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商事裁判文书的制作与说理

第一篇：民商事裁判文书的制作与说理

民商事裁判文书的制作与说理

一、当前民商事裁判文书制作中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

有的民商事裁判文书制作不规范，不能反映庭审的立，不能体现审判公开的内容。

过几年的探索，我国审判方式改革基本上形成了以公开审判、当庭举证、质证、认证、对席辩论为主要内容的庭审模式，民商事裁判文书应当最大限度地反映和包括当事人举证、质证和法官认证等主要庭审过程。就是说，民商事裁判文书作为诉讼过程的记录应当对导致法律后果的主要诉讼过程有一个全面、客观的描述和交待。但有的民商事裁判文书仍不能反映诉讼过程的完整性、庭审全过程，还存在制作中的不公正性。

1、对案件的诉讼过程的表述不完整。民商事裁判文书在首部应当全面记载案件审理过程中的重要程序性事项和诉讼活动。对于审理案件的重要程序事项和诉讼活动要明确表述，包括原告起诉、上诉人上诉时间、合议庭组成人员、开庭时间、重要的诉讼文件和证据提交、转递情况，因管辖异议、中止诉讼、委托鉴定等导致审理时间延长的程序事实，采取诉前或诉中的财产保全措施等导致审理时间延长的程序事实，都应当表述清楚，体现程序的公正性。如果不对上述事实予以表述或解释，就破坏了诉讼过程的完整性，影响了审判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2、文书写作不规范。有的民商事裁判文书在首部不写明合议庭组成人员的姓名;有的不写明开庭的时间;有的对个人身份代理人不写明性别、出生日期、民族等自然情况;有的表述中使用诸如“我单位”等第一人称;有的仅以 “以上事实还有本院开庭笔录在案佐证”，不写明支持所查明事实的具体证据名称等情况；有的对当事人经过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的情况，在判决主文部分没写明缺席判决。

3、在格式问题上随意翻新。在判决书格式问题上，不要随意翻新，应尽量追求统一，以维护判决书的严肃性和统一性，保证判决书的质量。根据1992年法院诉讼文书样式，民商事裁判文书仍应固定为首部、原告诉称、被告辩称、经审理查明、本院认为、尾部6部分。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将统一和完善裁判文书制作样式，作为一项重要工作进行了部署，并将在“九二样式”的基础上；按照简繁分流的原则，结合新类型案件的需要，及时发布裁判文书样式方面的统一规定。因此，对民商事裁判文书样式上的统一，要规定裁判文书所应包含的最低限度的内容和要素，禁止偏离基本规范要求的标新立异。但仍有一些法院的民商事裁判文书偏离了最高人民法院“九二样式”的要求，甚至五花八门。如在查明部分写一段事实，列一部分证据，使事实认定部分缺乏整体感和层次感。

4、技术规范不符合要求。判决书中对数字、年代、度量衡、印制版式等技术规范和标点符号等的使用，要严格遵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新闻出版署制定的《标点符号用法》的规定。但还存在数字用法不规范，年代简写，制作粗糙，文字、标点符号错漏等不规范现象。如每页多达 30 多行，行间距太小;逗号与冒号误用、分号与句号误用;五位数以上的数字不分节、数字断开移行等。

5、引用法条不规范。正确引用法律条文，是保证裁判文书质量的重要方面。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司法解释和我国批准加人的国际条约可以直接引用，部门规章、地方规章、国际惯例和习惯可以参照适用。引用法条应明确、具体，针对案件适用法条的条、款、项齐备，如某个法律条文只有一款但包含若干项的，引用时直接表述为“依据***法第***条第***项的规定”，而不用表述为“依据***法第***条第一款第***项的规定”。特别法有规定的不能援引普通法，下位法有规定的不能援引上位法，有具体法律规定的不能援引原则性法律条文，不能漏引程序法条文或实体法条文。

6、存在错、别、漏字等低级错误。对于错、别、漏字等低级错误的问题，原因主要来自主、客观两个方面:主观方面的原因是法官、法官助理或书记员的责任心不强；客观方面的原因是案件数量太大，实在难以保证有充足的时间对文书进行认真的校对。裁判文书的错、别、漏字现象总是时有发生，不仅影响文书的质量，损害裁判文书的严肃性和公信力，而且极易引起当事人对法官责任心和公正性的怀疑。因此，法官要有强烈的文书质量意识，认识到裁判文书是当事人和社会公众了解法院的重要窗口，是展现司法公正、司法文明和法院形象的载体，这样才能制作出规范的裁判文书。

对采用的证据缺少必要的分析和解释。

案件事实是一种法律事实，法官通过对证据的分析认定而认识已经发生的事实过程。这种认识活动不是任意的，而是以充分的证据为基础，经过严密的逻辑推理而推导出的结果。《法院诉讼文书样式(试行)》也规定，对证据的表述不仅要列举证据，而且要对主要证据进行分析论证。但有的民商事裁判文书没有阐明这种认识过程和认识依据，只是罗列证据，对证据不能加以取舍或不能对取舍予以说明，尤其是对有争议的证据或有分歧意见的证据，不能分析和认证，不能阐明认证的理由。对于运用间接证据认定的事实，不能对间接证据的关系、是否能形成证据链条进行论述，不能在民商事裁判文书中反映出采信证据的过程。

1、有的民商事裁判文书将全部涉案证据罗列出来，不管当事人是否有争议，均对证据予以分析。如有的判决书，在当事人对对方提交的大部分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予以确认的情况下，仍用大量的篇幅描述没有争议的证据，而查明事实部分仅用约700字的叙述完成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对证据的叙述不仅不简练，且层次不突出。

2、有的民商事裁判文书在归纳无争议证据并对有争议的证据进行分析认定后，忽视对案件事实争点的归纳，不能对全案事实进行综合叙述。如有的判决，案件的焦点问题是被告是否应给付原告服务费，案件的双方当事人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但依据双方当事人之间电子往来函件、快递单据和发票等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条证明原告已提供服务要求被告支付服务费用的主张。但判决书对事实认定部分则写得过于简单，不能体现当事人举证、庭审质证和法院认证所形成的证据链条关系，也未说明认定事实理由。

