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数学文化史

第一篇：中国的数学文化史

中国的数学文化史

摘要：数学是中国古代科学中一门重要的学科,中国历史有五千年,中国数学史也同样悠久,成就辉煌。根据它本身发展的特点和时间,可以分为五个时期:中国古代数学的萌芽,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形成,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中国古代数学的繁荣,中西方数学的融合。

关键词：数学文化史,中国古代数学

正文

谈及数学，在我们脑海里浮现的一般都只是数字，一些或繁或简的公式，数学的确很大部分是计算，但这些都是表面。数学远远不止这些。

数学作为中国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是一种难得的文化现象。古往今来，有多少人因为对数学的深入研究获得成就而名垂千古。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数学领域也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丰富并推动了世界数学文化的发展。

中国古代数学的萌芽

原始公社末期，私有制和货物交换产生以后，数与形的概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考古发现，仰韶文化时期出土的陶器，上面就已刻有表示数字的符号。到原始公社末期，就已开始用文字符号取代结绳记事了。

春秋战国之际，筹算得到普遍的应用。筹算记数法已使用十进位值制，这种记数法对世界数学的发展是有划时代意义的。

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也促进了数学的发展，一些学派还总结和概括出与数学有关的许多抽象概念。《庄子》记载了惠施等人的名家学说和桓团、公孙龙等辩者提出的论题，强调抽象的数学思想，例如“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是我国古书中最早体现微积分思想的一段）等。这些许多几何概念的定义、极限思想和其它数学命题是相当可贵的数学思想，但这种重视抽象性和逻辑严密性的新思想未能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展。

“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中的数学思想：

1—1/2—1/22—1/23—„„—1/2n---1=1/2n---1，这也就是 “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数学表达。把木棍看成整体1，第一天截去1/2，第二天截去1/22，第三天截去1/23„„第n天截去1/2n，当截了n天后，还剩下1/2n。当n趋向于无穷大时，1/2n趋向于0，也即limit1/2n=0，趋向于0但永远不是0，故万世不竭，最后可能分到物质微粒，已不再是木棍了。

现在看来，这句话是不对的。物质不是无限可分的！借助于现在高能物理上的手段（加速器）我们可知道，物质只能分到夸克层面了。

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形成

秦汉是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经济和文化均得到迅速发展。中国古代数学体系正是形成于这个时期，它的主要标志是算术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以及《九章算术》为代表的数学著作的出现。

《九章算术》是战国、秦、汉封建社会创立并巩固时期数学发展的总结，就其数学成就来说，堪称是世界数学名著。例如分数四则运算，今有术(西方称三率法)，开平方与开立方（包括二次方程数值解法），盈不足术（西方称双设法），各种面积和体积公式，线性方程组解法，正负数运算的加减法则，勾股形解法（特别是勾股定理和求勾股数的方法）等,水平都是很高的,其中方程组解法和正负数加减法则在世界数学发展上是遥遥领先的。就其特点来说，它形成了一个以筹算为中心、与古希腊数学完全不同的独立体系。

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发展

魏、晋时期出现的玄学有利于数学从理论上加以提高。吴国赵爽注《周髀算经》，汉末魏初徐岳撰《九章算术》注 2卷（已失传）,魏末晋初刘徽撰《九章算术》注10卷(263)、《九章重差图》1卷（已失传）都是出现在这个时期,赵爽与刘徽的工作为中国古代数学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南北朝数学的发展东晋以后，中国长期处于战争和南北分裂的状态。在北方，由于当时社会的需要，在《九章算术》的基础上，数学仍在继续发展。

唐中期以后，商业繁荣，数字计算增多，迫切要求简化计算方法，从《新唐书》等文献留下来的算书书目，可以看出这次算法改革主要是简化乘、除算法，唐代的算法改革使乘除法可以在一个横列中进行运算，它既适用于筹算，也适用于珠算。

中国古代数学的繁荣

960年,北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割据的局面。北宋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空前繁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数学也迎来了大繁荣。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隙积术。高阶等差级数求和高阶等差级数求和起源于沈括的“隙积术”。隙积术，也称垛积术，今高阶等差级数求和问题。由北宋沈括开创，南宋杨辉，元朝朱世杰多有贡献。11世纪沈括创造隙积术，开其先河。沈括研究了、罐等堆垛起来的刍童形垛，因为积之有隙，称为隙积，不能用《九章算术》的刍童公式求其数目。

设隙积的上底宽 a，长 b，下底宽 c，长 d，共n 层，沈括的隙积术是，比刍童体积多

。这是二阶等差级数求和问题。13世纪杨辉以各种子垛类比《九章算术》的多面体，实际上，在沈括公式中令，便是杨辉的四隅垛公式；

令令，便是杨辉的方垛公式；，除以2，便是三角垛公式。

朱世杰解决了更大量的更高阶的等差级数求和问题。他提出了一系列三角垛公式：茭草垛，三角垛（或落一形垛），，撒星形垛（或三角落一形垛）三角撒星形垛（或撒星更落一形垛）三角撒星更落一形垛。

显然，上述各级数依次是贾宪三角的第2，3，4，5，6条斜线上的数字，而其和恰恰是第3，4，5，6，7条斜线上的第 个数字。这正是朱世杰有两组平行线将贾宪三角各个数联结起来的原因。可见，朱世杰已经掌握了三角垛的一般公式

朱世杰还解决了以四角垛为一般项高阶等差级数求和问题，以及岚峰形垛等更复杂的级数求和问题。

此外，还有勾股形解法。勾股形解法在宋元时期有新的发展，朱世杰在《算学启蒙》卷下提出已知勾弦和、股弦和求解勾股形的方法, 补充了《九章算术》的不足。李冶在《测圆海镜》对勾股容圆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得到一系列的结果。除原有的勾股容圆外，李冶得到勾上容圆、股上容圆、弦上容圆、勾股上容圆、勾外容圆、股外容圆、弦外容圆、勾外容圆半、股外容圆半等9个容圆公式,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几何学的内容。

宋元数学的繁荣，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传统数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此外，数学家们的科学思想与数学思想也是十分重要的。宋元数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对理学家的象数神秘主义。中、西方数学的融合

明代进入了封建社会的晚期，封建统治者实行极权统治，施行八股考试制度，数学发展逐渐衰落。鸦片战争后，西方初等数学陆续传入中国，中国人学习西方数学，使中国数学研究出现一个中西融合贯通的局面。

早期传入的西方数学中影响最大的是《几何原本》。《几何原本》是现传的中国第一部数学翻译著作。绝大部分数学名词都是首创，其中许多至今仍在沿用。

近代中国也出现了许多著名数学家，如熊庆来、苏步青、江泽涵、华罗庚、吴文俊、陈景润、范盛金等等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华罗庚(1910。11。12-1985。6。12。)，世界著名数学家，是中国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安函数论等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国际上以华氏命名的数学科研成果就有“华氏定理”、“怀依-华不等式”、“华氏不等式”、“普劳威尔-加当华定理”、“华氏算子”、“华-王方法”等。

