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具有合理性理由

第一篇：安乐死具有合理性理由

安乐死具有合理性的理由

主要来自叶冠志同学

赞成安乐死的大前提是，每一个过敏都有着良好的医疗保障，具有完善的缓和医疗措施，并且对相应的法律措施加以完善和规范。即在尊重中国现实的前提下提倡安乐死。

1.生存权利法理：公民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为让病人减少痛苦，早日脱离苦海，而且死亡也迫在眉睫，当病人有强烈意愿以死亡来解决痛苦时，应可以允许医师刻意以死亡来终止病人的生命，可避免生活质量更恶劣和破坏身体的完整性。

2.对家庭有利

病者的家庭、亲人也都是很痛苦的。因为日夜陪伴着病者，亲眼目睹病者身体和心灵上的双重痛苦，亲人自己身体上和心灵上的痛苦，并不比病者轻。比病者更为痛苦的是，还要忍受病者的伤害。因为痛苦难耐，性格脾气变得暴躁，病者常常会伤害到家人。可忍受总是有限度的，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家人忍受的时间长了，脾气性格也会变得暴躁，最终发泄出来，以暴对暴，恶性循环。久而久之，家庭关系就会崩溃，甚至走向不可想象的极端。

绝大多数家庭都会承受不了巨额的治疗费用，最后债台高筑而陷入苦难的深渊，可到头来，又往往是人财两空，最后，留给家人的是，丧失亲人和负债累累的双重痛苦。3.以下

约翰·密尔提出了一条著名原则：“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个别地或集体地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卫。”（法律理由）也就是说，一个人只有在自己享有自由的过程中侵犯到了他人权利的情况下，他人才有权要求停止其行为。结合安乐死这一问题来看，当我们处置自己生命的时候，我们没有侵犯他人的权利，没有伤害了别人的利益，那么我们为了减少自己所受的无谓痛苦而结束自己的生命没有什么过错。

现代社会的人们认为，衡量生命的好坏不再在于生命数量的多少，而在于生命质量高低。我们不应该只追求于生的舒服，而且还要死的安乐。（理由1）培根早在《新大西洋》中指出：“医生的职责是不但要治愈病人，而且还要减轻他们的痛苦和悲伤。这样做，不但会有利于他们的健康，而且也可能当他需要时使他安逸地死去。”让医务人员眼睁睁看着明知无法挽救的病人每日都遭受病痛的折磨，这就符合所谓人类尊严的伦理道德原则吗? 对病人的家属来说，在面对自己的亲人完全没有恢复可能、在已死去了的灵魂的状态下继续生存，也明显缺乏社会意义。病人的家属不但要忍受精神上的痛苦，并且还会背负着经济上的巨额负担。所以，对于在目前根本就没有治愈希望的病人来讲，让他在没有痛苦中适

抢救重病患者才得到发展的。医学的发展和临床研究是有一定联系的，但这种联系并不是绝对的，很多医学上的成果是先在实验室中研究出来，然后再适用到临床的。如果为了所谓的“医学进步”，而忽视患者不愿忍受的万分痛苦的客观事实，把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以期发现救命良方，这并不人道。（2）即使安乐死合法化了，并不意味着每个绝症患者都会选择或者必然选择安乐死。实行安乐死也并没有否定人们救助生命，没有否定为积极挽救生命所作出的种种努力及其成果，这些努力及其成果对于延长人的生命，提高生命的质量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拓展了患者选择的范围与空间。（3）随着公民文明素质的提高，越来越多请求“安乐死”的患者愿意将遗体捐献给医疗科研单位，这无疑会为医学研究提供更多的在疾病不同发展阶段的实物标本，促进医学发展。（4）医疗科技水平确实日益进步，但是医学的进步没有阻止更为可怕的疾病出现，而且还不能从根本上解除顽疾带给患者的巨大痛苦。艾滋病肆虐多年尚未降服，非洲一些地区又出现了原因还不知晓的“埃博拉”病毒。因此，承认现有医疗水平的不足，赋予绝症患者选择安乐死的权利，不仅尊重绝症患者的个人意愿，维护其人格尊严，而且能使我们更加清醒地正视医学的局限，加强医学研究，提高疾病防治水平。（5）严肃对待安乐死，并不等于从根本上摒弃安乐死。安乐死的原则是严肃的而非轻率的，必然要有权威的、科学的会诊与确诊，必然要有严格的、受到监督的法律程序和技术程序来保证其正确实施。即使偶见个别误诊病例，也不能成为反对安乐死的理由。登山、攀崖、赛车甚至足球、排球运动，都免不了会死人，为什么不去禁止反而深受人们热爱？

实行安乐死并不是对社会责任的否认。（辩驳理由）任何权利都是以一定义务为界限的。在现代社会中，生命属于自己，也包含着他人的利益和社会责任，比如，对子女的抚育，对老人的赡养、对爱人的呵护等。任意处分自己的生命会导致人们轻视生命，甚至将其作为逃避责任的一种手段，对此，法律是绝对不能认可的。但是，一个病入膏肓、痛不欲生的安乐死适用对象，已根本无力承担原有的社会责任，甚至反而会给他人带来更大的不幸、苦难和损害，如巨大的经济负担、沉重的精神压力、疲惫的体力消耗。此时，他选择安乐死就谈不上对他人利益的侵害，更不是对社会责任的逃避，而是停止对他人利益的侵害或尽量降低给他人和社会带来的损害。“从法律上讲，请求安乐死的人，他们的生命中包含着他人的利益，即对他人的义务，要么这些义务已经履行完毕，要么义务人在客观上不可能或无力履行这些义务。”显然，这种情况下放弃生命比延续生命更有利于本人、他人和社会利益。因此，安乐死的适用对象选择安乐死没有侵犯他人的利益，也不构成对其社会责任的否认。

第二篇：论安乐死在中国的立法的合理性

论安乐死在中国的立法的合法性

前言：泰戈尔曾经写道“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这是生的境界，也是死的境界。只有真正尊重生命，才能正确地把握生的快乐与死的安详，是人类对于生命的理想追求。

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其原意为“没有痛苦的死亡”。而安乐死的现代含义则是指那些在目前医学条件下患有的不治之症、濒临死亡且非常痛苦的病人，其本人或家属诚恳委托医生使用药物或其他方式以尽可能在无痛苦状态下结束生命的一种临终处置。它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类。主动安乐死是指医务人员或其他人采取某种措施加速病人的死亡，也称积极或直接安乐死。被动安乐死是指中止维持病人生命的措施，任病人自行死亡，也称消极或间接安乐死。在世界范围内，安乐死的纷争由来已久，是一个争议较大的伦理问题。它首次发生在1930年代的纳粹德国。实际上，纳粹分子是在安乐死的借口下，实行种族灭绝政策。纳粹的罪行使人们在讨论安乐死的问题上不能不有所忌讳。所以直到现在只有荷兰和比利时将安乐死合法化，瑞士和美国俄勒冈州允许间接或消极安乐死。

在我国，1980年开始了安乐死的讨论，1986年陕西汉中市发生了首例“安乐死”案件，从此之后，安乐死的话题便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深刻思考。于是，我们小组就将“安乐死是否要在中国实行合法化”展开了调查。

