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汪曾祺小说与沈从文小说艺术风格之异同(陶建秋)

第一篇：论汪曾祺小说与沈从文小说艺术风格之异同(陶建秋)

论汪曾祺小说与沈从文小说艺术风格之异同

陶建秋

摘要：汪曾祺继承了其师沈从文的小说艺术风格，他们的小说大多是在乡村和城市题材的空间里，通过对人性和病态世界的对比，严肃地探讨认识，讴歌健全的人生形式，从而表现出了相同的艺术风格；沈从文是30年代“京派”作家，而汪曾祺是80年代作家，两个人处于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出身背景，同时汪曾祺作为一个独具特色的小说家，其作品与民俗关系之深，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中是首屈一指的，创作比其师沈从文更深，就使得两个人的艺术风格有了差异。

关键词：艺术风格 语言艺术特色 审美态度 淡化主题 反抒情

一

汪曾祺继承了其师沈从文的小说艺术风格，他们的小说大多是在乡村和城市题材的空间里，通过对人性和病态世界的对比，严肃地探讨人生，讴歌健全的人生形式，从而表现出了相同的艺术风格。

汪曾祺与沈从文在小说语言艺术特色上有相同的地方。小说语言都别具一格，简洁明快，古朴简约。汪曾祺的《受戒》中明海烫戒后与小英子隔河相对的话语；《大淖纪事》中十一子养伤时和巧云的一段悄悄话，都极为简洁平常，然而仔细回味，其中韵味绵长，不仅精到地刻画人物内心世界的微妙变化，同时使你读出了叙事中的诗意美来。沈从文的《边城》描写翠翠的一段文字：“翠翠在风日里长着，把皮肤变的黑黑的，接站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瞬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鹿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件，从不发愁，从不动气。。。。”这段文字句式参差简峭，绘形传神，古朴清新，富有表现力。他俩的小说注重以人物语言，动作和细节来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达到表现一个至善至美心灵世界的良好艺术风格效果。

在审美态度上，两个人的小说中业体现出来了相同的艺术风格。他们的小说往往在浓郁的乡土风俗画的描写之中渗透着作者传统的哲学意识和审美态度。汪的《受戒》和《大淖纪事》等作品看似有一种超脱的人生境界，实则正是作者对于健康人性的呼唤和追求，是合乎人们传统美德的理想规范的。沈的《边城》、《丈夫》表现的也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 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体现着人性美和人情美。汪和沈笔下的人物总是暗合传统的真善美，并在假善丑的对立中获得美的升华，他们既重视小说的创作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同时又欣赏和玩味顺乎自然，超脱功利的人生境界，成为他们小说创作的审美态度和道德尺度。

从总体风格的角度考察，他俩的小说强烈地传达出了一种清新携永，淡薄高雅的风格化效果。汪曾祺对故乡苏北水乡的风土人情烂熟于心，《受戒》和《大淖纪事》之所以吸引读者，其中重要的因素是它们那种富有别种风情的风俗描写。《受戒》结尾处那充满着生活情趣的水荡景色描绘那样楚楚动人，犹如一幅美丽的画面恒恒地定格在读者视觉中。沈从文是从湘西风情，构建了他的湘西世界。他的《边城》头三章集中笔力描绘了湘西水图画和风俗习惯。幽壁的远山、清澈的溪水、溪边的白塔、翠绿的竹篁等山水风景于端午赛龙舟，捉鸦子比赛及男女唱山歌等民族风俗。整整三章用万字篇幅介绍湘西风情，而没进入情节叙事，让我们充分地感到了边地的安静和平、淳朴浑厚的文化氛围。汪曾祺继承了沈从文的“边地”小说，使得他俩的小说中，浓重的乡土风俗和氛围和在这种氛围中活动着的人，相互形成了有机的整体，自然天成，别具情趣和意味。

二

汪曾祺作为一个独具特色的小说家，其作品与民俗之间的关系之深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中堪称首屈一指，创作比其师沈从文更深，再加上有不同的出身背景，不同的时代，使得小说风格有了差异。

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色，首先是淡化主题。在他的作品中，塑造有个性的人物基本上不是他的艺术追求。有过长篇编剧经历的汪曾祺，是在有意地反戏剧化。他的作品基本上没有矛盾，没有戏剧冲突，更没有戏剧高潮，甚至没有大部分小说通常具有的吸引人的情节。所以他的小说就呈现出“散文化”、“笔记小说”的特点。他淡化了矛盾、淡化了冲突、淡化了高潮、淡化了情节，常常离题万里，因而作品有一种未完成感。总体来说，他的不妨称为散体小说。

其次是反抒情。这也是一个会令许多读者感到意外的看法，正是因为汪曾祺的大部分读者正是被他小说的浓郁抒情性所吸引。正因为汪氏小说的反抒情性，所以他说：“小说不宜直接抒情的，否则就会滥情乃至煽情的俗套。”

再次，汪曾祺的小说具有散文化和诗化的特征。如在《八千岁》中，作者随心所欲地描写离题甚远的贩马人“宋侉子”、旗人娼妓虞子兰、土匪军官“八舅太爷”，真是扑朔迷离，峰回路转，最后才写到“八千岁”，然而这些人物并不是展示他们与“八千岁”故事的因果链条关系，而是在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对立中寻觅一种健康人性的诗意美的境界。

而沈从文小说的艺术特色。首先，如《丈夫》中，乡下女人为生计所迫不得卖身进城，而丈夫目睹妻子受辱而不能救助，这是多么严酷的现实！然而，作者在铺陈悲剧故事的情节时，却不是严正地直诉苦难和血泪，而是采用漫不经心，甚至是幽默径轻的笔调，让读者从笑中落泪，喜中见悲，这又是沈从文在小说创作中所贯用的一种独特的艺术。

