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晚清官员的大清亡国反思

第一篇：一个晚清官员的大清亡国反思

一个晚清官员的大清亡国反思

亡国有三妖？ 作者：

来源：中国广播网 来源日期：2011-9-30 本站发布时间：2011-9-30 11:22:12

恽毓鼎去世于1917年，身后留下了一部近一百二十万字的日记，自光绪朝至民国三十余年，中枢的变乱、时代的风起云动，乃至个人心路历程，无不纤毫毕现。这位清朝前国史馆总纂，在人生的最后阶段里，不仅见证了大清末日，更见证了赵烈文所言的“方州无主，人自为政”。

1912年2月12日午后，北京城里，退职官员恽毓鼎匆匆奔走，刚和德国朋友柯理尔讨论完时局，他又要去民政部长赵秉钧那里打探朝政动态。

恽毓鼎原本是国史馆总纂，一个闲散京官，退职后更是自称宦情素淡，“与世无争，与人无竞”。但自从去年10月10日革命党在武昌举事成功，恽毓鼎眼见大清覆亡在即，就再也无法安心“读书写字，莳竹栽花”了。此后连续十数天，他在日记中密集记录时局动态，焦虑忧愤溢于笔墨间，到10月20日，更是见人就痛骂政府腐败无能，近乎发狂。

10月30日，清廷终于下诏开放党禁、释放政治犯，还规定皇室亲贵不得任内阁大臣。恽毓鼎顿觉南北和议可成、大清存续有望，于是罕见地心情大好，这天还特意在日记中提到“西园海棠花开六七朵，鲜艳可爱”。

到底是晚了。之后清政府困顿依旧，显贵们束手无策，只好下诏召开国会以征求意见。又过了十天，满清众亲贵开始竞相提取现银，存入外国银行。

此时，恽毓鼎却在为挽救大清四处奔走呼告、出谋划策。

12月28日，恽毓鼎又和同乡冯国璋等三十余人聚会商议，他在会上大声疾呼，必须动用武力平乱，同时必须解散“专以鼓噪惑乱为事”的咨议局、查封各报馆以安定人心。但在当天日记中，恽毓鼎写道“以大势观之，满洲亡矣。”

终于，2月12日这天早上，隆裕太后在紫禁城养心殿里，将加盖了御玺的《退位诏书》，交予了赵秉钧和陆军大臣王士珍等人。尔后，赵秉钧等人向嚎啕大哭的隆裕太后三鞠躬，默默转身退出养心殿：统治中国267年的大清王朝，就此结束。

当天下午，赵秉钧将“懿旨已宣布辞位”的消息，告知了来访的恽毓鼎。

贪腐亡国?

尽管早有预感，但在得知确凿消息的那一刻，恽毓鼎还是“悲愤交并”，痛哭“国竟亡矣”。

当天深夜，他在日记中用前所未有的篇幅，反思大清的灭亡。

反思从隆裕太后召见赵秉钧时的哭诉开始：“一般亲贵，无一事不卖，无一缺不卖，卖来卖去，以致卖却祖宗江山。”隆裕更愤怒指责亲贵称“至今日不出一谋，事后却说现成话，甚至纷纷躲避，臵我寡妇孤儿于不顾。”

隆裕太后说的是事实。当时，年纪最长的头号辅政大臣庆亲王奕劻就以贪腐、卖官鬻爵闻名于世，他被后人称为“晚清首富”，仅在汇丰银行就有二百多万两白银存款，连《纽约时报》等著名外媒，也报道说奕劻家就是中国官场“集市”，门房都设“收费站”，被国人称之为“老庆记公司”。

恽毓鼎本人对满清中枢腐败也多有指责。1908年，他在日记中写道：“时事日非，而京朝官车马衣服，酒食征逐，日繁日侈。” 辞官前夕，他又愤怒指斥当时官场“非攀裙带则无以任官”“京官无不嗜财”等陋习种种。

类似的忧虑，在恽毓鼎辞官赋闲之后、直到大清灭亡前夜仍时有流露：“无一事非因贿赂而成，无一官非因贿赂而进，人心安得不去，大乱安得不兴?”

其实，对于腐败催生晚清革命，梁启超说得更直白：清政府数以万计大小官僚“他无所事，而惟以制造革命党为事。政治腐败者，实制造革命党之主品也。”(梁启超：《现政府与革命党》)。

但这些只是晚清宣统政改死局的表象。

比如奕劻，此前在甲午战争、戊戌政变、庚子事变中，都表现出了不亚于恭亲王奕的开明姿态和政治远见，因此在宣统政改中仍被国人寄予厚望。可是，这样一位皇族核心，却在宣统政改中毫不掩饰地高调贪腐。更荒唐的是，奕劻如此做派却“圣眷不衰”，自己得了“铁帽子”之外，妻妾中还封了6位“福晋”，超出了清制亲王只能封5位福晋的限额。

后世有史家认为，奕劻只是刻意在展示自己的胸无大志以自保。如是，一场本以建立高效廉洁政府为目的的改革，却不得不倚重一位巨贪;而巨贪本人只是以自污求自保，这种背后的体制性荒谬，正是宣统政改与生俱来、难以自清的胎毒。