过程：我们就以下问题展开了问卷调查： 1.如果你得了重病，活着非常痛苦，你愿执行安乐死吗？

2.如果你家人得了重病，活着非常痛苦，在他自愿的情况下，你愿让他实行安乐死吗？

3.你认为安乐死应该合法化吗？

我们总共调查了120个人，并就他们的回答做了全面的总结与分析。而且我们查找了有关安乐死的数据和资料，进行了比对与分析。结果：在这次问卷调查中，有71.7%的人愿意在自己身患绝症时，实行安乐死；但只有30.7%的人愿意在自己亲人患有痛症时，同意亲人实行安乐死；有63.3%的人同意将安乐死立法。他们大多基于病人的自我意愿和减轻其痛苦的原则和资源合理分配的考虑，选择站在支持安乐死这一方。但由于深受中国传统教育的影响，不愿看到亲人离去。而其他资料中的数据与调查数据大同小异，均有超过半数的人赞成安乐死合法化。

分析；就个人的自主权利和本身意愿来说，安乐死合法化有他民意基础和合理性，但为什么安乐死迟迟没有合法化呢？这是因为它正面临着巨大的现实问题和伦理困境。

首先，安乐死如果以法律形式确认下来，可能会被一些人利用，用以合法剥夺他人的生命。就拿将安乐死纳入法律的荷兰来说，2010年荷兰总共执行了安乐死3200件，其中被警方怀疑带有谋杀的占有72%，有四例被判刑。而中国现今的制度完全没有荷兰成熟，所以就更加 无力阻挡这种行为的发生。生命是无比珍贵的，它经不起意外，对单个人哪怕只是极其微小的概率，对整个人群却会成为必然事件，从而在人群中形成新的罪恶。这就好比我们没有能力阻止大坝溃堤，却挖开了大坝去浇灌农田，而这大坝却注定溃堤。祸患常积于忽微，安乐死合法化是一道坎，越过它所带来的祸患是我们承受不起的。其次，我们无法消灭误诊，而误诊所导致的安乐死却是无法挽回的。即使没有误诊，人类现今对疾病的认识也是十分有限的。有些看似是绝症的病会不药而治，有些进了火葬场的人会重新爬起来，有些绝症患者只要坚持下去，就可以等到新药研发。总之，世界是充满偶然和不确定的，并且现在的医疗科技也在迅速发展。即然任何对于绝症的判断都不足以作为最终论断，那么我们怎么能不顾这些可能性而一意孤行呢？

再次，即使安乐死的决定是出于自己的决定，但那些绝症患者的决定是真正理性的吗？他们或许只是暂时因救治无望而绝望，或许是在痛苦来袭时不顾一切做出决定，他们更可能因为害怕拖累亲人选择提前死亡。我们必须知道，绝症患者的“自愿”并不那么真实可靠，也许下一秒他们就开始后悔，而这一切都可能因为安乐死的合法化而无法挽回。

最后，安乐死的法律制定还不成熟。在荷兰和比利时的立法中，安乐死必须满足以下5个要求：

1.患者所患的是当代医学认为的绝对的不治之症； 2.痛苦是常人无法忍受的；

3.病人必须在意识清醒时做出明确的死亡要求；

4.由除主治医生外的两名具有同等资质的医生作出疾病的第二次复核；

5.必须用人道主义的方法（由除以上的所有的当事人以外的医生执行，被委托的医生有权拒绝执行）。但是不治之症的概念是毫无标准的。正因为安乐死在法律界定的模糊点、不清晰的界点、可以模棱两可的点太多，使安乐死纳入法律后的执行就存在种种困难。

总之，安乐死合法化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个国家想真正实现安乐死合法化必须在经济、政治、法律等的水平空前卓越，而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是遥遥无期的。所以当我们面对疾病时，不如想开一点，活得开心一点，让自己的每一天都充满意义。

第三篇：内部合理性：私营企业党组织存在的理由

内部合理性：私营企业党组织存在的理由

一、问题和概念

私营企业是改革开放后崛起的一支经济力量，目前在我国经济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并且其数量和质量在今后将会持续增长。根据我党党建的基本原则，应当努力在一切社会群体中建立健全党的组织，以保持和增强党的政治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但是，私营企业是以利润作为最高目标的经济组织，党参与私营企业治理的合理性在哪里？

许多研究者解释私营企业内部建立党组织的理由时，一般会指出：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党组织，是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是建立健全新型社会管理体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需要。这些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问题在于，它只解释了私企党建一个方面的合理性，即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党组织对于社会、国家和政党自身的合理性。我把这种合理性称为外部合理性。但是这些研究并未解释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党组织对于私营企业的合理性，即私营企业建立了党组织不仅能促进公共的利益，也能够直接促进它自身的利益。我把这种合理性称为内部合理性。私营企业党组织存在的理由应当是内部合理性和外部合理性的统一。本文将探析私营企业中建立党组织的内部合理性问题。

仅仅论证私营企业建立党组织的外部合理性，把在企业中建立党组织作为私营企业主的义务，然后运用政权的力量，促使私营企业建立党组织，这当然是可能的。但是，如果企业主认识不到党组织对自身利益的促进，觉得自己建立党组织是一种牺牲，那么他对党组织的支持将始终是消极的、被动的。党的组织即使在企业中建立起来了，也不易找到自己的定位，很容易被边缘化。反之，假如能够在理论上弄清私营企业党组织可以对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起到双重促进作用，那么，私营企业主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就会主动支持党的工作，党组织也容易找到自己的定位。因此，找到并发挥私营企业中党组织对于企业的内部合理性，是基层党建工作的基础性课题。

据郑文杰等人对四川省非公有制组织党组织建设的调查研究，乐山市沙湾区非公企业的建党率达到94％，眉山市彭山县达100％，成都市武侯区达83.4％，成都市崇州市达100％，甘孜州为20％（含正在组建的），康定县为16％，金川县为0％。① 另据2001年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北京市有3名以上党员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851家，已经建立党组织的197家，约占20％，其中，员工在100 人以上的企业没有建立党组织的35家，员工在50人以上的企业没有建立党组织的341家。② 上海2003年底的数据也表明，非公有制企业中党员仅占从业人员的3.8％，80％以上的私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中没有党员。③面对差异如此之大的数据，笔者无法、也无意对私营企业中党组织的建设状况做出判定。笔者只是认为，私营企业中党组织的组建比例，目前主要取决于组织部门的重视程度和对私营企业的影响力，也就是说，其主要的理论依据还是外部合理性理论。从经验的角度看，即使是许多建立了党组织的企业，党组织发挥作用的状况也不十分理想。党务干部人心不稳，工作上找不到自己的定位；工作缺乏有效的方法；企业支持力度不足；工作的效能感、成就感和前途感都不是很强。党组织边缘化、从属化的现象比较严重。可以说，假如不找到私营企业中党组织建设的内部合理性，即使私营企业都建立了党组织，上述问题也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

二、私营企业缺乏建立党组织积极性的原因分析

私营企业主缺乏建立党组织的积极性，当然不能排除是因为个别企业主政治思想觉悟不高，或受到西方经济和政治理论的消极影响，或缺乏足够的政治远见等原因。但是，当社会上相当一批人都采用了同样的思维方式的时候，就必须考察思想背后更深刻的动因。正如列宁曾经说过的：“唯心主义解释世界的时候，止步于人们的思想动机；而唯物主义则去探询思想动机背后的物质动因。”④ 私营企业对党组织排斥的原因，根本上可以概括为两个冲突：经济理性同政治理性的冲突；个体理性同集体理性的冲突。