其次，作者采用荒诞手法来写人记事，因而使他所描述的人和事物便显得荒唐而可笑。妓女春明明卖身是一种肮脏低下的事情，但作者却以轻松的口吻调侃道：“船上人，把这件也象其余地方一样称呼这叫做生意。他们都是做生意而来的，在名分上，那名称与别的工作同样，既不和道德相冲突，也不违反健康”。女人卖身与做生意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两码事，把这二者硬扯在一起加以类比，使人感到荒诞滑稽。

最后，小说还使用夸张类比刻画人物，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突出。小说《丈夫》中，在旧社会，水保只是一个够不上品级的芝麻绿豆官，但作者却故作惊人地写道：“他（指水保）的权力在这些小船上，比一个中国的皇帝、总统在地面的权力还统一集中”，尔后，又再从丈夫的角度看水保，称他做“伟人”，说他是“一个督府的派头，一个省长的身份”，这种将水保跟皇帝、总统作如此耸人听闻的夸张和类比，既显示了水保在船户妓女心中的显赫威严，也表现了丈夫的卑微低下，两相对照，相映益彰，使人物的形象跃然纸上，栩栩如生。

三

总的来说，汪曾祺与沈从文的艺术风格有许多异同，就看读者怎样去理解，各有各的见解和看法。

参考文献：

[1]《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93-300 [2]《中国现代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12-250 [3] 沈从文《沈从文短篇小说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48-55 4

第二篇：沈从文小说选集读后感之边城

《沈从文小说选集读后感之边城》

“小溪流下去，绕山岨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的大河。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则只一里就到了茶峒城边。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

取名边城，顾名思义，先生所写的是与自然相近的人文气息，想表达的是远离利所染的淳朴风土人情。但也体现了理想中的世界与现实的差距，只有在边城才能体会到那种淳朴的名风。我总在想,取名边城,在先生心里就这么“遥远”吗,还是在先生心灵深处正守护着什么?其实我们每个人心灵深处不都有一座“边城”?也许先生那座悲天悯人的城以随历史的洪流沉入那厚重的底色中,而留给我们的是对人生和社会的思考.文中所出现背景和事物大都为自然物或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东西――自然和人互相握手的产物，河流，山，渡头，渡船，竹林，茅屋，小镇。文中的人也是不功利的。爷爷摆渡死不肯收钱，反而到处请人喝酒，买猪肉互相推钱，小镇里婚嫁自由，只要儿女们喜欢。即便是文中最有钱的顺顺，也是一个不十分在意钱的人，慷慨得很。而小镇里，有钱人家的儿子喜欢穷人家的姑娘，抛了门当户对的聘礼，要娶穷人家姑娘，也不是什么新闻。可见，边城，这样一个地方，是重义轻利的，不为商业气息所熏染变质。由此表现出先生也是以重义轻利的人。

文中几处自豪的提到茶峒人平素品德，而正因为爷爷的性格正符合茶峒人的道德观，所以为人们所推崇，提起渡船，无人不知那个豪爽老人，当然，可以说每个人都摆渡，所以知道她，但是，从文中人们对老人的熟悉和态度可以看出，人们对他性格的尊敬，甚至他去买东西，“一定有许多铺子上商人送他粽子与其他东西，作为对这个忠于职守的划船人一点敬意”。文中有个细节，翠翠不愿去看热闹，要与爷爷守船时，爷爷便拿茶峒人品德去压她，以使她乖乖去玩。为什么要品德压一个女孩子呢，因为对爷爷自己，这是最具权威性的东西，所以下意识的拿来“恫吓”翠翠。

文中描述了当事情与钱发生关系时，爷爷的处理方式—-一定是互相推诿，仿佛钱是人人都不要的东西般，在这些争执里，谁要是最后占了钱的便宜，谁就是输家。这倒是让我想起了故乡的风情，有时也是如此。互相推诿前遍，来来去去没个停，有时甚至掷钱与地上，而人奔走开了。

文中也安排了几个推钱的场景，读来就如生活中发生的事般真实。令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与屠夫的争执，还有一个定要留钱的摆渡客。沈先生对此类场景津津乐道，可见他对这种风情的喜爱。人人以情义为重，一不要钱为荣，这便是沈先生所念念不忘的人土风情

这就是先生带给我们的他的边城,一座沉默的城,从开始到结束似乎都在隐忍着什么.翠翠就是这座成的化身,从恋上那个可以让她连做梦都能被他的歌带的很远的人开始,她就选择了沉默,虽然内心起伏不定,表面却始终如一.祖父在雷雨夜里去世,天保淹死,白塔坍塌,翠翠依旧无法摆脱母亲的命运,惟有等待, “那人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也许明天就会回来.”

第三篇：沈从文创作小说的偶然与必然

沈从文创作小说的偶然与必然

沈从文创作小说的偶然与必然

摘要：联系沈从文的生平和文学作品会发现其进行小说创作的一个特点：偶然性和必然性相结合。本文从其“个人经历”和“他人影响”两个方面来阐述沈从文的一些偶然经历对其创作小说的必然影响。研究其创作小说的偶然与必然，不仅可以了解其步入文坛的复杂心路历程，还可以把握其创作小说的独特性。

关键词：沈从文 小说创作 偶然 必然

沈从文在《水云》一文中这样说道：“我们生命中到处是‘偶然’，生命中还有比理性更具势力的‘情感’，一个人的一生可以说即由偶然和情感乘除而来。你虽不迷信命运，新的偶然和情感，可将形成你明天的命运，还决定后天的命运。”[1]95笔者从此看出其进行小说创作的初衷有偶然性因素，进而研究其小说创作，发现这些偶然性因素却对其创作造成了必然性的影响。本文将从“个人经历”和“他人影响”两个大的方面来论证这个问题。