祸根早埋

较之隆裕太后的一味哭诉，史官出身的恽毓鼎显然要看得深些：“乱亡之祸，早伏于十年之前。”

他所指的祸根，是慈禧太后在义和团举事、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之后的懈怠。由于职业原因，恽毓鼎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慈禧、光绪及朝廷大臣的言行。他觉得，慈禧太后是鉴于义和团之乱祸起宫闱，此后便“遇事一意脱卸，唯求及身幸免”，再也没有长远的战略构想。

至于光绪帝继承人，恽毓鼎认为，慈禧一心考虑的是，如何使得庚子拳变、戊戌政变两事不成为自己被人攻击清算的口实，这才指定了三岁的溥仪，以便继续把持权柄。

溥仪祖父老醇亲王奕譞是咸丰帝胞弟，当年在协助慈禧清除肃顺一党立下大功，后又协助慈禧成功罢黜恭亲王奕，是为“以醇代恭”。深得慈禧信任。溥仪祖母叶赫那拉氏，则是慈禧太后之妹;溥仪母亲瓜尔佳氏，又是慈禧宠臣荣禄的女儿，也是慈禧养女。

也就是说，溥仪是慈禧心腹的外孙、养女的儿子。而同时被封为摄政王的溥仪之父载沣，则是一个柔弱怯懦之人，连胞弟载涛都觉得这个兄长“只可做个升平王爵”。

慈禧关注的是个人权力，载沣则是庸才，以至于清政府“愈来愈无力去构思或立志去进行重大的社会变革，更不用说去实践这样的变革了。”(苏全有《论清末清军的国家失控》)

慈禧是在自己去世前两天(1908年11月13日)，才忽然召溥仪“入宫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的，商议立储时，军机大臣认为内忧外患之际，当立年长之人，慈禧太后听后勃然大怒。

第二天，光绪帝去世。当晚，载沣及诸军机大臣奉召入宫，面承慈禧懿旨宣布由溥仪继承皇位。同时还宣布“所有军国政事，悉秉予之训示裁度施行”，等皇帝长大了再亲政，这与当年慈禧在光绪继位时的口吻如出一辙。

最初载沣接到立溥仪为储、而自己封摄政王的懿旨时，曾极力推托，“叩辞至再”。这并非虚言，载沣一家有真实的恐惧：哥哥载湉(即光绪)被慈禧选中当皇帝后的命运，就在眼前。

确定后仅仅一天，慈禧在午饭后忽然长时间昏迷，醒来后自知不起，这才宣布“此后国政即完全交付监国摄政王”。

作为传统史官，恽毓鼎觉得，没有比“父监子国，君为虚位”更违背纲常名分的体制了。载沣的政治才干也的确有限，一上台就罢免了汉人实力派袁世凯，兄弟三人代表皇族核心大抓军权，导致满清皇族与汉臣、与地方督抚矛盾激化。

1909年，张之洞提醒载沣“如不顾舆情，恐怕要激起民变。”载沣却说：“有兵在，还怕什么民变。”张愤然：“国家养兵，岂是用来打老百姓的?”两人不欢而散。张之洞一回头咳了口血，长叹道：“不意闻亡国之言!”第二天就告病不再上朝了。一个月后张之洞去世，临终前长叹“国运尽矣”。(《张文襄公年谱》，胡钧主编，台湾文海出版社)

载沣之外，恽毓鼎又历数主政诸满清贵戚的不堪，奕劻老迈贪婪，载泽愚昧刚愎，载洵载涛幼稚好惹是非……而这些人都“借中央集权之名，为网利营私之计”……恽毓鼎最后总结称，清朝“其绝必有处”，并且，即便没有革命党，也会有其他人来为大清掘墓。

亡国三妖

中枢之外，恽毓鼎还认为东洋留学生、新军、资政院咨议局是“亡国三妖”，而东洋留学生渗透新军操控咨议局鼓吹共和、革命，被他称之为“诸魔之母”。

连同与派遣留学生有密切关联的“废科举”在内，这些被后人颇多肯定的“晚清新政”主要举措，在他看来“举中国二千年之旧制，列圣祖二百年之成法，痛与划除”，破坏了祖宗成法，这才导致整个国家大乱，“无事不纷更，无人不徇私”。

事实是，清政府积极在旧体制中培育新事物，如派送东洋留学生、编练新军，其最初目的，是在“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中维护自身政权的存续。同时却在最根本的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犹犹豫豫，徘徊不前。

然而，无论是言必称民主、革命的东洋留学生，还是一反绿营之糜烂、具备相当战斗力的新军，都充满了近代化的崭新气息，显然都与颟顸老朽的大清王朝格格不入，而清廷中枢，亦无力驾驭这些完全不在数千年帝制中国思维方式之内的新事物。

如派遣东洋留学生，最初由张之洞在《劝学篇》中首倡，既有自强维新之目的，又有消弭革命之念想。但这些留学生很快成为大清政府最激烈的反对者。如黄兴回国后即在湖北演讲，热烈鼓吹革命，并散发被张之洞称为“大逆不道”的小册子。张闻讯大怒，将黄兴驱逐出鄂。

