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西方的比喻之异

第一篇：浅谈中西方的比喻之异

浅谈中西方的比喻之异

比喻，是一种常用的修辞手法，是人类运用联想和想象，根据事物间的相似点，以甲事物来描写或说明乙事物的一种修辞方式和表现手法，它是一个古老而有生命力的思维模式和语言艺术手段。修辞中的比喻在中西方文化差异上表现的尤为鲜明和集中，与其他修辞方式和表现手法相比，它的使用频率之高，表达效果之显著，可以称得上是之“最”的。它的形式灵活多样，使用范围宽广，具有“全球性”，具有多种表现功能和表达效果。古往今来，各色各样的比喻一向为人们所广泛应用，成为语言艺术手段中的佼佼者，无怪乎我国著名作家秦牧称赞比喻是“语言艺术中的艺术”，古希腊的修辞学家亚里士多德也曾把比喻说成是“天才的标识”。但由于文化差异的缘故，不同民族在运用比喻时，同一比喻所产生的喻意又不尽相同。以本国文化的接受心理去调整或修饰异国文辞，难免会削足适履，导致文化冲突。本文就从自然现象和动植物、颜色及神话典故、成语谚语、宗教文化四种喻体加以阐述，旨在论述跨文化交际中中西方的比喻之异。

一、以自然现象和动植物作为喻体

大千世界，宇宙之间，斗转星移，日月经天，风雨交加，雷鸣电闪，火山爆发，地动山摇，海市蜃楼，潮涨潮落等等，这些种种的自然现象均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共同认知对象。这类自然现象对于人类来说，无古今之别，疆域之异，加之客观自然规律具有相对恒一性，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必然有类似的认识经验。因此，尽管不同民族用自然现象作为喻体的语境不同，传递的情感有异，但基于共同的认知经验，人们对这种比喻的接受心理大体相同。比如：a thunder of applause（雷鸣般的掌声）、at lightning speed(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Sit on a volcano(处境危险)、The tide turns(潮流总是会变的)、Fish up the moon in the water(水中捞月)、Push the boat with the current(顺水推舟)。显然，这种全球性的喻体不会因为生态环境的不同而产生误解。然而，当这种全球性的喻体与民族特定的心理因素、文化背景结下不解之缘，在跨文化的言语交际中就会产生附加在文字信息上的“超语言信息”，也即是“文化信息”。

不同的民族对于对世界有不同的观察视角和思维，不同的文化中存在许多冲突或不一致的比喻。比较典型的是“龙”。众所周知，在汉语言文化里，龙是皇帝的代表，是高贵、神圣的象征，汉民族传说中的龙能够呼风唤雨，来无踪，去无影，神秘莫测，令人敬畏，所以龙在汉语言文化里是威严、威武的象征。与之相应的许多与龙有关的词汇也就因此而染上了高贵、神圣的色彩，诸如“真龙天子”、“龙宫”、“龙颜”、“龙袍”、“望子成龙”、“人中龙凤”等等。但是，在西方文化里，龙却是一个凶残肆虐、邪恶的、会喷云吐雾的、应该被消灭的怪物，在《圣经》中，龙既是恶魔，又是邪恶和恐怖的象征，有凶恶可怕的含义。一些描写圣徒和英雄的传说都讲到了与龙这种怪物的斗争，并以龙的被杀为结局，如英国古代英雄史诗《贝奥武甫》、德国古达史诗《尼伯龙根之歌》等，都有关于主人公杀死龙的描写，并以此突出主人公的丰功伟绩。在俄罗斯也有关于英雄剪除三头凶龙的传说。因此，当中国人无不自豪地宣称自己是“龙的传人”时，西方人听了这句话就未必能体会到其中的自豪之情。同一比喻在不同文化里各有寓意，两种文化对“龙”赋予了不同内涵。

又如，在汉民文化里，“狗”多数是一个受到鄙视、诅咒的对象，与“狗”有关的词语几乎都带有贬义，如走狗、赖皮狗、狗东西、狗胆包天、狗急跳墙、狗血喷头、狗眼看人低、狗仗人势、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等等不一而足。但是在西方文化里，狗确是“人之良友”，“地位”要高很多。比方说，当一个人碰到好运时，人们会对他说You are a lucky dog(你是一条幸运的狗)；当某人感到累时，他会说自己“像狗一样累坏了”（dog-tired）；当某人感到自己上了年纪，学不会新东西时，他会说I’m too old dog to learn new tricks(我这条狗太老了，学不会新玩意了)；Every dog has his day(每一条狗都有出头的一天，即人人都有得意之时)；以狗喻人，却无贬义，Give a dog a bad name and hang him(给狗一个坏名声并把它吊死，也即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另外一个动物—孔雀也是如此，孔雀在中国文化里是吉祥、美丽的象征，尤其是傣族人跳孔雀舞以表达自己美好的愿望，汉语中若将人比喻为孔雀，则意味着美丽轻盈。但英语中peacock（孔雀）是骄傲的象征，常指狂妄、爱炫耀的人，如：They were eager to take the young peacock down a peg.(他们非常想压一压那个年轻的狂妄家伙的气势。)；在汉民族文化中，蝙蝠是吉祥、健康、幸福的象征，但在西方文化里蝙蝠并没有给人以好感，相反，它是一个丑陋、凶恶、吸血动物的形象，与蝙蝠有关的词语大多带有贬义，像as blind as a bat(瞎得像蝙蝠一样，有眼无珠)，crazy as a bat(疯得像蝙蝠)，have bates in the belfry(发痴，异想天开)等；海燕，当代中国人把它当作学习的榜样，但在西方文化里，海燕却是一个“预示灾难、纠纷、暴力行动即将出现的人或幸灾乐祸的人”，两者相差，不啻天壤之别。