一、个人经历（1）幼年时期

沈从文在6岁的时候就进入了私塾，但他的作品却不是正统的模样。原因在于他并没有接受私塾的正统教育，从小就讨厌读书，经常逃学。他“常常把书篮寄放到一个土地堂的土地菩萨身后，托她保管，却洒脚洒手跑到十里八里远的乡场上去看牛马牲口交易，看摆渡和打铁，看打鱼榨油和其他种种玩意儿”[1]404。他因为逃学被迫换了四个私塾，但是即使老师用鞭子打得再重，他还是会找机会逃学。他觉得私塾里的书本太过于陈旧，外面广阔而新鲜的世界才是他所喜爱的。他认为“从生活中学到的永远比从旧书本子学的，既有趣味又切实有用得多。” [1]404

幼年时候不懂事的逃学顽童生活是每个人都可能经历的事，只是沈从文身上的一个偶然事件，但他逃学期间见识到的生活这本“大书”却对他的小说创作造成了必然性的影响。沈从文说他的逃学，从另一角度看，可说是他“正想尽办法，极力逃脱那个封建教育制度下只能养成‘禄蠹’的囚笼，而走到空气清新大自然中去，充分使用我的眼、耳、鼻、口诸官觉，进行另外一种学习。”[2]388这种自我教育的方式不仅让他读了一本内容无比丰富而充实的大书，增加了不少有用的“做人”的知识；还鼓舞了他于二十岁时两手空空去北京阅读一本篇幅更大的新书。这些幼年时期的偶然经历在他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成为了他后来进行文学创作的源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偶然性的经

沈从文创作小说的偶然与必然

历必然影响了沈从文在那个时期显得十分独特的小说创作。

沈从文幼时逃课也不全是关注市井生活，他也有小孩子玩儿的天性。他会和同街比邻的坏小子一起，脱光身子从悬崖高出向河水中跃去，在河水中泡上一下午，有时候会碰上六月例行的行雨。在这个时候，他“必一面望着河面的水泡，或树枝上反光的叶片，想起许多事情。”“因为雨制止了我身体的活动，心中便把一切看见的经过的皆记忆温习起来了。”[3]184

沈从文一面看雨一面温习过去的经验只是他的习惯，是一种偶然，但在他十五岁以后，他的生活同一条辰河产生了联系，他在那条河流边住了约五年的日子。从汤汤流水上，他“明白了多少人事，学会了多少知识，见过了多少世界！” [3]185沈从文在这条河边扩大了想象力，思考了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很多事。没想到这种偶然的思考习惯却对他后来的创作造成了深刻而必然的影响。他后来虽然是离开那条河了，但是他所写的故事多数是水边的故事，故事中他最满意的文章也常是用船上、水上作为背景，甚至在他所写的故事中人物的性格，也全是他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性格。他在《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一文中这样写道：“檐溜，小小的河流，汪洋万顷的大海，莫不对于我有过极大的帮助。我学会用小小脑子去思索一切，全亏得是水。我对于宇宙认识得深一点，也亏得是水。” [3]183

（2）少年时期

少年时期的沈从文经历了一段近乎流浪的岁月，15岁高小毕业后辍学当兵，剿过匪，扎过营，经历了很多分分合合甚至滥杀无辜的场景。但这些生命中的偶然性事件，却深深地体现在了他后来的小说创作中。沈从文在《边城》题记中这样写道：”对于农民和士兵，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出。我不隐讳这点感情。” [4]后来部队被神兵突袭全军覆没，他被遣散回家，做了统领官陈渠珍的书记。这段时间的创作沈从文自己是这样评价的：“在军营里作书记时，我学得一种老守在桌边的‘静’，过去日子又似乎过的十分‘闲’，所以就写成了那么些小说故事罢了。”

[5]

沈从文虽说自己的这些经历写进小说只是一种偶然，一种消遣，实则不然。这些流浪的岁月中的经历都是他后来“文学创作的根基”。“他的家乡是湖南，好奇进取，遇见转机就转，是有地方的特性。任清而善适应环境，所以不悲观，多感而不钟情，所以不颓废，行己而‘不耻’，不学而有术，这都是个性的特异，硬练就一副结实的人格。”[6]205毕树棠对沈从文的评价正可以看出其小说创作的成功不是偶然，不是一蹴而至，而是“作者久写小说，文笔独特，习惯成自然，有simplicity之美，非偶然所能至者。”[6]207

沈从文创作小说的偶然与必然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这样评价沈从文的这段岁月：“这一段流浪的岁月，对沈从文后来的写作生活，非常重要，不但因为他可以从此获得不少见识和刺激性的经验，而且，最重要的是，使他增加了对历史感和事实的认识。”[7]因此，沈从文偶然的流浪生活也是影响他后来小说创作的必然性因素。

二、他人影响

沈从文的生活中，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贵人相助”，这些人，有的给他启蒙，有的让他迅速成长，有的给他精神上的支持，有的给他物质上的帮助。

因为逃课的原因，小学私塾的学习对沈从文的影响不大。但沈从文为当兵之后去芷江投亲，亲戚中娘舅和姨夫二人常在一起吟诗唱和，他代为抄写，于是学会了作旧体诗和临小楷帖。姨夫还是熊希龄的胞弟，因此他在熊府有机会读到许多林（纾）译小说，其中狄更斯的作品对他后来从事创作产生了久远影响。小说《顾问官》就是受狄更斯的影响而创作的，沈从文体会到“面前这个社会许多部分都正在发霉腐烂，许多事情都极不合理，远比狄根司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英国社会还野蛮恶劣”[1]411。当时一位胖大头军法官和一个在高级军僚中极不受尊敬，但在本地商人中称“智多星”的顾问官，是沈从文作品的忠实读者，殊不知沈从文在《顾问官》中讽刺的就是他们本身。生活中这些人陪司令老师长坐在官厅里玩牌的偶然事件和偶然读过的狄更斯的作品却影响了沈从文这个时期小说创作的内容和风格。