3、法院在查明事实后，不写明支持法院查明事实的证据，而是将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这些证据的证明目的列明其后，没有对这些证据的认证，不能使人了解是哪些证据支持了法院查明的事实。

对案件事实的法律认定，缺乏法理论证。

法律中的事实，有人称之为法律真实，也有人称之为诉讼事实，它是指公检法机关在诉讼证明过程中，运用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认定符合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应当达到从法律的角度认为是真实的程度的事实。人类思维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一个辩证的历史过程，在特定历史阶段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正确认识，是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辩证统一。法律中的事实本身并不是对客观真实的否定，也不是客观真实的对立面，它是通过举证、质证、认证的过程来实现的，与客观真实是辩证统一的，是相对真理意义上的客观真实，它具有客观真实的属性，以客观真实作为其永恒追求的目标，从认识论意义上说它并不背离客观真实。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12月21日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明确具体规定了法律中的真实的证明标准。之所以将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作为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因为在待证事实真伪不明又缺少进一步证据的情况下，认定盖然性高的事实的发生，较认定盖然性低的事实的发生，要接近于真实。运用证据查明的案件事实并不等于法律事实，案件事实被认定为某种法律事实，实际上已经属于法律适用的过程了。对案件事实作出法律定位是司法活动的主要内容，因此，在判决书中不阐明作出法律实施认定的法律理由，就会将案件事实与事实的法律认定混同。有的判决书还缺乏对事实的争议焦点的论证。

表述裁判理由的论证缺乏逻辑性。

法官裁判案件就是将成文法运用到具体的事实之中，将抽象的法条与具体的事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法官需要在判决书中准确地引证法条，并且对该法条的含义准确地解释和详细地说明。但在民商事裁判文书制作中，还存在说理论证及事实认定的法律推理不严谨，内容冗长，繁简不分。或只引法律条文，不阐明适用法律的道理，没有对立双方就相关法律适用的意见及其理由，没有法官采纳或不采纳哪方意见及其法律适用的意见及其理由，也没有为什么适用此法条而非彼发条的解释，弱化了论理的说服力。

1、对案件所适用的法律条文未进行论证。表现在:没有阐明适用该法律条文的道理，文书中反映不出案件的事实与适用法条之间的逻辑关系。判决书所适用的法条只交待了条、款、项的序号，当事人及社会公众不知道法条的具体内容，容易产生误解。引用法律条文不准确、完整、具体，条理和顺序不当。如合同纠纷的，未引用合同法，还习惯于只引用民法通则。引用程序法和实体法、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顺序颠倒，或者不引用实体法。

2、论理缺乏层次感。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有支持和不支持的，但在本院认为部分，不能分清主次予以明确，而是将支持和不支持的诉讼请求混在一起，没有说理的层次感;没有就当事人就有关法律适用的意见，论述采纳或不予采纳的法律依据或者法理分析;有些论述缺乏针对性，存在论述不能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相呼应的问题;对一些较为复杂的法律问题，只简单地引用条文，未结合案件的事实阐明适用法律的道理;还有的裁判文书在案件事实与法律适用之间缺乏内在的联系。

简繁不当。

民商事裁判文书在制作过程中，在兼顾公正与效率并维护法律公平的情况下，在遵循已经制定的裁判文书的技术要求情况下，当繁则繁，当简则简，创作出能够以理服人的裁判文书。避免裁判文书篇幅繁琐，重点不突出的问题，以及简易案件裁判文书不简易的问题，或不论案件复杂与否，不分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均按同一样式制作，繁简不分。

不能正确运用法律用语。

司法语言是一种规则语言，裁判文书通过特定的语言承载，展示自身独特的功能与魅力。不论是从事实和法律，还是从事实和法律的关系，都是由法律程序、法律推理和法律语言裁判的。因此，应当尽量使用法言法语，应当力求裁判文书语言规范。否则，4 必然影响法律表述的准确性、严谨性、庄重性，必然有损于法律内容的权威性。

二、提高民商事裁判文书制作水平的措施

规范判决书的格式。

根据1992年法院诉讼文书样式，民商事裁判文书仍应固定为“首部”、“原告诉称”、“被告辩称”、“经审理查明”、“本院认为”、“尾部”6部分。在判决书格式问题上，不要随意翻新，应尽量追求统一，以维护判决书的严肃性和统一性，保证判决书的质量。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将统一和完善裁判文书制作样式，作为一项重要工作进行了部署，并将在“九二样式”的基础上，按照简繁分流的原则，结合新类型案件的需要，及时发布裁判文书样式方面的统一规定。因此，对裁判文书样式上的统一，要规定裁判文书所应包含的最低限度的内容和要素，禁止偏离基本规范要求的标新立异。

在判决书的首部应当全面记载案件审理过程中的重要程序性事项和诉讼活动。

在判决书首部，应将有关立案时间、庭审时间、有关诉讼保全或诉前保全、证人作证、委托鉴定、有关当事人追加和变更情况、简易程序变更为普通程序审理的原因等内容予以写明，让程序有较强的透明度，使当事人通过了解程序是否公正，从而增加对裁判结果正确与否的信任度，也使法官强化依法高效审判的意识，真正摒弃 “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有效发挥程序法对实体法的保障作用。

如北京市崇文区法院(2005)崇民初字第791号民事判决书，因为是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的，由于该案审理时间较长，承办法官在首部将该案因管辖权异议及一、二审法院对管辖异议的处理情况做了详细的说明，使人对这一案件有一个全过程的了解。如不将这些管辖权异议情况交待清楚，很容易使文书的阅读者对适用简易程序产生质疑，怀疑程序的公正性。

判决说理中应运用好语言与逻辑。

在民商事裁判文书的制作中，应该语言简洁、明确、流畅。司法语言是一种规则语言，司法通过特定语言承载，展示自身独特的功能与魅力。从相当机械的角度来说，任何一个司法过程都是一个工厂生产线式的加工过程，一要加工事实，二要加工法律，三要事实和法律之间的关系。而无论哪一环节的加工都是依照法定程序语言来启动、依照法定操作指令来推导、依照法定实体语言来裁判的。

