附着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作者的心要随时紧‘贴’着人物。什么时候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而且，作者的叙述语言要和人物相协调。写农民，叙述语言要接近农民，写市民，叙述语言要近似市民。小说要避免‘学生腔’。”如此透彻的理解，不仅让同学们听得入了神，更使沈从文欣喜不已。

沈从文除了在课堂上认真讲，在课外热情辅导学生而外，还以其刻苦的创作精神、严谨的创作态度为学生们树立了好榜样。有一个时期，他每月都要发表几篇小说，每年总要出几本书，被誉为“多产作家”。由于他常常夜以继日地写作，以致辛劳过度，落下个爱流鼻血的毛病。汪曾祺曾多次亲眼见过沈老师染有鼻血的手稿，引起他内心极大的震动，从而使他懂得了创作不仅仅需要才能，更需要老师的这种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耐烦”精神。

在西南联大就读的后期，汪曾祺与沈从文往还密切，情同父子。有一天，正患牙痛的汪曾祺去看望老师。前来开门的沈从文一见汪的腮帮子肿得老高，便默默地出去买了几个橘子抱回来，看着汪吃下两个，又将剩余的塞到他怀中，叮嘱他多吃以便清火。

在老师扶掖下终有所成

1943年，汪曾祺因两门功课考试不及格而从西南联大肄业。此后，他先是在昆明市郊的一所名叫中国建设中学的私立学校当了两年教员，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社会与人生；后毅然离开云南，辗转来到上海，原想通过熟人或朋友找一份职业，不料却连碰钉子，手头仅有的一点钱也快花光了，即将落魄街头，以致他情绪异常低落，甚至想到自杀。当他把这里的遭遇写信告诉沈从文之后，老师很快回信责骂他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里有一枝笔，怕什么!”信中还举了沈从文当年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闯荡北京，战胜厄运发奋创作的例子，使汪曾祺既感动又惭愧。沈从文还致信上海的李健吾，请其对汪多加关照，并让夫人张兆和从苏州写了一封长信来安慰汪曾祺。

此前，从沈从文的多次推荐中，李健吾已了解了汪曾祺，并也很欣赏其才气。现在汪曾祺找上门来，他便热情地给予鼓励，并举荐汪到一所私立致远中学任教，使汪在此度过了一年多相对稳定的生活，且有幸结识了著名作家巴金。

由于沈从文分别于1942年、1947年和1948年三次遭到文艺界有关人士的围攻，甚至被斥骂为“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致使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曾一度陷入严重的精神危机，并忍痛放弃了文学创作，转而从事文物考古研究工作。老师的这种激流勇退，着实让汪曾祺感到惋惜，他担心老师能否在文物研究上搞出什么名堂来。但没过几年，当读到沈从文那些既有见地又不乏文采的文物考古文章时，他就放心了。许多年后，在为庆贺沈从文的80寿辰而写的祝辞里，汪曾祺还不无由衷地赞美道：“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

反“右”运动中，时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民间文学》编辑的汪曾祺因文获罪，在1958年夏被打为“右派”，撤了职务，工资待遇连降3级，并被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改造。在这里，他不仅与农业工人一道起猪圈、刨冻粪、扛麻袋等，还热心参加并指导所里群众性的文化娱乐活动。孤寂苦闷的时候，他就给家人、给老师沈从文、给老朋友写信，从那一封封充满亲情和友情的回信中，他得到了莫大的精神抚慰。

1960年年底，汪曾祺被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宣布结束劳动改造，因原单位不接收，他遂暂留在农科所协助工作。当时身患高血压病住在阜外医院治疗的沈从文从来信中得悉此情后，不禁欣喜万分，立即给汪曾祺复信。因等不及家人为他找来信笺，他就从练习本上撕下几张纸急匆匆地写起来。他全然不听夫人的劝阻，不怕因激动而使血压升高，洋洋洒洒，一气呵成长达12页、近6000字的回信。

在信中，沈从文对于汪曾祺下放劳动后的收获，感到由衷的高兴；而对于其在信中流露出的因一时回不了北京所产生的苦闷，则给予了语重心长的抚慰与鼓励：“得到你1月15日的信，应当想像得出我高兴的心情。能保持健康，担背得起百多斤洋山芋，消息好得很!时代大，个人渺小如浮沤，应当好好的活，适应习惯各种不同的生活，才像是个现代人!一个人生命的成熟，是要靠不同风晴雨雪照顾的„„你应当始终保持用笔的愿望和信心!好好把有用生命，使用到能够延续生命扩大生命有效工作方面去„„你应当在任何情形下永远不失去工作信心。你懂得如何用笔写人写事。你不仅是有这种才能，而且有这种理解。在许多问题上，理解有时其实还比才能重要!” 不久，沈从文出院回家后，还曾将此信用毛笔在竹纸上重写了一次，寄给远在沙岭子的汪曾祺。从老师的这些谆谆教诲之中，汪曾祺获得了直面现实生活、战胜艰难困苦的极大勇气。后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刻苦努力，至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汪曾祺终于以短篇小说《受戒》和《大淖记事》等而名扬中外，由此确立了他在我国当代文坛上的著名小说家的地位。================================== 汪曾祺和沈从文的渊源

-----从<<边城>>和<<受戒>>的艺术特色看二人的契合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与汪曾祺可谓两位重要的作家，同时他们也是一对情深意重的师生。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大弟子，也是以废名、沈从文、凌叔华、萧乾等为代表的“京派”文学的最后传人。沈从文是“京派”文学成就最大的作家。不管是从师生情谊还是文学风格与流派的传承、发扬上，汪曾祺都成为沈从文的继承和发扬的不二人选。

汪曾祺当仁不让地写出《沈从文和他的〈边城〉》、《又读沈从文》等多篇“沈从文”论。汪曾祺当年随同祖父和父亲避战乱而由家乡高邮，经香港，到越南，再到昆明，最终报考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时随身带着的那本《沈从文小说选》，而在他拜读过《边城》之后，更加敬重沈从文，始终对沈从文执弟子之礼甚恭。多年之后，汪曾祺的一篇《受戒》更是宣告了他对老师的继承和作为最后一名“京派”文学传人的身份。因此，从〈〈边城〉〉和〈〈受戒〉〉的比较可以看出沈从文和汪曾祺的渊源。

对美的抒写的继承。《边城》是沈从文最负盛名的作品，代表了他重要的风学风格。文中对美的抒写更是犹如一首抒情诗。对人美的描写在于人性之善，纯净质朴，超功利而又不沾染任何世俗气。在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总是抱有善良的愿望在交往。老船公和翠翠相依为命，一拉船为生，却不收坐船人的钱，生活得自由自在，心灵也不受任何羁畔。甚至，老船公死后，乡亲们都帮助翠翠，杨马兵如父亲一般照顾翠翠。

汪曾祺也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受戒〉〉的主人公是饽荠庵里的小和尚，和尚们的世俗生活以及逾越“门禁”的杀猪，吃肉，打牌，搓麻将的描写，打破了人与宗教的隔膜，展示了人性最本真的自由，有一种反扑归真的美。

人之美还在于人情之美，人情之美在于爱情之美，亲情之美，乡情之美。〈〈边城〉〉里的翠翠与傩送的爱情，少女之恋清新，纯净而又青涩。而〈〈受戒〉〉用抒情的笔调描写了了一个小和尚和村姑的恋爱故事。“字里行间，只觉得景美，情美，文美，宛如清澈的小溪漫过心头。又如多年老酿，回味无穷。”〈〈边城〉〉里翠翠与老船公的祖孙情以及老船公与女儿的父女情流露在“门外高崖上月光下”，“翠翠抱膝坐在月光下，傍着祖父身边”，听祖父时而讲着母亲的乖巧时而又吁一口气，“可是却无从把那东西挪开。”天保和傩送都爱翠翠，但兄弟间的亲情超越了爱情，哥哥天保死后，傩送无法面对翠翠，兄弟情深深地压着他，以致淡淡的悲伤。〈〈受戒〉〉里小和尚明海因为舅舅的关系得以到饽荠庵当和尚，也是一种出路。小英子照顾姐姐赶嫁妆，田里的零碎生活小英子全包了。最深刻的是乡情，忙活重活的时候，“几家顾一家，轮流转，不收工钱，但是吃好的。”要是有“嫁闺女，陪嫁妆，磁坛子，锡罐子”，赵大娘“都要用梅红纸剪出吉祥的花样，贴在上面”，甚至“二三十里的人家都来请她”。而〈〈边城〉〉里老船公死后，帮忙的人都来了，“家中人出出进进”，船总顺顺来了，带来了一口袋米，一坛酒，一腿猪肉，杨马兵为大家唱丧堂歌。不可忽略的另一种美则是景美。纯净的溪水，绿绿的翠竹，屋后的白塔上飘着“桃红色的薄云”，温柔，美丽，平静的黄昏，到“月光如银子，无处不可照及。”〈〈边城〉〉的自然，纯净之美，正是犹如圆润的珠玉。而汪曾祺展现给读者的也是一幅幅亲信隽永，没有任何浸染的纯然的宁静的境界。文章结尾出更是把景美写到极致，“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飞远了„„”

汪沈二人与水都有不解之缘。他们的小说是水孕育出来了，水孕育出了他们优美的水乡小说。〈〈边城〉〉是沈从文以家乡小城凤凰为背景描写的湘西边境靠近川东的小城茶峒。故事以水城为背景，“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人家。”祖孙两人就住在溪边的屋子里。汪曾祺与沈从文相似，〈〈受戒〉〉是以汪曾祺的家乡高邮为背景的。他的家乡是一个水乡，他从小生长在水边，“耳木之所接无非是水。”文中饽荠庵门前是一条河，明海做了一只船才到达。因此，他们师徒的缘分是“水”，他们描写的故乡的小说被称为“水乡小说”，他们的小说似水，“水性”构成了他们二人水乡小说的共同底色。

“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作品的风格。”汪曾祺曾说。他们的小说的语言如流水一般自由，有一种流动美，充满了水的随意性和散漫性。表现出语言的散文化和诗化的特征，采取了白描了手法，并没有非常激烈的情节设置，犹如小溪一般宁静自然。〈〈边城〉〉里的语言清新，自然。“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这种散漫性的语言风格使得翠翠母亲的故事，妓女的故事得以自然地插入，形成统一的整体，文章柔美而连贯。〈〈受戒〉〉里的语言简洁而有干净，节制而又有弹性，对景物的随意铺写，呈现出自然与随和，表面杂乱无章，繁杂无矩，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构成整体的水乡画面。如对饽荠庵的描写，“过穿堂，是一个不小的天井，种着两棵白果树。天井两边各有三间厢房。走过天井，便是大殿，供着三世佛。佛像连盒才四尺来高。大殿东边是方丈，西边是库房。大殿东侧，偶一个小小的六角门，百门绿字，刻着一副对联„„”

从选裁方面看，汪沈二人都写的是水边普通人的平凡事，以水为联系，构成全文。《边城》里的老船公一拉船为生，水手和妓女的爱情，翠翠母亲白喝冷水而死，天保溺水而死，他们的命运与水相关联。《受戒》里的明海与小英子第一次相遇因为坐船过河，常常坐小英子家的船“给庵里买香烛，买油盐。”小英子送明海去“受戒”，又在“散戒”之后接明海回庵。最后，在船尾，小英子表达了对明海的爱。他们的爱情与船密切相关，又怎能与水无关？沈从文一温爱的笔调描写了水边普通人的真实的生活状态，而汪曾祺同样以温润的笔调勾画出水乡人淳朴和善良。三 同样浓重的乡土风俗风情的描写。

《受戒》中汪曾祺用心描写了风土人情，对故乡苏北水乡的风土人情的叙述游刃有余，当然与他师承沈从文密切相关。《边城》中叙述了湘西边境小城的风俗，以唱情歌的方式表达爱情。天保和傩送夜里给翠翠唱歌，歌声优美柔和。当年杨马兵也是“牵了马匹到碧溪组来对翠翠母亲唱情歌”。翠翠乐意听祖父唱歌，也“哼着巫师十二月里为人还愿迎神的歌玩——你大仙，你大神，睁眼看看我们这里人„„”而《受戒》中唱歌得以延续，明海的三师父仁渡会放“花焰口”，却也情不过乡亲，唱起山歌小调。

此外，《受戒》中，融各种乡土风俗与作品里。开头则写出“他的家乡不叫‘出家’，叫‘当和尚’，他的家乡出和尚，就像有的地方出猎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表明一个地方出一种职业，这已经是既成的风俗。和尚们每天出门，扫地，烧香，磕头，念经，这是佛教的习俗。对放“花焰口”的描写，以及“十五六岁的姑娘，就都梳上头了”的风俗，剪纸的名俗等的描写。

在文章中，风俗作为背景出现，不仅吸引人们对乡土风情的感受，而且对文章的整体美作铺垫，又不时地影响着人物的塑造和推动情节的发展。《边城》里天保走车路失败又走马路，而走马路只有傩送有份，美妙的歌声使翠翠梦里摘虎耳草，这一走马路的风俗直接推动着他们爱情的发展。《受戒》里小英子在明海受戒后对明海的关心，他们蒙胧的爱情更加突显，受戒这一佛教仪式推动了他们的恋爱。四 汪沈二人共通的美学追求。

沈从文作为“京派”文学的最具代表作家，高度奉行着“京派”所倡导的尊从古典文学，吸收中国传统文学优秀的部分，崇尚一种静穆、和平隽永的审美观点，追求艺术的健康和纯正。《边城》是充分体现他的审美趣味的作品。作者把故事柔和化，表现出中国古典的中和之美，温柔敦厚。汪曾祺深受他的影响，继承发展了“京派”的美学观点，其美学追总体趋于和谐。