因为张之洞首倡，所以他主政湖北期间，湖北的留日学生为全国最多，而最终辛亥革命恰恰爆发于湖北省城武昌。以致张之洞的幕僚辜鸿铭说，“民国成立，系孙中山与张香涛(张之洞号)的合作。”

至于新军，原系清政府在甲午、庚子惨败后，不惜一切代价打造的近代化军事力量，本意在抵御外侮。但它同样没来得及发挥作用，就倒戈相向了。

颟顸急躁

在整体革新推进缓慢的同时，清政府又有急躁冒进的一面。这在恽毓鼎强烈指责的新军建设、教育改革两方面都有体现：一方面，清政府对于新军建设的危险和艰巨性估计不足，裁汰旧军迅速而坚决;另一方面，在1905年废除科举之后，普设新式学堂，迅速扩大留学生派遣规模，以填补传统教育的空白。

“终止科举制度的行为，斩断了两千多年来经过许多步骤而加强起来的社会整合制度的根基。……舵手在获得一个新的罗盘以前就抛弃了旧的，遂使社会之船驶入一个盲目漂流的时代。”(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恽毓鼎的反思，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正如亨廷顿所说的，成功地领导改革的政府，不仅能够创制政策，由国家来采取行动促进政治和经济改革，同时还应当能够成功地同化现代化所造成的获得了新的社会意识的各种社会力量。

但对清政府而言，恰恰是革新学制和奖励游学培养的新型知识分子，用他们的新思想、新价值观，在进入新军后做了大清王朝的掘墓人。

恽毓鼎还预判了新军失控倒戈的更深远后果：“五代骄兵之祸，将见于共和世界。”美国军事史专家拉尔夫〃鲍威尔认为，辛亥革命很大程度上是一次陆军叛变，假如现代化的军队忠于朝廷，武昌起义是可以扑灭的。王朝的覆灭虽然早露迹象，但朝廷却是因建立陆军而自掘坟墓正是华南与华中的各镇新军成了革命党人的核心武力。

然后，由于军队职能转向对内，在辛亥革命后形成了武人至上的社会。

更可怕的是，军阀割据混战造成农民普遍赤贫，这又制造了再次革命的土壤。而即便没有再次革命，近代社会以后，由于以单纯武力作后盾支撑的军阀政治不能持久，因此它的重归统一，最终仍需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来完成。立宪变味

被恽毓鼎与留学生、新军并举的资政院咨议局，最初则是宣称为“预备立宪”而设，因涉及国体根本的变革，曾被许多士绅、尤其是立宪派寄予厚望。

恽毓鼎始终认为中国必须实行君主制，侈谈维新必然亡国。

宣统朝完全变味、导致政治混乱的预备立宪，以及议员群体本身的良莠不齐、成了恽毓鼎指责立宪亡国的最强烈理由。比如1911年底，正值大清风雨飘摇之际，却有资政院议员提案要求改用阳历，恽毓鼎在日记中指其为“惑民观听，是无故而搅混水。”

同时，在辛亥革命后的南北和议中，资政院力主停战，恽毓鼎认为这除了造成内部争论不休、拖政府后腿之外，对南方革命党却没有任何约束力，于是大清就只能“束手而亡”。

实际上，从1905年开始的清末立宪，一度曾是清末社会各界的基本政治愿景。到日俄战争以日本战胜俄国结束，人们更清楚地看到日本对俄国的体制优胜，于是认为“惟有宪政才能救中国”。

然而，慈禧的“五不议”军机处不议、八旗事不议、内务府事不议、翰林院不议、太监事不议，使得预备立宪几成画饼，一些激进人士，由此对清廷彻底失望后，便转向了革命。

1909年3月，载沣重申预备立宪，在中央成立资政院，在地方各省则成立咨议局，还成立了第一届责任内阁，然而待内阁人选宣布，舆论大哗：新内阁13人中，汉族4人，满族9人，满人中皇族又占5人，这完全就是“皇族内阁”。

公愤之下，各省咨议局竞相上书弹劾内阁，皇族成为众矢之的。而原本指望从新政中分享权力的立宪派，也就此彻底失望，部分人甚至倒向了交织着民族主义情绪的革命。

由此，晚清社会中温和、理性宪政主义精神逐渐流逝。整个社会，包括本来最稳健的立宪派迅速地激进化。而激进化的立宪诉求，又促使掌权者以及像恽毓鼎这样的保守派在社会控制方面转向激进化。此时，日渐失去理性、情绪激烈的社会所关注的，就不再是宪政转型，而是政权之更替也就是革命。

不出五十年

恽毓鼎的反思便止于“亡国三妖”，然而清末种种荒谬纷乱，终究仍只是一出时代变更大戏的前台闹剧。其背后当有更幽深的历史因果规律。

从现存文献考证，第一个准确预见清朝灭亡、并窥见大势由来及进程脉络的，是曾国藩手下最受器重的幕僚、常熟才子赵烈文。

曾国藩等一干人不懈努力，才有晚清“同治中兴”，一片欢呼盛赞中，很少有人质疑大清的龙旗到底能打多久，但曾国藩却意识到了朝野上下潜伏着的无尽危机。只是，彼时曾国藩仍然认为，通过一些努力能挽危厦于将倾。