华氏定理

k 命q是一个正整数，f(x)=akx+。。+a1x 为一个k次整系数多项式且最大公约（ak,。。,a1,q）=1,则对于任何 ε>0皆有 华氏定理溯源于高斯（C。F。Gauss）他首先引进f(x)=ax 的特例情况，即所谓高斯和: S(q, ax2),(a,q)=1,并得到估计 S(q, ax2)=O(q1/2)。

高斯引进并研究高斯和的目的在于给出初等数论中非常重要的二次互反律一个证明。以后，不少数学家企图推广高斯和及他的估计，但他们只能对特殊的多项式所对应的S(q, f(s))，取得成功，这一历史名题直到1940年，才由华罗庚解决。

k 华氏定理是臻于至善的，即误差主阶1-1/k 已不能换成一个更小的数。这只是取f(x)=xk 及 q=p，p为素数，就可以知道。所以依维诺格拉朵夫称赞华氏定理是惊人的。

华氏定理的直接应用是，可以处理比希尔伯特一华林定理更为广泛的问题：

命N为一个正整数，fi(x)(1<=i <=s)是首项系数为正的k次整值多项式，考虑不定方程 N = f1(x1)+。。+fs(xs)(1)的求解问题，特别取f1(x)+。。+fs(x)= xk 即得 N =x1k +。。+xsk。(2)

1770年，华林提出猜想：当s>=s0(k),(2)有非零非负整数解。华林猜想是希尔伯特于1900年证明的。于是华林猜想就成了著名的希尔伯特一华林定理，但用希尔伯特方法所能得到的s0(k)将是很大的，20年代以后，哈代、李特伍德与依·维诺格拉朵夫用圆法及指数和估计法对s0(k)作了精致的定量估计。用华氏定理基本上可以将依·维诺格拉朵夫关于华林问题的重要结果推广至不定方程（1）, 即假定（1）满足必须满足的条件，则当s>=s0 =O(Klog K)及N充分大时,（1）有非零非负整解。当 s >= s0'=O(K2log K)时，方程（1）的解数有一个渐近公式。

华氏不等式

命N 为一个正整数，f(x)为一个k次整系数多项式，则 T(a)=∑x=1Ne(af(x))，则对于任何ε>0及1<=j<=k 时皆有

华氏不等式的直接应用为不定方程（1），由圆法来处理方程（1），则首先需将方程（1）的解数表示成(0,1), 上的一个积分，然后将(0,1)分成互不相交的优孤与劣孤之并, 优孤上的积分给出（1）的解数的主项，需证明劣孤上的积分是一个低阶项，从而可以忽略不计，这样就得到了解数渐近公式。华罗庚证明了fi(x)（1<=i<=s）假定。为满足必须满足的条件

k的k次整值多项式，则当s >= 2 +1 时，方程（1）的解数有一个渐近公式。特别对于华

k林问题，即方程（2），当s >= 2 +1 时，对充分大的N，有非寻常非负解，且解数有渐近公式。当k <=10时，这一结果是华林问题的最佳结果。直到半个世纪之后，基于对华氏不等式的某些改良，沃恩（R。F。Vaughan）与希斯布朗（D。R。Heath-Brown）才能对华罗庚关于华林问题的结果作点改进，但他们所用的方法却繁得多了。

基于华罗庚关于解析数论的基本方法，即关于指数和估计的华氏定理与华氏不等式，再加上依· 维诺格拉朵夫的韦尔（H。Weyl）和估计与关于素数变数的指数和估计，华罗庚系统地研究了不定方程及其他堆垒问题的求解问题，并限制变数 x1,x2,。。xs均取素数值。华罗庚的结果总结在他的专著《堆垒素数论》中，这本书被译成俄文、英文、德文、匈牙利文与日文，它是圆法、指数和估计及其应用方面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

由于输入的近代数学需要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加上清末统治者十分腐败，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下，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掠夺下，焦头烂额，无暇顾及数学研究。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近代数学的研究才真正开始。中国的数学正在不断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http://《中国古代数学的繁荣》 http://baike。sogou。com/v306358。htm词条 中国数学史 http://www.xiexiebang.comment。aspx?CommentID=45168《中国的起源与早期发展》作者徐保卫

第二篇：中国文化史

中国文化的特征：

第一，中国文化具有延绵不绝，体系完备的特点

中国文化经过漫长的历史年代不断自我完善，于坎坷跌宕中创新发展，虽多有曲折和磨难，却从未中断。同时，由于历时久远，文化体系完备，文化的各个方面成就斐然，无论是制度文化、风俗文化还是文学、史学、哲学、教育等都十分发达，且各代均有所发展，各文化门类的发展保持完整连续的阶段性形态。

第二，中国文化具有“伦理型”的特点

中国古代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建立在宗法制度基础上的伦理观念而加以维系的。高度重视伦理道德学说，并将伦理道德渗透到意识形态的各个分支中去，渗透到人们的社会生活、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中去，是中国传统的做法，也是维系社会安定的重要因素。

这种“伦理型”文化教育人们“为理想而献身”，颂扬高尚的情操和名节。每当国家民族危急之际，总有一批志士仁人慷慨赴国难，不惜舍身取义，马革裹尸。历史上，精忠报国的岳飞，“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不辱君命持节牧羊的苏武等就是其中的典范。第三，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很强，广收兼蓄，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中国文化是在特殊的地理条件下，半封闭的环境里，主要由以汉族为主的国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在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长期交往中，通过迁徙、和亲、互市等方式，互摄互补，彼此交融。

中国文化在古代长期领先于周边地区和国家，中国文化中的精髓，如汉字、儒学经典、典章制度、礼法制度，以及农业手工业技艺等都曾久远地影响周边，这种文化上的“高势位”并不影响对外来优秀文化的吸收，但这种吸收不仅是有选择的，而且将是中国化的。这种对外来文化吸收和改造能力的强盛，是其生命力旺盛的生动体现。

第四，中国文化具有务实的精神和崇尚中庸的特征

务实是农人的基本特点，不务实则无以收获，在文化上自然强调实用，中国古代与生产、生活直接有关的学科受重视而发达，如农学、天文(历法)学、医学等传统学科成果丰硕，许多领域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位置。

中国文化的精髓是儒家的思想，中庸之道是儒家倡导的重要主张之一。中庸之道被认为是中国式的智慧特征，体现在政治上裁抑豪强，平均权力和田产；体现在文化上，则是在多种文化相汇时，能异中求同，求同存异；体现于风俗，则不偏不颇，同于一体。

第五，中国文化具有重人事轻宗教，重现实轻来世的特点

中国农业民族务实的精神、务实的性格体现在许多方面，文化上重人生、讲入世的人文传统尤为重要。中国人虽然敬宗祭祖极为隆重，宗法制度极为严密，但对鬼神则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孔子罕言鬼怪的思想具有代表性，相信人是万物之灵，人是世间最宝贵的东西。儒家强调现世的功名，把通过正常途径获取功名利禄、荣华富贵作为终身奋斗的目标，鄙视投机取巧和玩弄阴谋诡计的小人，体现了中国人重现实重人事的精神。当然，中国重人事并非尊重个人价值，而是强调人对宗族和国家的义务，强调人对国君的效忠。