后来沈从文在陈渠珍身边作书记时，替陈渠珍保管大量古书和文物，也便涉猎，获得了很多知识。在书记处的同事中，沈从文年纪特别小，但是幻想却特别多。《聊斋志异》、《镜花缘》、《奇门遁甲》等书都扩大了他幻想的范围。沈从文在《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中这样说道：“继续推之向前的力量，与其说是物质上的成功希望，还不如说是相去遥远、另一时代另外一些人的成就的鼓励。由《楚辞》、《史记》、曹植诗到‘桂枝儿’小曲，什么我都欢喜看看。从小又读过《聊斋志异》和《今古奇观》，外国作家中契诃夫和莫泊桑短篇正介绍进来，加之由鲁迅先生起始以乡村回忆做题材的小说正受广大读者欢迎，我的学习用笔，因之获得不少勇气和信心。”[2]374在他进行创作的时候，“也特别注意到文字风格和艺术风格，不仅仔细分析契诃夫或者其他作家作品的特征，也同时注意到中国唐宋小说表现方法、组织故事的特征。”[1]419到自己能独立动手写短篇时，最大的注意力，就是“求明白作品给读者的综合效果，文字风格、作品组织结构，和思想表现三者综合形成的效果。”[1]420

受“五四”余波的影响，沈从文只身一人从湘西去往了北京。刚到北京的时候身上

沈从文创作小说的偶然与必然

什么也没有，想要投靠的亲戚又不接纳他，他穷极无路就给素不相识的郁达夫写信求助。郁达夫因此还专门跑到他住的简陋地下室去看他，事后还写了一篇《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来鼓励他。初到北京时，沈从文的身边唯一师傅是一部《史记》，随后不久，才偶然得到一本破旧《圣经》。他“并不迷信宗教，却喜欢那个接近口语的译文，和部分充满抒情的篇章”[2]372。从偶然获得的这两本书的反复阅读中，他学到了写小说的要诀：《圣经》教会了他如何抒情，《史记》教会了他如何叙事。这些方法对其后来的小说创作有着必然的影响。沈从文后来在《习作选集代序》中公开感谢郁达夫，徐志摩，胡适之等人，并说：“如果没有他们的种种帮助和鼓励，这集子里的作品不会产生，不会存在。”[8]

这些看似平常的偶然事件和不经意出现的人物及其作品，实际上都一步一步在将沈从文引向小说创作的道路，并在不同的层面对沈从文小说创作的目的，创作的内容，以及创作的手法都有必然的影响。沈从文的人生经历非常丰富，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偶然经历却能在冥冥之中造就一个优秀的作家，并且成为其小说创作的必然因素。在沈从文去往北京这个转变之前，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一个作家，但在转变之后，他“仿佛一条猛兽穿林越谷，登上一座山峰，回头一望，好一片世界也！”[6]207

沈从文人生经历的复杂性导致其身边发生的偶然性事件增加，而这些偶然性事件冥冥之中将其引向了小说创作的道路，并影响了其小说创作的独创性。研究沈从文小说创作的偶然和必然，不仅可以了解沈从文小说创作的背景，还有助于我们在进行创作或者分析他人创作时思维的发散和创新。但是沈从文又是一个在创作的过程中渐渐走向自觉艺术的小说家。在创作初期沈从文接受的文学创作方面的方法技巧还很少，只能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来进行创作，没有固定的模式或者方法套路，仅仅是用他的笔写他想写的故事，其创作的偶然性在这个时期很突出。慢慢走上文学的道路之后，他也开始渐渐掌握文学创作的脉络，创作成为了一种谋生的工具，或者增加了其他的功能。这个时候，创作小说的必然性因素突出，于是后期的创作没有初期那种明显的独创性，而是“进入了人民队伍里”，成为他过去深深希望的‘公民’之一员，“踏踏实实，大步向共同目标走去”。[1]423因此在其创作后期，创作小说的偶然和必然体现并不明显，这也是笔者研究该问题的一个疏漏，这个问题还可以从其他方面进一步探究其后期小说为何缺乏偶然性因素的影响。

参考文献：

沈从文创作小说的偶然与必然

［1］沈从文．沈从文全集：卷12（散文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95，404，411，419－420，423．

［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卷16（文论）［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388，374，372．

［3］沈从文．抽象的抒情［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83-185．

［4］沈从文．边城 题记［A］．学生阅读经典 凤凰于飞[M]．上海：文滙出版社，2005． ［5］沈从文．沈从文全集：卷17(文论)［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 ［6］毕树棠．从文自传[A]．沈从文研究资料(上)［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205-207

［7］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8］沈从文．沈从文全集：卷9（小说）［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

第四篇：论沈从文小说的审美救赎之途(11)

论沈从文小说的审美救赎之途

莫 付 欢

摘 要：沈从文的小说具有一种审美救赎的文化品格。沈从文通过对湘西“边城世界”的精心营构创造一个诗意的审美意象，给予现代人以一种“幻象性”的审美满足，他以“乡下人”的文化立场对“现代文明”所带来的人性异化进行坚强的审美抵抗，以“供奉人性”的精神旨向对现实的世俗社会进行审美救赎。

关键词：沈从文；审美救赎；乌托邦；文化立场；供奉人性

沈从文是中国20世纪最为优秀的小说家之一，其小说无论是对湘西“边城世界”那优美自然景观、淳朴乡土风情的深情描绘，还是对都市社会中人性异化、道德丧失的严厉批判，都彰显了文学审美救赎的文化品格。