再如西风，对英国人来说，因为带来温暖和雨水，所以对它很有好感，著名诗人雪莱还有《西风颂》的名篇传世；但对中国来说，它是“寒冷”“严冬”的代名词，因此对之并无好感。

二、以颜色作为喻体

人类世界，千姿百态，青山绿水，白云蓝天，草木有别，花卉各异，飞禽走兽，色彩斑斓，光怪陆离，“赤橙黄绿青蓝紫”如一条五光十色的彩带为人类编织出光彩夺目的生态环境。由于人类具有相同的生理机制和视觉神经系统，对颜色刺激的感受从理论上是无实质的区别，由此而产生的比喻有相近之处实属情理之中。如：in black and white 白纸黑字，call black white 颠倒黑白，go to the green wood 去当绿林好汉，give sb green light 给某人开绿灯。然而，人们对自然界中颜色的感受，往往与光谱学家观察颜色所获得的感受大不相同。在日常生活中，颜色不仅能刺激人的视觉神经，而且会触发人的不同情趣，给人以冷暖、兴奋或压抑等不同的感受，这颇类似修辞学中的通感。因此，不同民族由于生活环境，心理因素迥异、观察角度不同，对颜色的感受往往不尽相同，从而导致喻义差异。

中国人用红色象征无产阶级革命，其喻义从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所著的“Red star over China”可见一斑。但西方人却从牛的文化传统中深感“红色”为不祥之兆（red for danger），因此斗牛士用来激怒牛的红布（red－rag/red－flag）被喻为“令人恼怒的事物”，红色进而成了“政治上激进”（the Random House Dictionary）的代名词。在中国，一旦有人官运亨通，飞黄腾达，红得发紫，周围之眼“红”者大有人在，但英美人却用“green with envy”来形容人的妒忌之心。值得注意的是，英语中的“red”虽和汉语中的“红人”无缘，但purple 却和汉语中的“紫色”有异曲同工之妙，“be raised to the purple”就有走红的涵义。这是因为西方的帝王和主教有穿紫袍的传统，紫袍加身意味着上升到显赫地位，“紫色”因而被喻为“帝位、显位”。不过，汉语中“紫色”的这种喻义源于“红得发紫”，表示“红”的程度。而英文中的purple 单独使用时却无这种含义，因而在上述汉语的语境中，不能用英文的“purple”来取代汉语中的“紫色”。这说明汉语中的“紫”与英文中的“purple”异中有同，同中存异。

由此可见，以颜色作为喻体的用法和不同民族的心理因素，文化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在跨文化的言语交际中，见“红”则译为“red”，见“绿”则译成“green”，就难免导致文化冲突。不过也不能走极端，认为凡颜色词必有潜藏的文化信息。例如拜伦的《唐璜》中有下列两行诗：

我记得大列颠的海岸显赫得雪白

但几乎其它每个国家的海岸显得蔚蓝

不少中国读者曾对诗中的“雪白”感到惑然，百思不得其解，还以为“白色”在英语中有特殊的喻义。其实，略具英国地理知识者，就知道此处的“白色海岸”乃是因为多佛尔海岸为白垩石之故。

三、以神话典故、成语谚语为喻体

提及神话，人们自然会想到历史文化源远流长的希腊民族和古罗马。他们在建设自己文化的过程中，不仅创造了众多的神话故事，而且为世界文学提供了宝贵的语言材料。“Achille’sheel、the Procrustean bed、Laocoon、the Muses、Jupiter”等等，已成为不同民族经常引用的神话典故。汉民族的神话虽远不及希腊和古罗马神话发达，但汉民族在5000 多年的文明演进中，也创造了大量具有民族特色的典故，如“叶公好龙”、“刻舟求剑”、“女娲补天”、“牛郎织女”等等。就修辞效果而言，这些典故堪与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典故相媲美。但不论什么民族的典故，故与创造典故的语言环境、社会风貌、生活习俗、历史变迁、文化传统等密不可分。

赵景深的“牛奶路”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很多文学家、批评家把“牛奶路”视作中国翻译界笑谈的对象。但人们往往只注意从天文学的角度把the Milky Way 的理性内涵与galaxy（银河）相提并论，却忽视了希腊神话中的“the Milky Way”和汉语中的“银河”所传递的文化信息有径庭之处。在文学作品中，汉语中“银河”常会使人联想到汉民族牛郎织女的神话爱情故事，“银河”在人们的想象中是一条水深浪急，无法逾越的天堑。可是，在希腊神话中the Milky Way 既可指Hera 在Heracles 喂奶时滴下的奶汁凝成一条路，又可指人间通往宙斯宫殿的一条乳白色大道。可见，汉民族中银河的特征是有水的“天河”，而英语中的the Milky way 则是陆地上乳白色的“路”。这种文化信息差异很容易被中国人忽视。

又如，不同语言中的成语、谚语作为喻体，也总是带有特定的民族文化色彩的，只不过有时比较明显，有时比较隐晦罢了。汉语中形容某人瘦，说“他瘦得像猴子”，英语中却说“瘦得像影子”(asthinasa shadow)；汉语中形容某人穷，说“他穷得像叫化子”，英语中却说“穷得像教堂里的耗子”(as poor as a church mouse)；汉语中说“挥金如土”、“水底捞月”，相应的英语却是to spend money like water（花钱如流水）和fishing in the air(空中钓鱼)。

在谚语中，汉语喻凡事皆有原因，说成“无风不起浪”，英语（包括俄、法语也是如此）却说成“无火不冒烟”（No smoke without fire）；汉语中说“一国三公”，喻“管事的人太多反而把事情弄糟”，英语却说成Too many cooks spoil the broth（厨师太多难做汤）；汉语中描写事物发展迅速、日新月异的景象，爱用“雨后春笋”作比喻，俄语中却用“雨后蘑菇”作比，英语也用蘑菇作比，如the mushroom growth of（像蘑菇般地成长），spring up like mushrooms（像蘑菇般地涌现）；汉语中的“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却比英语中的Better an open enemy, than a false friend（宁要公开的敌人，不要伪装的朋友）更为形象、生动。