对古代宗教，中国文化兼收并蓄，在百余种曾经流传过的各式各样的宗教中，佛教与道教是古代中国宗教的主体。与许多地区和国家不同的是，宗教并没有主宰中国的一切，中国也从没有陷入宗教迷狂。

科举制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积极：

（一）科举的平民化效果对文化的发展有积极影响

科举考试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面向全民的，具有一定平等竞争性的选官取士制度，是中国古代用人选拔制度一次重大飞跃，其进步性体现在科举的平民化效果，即科举的开放

性、公正性。

科举制在形式上的平等、公正创造出一个空前伟大的精神激励给广大人民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幻想。为草野寒竣人士开辟登进之途，增加了社会内部的流动性，消解了社会内部的张力，打破了豪门士族垄断选官的局面。

（二）科举制度的平等、公正带来了中国封建社会文官政治的成熟

上下阶层的分子通过科举制不断的合法对流，从而阻止了权利的世袭化，并带来社会的进步。它不仅使我国产生出了一大批善于治国安邦的名臣、名相和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更重要的是使中国的文官政治日益成熟，从而催生出了众多有杰出贡献的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他们作为中华民族的英才，对中国文明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三）科举制度对文化思想的凝聚整合起着重大的作用

中国的文化在几千年间未曾中断的持续下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中国的科举制度，特有的文官政治。文官政治树立了一个与自身高度适应的社会政治思想——儒家思想，并通过文官选拔使之成为知识分子的共同信仰，进而传导向整个社会，形成一股统一的民族国家所必须的精神凝聚力。

（四）科举制度有利于文化的普及与传承

在科举考试制度下，功名、地位与权利的获取，是需要社会成员以获取这个社会的主流知识文化为基础的，科举制度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勤奋读书的热情。科举考试是取士的制度，学校教育是养士的法则。学校是科举阶梯的第一级。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整合为一条龙，学校科举化，科举学校化，这就使文化教育得到了较全面的普及。

消极：

1.科举制度下“八股取士”的弊端，抑制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创新

科举制度发展到明清时代，实行八股取士，考试形式越来越程式化、格式化，最终形成“八股文”。八股文是一种非常刻板僵化的文体，限定论题、格式等。它极大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泯灭了人们的个性，销蚀了人们的创造力。考生不能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也无法展示自己的才华，只能熟读四书五经以应付科举考试。

2.科举制度下考试内容狭窄单一的弊端，阻碍了中国自然科学的进步

科举考试的内容狭窄单一，不外四书五经，而且只能为“圣贤”作注，不能越雷池一步。科举考试在内容上基本把自然科学排除在外，这使得资本主义“分权时代”到来、相应的“分科之学”(西方科学的基本特征)开始主导世界科学发展潮流的时候，富有创新精神的中华民族却无法展现自己的聪明智慧。因此，明清以后中国科技大大落后于西方，科举制或许是难辞其咎的。

3.科举制度“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弊端，扭曲了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

“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取向使得人们认为受教育、读书的目的只是为了做官，科场功名往往成为读书人的原动力和毕生追求。“学而优则仕”的政治制度和价值取向也极大地缩小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空间。

第三篇：中国文化史

导论

一、释“中国” “中” 飘扬的旗帜，又引义为空间上的中央。“国”原指城邑。“中国”初义是“中央之城”，即周天子所居京师（京都）（中国，京师也）中国有多种引申，一如诸夏列邦，二如国境之内，三如中等之国，四如中央之国。印度称中国为“支那”，意谓“文物之国”。4 一个朝代自称“中国”，始于元朝。

二、释“中华民族” 从时序划分，有原始民族，古代民族，现代民族。其核心单字“族”，原义“矢锋”（箭头），引申为众。“中华”是“中国”与“华夏”的复合词之简称，较早出现于华夷混融的魏晋南北朝。由“民族”和“中华”组成复合词，出于晚清。1905年孙中山组建同盟会，其誓词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一语，是对朱元璋讨元檄文口号的袭用。

三、释“文化”“文明” “文”原指各色交错的纹理，“化”指二物相接。“文”与“化”的配合使用，首见于《易●贲卦》的《象传》 “文化”构成整词，始于西汉末年经学家刘向的《说苑●指武》。总之，作为整词的“文化”是“文治”与“教化”的合称。“文化”获得现代义，是在日本人以此词对译西洋术语的过程中开始的。4 文明：从人类的物质生产（尤其是对火的利用）引申到精神的光明普照大地。5 进入文明阶段的标志有三：文字发明与使用，金属工具发明与使用，城市出现。文化作为内涵丰富的多维概念被众多学科所探究，阐发，开端于近代欧洲。7 文化的本质内蕴是自然的人化。文化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包括这四种层面的文化是广义文化。精神文化是狭义文化。

五、中国文化的生态环境 1 地理环境 2 经济土壤。延绵久远的中国文化大体植根于农耕与游牧这样两种经济生活的土壤之中。以年降水量400毫米线为界，中国约略分为湿润的东南和干寒的西北两大区域。西极大漠的万里长城，大体上与这条年降水量400毫米线重合,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边界线。3 社会结构

宗法制孕育于商代，定型于西周。

第一，政治权力和经济产权的继承，普遍遵循父系的单系世系原则。第二，由血缘纽带维系着的宗法组织――家族长盛不衰。第三，族权与政权结合 4 国际条件

七、中国文化的世界地位

中国文化的特质：人文传统，伦理中心，尊君重民，中㢕协和，延绵坚韧

由于地域、种族、文化等方面的原因，长期以来在东亚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汉字文化圈”，它包括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越南以及东南亚、蒙古高原、青藏高原的部分地区。

八、中国文化史分期 前文明期：猿人到大禹传子。文明奠基及元典创制期：夏、商、西周至春秋、战国 3 一统帝国文化探索、定格期：秦汉 胡汉、中印文化融合期：魏晋南北朝至唐中叶 5近古文化定型期：唐中叶至明中叶 东西文化交汇至现代转型期：明末至今 中国文化史上发生过三次转折：春秋战国之际、魏晋南北朝之际、唐宋之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旧转换

第一章 中国文化的发祥

一、中国人的起源 从体质人类学考察，世界上的人类分为黄种人（蒙古人种）、白种人（欧罗巴人种）、黑种人（尼格罗人种）三大类别。“旧石器”和“新石器”的区分，主要是在于先民使用的石器工具制作的精细程度。在距今12000年左右，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与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不同，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开始使用磨制石器，除此之外，农业、奍畜业和陶器制作也都是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仰韶文化（彩陶文化），河姆渡文化 大汶口文化 屈家岭文化 龙山文化（黑陶文化）

二、原始农业与畜牧业 北京人洞穴内灰烬厚达6米，表明至少在50万年之前，华人先祖已经熟练地用火与贮火。小麦、粟子（小米）、水稻、大豆、茶、柑橘、梨、李、梅、荔枝、龙眼等作物都被公认为原产于中国。传说中的尧、舜、禹是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的领袖。