然而赵烈文不这么看。在《能静居日记》中，赵烈文详记了与曾国藩的一次重要谈话：1867年7月21日，他预言清朝不出五十年必亡。

当晚，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忧心忡忡地与赵烈文谈到，京城街头乞丐成群，而且不时有明火执仗公然打劫，治安形势严重恶化，然后问赵：“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

赵烈文回答说，天下治安一统已久，必定会再次分裂。无非是目前主政者尚有威权，且高层也还没有“抽心一烂”，所以暂时不会出现分崩离析的局面。

但他话锋一转：“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尔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这也就是说，今后必定出现朝廷先垮台，然后地方各自为政、割据分裂的局面;他还进一步判断，国家到形成这种局面，大概不出五十年。

曾国藩很诧异，又问，有没有可能再次出现中国历史上的政权南迁、分治局面?

赵烈文则明确回答，清政府已不可能像东晋、南宋那样了，恐将彻底灭亡。

此后，曾国藩、赵烈文分别于1872年和1894年去世，未能亲见预言成真。而晚清遗老恽毓鼎，却在人生的最后阶段里，不仅见证了大清末日，更见证了赵烈文所言的“方州无主，人自为政”。

恽毓鼎去世于1917年，身后留下了一部近一百二十万字的日记，自光绪朝至民国三十余年，中枢变乱、时代风起云动，乃至个人心路历程，无不纤毫毕现。

反思大清覆亡之后，恽毓鼎在当晚的日记中还声称从此再不讨论时局。然而，有趣的是，此后其思想却日趋开明，民初梁启超重登政治舞台后，恽毓鼎与梁启超之间往来频繁，关系密切，先是在思想上靠近梁启超，继而在行动上接近梁启超，在历史转型时刻，在人生的最后岁月里，这位晚清遗老终究一脚跨进了新时代。本文相关推荐我和大清有个约会结局 宣统三年大清银币图 宣统三年大清银币...大清妖妃 大清最后一个皇帝 大清铜币一分宣统...宣统三年大清银币...大清摄政王 世纪大讲堂 张之洞

http://www.xiexiebang.com/NewsInfo.asp?NewsID=215221 2011年9月30日星期五

第二篇：一个落马的官员的举报信

一个落马的官员的举报信

“一个已经落马的官员在狱中发来举报信，引起了赴江西巡视组的高度关切。”新华网《中央派出的10个巡视组将陆续公布巡视反馈情况》报道中这句话，虽然仅33个字，但颇令人玩味和联想。巡视组如此高度关切，这位落马官员举报了什么？

早前《中国经济周刊》报道透露，在狱中的落马官员发出举报信的有两人，一个是新余市一落马官员，举报的对象是该市原市委书记，该举报信不仅在网上广为传播，更引起巡视组的重视。另一个是赣州市于都县原县委书记胡健勇，接到胡健勇的举报材料，巡视组提审了胡。看来巡视组“高度关切”的是胡健勇及其举报及其狱中发出的举报信。

有些事情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而提供线索、举报贪官，还是当局者清。胡健勇是因贪污受贿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于去年6月获无期徒刑的。作为一个贪官，不仅深谙贪道，而且手中有“料”，举报起来既得心应手又较为可信。据知情人说，胡健勇记忆力十分惊人，曾在狱中写举报信，交待过许多人的违法违纪行为，“列举了300多人，谁什么时候送给他什么东西，他又曾经给谁送过什么东西，都记得一清二楚，最后把很多人都供出来了。”难怪巡视组对胡健勇的举报如此“高度关切”！

不仅如此，胡健勇此次在狱中写给巡视组的举报材料中，提供的线索十分重要，所供出的那些未被处罚的官员也引起了巡视组的重视。在当地广为流传的一种说法是，该市一位被巡视组掌握了受贿线索的厅级官员由胡健勇牵出，被巡视组约谈后，该厅级干部当晚已被留下，还供出了其他人。其中，他曾经的下属、一位县处级干部被牵出，并交代了贪腐事实。胡健勇的举报，不但爆出“苍蝇”，很可能还提供了“老虎”的踪迹。落马贪官的举报，可谓价值不菲。更有甚者，由于胡健勇的举报提供的线索多、供出的人多，巡视组又高度关注，且顺着藤摸出了瓜，拔出萝卜带出了泥，后面还不知道会牵出谁？因此，一个落马官员狱中的举报，在当地官场就像地震了一样，不少人惶恐不安，心神不宁。特别与那位厅级官员有关联的干部，更是惊恐万状，寝食不安。早知今日“受罪”，何必当初“伸手”？

巡视组反馈情况后，强卫书记表示，要一项一项进行研究，一条一条制定措施，一件一件督促整改，向中央交一份满意答卷。看来那些被供出的官员，不可再存侥幸之心，宜及早向组织交代，已经有此心而尚未付诸行动者，宜及早罢手、知错而退。落马官员举报信在，巡视组已“高度关切”，若想蒙混过关难，甚至想都别想！

资料来源于新华网

第三篇：一个好校长能让大学风清气正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一个好校长能让大学风清气正