四、宗教文化引起的差异

宗教文化也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指的是由民族的宗教信仰、意识等所形成的文化,《圣经》中的典故，其语用特征和意义已经成为西方人日常生活中的用语。例如，power of the keys（天国的钥匙；教皇的权利），in the right church，but in the wrong pew（总的来说是对的，但是细节上不对）等等。而中国文化多受佛教道教儒教的影响,所以汉语中也有许多相关的隐语。如“借花献佛”;“临时抱佛脚”;“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等等。正是由于文化的多样性，造成中西方比喻的差异。这种差异给跨文化交际带来了影响。作为学外语的学生来说，不了解比喻的差异，就会在言语上犯错误，有时误把好言当成恶语，引起谈话双方或一方的不快；有时候又把嘲讽当成是称赞。当一种语言的母语操作者不了解另外一种语言中包含的文化差异时，往往很难对这种语言所传达的意思做出准确的理解，给跨文化交流造成困难。现代化的进程加速了精神和物质产品的流通，将各个民族纳入到一个共同的“地球村”中。跨文化交际成为每个民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参考文献

[1]顾嘉祖、陆昇主编.语言与文化[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2]李瑞华主编.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3]温宾利.当代句法学导论[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4]徐烈炯.生成语法理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5]李济中著.比喻论析[M].河北：河北大学出版社.1995.[6]马茂元、赵昌平选注.唐诗三百首新编[M].湖南：岳麓书社.1996.[7]《中国科技信息》2009年第10期

[8]周玉忠著.英汉语言文化差异对比研究[M].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

第二篇：论中西方酒文化的异向

论中西方酒文化的异向

摘要：酒伴随着人类，走过了悠悠的岁月，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酝酿出了悠久灿烂的酒文化。中西方对酒的喜爱虽然相同，但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却造成了中国人和西方人欣赏酒的角度有所不同，文化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阶层，不同的人们，甚至不同的心情当中被理解的程度，方式也不同。饮酒不是就饮酒而饮酒，它也是在饮文化。关键词：酒文化 酒种 酒的酿造 酒具 饮酒礼仪 核心文化 饮酒方式 饮酒目的

一、酒文化——

在酒文化起源上,中西方的看法完全不同。中国人一向主张“人造酒说”,而西方则普遍认为酒是由神创造的

中国关于酒的起源有多种，《战国策》中言:“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酒诰》中言:“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或云仪狄,一曰杜康。”民间更是流传着多个版本关于酒的起源的传说。而无论是记载还是传说都将酒作为一种人造的佳酿。

而在西方酒被认为是酒神赐予人们的礼物，也是人们丰收的象征。

说到中国酒文化的优良传统，就不得不提到酒与诗的密切关系，诗赋予酒的是全新的诠释，使酒文化源源流长，根深叶茂。从古至今不知多少文人墨士借酒写出流传至今的好诗篇，抒发了自己或喜或忧的感情，描绘了很多让人流连忘返的美景。如：“葡萄美酒夜光杯”的景色，“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洒脱，“莫使金樽空对月”的气概，“酒逢知己千杯少”的喜悦，“酒不醉人人自醉”的意境，“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妙喻，“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无奈，“牧童遥指杏花村”的悲伤，还有《祝酒歌》的豪放，《酒神曲》的粗犷……

二、酒种的不同

中国: 粮食酒中国酿酒原料主要有小麦、高粱和粟、稻谷。

西方: 葡萄酿制酒在西方众多的酒中，最具特色、最著名的属于发酵酒的葡萄酒和属于蒸馏酒的白兰地，它们用的几乎是百分之百的葡萄

三、酿造工艺的差异

在酒的酿造工艺上,中国讲究料、水、曲三者统一,采用固态与半固态、复式发酵方法。西方主要以葡萄为原料,重在讲究料为核心、桶和窖为保障,采用液态、单式发酵方法。在葡萄酒的酿造过程中,葡萄起最重要的主导作用,人的劳动则起到重要的辅助作用。

四、酒具的差异——

中国酒器种类的繁多不仅仅是因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更是由于封建等级制度的需要，通过不同的酒器来代表不同的身份。酒器就和古代官服一样被分成三六九等，打上了等级的标签。不同的人使不同的酒器，酒器的存在就是为了辨别和突出喝酒之人的身份。

西方国家的酒器也有多种，但不同种类的杯子只是分工不同，如鸡尾酒杯，白兰地酒杯，香槟浅碟杯，酸性酒杯，白葡萄酒杯等。并无区别身份的功能。

五、核心文化的差异

中国: 醉翁之意不在酒。许多中国人认为, 酒是一种供人使用的工具,中国人虽然十分热爱它、经常使用它,但很少注重酒本身,缺少对美酒进行科学而系统的理性分析和品评、鉴别,更在意的是使用它以后产生的美妙作用,在于“味外之味”。

西方: 醉翁之意就在酒。在不少西方人眼里，酒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品，拥有魅力和生命，而葡萄酒更是其中的代表。对于西方人而言，醉翁之意就在酒，在酒的“味内之味”。

六、饮酒礼仪的不同

中国人饮酒十分注重礼仪。酒礼就是人们喝酒的行为规范、规矩、礼节行为等，如“敬酒”、“劝酒”。

西方也有自己的一套饮酒礼仪。敬酒一般选择在主菜吃完、甜菜未上之间。敬酒时将杯子高举齐眼，并注视对方，且最少要喝一口酒，以示敬意，但不一定喝光，也从不劝酒。从饮酒礼仪上来看，中西方的酒文化有大差异。中国人饮酒重视的是人，要看和谁喝，要的是饮酒的气氛；西方人饮酒重视的酒，要看喝什么酒，要的是充分享受酒的美味。