三、初民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 包括自然崇拜和灵物崇拜、图腾崇拜、生殖崇拜、祖先崇拜几大类。2 东方尚鸟尚凤，东南尚蛇、中原尚龙、西南尚虎 原始宗教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一些以谋求控制自然力为目标的仪式，这便是巫术。

四、传统视野中的“黄金时代” 1 中原大地上生活着三个主要的部落族团：一是华夏集团（又称河落集团）主要活动在华夏中游的中原地区，以北部的黄帝和南部的炎帝为首；二是东夷集团（又称海岱集团）主要活动在黄河下游及东部沿海地区，以蚩尤为首，另有少昊氏、高阳氏、有虞氏等；三是苗蛮集团（江汉集团），主要活动在南方长江、汉水流域甚至更远的地区，以祝融为首。按照儒家的说法，尧、舜、禹三代是“大道之行”的“大同”时期。3 大禹传子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天下为家”的“小康”时代。

第二章 青铜时代

周代分为西周和东周，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代。青铜器在中国的使用，约相当于从夏代至春秋战国之交，经历了约1500年，习惯上将这一时段称为中国的“青铜时代”。

一、文明的初现

20世纪末完成的“夏商断代工程”的目的是揭示夏商周的精确年代。该工程1996年启动。

二、青铜器及三代的物质文明 青铜器主要有以下几类：

饪食器：如鼎（出土青铜器型制最大的司母戊大方鼎为青铜礼器的代表）酒器和水器：如爵、尊、缶等 兵器：如戈、矛、剑、盾、胄等 生产工具：如耒、耜等

乐器：如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青铜编钟65件，为世界乐器史上的奇观。

三、文字的早期形态 中国古来即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目前所见中国正式的古文字，最初发现于商代 今日所见到的商朝文化最多的是甲骨文，因刻于龟甲、兽骨上，故称“甲骨文”；因其内容为卜问记录，故又称“甲骨卜辞”。大致分为叙辞、命辞、占辞、验辞等四部分。古代称铜为金，铸刻在铜器上的铭文即称“金文”，或称“吉金文字”。四、三代的天命观念和人文传统 1 商人也频繁祭祀祖先神，形成“周祭制度”，周人实行的是所谓“昭穆之制”。2 天命观：一是对“德”的强调，二是对“民”即“人”的重视。

五、礼乐制度与社会生活 与宗法制相关连的是封建制，这里的“封建”是“封土建国”的简称，指帝王按照宗法的等级秩序分封诸侯。周礼包括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古代婚礼属于此类）等。3 所有的贵族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基本人生修养。

第三章

元典时代文化的多元走向

中国历史上的“元典时代”，大约相当于东周及春秋战国时期。

一、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变革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和文化转折时期。“礼崩乐坏”一是表现为旧礼制的废止，二是表现为礼制的下移，即使用者身份等级界限的打破。

二、士的崛起与私学的出现 巫、史、祝、卜是第一批较正式的文化人。春秋末期以后，士逐渐成为知识阶层的通称。最著名的“奍士”贵族是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与昔日的巫史和同时代的其他阶层相比，士在一定程度上挣脱了身份羁绊，形成新的品格：

（1）胸襟博大，以天下为己任（2）政治参与意识强烈（3）道德自律严格

三、百家争鸣与元典创制 孔子：有教无类 孟子：人性善 荀子：人性恶 2 墨家：最富于宗教性质 3 道家：老子、庄子 法家：“变法”与“专制” 管仲、子严、李悝、吴起和商鞅 5 战国时期阴阳五行说的代表人物邹衍 中国的元典时代大约相当于东周，中国文化元典――《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六艺”及《论语》《墨子》《老子》《孟子》《庄子》《韩非子》等其他诸子著作。

五、尊君重民的政治伦理

先秦民本思想的基本内涵可归纳为： 其一，肯认民的地位和作用

其二，认识到君依赖民，民制约君的君民关系

其三，进而提出处理君民关系的理论构架（民为邦本，才能尊君）

六、先秦时期的区域文化 管仲、孔丘、墨翟、孟轲、孙武、邹衍等巨子诞生于齐鲁。战国初，韩、赵、魏三家分晋，故称“三晋”，地括今山西全境及河南中北部、河北中南部。秦文化的特色是功利主义鲜明。4 楚文化的特色是长于幻想玄思。

第四章

帝国时代的文化大一统一、专制帝国的文化模式 所谓“大”，就是尊重，重视。所谓“一统”，即“万物之本皆归于一”，本指诸侯天下皆统一于周天子，后世经解也借以指普天之下在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同化一致 2 秦汉是郡县制 政策：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行同轮、地同域（废除西周以来的封邦建国制，打破地区壁垒，又通过大规模移民，开发边境，传播中原文化）、修秦律

二、汉文化对秦、楚文化的继承 四面楚歌发生在安徽境内

三、秦汉帝国的国家意识形态 汉朝，为巩固君主专制，继续寻觅统治思想。汉初，社会需要休养生息。2 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李斯建议秦始皇焚烧《诗》，他们都为了主禁绝异端，维护帝王一统意志。他们两位都是在专制一统帝国建立后设计“大一统”思想体系。其核心为君权神授。

四、经学与经今古文之争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差别：

第一，经书的文字、版本、篇目不同 第二，二者的学术取向不同

第三，二者所尊崇的圣贤对象不同 第四，二者学风不同

五、帝国文化的固守和外拓 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冲突，是世界文明史的最大主题。秦汉帝国同时采取静态与动态，固守与外拓的两手政策，前者的标志是修筑长城，后者的标志是开辟丝路。

六、佛教传入和道教创立 佛教的创始人是乔达摩●悉答多。它领悟到苦、集、灭、道“四谤”以及“十二因缘”。白马寺是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故称中国佛教“祖庭”。3 道教的基本信仰――“道”被释作宇宙本原。

七、文史创作和科技成就 秦汉帝国以农业立国，重本抑末，农业技术和农学理论都达到相当高度。包括一人一牛、隔年轮种、对粮、菜、桑、麻的栽培过程的详细叙述、水利。2 东汉末年张仲景著《伤寒论》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基础。

第五章 胡汉、中印文化的融合

一、魏晋之际的文化变革 经学和名教衰颓，是魏晋以来文化转折的一大标志。“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轻贱唐虞而笑大禹”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主潮。所谓“名教”，即以正名定分为主要内容的礼教。王国维将春秋战国视为中国古代学术的“能动时代”，将两汉视为“思想凋敝”的时代，将六朝至唐代视为 “受动之时代”。5 魏晋至中唐间，亦是一个民族大融合期。强宗大姓与地域的结合十分明显，郡望和氏族谱在当时成为重要的文化要件。大姓如瑯琊王氏、颖川庾氏、谁都桓氏、太原王氏、弘农杨氏、陇西李氏、渤海高氏之类，先后掌握军政大权。