《边城》里，沈从文对小说采取的是淡化处理，翠翠内心冲突的淡，只一心牵挂傩送，并非是十分激烈的复杂的心里冲突。悲剧的成分淡化，翠翠母亲的爱情悲剧只在祖父口中提及，减轻了悲剧的壮烈性，使其变得柔和。天保和傩送两兄弟都爱着翠翠，但有相互帮忙夜里轮流给翠翠4唱歌，深厚的兄弟情超越了爱情，也阻碍了爱情，表面上对兄弟情深的表达，其实也给爱情造成了淡淡的悲伤。对少女之爱的描写，本来也是羞涩蒙胧，淡淡的感情，又融之于淡淡的悲剧故事，体现出整篇文章的柔和之美。而把历史上一切惨烈的东西背景化，并没有影响到文章的柔和，而是留下淡淡的伤痛，却也是永久的痕迹。美和愁相融，淡淡的愁和宁静的美绵远延长，中和之美跃然。《受戒》之中汪曾祺对自然与人的和谐的描写，小英子一家人与和尚都自食其力，赵大伯是个“全把式”，荸荠庵的和尚也照样挑水，喂猪，租地收租，放债收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自然的相融相合，也有人与人之间真纯质朴和睦的相处。小和尚和村姑的爱情，也是宗教和与世俗的和谐。资深的老方丈，也在绣花房里藏了一个十九岁的小老婆，“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在这样和谐温婉的环境里，小英子和明海的恋情的诞生也就合乎情理。

汪曾祺似乎比沈从文多了些文人境界。沈从文的悲愁情绪在汪曾祺那里化为了乐观感受，泯灭了深刻与尖锐，凸显了和谐，文章显得和平优美。就如汪曾祺自己所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是和谐。”全文并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宗教和世俗共存，人们并每哟指责和尚犯戒，二师父仁海的家眷“每年夏秋之间”去庵里住几个月，“因为庵里凉快”，“仁山、仁海叫他嫂子，明海叫她师娘。”庵里不叫“方丈”，也不叫“主持”，却叫“当家的”，收租，放债，也有烧香，磕头，念“南无阿弥陀佛”，敲磬，念经。和尚是出家人，也和普通人一样娶妻生活。这样融宗教、历史、伦理、爱情为一体的生活十分和谐，在折中和谐的氛围里，人们喜欢纯洁的爱情，而不会深究其违背伦理的过错，人性之纯真自由撼动人心。

作为中国乡土小说重要支脉的“京派”，是与“海派”想区别的，“鲁迅认为乡土文学可说是现实主义文学，而沈从文的作品更具有一种浪漫的气息。鲁迅心目中的乡土文学像是杜甫的‘三吏’、‘三别’一类面对现实的作品，沈从文呢，写的是陶渊明。”甚至有人认为“《边城》是《桃花源记》的现代版。”沈从文抒情式的小说，对爱、美、自由的追求发出悲哀的声音，出于对“人性”的虔诚，通过对乡土的赞美，“以扩大中国文化来重造人心。”即使“京派想像的社会图式和民族精神带着不轻的乌托邦的色彩。”以审美为美学取向，也不可否认沈从文即“京派”给中国文学带来的重要影响。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传统文化小说的重要的一支，有着很高的美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

汪曾祺师承沈从文，连续了被中断和遗忘的小说风格，散文化小说的传统延续下来了，《受戒》洋溢着沈从文式的诗情，着力与情绪氛围的营造，对爱、美、自由的继续抒写，人性之美，人性之善，人性解放，呈现出《边城》一般唯美的感受，“京派”文学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展！

车胤，字武子，晋代南平（今湖北公安市）人，他的祖父车浚，三国时期作过东吴的会稽太守。因灾荒请求赈济百姓，被昏庸的吴主孙皓处死，此后车胤的家境就一贫如洗了。车胤立志苦读，广泛涉猎各种知识，太守王胡之曾对他的父亲车育说：“此儿当大兴卿门，可使专学”。因家中贫寒，晚上看书没钱点灯。一个夏天的晚上，他正坐在院子里默默背书，见到许多萤火虫在空中飞舞，象许多小灯在夜空中闪动，心中不由一亮，他立刻捉上一些萤火虫，把他们装在一个绢做的口袋里，萤光就照射出来。车胤借着萤火虫发出的微弱灯光，夜以继日地苦读。

在他父亲的指导下，车胤终于成了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一生中做过吴兴太守、辅国将军、户部尚书等官职。唐朝杨弘贞、杨番、蒋防都著有《荧光照学赋》，均是谈车胤之事。

第四篇：沈从文出课教案

人教新课标版高二《中外传记作品选读》《沈从文：逆境也是生活的恩赐》教案

一、教学三维目标：

1、知识与能力

整体把握内容，理清作者沈从文的人生轨迹

2、过程与方法

小组合作，筛选出作者生活中的艰辛事，品味关键性语句，体会作者的生活态度和对人生的思考。

3、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品味关键性的语句，体会作者的生活态度和对人生的思考。

二、教学重难点：

1、整体把握内容，筛选出作者生活中的艰辛事

2、品味关键性语句，体会作者的生活态度和对人生的思考。

3、体味“逆境也是生活的恩赐”内涵，及对我们生活的启迪

三、课时安排：一课时

四、教学方法：

采用自主、合作、探究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通过本课对人生逆境的体味

五、教具: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新课导入：有这样一位先生，一部《边城》使他享誉世界文坛。他只有小学毕业的学历，却成了大学教授；他初次走上讲台竟好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只得在黑板上写道：“见你们人多，怕了”。他总是微笑着面对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微笑着凝视这世界，他由一个边城乡下人终于成为独具一格的文坛巨匠„„沈从文，这节课，我们就从他的自传中来了解他艰难曲折的经历，从而更好地理解他的创作；同时，同学们还可将这篇传记看做是关于人在逆境中成长的教科书。它告诉我们：困苦和艰辛可以转化为人生宝贵的精神财富，可以锻造人坚韧的性格。

二、自主阅读，整体感知：（快速略读，理清传主人生轨迹。）读完后归纳概括每一小标题部分的中心内容

(一)私塾

读小书，又读大书：逃学猎奇的乡野童年(二)小学 上许多课仍然不放下那一本大书：“身在

曹营心在汉”式的童真与童趣(三)军旅 书记处求职：默默奋斗、健康

生活的行伍少年(四)报馆 由校对到只身远行：接受新知、思考人生、

胸怀抱负、开辟转机的青年生涯明确:由学生作总结性回答（板书）

阶段

经历

三、合作学习：

略读提示：这是一篇散文化手法写成的传记，选材十分广泛。同学们初读可能不明中心，但散文的特点是“形散神聚”，所以，只需抓住这篇文章的“神”快速阅读就行了。那么，这篇文章的神是什么呢？就是文章标题中“逆境也是生活的恩赐”。下面，就请同学们快速阅读课文，阅读时，分小组合作学习可围绕下面的问题和任务进行：（一二组合作找前两个小标题，三四组合作找后两个小标题）

（师）问题：从文中可看出作者的生活非常宽广，但这样的生活中却始终伴随着哪些艰辛呢？作者是怎样面对这些艰辛的 ？

明确：

（一）我读一本小书又读一本大书:家乡学校中不能满足自己的梦想，就到社会生活中去追梦，却经常遇到诸如打架威胁、恶狗伤人的事件。

（二）我上许多课仍然不放下那一本大书：新式学校依然不能尝到知识，就到各种场合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就有狩猎的艰难、打架的流血、游泳的危险伴随着自己。

（三）保靖：到保靖想当兵，却没人可依靠，就只能当一个护兵，但自己的勤奋没有让艰难的生活压倒，生活刚有所好转却又要经受虎狼的威胁。

（四）一个转机：进报馆使自己的学问和能力不断长进，调回去后又经历了疾病的煎熬和同学淹死的惊骇，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终于决心向北京进发。

从上述过程中我们能否发现作者写作这篇自传时取材的用心吗？

——相信同学们已经有了深刻认识。这篇传记是一篇散文化传记，所以选材的范围十分广泛，时间跨度长、地域范围广，但是，却紧紧围绕“艰难曲折”，然而，传主又并没有被这样的艰辛所压倒，而他始终对自己的人生道路充满着理想和希望，才最终能成长为一个作家和教授。

四、深层阅读：（过渡）倘若我们太弱，就把我们的头枕在他们的膝上休息一会儿吧。他们会安慰我们。在这神圣的心灵中，有一股清明的力量和强烈的慈爱，象激流一般飞涌出来。甚至无须探寻他们的作品或倾听他们的声音，就在他们的眼里，他们的行为里，即可看到生命从没有像处于患难时的那么伟大，那么丰满，那么幸福。——罗曼·罗兰《名人传》

（师）说： 罗曼.罗兰这段文字有撼人心魄的力量，此时此刻的你是否已经感受到了沈先生的这股清明的力量了吗？感受到它的伟大与丰满了吗？那么你是怎样感受到的，是文章的作者对人生思考的语句，现在请同学们找出感动你的句子，说一说你读后的感受。（引导学生对文本的进一步理解。)如：（1）在我面前的世界已够宽广了，但我似乎就还得一个更宽广的世界。——这表明传主永远积极向上、永不满足的生活态度。尽管自己的生活中充满艰辛，但从没让自己消极，而是向往到更宽广的世界中去闯荡，去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

（2）我们虽各在收入最少卑微的位置上做事，却生活得十分健康。有时即或胡闹，把所有点点钱完全花到一些最可笑事情方面去，生活也仍然是健康的。我们不大关心钱的用处，为的是我们正在生活，有许多生活，本来只需我们用身心去接近，去经验，却不必用一笔钱或一本书来做居间介绍。——这表明传主对自己卑微生活的乐观精神。正是传主用这种健康、乐观的心理态度，战胜了生活中的艰难曲折，也正因为他有着正确的“金钱观”，才能够驱 散卑微生活所带来的阴影而有着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3）我们各人都知道行将有一个机会要来的，机会来时我们会改造自己变更自己的，会尽我们的一分气力去好好做一个人的。应死的倒下，腐了烂了，让他完事。可以活的，就照分上派定的忧乐活下去。

——这表明尽管传主的生活举步维艰，但永不失去对生活的希望、在艰苦中的奋斗精神，心中常有理想，也甘愿为理想受苦奋斗。

（4）为了读过些新书，知识同权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放下权力。我明白人活到社会里，应当有许多事情可做，应当为现在的别人去设想，应当如何去思索生活，且应当如何去为大多数人牺牲，为自己一点点理想受苦，不能随便马虎过日子，不能委屈过日子。

——这表明传主的人生理想和奋斗的方向。能够支撑他战胜各种“艰难曲折”的正是这种宽广的胸怀，也正是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才使他最终能成长为教授和大作家。（5）．各种生活营养到我这个魂灵，使它触着任何一方面时皆若有一闪光焰。到后来我能在桌边一坐下来就是8个钟头，把我生活中所知道所想到的事情写出，不明白什么叫做疲倦。这分耐力与习惯，都出于我那做书记的习惯和命运。

-----表明 这段文字以饱蘸深情的笔墨抒写了作者在阅读和学习“生活”这本大书中所得到的深切感悟和生命体验，尤其是抒写了自己青年时代的坎坷经历对自己今后的人生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表达了自己对生活，甚至是对苦难的深深感恩之情。在作者眼中，生活中的种种坎坷和磨难非但不是那么的可恶和可怕，相反却“营养到我的魂灵”，开拓了“我”的视野，丰富了“我”的创作素养，磨砺了“我”的意志，培养了“我”良好的生活和创作习惯，从而成了生活对“我”的丰厚恩赐。这充分表现了作者对自然和生命无比好奇和热爱及泰然面对一切残忍和苦难的生活观，不仅对于我们深入理解沈从文的生活阅历、创作思想和创作源泉有着重要的帮助，而且对于我们正确地面对逆境、正确地看待生活都有着深刻的启迪。

五、探究阅读：

（师）问：探究问题：我们不能不深深慨叹：这位确实从美丽的湘西世界走来没上过多少学，又确实没读过多少书，并且童年时期还经常逃学、撒谎，经历同一般贪玩散漫的乡野儿童似乎并无二致甚至在贪玩野性方面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平凡人物，这位在早年的生活中并没有表现出伟大明确的志向抑或显示什么独特的文学和写作天赋的“乡下人”，居然最终能成为著名的教授和大作家，确实令人感到匪夷所思，传奇之至，堪称奇迹！

奇迹就是把不可能变为可能，把渺小变成伟大。那么，这样一位看似极不可能伟大的渺小人物居然可能并且无可争议地伟大起来，这一奇迹到底是怎样创造出来的？文中是否也给我们以某些启示？古往今来也曾涌现过许许多多这种把不可能变为可能、把渺小变成伟大的传奇式的人物和传奇式的事迹，那么他们又是怎样创造出这种奇迹的？这些人都具有怎样独特的气质和素养？从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

六、结束语： 一个人活到世界上，就是做事来的。不能做大事，就做点小事，不能打天下，就帮着治天下。不能治天下，就尽一个人活着的责任。

——沈从文 致沈从文（师生齐读）

听涛山的鲜花为谁开放？ 沱江水的号子为谁歌唱？ 鲜花开放是献给一位大师，江水歌唱是铭记文豪华章。

他从边城出发走向世界之邦： 一步一个脚印，踏遍了山山水水，一笔一段乐章，奏起了人生理想。乡土之恋呵，是大师的终身美德，亦人亦文都印上故乡的山水风光。而今，他乘着仙鹤又魂归故里，凤凰也展翅起舞来为他壮行护航。