（一）关于经济理性同政治理性的冲突

私营企业主是在政党的组织框架之外，通过自己的投资和经营活动来获取经济利益的社会群体，其直

接的和最高的利益就是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但是，企业主同时又是一个政治人，在一定情况下，他也会参与（至少会努力去影响）政治体系的输入、处理和输出。他手中有限的资源如何分配，就成为一个尖锐的矛盾。在私营企业主这个群体中，经济理性是这对矛盾的主要方面。经济理性与政治理性的冲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资源的使用，必然优先保证生产经营的需要，并且要求其用途应当能够产生预期的利润，否则企业主将拒绝使用资源。企业党建总是要占用一定的资源，比如人力、物力、资金、时间、领导人权威等。尤其是专职党务工作，更是如此。如果没有充分的和可预期的回报，企业是不乐意支付这笔开支的。第二，企业主成就动机的满足主要是在经济领域。一般来说，他并不直接参与对政治资源的竞争，所以政治领域的成功与否对他的成就感影响不大。大多数企业主不能通过经济领域的成功来获得政治地位，也不能通过政治领域的成功来获得经济成功。企业主认为他的成功主要来自于市场竞争，而对政治性的支出不感兴趣。

第三，党员作为企业的一员，也面临着经济理性与政治理性的冲突。党员，甚至是党的负责人，作为企业的雇员，他必须服从企业主的意志，保全企业的利益；而作为一个党员，又必然要求他优先满足党的政治意志。两者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对于以上三个方面的冲突，假如社会不能建立充分的补偿或缓解机制，而党组织又不能通过自己的工作给予企业充分的补偿，那么，企业对于政治组织的内在排斥性是难以避免的。需要指出的是，国有企业即使作为独立核算的企业法人，它所面临的经济理性与政治理性冲突的程度，是远不能与私营企业相比的。其原因在于，国家（其背后是执政党）是国有企业的出资者，政党的利益和意志可以通过国有资产监管部门渗透到企业之中去；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同政治的联系也较为紧密和直接，其经济成就和政治成就具有较高的统一性。这就决定了国有企业中党组织存在的内部合理性比较容易被确定，因此党组织开展工作也相对容易一些。

（二）关于个体理性同集体理性的冲突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由于私营企业主为建立党组织支付的成本具有正的外部效应，因此私营企业主设立党组织就存在一个激励不足的问题，从而供给也是不足的。国家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利益集团，而企业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理性的分子，由于搭便车动机的驱动，企业总是倾向于拒绝向国家提供集体物品而坐享其成。国家要确定每一个理性成员的需求偏好以克服搭便车的倾向是不可能的，因此，理性个体除非受到外在的激励，它不会主动为集团提供集体物品。而且，企业本身也是一个小的利益集团，它必须增进它的成员的利益。而增加成员的利益途径有二：一是增加社会的总利益；二是增加自己在社会总利益中占有的份额。无疑，对于小集团来说第二个途径更为可取：只要增大了自己的份额，就是减小社会的利益总额也在所不惜。如此一来，个体理性就破坏了集体理性。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只要资源没有充裕到无价格的程度，个体理性同集体理性的冲突就不能根除。

三、目前有关内部合理性解释存在的问题

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了党的组织对企业的内部合理性问题。比如，有人提出：“尊重社会生活领域的内在逻辑，化体制外资源为党组织资源。”⑤ 但是，在具体措施上，往往不容易解决党组织的内部合理性问题。第一，关于党组织监督党的方针政策在企业内部的落实问题。有的企业把党的纪律检查部门放在企业的监察部门。但是由于党员是企业的雇员，事实上很难对企业主的决策进行监督；党的纪律检查系统的任务同企业监察的任务不同，二者很难融合；如果企业利益同党的纪律检查任务冲突，党员可能不得不服从企业利益。事实上，几乎没有私营企业党组织对企业不当行为进行监督的成功案例，这本身就说明了这种看法的空想性。

第二，关于党管干部的原则在企业中落实问题。有的企业把党的组织部门放在企业的人事部门，由人事科长兼组织部长，在任用干部之前由党委先行讨论。但是，一旦党委的意图同企业主的意图冲突，党委不大可能超越企业主的意志。

第三，关于党组织培训职工问题。也有人提出，党应当重视对员工的培训，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问题在于，企业本身就有人力资源培训系统，党组织在掌握较少资源的情况下，却能够提供比企业的业务培训系统更为有效的培训服务，这显然不能令人信服。

第四，关于党组织对职工进行思想教育问题。有人认为，党组织可以教育员工更加积极主动地工作，从而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思想支持。这个看法提供了一个不错的切入点，但是这个论断要成立，首先要证明企业的科层制管理模式的效率是不充分的。

综上分析可以看出，尽管人们已开始从企业对党组织的需要这个角度思考问题，但是，由于始终没有认识到私营企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的特殊性，所以在进行制度设计的时候，总有不彻底、不可操作的感觉。为了给私营企业党组织找到一条发挥作用的路子，同时兼顾社会与企业的利益，必须有较大的理论创新。

四、构建严密的内部合理性理论

（一）构建内部合理性的主要依据

笔者在前面指出，党组织在企业中总是要占据一定资源的，要让私营企业支付这个成本，首先就一定要找到党组织对私营企业的产出效用，而不是私营企业党组织对社会的产出效用（尽管后者也是党组织存在的理由）。在理论上，这是一个如何看待党与利益集团的关系问题。臧志军指出：我国长期以来把利益集团看成资本主义政治特有的现象，否认利益集团的作用，因此作为国家权力中心的政党就不得不直接去面对无数社会个体的偶然性的、碎片化的利益表达，形成一个“双层扁平结构”，其执政效能就大打折扣。中国共产党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它不可能成为某个具体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但是执政党也不可能无视各个利益集团的政治表达。“利益群体的集团化和以集团的方式表达自身利益也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必然产物。”⑥ 长远来看，党组织能否把主要的利益集团纳入自己的体制框架并保持自己在政治上的特性，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是否成功的一块重要试金石。我认为在这个过程之中，党组织应当而且可以做到：

第一，发挥企业党组织的表达器功能。私营企业主虽然主要是在经济领域之中获得成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政治上的需求；相反，当他们拥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之后，就必然会有较为强烈的政治上自我实现的要求。假如党组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私营企业主的政治要求，那么，党组织就可以预期私营企业主会支付党组织的运行成本。

在私营企业是否存在剥削、私营企业主是否可以入党、私营企业主入党的政治后果等一系列问题上，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是有争论的。但是，大多数人目前已经达成了共识：私营企业存在剥削，但是私营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剥削恰恰是我国目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必须的；既然承认私营企业在经济上存在的合理性，在政治上就必须给予私营企业主相应的地位，否则私营企业主阶层很可能成为非制度性政治参与的主要动力和参与者。私营企业主入党不会改变我党的性质。我党的历史早已证明，决定我党性质的是我们的思想和组织，而不是成员乃至领导人的出身。

浙江的一份调查表明，88.5％的私营企业主摆脱了臣民文化的囹圄，认为政治活动是全体公民的事务；93.8％的私营企业主对现行政治体制至少持基本肯定态度；43％的人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是“扩大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层次”；有入党动机者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比例高达90.5％；54.2％的人认可在自己企业中建立党组织的必要性；43.1％的人认为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政治参与的最佳途径。尽管调查结果表明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功利化动机正在减弱，希望“推动民主政治发展”者达50.5％，但是，这篇报告中的另外两个数据却显示对这个数据不可误读，不可据此认为私营企业主是“大公无私”的：一是相对多数的人（26％）承认关心政治的原因是“与自己的利益有关”；二是50.3％的人认为政治参与的目标是“反映私营企业主的利益需求”。⑦ 这个调查结果提示我们：私营企业主对党组织存在强烈的要求，而这种要求正是私营企业中党组织找到自己的内部合理性的途径。