因为法官裁判案件的最终结果要体现在裁判文书上，所以，一份好的裁判文书，于法有据，人情人理，不仅可以充分体现法官的裁判水平，还能充分显示出法官能够娴熟 5 地运用法律方法。法律方法不仅有助于法官对法律条文的正确理解，还在于为某种具体的司法活动提出有根据且有说服力的法律理由。应正确运用司法过程中的法律方法论，这其中法律发现是法律方法中首先使用的方法，而法律推理则是由成文法向判例转换的必用方法。在法律发现到法律推理的过程中，法律解释、法律论证、价值衡量、漏洞补充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还要注重对法律冲突内容选择的说理，在法条竞合乃至冲突的情况下，法官必须对选择适用的法律加以说明，避免造成当事人的误解。同时，要注意补充法律漏洞的说理，我国关于法律漏洞的补充，一是通过最高法院进行司法解释，二是由法官依法理补充。但在没有法律、法规或法律、法规规定不明确时，法官不能拒绝对争议的法律事实进行裁判。法律方法论对维护法治具有积极的意义，法官只有借助各种法律技术和法律解释方法，才能把成文法和司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疏通由法律规则到个案判决的转换过程。所以，法官必须运用法理知识、通过严密的逻辑分析，推理出令当事人和社会信服的判决结果。

民商事裁判文书应当注意繁简得当。

随着诉讼案件的与日俱增，书写判决书就日益成为压在法官身上的重担，似乎民事判决书对于民事裁判来说不可或缺。值得注意的是，当下的英国，法官只需要口头宣判而无需制作判决书。同属英美法系的美国情况大体类似，不论是多么复杂疑难的案件，法官往往不用制作判决书。对于非陪审的案件，如果当事人提出制作判决书的要求，法官才勉为其难，按照当事人的意志制作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判决书。澳大利亚的民事判决可以是口头作出或书面作出，如果事实和法律简单，法官经常会在审理结束后随即作出一项口头判决。但是，如果事实和法律比较复杂，法官则会预定在将来一个日期作出一个书面或口头的判决。在澳大利亚悉尼地区法院(相当于北京市的中级法院)，这种不当场作出的判决必须在审理后两个月内作出，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如果法官延误了，当事人可以向首席法官申告，如果是明显延误，还可以对此提出上诉。可见，并不是每个国家司法程序都要求必须制作书面判决书。

裁判文书要符合技术规范。

判决书中对数字、年代、度量衡、印制版式等技术规范和标点符号等的使用，要严格遵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新闻出版署《标点符号用法》的规定。不能存在数字断行、年代简写、印制不规范等现象。

正确引用法律条文。

正确引用法律条文，是保证裁判文书质量的重要方面。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司法解释和我国批准加人的国际条约可以直接引用，部门规章、地方规章、国际惯例和习惯可以参照适用。引用法条应明确、具体，针对案件适用法条的条、款、项齐备。某个法律条文只有一款但包含若干项的，引用时直接表述为“依据***法第 ***条第***项的规定”，而不用表述为“依据***法第 ***条第一款第***项的规定”。特别法有规定的不能援引普通法，下位法有规定的不能援引上位法，有具体法律规定的不能援引原则性法律条文。不能漏引程序法或实体法条文。

规范文书校对工作，避免错、别、漏字等低级错误。

对于错、别、漏字等低级错误的问题，原因主要来自主、客观两个方面:主观方面的原因是法官、法官助理或书记员的责任心不强;客观方面的原因是案件数量太大，实在难以保证有充足的时间对文书进行认真的校对。裁判文书的错、别、漏字现象时有发生，不仅影响文书的质量，损害裁判文书的严肃性和公信力，而且极易引起当事人对法官责任心和公正性的怀疑。因此，法官要有强烈的文书质量意识，认识到裁判文书是当事人和社会公众了解法院的重要窗口，是展现司法公正、司法文明和法院形象的载体。这样才能制作出规范的裁判文书。

三、增强民商事裁判文书的说理性

判决书和裁定书是法院行使国家审判权的体现，是司法公正的最终载体。它不仅应当在结论上体现法院裁判的公正，而且应当通过透彻的说理使当事人知道、理解该裁判为什么是公正的。裁判理由的论证是裁判文书公正性的核心，是连接案件事实与判决结果的桥梁，是法院在认定事实的基础上，对案件的性质、当事人之间民事关系和责伍，通过法律逻辑的推理得出的处理结论。法官在判决书中所阐述的判案理由不仅是法官的裁判活动是否合理、合法的集中体现，也是司法正义在裁判结果上的表现。同时，强调法官在裁判中充分说理，既是法官应尽的义务，也是社会监督法官的有效方式，有助于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保证司法的公正，并促进裁判的执行。犯个案件庭审很成功，事实认定很清楚，但是裁判理由没有讲清楚、没有充分的论证，即使裁判结果是正确的，也不能说是很好地处理了案件。因此，应加强对质证中有争议证据的分析和认证，增强判决的说理性，注重全面性。

民商事裁判文书应当对采信的证据予以分析说明。

审判实践中，不乏这样的观点，最好能将整个诉讼十程序从立案到庭审、宣判等全搬到裁判文书中来，这样不管程序公正，还是实体公正均得到了保障。这样似乎体现了法院和法官对程序价值、程序公正的最大追求。实践中也确有法院和法官将整个举证、质证、反举证过程像记流水账似的全搬到判决书当中，结果一份判决书洋洋洒洒30页，而举证、质证、认证就占了20多页。由此，我们不得不考虑:我们为什么要作判决，判决的目的是什么?当事人需要什么样的判决?诚然，我们应追求程序正义，这甚至应是法院和法官终身的价值追求。然而，裁判文书毕竟是诉讼结果的载体，裁判文书实际上是法院或法官对诉讼争议的一个说法。因此，裁判文书实质是法官对诉讼争议的判断、评价，并对其结论所进行的论证。因此，当我们重视强调程序正义的价值时，切忌矫枉过正而错位地把诉讼过程(手段)摆在比诉讼结果(目的)更重要的位置，以致将裁判文书的功能本末倒置。因为，当事人最关心裁判结果而不是过程。因此，应当在裁判文书当中只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所涉及的相关证据进行分析和认证，并防止证据的简单罗列和重复，而不需要面面俱到。在说理方面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分析案件的证明对象，确定了证明对象，当事人就可以围绕证明对象收集、提供证据，进行质证辩论;法院就可以划定证据调查范围和确定审理对象。