七、饮酒方式

中国人喝酒一般是典型的集体主义，呼朋引伴，开怀畅饮，在遇上喜庆节假时尤其如此。除非借酒消愁或者是嗜酒如命，否则很少见到单独饮酒作乐的。人们更倾向于制造饮酒的气氛。而西方酒文化是个人主义，虽然也有群聚而饮，把酒狂欢，却更注重个人对于酒的浅尝独酌；他们注重酒的多样化、个性化，突出酿酒师的作用。

八、饮酒的目的不同

西方: 借酒纵欲。受酒神文化的影响西方人喝酒方式往往是牛饮,追求的是速醉、醉昏,一种生命的狂欢与纵欲

中国: 酒中忘欲。历来中国人饮酒不是为了狂欢,而是为了尽兴,旨在追求进入一种微醺的醉境, 追求一种“酒趣”。人们借酒只是为了或抒发自己清醒时不能或不敢抒发的情感,或忘却现世的烦恼,或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或抒发自己的理想抱负。再者中国的礼教也不允许人们饮酒采取豪饮、“牛饮”的方式,而是主张浅斟低酌,适可而止 总结

总之，中国酒文化与西方酒文化各有特色。比较中西方酒文化，可以发现，酒文化之间的差异其实就是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对于中西酒文化的不同理解，关键在于能够使酒文化得到最充分的发展，更好的为我们服务，这就需要中西酒文化相互融合。但只有遵守中西方酒文化的异同，才能在与西方民族交往时充分发挥酒在交往中应起的作用，以更好、更快的达到预期效果。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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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康明官．酒文化问答[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3．（6）张向持．酒煮中国[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7）向春阶等．酒文化[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8）万伟成．中和，中国传统酒道之美学阐释[J]．酿酒科技。2008．(11)．（9）汉‘刘向所著《战国策·魏策》（10）唐诗宋词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唐—王翰《凉州词》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汉—曹操《短歌行》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唐—李白《将进酒》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北宋·苏东坡《水调歌头》

第三篇：中西方节日文化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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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节和独立日的比较

国庆纪念日是近代民族国家的一种特征，是伴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出现而出现的，并且变得尤为重要。它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标志，反映这个国家的国体和政体。国庆这种特殊纪念方式一旦成为新的、全民性的节日形式，便承载了反映这个国家、民族的凝聚力的功能。同时国庆日上的大规模庆典活动，也是政府动员与号召力的具体体现。显示力量、增强国民信心，体现凝聚力，发挥号召力，即为国庆庆典的三个基本特征。下面来看看中国国庆节和美国独立日各自的由来、发展和习俗。

（一）国庆节

1949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的纪念日。这里应该说明一点，在许多人的印象中，1949年的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数十万军民参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其实，人们头脑中的这一印象并不准确。因为，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典礼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而不是开国大典。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早在当年10月1日之前一个星期就已经宣布过了。当时也不叫“开国大典”，而是称作“开国盛典”。时间是1949年9月21日。这一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主任毛泽东在政协第一届会议上所致的开幕词中就已经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

那么10月1日的国庆又是怎么回事呢？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许广平发言说：“马叙伦委员请假不能来，他托我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应有国庆日，所以希望本会决定把10月1日定为国庆日。”毛泽东说“我们应作一提议，向政府建议，由政府决定。”1949年10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规定每年10月1日为国庆日，并以这一天作为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从此，每年的10月1日就成为全国各族人民隆重欢庆的节日了。每年的10月1日是中国的国庆节（National Day）。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赴后继，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北京3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典礼，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毛泽东主席庄严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亲自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毛主席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随即举行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朱德总司令检阅了海陆空军，并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肃清国民党一切残余武装，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日，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在天安门广场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实况广播。这是中国人民广播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实况广播，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同时广播。

1949年12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接受全国政协的建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决定每年10月1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伟大日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庆的庆祝形式曾几经变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1950─1959年），每年的国庆都举行大型庆典活动，同

时举行阅兵。1960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本着勤俭建国的方针，决定改革国庆制度。此后，自1960年至1970年，每年的国庆均在天安门前举行盛大的集会和群众游行活动，但未举行阅兵。1971年至1983年，每年的10月1日，北京都以大型的联欢活动等其他形式庆祝国庆，未进行群众游行。1984年，国庆35周年，举行了盛大的国庆阅兵和群众庆祝游行。在此后的十几年间，均采用其他形式庆祝国庆，未再举行国庆阅兵式和群众庆祝游行。1999年10月1日，国庆50周年，举行了盛大国庆阅兵式和群众庆祝游行。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20世纪举行的最后一次盛大国庆庆典。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国庆庆典上共进行过14次阅兵。分别是1949年至1959年间的11次和1984年国庆35周年、1999年国庆50周年、2009年国庆60周年的三次。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2009年10月1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活动。