无论是从历史、现实还是理论的角度看，私营企业党组织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应当成为反映私营企业利益要求的渠道，成为党和私营企业之间联系的一个桥梁，成为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制度化途径。党要成为私营企业的政治核心，要在私营企业中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首先必须得到私营企业主的认同。这是企业党组织的表达器功能。

第二，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整合器功能。私营企业中的党组织不仅要反映私营企业主的政治要求，而且应该反映私营企业中广大职工群众的利益要求。在私营企业中，职工与企业主同处于一个利益集团之中，因此其利益有共通之处。但是，在这个利益集团的内部，又存在着企业主（资方）同职工群众（劳方）之间的利益冲突，因此党的组织不仅应该反映整个利益集团的要求，而且也应当努力整合企业内部的利益要求，努力找到一个平衡点，为企业生产经营的谈判系统提供支持。这是企业党组织的整合器功能。

第三，发挥企业党组织的稳定器功能。企业党组织通过自己独特的思想和组织激励机制，可以提供企业生产经营机制所不能提供的激励能力。尤其是在企业的生产经营系统处于危机中、难以提供充分物质激励的时候，党的组织可以起到补救、平衡、稳定的作用。这是企业党组织的稳定器功能。

私营企业党组织只有做到上述几点，它才可能在企业中存在和获取权威；当它获得了一定的权威以后，就应当努力从决策、人事、监督、政治教育和动员等方面积极发挥作用。这正符合内部合理性与外部合理性的辩证统一关系：企业的内部合理性是外部合理性的基础、前提；外部合理性是内部合理性的扩展和实现。

（二）构建内部合理性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的问题

第一，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看待私营企业中的党组织问题，不要过分拔高。要根据党组织所处的具体政治经济环境，对党的组织进行分类管理。应当认识到以下两点：其一，党的整体不同于党的部分，党的中央不同于党的基层组织，党在不同社会组织中的基层组织彼此也并不相同，没有必要追求绝对整齐划一的组织和活动形式。党的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党在军警政法部门中的组织，由于直接执政，其主要任务就是掌握和运用稀缺的政治权力资源，其考虑党组织的外部合理性就会更多一些，组织和活动的方式会更强调集中和权威；而在各类经济和社会组织中的党的组织，并不直接掌握政权，因而首先必须强调找到自己存在的内部合理性，在工作方式上应更加注重协商。所以在政策上应当给予私营企业中的党组织以更大的自由度，以使它们能够沟通和整合各方面的利益。其二，利益集团已经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之中发挥了作用，并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党对利益集团不能熟视无睹或拒之门外，而应当接纳它们的利益诉求，并协调各方政治行为。

第二，由于私营企业设立党组织具有正的外部效应，因此必须从外部加大对私营企业的激励力度。党的上级组织应当对私营企业中党的活动进行补贴；加大对设立党组织的私营企业进行补贴；可以由上级党委选派党务指导员（书记）进驻企业，但不从企业领取薪酬；可以制定特殊的政策，加大对私营企业党组织的党费返还力度；可以建立专门的政治奖励（荣誉）对设立党组织的私营企业主进行表彰，等等。第三，要加大在私营企业中发展党员的力度，尤其应当重视在企业主和中高层管理、技术人员中发展党员，努力把党的组织建设成为各种利益表达、竞争和协商的机构，而不仅仅是“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的领导者和监督者。应当把协商的结果通过制度化的渠道传输到党的上级机关，党的上级机关应当负责任地及时响应，以此来扩大党组织的“效用”。把新兴的社会阶层挡在党的大门之外是一种亲痛仇快的做法；但是如果人们进入了党组织以后发现自己除了举手、缴纳党费和看文件之外什么也做不了，党组织是没有吸引力的。因此建立一个从党的中央到地方直到私营企业中最小的支部这样一个信息、决策、反馈的传输链，使支部真正成为党的“神经末梢”，是私营企业中党组织找到内部合理性的根本途径。

第四，企业本身有一个严密的科层制的管理体系，它本身就足以推动企业的运转，并不需要一个政治组织加以补强——这正是一些人质疑私营企业中党组织存在合理性的理由。党组织不可能取代科层制组织的组织和管理职能。党组织和科层制组织的关系在于：（1）加强科层制组织内部信任。由于科层制组织的基本假定是人性恶和经济人，因此其内部的信任资源是不足的，需要另外的制度给予补足。我们知道，组织内较高的信任度对制度有替代和保证作用，可以降低科层制组织的运行成本，提高其运行的稳定性。而党组织恰恰是基于人们的共同信仰而组织起来的，其主要的特征之一就是成员之间较高的信任度。党组织如果能够有意识地把自身的信任资源移植到科层制组织之中，党组织就可以扮演企业的灵魂的角色。政党在企业中的作用之一，应当是用一种超越物质利益的政治信仰去克服“工业化的孤独感”。（2）当运用科层制组织来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或成本过高之时，应该运用党组织特殊的政治组织和政治激励功能，对科层制组织进行补救、平衡，从而为党组织发挥作用积累更多的资源。笔者并不反对条件具备时的党政一肩挑（目前流行的术语叫“双向进入”），但是，笔者坚持认为，人事上的合并不能解决两个组织之间的内在冲突；尤其是在私营企业中，如果党的负责人抱着这种“合一”思维不放，一定要同生产经营的科层制精英

争夺主导权，那么，哪怕所有的私营企业都建立了“最健全”的党组织，私营企业中党组织的边缘化、空心化仍将不可避免，因为在这种状态下，私营企业党组织的内部合理性将趋于最小化。

收稿日期：2006—06—30

注释：

① 郑文杰、杨淑英、王策鸿等：《非公党建 任重道远——“四川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组织建设”的调查与思考》，《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9期。

② 转引自林尚立：《基层组织：执政能力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战略资源》，《理论前沿》2006年第9期。③ 张国龙：《加强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几点思考》，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共产党》2005年第2期。

④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86页。

⑤ 姚爱芳：《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真空化”问题与对策》，《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⑥ 臧志军：《完善中间政治结构》，《社会科学报》2006年1月12日。

⑦ 邢乐勤、杨逢银、朱群丹：《浙江私营企业主政治心理探析》，《浙江学刊》2005年第6期。

【责任编辑】浩淼

第四篇：安乐死论文范文

安乐死现状和伦理争议

1.安乐死定义

安乐死出自希腊语euthanasia 为“好死之意”，现今的安乐死多指对患有不治之症、死亡已逼近、而且极为痛苦的患者停止采用人工干预的方式以缩短痛苦的死亡过程，避免死亡时的痛苦折磨，代之以相对舒适和幸福的感受，即改善死者临死时的自我感觉状态，维护死亡时的尊严。我们认为安乐死的对象应是那些，晚期肿瘤失去治愈机会者，或重要生命脏器严重衰竭，并且不可逆者，或因各种疾病至大脑功能丧失的部分植物人状态的患者等等，以上三种神智清楚，但肉体痛苦不堪的病人，将安乐死作为临终关怀的一种方式，是病人有尊严的、舒适的走完人生最后的旅程。尤其在人类不断认识死亡的进程中，安乐死是一种对于生与死认识的进步与发展。