“照我思索，能理解我； 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富有哲理的天下名句，毅然镶嵌在大师的五彩屋上。

我捧上听涛山的一束鲜花，站在墓地巨大的五彩石旁。深深地，向大师深深地鞠躬啊，默默地，献上后来人的虔诚仰望。

七、作业：通过学习本文，请大家写一小段你的感悟（200字左右），把你认为好的句子摘录到积累本上。

第五篇：沈从文

沈老先生擅长用极为精简的笔墨勾勒出湘西的山水人物。在他的笔下，人是鲜活的，景是生动的，物是立体的。这段文字描写的是湘西酉水边常常能见到的景致。比如古老的凤凰城，里耶镇，还有我更熟悉的母亲的家乡洗车河镇。

到底是古镇，说道文化还是有些底蕴的。一些古老的土家族习俗还没有被现代文明迅速地淹没到无处寻觅踪迹的地步。在这里你还能见到古老的西兰卡普织锦；在这里你还能品尝到地地道道的苞谷烧酒和糯米粑；在这里你还能听到粗犷纯朴的情歌和号子声；在这里你还能赶上哭嫁的媳妇背亲的队伍；在这里有纯净的天空清澈的泉水；在这里有清新的晨雾和晶莹的露珠；在这里有热情的乡里人家有活泼精灵的孩子。

镇上人家有在沿河居住的，也有像星星一样散居在沿河山上的。一串又长又陡的青石板石梯一直从山脚窜到山顶，淹没到密密麻麻的树丛中。石梯两边是大大小小的庭院，现在还有一些木石结构的吊脚楼依稀可见。

站在高处看山脚，又是另外一番景致。因为是深秋，河水很细，从高处看更像是青悠悠的玉带了，玉带乖巧地从一座木桥下穿过，河岸两边的吊脚楼高高低低,错落有致.清一色的黑瓦，同一色的原木色房板。河床边树木丛生，虽然掉了叶子，可是枝条依旧风姿绰越。不难让人想到春天，碧绿的枝条抚着柔波荡漾的河水的样子。

到黄昏时分，各家各户的瓦檐上开始升腾起淡淡的轻烟。这是山里人用拾来的柴火开始做晚饭了。枞树枝的香气和着米饭的香味慢慢在山坡上散开来，在河边玩耍的小孩不用大人吆喝，闻到香味就纷纷蹦上石梯跑回各自家门。

被现代文明化了的小镇人家传出了流行的旋律，给小镇的夜晚增添了新鲜与活力。

如今的小镇平时就像是躲在闺阁的少女，含蓄文静。只有到了赶集和赛龙舟的时候，才会像出嫁的姑娘，打扮得隆重漂亮，引得各方的人争看热闹。赛龙舟时，安静的小街顿时变窄了，变小了，宁静的河也欢腾起来了。大大小小的船只停在同一直线上，只等锣声一响，众船齐发，力争上游，岸边围观看热闹的人也不闲着，挥着手臂为各自的队伍加油。拍掌的，喊叫的，跟着船向前跑的，把窄窄的街道挤的密密匝匝。有女孩子们忙着和商贩讨价还价，趁机购买自己喜欢的物件，也有借此机会同媒人物色到的小伙子见面相亲的。这里不比城市，天天热闹反觉得不热闹。倒是这一年里数得到次数的集体盛会方显得其隆重让人留有念想。

读沈老先生的文章，使我了解湘西，挚爱湘西。

今日读至《湘行散记》书末，阅遍近二十年之心作，始得先生之爱之深，痛之切，才成其悲悯心，单纯心。人生自是有情痴，此事不关风与月。沈从文笔下的翠翠，湘西，远非刻板式的异族情调可比。先生这种游记的写法，让普通人汗颜，好搏命，好投入，主客一体不分彼此，好像有意从另一方向注解了斯特劳斯的名句“我讨厌旅行，我恨探险家”。那里有性情饱满，爱恨分明的生命之张扬，可城市里，他找不到一条生命之河。彼时的城市，54，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再美好的教育理想贯彻下去，旧文化断截，新文化被庸人当急就章，往往敷衍了事，成就于皮毛与末节，反被投机分子钻了空。

40年代初霓虹灯下浮浪翻卷的人事已经让先生厌恶之极，“所谓得失哀乐，离我多远”。“沉默正是这场战争的发展。”后来人事疾速扭曲颠倒，先生弃文从史，实为自然，封以守节。如果先生尚在世，精神状况应该和现在的王朔差不多，又一种自沉，核心同样是守节。将爱超度，进一步抽象化。---“我看到生命一种完整的形式，这一切都在抽象中好好存在，在事实前反而消失。”

关于新近的大学教育，在彼时激进的大背景下，沈从文有更人性化理性化的认识，批评一种新式的庸俗，“生命无性格，生活无目的，生存无幻想”。先生对现代女子教育的呼声声小却理在，誓突破表面上“男女平等”之流俗，倡导“改造”比“解放”重要，“做人”比“做事”重要。否则，以《玩偶之家》《伤逝》为鉴，即是娜拉，也只有死路一条。不由想到眼下的《蜗居》，格调地下，不值一提，理由很简单，不能因为普遍的差而只求相对的好，实乃托儿也。

沈从文在自传中说自己的情感流动不凝固，受水的影响很大。其文字也似溪水，风格清浅而跳跃，没有故作深沉，没有沉淀的郁结，只讲平凡哀乐，却也歌声嘹亮。曾经有段时间，我无比艳羡这样的人，健康热忱，简单良好，能随时产生足够的热度来化解冰冷的郁结，能迸发出强劲的生命力在伤疤上重新长出鲜活的新肉。

今日才知，沈从文原来是极其悲观的人，内心常痛切，而于文字不可达之处，更增绝望。同样要求完美，但不能如钱钟书置身事外，对人对事不能不持有同情关爱，心理负担上始终不能轻装自保，所以也是一直心累。即便终生爱人张兆和，在沈逝世后才道出，“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真正理解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恍惚之间，似乎衬托起“我一辈子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之绝然。

我读《湘行散记》

文 / 蓝键飞声

中文系的课上曾听老师介绍过沈从文的文章，《湘行散记》是有名的一例，对他创作的具有民俗风情的小说略有所闻，当时便为他的小说震惊，将民间的故事写得如此细致感人，又不落俗套的，唯他一人，绝对大师风范。

不知道沈老有多少奇闻逸事，从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本集子里收录的为数不多的文章中，感受颇深的却是七尺男儿对她心爱的女人浓浓的情意，几百里河水流淌的全是殷殷关爱的细语，你听“我在温习你的一切，你占去了我的感情全部。为了这点幸福的自觉，我叹息了”，“你会明白我如何爱你。我眼泪湿湿的想着你一切的过去”。

爱是无数年轻人心中的圣殿，爱是什么？原来这便是爱情，在时间的河流上，一页一页化为文字的倾述，远在异乡没有一点距离只有思念。现代人曾为虚假的爱情所迷惑，彷徨、恐惧、悲哀、痛苦和逃避在沈老的记述里皆无痕迹，有的是温柔和感动，有的是对湘西山水人物爱的向往，完全没有都是人情的娇纵与老辣，一字一句朴实真切发自内心。

为这扑面的纯真而欣悦提笔的是我，一个木讷于文字的人，一个感觉迟钝的人，忽然心念所动，无须压抑，不怕讥讪，迅速地用文字表达出自己想说的话，这是很久以来不曾有过的激情，为这本生活的书籍，为沈老的情怀。沽名钓誉钻营取巧，所谓的文韬武略，已无足轻重，卸下伪装，只见一叶小舟行于桃源两岸。

前半部分是个人心历，注重情感。后一部分关注人生成长，体现人文精神。全文以审慎关照的个人视角，极其细腻委婉的文字语言，间杂口语式的记述，详实记录作者回乡之行的所见所闻，许多鲜有所闻的民间故事耐人寻味。通过阅读可感知哪个年代里人们的生活状态与环境控制下，变化不安的现实并没有使作者放弃写作，相反更是沉着冷静的思考，平淡的字里行间是丰富内涵的显露，意蕴独特。

书中第三部分《新湘行散记》有一篇《张八寨二十分钟》里与一撑船的小姑娘对话，随意的一句话，却激起作者心灵的水化，在乡村女孩的眼中，他不过是寄生城市里的“蛀米虫”，同在自然中成长，生存在湘西村落里的居民，生命的发展却如此的不同，湍湍的流水中，作者深切地感到命运是一种深刻的变化，时时提醒着善于生活的人们。

最后表白，对于乡下的人事，我知道的多是百八十年前的老样式，至于正在风情雨雪里成长，起始当家作主的新人，如何当家作主，我知道的实在太少。这种文明的存在，以示一代知识分子对民间疾苦的无私关怀，它伴随每一个生命相濡以沫。

就你笔触所及看来，如能够试用于散文，人事景物兼叙，将农村土地人民为无终止战乱，所摧毁残杀伤心惨目无可奈何的种种，于篇章中试作各种设计来加以审慎处理，定必有更高成效。近二十年来所处理这方面题材的，如芦焚、废名、沙汀、艾芜诸先生，多因文格各自不同，使景物人事鲜明突出，各有成就。……最近见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常载邢楚均先生有关西南地方故事，用屠格涅夫写《猎人日记》方法，揉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而为使人事凸浮于西南特有明朗天时地理背景中。一切还带点“原料”意味，值得特别注意。十三年前我写《湘西散记》时，即具有这种企图，以为这种方法处理有地方性问题，必容易见成功。①

在这里，沈从文所谈的主要是乡村地方题材的写作问题。他由张白的“笔触所及”谈到芦焚、废名等人的乡村题材处理，再由邢楚均的西南地方故事联想到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最后又涉及他自己的《湘西散记》。很明显，沈从文之所以将这些作家联系在一起，其根本原因乃在于他们的作品都“带点„原料‟意味”。质言之，“带点„原料‟意味”不仅是沈从文进行文学批评的重要标准，而且也是他《湘西散记》的创作追求与特色。

自然，作为《湘西散记》的第三篇散文，《鸭窠围的夜》也“带点„原料‟意味”。首先，这种“原料”意味最为明显的表现便是作品真实而又客观地记录了作者夜泊鸭窠围的所见所闻。阅读作品可以知道，在一个飘雪的黄昏，“我”包定的小船在鸭窠围泊岸，眼中所见的有雪花、大石，有两岸高处的“吊脚楼”，还有在大大小小的船只上忙着烧火、做饭的一个个水手。接着是“黑夜占领了全个河面”，“木筏上的火光，吊脚楼窗口的灯光，以及上岸下船在河岸大石间飘忽动人的火炬红光”互相辉映;水手们有的钻进硬棉被休息，有的上岸烤火谈天，有的躲进吊脚楼去吃“荤烟”，还有的因不敢冒昧闯进妇人家里而只好回船看人打牌;而与此同时，岸上船上皆有人说话，吊脚楼上的妇人的歌声、男人们的笑嚷声、吊脚楼下的小羊的叫声，以及远处不知什么地方的锣鼓声高低混杂，远近呼应。到了半夜，水手们陆续回到了船上，一切的声音也已经全部安静，“我”先是听到了一种“单调”、“古怪”的声音，而后又目睹了一幕水上打鱼的场景。可以说，这就是作者所经历的鸭窠围之夜的全部，它虽然只有从黄昏到半夜的短短几个时辰，但所见所闻的内容已经十分繁杂丰富，并且，作者的叙述描画既没有刻意的剪裁选择，也没有肆意的渲染修饰，所有的只是对本来生活的原原本本的“记录”。其次，说《鸭窠围的夜》“带点„原料‟意味”还在于它所表现的人生自然而又率真。众所周知，在沈从文所表现的湘西人生中，水手和妓女的生活是描写最多、也是最富有湘西地方特色的一类。在这些人的身上，尽管作者有时也揭示他们的生存艰难与悲惨命运，但展现更多的还是他们的“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②。就《鸭窠围的夜》来讲，它重点展现的也是这样的一种人生。这里且不说作者“仿佛看到”的吊脚楼上的吃“荤烟”情景，也不说“妇人”“一面唱曲一面把那只手理着鬓角”的“动人”图画，仅就吃过“荤烟”以后的那些“嘱咐”来说，就足以见到“妇人”与“船上人”的性格态度:

“大老你记着，船下行时又来!”“好，我来的，我记着的。”“你见了顺顺就说:会呢，完了;孩子大牛呢，脚膝骨好了，细粉捎三斤，冰糖捎三斤。”“记得到，记得到，大娘你放心，我见了就说:会呢，完了。大牛呢，好了。细粉来三斤，冰糖来三斤。“杨氏，杨氏，一共四吊七，莫错账!”“是的，放心呵，你说四吊七就四吊七，年三十夜莫会要你多的!你自己记着就是了!”