（二）独立日

美国位于北美洲南部，原是印第安人的聚居地。从15世纪末起，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开始向北美洲移民。17世纪到18世纪前半期，英国在北美大西洋沿岸建立了13个殖民地，并加强了对殖民地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激起了当地人民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反抗。1775年，北美13个殖民地的人民开始掀起推翻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组成了“大陆军”，由乔治·华盛顿任总司令。1776年7月4日，殖民地代表在费城召开了第二次大陆会议，通过了《独立宣言》，正式宣布建立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是英属北美殖民地人民宣告独立的纲领性文件，马克思称赞它是“第一个人权宣言”。《独立宣言》向全世界宣告：“联合一致的殖民地从此是自由和独立的国家”。《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人士托马斯·杰斐逊。来自各殖民地的56位代表在《宣言》上签了字。宣言的标题是《美利坚十三国联合邦的一致宣言》。《宣言》全文约2500字，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阐明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原则，提出了著名的人权原则，《宣言》指出：“人类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第二部分谴责英国殖民当局的种种暴政。第三部分宣告13个殖民地独立，建立独立国家，断绝与英国的一切政治关系。《独立宣言》反映了北美殖民地人民争取自由独立的愿望，激发了美国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极大地鼓舞了各阶层群众奋起参加独立战争。《独立宣言》对争取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推动后来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特别是法国大革命及法国的《人权宣言》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独立宣言》发表以后第5年的9月，英国军队主力在约克镇被击溃，被迫同美国讲和，并于1783年签订《巴黎和约》，正式承认13个殖民地脱离英国独立。美洲出现了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后来，7月4日被定为美国国庆日。每年的这一天，在美国各地都举行隆重的盛典，进行歌舞、体育、游行等活动。早期的独立日庆祝活动主要是游行和演讲，有时还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以后增加了体育比赛等户外活动。有一个时期，美国人民燃放鞭炮、烟火庆贺国庆，20世纪以后，政府为防止发生人身事故和火灾明令取消了这种形式。每年的独立日这一天，全美大小教堂钟声齐鸣，而头一个敲响的是费城的自由钟。

7月4日是美国的独立纪念日。这一天，举国欢腾，万家同乐，展现着

美国人民的爱国热诚。美国开国元勋约翰·亚当斯(JohnAdams)说，这个节日将成为重大的周年庆典，人们应铭记这个获得解放的日子……从东岸到西岸，从现在直到永远，都应该举行盛大庆典和游行，都应该通过表演、娱乐、体育竞赛、放礼炮、鸣钟、放烟火和张灯结彩，隆重庆祝这个日子。7月4日也是一个重要的公民日，体现深植于英-美政治自由的传统。每年，大批游人会在独立日前后拥到国家草坪广场(NationalMall)──即美国国会山与华盛顿纪念碑之间的大草坪，参加一向在7月4日前后两个周末举行的史密森民间艺术节(SmithsonianFolklifeFestival)。今年的民间艺术节展示不丹国的文化风情，得克萨斯州的音乐、饮食和葡萄酒，以及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发展史。2007年民间艺术节的国际文化主题曾是湄公河流域国家和北爱尔兰。在7月4日这天，从首都的国家大草坪到地方城市公园，全美各地普遍举办大大小小的烟火晚会。在纽约市，梅西百货公司(Macy'sdepartmentstore)赞助的独立日烟火燃放活动已有31年历史，号称是美国7月4日最大规模的烟火表演。梅西30分钟的2008年烟火晚会将燃放35000枚礼花弹，由停泊在东河(EastRiver)和纽约港的6艘驳船发射。据梅西估计，将有300多万人直接观看。近年来这项活动一直得到全国电视转播。7月4日也是家庭欢庆的日子。人们通常到郊外野餐或者在户外烤肉。美国的7月夏日炎炎，成千上万美国人会利用这段时间去海滩或其他度假场所避暑。美国的很多法定假日固定在星期一或星期五，但独立纪念日例外。很多上班族会利用年假让自己享受一个长周末。有时，一些重要的公共工程选择在7月4日开工。伊利运河(ErieCanal)、华盛顿纪念碑(WashingtonMonument)及美国第一条铁路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BaltimoreandOhioRailroad)都是在7月4日破土动工，从而让这些改善民生的工程更具象征意义。

独立日在美国是一个相当热闹的节日，每逢这一天，全美大大小小的教堂钟声齐鸣，以纪念美国独立。首先敲响的是费城自由钟。美国人民总是以各种方式表达着喜庆。美国的独立日，与宗教、民俗节日一样隆重，老百姓在节日前清洁院落，装饰家居，悬挂国旗。美国人庆祝国庆的一个很大特点，是民众自发参与程度很高。到了这天，不用联邦政府动员号召，一些地方和非政府组织或者社区机构，都会组织一些仪式性的活动，比如花车巡游、燃放焰火等，举行各种露天艺术Show（表演），普通美国人也非常乐于参加。早期独立日的庆祝活动主要是游行和演讲，并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后来又增加了户外活动、体育比赛等项目。燃放爆竹、烟火的活动一度也十分流行，20世纪后才被取消，以防发生危险。直到现在，各地居民自发地进行庆祝游行，有的扮作骑马的旧时牧师或坐着古式马车的贵族小姐举行化妆游行；有的组成家庭小乐队参加游行，还有的全家祖孙几辈载歌载舞，边舞边行。各种彩车、模型车、杂技车和小孩玩具车同欢乐的人群一起排成浩浩荡荡的队伍前途，景象十分壮观游行结束，人们往往聚在公园或公共场所共同欢度节日。在一片乐曲声中，人们或翩翩起舞，或席地野餐，商人们忙着叫卖纪念品，政客们乘机进行竞选演说，孩子们则在草地上做各种游戏，全美各地呈现出一派节日的欢乐景象。

第四篇：中西方旅行社销售渠道之比较

文章标题：中西方旅行社销售渠道之比较

中西方旅行社销售渠道之比较

旅行社销售渠道是指旅行社通过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方法，将旅游产品转移到最终消费者的途径。旅行社销售渠道的选择对于旅游产品的销售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旅行社作为供求关系的中介环节按照销售环节的多少可以划分为直接式渠道和间接式渠道。直接式渠道

是指旅游企业把旅游产品直接出售给消费者或使用者，中间不经过任何形式的商业企业、代理机构等中间环节转手的营销渠道结构。间接式渠道是指旅游产品从旅游企业转移到消费者或使用者的过程中，经过若干旅游中间商向旅游消费者推销的营销渠道。

目前，我国旅行社在经营国内旅行业务的时候一般是采取直接式渠道，通过组团社和接待社完成业务。在国际入境旅游业务中，由于关税壁垒、企业自身资金和技术的不足以及促销力度不够，知名度不大等原因，广泛采取的是间接销售渠道，主要有三种：