一、乡土乌托邦：审美救赎的意象营构

在中外文学史上，“乌托邦”式书写模式一直是文学发展的一个主要路径，“乌托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审美意象或审美意识形态有着自身独特的艺术魅力。“文学的深邃之处就在于它是对人的心灵世界的一次次探险,是对人的有限性的一次次扬弃与超越,是对无限与永恒的理想性世界的追求。”无论是在意境设置上，还是精神意蕴构建上，沈从文小说中所营构的“湘西世界”则是对中国古代乌托邦社会理想的承接与超越。在沈从文精心构筑的“湘西世界”中，到处都弥漫着一股浓郁清新的乡土气息，在这里人们几乎处在一种诗意化的生存环境下，如同海德格尔所说“栖居于诗意的大地”。《边城》是沈从文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小说描绘了地处湘、川、黔交界的边城茶峒神秘优美自然景观，“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溪水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可以计数”，主人翁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人不发愁，从不动气”。《边城》的爱情故事也是美丽的让人心醉。翠翠与天保、傩送之间的爱情是那样的恬适、纯情、优美，“走车路”的恋爱竞争方式呈现出对手足之情与男女爱情的双重尊重；翠翠的母亲同茶峒屯防军人“不能聚首白头，便相约死去”，表现出爱情的忠贞不渝与神圣，即便妓女也是“重义轻义，又能守信自约”，在“相熟之后，钱便在可有可无之间„„相约分手后各自不许胡闹”，以后便“自己的心紧紧缚定远远的一个人。”“《边城》这样的诗化叙事总是在不经意间透露其对人生困扰的深切思量„„沈从文的小说在给人一种怀古的幽情„„对湘西的向往与肯定实际是这种生命意识的一种流露，以这种生命主题超越自己充满矛盾的乡土记忆与体验。”[2]正如刘洪涛所言，《边城》中寄喻的是一种“牧歌情节”，它“代表着对乡土和家园的守望，对民族身份的追寻对民族形象的诗性想象”[3]。《三三》中碾坊主人的女儿三三尽管是一个从未读过书一字不识的村姑，但她有一种诗人般的浪漫情怀，她生活在“屋墙上爬满了青藤，绕屋全是葵花同枣树”环境下，因为黄昏太美，而停在枫树下“还要母亲也陪她坐一会，送那片云过去再走”。其母亲同样具有一种诗一般的美丽情怀。她亲自为三三缝制新围裙，“裙上还扣了朵小花，式样秀美，充满了一种天真的妩媚”。三三家的水潭边，常有人来钓鱼，三三母女热情相待，还以土产相赠。客人们钓的鱼也分一些给三三家，这些鱼母女俩并不吃，而是用盐瞏了晒干，“等待有客时，这些干鱼同辣子炒在一个碗里待客。”在湘西这个“边城世界”中，1 [1]

人文景观优美和谐人与人之间淳厚古朴，俨然是一个活生生的世外桃源。“边城”意象无疑表达了现代人对诗意生存之境的梦想。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梦想”其实质就是一种文学“审美幻象”，这种“审美幻象是作为人类社会掌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作为个体与环境、[4]个人与群体相互沟通的情感性话语实践形式而存在的„„一种审美交流的媒介。”湘西“边

城世界”是沈从文营构乡土乌托邦的艺术符号或表征，它所呈现出来的审美意象给予人的是一种“幻象性”的审美满足。作者通过构筑一个诗意的乡土乌托邦，创造一个幻象性的审美场域，它向人们敞开了一个现代科学技术无法提供的关于生存意义的思考；同时又把人们带回到“本真”的领域，唤起人们去追寻被现代文明遮蔽、消解的人类真正的人格品质，重新确证自我存在的价值，从而实现对现代人类社会的精神救赎。

二、“乡下人”的文化立场：审美救赎的路径选择

美国文艺理论家雷·韦勒克说：“伟大的小说家都有一个自己的世界，人们可以从中看出这一个世界和经验世界的部分重合。但是从他的自我连贯的可理解性来说，它又是一个与经验世界不同的独特世界。”[5]如果说沈从文笔下所描绘的“乡土乌托邦”是其自身经验世界的集体表征，那么“乡下人”的文化立场则体现了他独特文学批判视角，这也是其小说审美救赎的独特路径。

沈从文不仅对湘西“边城世界”的自然山水和风土人情给予了钟情描述和深情赞美，而且对于现代文明所带来的种种弊端也给予应有的审视。在《长河》中沈从文曾对现代文明这样描述到：“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是，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儿乎快要消失无余。„„‘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他说：“我是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和普通社会总是不合。一切来到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我用不着你们名叫‘社会’为制定那个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尤其是什么思

[6]想家为扭曲蠹蚀人性而定下的乡愿蠢事。”在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其“乡

下人”的身份意识。对于现代文明所滋生的各种弊端和都市上流社会人性的堕落与丑陋，沈从文予以了彻底的披露。在《有学问的人》中，沈从文形象的描绘了教授天福先生，在夜间上灯时分，趁着太太不在家，与太太女友挑逗暖昧的狠琐过程，揭露了知识分子的虚伪和丑陋。在《八骏图》中，是沈从文生动刻画了八位“人人皆赫赫大名”教授，他们或大谈泛爱主义，或标榜清心寡欲，或宣扬独身主义，或满腹社会道德。这些表面上的正人君子，其实质上是一群被“现代文明”异化而人性尽失的都市可怜虫。细细品味沈从文的小说，我们不难发现，在他的潜意识中建构出这样一组对抗性的文学审美形式：“边城”社会：人文景观——宁静、优美，人性表征——淳朴、善良，人际关系——互助互爱、和谐共处；都市世界：人文景观——喧哗、污浊，人性表征——自私自利、奸诈阴险，人际关系——尔虞我诈、勾心斗角。韦伯说:“在理智主义和生活的合理化的发展之下„„艺术变成一个以自身权利存在的越来越有意识地把握到的价值的宇宙。艺术已经接管了此世之拯救的功能，不论这种拯救如何理解。它提供了摆脱日常生活循规蹈矩，特别是从理论和实践理性主义压力中获得拯救的途径。”[7]沈从文通过“边城世界”与都市世界这样一组对抗性的审美形式来反衬现代都市文明的虚伪和堕落，他一方面以“乡下人”个体经验和

文化立场去反抗现代化进程对人性的异化，另一方面以审美之维来思考人类真正的生存方式和生命的价值，从而实现对在“理论和实践理性主义压力”下的现代人的精神救赎。

三、供奉人性：审美救赎的价值归依

在沈从文看来，作家应该是“人性的治疗者”[8]。他“不承认一切富人专有的‘道德仁义’，所理会的是一种自然道德形式”。他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9]。