二、玄学与魏晋风度 玄学成为魏晋时期的主要哲学思想。《老子》《庄子》和《周易》“总谓三玄” 玄学在魏晋南朝，成为豪门高族借以自矜并沉潜其中的意识形态，也是中国学术史上继先秦诸子学和两汉经学之后的第三次学术高峰。3 一般认为，魏晋玄学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正始时期

第二，西晋“竹林七贤”时期（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

第三：东晋、南朝时期，玄佛合流。玄学开辟了一个思辨时代：通、难、胜、屈，清谈风格。5 这还是一个放诞不羁，个性解放的时代。“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做有《酒德颂》蔑视礼教，曾经长醉60天以拒绝与司马氏合作。这些狂羁怪诞的行为风尚，即史上所谓的“魏晋风度”。

三、胡、汉文化的融合互补 对于胡文化来说，抛弃旧质，以适应新的农业文明环境是首当其冲的急务。2 胡文化“汉化”通常通过两个渠道进行

第一个途径，是由胡人统治者采用汉族统治的组织形式，推广儒学。第二个途径便是入迁内地的胡人在“与华民错居”的情势中，不仅“语习中夏”，“多知中国语”，而且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汉族儒士改造胡文化的主要途径是以胡族上层为中介，倡导儒学，建设汉式政权组织以及以农业社会相适应的经济制度，倡兴文教。隋唐时期的汉族，是受容了鲜卑等胡族的新汉族。隋唐皇室便有胡族血统，如隋炀帝杨广、唐高祖李渊的母亲，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

四、南北文化的差异与整合 汉代经学嬗变为魏晋玄学，其中心区域在洛阳一带。秦汉帝国的文化整合以中原文化为本位，大量汲取南方文化的成分；而隋唐帝国的文化整合，则由于“五胡乱华”、南北分治、中原文化的特殊历史演变，转而以南方文化为基础，融汇北方文化。

五、佛教华化与三教共弘 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期间广泛流播，其重要物化成果有二：其一是寺院的广为兴建，其二是巨型石窟造像（甘肃西部的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云岗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佛、道二教在魏晋南北朝的兴建，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有关（梁武帝萧衍）3 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的灭佛，与以后的唐武宗李炎，后周世宗柴荣的灭佛，合称“三武一宗灭佛”，佛教史上称为“法难”。隋唐时期还是中国佛教宗派创始、成熟的关键时期，如三论宗（法性宗）创始于隋唐间的吉藏，法相宗（唯识宗）创始于唐代的玄奘。5 玄奘与鸠摩罗什、真谛并称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6 唐朝尊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设有太学。

六、隋唐盛世与东西方文化交流 这一时期达到了中国古典文化的全盛佳境。最为人称道者，一为西汉的“文景之治”，二为唐太宗贞观年间的“贞观之治”。3 隋唐盛世的辉煌气象：京都、帝陵（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唐高祖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运河 隋唐时期，敦煌地区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要冲。天宝年间，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传教，被日本人称为“日本律宗太祖”，“日本文化的恩人”。现在日本奈良的唐招提寺就是生动的历史见证。6 科技的传播是隋唐文化对远西的主要影响之一。

七、科举制度 系统的科举制度创设于隋，以分科举士而得名。2 唐代明经科主要考帖经和墨义。进士科在考试策论和帖经之外，诗赋成为必考的重要内容。武则天亲行殿试，此制后代沿袭。殿试的实质在于“君师合一”。5 自隋唐始兴至晚清昭废，科举制度实行约1300年。

八、文史自觉 曹丕的《典论●论文》标志文史走向自觉。魏晋间的散文也多有佳篇。诸葛亮的《出师表》情真意切，感人肺腑，所谓“惊人文字，千秋涕泪”。至唐代前期撰《隋书●经籍志》才确定经、史、子、集四部的名称和顺序。4 这一时期还出现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史评专著――刘知几的《史通》。5 杜佑编纂的《通典》是中国第一部记述典章制度的通史。

第六章近古文化的定型

一、唐中叶的文化转折

史家普遍认为，“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标志。

二、渗透神机的新儒学――理学 理学是一种以儒学为主体，兼收佛教与道教的思想因子。2 周敦颐和邵雍是理学体系的开山人物。继周敦颐、邵雍之后，张载、程颢、程颐真正奠定了理学的坚实基础。至于张载关于“心统性情”，“天地之性”，“德性所知”等伦理学问题的思索，都成为后来理学家们关切的重大命题。5 理学发展到南宋，朱熹是集大成者。重要的是，朱熹将“理”推绎为政治哲学。7 在这里，朱熹提出了精神修炼的方法论。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追求自我实现的人生，二是理学家所推崇的“孔颜乐处”，三是张载在《正蒙●西铭》中提出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命题，四是所谓的“浩然正气”。

三、文化的雅化 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韦庄《女冠子》 韶华不为少年留，恨悠悠，几时休„„（秦观《江城子》 苏轼尤为推崇王维，他指出“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四君子：梅、兰、竹、菊 四大书院：嵩阳、乐麓、睢阳及白鹿洞。6 米芾以“石痴”著称。

四、俗文化的展开 《清明上河图》出自北宋画家张择端之手。仔细察看画中人物，可以发现各色人。宋人孟元老所撰《东京梦华录》，即可与《清明上河图》相互印证。市民文化的发展，导致宋代城市出现了迎合市民口味的娱乐场所――瓦舍，每一瓦舍都有若干专供演出的圈子，史称“勾栏”。“说话”是宋代民间艺术中颇具影响力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分小说、讲史、讲经、合生四大家。

五、文官政治的建立 文官政治的基石――科举制 宋代重视文官政治，与开国君主宋太祖“性好艺文”，宋太宗“锐意文史”大有干系。宋四大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4 在标榜“右文”的宋代，文官待遇之高，地位之隆，为中国历史之罕见。5 台谏制作为宋代加强中央集权的一种举措。

六、文化中心的南移 1 靖康俘获徽宗、钦宗 经济中心的南称为文化中心的南称奠定了基础。北宋大词人如晏殊、柳永、欧阳修等，都是南人，苏轼、黄庭坚、秦观、周邦彦、李清照等，也都游历于江南。唐至北宋，洛阳成为学术中心，南宋时期转移至福建。

第七章 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碰撞

一、辽、夏、金、元：征服与被征服的二律背反 1 在许多时候，用武力取胜的一方往往从失败者的文化里吸取更为丰富的养分，否则胜利者将面临惨败的现实，这就是征服与被征服的二律背反。2 相对而言，蒙古人的汉化历程要缓慢得多（例外：忽必烈）

二、帝国体制下的中西文化交流 从元代开始，中国逐渐形成一个回回族。就中国文化史而言，马可●波罗历史地成为元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象征。