2、充分说明举证责任分配的理由，法官应将证明责任的分配依据即法官形成心证的具体情况和过程在裁判文书中详细说明。

3、对举证时限、逾期举证、新证据的确定方式、依据进行说明。

4、具体描述当事人对证据的质证、辩驳理由。

5、对证据证明力的强弱进行分析。

6、面对矛盾证据，法官要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判断证据，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

此外，在间接证据形成了证据链条时，要对证据之间的合理关系进行分析。使当事人明白其举证被采信或未被采信的理由和依据，这样才能突出诉讼的对抗性和审判的公开性。对审理过程尤其是庭审中举证、质证及认证予以公开展示，扩充裁判文书的内容，加强裁判结论的论证，使得裁判文书以详尽证据、周密的论证、充分的说理来大大增强裁判文书的可读性与说服力。而不是在论据模糊、论证空洞的情形下将判断结果一厢情愿地强加给当事人。

强调案件事实的公开性和完整性。

民商事纠纷案件的事实是法院经过开庭审理，通过对证据的质证和认证，从而确定最接近客观真实的法律事实，是人民法院赖以明确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确定当事人民事责任的前提。因此，在认定事实方面，应注意和强调对事实认定方面的论证和说理。在这里值得强调的是，对证据的举证、质证和认证的目的是为了得出符合客观事实的法律事实，千万不能在证据方面着墨过多，而忽略了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应在争议焦点和双方所举证据及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之间进行分析和论理，运用证据规则从中推导出推定事实。对案件事实的说理应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围绕和双方争议事实有关的主要证据及其与待证事实的相互关系进行说理，指出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

2、在分析证据与待证事实的因果关系后，运用证据规则分析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关联性，阐明有关证据能够证明何种事实，为适用法律进行裁判奠定基础。

3、对诉辩双方提出的不能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予以剔除，并说明相应的理由，如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侵犯他人隐私取得的证据，因证据来源非法而不能成为裁判的依据。

4、如果当事人不能提交证据或者提交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没有关联性，应当说明证明风险的负担和证明不能的归责原则。

应当准确把握当事人的争议焦点。

一件商事案件可能涉及诸多方面的事实和法律问题，但当事人之间有争议的问题并不是涉及所有问题，可能仅仅涉及其中几个，或一个案件中有争议的问题往往集中在几个事实认定或者法律适用问题上，这就要求法官能够抓住争议的焦点问题。在法律文书制作过程中，要针对抓住争议的焦点问题，对于有争议的事实，在裁判文书的事实认定部分，应着重写明质证、认证过程及理由;对有异议的法律问题，在判决理由部分也要着重加以详细论述，逐个分析。应该认识到，一份优秀的商事裁判文书并不是对所有有关认定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均面面俱到、平铺直叙地进行论证和说理。判断是否准确概括争议焦点的标准如下。

1、争议焦点应当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相联系，脱离开当事人诉讼请求的观点和主张不能成为争议焦点。

2、争议焦点是诉辩双方相互对立的观点所指向的对象，它是当事人举证、质证和法院认证的核心。

3、争议焦点与裁判文书的结果应当具有因果关系，它是判决主文产生的基础。

加强裁判文书理由的论证。

裁判理由的论证是裁判文书公正性的核心，是连接案件事实与判决结果的桥梁，是法院在认定事实的基础上，对案件的性质、当事人之间民事关系和责任，通过法律逻辑的推理得出的处理结论。一个案件庭审很成功，事实认定很清楚，但是裁判理由没有讲清楚，没有充分的论证，即使裁判结果是正确的，也不能说是很好地处理了案件。因此，加强裁判理由的论证要注意以下几点。

1、注重全面性。裁判理由必须表述完整，说理不仅要具有充分性，表述裁判理由还要穷尽，注意防止片面性，不能只言片语、断章取义。尤其要求运用充足的法理阐述对所适用法律的理解。语言使用要中立、公允。

2、加强针对性。一是要针对当事人对适用法律的争议焦点展开论述;二是要针对具体案件的具体特点进行说理，当繁则繁，当简则简;三是要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以及被告的反驳意见予以——回应，而不能脱离当事人的诉请进行说理。

3、增强逻辑性。强调裁判理由论证的逻辑性，就是要求裁判文书的事实、论理和结论之间必须有严密的逻辑关系，保持各个部分同一概念的周延，保持认定事实和所适用法律之间流畅的衔接。针对案件事实和争议焦点，对案件所适用法律规定的含义和法理予以必要的解释，表明法院对争点的态度，明确对当事人主张和抗辩的取舍，阐述得出裁判结论的推理过程。

4、正确运用司法过程中的法律方法论。这其中法律发现是法律方法中首先使用的方法，而法律推理则是由成文法向判例转换的必用方法。在法律发现到法律推理的过程中，法律解释、法律论证、价值衡量、漏洞补充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法律方法论对维护法治具有积极的意义，法官只用借助各种法律技术和法律解释方法，才能把成文法和司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疏通由法律规则到个案判决的转换过程。

5、注重对法律冲突内容选择的说理。在法条竞合乃至冲突的情况下，法官必须对选择适用的法律加以说明，避免造成当事人的误解。

6、补充法律漏洞的说理。在我国，对法律漏洞的补充，一是通过最高人民法院进行司法解释，另一是由法官依法理补充。但在没有法律、法规或法律、法规规定不明确时，法官不能拒绝对争议的法律事实进行裁判。所以，法官必须运用法理知识、通过严密的逻辑分析，推理出令当事人和社会信服的判决结果。