在沈从文的小说中，湘西“边城世界”无疑是其供奉人性的主体，而人性的供奉又是以“人性本善”的伦理道德为基准的。他说：“我活到这世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令人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我将在各个作品各个形式里，表现我对这个道德的努力。”[10]《边城》正是他构筑“希腊小庙”和表现“德性”的理想之作，在《边城》中他精心营构了一个德治的乡土乌托邦，“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11]。此外，沈从文在《龙朱》、《月下小景》等作品中所描绘的那种超功利性、诗意化的男女爱情观念，也体现了他对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执着追求。《月下小景》中所追求得是一种“不要牛，不要马，不要果园，不要田土，不要狐皮褂子同虎皮坐褥”的爱情。《龙朱》中所倡导的爱情是一种“抓出自己的心，放在爱人的面前，方法不是钱、不是貌、不是门阀，也不是假装的一切，只有真实热情的歌”。沈从文说：“在有生中我发现了‘美’，那本身形与线即代表一种最高的德性，使人乐于受它的统制，受它的处治。人的智慧无不由此影响而来。典雅词令与华美文字，与之相比都见得黯然无光，如细碎星点在朗月照耀下同样黯然无光。”[12]“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9]

纵观沈从文的小说创作，无论是对“边城社会”的热情讴歌，还对都市社会的严厉批判，都寄托他对理想生命形式的追寻和对人生意义与生命价值的终极性探究。“作为一个具有强烈人性意识的作家，沈从文的独特之处在于，既张扬顺乎自然的人性形式，把彰显自然人性作为其创作的核心命题，又能超越自然人性固有的局限，赋予自然人性以神性的光辉。”[13]可以说，“人性本善”和“人性皆善”始终是沈从文小说创作的有一个重要主题，而供奉人性、彰显“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正是沈从文观照现实人生，实现审美救赎的价值归依。

参考文献

[1]冯陶.美的诉求与守望[J].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84.[2]叶诚生.诗化叙事与人生救赎—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审美现代性[J].文史哲，2008(6):75.[3]刘洪涛.“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88.[4]王杰.审美幻象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4.[5](美)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238.[6]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0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2：266.[7]汪行福.社会批判与审美理论[J].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08(6):124—125.[8]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7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95.[9]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9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2.5

[10]沈从文.萧乾小说集·题记[N].天津《大公报·文艺》第128期，1934-12-15.[11]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278.[1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2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23.[13]吴投文.论沈从文生命诗学的内在构成[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154.

第五篇：“水”与汪曾祺的小说创作

“水”与汪曾祺的小说创作 东莞市轻工业学校 赖 超 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汪曾祺的小说与“水”的关系。如“水的存在给人的印象如此深刻，和情节的联系又如此紧密，有时简直起了主角的作用。”（1），“用‘水’作为汪曾祺小说风格的直观化诠释，真是抓住了关节。不过除了‘柔软’，‘和平’之外，似乎还应该加上‘明彻’、‘鲜活’以及‘天籁自然’。”（2）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但是没有人从创作论的角度深入探索汪曾祺小说与“水”是如何发生并融合成风格独特的“汪体小说”的。下面我试图通过全局观照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和他的人格气质的影响，探讨“汪体小说”的“水”的风格的形成。

（一）法国学者安妮·居里安认为汪曾祺的小说里总有水，即便没有写到水，也有水的感觉。这种说法是完全贴切的。纵观汪曾祺小说，“水”的表现至少有两层特征： 其一，显层特征。主要表现在有关“水”的语言文字。《大淖记事》写道：“淖，是一片大水。说是湖泊，似乎不够，比一个池塘可要大得多，春夏水盛时，是颇为浩淼的。这是两条水道的河源。淖中央有一条狭长的沙洲。沙洲上长满茅草和芦荻。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许多紫红色的蒌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挑鲜货是她们的专业。大概是觉得这种水淋淋的东西对女人更便宜，男人们是不屑去挑的。这些‘女将’都生得硕长俊俏，浓黑的长发上涂了许多梳头油，梳得油光水滑。”“一二十个姑娘媳妇，挑着一担担紫红的荸荠、碧绿的菱角、雪白的连枝藕，走成一长串，风摆柳似的嚓嚓地走过，好看的很！”《受戒》结尾写道：“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苇荡。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鸡鸭名家》里放鸭的白莲湖。此外，其他小说中提到的高邮湖，泰山庙前的澄河，澄河里的“黄瓜鱼”，隋唐时的临运河，到处都是水的语言和水的意象。评论家凌宇曾说过：“汪曾祺的语言很奇怪，拆开来看，都很平常，放在一起，就有一种韵味。”这种韵味就是语言的流动性。“语言是活的，滚动的。语言不像盖房子，一块砖一块砖叠出来的。”（3）汪曾祺说：“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虽然有时“水”对小说的情节、主题并未起多大作用，但我们