2.我国的安乐死现状

在我国，现在安乐死仍然属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尴尬局面。一方面，痛苦的患者迫切的希望能够申请安乐死来解除对自身和家人之间的折磨；另一方面，安乐死一直未合法，据现行刑法解释，安乐死属故意杀人罪，在中国第一例安乐死案例中，两名参与实施安乐死的医生都被以故意杀人罪提起诉讼。

在医学伦理界，安乐死也是争论的重点，对于其是否合法，一直有两种争论。一方认为，安乐死是对人的死亡尊严的尊重，使得患者能够有尊严的离开人世，家属免于承受高昂的医疗费用，合理分配卫生资源；而另一方认为安乐死无论是“仁慈致死”或“放弃治疗”，都是对生命神圣性的亵渎，是医生违背自己的道德的行为，会恶化医患之间的关系。

3.安乐死的伦理争议

关于安乐死的立法，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五次的尝试，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我认为从伦理的角度分析，对安乐死存有四个方面的争议，其根本在于如何在安乐死的执行过程中平衡自主、公平和有利这三个原则。

3.1 患者生死权利选择的争议

洛克在《政府论（下）》一书中指出，“生命权是表明人类生存的自然意义的权利，具有自然法的属性”，他强调了生命是神圣的，而死亡也是神圣的。在生命伦理层面，我们应当尊重每个个体的自主权利，每个人应当拥有决定自己生死的权利，但在传统儒家文化中强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安乐死的提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让广大民众能够接受安乐死还要一段漫长的路要走。

在医学伦理层面，患者拥有医疗选择权，他有权利选择自己的治疗方式，医生应当在一

定程度上尊重患者自己的选择。王明成的想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广大患者的心声，对于安乐死的认定对象而言，病痛带来的不仅仅是巨大的常人难以忍受的生理折磨，作为一个已经被宣告死亡日期的患者，用庞大的金钱来维持短暂的生命，他们的生命价值无法得到提升，虽然通过医学的手段延长了生命的长度，但是无法拓宽生命的宽度，而他的病情也有可能是家庭背上严重的经济负担，生存已然不是他们最大的追求，患者背负严重的心理压力，而安乐死则可以让他们相对体面地离开。

3.2患者与家属之间的争论

现代医学强调“生物——心理——社会模式”，人在社会之中并不是独立的个体，人的生死并不是个人的选择，将对个人背后的家庭和社会带来慎重的影响。在考虑患者的生死选择时，也应当将患者置于所处的社会环境中进行讨论，这也是引起争议的原因。实行安乐死，可以帮家庭节省高昂的开支，让社会的医疗资源得到更加合理的支配利用，这是符合可持续发展原理的。但是在道德层面上，让病人更快地死去，是亲属无法接受的，人的生命毕竟只有一次，故意缩短患者的生命缩短彼此相伴的时间，让亲属陷入深深的自责与思念之中；并且，对病人实行安乐死，无论家属的动机如何，它的直接结果是帮助家庭节省了巨大的经济开支，这就有可能会造成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例如，一位孝顺的养女无法忍受母亲去面对病痛，助母安乐死，但她也在人们的怀疑与猜测中自责不已，最终酿成了自杀的悲剧，这样的结局并不是安乐死实施的本义，它不应当用一个人的离去带来更多的伤害，影响到更多人的生活。

3.3医生的伦理难题

“救死扶伤”一直被人们认为是医生的天生的职责，是医德医道的根本体现，在医学生的誓言中第一句便是“性命相托”。数千年来，所有的医者都奉行着这个理念，追求“华佗再世妙手回春”的境界，所以无论在医生或者是大众的观念中，仍然认为医生只有尽可能为病人寻求、创造生的希望与光明的义务，没有主动帮助患者死亡的权利。然而，安乐死便是对于这种传统的医道观念的巨大的冲击，是用现代科技的手段用各种仪器短暂的维持病人的生命，眼睁睁的看着病人在痛苦的深渊，还是通过注射药物等手段帮助病人提早结束这类痛苦在平和之中与世长辞，如何选择也成为医生面临的道德伦理难题。

3.4安乐死标准判定的争论

什么样的人适用于安乐死？谁来判定某位病人适宜用安乐死？对于安乐死施行的标准应当是伦理争论的焦点。一方面，目前医学的发展仍是飞速前进的，今天的不治之症或许在将来就能够得到有效的治疗，那么患者安乐死的抉择是否值得，未来患者的家属是否会追悔

莫及当时安乐死的决定。另一方面，在安乐死抉择上我们应当尊重病人还是医生的意见，患者的疾病尚可以治疗，但是患者实在无力支持高昂的治疗费用时希望选择安乐死时，医生应当何去何从，我国现在医疗资源严重分布不均衡，这种状态之下，相似的病例或许在不同的地方可能有不同的结局，医生很难保证每个病人都得到公平的待遇。最不良的社会影响可能在于，模糊的安乐死评判标准如果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进行非法剥夺他人性命的行为，这是不应当被允许的。

综上所述，安乐死的施行中应当遵守自主、公平、有利的原则，让病人能够自主做出选择，让每个病人都能得到公正的待遇，让病人和家属同时获利。

4.如何面对和处理目前的困境

在现实生活中，面对极度痛苦想要施行安乐死的病人，医务工作者将面临艰难的选择。因为安乐死目前尚未立法，医生没有权利去决定病人的生死，无论出于同情或任何目的为病人施行安乐死都是违法行为，都是在间接剥夺病人的生命，但是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也不能坐视不管，这是违背我们救死扶伤的天职的。

首先，我们应当具有同理心，感受病人所处的痛苦，理解病人的心情，虽然现在我国临终关怀还未普及，对这些处于极端痛苦状态的病人尽我们所能关怀体贴，尽量让病人在生命的最后活的有价值，活的有尊严，缓解病人身体上乃至心灵上的痛苦，使病人感受到温暖和关怀，活着的每一天就应当有其价值。

其次，应当注意病人和家属的心理上的治疗，处于危重阶段的病人和家庭，承受着来自社会、经济和病痛的多层折磨，作为医生我们应当理解并且注意开导，必要时让精神科医生介入治疗，防止不良的事件的发生。

第三，面对有些家庭条件艰苦的病人，我们应当帮其取得应有的资助，尽量保障他们得到应有的治疗。

第五篇：安乐死 辩论

正方：安乐死应当合法化

安乐死的含义： 安乐死（euthanasia）一词源于希腊文，意为无痛苦的死或安详的死。而在今天国外的临床实践中，安乐死则是在一定条件下实行的，总体上包括5个条件： 1.必须是“患不治之症的病人” 2.必须是“处于垂危濒死状态”

3.必须是为了解脱病人在精神和躯体上的极端痛苦 4.必须有病人的遗嘱或口头表达以及家属的要求

5.必须用人为方式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度过死亡阶段，从而终止生命。我们对安乐死在中国合法化的支持，同样是建立在这些必备条件的基础上的。支持安乐死合法化的原因：