显然，这个“妇人”与“船上人”虽然只是萍水相逢，但他们半夜之间已经产生了感情;他们的关系虽然主要以物质为基础，但其中也不乏做人的耿直、豪放与单纯，并且，他们对于这种“人生形式”既不掩藏，也不害羞，而是一任自己的“人性”自然而自由地发挥。第三，如果再从作品的景色描写来看，《鸭窠围的夜》的“原料意味”还包含着“原始”“神秘”的成分。如作品前面的两段描写就告诉我们，鸭窠围作为一个水深、山高的深潭，它不但因为两山深翠而令人感到生机盎然与神秘莫测，而且还由于吊脚楼的“希奇的楼房形体”而让人惊叹“奇迹”。当然，如果说深潭与高山衬托之下的吊脚楼景观还是一个静的“奇迹”，那么，文章结束时的打鱼场面则因其人、鱼、声、光俱在而让人感到轰轰烈烈和惊心动魄:

河面一片红光，古怪声音也就从红光一面掠水而来。日里隐藏在大岩下的一些小渔船，在半夜前早已静悄悄的下了拦江网。到了半夜，把一个从船头伸出水面的铁蓝，盛上燃着熊熊烈火的油柴，一面敲着船舷各处走去。身在水中见了火光而来与受了柝声吃惊四窜的鱼类，便在这种情形中触了网，成为渔人的俘虏。

很明显，这里的黑夜与火光相映，鼓声、柝声与马达声交织，水中的鱼与水面的渔人相搏，它(他)们共同构成了一幅原始、神秘而又悠远的捕鱼图画。因此也就难怪，作为旅行者的“我”非但对于那种“古怪的声音”不感到“单调”，反而“默听着那个单调的声音”，看到了“一种原始人与自然战争的情景”。无疑，在沈从文的眼中，原始的捕鱼方式就是一种“人生形式”!

这样，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尽管沈从文在创作中具有表现“原料”的明显“企图”，但他作为一个“乡下的绅士”，特别是当他重新面对和审视自己曾经经历的生活时，他不仅不能无动于衷，而且还自觉不自觉地注入了“个人的想象与感情”。这就正如他在《湘西散记•序》中所说，当他写作《湘西散记》等散文的时候，他的心里常常“具有一种„悲悯‟感”，而当他面对那些纤夫和水手等平凡人物的时候，他对于他们的过去和当前又“都怀着不易形诸笔墨的沉痛和隐忧”③。由此看来，包括“沉痛”和“隐忧”等在内的“悲悯”不仅是沈从文对待“乡下人”的态度，而且也是他乡土写作的情感主调。

具体到《鸭窠围的夜》，沈从文的这种“悲悯”情怀不但表现得相当热烈，而且还始终贯注全文。我们看到，当他听到小羊发出“固执而又柔和”的叫声时，他的心里曾经突然觉得十分“忧郁”和“柔和”;当他“眺望”着吊脚楼的灯光，特别是“估计”着里面的男男女女正在那里打发着“是眼泪也是笑”的日子的时候，他不仅“认识”了他们的“哀乐”，而且还正同阅读描写西伯利亚方面的农人生活的动人作品一样，不觉“掩卷引起无言的哀戚”;而到了深夜，当他看到那个独自上岸的水手不敢冒昧闯进妇人家里而只好回船看牌的时候，他一边“温习”着自己十五年前的旧事，一边又“对于命运感到十分惊异”……不待说，这里的“忧郁”、“柔和”、“哀戚”和“惊异”正是作者面对着生命、女人和往事时所产生的情感与哲思，它们与上述的“沉痛和隐忧”一样，在在都表现了沈从文宗教徒般的“悲悯”情怀。也许，沈从文的这种“悲悯”只是他本人的来源于“古老民族气质上的固有弱点”，或者只是他自己的“来自外部生命受尽挫伤的一种反应现象”，但不可回避的是，这种由“弱点”或“挫伤”而产生的“悲悯”，却也使他的作品“浸透了一种„乡土性抒情诗‟气氛”④。

综上所述，表现“原料”的人生与抒发“悲悯”的情怀既是《鸭窠围的夜》的鲜明特征，也是沈从文乡土写作的共同追求，而两者的同时并存与自然融合不仅昭示出沈从文独特的文学思维和审美理想，而且还显示了其高妙的文学表现技巧。

在沈从文的全部创作中，《湘行散记》和《湘西》具有特殊意义，不仅代表沈从文散文创作的最高成就，而且是中国现代散文的艺术杰构。如果说沈从文的小说是对湘西生命形式乌托邦式的的诗意化想象，那么，他的这两部散文集则在写实与‚造梦‛的有机融合，在对湘西的现实与历史、人事‚常‛与‚变‛的勾连与对照中，将小说中对湘西世界的诗意想象还原为对湘西现实的冷静谛视和具有现场感的写实性追忆，由此彰显出湘西世界在时代变动中的真实图景，使小说中湘西世界的诗性形象在一种苍凉的忧郁和喟叹中以别样的形式出现。《湘行散记》和《湘西》都聚焦于真实的湘西世界，是沈从文对于湘西生命形式的另一种诗性言说，从中不仅可以发现一个现代知识者立足于现实的深沉历史意识和一种潜隐于内心近乎宿命感的生命创痛，而且可以发现一个现代知识者经由返观故土所表现出来的现实忧患意识和对于现代性的质疑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复杂心态。

《湘行散记》的构思几乎是与《边城》的写作同时开始的。1933年9月9日，沈从文和张兆和在北平结婚，租住西城府右街附近达子营的一套民房。这是一个有三间正房外带一个小厢房的小院落，院子里有一棵枣树和一棵槐树，被沈从文称作‚一枣一槐庐‛。沈从文在这里开始写作《边城》，但未及完稿，11月底从湘西家中传来母亲病重的消息。沈从文在处理好手头的一些紧急事务后，于1934年1月7日一个人离京赴湘。由于沿途战事激烈，湘西的形势也非常紧张，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路上的情形颇为艰险。沈从文行前与张兆和约定，途中每天用书信的形式向张兆和报告回湘途中的见闻，以释爱人对自己的担心与挂念，同时也可排遣自己在旅途中的寂寞。沈从文按约每天给张兆和写信，还兴之所至把沿途景物描画下来作为书信的插图。尽管沈从文回乡途中写给张兆和的这些书信结集为《湘行书简》出版，已经是迟至1992年的事情，但这些书信的基本内容作为《湘行散记》的雏形早已广为人知。1934年2月沈从文从湘西老家返回北京后，就在给张兆和书信的基础上加工整理成十二篇散文，自当年4月起陆续在各报刊上发表，1936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结集为《湘行散记》出版。表面上看来，《湘行散记》是沈从文这次回乡的直接产物，实际的情形却要复杂得多，从中不仅可以发现沈从文对湘西故乡萦怀于心的情感，更重要的是可以发现沈从文在深心里对湘西未来前景不可驱除的忧虑。沈从文在晚年回顾《湘行散记》的写作时说：

《湘行散记》是我于一九三三年冬还乡，经过一个月时间写回北京家中一堆通信，后来加以整理贯串完成的。乍一看来，给人印象只是一份写点山水花草琐琐人事的普通游记，事实上却比我许多短篇小说接触到更多复杂问题。……

这个小册子表面上虽只象是涉笔成趣不加剪裁的一般性游记，其实每个篇章都于谐趣中有深一层感慨和寓意，一个细心的读者，当很容易理会到。内中写的尽管只是沅水流域各个水码头及一只小船上纤夫水手等等琐细平凡人事得失哀乐，其实对于他们的过去和当前，都怀着不易形诸笔墨的沉痛和隐忧，预感到他们明天的命运——即这么一种平凡卑微生活，也不容易维持下去，终将受一种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所摧毁。生命似易实同，结束于无可奈何情形中。

显然，对沈从文来说，《湘行散记》是一部寄托甚深的作品，从沈从文一个人的旅行，从他一个人在旅途上的心境，折射出湘西边地民族在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复杂心路历程。与《湘行书简》的‚有意写得十分轻松愉快而有趣‛不同，《湘行散记》在总体基调上是忧郁和苍凉的，在文字的后面有着深一层的感慨和寄托，潜隐着沈从文对湘西民族命运发自深心的沉忧隐痛。

与《湘行散记》一样，《湘西》是沈从文另一次回乡的产物，也有着更深一层的用意和直接服务于抗战的目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整个华北岌岌可危。1937年8月12日，沈从文接到教育部的秘密通知，丢下一家老小，和北大、清华的一批教授一起离开沦陷不久的北平，途经南京、武汉、长沙和湘西等地，辗转颠簸，历尽波折，才在次年4月20日抵达云南昆明，此后旅居昆明八年，直到1946年8月复员北平。从北平到昆明的长途迁徙，可以说是沈从文创作《湘西》系列散文的直接契机，正是在取道湘西去云南的途中，他开始痛苦地思索着湘西在抗战中的地位和存在的现实问题。在逗留湘西期间，他曾在大哥的住处‚芸庐‛邀请新任湘西行署主任陈渠珍和‚同乡文武大老‛就团结稳定湘西大后方，支持全国抗战的大局作长时间的垦谈，要求家乡人‚识大体，顾大局，尽全力支持这个有关国家存亡的战事，内部绝对不宜再乱。‛到达昆明后不久，沈从文就着手创作《湘西》系列散文，这些散文于1938年8月25日至11月17日在香港《大公报•文艺》连载，1939年8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沈从文在《题记》中指出：‚我这本小书只能说是湘西沅水流域的杂记，书名用‘沅水流域识小录’，似乎还切题一点。‛不过，沈从文并不想把《湘西》写成一般性的游记或通讯，显然也与一般的地方志有所不同，他自己对此有过说明：

到达昆明不久，就又写了这本《湘西》，比较有系统把一条纵横延长将达千里的沅水流域和五个支流地方的‚人事‛、‚生产‛作个概括性的介绍，并用沅陵和凤凰作为重点，人事上的好处和坏处，都叙述得比较详尽些，希望取得‚辟谬理惑‛的效果。而把外人对于两地一些荒唐不经的传说，试为加以较客观分析。某些方面实由于外来贪污官吏无知商人的造作附会，某些方面又和地方积习分不开。特别是地方政治上显明不过的弱点，新的负责人，也应当明白有许多责任待尽应尽。优点和弱点都得有个较新的认识，才可能面临艰巨，一改旧习，共同把地方搞好。

从《湘行散记》到《湘西》，有一条一以贯之的情感主脉，那就是沈从文对湘西生命形式在时代变动中的倾心与凝眸，这使两部作品在主题意向上显示出某种共通性，‚这两部作品内容互为表里，结构互为经纬，以湘西的历史、现实、未来的发展为中心，融会作品对人生的观察与思考，从湘西的政治、经济和人的精神状态的联系中，去把握湘西下层人民的生命形式。‛由于时代的巨大变动和国家遭逢空前浩劫的现实教训，尽管两部作品的创作相隔只有四年时间，沈从文的心境却已大为不同，《湘行散记》在某种程度上的私语性抒情特征已被《湘西》急于‚辟谬理惑‛的公共话语特征所取代，这不仅造成两部作品在叙述视角上的差异，而且使两部作品在风格形态上也表现出不同的特色。

沈从文散文中的湘西世界具有原生态特征，往往给人一种真实的现场感，仿佛让人臵身于湘西的山水怀抱中，与湘西的乡野人物共同承受着生之哀乐与灵魂在自然风光中的淘洗，与沈从文小说中的湘西世界相比，更容易使人感受到一种在温暖中杂糅着忧郁的怀乡之痛和游子情怀。沈从文的早期散文《市集》就已经初步显示出这种特色，编者徐志摩特撰一则《志摩的欣赏》附后，由衷地赞叹说：‚这是多美丽多生动的一幅乡村画。‛不过，沈从文早期散文中的湘西世界虽是对故乡人物与风情的写实或素描，但毕竟显得过于纯净和单一，多少散发出具有草根味的梦幻气息，还远远说不上是对湘西生命世界的深度开掘。即使是《从文自传》中的湘西世界，给人的感觉仍然是‚造梦‛的成分多于写实，湘西世界在整体上给人的印象仍然是模糊的，一定程度上对湘西严峻现实的揭示并不能掩饰住作品骨子里的牧歌情调，作品中所包含的人生意蕴还缺乏坚实的现实支撑，这使《从文自传》与严格意义上的自传存在着内在的裂痕。从根本上说，沈从文是带着一种‚他者‛的眼光来创作这部‚自传‛的，《从文自传》中的‚我‛是作为‚他者‛的一个替代性符号出现的，因此，《从文自传》中对于湘西世界的塑造虽然源于沈从文自身的生命体验，并有着充分的现实依据，却仍然停留于乌托邦式的诗性想象，着意展示湘西生命形式的庄严与幻美，而庄严与幻美背后真实的湘西悲剧人生形式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在沈从文悲悯的微笑影子里，沈从文显然在湘西严峻的现实面前还缺乏敏锐的‚问题意识‛。

《湘行散记》和《湘西》的意义就在于沈从文对湘西世界的‚重塑‛与‚还原‛，以及在‚重塑‛与‚还原‛中贴近湘西现实的批判精神和强烈的使命意识。在沈从文的全部创作中，对湘西世界的‚重塑‛是一种基本的创作选择，其小说中的湘西世界正是这种‚重塑‛的产物，但小说中‚重塑‛出来的湘西世界显然不能视同为湘西的本真状态，这也是在一般读者看来沈从文小说中的湘西世界未免现出过多空幻色彩与牧歌情调的原因。诚然《湘行散记》和《湘西》也是对湘西世界的‚重塑‛，却是另一种形式的‚重塑‛，这次的‚重塑‛是贴着湘西的原生态形式进行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还原性意义。沈从文在《湘行散记》和《湘西》中对湘西世界的‚还原‛传达出一种深沉的民族忧患意识和苍凉的人生悲剧意识，从中可以发现沈从文的深刻用心所在和一个现代知识者在时代大变动中曲折隐微的心路历程。