三、元曲的兴盛 宋元南戏和明清传奇大都以南曲为主要艺术形式。2 元曲使中国真正步入戏剧大国的门槛，并享誉世界。

四、领先世界的科技成就 宋元时期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最高的时期。北宋科学家沈括提出了地磁影响指南针这一科学论断。《梦溪笔谈》 3 中国是将火药应用于军事目的的最早的国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对英宗年间陨石的记载，比西方早700余年。5 德国数学家称秦九韶是“最幸运的天才”，美国科学家萨顿认为秦九韶是“他那个民族，他那个时代，并且确实也是所有时代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在世界数学界，“大衍求一术”被誉为“中国剩余定理”。6 《农桑辑要》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官修农书。郭守敬不仅是优秀的水利专家，而且是卓越的天文学家。他和王恂、许衡等人共同编制了更为准确的《授时历》，运用时间长达360年，是中国历史上使用最久的历法。元代医学的成就令人瞩目，发展为十三科。元代纺织业最具革命性的变化，是棉花广泛种植。

第八章 晚清帝国文化

一、古典文化的集成 明清两代，中国古典文化进入总结阶段。编纂《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的编纂始于清康熙年间，被康有为称为“清代第一大书”。3 《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属于类书，《四库全书》属于丛书。4 在中国文化史上，《永乐大典》确乎是一部最早最大的百科全书。5 《古今图书集成》遂成为现存的搜罗最博，规模最大的一部类书。《古今图书集成》虽然绝比不上《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的规模，但与约3500万字的《大英百科全书》比较，仍可称为煌煌巨㠸，因而在国外有“康熙百科全书”之称。清代朴学脱颖而出，成为乾嘉时期的主导学术。8 以故顾氏被称为朴学的开山大师。客观而论，清代朴学对古籍文献的整理与考据工作，对于学术文化的传承不坠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二、极端皇权与文化专制 鲁迅将明清时期的文字狱喻为“脍炙人口的虐政”。2 明代文网的编织者是朱元璋。明清两朝大兴文字狱，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桎梏。

三、理学的嬗变 初明时期，是理学的“述朱期”。陈献章是明代理学家中第一个大胆“通禅”的人物。3 王守仁是明代心学的开创者。王学又叫“心学”，因为王守仁把“心”视作第一性的、本原的东西。王守仁“心学”的主旨是“心即理”说和“致良知”说，其实行路径是“知行合一”。5 王学极一时之盛，成为明代中后期的“显学”。到了泰州学派，这一层意味则更加明朗，并对礼教教条提出某些尖锐的批评和嘲讽，形成一种有悖于纲常名教的异端色彩。功利主义是泰州学派另一富于战斗性的思想，它直接针对理学禁欲主义。8 泰州学派正是这种思潮在中国的早期代表。9 顾炎武、王夫之、唐甄

四、启蒙新声 顾炎武明确区分“国家”和“天下”两个概念。黄宗羲认为，天下与君主的关系应该是“天下为主，君为客”。3 值得注意的是，黄宗羲主张以法制来抑制君权。4 黄宗羲提出设学校以监督朝政的思想。明清启蒙浪潮还大力提供实学精神。实用理性是中国文化的的特征之一。徐光启是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先导人物。清初启蒙思想家们极力从复兴儒学的立场出发，高扬经世致用的旗帜。黄宗羲认为，儒学本质上是经世致用之学。清初另有倡导实学的“颜李学派”，其领袖人物颜元、李塨。

五、耶稣会士来华有东西方文化交流 当利马窦等传教士进入中国时，正值明朝末期。2 利马窦堪称西方“汉学家”之先驱。汤若望所著《远镜说》标志着西方光学正式传入中国。4 至今沿用的阴历就是崇祯历法。中国的绘画、建筑、戏剧、诗歌、陶瓷丝绸及典章文物，风磨于南欧和西欧，被称为“洛可可艺术”。

六、郑和七下西洋与“迁海令” 以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元世祖忽必烈曾发动远征日本列岛的战争，但以失败告终，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以武力征服海外国度的尝试。2 民间流传的“三保太监下西洋”，便是发生于明朝初期。3 郑和最远到达非洲东岸和红海海口。为了政治目的远航，一是为了寻找不知所踪的明惠帝，二是为了向海外炫耀明帝国的强大国力。为了对付郑成功的抗清斗争，清廷于顺治十八年颁布迁海令。5 乾隆年间，正式实行闭关锁国政策。

七、市井口味与小说丰收 苏州是清代前期传统工商业水平的最高代表。一位在清代前期游历过苏州的法国人，称苏州是“高级趣味的工艺和风靡全国的风尚的策源地。市井文化的繁荣，为明清小说的丰收准备了肥沃土壤。4 金瓶梅 “三言”、“二拍” “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它们分别是历史小说，侠义小说，神怪小说，世情小说的典型代表。《三国演义》开章回体小说之先河，是中国历史长篇小说最杰出的巨著。7 《西游记》取材于唐代高僧玄奘赴印度取经的故事。清代小说也有所谓四大流派，即以《聊斋志异》为代表的拟古派，《红楼梦》为代表的人情派，《儒林外史》为代表的讽刺派，《三侠五义》为代表的侠义派。

第九章 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

一、经世实学 对于道咸间学风之变的社会背景，那一时代成就最大的经世学者魏源。2 清中叶提倡议政最力者是龚自珍 澧运、盐法、河工在明清时期被称为“三大政”。魏源根据《四洲志》等材料，编纂了《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5 注意探讨本朝掌故，纂修当代史，是道咸间学术的又一特色，其创始者是魏源。道咸间的经世实学是中国“古学”通往“新学”的桥梁。

二、兴办“洋务”与“中体西用”模式 19世纪60年代伊始，中国出现了一股模仿西方工业化模式，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军事－实业一体化浪潮，为“洋务运动”。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设立内军械所，揭开了洋务运动的序幕。把中体西用的概念说得最为清晰，把中体西用的内涵阐述得最为充分者，莫过于张之洞。

三、近代文教机构的兴办与知识分子形成。书院改制与新式学堂的设立是近代教育改革的主线。2 在近代外国商办报刊中，最著名者为《申报》。在近代出版机构中，历史最久，影响最巨的是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4 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

四、从“维新”到“革命” 1 康有为《大同书》 维新派的另一员健将，是被梁启超誉为晚清思想界“彗星”的谭嗣同。3 严复被时人誉为“中国西学第一者”。孙中山借鉴中国古代的考试制度，和监察制度，创造了独具中国特色的资产阶级“五权分立”学说。五、五四狂飙 青年胡适亮出了“文学革命”的旗帜。2 《狂人日记》是新文学的开山之作。法国作家罗曼●罗兰高度称赞《阿Q正传》这部讽刺写实小说是世界的。4 北京大学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民主堡垒，而且是科学精神的摇篮。

六、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中国化

1919年5月，《新青年》出版“马克思研究专号”，刊发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全面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经济思想。

七、文化论争

1923年春，又爆发了著名的以人生观为主题的科学与玄学之争。

八、汉字改革

20世纪80年代编出的《现代汉语常用字表》共收录汉字3500个。1988年公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共收汉学7000个

第四篇：中国文化史第六章

宋代文化的总结

唐中叶至明中叶，中国文化开始了又一轮变迁，称之为近古文化。宋代作为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宋代之后，汉唐的雄浑气象一去不复还，雅文化层面走向精致内敛，俗文化层面则是呈现出市井式的热闹与繁荣。此一时期最重要的文化动向，一是形成了禅宗等中国化的佛学，二是传统儒学融通佛学，衍生出体系庞大、影响深远的新儒学——理学。