一、专营性渠道策略，在一个客源市场（国家或地区）内只找一家旅游批发商作为自己在那的独家代理或总代理。这种渠道策略销售成本低，且双方的合作关系稳定，但是会导致旅行社产品的市场覆盖面窄，市场风险大。

二、广泛性销售渠道策略。指通过经营商把产品广泛分派到各个零售商，以满足旅游消费者需求的一种渠道策略。其优点是销售范围广，联系面宽:缺点则是销售成本高，合作关系不稳定。

三、选择性销售渠道策略，即在一个市场上从众多的旅游中间商中，选择少数几家推销能力强、经营范围广、信誉度高且与旅行社较对口的中间商，设法同他们建立比较稳定的合作关系。其优点是销售成本低，市场覆盖面宽，合作关系稳定；缺点则是实施的难度大，具有一定的风险。现在，我国旅行社普遍感到客源不足，都希望和更多的外国旅行商建立关系，因此多采用广泛性销售渠道策略。采取这种销售渠道策略产生了很多不好的后果，需要我们注意很多的问题。

大体来说，西方旅游经营商推销其旅游项目有两种选择：一是通过零售旅行社销售；一是直接销售。一般较大的旅游经营商都是依靠旅游代理商来推销旅游商品的，按照惯例，旅游经营商与其委托的旅行代理商会签署一份正式的协议，他们互相支持与合作，对旅游产品进行促销。在西方，连锁旅行代理商的发展一直是旅游部门近年来的主要特点，它具有强大的价格优势，高科技管理优势和广告宣传优势。在营销策略上，旅游经营商和连锁旅行代理商都采用选择性的营销方式，这样能节约成本，实现利润最大化。以往直接销售一般会被一些限于一定地区或特定范围的经营商所采用。他们的规模较小，实力较弱，无力建立全国性的零售网络。但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市场营销观念的逐渐改变和旅游批发零售商的实力不断壮大，西方旅行社越来越多的涉及到直销领域，接受顾客的直接预订，向公众直销产品，他们直接与顾客互动接触，建立以顾客为中心的市场营销观念。

以上可以看出，我国旅行社与西方旅行社，由于市场机制、旅游需求发展水平以及企业的自身实力和市场营销观念和手段的不同，导致在销售渠道上差异有：一：我国旅行社的销售渠道选择比较单一和狭窄，表现在国内业务一般采取直接销售渠道，但由于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较少，直销力度效果较差，没有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在国际业务上采取间接的广泛性销售渠道，对于海外中间商有两种选择：一类是经营许多旅游目的地或者是兼营输出和输入客源业务的大旅行社；一类是专门经营中国生意的中小旅行社。但往往我们没有最佳的选择优势，对于这两种选择需要我们取舍得当。而西方旅行社的选择十分广泛灵活，它的旅游批发商选择销售渠道时十分谨慎，不断根据外部和自身的条件而变化，一般有实力选择最有利的零售代理商，而零售代理商的专业化经营也为供求双方同时节约了成本，同样具有选择的优势。并且较大的旅行经营商往往采取直接销售和间接销售并重的销售渠道策略。往往这些企业实力雄厚，直销效果较好。同时在间接销售上，销售方式也具有多样性，并且它涉及的中间商较多，关系较为密切，形成互相支持的优势。二：我国旅行社之间缺少良好的配合，它们之间缺乏双方合作销售的那种相对稳定的市场契约关系，呈水平一体化趋势，大多形成过度竞争的局面，使整个旅游市场呈现“小、弱、散、差”的局面，集中化程度不高。而西方旅行社之间的合作较为密切，以垂直分工体系为主，形成纵向一体化旅游企业集团。连锁旅行代理商的发展迅速，形成全方位的紧密联合。大的旅游批发商以其雄厚的资金技术优势，不断扩大自己的规模，形成生产、批发、零售一体化，形成自己的直销优势，从而控制整个旅游产品的销售渠道，实现销售渠道最短化。

当然中西方旅行社在销售渠道上还是有一定相同点的：两者都是直接销售渠道和间接销售渠道并用，只是侧重点和收到的效果有差异而已；两者都希望达到销售环节最少化，并不断往这个方向努力着;不可否认，两者的销售渠道选择都受到了现

第五篇：浅谈中西方制度伦理之比较

浅谈中西方制度伦理

之比较

学 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专 业：思想政治教育 姓 名：林 美 学 号：2009822081

浅谈中西方制度伦理之比较

林美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09822081）

摘 要：制度伦理站在制度与伦理有机统一的维度寻求二者之间的互补性优势，期待制度和伦理在社会生活变迁中发挥最优的约束与指导功能。中西两种不同的文化实体在制度伦理上也呈现出极大不同。在当今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我们应反思中西制度伦理的利弊得失,在比较中取长补短,加强我国的各项制度伦理建设,更好地加强制度建设。

关键词：中西；制度伦理；比较

前 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制度经济学逐渐传入我国,“制度伦理”这一概念随之舶来。实际上我国制度伦理的思想源远流长。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人生下来便处在伦理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伦理已完全制度化,而制度时时处处含有德性的意蕴。“制度伦理”虽是西方一个新兴名词,但“制度伦理”的思想在西方也历史悠久。从中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实体衍生出的制度各有千秋,制度伦理各有特色。

一、制度伦理的基本含义

制度是规范的集合，是对人的行为实施规范和约束的准则。它在设立时都蕴涵着一定的伦理精神，这就是制度伦理。制度伦理一般包括三个方面的涵义：其一，它是人们对一定制度所作的伦理判断。其二，它是存在于社会基本结构即经济、政治、法律等制度中的道德原则与伦理规范。其三，它是制度本身所蕴含的道德追求和价值理想。