2011年04月08日 09:19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姜泓冰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图片来源：人民日报)

核心阅读：一所大学真正的精神传承，不仅靠文章，还在于这所学校所有先贤们活灵活现的、甚至可能在学生口中已经得到了一定夸大的事迹

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大学校长跟行政挂上了钩，身上若隐若现出现了一定的官气。但是当年的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虽然身为中央委员，却始终坚持着学者的姿态。她上下班都跟学生和老师们一起在班车上聊天，没有一点官气。

“文革”刚结束时，极左思想还相当严重，谢希德就提出来，要把最好的学生送出去留学，建立美国研究中心。因为一个学者坚持的是科学精神，是真正的爱校、爱国，对待学生、对待学术，秉持着极其严谨的态度。

有时我们并不需要多谈高大的问题，只要关注学者的日常小事。比如，所有真正的大师，对家庭问题的处理都是非常好的。如果你的配偶躺在床上几十年，你能不能很好地照顾他？在重病缠身的情况下，你还能不能为家庭去操劳？这反映一个人的基本品格。著名学者、教授的这些小事，对学生、同事，对青年教师的教育、陶冶作用，可能会有更大的实际效果。

一所大学真正的精神传承，不仅靠文章，还在于这所学校所有先贤们活灵活现的、甚至可能在学生口中已经得到了一定夸大的事迹。这些事迹的作用，远远超过我们校史馆、大事记中显得冷冰冰的历史，可以拿来陶冶、颐养今后千千万万学生、员工。

大学校长在有些事情上是可以起到非常关键作用的，比如对一所学校的风气会有极大影响。你的精神高尚、富有人格魅力，学校里面是真正可以做到风清气正的。谢希德执掌复旦时，当时整个学校的学术、行政气氛都很令人怀念，大家努力投入，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不是怕她，而是发自内心地尊敬，在精神上和她建立起了联系。大学风清气正，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优秀学者在这里诞生。一位校长遗留下来的精神财富，对大学的未来是永远会起到难以估量的作用的。

（姜泓冰根据作者在复旦大学纪念谢希德先生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整理）

复旦校长直言：大学校长是影响校风的关键人物

来源：中国青年报

“一所大学的校长有时候不能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在有些事情上是非常关键的，尤其是校风，一所学校的校风如果风清气正的话，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优秀学者在这里诞生。”3月20日，在纪念谢希德先生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教授表示，大学校长应该是影响校风的关键人物。

谢希德是新中国成立后复旦大学的第三任校长，也是当时国内高校唯一的大学女校长，除了在半导体物理学和表面物理学领域的学术成就外，更令人称道的是其在担任校长期间开放民主、求真务实的态度与胸怀。身为中共中央委员的谢希德虽然有专车，但每天上班她都和其他教师一起坐学校的“长龙”班车，并把这看成一种乐趣。

谢希德担任复旦大学校长时，杨玉良还是一名青年教师，“尽管当时‘文革’刚刚结束没多久，但是学校的风气是非常好的。”杨玉良说，“那时候我作为一个青年教师，对谢校长也非常敬仰，我们不是怕她，而是一种尊敬，发自内心的尊敬。”

而现在，已经担任复旦大学校长的杨玉良坦言，现在高校里有种坏习惯，“领导讲话好像总是高屋建瓴，或者高瞻远瞩，或者想要做一个总结。”

在杨玉良看来，谢希德虽然身为校长，身为中央委员，但始终坚持一个学者的姿态，而“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校长开始跟行政挂上了一定的联系，所以使得我们身上若隐若现出现了一定官气”，杨玉良说，自己在和谢希德有限的接触中，一点也没有感觉到她身上的官气。

杨玉良说，全校的学者，尤其是学校的各级干部来学习谢希德校长的这种精神，“现在有人开玩笑说‘官不大，官气大’，个别人官并不大，但是官气可能要比当时的校长大得多。”

谢希德在学术方面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谢希德的学生、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沈丁立教授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谢希德开的课，“及格等于不及格，来年继续考”，一定要考到“中”以上才行。

但另一方面，谢希德对学生又非常尊重，沈丁立读书期间发表了21篇论文，其中4篇是SCI论文，“每一篇文章都是谢老师亲自指导，上面有很多的批语”。一开始的几篇论文，沈丁立是把谢希德的名字放在论文作者名单里的，谢希德并没有提出什么意见，沈丁立以为是默认，但到了第四篇论文时，谢希德主动把自己的名字划掉了，“她说我可以独立发表了，这就是一个导师的风格。我觉得这些都值得我们学习。”

杨玉良也认为，全校教师更应该学习谢希德的是对待学生、对待学术的严谨态度，“相比较以前的话，我们是有所淡漠，学术精神是有所消减的。”杨玉良强调，不管是一个学者，还是一个干部，乃至是一个校领导，都应该用一种严谨的态度对待学生、对待学术。他提到，早在1991年的时候，有一次教育部在复旦开了一个会，当时讨论的主题是“年轻教授已经不进图书馆了”，“当时就有这样的情况了，尽管引起了注意，但是注意得不够。这种情况出来之后，对学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如果导师本身在学术上不严谨，导师对学生的论文批改等各方面不认真，如果学生发表论文，导师只知道在上面署个名的话，那危险的后果是不难想象的。”