维护法律的权威性。

一审判决书除了要说服当事人外，还要潜在地考虑如何把自己进行法律推理的逻辑过程表述得更准确、更具合理性，以求得二审法院法官的认同与支持。二审判决书除考虑当事人的诉求外，还应当回应一审判决的观点，讲明不支持一审法官观点的理由。因为，尽管我国不实行判例制度，但是上级法院判决同样要考虑自己的判决对下级法院今后处理类似案件的影响，要考虑对同级其他法院法官和本院其他法官的可能的示范意义，从而维护裁判文书的法律权威。

法官应当熟练掌握法律方法论，普遍提高法官素质。

法律方法不仅有助于法官发现对法律条文的正确理解，还在于为某种具体的司法活动提出有根据且有说服力的法律理由。因为法官裁判案件的最终结果要体现在裁判文书上，所以，一份好的裁判文书，于法有据，人情人理，不仅可以充分体现法官的裁判水平，还能充分显示出法官能够娴熟地运用法律方法。目前，裁判文书的质量仍有两大问题巫待改进:一是认定事实不说明理由。有些裁判文书只罗列事实，不说明认定事实的理由，对当事人存在较大争议的证据也不能加以分析论证;二是适用法律不进行论证。有些裁判文书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之间缺乏内在的逻辑关系，表述裁判理由只引用法律条文，而不阐明适用法律的道理，形成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相脱离的两层皮现象。产生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法官对法律方法了解甚少，不能熟练掌握。因此，法官应当大力提高运用法律方法的能力，熟练掌握解释、适用法律的方法、规则和理论。

应强化法官对法律规范的解释权。

我国属成文法国家，立法机关制定法律规范后，要求法官严格适用成文法的规定处理具体案件。在处理民事纠纷过程中，法官犹如一台“自动售货机”，这边输人法条条文和具体案情事实，那边就输出民事判决结果。如梅里曼所言:大陆法系审判过程所呈现出来的画面是一种典型的机械式活动的操作图。法官酷似一种专门的工匠，除了特殊的案件外，它主持法庭庭审仅是为了解决各种争讼事实，从现存的法律规定中寻觅显而易见的法律后果。它的作用也仅仅在于找到这个正确的法律条款，把条款与事实联系起来，并从法律条款与事实的结合中会自动产生的解决办法，法官赋予其法律意义。法官的形象就是立法者所设计和建造的机器的操作者，法官本身的作用也与机器无异。叫法律规范的抽象性决定了法官在处理具体的案件时必须根据其自己对法律规范的理解来操作。不同的法官对法律规范的理解也各不相同。此外，即使法律规范的预见性已很强大，但 11 法律规范与迅速发展的社会现实生活相比，不时会被发现存在缺陷与漏洞。特别是现有的民事法律规范相对比较滞后，且规定不够明确、具体时，法官在审理具体案件或针对个案进行法律适用时，常常会遇到是否可以根据自己对法律规范以及法律原则精神的理解来适用法律的困惑。因为从现有的民事立法看，我国民事实体法和诉讼法都没有规定法官享有法律解释权。最高人民法院才拥有制定关于法律规范的具体适用的规范性文件的司法解释权力。所以，应赋予法官在具体办案过程中享有针对个案的解释权，非规范性的法律解释权。强化法官对一般法律规则行使法律解释权，这样既有助于增强民事判决书的说理性，也有助于提高法官的整体素质。

应考虑非正式法律渊源作为民商事判决说理的依据。

非正式法律渊源，是指没有正式法律效力的法律渊源，包括学理解释、公共道德信念、公序良俗以及抽象的理性和正义等等。法官审理案件一是根据经当事人举证、质证的证据确认案件事实;二是以证据确认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作出合法与合理的判决。这两方面内容都涉及法官的法律推理、判断以及对法律规范的解释和适用。个案中的案件事实是一种法律事实，而不是客观真实，是法官通过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结合证据规则进行感知、演绎、推理后形成的一种认识。正因为如此，法官对个案事实的推理过程势必受上述非正式法律渊源的影响。判决说理就是为了说明法官推理的过程以及对法律规范理解适用的理由，如果法官在判决过程中受到了非正式法律渊源的影响，而在判决理由中不加以表明，那么说理就是不完整的。将非正式法律渊源特别是法理作为判决说理的依据，都是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等法治国家常用的做法，这些做法值得我们探讨和借鉴。所以，我国民商事判决在说理时应考虑引用非正式法律渊源，因为这样会有益于增强判决的说理。

将法条原文写进判决书中。

许多当事人对法院的判决裁定总是盲目地提出上诉或申请再审，其中绝大多数并无多少理由，主要是基于对人民法院裁判所适用的法律规定的不理解。因此，提倡在裁判文书中公开适用判决所依据的法律的做法应当是值得肯定的，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检查法官在制作裁判文书时对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是否有遗漏或错误，也有利于促使当事人服判息讼或更有针对性地提出上诉或再审申请，从而有效地保障和提高裁判文书制作质量。法条原文是指法律条文的内容本身，它是作出判决的法律依据。当事人之所以将纠纷诉诸法院并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平等对抗，是因为他们相信法律，相信法官会以中立、12 公正的立场对双方的辩论进行分析、判断，并依法律规定作出正当判决，让赢的人赢得理直气壮，让输的人输得心服口服。民事判决书是审判活动结束后，法官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作出的对事实的认定、对法律的适用并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其实施的法律文书。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事判决书是司法过程的体现，是国家司法权威的体现。民事判决书的可信性不仅仅甚至主要并不来源于国家的强制，更多的是依靠判决本身的法理正当性和是否有充分的法律依据。但不少民商事判决书常常简单以“依法予以支持(或不予支持)”、“符合法律之规定(或不符合法律规定)”等模糊性的字语，不说清具体的法律规定，甚至诸多法院的二审改判民商事判决书中不引用实体法律依据的情况大有所在。法官在判决书中如果不说清判决适用具体何种法律依据，当事人自然看不懂，必然也不愿自觉履行生效判决强制其的义务。这样的判决既谈不上法律效应，更没有什么社会效应。因此，在判决书中应写清楚适用的具体法律依据及条文内容，特别是争议较大的民事案件，将法条原文写进判决书，并将之作为判决说理的一部分，本身就是法院对当事人双方存在的法律争点的处断，写清法条原文应有助于当事人理解和服从法官作出的民事判决。