一 唐中叶的文化转折

从中国文化发展来看，一共发生过三次文化转折（春秋战国时期、魏晋时期和唐中叶）。第三次与前两次不同。以“安史之乱”为界标，文化风格发生了重大变化。

社会历史背景

（1）土地制度

“安史之乱”后，租庸调制被其他形式的赋税制度所取代。建中元年（780），唐政府颁布两税制，标志租庸调制彻底崩溃。雇佣农与庄田主之间的租佃契约关系取代了从前均田百姓与庄田主之间的庇护关系，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减弱。这一系列变化凸显了社会经济关系的重组与改造。

商品经济

从魏晋南北朝的“钱币兼用”传承到隋唐的传统，到宋代，钱币成为了唯一的一般等价物。同时在商业上的重大突破，瓦解了前代的坊市制度。以坊市制的崩溃和市场化程度加深为标志，出现“商业革命”。

文化领军人物——韩愈

（１）六端：立道统，指人伦，斥佛老，呵诋释迦，改文体，奖后进。

（２）“道统”理论

以儒家仁义道德为核心，包含一切政治现象、经济行为、文化生活的社会运行框架。

二 渗透禅机的新儒学——理学

理学，又叫新儒学、道学、宋学。宋代诸儒所构建的崭新思想体系以“理”为宇宙最高本体，并已之构成哲学思辨的核心范畴。自觉或不自己觉地将元典时代的儒家精神与佛教、道教相融合，使之具有不同以前的新的思想内涵。

开创时期

开山人物：周敦颐 邵雍

第五篇：中国现当代文化史

《中国现当代文化史》考查

1、总结归纳20世纪10－30年代，中国学术界发起了哪几次有关东西文化（中西文化）的争论。列举每次争论双方的代表人物、主要的观点，以及每次争论的结果。

答：发生了四次有关东西文化的争论。分别是：关于 “问题与主义” 的争论；关于 “东西文化” 的争论；关于 “科学与玄学” 的争论；关于“中国本位论”和“全盘西化论”的争论。

1、关于 “问题与主义” 的争论

“问题与主义”之争, 是五四时期中国第一次关于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思潮的公开论战, 论战的双方分别以李大钊和胡适为代表, 论战的中心内容是围绕中国要不要马克思主义以及走怎样的救国之路等问题而展开的。这次论战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胜利而告终, 并进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 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2、关于“东西文化”的争论

辛亥革命后伴随着封建帝制的复辟，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又出现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激进知识分子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竭力宣扬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化，向腐朽的封建思想文化展开了猛烈的冲击，由此引发了这次东西方文化论战。论战始于1915年迄于1927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五四前夕，讨论主要集中好难过于比较东西文化优劣方面，罗列各种现象，从而引申出东西文明的异同。第二阶段：1919至1921年，围绕东西文化能否调和展开，第三阶段：1921年至1927年。梁启超《欧游心影录》与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相继发表，梁启超认为西方文明已经“破产”，而梁漱溟也认为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之复兴”，以胡适、吴稚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派则批判二梁观点，使东西文化之争进入了一个新高潮。争论重点又回到东西文化比较的老问题上，但论战的深度与广度已大大前进了一步，并且开始关注东西文化如何结合的实践问题。

总的来说，这次的东西方文化论战是在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为代表的西化论者和以杜亚泉、章士钊、梁启超、梁漱溟等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展开的围绕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比较、新旧文化关系看待和中国文化出路的选择等问题延续十余年的思想大论战。其实质是中国封建文化和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斗争。这场大论战尽管无法解决提出的所有问题，但争论本身则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为中国科学与民主观念的深入人心作出了贡献。

3、关于 “科学与玄学” 的争论

“科学与玄学”(也称 “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是由张君劢的《人生观》一文所引起的。1923年2月14日, 张君劢应邀在清华大学作关于人生观问题的演讲, 他有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人带来的精神幻灭, 提出了重建 “精神文明”的问题, 认为科学只能指导物质文明, 不能指导人生观。此文一出, 即遭到了地质学家丁文江的反驳。于是, 以张君劢、梁启超为代表的玄学派和以丁文江、胡适为代表的科学派之间围绕：关于科学能否解决人生观的问题；关于对科学与西/

5方文明的认识问题；关于对中国文明的态度问题等方面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论战。“科玄论战”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关于科学与人生观关系问题的大讨论, 在实质上反映了两种社会改革方案和两种社会思潮的对立。玄学派否定现代科学的作用和反对西方现代化的道路, 这无疑是错误的。当然, 科学派也存在着理论上的缺陷。

4、关于“中国本位论”和“全盘西化论”的争论

1935年1月，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引起本位文化派和西化派的激烈论战。论战主要围绕对中国实情的分析、对中西文化的认识以及对中国文化出路的选择等问题展开，与此同时。西化派内部围绕全盘西化问题也有激烈争论。

以陈序经、胡适为代表的“全盘西化”派的主要观点有：

1、中国一切落后，西方一切比中国先进„„ 4.中国固有文化应予以否定，它不能成为新文化的组成部分，因此主张抛弃中国传统文化，提出“我们的唯一办法，是全盘接受西化”。以十教授为代表的“本位建设派”认为：中国有它的地域和时代的特殊性，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各有优劣，因此主张我们的文化建设就应该是：“（针对传统）不守旧；（针对西学）不盲从；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验过去，把握现在，创造未来。这场文化论战对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以及西化与现代化等问题的认识有了进步。

2、总结归纳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对华的文化侵略政策及其表现，以及解放区（抗日根据地）、国统区抗战文化的概况。

一、日本对华的文化侵略政策及其表现

1、政策

1938年7月，日本五相会议制定了所谓《从内部指导中国政权的大纲》，其指导方针为“对于抗日思想泛滥的现状，必须一面以威力为后盾，打开局面，一面提高国民经济，收揽人心恢复东方文化，确立指导精神，恩威并施，以促进一般汉民族的自发的合作。”

1940年12月10日，在日本侵华派遣军的“战略指导”中明确列出“思想指导”政策：“解决这次事变之指导精神在于，以日满华亲善合作为直接目标，以从道义上复兴东亚为终极目标”，“使现地中国方面的思想统一于东亚联盟思想，击破敌方抗战思想，驱逐共产思想。”

1941年1月25日，由军部制定的“对华思想指导要领”为：“因展开思想攻势，对反对派势力展开积极的斗争，有效地对地方进行渗透，瓦解敌之军、政、民抗日意志，以促进事变的解决。”

2、表现

A 日本对中华文化的劫掠与摧残

（1）、日本对华文化摧残最为显著的就是对文化名城及古建筑的破坏。（2）对中国文化珍宝的掠夺则是日本对华文化劫掠的重点之一。（3）对图书的毁坏与掠夺是日本对华文化劫掠的重中之重。（4）日本对华文化侵略重点之三就是有计划的摧毁中国的教育、文化和学术机关。