杨玉良：大学校长是影响校风的关键人物

“一所大学的校长有时候不能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在有些事情上是非常关键的，尤其是校风，一所学校的校风如果风清气正的话，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优秀学者在这里诞生。”3月

20日，在纪念谢希德先生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教授表示，大学校长应该是影响校风的关键人物。

谢希德是新中国成立后复旦大学的第三任校长，也是当时国内高校唯一的大学女校长，除了在半导体物理学和表面物理学领域的学术成就外，更令人称道的是其在担任校长期间开放民主、求真务实的态度与胸怀。身为中共中央委员的谢希德虽然有专车，但每天上班她都和其他教师一起坐学校的“长龙”班车，并把这看成一种乐趣。

谢希德担任复旦大学校长时，杨玉良还是一名青年教师，“尽管当时‘文革’刚刚结束没多久，但是学校的风气是非常好的。”杨玉良说，“那时候我作为一个青年教师，对谢校长也非常敬仰，我们不是怕她，而是一种尊敬，发自内心的尊敬。”

而现在，已经担任复旦大学校长的杨玉良坦言，现在高校里有种坏习惯，“领导讲话好像总是高屋建瓴，或者高瞻远瞩，或者想要做一个总结。”

在杨玉良看来，谢希德虽然身为校长，身为中央委员，但始终坚持一个学者的姿态，而“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校长开始跟行政挂上了一定的联系，所以使得我们身上若隐若现出现了一定官气”，杨玉良说，自己在和谢希德有限的接触中，一点也没有感觉到她身上的官气。

杨玉良说，全校的学者，尤其是学校的各级干部来学习谢希德校长的这种精神，“现在有人开玩笑说‘官不大，官气大’，个别人官并不大，但是官气可能要比当时的校长大得多。”

谢希德在学术方面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谢希德的学生、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沈丁立教授说，谢希德开的课，“及格等于不及格，来年继续考”，一定要考到“中”以上才行。

但另一方面，谢希德对学生又非常尊重，沈丁立读书期间发表了21篇论文，其中4篇是SCI论文，“每一篇文章都是谢老师亲自指导，上面有很多的批语”。一开始的几篇论文，沈丁立是把谢希德的名字放在论文作者名单里的，谢希德并没有提出什么意见，沈丁立以为是默认，但到了第四篇论文时，谢希德主动把自己的名字划掉了，“她说我可以独立发表了，这就是一个导师的风格。我觉得这些都值得我们学习。”

杨玉良也认为，全校教师更应该学习谢希德的是对待学生、对待学术的严谨态度，“相比较以前的话，我们是有所淡漠，学术精神是有所消减的。”杨玉良强调，不管是一个学者，还是一个干部，乃至是一个校领导，都应该用一种严谨的态度对待学生、对待学术。他提到，早在1991年的时候，有一次教育部在复旦开了一个会，当时讨论的主题是“年轻教授已经不进图书馆了”，“当时就有这样的情况了，尽管引起了注意，但是注意得不够。这种情况出来之后，对学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如果导师本身在学术上不严谨，导师对学生的论文批改等各方面不认真，如果学生发表论文，导师只知道在上面署个名的话，那危险的后果是不难想象的。”

第四篇：官员警卫制度反思

官员警卫制度反思：当公民路遇“领导”

很有意思，不得不说，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旧时官家出巡，不免要有前呼后拥的仪仗，锣鼓喧天的动静，层层森严的保卫，鞍前马后的接应。排场不小，那为的是官家的威严，是公权力自身的展示，是通过仪式所施加给小民的符号暴力。大人驾临，哪个小民敢去惊扰官驾呢，还不立刻纷纷退下。如果反应慢的，手脚不利索，等还不没明白情况，说不定就被一干官差上来就地拿下了，等着被办一个“惊驾”的罪名。前不久，北京律师周泽就一不小心，“惊驾”了。

10月16日下午，在汶川出差的周律师与朋友参观映秀震区在建工程时，一青年突然上前要求其“走开”，并称有领导要来。此时，周的朋友看到一行官员走出，当即拍下照片。该男子要求删除照片。周律师上前理论，多名便衣男子用毛巾捂住周的嘴并反扭胳膊将其用手铐铐住后强行拖走。事后，证明是本地警方所为。周律师在自己的微博上公布了这一情况，引起了媒体的关注。通过人肉搜索，发现此次莅临的领导是四川财政厅陪同下的财政部某官员。虽然事情发生到今天，后续的情况发展似乎是令人满意的。微博的曝光与媒体的关注，不只令公安机关向周律师赔礼道歉，四名相关的警员还将受到处分。然而网友质疑之声并没有被平息，涉事领导的级别似乎与此次的警卫级别不相称。笔者也对这个问题更感兴趣。碰巧，今年温总理来北大时，我生平第一次见识了传说中的“一级警卫加强”，切身的感受让我对官员警卫制度不禁产生了一些疑问。当时，也有一位可能是上访的中年妇女与周律师有着相同的遭遇：还只是远远地被隔离在人群的外围，大叫了一声“温总理，我有……”，就立刻被警卫人员直接“驾起来”迅速脱离现场了。但是，或许会有不少人会采取另一种态度来对待后一种情况。或许这样的强制驾出是必要的，因为重要政府官员的安保工作，在任何国家，其必要性都是得到肯定的。