其一，据我所知，那些身患绝症、可能随时死亡、每天接受放疗和化疗的人，他们的身心都处于极其痛苦的状态，对于他们而言，尽管仍对生活和生命充满渴望，但是却也对死亡充满无奈和恐惧。当医学上无法挽回他们的死亡的命运而他们又不得不遭受病痛的折磨时，他们有权利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以及结束生命的方式，让自己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安详、无痛的死去。这实质上是出于对病患的一种人性关怀，是设身处地的一种考虑。我们可以换位思考，当我们什么都不能做躺在病床上等待死亡时，拿什么去谈什么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呢？恐怕剩下的就只有身体上的折磨，还有心灵上的挣扎。对于认为“医学正在进步，实行安乐死是对生命轻易放弃和不负责任”的观点，本身就没有从患者本身出发。我们并不否认医学正在进步，但是至少在较短时间内还无法攻克癌症等不治之症的难关也无法消除病患与日俱增的痛苦，安乐死则可以在病人无法承受时提供一种解脱痛苦的方式。另外，我们不能从生命的长短和是否存在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

其二，当我们明知道已经无力回天时，实际上对病人在医疗上付出的费用也会给家庭和亲人造成一定的负担。尽管我们不能因此就对重症患者不闻不问，但是当病患本身已经提出要求安乐死已解决自身的痛苦时，在今天医疗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的确可以为其他更有希望治愈的患者提供更多生存的机会，也可以为自己的家庭减轻负担和压力。也许在病人离开人世时家人是痛苦的，但是看着病人痛苦的死去却也只能增加亲人的痛。从这些意义上，安乐死并非不负责任。巴金、邓颖超、王选等有识之士也都赞同安乐死的做法。

其三，如果将安乐死合法化进行立法保护，也许会出现社会上担忧的借用安乐死犯罪的状况，但是这毕竟只是少数状况，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比如严格限制安乐死药物的流入社会；规范实行安乐死的程序，在病患、家属和医院之间协调一致后再确定是否实行；经过法定部门的监督公证等。环环相扣，就可以将不法行为最大化的避免。此外，正如之前提到过的，首要前提是病人是患有不治之症且病人主动要求，这样也可防止滥用。考虑到实行安乐死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利大于弊，我们坚定地支持实行安乐死合法化。也许未来实行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瓶颈，但是就像对于汽车，我们不能说因为汽车会污染环境，就把汽车从社会中淘汰、排斥汽车，因为汽车在带来种种问题时，更多的是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便利。而安乐死，在规范使用时，带来更多的是慰藉，带走的是浮躁与苦痛。

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有国家在法律上承认安乐死的地位。2001年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使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

安乐死的实质是生命终结的处置行为，我赞同其合法性的理由有以下两点。

1.安乐死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犯罪的本质是具有社会危害性，而安乐死不具备这一点。其次，由于我国未明确规定安乐死，因此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不构成刑事违法性。2.安乐死符合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原则，体现了对患者人权与选择权的尊重。其二，它减轻了沉重的家庭负担，也一定程度上节约了社会资源。以上就是我赞同安乐死合法化的理由。

安乐死不是一个从“生”到“死”的转换，而是一个死亡由“痛苦”到“安乐”的转变，它并不是倡导损害自己的身体或自杀，而是出于一种真正的热爱生命、珍惜生命、保护生命。在这个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先进的医疗技术可以延续病人的生命，继续维持病人“活着”的状态，但这样的“活着”是毫无质量、毫无尊严的。对于身患绝症、不堪忍受病痛折磨的患者而言，运用先进医疗技术延长其“活着”的状态并非延长他的生命，而是延长了他痛苦死亡的过程。

波西﹒布里奇曼在他的《死亡日记》中写道：“一个社会让一个人自己做这件事是不人道的。或许，这是我能够对自己做这件事的最后一天了。

生命是神圣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利侵害他人的生存权，但同时，人选择庄严的死亡方式的权利也不应该被剥夺。生命的神圣是通过生命质量和价值来体现的，一个苟延残喘地活着的人，他的生命质量是低下的，对他人和对社会只能具有很小甚至是负的价值。出于对神圣的生命的尊重，人也应该要有维护生命质量和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安乐死作为一种文明的生死观，它让人们正视死亡，维护了生命神圣和生命质量，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体现了人道主义的价值追求。

对于患者的家属而言，在求医的慢慢长路上，他们照顾一个毫无希望的病人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承担相当重的精神负担；同时，当患者进入生命末期时的医药费是非常昂贵的，这对于普通家庭而言是一个沉重的经济负担。家属出于道义责任、碍于社会舆论、法律制度等原因无法接受安乐死，甚至向病人隐瞒其病情，自身背负着经济和精神负担。若安乐死能得以施行，在消除病人痛苦的同时也解除了家属的负担。

对于社会而言，在当前我国医疗资源相当有限的情况下，大量的医疗资源被用于维持已无治疗价值的病人的生命，政府也为此支付了巨额的医疗保险费。而全国还有许多地方医疗制度仍不健全，许多医疗产品的研发需要更多资金，广大农村地区缺少医务工作者和医疗器械，有希望治愈的人被迫放弃治疗，这使大量社会财富被浪费，违背了对生命同等尊重的原则。从这个角度看来，安乐死的实施有利于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使更多人受益。

当然，以上辩护是基于患者自愿接受安乐死的前提，否则，无论病人有无治愈的可能，只要他还有求生欲望，就没有任何人有权将他置于死地，绝不能以所谓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剥夺少数人的正当权益，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只有基于尊重生命的安乐死才符合整个人类生存质量提高和根本利益，符合人类的道德进步。

传统观念认为，医生的职责在于救死扶伤，执行安乐死、帮助病人结束生命似乎违背了医生的职业道德。随着时代的进步与现代医疗水平的发展，传统的观念显现出一定的局限性。救死扶伤的确是医生的职责所在，但帮助患者减轻痛苦也是医生的职责。对于一个患有绝症并且痛苦万分的患者，道德的做法应是解除其痛苦，而非延长其生命来增加他的痛苦。死是人生必然，一些身患绝症而无法忍受病痛的濒死患者选择安乐死是其愿望和权利，医生按其愿望和权利帮助他实施安乐死，符合人权主义和人道主义原则。

此外，有反对者提出：现代医学是在不治之症不断得到救治的过程中发展的，安乐死的施行将阻碍医学技术的发展。这种说法显然并不合理。即便安乐死最终实现合法化也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患者都会选择安乐死，随着公民意识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安乐死患者会愿意将遗体捐献给医疗机构，这无疑会为医学研究提供不同阶段的病理样本，促进医学发展。再者，如果为了医学的发展而剥夺患者维护生命质量的权利，这显然是不符合伦理学规范的。

反方：安乐死不应当合法化

从伦理角度讲，每个生命体都有存在的价值,不应该因为个人的意识而将其剥夺。安乐死与这一伦理是相悖的。生活的磨难我们应该勇敢地接受，人是社会型的动物，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也是对亲朋好友的不负责。随着现代社会医学的不断进步，我们有理由相信，现在那些所谓的绝症或许明天就能攻克，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

另外，就中国现有的法律来讲，安乐死的实行很可能会触犯“故意杀人罪”。我国法律上的故意杀人罪，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实施安乐死的行为对象是濒临死亡的病人，虽然患者濒临死亡，但这样的病人仍然是法律意义上的“人”，他们的生命仍然要受到法律的保护。在安乐死故意的判断上，行为人为他人实施安乐死，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必然会发生他人死亡的结果，并且希望发生这样的结果，行为人的主观上属于直接故意。就这两点来判断，故意杀人罪是可以成立的。