Ｂ 日本在华实行文化专制与奴化教育

（1）强化、美化侵略宣传。（2）控制传播媒介。表现在：第一，日军自办、扶植各类媒体，占领宣传领地。第二，严格推行审查制度，实行文化专制。（3）推行奴化教育。首先，在日本军国主义授意下各沦陷区均有奴化教育方针。其次，对沦陷区教材进行篡改和删减，凡含有民族国家意识，或足以引起民族国家仇恨的内容，一律加以删改。再次，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全力推行日语。最后，对教师进行亲日训练。（4）迫害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5）进行思想腐蚀，日军使沦陷区到处都是黄赌毒，极大的破坏看社会道德，腐蚀了民众的心灵与身体。

（6）利用宗教辅助侵华。

二、解放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抗战文化

（一）抗日新文化社团的发展

1936年11月，陕甘宁边区出现了第一个抗日文化社团“中国文艺协会”。1937年上半年，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建立统一战线后，在延安成立了“特区文艺界救亡协会”，根据地第一个具有明确抗日目的的文化社团诞生。接着，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不久的12月11日，又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这是一个综合性的文化社团，其下属的社团有“诗歌总社”、“文艺突击队”、“大众读物社”等组织。1938年9月，又成立了第一个覆盖全边区的文化社团“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

随着占日战争的进展，很多文艺工作者陆续从各地来到各抗日根据地，他们与当地的文艺工作者相结合，积极参与群众性的文化活动，使抗日文化社团在哥抗日根据地迅速发展起来，并呈现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各根据地自己建立的文化社团，第二种是各根据地专业文化工作者自由组合而建立的文化社团，第三种是作为全国性协会的分会而建立的文化社团。

这些文化社团，先后创办了《苏区文艺》、《边区文艺》、《大众文艺》等众多的文艺刊物，既宣传了抗日文化，又促进了解放区文艺的发展，对推动抗日根据地的群众文艺活动做出了许多成绩。

（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

针对根据地文艺运动状况和争论的种种问题，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讲话》以文艺“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为全篇的中心思想，目的在求得文艺对革命的有力配合。《讲话》还在文艺的典型性问题、普及与提高问题、文学遗产的继承和革新等问题上，作了精到的论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开辟了中国革命文艺的新阶段。○2解放区的群众文艺运动走上更高的发展阶段。○3新文艺迅速成长起来。

（三）旧文艺的改造和新文艺的推广

1、在戏剧方面的成绩

在根据地的戏剧大众化运动中，形式最活跃、规模最大，并具有创新意义的首先是新秧歌运动。新秧歌运动最早出现于陕甘宁边区，由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

工作者利用花鼓、大秧歌等民间娱乐形式上街宣传而开始。在秧歌剧普遍开展的基础上，产生了群众所喜爱的新戏剧，如《兄妹开荒》、《白毛女》、《血泪仇》等，为新歌剧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在旧戏剧改革上，延安平剧院演出的京剧《逼上梁山》，被毛泽东誉为“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

2、在小说方面的成绩

生根在劳动人民中文学家赵树理，写出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优秀作品。还有刘白羽的《龙烟村记事》和周而复的《开荒篇》等。

3、在诗歌方面的成绩

艾青在到延安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写出了《毛泽东》和《雪里钻》等许多诗作，显示看作者与之前不同的艺术风格。田间写出了许多充满战斗激情的短小精炼发“街头诗”和一些长诗。柯仲平的反映人民抗日斗争的长叙事诗。其他如木刻、漫画等也努力反映革命群众的火热斗争生活。

三、国统区的抗战文化

（一）国统区的抗战文化

1、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文化政策

（1）自抗战爆发至武汉失陷期间，国民党抗战文化政策

一是鼓励并参与文化团体、机构的设置。国民党于1938年初，决定在军委会下设政治部，政治部下设四个厅，第三厅管宣传文化。1938年3月27日，在武汉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协”的成立，是全国文艺界乃至整个文化界广泛的统一战线形成的重要标志。

二是放松对新闻出版的管制。《抗战建国纲领》的出台，放松了对人民的言论、出版等管制。使得各种抗日救亡和进步的报刊纷至沓来。

三是确定“战时需做平时看”的教育。1937年8月，国民政府提出了“战术需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颁布了“一切有以维护正常教育”为主旨的《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一方面采取了些战时的教育应急措施，另一方面强调维持正常的教育和管理秩序。

（2）1938年春，国民政府实行专制政策的表现A，设置专制文化机构。B．颁布一系列文化专制法规。C．制定专制的“文艺政策”、压迫和扼杀进步文化团体。随着文化专制政策的出现，国统区进步文化界同文化专制政策展开了斗争：他们A强烈呼吁思想、言论和出版自由B．深入批判国民党只准歌颂、不准暴露的：文艺政策”。C．坚决抵制法西斯主义的书报审查制度。D努力扩大文化统一战线队伍。反对国民党文化专制政策斗争的还有其深刻的意义。

3、国统区的抗战文化成就

① 小说方面的成就

有艾芜的《咆哮的许家屯》（1933年）、萧红的《生死场》（1935年）和沙汀的《淘金记》等。

② 剧作方面的成就

“九·一八“以后，田汉等就创作了多种宣传抗日的话剧，如《战友》、《回春之

曲》等。在从1935年底形成的国防文艺运动高潮中，国防戏剧尤为活跃。田汉的、阳翰笙、尤兢、凌鹤等人都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打回老家去》、《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更直接也更强烈地反映了人民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要求，收到巨大的宣传鼓动效果。1936年11月，夏衍的国防剧作《赛金花》上演，等等

③ 电影方面的成就

1932年“一·二八”事变不久，上海各影业公司即很快推出一大批反映十九路军上海抗战的新闻纪录片和动画片。此后，由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领导或影响的上海电影界，拍摄了一大批抗日救亡题材的优秀影片。其中有《共赴国难》（1932年）、《桃李劫》（1934年）、《风云儿女》（1935年）等。与电影剧作密切相连，一批鼓舞人心的抗日救亡歌曲创作出来。《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桃李劫》中的《毕业歌》这两首歌都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1938年1月到10月短短半年多时间里，“中制”、“中电”、“西北制片厂”共拍摄了诸如《中华儿女》、《长空万里》、《风雪太行山》等影片还有纪录片和新闻片以及一些卡通片。④ 诗歌方面的成就

革命诗歌团体“中国诗歌会”于1935年发起“国防诗歌运动”，出版了《国防诗歌丛书》。郭沫若收在《战声集》中的许多诗篇。艾青的《向太阳》、《北方》、《他死在第二次》、《火把》等诗集。

⑤ 优秀的杂文

重庆《新华日报》副刊与成都《华西日报》的“艺文志”，都是以刊载杂文著称的。在散文与报告文学方面，有郭沫若的《沸羹集》、茅盾的《时间的记录》、周而复、刘白羽等集体写作的《海上遭遇》等。

这些作品都及时地反映了现实，鼓舞了人民的斗争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