从文本的显性层面来看，《湘行散记》和《湘西》都呈现出游记的结构形态。沈从文采取以沿沅水溯流而上的时空转换方式和移步换形的观察视角作为作品的结构线索，把一条延长千里的沅水及其上游各支流的自然景观、民风习俗、地理物产、人事变迁、历史事件、原始遗迹等鲜活地展示在读者面前，组成一个由湘西风情画、历史沿革史和人物谱系图杂糅为一体的完整的艺术体系，长河沅水是这个艺术体系的中心形象。在沈从文的笔下，沅水是作为一个具有整体感和个性色彩的文学形象而出现的，就此而言，《湘行散记》和《湘西》是关于一条长河的‚自传‛，而沈从文不过是一个忠实的代言者或记录者而已。长河作为作品中的中心形象不仅是写实性的，同时是象征性的，在沈从文建构的湘西艺术世界中，可以说是一个具有巨大包容性和概括力的精神性‚实体‛，负载着沈从文丰盈而沉重的文化乡思与历史省察。经由这条长河的‚自传‛，《湘行散记》和《湘西》呈现出湘西社会真实而严峻的生存状态。作品涉及到湘西社会中方方面面的人物，诸如水手、纤夫、妓女、商人、地方下层官员、兵士、土匪、矿工、农民和乡村社会中的腐坏人物等，可以说是一个由各色人等组成的湘西人物谱。作品以深沉的悲悯意识反映出长期以来受压抑的少数民族的孤独感和悲剧性的生存境遇，彰显出一种在现代性压抑下具有独特形态的生命形式，由此形成作品的深层意义结构。

在延长千里的沅水及其上游各支流上，生活着不计其数的水手、纤夫以及其他从事水上工作的苦力。由于湘西地处偏僻，当时陆路交通非常不便，水路航行成为联结外部的一种主要交通方式，船只对于湘西地方上的运输和人们的日常出行都极为重要，河与船往往联结着湘西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沈从文创作中重要的表现对象。沈从文在谈及自己的创作时说：‚我所写的故事，却多数是水边的故事。故事中我所最满意的文章，常用船上水上作为背影，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全为我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性格。我文字中一点忧郁气分，便因为被过去十五年前南方的阴雨天气影响而来，我文字风格，假若还有些值得注意处，那只因为我记得水上人的言语太多了。‛在沈从文早年的行伍生涯中，曾常常栖身在船上和水边，这使他对水手和水上生活异常熟悉，水手和水上生活是其创作中经常出现的题材。由于长年在船上、水边风餐露宿，过着漂泊无定且凶险无常的生活，这些卑微的水上人物有着不同于常人的独特生活形态。与小说《柏子》中的同名主人公一样，沈从文散文中的水手也显示出生命存在的本真之美，然而散文中对生存严酷与艰难情状的描写更贴近生活的真实状态。《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中有一种强烈的历史意识和对于命运神秘意义的叩问，沈从文在文中描绘了这样几个场景：在寒冬腊月里，一只大船搁浅在激流中，一个水手赤裸着全身，毫不迟疑地向水中跳去，马上就被大水冲走了，岸上的人追着喊着，水中的那一个则回答些遗嘱之类，人转瞬间就不见踪影了。命运摊派了他们这份职业，他们也就把生命和一条长河紧紧连在了一起，并不怨恨命运的不公，照样在险涛恶浪里纵情笑骂，任性放歌，在与风浪的搏击中释放生命的能量。一个七十七岁的老水手，牙齿已脱，白须满腮，却同古罗马人那么健壮，身手还是那样敏捷，他不放过任何一次卖力气的机会，为一百钱的得失与人争吵不休，‚但小船已开出后，老头子方不再坚持那一分钱，却赶忙从大石上一跃而下，自动把背后纤板上短绳，缚定了小船的竹缆，躬着腰向前走去了。‛这就是湘西水手的生活常态，在四时的严酷交替中，他们承受着人生的那份哀乐，简单而庄严地生活着。想起十六年来湘西故土的人事变迁，沈从文不禁发出轻轻的叹息：‚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沈从文以忧郁和悲悯的目光注视着这些水上人物的苦难人生，对他们怀着无法言说的温爱，‚我心中似乎毫无渣滓，透明烛照，对百汇万物，对拉船人与小小船只，皆那么爱着，十分温暖的爱着！‛在《湘行散记》和《湘西》的人物谱系中，水手是沈从文最为着力展示的人物群体，他们大都有一个简单、粗野、奔放然而彻底忠实的灵魂，情感形态是完全裸露的，有着与湘西自然山水同样充满韧性的质地；他们也许显得放浪不羁，但在职责的承担上则不允许马虎；他们大多有着原始野性般的强力，坦然应对险恶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工作条件，然而当怀着一颗粗陋的心去吊脚楼里与情人相会时，又显出不无童稚气的柔肠与深情；在平常的生活中，他们见不得恃强凌弱的恶行，同情弱小被他们奉为做人应有的美德。在他们的身上表现出湘西乡下人坚韧顽强的生存意志和融汇自然山水与自然人性于一体的神性气质，这正是沈从文所倾心与神往的生命形式。

在沈从文的创作中，大凡有水手的地方，总会有吊脚楼里从事特殊职业的女人。水手与妓女畸形的婚恋关系不仅构成沈从文观察湘西底层社会的一个独特视角，而且本身构成沈从文湘西艺术世界中的苦难叙事，这使沈从文的创作中呈现出一个充满杂色，具有江湖气味的生命世界，从中可以发现沈从文看取湘西生命形式的独特情感取向和伦理道德态度。由于湘西地方上的极端贫困，手足贴地的乡下人不管如何勤苦耐劳，总不容易把生活对付下去，这就使女人以身体谋生的传统方式也在湘西地方上普遍存在。不过，沈从文笔下的妓女却不是惯常所见的那类风尘女子，她们出卖肉体却不卖出自己的灵魂，有朴实得近乎简单的信仰，在她们身上，湘西乡下人做人处事的美德并没有被悲惨的命运和卑贱的身份所玷污。因此，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妓女往往是以充分诗化的艺术形象出现的，读者所看到的往往并不是她们真实的生活情状，而是从她们的灵魂深处迸发出来的诗意和光华，沈从文从中提炼出独特的人性之美，与都市的婚恋形态形成鲜明的对照。沈从文的这种创作取向同样在《湘行散记》和《湘西》中表现出来，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在小说中彰显出来的主要是湘西世界的诗性形象，当地妓女的悲惨境遇在很大程度上被虚化为一种坚韧从容的人生态度，这种刻意对湘西世界的远距离凝视无疑具有一种遮蔽作用。因此，当沈从文重回湘西，把目光转向当地妓女真实的生活状态时，他发现的是一幅幅底层妇女遭受摧残的可怕图景和令人颤栗的悲哀。在《桃源与沅州》一文中，沈从文对当地妓女的真实生活状况有几段近乎总括性的描写：

还有个名为‚后江‛的地方，住下无数公私不分的妓女，很认真经营她们的业务。有些人家在一个菜园平房里，有些却又住在空船上，地方虽脏一点倒富有诗意。这些妇女使用她们的下体，安慰军政各界，且征服了往还沅水流域的烟贩，木商，船主，以及种种过路人，挖空了每个顾客的钱包，维持许多人生活，促进地方的繁荣。……

妓女的数目，占城中人口比例数不小。因此仿佛有各种原因，她们的年龄皆比其他都市更无限制。有些人年在五十以上，还不甘自弃，同孙女辈行来参加这种生活斗争，每日轮流接待水手同军营中火夫。也有年纪不过十三四岁，乳臭尚未脱尽，便在那儿接待客人过夜的。……

这些人有病本不算一回事，实在病重了，不能作生活挣饭吃，间或就上街走到西药房去打针，六零六三零三扎那么几下，或请走方郎中配副药，朱砂茯苓乱吃一阵，只要支持得下去，总不会坐下来吃白饭。直到病倒了，毫无希望可言了，就叫毛伙用门板抬到那类住在空船中孤身过日子的老妇人身边去，尽她咽最后那一口气，死去时亲人呼天抢地哭一阵，罄所有请和尚安魂念经再托人赊购副四合头棺木，或借‚大加一‛买副薄薄板片，土里一埋也就完事了。

这些妓女大都生活在狭小肮脏的吊脚楼里和空船上，把出卖肉体当作一种赖以谋生的‚职业‛，沈从文把她们的屈辱人生和悲剧命运内化为一种异常沉重的苍凉和悲哀，把当地妓女一部血泪斑斑却无处倾诉的屈辱史异常冷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是怎样的孤独和悲哀！这使他的作品中始终流着一种凄婉与哀伤的调子。《辰溪的煤》中，矿工向大成的大女儿在十三岁时被当地驻军的一个排长诱奸，沦为妓女，最后在屈辱中吞吃鸦片而死。更可悲的是，这个矿工因矿难而死，二女儿才十二岁，全家人转而把谋生的希望寄托在她的身上，再过四年，她也要从事她姐姐那样的‚职业‛。挣扎在沅水流域用身体谋生的这些妓女，地狱俨然就是为她们而设的，‚永远用血和泪在同样情形中打发日子‛。然而，这些挣扎在地狱底层的妇女却对生活怀着深切的爱，她们与水手相依为命，相互从对方身上获得精神上的慰藉和生存下去的勇气，他们爱得如此真诚而热烈，完全袒露出生命中的神性之美，使城市文明人表面上温情脉脉的爱情相形见拙。《一个多情水手和一个多情妇人》一文中，水手牛保在和吊脚楼女子一夜的欢娱后，又要起锚远行，那年青妇人露出‚鬓发散乱的头颅，向河下人锐声叫将起来：‘牛保，牛保，我同你说的话，你记着吗？’‛牛保知道‚妇人起身到窗边时，是还不穿衣服的‛，怕她冷着，就大声叫着要她快上床去，那妇人赌气说：‚我等你十天，你有良心，你就来——‛牛保在得到沈从文的四个苹果后，不怕耽误开船的时间，又跑回吊脚楼里，一股脑儿全送给那年青妇人。酷寒的天气，近乎粗俗的乡野语言，吊脚楼女子赤裸的身体，在众目睽睽下的依依惜别，这一切既有原生态的生活气息，又经过了作者精心的艺术过滤，全然没有肉欲的感觉和肮脏交易的丑恶。美丽的妓女夭夭被一个年过五旬的老烟鬼霸占，只要谁有钱财和烟土就让床让位，但夭夭那颗年轻的心却无从拘束，她‚把一双放光的眼睛尽瞅着我‛，使作者‚几乎本能的就感到了这个小妇人是正在爱着我的‛，然而，夭夭的幻想只能在她敏感多情的心上驰骋，却不可能落到生活的实处，她对于爱的渴望终究是空幻的。沈从文把水手和妓女之间那点可怜的‚露水恩情‛和他们对于爱情的渴望升华为一种发光的生命形式，从这些底层人物身上挖掘出自然人性之美和诚实道德之善，寄托着沈从文试图用湘西原始魂魄重塑民族品德，用湘西生命形式强化民族生命活力的良苦用心。

在《湘行散记》和《湘西》所展开的艺术世界中，土匪和游侠因其元气淋漓和具有浓烈江湖气味的生命形态，成为湘西人物谱系中最为特殊的一群。长期以来，在局外人眼里，‚湘西是个苗区，同时又是个匪区。妇人多会放蛊，男子特别喜欢杀人。‛湘西的诗性形象被外界扭曲为‚匪区‛，这是沈从文长久的心头之痛。当时就有人公开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指责湘西‚匪就是民，民就是匪，民与匪没有区别。‛这篇带有地区和民族歧视的文章使沈从文深受刺激，他创作《湘西》系列散文在一定程度上出于为湘西‚解蔽‛和‚去魅‛的心理动因。对湘西留给外界的‚匪区‛形象，沈从文多有辩护，也在《湘西》中作过比较客观的分析：

因兵役法的缺憾，和执行兵役法的中间层保甲制度人选不完善，逃避兵役的也多，这些壮丁抛下他的耕牛，向山中走，就去当匪。匪多的原因，外来官吏苛索实为主因。乡下人照例都愿意好好活下去，官吏的老式方法居多是不让他们那么好好活下去。乡下人照例一入兵营就成为一个好战士，可是办兵役的却觉得如果人人都乐于应兵役，就毫无利益可图。土匪多时，当局另外派大部队伍来‚维持治安‛，守在几个城区，别的不再过问。

由兵役法的缺憾和外来官吏的苛索所造成的‚湘西多匪‛现象，在沈从文的创作中多有表现。沈从文创作独特性的一个重要侧面，就在于他看取湘西问题时的独特眼光，沈从文对土匪和游侠者诗性形象的塑造关联着他对湘西问题的独特理解。他不是以局外人的眼光，甚至也不是以湘西本土人的眼光，而是用近于一个游侠者本身的眼光来传达出一种犀利而又充满痛楚的文化选择，一种满含温情实则绝望到虚无的大悲情和大哀痛。作为叙述者的沈从文实际上是土匪和游侠者的另一个‚化身‛，是与土匪和游侠者化为一体的另一个诗性形象。沈从文同时作为一个代言者在作品中出现，他的立场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而且代表一个群体从湘西泥土中发出来的声音，因此，土匪与游侠者作为湘西‚草根‛民性的集中体现，在沈从文的笔下尽管多以另类者的形象出现，但却迥异于人们通常对土匪和游侠者的想象和社会定位。《沅陵的人》中那个土匪团长平时干些打家劫舍的勾当，却也知书达理，而且长得‚实在英俊标致‛，全然没有人们印象中那种青面獠牙的匪气。他爱慕‚合掌洲‛的周家夭妹，强抢她和自己成亲，却极讲究礼仪，没有委屈夭妹，把一场婚事办得热闹风光，而且派人送信给夭妹的父母，尊称岳父岳母，‚报告夭妹安好，不用挂念。信还是用红帖子写的，词句华而典，师爷的手笔。还同时送来一批礼物！‛这个土匪团长的故事在沈从文的创作中曾以不同的形式多次出现。沈从文着力表现的是一种雄强有力的人生形式，土匪在他的笔下并非天生的恶人，从中也许可以发现沈从文较之常人对湘西问题更深一层的理解。《凤凰》中的侠客田三怒威震一方，号称‚龙头大哥‛，一面行侠仗义，一面又滥杀无辜，一生‚结怨甚多，积德亦多‛，在迟暮之年，仍然保持着一代侠客的英雄本色，最后死得惨烈而悲凉。《虎雏再遇记》中的虎雏也多次出现在沈从文的创作中，他身上的游侠者气质似乎属于另一类型，骨子里更多一份军人刚性的钙质，对敌出手时毫不含糊。作者曾想把虎雏调教成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甚或幻想他在将来成个伟人，但这头小豹子却从小性情暴烈，‚只宜于深山大泽方能发展他的生命‛，到他十八岁时，已亲手放翻六个敌人，‚虽一再犯罪却不应受何种惩罚‛，在沈从文的眼里，虎雏是‚好一个漂亮战士！‛他超越通常的善恶是非标准，在虎雏的身上发掘出一种燃烧着湘西民族激情的强健自然精神。