高级政府官员，因为他们肩负着重要的政治责任，他们执行法律，制定政策，了解信息，及时作出调整应对，妥善处理公共问题，应对突发事件。可以说，优秀的政府官员，也是一笔可观的公共财富，其自身就是非常重要的行政资源。尤其随着政府机关间网络化与层级化关系的发展，部门领导人将是行政神经网络的重要节点，其地位类似于神经元。行政机关的有效回应性、行政组织自身的效率性，不得不严重依赖“神经元”的选择、判断与协调功能。而一旦出现意外，其负所责工作之再建或恢复无疑会是一笔不小的成本。这样，花上纳税人一点钱，作为一种风险管理的手段，就当是为公众获得良好政府之治理的连续性与稳定性交了一笔保费，为防范万一与非常之状况，组织好警卫工作本来是自然之理。

必要性虽然得以证成，但中国的情况是仅仅这样的说明，政府似乎就觉得可以对人民有个交代了。剩下的事，怎么编制预算，花多少钱是合理的，具体怎么制度安排，需要采取哪些手段，比如是否只要一有被认定“异常”的情况就当即拿下，或者直接“就地正法”，那就是政府的“自留地”了，是纳税人不能进的小屋啊。领导自己决定怎么安排自己的保卫工作，这是否合理呢？或者我们是否可以相信，领导绝对是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自己客观的安全形势与潜在的风险情况来花纳税人的钱的，他们自己制定的保卫措施即使非常严厉但对于保护自己的安全而言也是非常必要的。笔者不禁想起自己的经历。虽然温总理与扮演群众的学生干部互动良好，我想给电视机前的观众们一定呈现了一幅非常和谐融洽的景象。但如我这样的真正群众就只能被挡在图书馆外了，事前没有任何通知说总理来后图书馆禁止出入，导致不只我一个人在内的许多同学没能事先调整好自己的安排，一些人急着取东西出来也只能在“一级警卫”的强大阵容面前白费口舌了。（或许应该用毛巾塞住这些学生的嘴巴？）图书馆被挡在门外的人们，心里可一点也不“和谐”。我们的生活秩序被打乱了，没法和谐。不知道是不是担心北大的学生里有人会对总理做出危险举动，但图书馆那么大，总理所在的位置其实也就一张椅子大小，为了保护总理一人有必要把安全控制范围限定在整个图书馆以至于我们都被挡在门外么？或许也就是仅仅担心我们惊了驾，样子不好看吧。不知道，政府没有任何理由。目前据我所知，规范警卫工作的只有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警卫工作规定》。大致内容可能包括外宾警卫、领导人警卫和重大活动警卫三个部分。但这一规定的具体内容据说是秘密。我想对于安全保卫工作，应当有一定的保密性。否则，保卫工作完全公开，显然就是在潜在的破坏者面前暴露了自己，向“敌人”展示自己的弱点了。但其实真正应该保密的是每一次警卫工作的具体安排，而不是比较方向性、体制性的法律规定。公开该文件，就是公开行政机关与相对人的权利义务，而不是具体的警力安置数量，空间配置范围，遇险时的应急预案等等。这些完全可以规定在公安机关内部的指导性文件上。甚至只是可以形成口头的安排，具体情况具体处理，丝毫不会影响警卫工作的实效性、保密性与灵活性。但如果不公开，或者从源头上说，如果这一警卫制度的设立不需要经过人民代表的财政监督与法律监督，不需要权衡成本与风险，不需要合理的规范警卫工作必然会用到的强制性手段，不告知公民如果一不小心路遇“领导”、被认定惊了“銮驾”而遭受到了人身或者财产伤害时是否有权利向法院请求何种之救济，而是由行政机关自我设置、自我授权，那么真的就与旧时的官老爷出巡没什么分别了，就与封建制没什么分别了。因为我们确信，这一制度设计本身，只考虑了官员的安全需要，而公民的权利与人格尊严则被弃置道旁了。在官员的人身安全面前，所有公民已经被默认为恐怖分子，你们的人身安全只不过是警卫们可以随时处置的对象。