德国格丁根大学曾经做过一份调查，他们对荷兰出现的7000起安乐死案例进行了分析。在这些案例中，41％的死亡者是由家属提出希望结束患者痛苦而实施安乐死的。而其中的11％，患者死亡之前仍然神志清醒，而且有能力自己做出决定，但是没有人问他们愿意选择活着还是死去。我觉得，这差不多就是安乐死面临的最大问题。中国有句俗话：“百病床前无孝子。”我们不能排除有些子女因为某些原因，为自己病床上的父母选择安乐死。而且，安乐死的合法化一定是需要一批合格的医护工作者的，这里的合格不单单是专业技术上的合格，更重要的是道德情操上的。一旦遇上一些无良医生，安乐死就成了变相的杀人工具。

1.从生命伦理上来讲，对病人自己来说，生命可贵的，是圣神的，轻易的结束生命，是逃避和不负责任的行为。例如在西方的基督教就明确规定了在任何情况下人都不能夺取自己或者他人的生命，这是对神的不敬。而抛开宗教，生命同样是值得我们好好珍惜的，因为痛苦而结束生命在很多时候都是一种懦弱的逃避行为。另外，人不是赤裸裸的活在世界上，他带有社会性。例如，人会有着各种各样的亲属关系，自己的死去很可能对于家人亲人是一种莫大的伤害。而对于医生，这样一个救死扶伤的职业，在“救死”不能的情况下，如果选择主动结束病人的生命，这也是与其职业道德相悖的。

2.从法律上讲，人的种种权利中，生命权是最重要的，是第一位的，根据现行法律，生命权的被剥夺只有在几种极特殊的情况下。否则，是要负相关法律责任的。而安乐死，恰恰是由于一个人丧失了行为能力，需要依靠他人的帮助来实现自己死亡的愿望。在这里，这种安乐死与故意杀人罪之间的界限难以判定。主观上，都是他人出于故意的目的，行为上，都实施了杀害他人的行为，造成的后果也是一样的，即死亡。但是，两者的唯一区别就在于，被害人的主观意志上。在当前，主观意志是一个非常难以判定的事。特别对于是一些意识不清的病人，又该如何判定他的主观意识呢？

3.安乐死还会带来一些不良的社会后果：比如，老百姓的看病难的问题、群众的医保问题远远都还没有得到根本性地解决。今后，是否会形成贫穷百姓因无钱看病和医治，只能被迫选择“安乐死”呢？现在很难下定论。

4.从技术上来说，在当下的医疗水平下，安乐死是否真正能够做到百分之百的在免除病人痛苦的情况下结束他的生病还有待论证。与此同时，乐死并非晚期重症病人解脱痛苦的惟一方法，我们完全可以选择其他的替代技术。协和医院一名麻醉科主任说过，麻醉医学技术完全可以做到使重症患者无痛或减少觉大部分的疼痛。

安乐死不同于自杀，安乐死的完成需要两个人的共同协作。病重病危的患者如果想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可以选择跳楼拒食等自杀的方式。而选择安乐死，则使得家人和医生的介入了自杀的过程。所以，能不能帮助他人进行安乐死等同于对于面对自杀者应不应该救助的问题。

我们注意到，一旦家庭和医生介入了，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首先，医生和家庭是否构成犯罪？医生在医院中面对将死之人有着救死扶伤的义务，现在不仅不履行这个义务，反而以一个终结生命的形象出现。维系家庭的纽带是亲情，但个体的经济也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一个家庭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而抛弃其中的成员，那么安乐死合法化就为这类人大开了方便之门。

其次是，安乐死真的是为了结束痛苦嘛？我觉得这是一个伪命题。人一旦死去，便什么感觉都没有了，这时候痛苦与欢乐又有何意义？很多的患者选择安乐死是因为被病痛折磨怕了，觉得丧失尊严了，但是安乐死并不能解决“痛”的问题。相信现代的医疗技术已经能够使得患者在失去意识的时候接受治疗，这些技术可以代替安乐死在这方面的作用。最后，安乐死可能对于有益于个别贫困家庭的经济状况。但是于整个社会来说，医疗这方面的收益极小的。反而因此产生的社会文化成本却是极大的。

病人或者家属要求医生实施安乐死的前提条件是病人得了不治之症，这就在法律上造成了一个假象。什么叫不治之症，是医学无能，所以就采取不医治的方式结束病人的生命。由此就产生了安乐死的两种方式。一是消极安乐死，即医生采取不医治的方式放任病人死亡；二是积极安乐死，即医生没有解决病人痛苦的办法所以采取一些手段让病人早死亡。这两者的先决条件都是医生没有办法医治疾病。另一方面，病人要求医生实施安乐死以让自己能够早点解除痛苦，这看似是合理的。但是病人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说出这样的话呢？患有不治之症的患者是否能够对于自己的意思表示进行很好的控制呢？或者说能否明白自己在讲些什么？我们没有办法验证的。

第一，得了不治之症他的想法能同正常人的想法一样吗？第二，可能病到此种程度患者的意识根本就是不清晰的。从社会角度来讲，实施安乐死后可以节约很大的社会成本减轻社会负担；在伦理学的角度上讲，人总是会死的，也是说得过去的；但是唯独法律的这道最低限的坎没有办法逾越。

还有一个方面，法律考虑的根本问题是安乐死有没有被外用的可能性。恰恰是在世界上仅有的两个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即荷兰和比利时，他们的安乐死被滥用的比例极高。有百分之一被滥用的可能性，法律就要采取措施杜绝这种可能性。法律的原则就是要通过制度坚决杜绝这种可能性的发生，而不是无法杜绝就消极对待。为什么刑法规定诸如追诉时效等等问题，就是为了体现我们的刑法一个坏的方面的可能性都不放过。像是荷兰这类国家，它之所以同意安乐死的合法化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这些国家的人均寿命比我国要高得多，所以对于疾病的忍耐力比较差，因此需要安乐死来减轻痛苦；二是它们是宗教国家，它们认为在宗教的总领之下安乐死被滥用的可能性很低；第三从经济学的角度考虑，此类病人急需治疗是浪费社会资源，因此不如实施安乐死来节约社会成本。因此安乐死得以合法化。但是问题同时出现，例如李利用安乐死来骗取保险金，争夺遗产等等。并且滥用安乐死的用途不完全是谋杀，还可以被医生利用来推卸医疗事故。病人病情恶化也可能是医生在治疗途中出现了医疗事故等原因，为了掩盖真相也可能采取安乐死的办法来保全自己。并且任何不治之症都是相对的。很久之前的肺结核是绝症，但现在已经司空见惯了。我们现在的肝癌、艾滋病等，他们的存活时间也越来越久。因此在医生不能够预计疾病的可控程度的时候不能够轻易决定是否实施安乐死。不然，我们的医生究竟是医人还是杀人呢？

而对于《长眠地中海》电影中的情况，朱老师认为可以作为一个特例。这个主角瘫痪在床几十年，他很痛苦，没有康复的希望了，但他并没有不久于人世。他的思想自由，没有抑郁症，也一直在家人的照顾和关怀下。所以当他提出希望安乐死时，这个决定是主动自愿的，朱老师认为可以予以批准。但是对于国家来说，不批准出于更多的为社会的考虑。因为一旦开了这样的口子，将给他人造成巨大的压力。这些不批准的原因在第三个问题中将会重点谈到。所以我们可以在他申请的过程中设置种种的障碍，让他很难得到一个安乐死的批准。这样对于社会来说，可能相对的，影响会好些。

那么在判定实施安乐死的条件时，国家可以组织特定的委员会进行判定：患者是否还患有抑郁症，是否遭受家人嫌弃，如果周围的环境可以得到改善的情况下，他是否会打消安乐死的念头等等。