民事判决理由部分对情理、事理的阐述。

法律不是无情物，法律作为社会生活的调节器，是通过人的工作来调整和规范社会生活的，而人都是有感情的动物。所以，法律的制定离不开对人情人伦的考察，法律的适用也不得不顾及正常人的情感体验。有些案件从法律反面考虑，也许得到了暂时的处理，而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却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相反，如果法官能够从道理、情理、伦理等方面进行点化，那么当事火也许就能从根本上化解矛盾。但现在的民事判决文书过多地注重司法功能，而忽略了判决文书作为向社会公开的文书对社会大众进行感化、教育和引导、规范人们行为的功能，要充分发挥这项功能，单靠阐述法律本身是不够的。我国古代的判词中除讲法条之外，还讲礼俗、惯例、良知、天理、人情，有的判词中还会出现大段说教、感慨，道德上的愤怒、申斥，引述一些圣哲先贤语录以及具有道德说教意味的古代故事。国外的一些判决书中也有人情、伦理的叙述和法官对案件的道德评价。一些情理、事理往往能解决法律或刻板的判决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因此，对某些案件，应说一些人情、伦理，进行道德的说教，取得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提高裁判文书内容质量，关键是提高裁判文书在事实认定和裁判理由两方面内容的质量。裁判文书质量的关键在于其说理部分，因此，加强说理是当前民商事裁判文书的重点和难点。一个“不说理”或“说理不清”的裁判文书是很难让当事人予以信服的，13 也是造成当前上诉、申诉不断的主要原因。因此，加强判决释理，我们任重道远。

作者单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第二篇：讨论裁判文书说理与裁判活动说理

论裁判文书说理与裁判活动说理

作者： 胡云腾

发布时间： 2011-08-10 08:49:59

一、近年来裁判文书说理工作的成效与不足

裁判文书说理既是对法官制作裁判文书的基本要求，也是裁判文书的重要内容。裁判文书立足于事实、证据、法律、情理展开充分的说理，有利于解决诉讼争议、化解矛盾纠纷、实现案结事了，有利于彰显司法公正、树立司法公信、弘扬法律权威，有利于打造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增强队伍素质，有利于形成审判经验、繁荣法学研究、促进理论创新，等等。

裁判文书所说的理是多元的、丰富的：一是事理即案件的事实真相及来龙去脉，二是法理即裁判所适用的法律依据、司法政策、司法解释和指导案例等，三是学理即裁判所应用的科学理论与专门知识等，四是情理即裁判所遵循的公序良俗和社情民意等，五是文理即裁判所运用的语言、文字、数据、逻辑等等。需要注意的是，这“五理”之间并非半斤八两，也不需要在每个案件中都依次细说一遍，而是轻重有别，有所侧重的。其中事理是基础，法理是尺度，学理是辅助，情理是佐料，文理是工具。裁判文书的说理性强，就是要立足事理，严守法理，辅以学理，佐以情理，善用文理。裁判文书说理的评判标准和最高境界，就是实现定分止争、案结事了。

近年来，在最高法院的大力推动、全国法院的高度重视、专家学者的建言献策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法院裁判文书的规范化建设和说理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全国法院各类文书样式得到统一规范，裁判文书说理问题受到普遍重视，裁判文书制作的整体水平显著提高，涌现了很多优秀的裁判文书和典型案例。随着裁判文书上网公布的力度不断加大，数量不断增多，裁判文书说理的社会效应也在不断扩大。裁判文书说理已经成为法学理论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专门研究裁判文书的法学研究团体应运而生，相关研究活动蓬勃开展，成果频出，裁判文书说理工作产生了积极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在满足人民群众对司法的新需求新期待、回应社会对司法审判的关切、全面发挥诉讼功能实现诉讼目的、发挥司法宣传教育功能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裁判文书说理在认识上和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也不容忽视。从实践中看，裁判文书说理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一是不少裁判文书盲目追求篇幅，裁判文书越写越长，越写越没有个性，长而不当、文书长道理不长的情况还较为普遍；二是说理千篇一律、不敢说理、不会说理、不愿说理的情况还比较常见，说理的质量总体不高，甚至还存在明显的失误；三是许多法官把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用于裁判文书说理，而忽视在裁判活动的过程中说理，形成比较突出的当面不说、背后才说，庭上不说、庭下才说，口头不说、笔头才说的片面现象，从而把裁判文书说理等同于裁判活动说理。因此，有必要专门讲一讲裁判活动说理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二、裁判活动说理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点

笔者秉持审判工作即是说理的司法理念，认为人民法院的全部审判活动，实际上都是对当事人乃至社会说理的活动，因此，本文所讨论的裁判活动说理，就是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说理，它是综合的、动态的、全面的说理，贯穿审判活动的各个环节和全部过程。裁判活动说理具有以下内容和特点:

1.全程式说理。所谓全程式说理，是指从法院受理案件到执行生效裁判的全部过程的所有说理活动，体现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接力的过程和深化的过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环节：

立案说理。如对当事人的诉讼引导说理，风险提示说理，以及立案调解过程中的说理等。立案说理要求，人民法院在案件的起始环节，就要把诉讼服务和说理融入相关审判活动之中，从而为以后案件的审判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庭前说理。庭前说理是指法官在准备开庭的过程中与当事人接触交流时的说理，如组织证据交换过程中的说理，庭前调解过程中的说理，以及诉讼程序选择过程中的说理等。庭前说理对于营造良好的开庭氛围、明确庭审争议、提高开庭效率都很有价值。

庭审说理。庭审说理是指法官在开庭过程中的说理，这是裁判说理的主要场所。如法官在刑事案件的定罪事实调查过程中的说理，在定罪证据的分析与评判过程中的说理，在量刑事实证据的法庭调查过程中的说理，对量刑事实证据的分析与评判中的说理，在主持法庭辩论过程中的说理等。