问题不止集中于警卫工作立法有待公开化，有待财政监督与法律监督，有待公民权利的申明与保护与相关行政强制权的合理规范。或许更值得关注的，就像周律师的遭遇一样，是警卫工作的严重混乱。目前，许多地方公安机关根据中央的《警卫工作规定》制定了具体的执行性规定。这些五花八门的地方规定，本身是否合理，是否不当的加强了强制手段就很可疑。而且，由于中国政府体制这种实际上由上而下的授权关系，下级仰赖上级领导的提携关照，需要向上级殷勤献媚，或者也是畏惧监督，害怕领导视察时真的遇见直叩轿门上告的群众，或者是为了领导视察清除视野障碍，方便领导能专心聆听工作汇报，把闲杂人等一并驱散等等理由，本来只是为了保卫官员人身安全的警卫制度给了下级政府实现这些目标的“合法”手段。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危险，或许根本就没人知道这是什么领导，也不会去叨扰他们和“群众演员”在摄像机镜头前照事先预定的脚本摆造型做戏。但是出于各种目的，警卫制度被用起来给领导清场、开路了，把前来视察的领导与人民隔绝起来，所谓的视察民情，大概就是看看经过清场开路，已经空无一人的民情世情吧。警卫制度的发展，向我们展示了公共权力异化的又一生动个案。当我们被莫名其妙的压服，口中被强行塞入毛巾，被人身控制并丧失行动自由和安全，而仅仅是为了另外一个人的行动自由和安全时，那一刻，人们心中无疑会感受到最为深切的不平等。除非有一个能让人认可的理由，能有诉诸正义之裁决的机会，否则人民政府的光辉形象就会在我们心中轰然倒塌。我们再次看到，权力还是在时不时地挤压着法治的生存空间。当公民路遇“领导”时，我们发现，公民的权利是依然还是这样脆弱与无助。唯一可以值得庆慰的，或许就是法治国家与人权保护已经载入了我们的宪法之中，成为共和国向他的人民宣示的最根本的政治信条。当未来我们主张公民的权利需要某些制度的完善甚至重整才能加以保护时，我们可以确信自己并不理亏，我们应当确信自己底气十足。

第五篇：百姓一个电话“官员”办公到家

百姓一个电话“官员”办公到家

———喜看徐州四级便民服务中心覆盖城乡

日前，铜山县茅村镇养殖大户孙龙需要办养殖证，他给镇便民服务中心打了一个电话，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足不出户就可以把养殖证办下来了。他感慨地说，以前办这个证得自己到县里跑好几趟，现在不需要了，打一个电话，代办员就上门把资料拿走，几天就给办好送来了。

据了解，在全市像这样的便民服务中心已形成了市、县（市、区）、镇（街道）、村（社区）四级便民服务网，实现了“一站式”办公、“一条龙”服务、“一个窗口对外”，徐州日益完善的四级便民服务网，让群众少跑路甚至不跑路就能办成事。目前，全市已有58个街道和乡镇建立了便民服务中心，170个社区和466个村建立了便民服务室。

城乡群众办事更方便了

“以前得等20多天，可能都不一定会办好，跑到办事处找这个口，找那个口，特别不方便。现在不用跑远路了，方便很了。”鼓楼区琵琶街道居民张望远，到社区服务中心办理户籍证明，他把需要的材料交给工作人员后，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第二天就通知他来领证明了。让张师傅感到更舒心的是，社区服务中心设立了首问负责制和一站式服务。在服务大厅里，11个服务窗口各司其职，不论是就业、医保等行政审批和事业服务，还是家政中介等社会服务，居民到了一站式服务窗口，就会有专人代办、集中受理，并在限定时间内办结。家门口的便民服务中心让城区居民事事便利，村镇服务中心实施的代办员制度，同样让农民朋友享受到零距离的贴心服务。铜山县茅村镇便民服务中心考虑到农村群众大多居住分散，距离镇中心较远，从今年3月份开始实施代办员制度，抽调10多名中心人员将一站式服务延伸到田间地头，使群众少跑路甚至不跑路就能办成事。

党员干部重为民服务了

记者在市区的各街道社区了解到，“争当五星书记、建设和谐社区”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各街道社区普遍设立了“党员社区服务中心”，把优质服务的平台搭建到每一个住户的家门口，把服务中心建设成为党组织了解民情民意、服务党员群众、凝聚党心民心的重要窗口。每个服务中心都有十分完善的服务功能，小到房屋维修，医疗保健，缴纳水、电费；大到办理就业、医保、养老保险、低保手续、民事纠纷调处，几乎涵盖了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城区，我市还开展以培养党员干部自主创业为主题的“双培双进”活动，已建立起109个培训基地和创业基地，6930名党员接受了创业培训，创业人员达5700多人。据了解，目前活跃在徐州城乡的“党员创业大军”已超过10万人，由于带头创业和促民创富的能力强，他们已成为建设“小康徐州”各路大军中最富激情和最具感召力的队伍。

基层组织功能放大了

从去年起，我市已在114个镇、2200多个行政村建立起农村党员三级服务网络。即在镇一级设立以党员为责任主体的党务政务便民服务中心，在行政村设立党员为民服务代办点，在村民小组建立党员为民服务代办员队伍，为全市农民群众提供包括党费缴纳、户籍登记、宅基地审批、涉农补贴发放等各项内容的全方位、一站式直接服务和代办服务。目前，全市已建立镇级党务政务服务中心106个，村级为民服务代办站862个，配备为民服务代理员4300余名。

同时，我市各级党组织还通过公开竞选、公推公选等形式，选拔和培养村级干部及后备干部。针对一些经济薄弱村基础差、村支部战斗力不强的情况，我市还大力开展强弱村结对共建活动，通过强村在发展理念、项目、资金、人才等方面给予的帮助，一批后进村也迎头赶上，一批新农村建设的带头人迅速成长起来。

（原载《徐州日报》2008年10月11日二版头条 获徐州市好新闻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