１ 所触目之外皆润润的一汪水，苏北水乡的情景萦绕脑海浮现眼前。在这里，“水”主要起营造一种氛围的作用。其

二、隐层特征。主要体现在：第一、小说的人物具有“水”的性格特征。《受戒》中的小英子“白眼珠鸭蛋青，黑眼珠棋子黑，定神时如清水，闪动时像星星。”她赤着脚走在柔软田埂上，留下一串脚印。“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明海看着她的脚印，傻了。他觉得心里痒痒的。”她的一举一动，姿态优美，性格开朗，全身都散发着农村水乡少女的气息。《大绰记事》中的巧云“瓜子脸，一边有个很深的酒窝。眉毛黑如鸦翅，长入鬓角。眼角有点吊，是一双凤眼。睫毛很长，因此显得眼睛经常是眯目希 着；忽然回头，睁得大大的，带点吃惊而专注的神情，好像听到远处有人叫她似的。”活脱脱一个水灵灵的少女。不仅大绰的女人是水做的，而且水边的男人也浸透出一种特别的灵气来，如十一子“长得挺拔厮称，肩宽腰细，唇红齿白，浓眉大眼。头戴遮阳草帽，青鞋净袜，全身衣服整齐合体。天热的时候，敞开衣扣，露出扇面也似的胸脯，五寸宽的雪白的板带煞得很紧。高抬脚，轻着地、麻溜利索。”《名士和狐仙》里杨渔隐和水莲子不避世俗，追求自由生活是作者理想中的静态人生体现。《鉴赏家》里季陶民与叶三是一对“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千古知己。其他如《故里杂记》的李三，侉奶奶；《故乡人》中的金大力，钓鱼医生王淡人；《八千岁》中的“八千岁”；《薛大娘》中的“薛大娘”；《桥边小说三篇》中的詹大胖子，都隐约表现出一种恬静如水，与世无争的理想人格来。第二，小说的结构松散、随便，如行云流水般自然。《受戒》题目是“受戒”，但作者一开始从庵赵庄写起。介绍这个地方“出和尚”，然后讲荸芥庵，讲和尚可以娶老婆、吃肉、赌博，拉拉杂杂，一直写到明海与小英子朦胧的爱情，最后只有四分之一的篇幅才写明海的受戒。《异秉》同样是这样，讲王二，扯到源昌烟店，又扯到保全堂，直到结尾才借张汉轩之口讲出“异秉”的缘由。《大淖记事》简直就是江南水乡风景画和民俗风情画。“美的形式是自由形式。”汪曾祺倾向“为文无法”——随便。他尤其向往苏轼的“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明袁宏道要求诗“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王国维说：“古今之大文学家无不以自然胜。”中国优良传统艺术都是鄙视矫情伪饰，推崇真实自然的。汪曾祺在一篇文章中说：“我是不赞成把小说的结构规定出若干公式的。„„我

２ 认为有多少篇小说就有多少种结构方法。我的《大淖记事》发表后，有人认为小说的结构很不均衡。小说共五节，前三节都是写大淖的风土人情，没有人物，主要人物到第四节才出现。„„我认为一篇小说的结构是这篇小说所表现的生活所决定的。生活的样式，就是小说的样式。”（4）汪曾祺在《小说的散文化》一文中说：“大概传统的，严格意义上的小说有一点像山，而散文化的小说则像水。”

（二）上面简要分析了汪曾祺小说的中“水”的表现特征，但是“水”这种物质载体是如何和他的小说结合得如此完美而自我一格的，即“水”与“汪曾祺”的小说创作究竟有怎样的内在联系？从他的小说创作过程来看,我认为他是有意为之的；同时由于他的人格、气质又影响了他的小说创作潜意识地靠近“水”。汪曾祺出生于一个殷实家庭，祖父汪嘉铭中过清朝末科的拨贡，父亲汪淡如也是当地一个小有名气的画家。“汪家虽然没有出过大官，却还有些文化，家里人大都读过书，书画、字贴之类的物件也不少。这一点对爸爸走上文学之路不无影响。”（5）汪曾祺的儿女们如是说。的确，汪曾祺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对他以后的人格气质的形成以及对创作的影响都有必然的内在联系的。汪曾祺说过：“在中国，不仅是知识分子，就是劳动人民身上也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有些人尽管没读过老子、庄子的书，但可能有老庄的影响。一个真正有中国色彩的人物，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不能分开的。”（6）书香世家的门第以及良好的艺术训练（书法、绘画、戏曲都懂一点），使得以“情趣”、“乐感”为主要特征的精神闲游成为汪曾祺更为倾心的境界。他说：“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这是一个作家的气质所决定的，不能勉强。”（7）汪曾祺的确是一位淡泊宁静的性情中人，他的这种平和随意的性格得益于他的家庭环境和受父亲的熏陶。他在《多年父子成兄弟》中说：“我十七岁初恋，暑假里，在家写情书，他（指他的父亲）在一旁瞎出主意。”可见他的父亲是主张父母与子女之间应平等相处、互相尊重，像亲兄弟般无说不谈的。汪曾祺后来回忆说：“他的这种脾气传给了我。不但影响了我和家人子女，朋友后辈的关系，而且影响了我对所写人物的态度以及对读者的态度。”他的儿

３ 女们叫他为“老头儿”，“多年父子成兄弟”是老头儿父亲的话。到了爸爸这儿，不仅“父子成兄弟”，而且父女也成兄妹了。他把我们当伙伴，当朋友，从不摆“父亲”的架子。我们叫他“老头儿”，他叫我们“大狗、二狗、小狗！”（8）中国古语“文如其人”，用在汪曾祺身上是再贴切不过了。汪曾祺的这种恬淡和谐的性格气质决定了他不可能像柳青一样写充满阳刚之气的《创业史》，他不具备“对这个世界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拷问和卡夫卡式的阴冷的怀疑”，他只能抒写一种“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的阴柔小品。中国传统艺术风格的审美取向似乎更倾于简淡、空灵、自然一类的阴柔品格，这是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因此在艺术形式上更看重“芙蓉出水”的自然风格。林语堂对此有深刻的见解，他说：“中国人的心灵的确有许多方面是近乎女性的。‘女性型’这个名词为唯一足以统括各方面情况的称呼法。心性灵巧与女性理性的性质，即为中国人之心之性质。中国人的头脑近乎女性的神经机构，充满着‘普通的感性’。”（9）可见，汪曾祺被定性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正是因为他骨子里就流动着“知者乐水”的士大夫雅趣。但是汪曾祺一生真正与“水”结下不解之缘还是在碰到沈从文之后。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受沈从文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他当时在西南联大读中文系，师承沈从文，与他的关系很密切。两人经常下饭馆、泡茶馆、吃小吃，情如父子。无论从人格性情和创作上都直接影响了汪曾祺，当时他发表在一些报刊上的文章大多数是经沈从文这手介绍出去的。但汪曾祺一开始写作并未受他多大影响，从40年代写的《复仇》、《小学校的钟声》、《鸡鸭名家》等来看，显然更多地接受了从西方引进的意识流手法。汪曾祺真正继承沈从文的风格并把它发扬光大是在几十年后改革开放的春风下“老树开花”，并且“一发不可收拾”。