就法律角度而言，‚土匪‛被定义为专事抢劫的暴力团伙成员。在农耕时代，侠匪们往往出身于农民，走投无路的农民通过落草为匪可以获得生存上的庇护，因此，尽管政府与上层阶级视侠匪为罪犯，并加以强力征剿，但在广大的民间，对侠匪的态度就复杂得多。在特殊的时期和某种特定的情境下，民众会对侠匪抱同情的态度，甚至把他们作为英雄来崇拜，‚在民众的眼中，他们是勇士，是复仇者，是献身正义的无畏斗士，甚至是自由的领路人，他们因此而得到景仰和帮助。‛在民间的想象中，侠匪反抗强权与暴政的行为往往被放大，乃至被塑造为除暴安良的化身。反映在文学创作中，侠匪的形象固然异常斑驳，但也大体上和民间对于侠匪的想象同源而合流。啸聚成群的侠匪并不是必然作为广大民众的冤家对头出现的，这在文学作品中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沈从文‚匪‛与‚侠‛的观念显然是完全民间化的，在他涉及到侠匪题材的作品中，他似乎从未作为一个局外人对侠匪进行斥责和咒骂，倒是可以发现沈从文对侠匪有一种隐秘的崇拜情结，这使他笔下的侠匪往往站在人性和神性之间，代表一种雄强有力且不乏道德圆满性的生命形式。对沈从文来说，从《湘行散记》到《湘西》意味着从‚一个人的旅行‛到‚一个民族的旅行‛，从沈从文一个人孤独的旅途中折射出一个边地民族在向现代转型过程中蜕变新生的复杂心路历程。在沈从文着力展开的湘西人物谱系中，在水手、妓女、土匪与游侠等‚非常态性‛人物之外，还拥有一个更为开阔的艺术视野和观察视角，沈从文把一条延长千里的长河和湘西地方民族的人事变迁与历史命运融汇为一片在现代性冲击下真实而严峻的生命图景。《湘行散记》是沈从文‚一个人的旅行‛，从开篇的《一个带水獭皮帽子的朋友》到末篇《滕回生堂的今昔》，沈从文一个人在旅途上的心境是荒凉而寂寞的，他在一条长河上行走的身影，近似于一个历史沉思者在漫长孤旅中漂泊的形象。沈从文返归故乡的路途布满现代性设臵的重重障碍，他怀着深切的忧思清理沉积在湘西历史皱褶里厚重而芜杂的人生内容，反思湘西民族在不可抗拒的现代化浪潮中所遭遇的巨大精神困境，‚这个民族，在这一堆长长的日子里，为内战，毒物，饥馑，水灾，如何向堕落与灭亡的大路走去。一切人生活习惯，又如何在巨大压力下失去了它原来的纯朴型范，形成一种难于设想的模式！‛沈从文重返湘西故乡所目睹的这种严峻堕落趋势和生命形式令人沉痛的萎缩，激起他对湘西未来民族命运较之此前更深一层的思考。沈从文行走的步履和思考却是犹疑和艰难的，在一种近似于梦一般的恍惚状态中呈现出湘西生命形式的真实状态，这使《湘行散记》在总体上呈现出忧郁、沉重与苍凉的底色，在文字的后面浸润着湘西民族长期以来被压抑和边缘化的孤独感和悲剧感，同时可以发现沈从文重造民族生命的理想和愿望。

相对而言，《湘西》更近于‚一个民族的旅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湘西地方志的性质，是对湘西民族性格和湘西地方文化的真实纪录与诗性提炼，呈现出湘西民族的总体诗性形象和生命形式。在《湘行散记》中，‚我‛不仅仅是航行在长河上的一个旅行者，代表一个主体性的观察视角，在‚我‛的身上固然去不掉沈从文本人的身份印记，但更重要的是‚我‛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形象而存在。‚我‛作为‚一个人的旅行‛并不仅仅是沈从文一个人的旅行，而是指向更为宽泛的存在个体，沈从文把‚一个人的旅行‛在一条长河上展开，在彰显自己作为一个湘西人的身世感之外，显然还有着更深一层的寄托。在《湘西》中，‚我‛的退场形成一种客观化的叙述视角，取而代之的是湘西民族的总体形象，从首篇《常德的船》到末篇《苗民问题》，沈从文没有简单地停留于对湘西问题‚辟谬理惑‛的辩解，而是在一种初步展开的现代性视野下，以自己完整而纯粹的乡土经验，诗性地呈现出‚一个民族的旅行‛。这种由现代性与乡土经验交汇而形成的双重视角，使《湘西》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部充满矛盾的作品。沈从文这种游移于现代性与乡土经验之间的文化选择，使《湘西》的写作目的与实际效果之间显然无法达成有机的协调，由此造成《湘西》内部的文本裂痕。湘西民族在一条古老长河上的旅行，是朝向现代性的‚桥头堡‛，还是返回到原本充满诗性而且完整而纯粹的乡土经验中去，沈从文由此陷入到更深的矛盾和困惑之中。

《湘行散记》和《湘西》作为沈从文两次重返故乡的产物，关联着沈从文对于湘西的全部个人经验，并经由这种个人经验的放大与改写，在怀乡与追忆中，用一种极其个性化的方式把湘西的诗性形象凸显出来，成为‚乡土中国‛的一个微型缩影。因此，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形象既是其个人的，同时也是中国的，是其个人记忆在现代性背景下对‚乡土中国‛的诗性重构，对跋涉在现代性泥淖中的中国乡村来说，也许具有整体象征意义。

小时候上图画课，我总喜欢拿着毛笔点了色蘸着水，在画本上一层层地涂画，任由色彩浸润晕开。那时不懂什么原理，只想着一会儿海水就会由蓝变绿，树会由近及远，天空渐渐开阔，炊烟顺着风的方向袅袅升起，惊起的林间小鸟越飞越远…… 这样涂画着，本子很快湿漉漉起来，晾干，交上去，老师判下的分数却是高分。便由衷地对水彩画有了好感。

看书，有描绘景色的片段，脑子里往往不由自主地将其想像成一幅幅水彩画：暗的、亮的、浅的、深的、黑的、白的、绿的、红的……勾勒出背景，加进活动的人，和作者刻意构思的事，画面便活了。文字生成了画面，想像又把画面连动成了电影，于脑海中不停地放映……喜欢上这种文字的“水彩画”，任由自己喜好地安排剪辑、放大缩小、感动愤怒……

这可能是一种阅读的毛病，常常是主观地把外在的文字隶属成自己内心世界的一部分，由己量文，再感同身受。这两天读沈从文的《湘行散记》，再次致命地执迷于自己的阅读习惯。

应该说，《湘行散记》的“写意”让我不忍卒“读”。意由景起，情由意生。

“一列青黛崭削的石壁，夹江高矗，被夕阳烘炙成为一个五彩屏障。”“四点左右，黄昏已逐渐腐蚀了山峦与树石轮廓，占领了屋角隅。”“船停了，真静。一切声音皆为大雪以前的寒气凝结了，只有船底的水声，轻轻的轻轻的流过去，——使人感觉到它的声音，几乎不是耳朵却只是想象。”……沈从文笔下的岩壁、石窟、码头、河道、渔网、船橹、白帆、落日、云影、暮色、薄冰……都微微敷了一层闲淡的色彩，悠悠地在宣纸上渲染、行走，画面澄明、清澈、纯稚、简洁，到处罩着一层冬日里炉火边的暖意，就连当地水手的粗野对话，也显得极具温情和惬意：“牯子大哥，你怎么的，天气冷得很，大清早还赶来送我！”他钻进舱里笑着轻轻地向我说：“牯子老弟，我们看好了的那幅画，我不想买了。我昨晚看过更好的一本册页！”“什么人画的？”“当然是仇十洲。我怕仇十洲那杂种也画不出。牯子老弟，好得很……”话不说完他就大笑起来。我明白他话中所指了。“你又迷路了吗？你不是说自己年已老吗？”“到了桃源还不迷路吗？自己虽老别人可年青……”

三十年代辰河的水手，长年与湍急的滩头激流为伴，在浪声哮吼中求活。惟一的乐趣便是小船泊到泥滩后，不再蜷伏在潮湿冰冷的船里，而是烧段烂缆绳，照着路，从跳板一端摇摇荡荡地上岸，直向河街头走去，到吊脚楼暖被窝吃“荤烟”：河面静静的，木筏上火光小了，船上的灯光也很少了，另外一处吊脚楼上，又有了妇人唱小曲的声音，灯光摇摇不定，且有猜拳的声音……这是沈从文笔下的水彩画。第二天天光还不很亮，许多在吊脚楼寄宿的人，从妇人热被里脱身，皆在河滩大石间踉跄走着，回归船上。妇人们恩情所结，也多和衣靠着窗边，与河下人遥遥传述那种种“后会有期各自珍重”的话语。

过眼云烟的情和欲，支撑着摇曳的小舟于汪洋不被吞没。沈从文在《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中曾想给一个水手几角钱，让他遂吃“荤烟”的愿。也曾在一户人家屋里烤火时碰到一双放光的眼睛，“我几乎本能地感到这个小妇人是正在对我怀着一点痴想头的。不用惊奇，我们若稍懂人情，就会明白一张为都市所折磨而成的白脸，同一件称身软料细毛衣服，在一个小家碧玉心中所能引起的一种如何幻想。”

屋里是熊熊的柴火，主人沉默了，众人也沉默了。沉默中，沈从文体会到了一点“人生”的苦味。“我不能给那个小妇人什么，也再不做给那不手一点点钱的打算了。我觉得他们的欲望同悲哀都十分神圣，我不配用钱或别的方法渗进他们命运里去，扰乱他们生活上那一份应有的哀乐。”

写《湘行散记》时是1936年，沈从文34岁，记录他重归故里的所见所闻所感。那时，他与张兆和结婚三年，已出版了《神巫之爱》、《虎雏》、《月下小景》、《阿黑小史》等多部小说集，《记胡也频》、《记丁玲》、《从文自传》等传记文学。是沈的家庭事业生活稳定期。他用温和的目光感受着辰河的水和山头的阳光。山头那一抹淡淡的午后阳光感动着他，水底各色圆如棋子的石头也感动着他。“我心中似乎毫无渣滓，透明烛照，对万汇百物，对拉船人与小小船只，一切都那么爱着，十分温暖地爱着！”爱着故乡的草草木木光景声色，沈从文笔端自然而然地流淌出了淡淡的水彩画，映照着故乡的山水，也映照着自三十年代以来不断湘西行的足迹。

《湘行散记》与沈从文另一部著名中篇小说《边城》有着一脉相承之势，都属湘西风土人情题材。《边城》的创作早其两年，同样的平和、温情、明亮。翠翠成了美与纯朴的象征。汉学家马悦然翻译《边城》到西方时沈从文已去世，失去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参评资格。

与1937年以后的战乱流亡生活及解放后长时间不公平待遇相比，1936年前是沈从文最富有生命力的时期（尽管后来创作了《长河》）。“二十岁以前生活在沅水边的土地上；二十岁以后生活在对这片土地的印象里”，有了这份故土的养育和滋润，“我认识他们的哀乐，这一切我也有份。看他们在那里把每个日子打发下去，也是眼泪也是笑，离我虽那么远，同时又与我那么近。我如今只用想像去领味这些人生活的表面姿态，却用过去的一分经验，接触着了这种人的灵魂。”沈从文，毕竟还是有了安慰。

 昨晚，翻出了在凤凰购得的《湘行散记》，自去年五月买回后，未尝翻读过。

扉页上盖了沈从文故居购书留念章，还有沈老头像。

毕业论文写的是对沈从文译文的分析，所以08年的冬日，父亲带我在王府井书店仔细比较，买了书，给我讲沈从文的行文特点，也是自那时起，对沈从文的文字有了更全面的认识，不再偏颇。

《湘行散记》的首文，是用乡间土语描写家乡风物的，这不同于多年后我见到的凤凰。同样是熙攘吵闹，而前者真实，后者浮于形式，过客居多。沈从文笔下的灵秀凤凰，早已去了丰姿，莫论涅磐。

那日清晨，薄雾笼于江面，细雨缠绵，船人推舟入江，我看到的是安静的初醒的凤凰。而如今，沱江依旧，那处于最美好年纪的女子去了何处？

语言是一个作家最重要的脸谱和指纹，而结构方式的优劣又是衡定一个作家艺术才能高下的主要尺度。《湘行散记》《湘西》是沈从文艺术生涯鼎盛期的作品，在上述两方面都已是驾驭随心，自然天成，形成独有的风情风味、风格风华。

一

《湘行散记》《湘西》分别出版于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八年。沈从文已历经十余年坐修，笔墨功夫已呈化境。依景属词，随事而文，明心披性，辩理认知，心所欲则笔所至，几乎无不“恰当”。