判决说理。判决说理包括宣判说理和裁判文书说理。法官当庭宣判的，应当把裁判结果和裁判理由一一向被告人和旁听群众宣告；不能当庭宣判，但可以宣判裁判结果的，应当当庭宣判裁判结果和裁判的主要理由，并告知何时可以向被告人送达裁判文书；判决无法当庭宣告的，应当告之无法当庭宣告的原因，并应当告知闭庭后何时能够向被告人宣告裁判，等等。

调解说理。根据最高法院确立的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要求，必须将调解工作贯彻于民商事案件审判的全部过程。因此，法官在民商事案件审判中，必须重视调解工作，必须为实现调解结案而加强说理。虽然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但在审判行政案件时也必须尽量协调解决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纠纷，进行相应的说理不可或缺。甚至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以及促使被告人认罪悔罪、促成被害人谅解等审判活动中，也要做相应的调解工作，同样需要法官善于说理。从审判实践看，调解就是善于说理的艺术，不向当事人讲清楚其中的道理，案件是不可能成功调解的，因此，实践中凡是善于调解的法官，都是善于说理的法官。

2.全景式说理。所谓全景式说理，是指裁判活动说理的空间、时间和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不拘形式、不拘场合、不拘时间。一个善于裁判活动说理的法官，能够根据案件纠纷的具体特点和解决纠纷的特殊需要，自主采取灵活多样的说理形式，把裁判的道理说给当事人听。

从空间上讲，裁判活动说理的空间广阔无限。说理的地方可以是田间地头，就像当年边区法院的马锡五法官一样到当事人的家里拉家常，也可以是庄严的法庭，就像今天广大法官进行的庭审活动，还可以是法庭以外的适当场所。像全国法院办案标兵、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法官李红星，经常一天要开几个庭，他就利用前一个案件当事人核实法庭笔录的间隙，与在楼道里等待开庭的下一个案件的当事人说上了，到开庭之时，案件如何处理有的已经说得差不多了，因此被同事们戏称为“楼道法官”。

从时间上讲，裁判活动说理的时间也没有上下班之分。只要有利于解决纠纷、化解矛盾，可以是上班时间，也可以是下班之后，还可以是节假日。全国法院办案标兵、安徽省涡阳县法院法官何允芝，长期以来处理的都是老百姓家庭、邻里的民间纠纷，审判工作几无节假日上下班之分，在农民当事人收工回家后做工作更能方便群众，她把自己的工作特点总结为多动脑子的脑勤、多动笔记载工作心得体会的手勤、多做说服群众工作的嘴勤和多到群众中做工作的腿勤。这“四勤”工作法，实际上是延伸裁判活动说理时空的工作法。

从形式上讲，裁判活动说理的方法是丰富多彩的。法官既可以面对面地向当事人说理，也可以通过电话、短信、网络、书信等工具向当事人说理。有时候，一个微笑，一次握手甚至一次耐心的倾听，都能够起到化解当事人心结的效果。有经验的法官都知道，审判婚姻家庭案件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纠纷时，往往不能采取同时传唤双方当事人到庭并直接交锋的形式，而是先要一对

一、背靠背地做双方当事人的工作，甚至要对有过错的一方进行批评，待双方都有态度后才让他们当面握手言和，这种方式既是有效的调解方式，也是有效的说理方式。在司法实践中，只要秉持能动司法理念，就能够根据不同案件纠纷的特点，采取不同的说理形式，从而实现定分止争、案结事了。

3.全员式说理。所谓全员式说理，是指裁判活动说理要集中诉讼参与人和相关法官的集体智慧，并善于利用法院内外的人力资源。

从法院内部而言，裁判活动说理是集体说理，不是一个法官或者一个合议庭说理。独任法官或者承办法官固然是说理的主将，但绝非孤家寡人。在工作机制上，应当从当事人跨进法院的大门开始，各个环节的说理就应当依序启动，立案庭、审判庭、执行局等各个审判执行工作环节都负有对裁判活动说理的职责，书记员、承办法官、审判长、人民陪审员、庭长、院长等，都是说理的主体，都能够为裁判活动说理作贡献。不仅如此，有些矛盾纠纷特别尖锐的案件或者涉及重大群体利益的案件，仅仅靠一个法院的说理都是不够的，还需要上下级法院密切配合，携手进行说理，甚至连最高法院审理的一些死刑案件及其他案件，都需要下级法院帮助做工作，促使当事人服判息诉。

从法院之外而言，裁判活动说理要善于借力说理。这个借力就是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优越性之力。法官要善于利用其他社会组织或个人为裁判活动说理。比如，根据服判息诉的需要，可以动员当事人的亲朋好友帮助做工作，主动邀请律师、诉讼代理人帮助做当事人的工作，还可以通过村委会、居委会、工青妇等社会组织帮助做工作。如河南省高级法院近年来搞了一项制度创新：法院出面把乡村的贤达长老组织起来，像法官一样组成合议庭“审理”（实际上是调解）诉讼到基层法院特别是人民法庭的民事案件，如果案件纠纷经他们调解解决了，法院就予以认可，如果案件纠纷没有解决，则案件进入基层法院审判。河南高院把这项制度称为“社会法庭”，把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美名曰“社会法官”，这是法院善用社会力量解决纠纷、处理案件的典型实例。就法官而言，善于运用社会力量助力裁判活动说理，也能起到很好的效果。如全国法院办案标兵、最高法院的冯强法官，就很善于利用院外力量帮助做工作，她调处民事案件，非常注意邀请相关单位或人员到场助力，她调解的一起工程款纠纷案件，由于处于强势地位的某国有大企业拒不接受法官提出的解决方案，导致该付的工程款长期拖欠，造成工人上访闹访，她就请该当事人的上级主管部门出面做工作，促使纠纷彻底化解。还有一起中央某大型企业与6名职工的劳动纠纷，由于该企业以历史问题为由长期推诿，导致涉案职工长期上访申诉，她便请某部委法规司的负责同志亲自参与调解并对企业做辨法析理工作，切实维护了职工的合法权益，使一个多年未结的积案实现案结事了。