二、对中西制度伦理的比较

(一)从人性论取向上对中西制度伦理比较

中西方传统知识分子对人性是善是恶各执己见。中国自先秦儒家开始,“人性本善”一直是主流,而西方表现为对“人性本恶”的认同。这不仅表现为基督教中的“原罪说”，也体现在西方哲学家“性恶论”的主张中。两种不同的人性论趋向，给中西社会制度的安排和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1，中国的性善论及其影响下的制度伦理 以儒家为主导地位的性善论学说，为中国封建制度的确立提供了理论依据。一方面，人性善的主张建立—个道德理想主义的社会，即以道德作为理想和预设的目标成为人生和社会存在的目的。人为道德而活，人为求善修善而修身养性，从此，道德渗透到人生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成为道德的存在物。由此，教化、修养、立志等就成为社会生活和个体生活的重要内容，成圣成王成为人生的理想和目标。一方面，人性善的主张为集权主义提供了文化支撑。如朱熹就把“理”归结为仁义礼智之类的道德原则，经过演绎最终使道德的“天理”成为宇宙的真正本体。这样就把道德的“理”与具体对象区别开来，道德本体也就具有了超验、普遍的本质。由此，道德也成为压制人性、私欲的一种规范形式。“惟无私，然后仁。惟仁，然后与天地万物为—体”，强调道德本体的超验性和普遍性，以及对个体的超越性和统治性。把道德视为超越个人利益之上的最高标准，人就只能是道德的工具或道德的体现物。由于道德的先验性，皇权作为道德的化身和代言人，成为道德的权威和道德完善的代表，因此，皇权以道德本位的形象出现，皇权就成为超越法制、超越法则的绝对权威，任何人都不能取代和僭越。同时，加强道德教化、思想禁锢也成为皇权统治的有效手段，制度与法治只是维护皇权的形式和工具，权力制衡与监督更无从谈起。可见，人性善的理论是导致中国传统社会重视伦常、忽视规则，重视教化、忽视制度，重视德性、忽视法制的主要思想基础。

2，西方的性恶论及其影响下的制度伦理

西方制度伦理中的人性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总倾向于追求自身的利益，这是保存生命和发展的需要。对于个体而言，利己的动机是首要的，占主导地位的，利他动机是次要的，是在利己动机得到一定满足后的选择。二是人同时还具有理性，能意识到满足自身需要的客观条件和他人的需要，认识到个体需要是在有限的资源和可选择的空间里实现的，离不开他人的互相妥协甚至协助，因此，人会运用自己的理性力量来抑制自私的一面，约束彼此的行为。

正是这样对人性的不信任，使得启蒙时代以来西方国家纷纷采用法治来治理国家，以法治来制约和制衡权力，克服了专制主义、权威主义的弊端。正是建立在人性恶的权力制衡、法治至上的体制，使西方社会政治体制，社会制度逐渐适应了市民社会发展的需要。可以说，人性恶为西方社会的法治传统奠定了价值基础和逻辑前提，为防止制度腐败和权力滥用提供了理论预设。与此同时，基于人性恶而建立起来的社会机制和法律制度，又成为有效地防止人性恶走向社会恶的手段。

(二)从社会建构原则出发对中西制度伦理的比较

中国人生活在伦理社会中，伦理社会即是一个扩大的家庭。而西方文化则表现出对契约的重视。

1，中国伦理本位的社会建构及其影响下的制度伦理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几千年，是中华文明的基石。这种农耕形式依赖于依血缘建立起来的家庭、家族。这种生存状态必然会使中国社会形成伦理本位的社会。所谓伦理本位的社会即伦理是处理一切关系,一切事物的 原则。伦理社会认为人的生命直接出自父母，因此“孝”的意识兴起，造成了家长权威。家长权威延伸至社会形成了君主集权的国家，封建家长的权威至上,使得儿女绝对顺从,一切皆由父母做主。君主权威的至上形成了专制主义。这使统治阶层的权力缺少有效的监督，不可避免走向专制、腐败。

生活在熟人社会中的人们，不需要契约和合同，靠的是依靠人情建立起来的信任。这种人情信任靠德性来维系，缺乏外在制度的保障和法律的支撑。当走出血缘、地缘关系外，对陌生人便会极不信任，使得中国社会信用制度不发达，也制约了商业的发展，阻碍了中国向现代文明进步。

在人情主义至上的伦理社会中，夫妇、父子情如一体，财产是不分的，分则视为背理，这叫共财之义。不过伦理感情是自然有亲疏等差的，而日常生活时以分居为便,故财不能终共。于是弟兄之间，或近支族间,便有分财之义。初次是在分居时分财，分居后富者或再度分财于贫者。亲戚朋友邻里之间，彼此有无相通,是曰通财之义。中国社会以伦理情谊出发，人情为重，财物斯轻。中国法律中对于人们的物权与债权是极其忽略的。又由于人们不分彼此，只知有君臣官民彼此间伦理的义务，而不识国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就没有公法私法的区别，刑法民法亦不分。也正因为这种血缘关系，一人获罪,则会诛连九族。

“嫡长子继承制”是伦理社会中独有的继承制度，即按父系氏族血缘嫡庶之分而建立起来的继承制度，这种制度抹杀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也会导致兄弟之间为争夺家产地位而手足残杀。

平等、民主精神虽非主流，但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不感生疏。如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仅止于理论上人民共享,在具体程序上，从未实施过。百姓也从未主动争取过自己在政治上作主的权利,根深蒂固的“服从意识”让老百姓对西方争权运动嗤之以鼻，认为这样会天下大乱。因此中国无民治之制度，无西方的投票表决，无代议制等。

在伦理社会中，国家价值形态表现为国家权力至上，强调整体利益的权威和至上性,忽视个人利益。当国家利益与个人的利益发生矛盾时，一味强调国家利益至上，个人要无条件服从整体，服从国家，走向大我淹没小我的歧途。古代中国人民没有任何私权，因此也没有西方所谓集会制度，结社制度等。中国人被统治习惯了，民主自由平等一类要求从未主动提出。更可笑的是中国人对西方人之要求自由总怀两种态度，一是淡漠得很，不懂要这个做什么；一种是吃惊得很，以为这岂不乱天下。