首先，语言质地简洁而澄明。记人叙事，勾勒山水，或坦露心迹，均简洁明快，一语中的，绝不拖沓。拒矫情，远做作，显本色。尤其是《湘西》中九篇作品，几乎无一笔空疏，每字每句都贴地而生。为了以最少篇幅包容最宏富的内容，他捋去堆砌，掸掉浮华，斩去了冗言缀词，剪落了稠枝密叶，疏疏落落，透明透亮，朴素而且简约，老实而又忠实。传了情，达了意，收锋入鞘，戛然而止。

散文与小说不同，尤其是乡情散文，山水人事皆为实在，皆与作者生命相连，魂魄相依。沈从文阔别湘西十六年，故乡的一切自然在记忆中被不断地翻炒熔炼。十六年后，在透骨的相思里翻越烟雨关山再度重逢，“一个生命，两个天地，十六载似水年华，脚一踏上乡土，心中多少感慨！”①体察之细腻，用情之深切，无以复加。一颗心澄澈如沅水，“毫无渣滓，透明烛照”，自由舒放，随山岚而升举，因谿壑而下沉。吐为文字，自然清灵如水晶，明心见性，秀逸温人。加之沈从文秉性醇厚，心根之正，能始终正视国族苦难、民生多艰，能关注广大遮蔽下的种种生命在欢喜和忧愁，而绝无对世外桃源、逍遥生活的心迷和景慕。发为言自然是庄严、深切而本色。无凌空虚蹈之弊，妄言放诞之疾。笔墨纵横均出自心源，出自人的至性常情，所以，磊磊落落，澄澄明明。

其次，运笔走势轻捷而灵动。沈从文曾苦练过书法，深研过传统绘画，深知运笔走势的精妙所在，也深知真正的大师是在细微毫芒处见功夫。所以转为文字描写，“他能不着痕迹，轻轻的几笔就把一个景色的神髓，或者是人类微妙的感情脉络勾画出来。他在这一方面的功夫，直追中国的大诗人和大画家。现代文学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及得上他”②。叙事写人，在鲜活处落笔；画景传情，以光色降人。忌呆板，忌钝重，不铺张，不深掘。用词走笔，一如风推水波，轻灵跳荡，转折无痕。《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开篇写道：

我仿佛被一个极熟的人喊了又喊，人清醒后那个声音还在耳朵边。原来我的小船已开行了许久，这时节正在一个长潭中顺风滑行，河水从船舷轻轻擦过，把我弄醒了。

只五句，不仅将时间的绵延，场景的转换，梦境与现实，感觉和意绪，恍惚之态与清醒之状，以及对未来新途的一点淡淡憧憬悠然写出，而且，也鸟迹无痕地由上篇渡入本文，开启了新的篇章。

沈从文极善于将语言调理成进行时态，即使是静态场景，也写得玲珑多姿，活色生香：

遇晴明天气，白日西落，天上薄云由银红转成灰紫。停泊崖下的小渔船，烧湿柴煮饭，炊烟受湿，平贴水面，如平摊一块白幕。绿头水凫三只五只，排阵掠水飞去，消失在微茫烟波里。一切光景静美而略带忧郁。随意切割一段勾勒纸上，就可成一绝好宋人画本。（《泸溪·浦市·箱子岩》）

这“静美而略带忧郁”的“宋人画本”，是在一连串动词的排演中完成的，“白日”“薄云”“渔船”“炊烟”“水凫”——这些自然天象人事作为，在一个个“恰当”动词组接中如此完美地趋合在一幅画面里，仿佛有意又仿佛无意，似乎相离又似乎相依。一切都灵逸飞动，自在自为。洗铅华，出意境，真纯现，天趣来。曾深受沈从文影响的贾平凹说过：“语言中多用动词，用常人不用的动词，语言就有了场面感，有了容量和信息，有一种质的感觉。”③上引文字正是如此。

第三，用语典雅与土俗并存，富丽与朴素同在。沈从文曾在写给青年作家的一封信中说道：“兼叙人事的散文„„容许你在景物印象、语言对比、观念诠释、人事发展上作各种不太谨严的拼和，涂金绘彩至于奢侈，素朴无华近于贫俭，粗俗中增饰妩媚，庄素中注入了点点幽默。”④这是沈从文给青年作家的指点，也是他自身语言表达的写照。

在遣词造句方面，沈从文是受古典文学影响最深的现代作家。他把古典词汇中典雅、高贵、精致、飞扬的一面，经过心灵的筛选和内化、编织和组装，裁制成现代散文的金缕玉衣，既古色古香又华严端庄。不仅使一些在白话巨浪中奄奄待毙的古典词汇和句式，再度青葱郁发，熠熠生辉，而且，这文辞的“仿古”与湘西的苍老又是如此的相得益彰，历史感与沧桑感倏然而生。

由源陵南岸看北岸山城，房屋接瓦连椽，较高处露出雉堞，沿山围绕；丛树点缀其间，风光入眼，实不俗气。由北岸向南望，则河边小山间，竹园、树木、庙宇、高塔、民居，仿佛各个位置在最适当处。山后较远处群峰罗列，如屏如障，烟云变幻，颜色积翠堆蓝。早晚相对，令人想象其中必有帝子天神，驾螭乘盩，驰骤其间。绕城长河，每年三四月春水发后，洪江油船颜色鲜明，在摇橹歌呼中连翩下驶。长方形大木筏，数十精壮汉子，各据筏上一角，举桡激水，乘流而下。就中最令人感动处，是小船半渡，游目四瞩，俨然四围是山，山外重山，一切如画。水深流速，弄船女子，腰腿劲健，胆大心平，危立船头，视若无事„„（《沅陵的人》）

用词走笔显然有骈丽之痕、诗赋之迹，但已滤清了古奥和艰涩，留下了富丽和典雅。这种以现代语汇为砖石、以古典句式为框架的“沈氏笔法”，既严谨、整饬、内敛，又畅达、流丽、放脱。造句中，舍去一切虚字浮词，只保留肌肉和筋骨，所以峭拔警迈、简练柔韧。一个个短小精悍的句段，携着景的壮丽、人的“歌呼”，在铿锵节奏中一如这“洪江油船”、“颜色鲜明”、“连翩下驶”。既古韵悠扬又新姿勃发。可诵可吟，可品可鉴，风骚独在。

然而，如果是以人物对话为主体的生活实录，则一改优雅和唯美，粗言俗语往往逼面而来。《湘行散记》多着意于凡人琐事，流连于俗世间真朴的温馨。文中多次记述水手互相间的辱骂，粗语脏字脱口而出。但沈从文不改动，不修正，照本铺陈。因为“他们并不是吵架，不过在那里‘说话’罢了。这些人说话照例永远得使用个粗野字眼儿，也正同我们使用标点符号一样，倘若忘了加上去，意思也就很容易不清楚了，这样粗野字眼儿的使用，即在父子兄弟间也少不了”⑤。作品要展露的正是这种生命的本相，展露他们为人的简单而简明。爱恨张于外，不掩藏，不伪饰，心口如一。一切优雅文字都将“隔断”这份真实与真纯，世俗和朴素。

第四，节奏舒缓从容，张弛适度。读惯了当下作家的散文，再读沈从文，在语言节奏上显然不适应——它总是与我们的习惯和思维“慢”半拍。作者似乎有意要让我们缓下脚步，定定心，入入神，最好是“停车坐爱枫林晚”。如果像阅读当下小报副刊上的“快餐”小品那样一目十行，是难以走进沈从文散文世界的。我们必须合着他舒缓从容的语言节奏，适应他遣词造句的优雅古风，方能对其描述的一切深究细赏。

这感觉上的舒缓从容，当然首先是因为沈从文言词上的“仿古”放缓了语言的流速，读者必须细嚼慢咽，才能品出滋味。而不是如当下散文语言的纯白和口语化，可大块鲸吞，到嘴到肚。其次，《湘行散记》《湘西》均是散文中的“大制作”，须从容地铺叙，缓缓地勾描，犹如万米长跑，当以稳健见长。而我们看惯的小品多是一题一世界，一篇一情怀，如百米冲刺，转瞬即完。再就是沈从文对表达对象的把握程度远在一般作家之上，入骨的乡愁和巨大的生命悲情往往是深敛而缓发，每字每句均从心底流出，深挚而绵长。“将整个的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浓缩为心灵的哀欢”⑥化为文字，一如那无底的长河水，悠悠而来，缓缓东去。

然而，沈从文的散文语速也并非总是这样“缓”，也常有扬帆飞渡的时候。当他目睹湘西在历史巨变中百业凋零、民生维艰的落寞景况时，总生发无限感慨。但他不谴责，不控诉，不批判，而是拉直了百结愁肠，把一腔怜悯和无奈，失望和忧郁，化为大段抒情独白，一泄而出。清词丽名如点点风帆，“不着一点气力，‘轻舟已过万重山’”⑦。

在结构艺术上，沈从文常用的方式有下列五个方面：

一是点与线链接。《湘行散记》以还乡历程为“线”，以小船停泊处为“点”，点线相连，徐徐展开一幅幅湘西风情画。“线”延展的是长度与宽度，“点”开掘的是深度与力度。作品以“我”的还乡路线为中轴，“我”从常德乘车临桃源买舟上行，经沅陵，过辰州，穿越无数急流长滩，目睹大小数十码头，最终抵达出生地凤凰。一路写来虽然是生活实景的再现，但从艺术处理看，更是一种刻意的选择和框定，把湘西这样一个辽阔、纷纭、琐碎、千头万绪的社会，规约在特定的时空连线中，以“我”为视点，或描或叙，或议或叹。随着一个个小船停泊地渐次出现——桃源、鸭窠围、杨家咀、箱子岩、辰溪、泸溪、辰州„„这“点”与“点”的累积乘加、互通互融，终于缀珠成链，片羽成翼，叠阁成楼。于是，湘西的山河岁月，人伦物态，风情流转，如锦屏彩幛，纤毫毕现地呈在每个读者视野中。

而《湘西》则以地理方位的迁移——由边缘向纵深转换为叙述线，将常德、沅陵、辰州直至湘西腹地凤凰连成一体。前后次序虽与《湘行散记》相同，但幅员要辽阔得多，远远越出了沅水两岸。每个“点”的切入视角又以张显地方特色为重点：从常德的“船”，沅陵的“人”，白河流域的“码头”，泸溪、辰溪、浦市、箱子岩的风俗遗存，到辰溪的“煤”，沅水上游的民情物产，以及关于凤凰苗人“放蛊”“赶尸”“落洞”等神秘传闻„„一一写来，全方位多层次地介绍了湘西近二十县的历史沿革和现实状况。意在告诉“生于斯，长于斯，将来与这地方荣枯永远不可分的同乡”，“故乡山川风物如此美好，一般人民如此勤俭耐劳，并富于热忱与艺术爱美心，地下所蕴聚又如此丰富，实寄无限希望于未来”⑧。

二是实与虚互动。在《湘行散记》《湘西》中，有大量“假定”的场景与故事。如《鸭窠围的夜》近半篇幅是写“我”想象中的人事哀乐：“我把我的想象，追随了一个唱曲时清中夹沙的妇女到她的身边去了。于是仿佛看到了一个床铺，下面是草荐，上面摊了一床用帆布或别的旧货做成脏而又硬的棉被，搁在床正中被单上面的是一个长方木托盘，盘中有一把小茶盏，一个小烟匣，一支烟枪，一块小石头，一盏灯。盘边躺着一个人烧烟，唱曲子的妇女，或是袖了手捏着自己的膀子站在吃烟者的面前，或是靠在男子对面的床头，为客人烧烟。„„”“我到船头上去眺望了一阵，河面静静的，木筏上火光小了，船上的灯光已很少了，远近一切只能借着水面微光看出个大略情形。另外一处的吊脚楼上，又有了妇人唱小曲的声音，灯光摇摇不定，且有猜拳声音，我估计那些灯光同声音所在处，不是木筏上的簰头在取乐，就是水手们小商人在喝酒。妇人手指上说不定还戴了水手特别为从常德府捎带来的镀金戒指，一面唱曲一面把那只手理着鬓角，多动人的一幅图画！”（《鸭窠围的夜》）这里所引并不是正在发生的故事。人物、言语、动作、表情，“灯光摇摇”下的种种设施，均是作者依据过去经验所进行的虚拟和想象。而现实的场景是，时当深夜，远处的山，近处的水，身边的船，沿岸一排排吊脚楼，都深隐在黑暗中。而且，小船又限定了作家的活动空间，成为观察的死角，水与岸遥遥相望，没有实际上的空间转换。然而，沈从文的天才之举正在于能将无可写处写得绚丽奇目，在没有转身之地，拓出一片蓝天。他把留存在记忆中的种种影像不着痕迹地切换到现实场景里，过去与当下同在，想象与实景融合。亦幻亦真，亦虚亦实。或以实带虚，或避实就虚；实是虚的支撑，虚是实的升华。就在这虚与实的互补互动中，我们感到时间不断地涌前退后，感到历史与现实在倏忽间的重叠与分解。从而不自觉地引发对历史、生命等终极命题的思索。

二

在《湘西》系列散文里，沈从文时常虚拟一个“陌生人”对湘西作种种误解或曲解：

一个北方人，一个长江下游人，一个广东人（假定他是读书的），从不到过湖南，如今拟由长沙，经湘西，过贵州，入云南，人到长沙前后，自然从一般记载和传说，对湘西有如下几种片断印象或想象：