（三）汪曾祺说过，作家所偏爱的作品往往会影响他的气质和创作，并成为他个性的一部分。“有人问我受哪些作家影响较深，我想：古人里是归有光，中国现代作家是鲁讯、沈从文、废名，外国作家是契诃夫、阿左林。”（10）相比之下，他还是受沈从文的影响最大，尤其是受他的“水世界”的影响。他几乎是继承并发展了沈从文的风格，改革开放之后，沈从文就在汪曾祺的血

４ 液里复活了。请看沈从文有关“水”的叙述： “到十五岁之后，我的生活同一条辰河无从分开„„我虽离开了那条河流，我所写的故事，却多数是水边的故事。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全为我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的性格。„„我文字风格，假若还有些值得注意处，那只是因为我记得水上人的言语太多了。”（11）“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波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同水不能分裂。我的学校可说是在水边的，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12）“在我的一个自传里，我曾经提到水给我种种的印象。„„我学会用小小的脑袋去思索一切，全亏得是水。我对于宇宙认识得深一点，也亏得是水。”（13）“水的德为兼容并包，柔濡中有强韧，从表面看极容易范围，其实则无坚不摧。水教给我粘合卑微人生的平凡哀乐，并作横海扬帆的美梦，刺激我对工作永远的渴望，以及超越普通人功利得失，追求理想的热情洋溢。”（14）汪曾祺也常常提到“水”对他的创作的巨大影响作用。“我的小说以水为背景，是非常自然的事。记忆中的人和事多带有点泱泱的水气。人的性格多平静如水，流动如水，明澈如水。”（15）“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16）“水不但于不自觉中成了我的一些小说背景，并且也影响了我的小说风格。水有时是汹涌澎湃的，但我们那里的水平常总是柔软的，平和的静静地流着。”（17）比较上面文字，沈从文“水”的叙述与汪曾祺“水”的叙述竟是如此的相近，不得不令人相信汪曾祺是有意向沈从文靠近。其实汪曾祺也并不避嫌地承认了这一点，他曾多次谈到“小英子，巧云身上隐隐约约有翠翠、三

三、夭夭的影子”。他不太同意有人把他的小说归入乡土文学行列。他说：“我的小说有点水气，却不那么土气，还是不要把我纳入乡土文学的范围为好。”（18）看来，汪曾祺是有意要把自己从乡土文学中拔出，另立“乡水文学”一派了。他说：“我这样做是有意的（也是经过苦心经营的）。我要对‘小说’这个概念进行一次冲决：小说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小说要真诚，不能耍花招。”（19）可见汪曾祺并非一味地继承沈从文的风格，他有自己的见解。

５ 他把沈从文埋藏在作品中浓郁的忧愁和孤独冲淡了，融入自己清新和明彻的人格和气质，同时为百花齐放的新时期写作添上一些新的东西，使他的作品具有一股更健康的活力，更能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他是有意为之的。这就是汪曾祺的创新。但“水”的影响，从沈从文到汪曾祺，是从来没有改变的。如果说沈从文写“水”寄托了一些更深沉的宇宙人生认识，那么汪曾祺的“水”则更加流畅、活泼、轻松、平淡了。

（四）汪曾祺非常清楚自己的性格和气质，能写什么，不能写什么。“我知道，即使我有那么多时间，我也写不出大作品，写不出有分量，有气魄、雄辩、华丽的论文。这是我的气质所决定的。一个人的气质：不管是由先天或后天形成，一旦形成，就不易改变。我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抒情的人，我永远只是个小品作家。”（20）因此他的小说读来如潺潺流水，宁静冲远，他赋予小说一种“淡泊”的旨趣，抒写的是一种静态的水的人生关怀。《异秉》里说的是王二艰涩的发迹史，但小说却写的平淡冲远，知足常乐。《岁寒三友》写的不过是开绒线店的王瘦吾，开炮仗店的陶虎臣和画画的靳彝甫三个平凡人的生活经历，其中有欢乐、有泪水、有好运、有困顿，但他们经历了冷暖世事后仍保留着一分真诚的友谊。还有像《皮凤三楦房子》里的高大头，是一个无欲无求，天然恬淡的“活庄子”，《徙》中的教师高北溟一生经风历雨，浮浮沉沉，但他都坦然面对。“他习惯于把人世间的痛苦嚼碎了，咽到肚子里，然后缓缓化解成一种经久永恒的味。痛恨，但不咬牙切齿；欢乐，但得意忘形。他习惯于勇敢地承受事世，然后涵化丑，融化恶，这使他的文学具有了独特的人格力量。”（21）他喜欢写旧社会的生活，回到童年的回忆。因为他认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 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伤感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22）汪曾祺的这种大和平心，使他的小说像一条河流，一潭池水，“发纤禾农 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达到了“其称文小而其旨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的高远境界。注：（1）安妮·居里安《笔下浸透了水意》，《北京文学》1989年第1期（2）马风《汪曾祺与新时期小说》，《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1995年第10期

６（3）（4）汪曾祺《思想·语言·结构》，《塔上随笔》，群众出版社，1993年版（5）（8）《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汪朗、汪明、汪朝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6）汪曾祺《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北京文学》，1983年第2期（7）《汪曾祺自选集·自序》，漓江出版社，1987年出版（9）《吾国与吾民》，林语堂著，华龄出版社，P80（10）《谈风格》，《塔上随笔》，群众出版社（11）（13）沈从文《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12）《从文自传》沈从文著（14）《一个传奇的本事》沈从文（15）（18）汪曾祺《菰蒲深处·自序》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16）汪曾祺《蒲桥集·序》作家出版社，1989年版（17）汪曾祺《自报家门》（19）（22）《桥边小说三篇·后记》汪曾祺（20）《晚翠文谈·序》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21）《永远的汪曾祺》徐卓人，《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3期 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