2，西方契约形式的社会建构及其影响下的制度伦理

契约简称合同或协议。从制度层面而言，主要是指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权利转让关系；从道德层面而言，是人们对协议的遵守。特别是制度层面的契约意识，成为西方近代以来的—个主流意识和精神理念。

17—18世纪欧洲启蒙时代,在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中，随着以社会契约为中心环节的自然法理论兴起，掀起了一场“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运动。在自然状态下仅仅依靠个体的力量是无法保障人的生命、自由权利的,个人需要将一部 分权力让渡给国家，国家则用政治、法律等形式来维护人们的安全，保护契约的订立者的基本权利。西方自由,民主,平等意识萌芽甚早，且深入人心。人们皆为契约订立者，人人都是上帝的子民，皆是平等的。法律的制定是基于权利，注重的是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随着契约文化的影响，契约精神也渗透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仅表现为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法律安排，也不仅仅限于公民之间的协议的履行，而是体现在所有的社会活动之中。

(三)中西方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不同诉求及其对制度伦理的影响

1，中国的国家主义及其影响下的制度伦理

国家主义是指国家权力至上、社会整体为本位的一种观念形态。实际上，国家主义作为一种政治主张，是与个人本位相对立的。在中国，国家主义不仅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至今仍在社会生活中起着作用，影响社会政治制度的取向。儒家文化以建构“为国以礼、为政以德”的理想社会，开创了国家主义传统。在孔子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理念下，国家作为共同生活、民族利益的共同体，成为社会利益的最高代表者。正是由于国家主义对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的强化，使人们忽视了国家主义在现代社会所衍生出的弊端和问题。一是重视国家，忽视个体。由于国家主义强调国家的至上性，容易使国家的权力拥有者脱离对权力的制约，而仅仅求助于道德的治理，不仅忽视了个人的权利，也忽视了制度的建设。国家主义强调国家利益、整体利益为上，虽不必然导致对个人利益的侵害，但却有忽视个人利益问题的存在。特别是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一味地强调个人要服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必然会导致对个人利益合法性、合理性、正当性的侵害。二是重集权、轻分权。我国在建国的一段时期内，采取了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就是国家主义传统的影响。高度集权虽然有高速、快捷等优势，但由于忽视对权力的制约和制衡，腐败问题就难以避免，甚至会损害社会公平。分权看似妥协、争论，但又可以有效地制约权力，防止权力的集中与腐败。邓小平同志曾多次指出集权的弊端，但由于国家主义传统文化的影响，在现实中真正制约权力的机制还未完全建立起来。三是重人治、轻法治。只要修身就可以治天下。

国家主义强调德治，虽然在宗法社会具有文化基础和经济基础，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的形成，传统的德治方式越来越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如果仍沿着国家主义模式来治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生活，不仅不能有效地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甚至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现代社会呼唤法治、呼唤规则、倡导制度，因此，国家主义传统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法治经济的要求。

2，西方的个人主义及其影响下的制度伦理 个人主义是西方社会的传统，成为西方社会经济、政治、法律制度建设的重要基础。人们往往把个人主义理解为利己主义而加以拒斥，因此，个人主义原则一直被作为集体主义原则的对立面，而成为“自私自利”、“自我中心”的代名词。实际上，个人主义原则与把个人利益的得失视为衡量善恶、是非的唯一的标准的利己主义是不同的。个人主义含有利己的内容，但个人主义不等于就是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原则基本上包含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强调个人的中心地位，个人是目的、社会是手段；二是强调个人尊严，个人的自由与平等；三是强调个人权力和个人利益至上。个人主义原则作为西方 文化的主要价值原则，不仅渗透于道德生活领域，更是广泛地渗透于经济、政治、法律生活等各个领域，对西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个人主义原则是与私人产权制度相适应的道德理论，在经济领域就是要求保障个人财产，肯定个人追求物质利益的正当性；在政治关系中强调个人的自由与平等，反对社会和国家对个人的过多干预；在法律生活中，强调依法保护个人的权利；在道德生活中主张个人奋斗，自己的行为选择应由自己负责。

个人主义原则作为处理社会关系的伦理准则，之所以在西方社会被视为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准则，其合理性不在于对个人一己利益的肯定，而是对每一个人利益的肯定与维护，这是个人主义与利已主义的根本区别。同时，为了保障个人主义原则的实现，西方社会通过经济、法律、政权、国家等手段来进行调节以避免个人主义滑人利己主义。从现实中来看，个人主义原则之所以在西方社会没有走向利己主义．主要就是通过法律、制度等保障个人权利，并防止个人对他人和社会利益的损害。所以，个人主义并不仅仅是道德学说，更是社会学说，它要求的核心是制度建设，通过制度的建设来保障个人的利益。然而，个人主义对国家、集体利益的蔑视，是西方社会的危机之所在，也是个人主义的危机之所在。

结 语

制度伦理作为调解人们现实经济、政治文化关系和制度安排、制度运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不是从某一抽象理性原则演绎出来的，一定的制度伦理的产生及其演变都有深刻的社会根据和文化根源。不同国家的制度的制定渗透这个国家的伦理道德;同一个国家不同时代的制度也体现出已经渗入这个国家、这个民族骨子里伦理道德的一脉相承。我们不能以现代人的眼光苛求前人,视“三从四德”。“嫡长子继承制”等为糟粕,只能说它们已经不再适合我们的生活的时代;我们也不能以我们的标准去批判西方,视“个人主义”等严重危害社会主义,只能说它们不适合社会主义中国。在全球化的今天,在中国进入转型社会的关键阶段,我们应学会包容,学会审度,学会为我所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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