一、湘西是一个苗区，同时又是一个匪区。妇人多会放蛊，男子特别欢喜杀人。、公路极坏，地极险，人极蛮。„„

三、„„经过辰州，那地方出辰州符，出辰砂。且有人会“赶尸”。„„

四、地方文化水准极低，土地极贫瘠，人民蛮悍而又十分愚蠢。（《湘西·引子》）

这里为种种域外传闻或荒唐想象设定了一个“替身”和“傀儡”，由此作为“立论”的凭依。随着九篇作品的逐一出现，犹如九扇一一推开的门窗，从不同方位，不同视角，不同层面，将这些“误解和曲解”一一破解，并在破解中展现出湘西的实况。这种以虚引实，以实击虚的招数收到了事半功倍、一箭双雕之效果——破了误解，立了正解。

三是远与近结合。在《湘行散记》《湘西》里，“十六年前”“十六年后”、“百年前”“百年后”、“过去”“如今”等表达时间远近的词语出现频率很高。作品正是以时间的不断错位与转换，在散文这一弹丸之地演绎出宏阔而又深邃的生活内容。叙事抒情小品，历来被看作是小制作：尺幅山水，一剪风物，点滴情怀。而沈从文恰恰用时间的分割与组接，将远去的风景、近处的百态，溶凝到三五页纸面，既表现出大时代风云流变，又包容了复杂的人生哀乐。时间遗留在湘西的履履屐痕，民族在失血衰萎中的处处伤疤，如刻如镂，触目惊心。对我们这些芸芸众生来说，时间无处不在却又处处难寻，远去的岁月总是不断被近处的琐碎所填充，时间这面筛子是如何无情地过滤掉金子或沙粒，我们似乎并不关注。当沈从文站在小船甲板上向回望，时间的印痕竟是如此清晰地由远而近一缕缕逶迤而来，使我们在惊悚中顿感到时光的巨大魔力，它是那么残酷地改变着一切，留下了片片废墟！

在空间构图上，沈从文更是深得中国山水画的神髓，将远处的山痕，近处的悬崖，身旁的清流长滩，以及飞鸟花树，茅屋炊烟，时常恰到好处地整合在同一个画面里。看似随意点染实则深藏功力。即便是眼前的人事物态，落笔勾描也同样是远近高低层次明晰井然有序。《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中写水手牛保与妓女的“露水恩情”，离别时双方充满缠绵与期待。当牛保从河岸长滩摇摇摆摆向停船处走来时，悬崖高处吊脚楼上妓女的殷切呼叫，山脚长滩处牛保的遥遥回应，“我”身旁其他水手带着几分嫉妒几分不平的咒骂，这些从不同方位传来的声息，将一个开放的、流动的叙述空间霎时架构起来，山、水、人、事，人物的颜容笑貌，甚至隐含在背后的情节，都在这远近格局里聚合碰撞，并在碰撞中绽放出人性的光焰。

四是动与静相融。沈从文的心灵本质上是善于观察的心灵，也是善于沉思的心灵。《湘行散记》《湘西》便是这观察和沉思的结晶。对一个普通的旅行者来说，山长水远、驿路遥遥往往是沉闷而寂寞的。然而，沈从文的《湘行散记》却将千里辰河的艰难旅程，演绎成一串生意盎然的“动感地带”，以其入微的观察和精细的捕捉，以“强盗一样好大胆的手笔”“把死的，静的，变成活的，动的，立体的”⑨。一路写来，山形水势，地貌人情；从容的飞鸟，迎人的翠竹；渐行渐远的街市码头，日出日落的云影霞光；远去的帆，近前的人„„无不是一派活泼泼的生命场景。即便是“我”容身其间的一叶扁舟，以及舟上的老少水手，也是人事丛结，故事连绵，或惊心动魄，或笑谑生趣。

然而，与种种动态场景紧密相连的，还有作者心灵世界对诸多见闻的回应和反刍。由“自我”沉思生发而来的一个一个“静”场：

我坐到后舱口日光下，向着河流清算我对于这条河水这个地方的一切旧账。原来我离开这地方已十六年。十六年的日子实在过得太快了一点。想起从这堆日子中所有人事的变迁，我轻轻的叹息了好些次。„„

望着汤汤的流水，我心中好像忽然彻悟了一点人生，同时又好像从这条河上，新得到了一点智慧。的的确确，这河水过去给我的是“知识”，如今给我的是“智慧”。„„

看到日夜不断千古长流的河水里石头和沙子，以及水面腐烂的草木，破碎的船板，使我触着了一个使人感觉惆怅的名词，我想起“历史”。„„（《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八》）

这些在记叙和描写中延宕开来的文字，庄重慈和，绵软深情，以淡淡的伤感与悲凉，抚慰着每个读者因种种笑与泪在心头累积的生命之沉。这种在不经意间将生命的表层喧闹翻转过来，让人们看看这喧闹背后的意义和价值等“自我”静思，不仅开掘了思想深度，淘深了情感之河，而且，也顺乎自然地把读者引向了对生命、人生、历史、未来等终极命题的体悟和感知。

正是这种动静相糅、张弛适度的艺术处理，把原本寻常的系列记游散文，升华为一部生命的流动史和心灵的探索史。

五是明与暗交织。《湘行散记》就篇幅而言，白昼阳光下的所见所思与夜晚星辰下的所闻所感几乎平分秋色。白日里，小船溯江而上，“我”侧重在“看”：“看”山形的“风姿娟秀”，云影的“五色相渲”；“看”“白浪从船旁跑过快如奔马”；“看”大小船只上下来去“挂帆起风”；“看”掌舵艄公拦头水手的“镇定从容”；“看”市街码头、村舍田畴的安落布张；“看”“裸露的泥滩”和“堤上的枯苇”；“看”“各种生命的美丽脆弱”和“各样人事的爱怨交缚”„„夜晚，小船泊定后，“我”侧重在“听”：“听”“某个人家禳土酬神还愿巫师的锣鼓”声；“听”吊脚楼妓女“唱曲时清中夹沙”声；“听”渔夫捕鱼时“用木棒有节奏地敲着船舷”声；“听”“邻近船上炒菜落锅声音”和城门边“卖糖人的小锣„„”；“听”水手们相互间的辱骂、老妇人“火塘边”的喃喃自语„„

就在这日月交替山水明灭间，沈从文举重若轻地勾勒出多种人生世相，张显出湘西的风情风味风格风华。伴随着“看”“听”而来的是作者对故乡深情的关爱、理解、宽恕和祈愿。是对人类苦难永久的同情。一切“思”与“感”都紧紧围绕着人类最基本的困境和时代的重大难题而展开。每当黑夜降临、探索无果时，深沉的忧郁和温婉的悲悯，便从灵魂深处如月光水流般弥漫上来，流灌在字里行间，也流灌在每个读者心头。

这里所说的明暗交织还有另外一层解读，那就是作品的明面故事与隐含情节之间的取舍和重组。在《湘行散记》《湘西》里，沈从文多次写到水手与妓女的离合聚散。但有趣的是，他突出的是“散”，而隐去了“聚”。重点放在“牛保们”的“离船”与“回船”上。那有亵文字美丽的“过程”一概被放在暗场里悄然省略。只是通过水手间的讥嘲与笑骂带出那么一点“意思”。沈从文亮给读者的是阳光下的一面，淡出了阴暗中的另一面。因为这故事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故事所透现出的那份粗粝、质朴、剽悍、侠与野相糅的民族性格。所以在写到田三怒等匪首时，沈从文也同样隐去了种种丑陋和残恶的场景，隐去他们啸聚山林、打家劫舍、刀头舔血等酷烈生涯，而重在勾勒他们谢幕时的那份从容和慷慨。也许正是这明与暗处理的“恰当”，沈从文的文字远离了俗艳和粗鄙，而终能保持一份庄严和高贵。

美丽伤感的夜》——读沈从文《鸭窠围的夜》

1934年，沈从文为探母病，远离新婚妻子，只身前往故乡凤凰。以沿途记录下的感想及写给妻子的大量家信为素材，回来后创作出一篇篇精美散文，结集出版，这就是我们熟知的《湘行散记》。一直以来我都觉得，这本散文集是沈先生才华的集中体现，其成就甚至超过那本最富盛名的《边城》，因为它感情真、刻画细，是直接从心底流出的语言，丝毫不露雕琢之迹。这其中，我又自以《鸭窠围的夜》为诸篇之首。

鸭窠围是什么地方，单从名字看，我们绝猜不出，看了，才知道，原来它是一个深潭。而从沈从文在《湘行书简》中另有三篇写此潭的书信且因其与翠翠的家乡相像（《湘行书简》之《夜泊鸭窠围》）来看，我们又知道，先生对它是喜爱尤佳的。应该承认，那地方确实很美，它紧挨一片沙岨，两岸耸立挺拔伟岸的山，山上尽是“黛色如屋的大岩石”、“长年翠色逼人”的竹子及离开水面三十丈上下的吊脚楼。这样一个地方，当夜幕缓缓降临，天空洒下大把雪花时，又会是怎样一副景致呢？沈从文看到了，事后回想仍按耐不住内心的感动，流露笔端。于是，我们也看到了。

夏志清教授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将沈从文的文风纳为“田园牧歌”式（这是文学史上重新发现老作家时第一次系统地为沈从文定性，往后的评论家一贯承袭此说），我认为实乃真知灼见，这“田园牧歌”的情调在《鸭窠围的夜》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且不说寒风中披雪静默的山石竹楼如何相映成趣；急于寻找适当靠岸处而将篙子点击岸石的船夫如何眉头紧蹙、口说俚语；船上生火架锅倾入热油炒菜时散发的香味如何迷醉诱人；单看整个河面终被夜色笼罩时——“木筏上的火光，吊脚楼窗口的灯光，以及上岸下船在河岸大石间飘忽动人的火炬红光。”——我们的眼前便展开一副充满诗情的美丽画卷。但画卷不是静止的，旋即有妇人在吊脚楼的唱曲声、临窗与船夫的对话声、人们的笑嚷声、吊脚楼下等待过年被宰的小羊悲哀的“咩咩”声，此起彼伏传来。我们仿佛身临其境体念到这声色并茂搅动画卷的一幕，同时相信先生的心在那一刻亦如石子丢入水平如镜的湖面，荡起一圈圈涟漪，思绪之弩由此拉开满弓之箭。

三流作者写景写情，或按部就班，横铺直叙；或变换花样，插叙倒叙，终究甩不掉眼前所见，脱不开现实底子。沈从文的笔却惯于虚实相映，当他见闻当下实景后，笔锋貌离神合地开始转向。我们发现先生那一晚其实至始至终没有离开那条小船，但通篇文字有大半笔墨都用来描写街上、吊脚楼中细致入微的场景，这便是虚写的效果。更妙处在于，虽是虚写，一字一句却步步落实，一大段一大段言之凿凿，实为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粗心的读者却要到翻过两大页才恍然竟一律将其认为实笔，陷入先生有意无意布置的一个迷局。

只有对远离多年而终于有机会重返的那片土地熟悉又饱含深情，当记忆一发不可收拾泛起时，才有百般感触由心底溢出。而沈从文把想象跟定上岸的水手，如数家珍地叙述了鸭窠围一带各色人物、风俗旧物后，一种更深刻的思考在他脑海萌生。他从贴在吊脚楼临街小屋三堵木板壁一面的一个“供奉祖宗的神龛”下空白或另一面的“一些大小不一的红白名片”出发，想到名片的主人“如今也许早已死掉了„„然而这些名片却依然将好好的保留下去。也许有些人已成了富人名人，成了当地的小军阀，这些名片却仍然写着催租人，上士等等的衔头„„”这样的思考之所以深刻，因为它道出了一个永恒的主题，即命运的难以捉摸及人生的飘忽不定。而我每读到此处，总猜疑沈从文是在反观自己这32年走过的路程，他从最初“离乡背井，随了那一群肩扛刀枪向外发展的武士为生存而战斗。”（《湘行散记》之《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到在北京西河街沿一家小客店的旅客簿上登记，进到社会这个永远无从毕业的大学校，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从文自传》之《一个转机》），再到运用手中的笔终于在文坛初现端倪——整个经历难道不正是人生飘忽的最好注释吗？沈从文的心应该伤感一点，但思考并不就此打住，因为即刻有更神圣的一幕在这河面上演。

那时已到午夜十二点，河面为黑暗笼罩，不见一丝亮光。忽而有一种奇特的声音在寂静中响起，沈从文透过船舱的罅隙望去，只见无数红光耀人眼目。他凭经验知道这是渔人开始了捕鱼行动，他们白天下了拦江网，夜里出动，在船头铁兜中燃烧油柴，用木棒敲击船舷发出响声，以这样的方式惊吓水中的鱼，让其纷纷落网。

沈从文出神地望着这声光交织为生存而搏斗的方式，说它“已在这河面上存在了若干年，且将在接连而来的每个夜晚依然继续存在。”这一刻，我们明白，先生想到了历史——历史犹如一条河（《湘行书简》之《历史是一条河》），亘古不变的河水夹杂泥沙滔滔向前，较之个人得失，命运浮沉变迁，长河轨迹依然。面对长河的人，不免感叹自身的渺小及对方的壮阔，醒悟一生的喜怒哀乐投向河面，除了像一颗小石子般溅起一朵水花，旋即复归平静，还能造成多大的影响？

想念及此，先生自言“弄明白了”，但究竟是明白后转而释然还是陷入愈加无法自拔的伤感，先生没说，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单知道，先生在全文最末，期待的只是看到那个邻船上岸水手归来时留在雪地的脚印，醒来时却终未见，因为“小船已离开那个泊船处很远了”。鸭窠围美丽的夜及一夜沉思融入船桨拨水荡开的水痕中，久散不去。

返乡之人，还在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