2赞同什么样的安乐死的实施方式？

朱老师认为首先当然要是自由且自愿同意的，完全由医生实施的主动安乐死或者医生协助式的自杀都可以。然后针对医生协助式的，可以进行一个安乐死非刑事化的举措会比较好。3是否赞同安乐死合法化？

朱老师表示：从长远的趋势来看，安乐死的合法化是一个好的举措，好的政策。因为确实有很多人到癌症晚期，不是怕死，而是怕疼。如果他们不久于人世，给他们一个安乐的，有尊严的死去，肯定比折腾来折腾去，两三个月的痛苦的挣扎的生活质量来得高。她当初涉及这个问题的时候，曾经到各个医院询问情况，发现有的人，在她认为是不符合安乐死的条件的，却也实施了安乐死。如果合法化了，就会规范化。但是随着她对生命伦理这一行研究的深入，她就发现，因为这个不仅仅是病人的问题，还牵涉到整个社会，整个制度的问题。

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实施安乐死会给社会带来压力。即使社会有了全民医保制度，对于一些病重的，垂危的，没有能力医治的人，也会造成一种压力，好像到了那个时候，就必须死。也会给社会造成一种感觉，好像医学上不值得医治的人，都要去安乐死。但是有的人原本就是觉得好死不如赖活着，如果一旦安乐死合法化，就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这样就造成了对价值多元化的抹杀。因此这样的在受到不正当影响下做出的抉择是不合乎伦理的，而外界，如医生、委员会等很难对其加以判断。这就是大多数国家，甚至一些发达地区，医保制度已经健全的地区，仍然不愿意使安乐死合法化的主要原因。

①我们的医保制度不健全，医疗仍旧市场化，个人和家庭要负担很大一笔医疗费用，都是从自己口袋里掏出来的。很大一部分人看不起病，小病拖成大病，大病就等死，或者因病致贫，搞得倾家荡产。如果安乐死合法化，可能导致人们寻求一个解决问题的捷径。有了全额医保，例如前几年有人提出在上海地方立法，推行全额医保，就可能使安乐死可行。因为确实有一部分人躺着浪费了医疗资源，自己也很痛苦。

②另外，中国的临终关怀，或者护理机构也不健全。可能导致病患出于对亲人的考虑，不愿造成他们的复旦，而产生实行安乐死的想法。但是此时他们并不是自由且自愿的做出选择的，这就并不符合安乐死的条件却可能实施了安乐死。

③即使在中国全民医保了，也还是有问题。虽然传统文化尊崇孝道，但是在中国农村，仍有许多人老无所养，受虐待的老人。如果现在就将安乐死合法化，那些老人就会很悲惨。他们自己可能会有压力觉得自己不能下地劳动了，成为子女负担了，也可能被子女逼走上一条死路。

④中国医疗机制中可能还存在腐败贪污。可能通过行贿，受贿，使人犯罪，或者使不需要安乐死的，无辜的人死掉了。

⑤更紧迫的问题是要对脑死亡的定义进行立法。4安乐死合法化之后是否会对医疗的探索造成阻碍？

朱老师认为这个不是问题。如果安乐死真正处于由于病人自愿的行为，那么也不是所有人会选择安乐死。安乐死的合法化或非刑事化，并不是安乐死的普遍化，这是两个概念。然后很多人还是愿意采取治疗，与病魔做抗争的。这只是社会支持的两种态度，一种是积极的抗争，一种是太累了，就想安安静静的死去了。而且在小范围的人中，特定的情况下，在非常苛刻的条件下，才可以实施安乐死的。我们可以控制一个时间范围，只有两三个月时间可以活的人可以安乐死，而还有两三年可活的人就不能实施安乐死。或者没有疼痛的也不予实施。这时，医学方面依然可以进行研究进步。5对于已经实施安乐死非刑事化的地方怎么看？

朱老师认为她没有进行过课题，然后从她目前的一些了解来看，她认为那些地方做得很好的。例如荷兰，他们又有医保，医疗护理也好。又有非常严格的标准。比如需要自己提出申请，两个以上医师进行验证，需要有一些等待期等等。

采访内容：

1.您是否支持“安乐死”？为什么？

我是支持“安乐死”的。我昨天看过一期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节目，说的是浙一医院的医生陈作兵，他也是医学博士，在得知父亲身患恶性肿瘤晚期时，没有让父亲化疗，而是让他安享最后的人生。肿瘤病人，到了晚期确定治不好了，再给他治疗其实是增加他的痛苦。我们医学不是包治百病的，我们要认清这个挑战，即治不好怎么办，与其花治疗在最后的六个月，为什么不花在以前呢。可以看到肿瘤病人的治疗，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在治疗之后他们的生命质量会大打折扣。其实对很多绝症患者来说，他们是强烈要求“安乐死”的。我外公就是有这种情况，因为年纪很大了，在床上不能动也看不到希望，就想“安乐死”，事实上在社会上有相当一部分老人8、9十岁了，治疗只能延缓死亡而已，这种情况我觉得“安乐死”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

3.“安乐死”涉及到哪些伦理上的问题？ 我觉得会涉及到文化背景的问题。随着我们中国人受教育的提高以及医疗知识的普及，我相信“安乐死”还是会得到大家的接受。在中国，宗教因素的色彩不是很重，因为中国大多数人还是不信教的。

5.您觉得“安乐死”在未来的趋势是不是就会被逐渐认可？

我觉得不一定。在不同的国家文化中会不一样。一个国家的理念，它的教育程度会影响到对“安乐死”的接受。关于“安乐死”，我觉得应该可以看看我前面说的那期新闻调查栏目，看看专业人士是怎么看的。同样地，也是在浙江，一所医院里的肿瘤患者受不了治疗的痛苦，就从十几楼上跳下来，这是因为他痛苦但不能得到“安乐死”，只能跳楼。“安乐死”是有需要的，但是我们的法律制度没有跟上。

6.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怎样才能判断一个人可以“安乐死”？

这个不仅仅需要医生的判断，而且还要得到本人和家属的判断。从医学上讲，能不能治疗，以我现在的水平治疗的效果有多大，可以由一组有水平的教授做出判断，确诊以后可以让病人和家属做出选择。还有一点，医生要如实地告诉病人病情，虽然告诉病人病情很残忍，但是确实有些病我们是没有办法治疗的，告诉病人病情不是残忍，而是一个实话实说的过程。而我们现在的很多病人治疗花了很多冤枉钱，治疗的效果却不好，人财两空，这也是医患矛盾加剧的原因之一。医生应该告诉患者这个病能不能治，治疗的把握有多大，治疗的风险有多大，治了以后有哪些后果，不治有哪些后果，然后让病人和病人家属做一个判断和选择。而我们医院现在更多地是从经济收益考虑的，这是违背规律的。7.如果医生和本人都同意“安乐死”，家属不同意，那应该怎么办？

那应该尊重家属。我们的法制还不健全，即使在国外，“安乐死”也需要一个专家组鉴定。

8.就目前来看，我们国家什么时候能够实施“安乐死”？

全国性的话应该是很难的，但是就地区而言，像我们上海应该还需要20几年。首先是我们中国人的健康素养，现在还是有一些人，愚昧地认为到医院就会治好病，至少能够减少他的痛苦。广州一个卫生局的副局长说过，到医院去，三分之一是治好的，三分之一是治疗后不好不坏的，还有三分之一是治疗后病情加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