三、裁判活动说理的价值蕴含和重要意义

从上述对裁判活动说理的叙述即可看出，裁判活动说理与裁判文书说理相比，具有更加丰富深刻的价值蕴含，对实现案结事了具有更为重要的应用价值，因此，我们应当在继续重视裁判文书说理的基础上，进而重视裁判活动说理这个更有价值的问题。

1.裁判活动说理的直接性效果难以比拟。心理学和传播学都证明，信息的发送者和接受者之间，距离越近、传播的方式越直接，效果越佳。所以才有课堂讲授胜于学生自习、人来人往优于文来文往之说。司法审判之所以强调直接性，就是要求法官重视与当事人当面、口头交流，只有当面、口头交流，才能真切了解纠纷的症结，做好矛盾化解工作。我们看到，凡是办案经验丰富、办案能力很强、善于裁判说理的优秀法官乃至模范法官，都是注重并善于对当事人当面、口头说理的法官，而不仅是善于撰写法律文书的法官。全国重大典型、江苏省靖江市人民法院法官陈燕萍，就是一个非常善于口头、当面说理的法官，她的“望、闻、问、切、笑”五字工作法，无一不在彰显司法审判的直接性，所以裁判效果才非常显著。为了凸显裁判说理的效果，法官如果不是书面审理案件，一定要坚持当面说理而不是庭后说理，要坚持口头说理而不是文字说理。因为如果法官当庭不说理，一旦造成当事人对审判活动形成了成见，待到裁判文书说理时就可能成了马后炮，想通过裁判文书化解掉就很困难了。

2.裁判活动说理的便捷性效果难以比拟。从全国看，各类纠纷案件高发，审判任务繁重，法官工作量不断增大是多数情况。所以，人民法院包括说理在内的审判活动都必须适应经济、快捷的要求，不能形式主义地要求裁判说理越长越好、越细越好、越有文采越好。从实践中看，口头说理不仅更加有效，而且完全能做到更加经济，更有利于减少法官的工作量，这一点我从李红星法官的工作法中获得了启发。李红星法官一人连续5年平均结案近800个民商事案件，没有一件因为自己工作不当而引起上诉信访，并尽量做到在上班时间完成全部工作，八小时之外和节假日基本不加班，他工作优质高效的秘诀，主要就是把庭前和庭审说理发挥到了极致，把当事人之间的矛盾都化解了，判决书或者调解书好写了，从而省去了法官和书记员闭庭后呕心沥血撰写、制作裁判文书之苦。

3.裁判活动说理的灵活性效果难以比拟。前已讲到，法官在裁判活动中进行说理，可以不拘形式、不拘一格，灵活多样，而裁判文书说理由于要落到文字上，所以必须严谨规范，接受裁判文书样式的约束，否则就会惹来麻烦。裁判活动说理既可以正说，也可以反说，而裁判文书说理只能正说。有位资深法官曾经告诉我他当年审理一起离婚案件，就用了反招，效果很好。该案的案情是：男方多次殴打老婆，老婆起诉要求离婚。但他了解到男方很不想离婚，而只要丈夫不打她，女方也不想离婚。他便把男方传来斥责到：“你经常打老婆算个爷们吗？再打你的老婆就成了别人的老婆啦，你要保证以后不打老婆，法院就做你老婆的工作，不愿悔改我今天就判你们一刀两断!”结果男方当即表示要痛改前非并向老婆道歉，案子圆满解决。请问，这段话能写到裁判文书中吗？显然不能！不仅如此，裁判活动说理既可以就事论事说，也可以从当事人的长远利益说，而裁判文书说理只能就事论事说。比如，在很多民事纠纷中，法官可以综合考虑当事人的具体纠纷和长远利益，提出一个双方共赢的方案，但如果是裁判文书说理，这就无法进行。退一步说，即使法官在裁判活动中讲错了话，也容易收回，而一旦在裁判文书上写错了话，那就会成为难以改正的错误，等等。因此我想，如果法官在法庭上不把该说的理、会说的理说出来，偏要等到下笔时才说，那就无疑放弃了最有效的说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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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两大法系裁判文书说理的比较与借鉴

一、两大法系裁判文书说理历史发展的考察

在欧洲大陆早期，由于源于罗马法的传统，认为法官的责任只是引用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不必以判决理由来确立具有约束力的判例，因此在资产阶级革命前的法国，法官泄漏判决的理由还要受到很重的处罚。在德国，法官泄漏判案理由即使不受到处罚，也会被认为不大妥当。只是到了近代，欧洲大陆各国才陆续确立了裁判要说明理由的做法。法国于1810年颁行的法律规定：“不包括裁判理由的判决无效。”①对此，勒内？达维德论述道：“判决必须说明理由这一原则今天极为牢固地树立了，在意大利，宪法本身就此作了规定。”②英美普通法系的传统与大陆法系各国有所不同，英国法历来有说明判决理由的传统。美国法院的判决非常强调法官对案情的努力思考和清晰的文字描述。美国联邦法院法官中心的《法官写作手册》中认为：“书面文字连接法院和公众。除了很少的例外情况，法院是通过司法判决同当事人、律师、其他法院和整个社会联系和沟通的。不管法院的法定和宪法地位如何，最终的书面文字是法院权威的源泉和衡量标准。因此，判决正确还是不够的-它还必须是公正的、合理的、容易让人理解的。司法判决的任务是向整个社会解释，说明该判决是根据原则作出的好的判决，并说服整个社会，使公众满意。”①英美法系实行的是判例法制度，判决理由是发挥其约束力的关键，这使得说明裁判理由成为英美法系法律制度的基本要求。

二、两大法系裁判文书说理的现状及特色比较

在现代司法中，裁判文书的说理已经成为诉讼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就两大法系比较而言，英美法系的裁判文书无论是说理之充分，分析之缜密、涉猎之广博甚或是文采、风格皆非大陆法系所能比。两大法系裁判文书说理的风格尤其是法理分析方面呈现出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在处于不同法系、具有明显特色的法国和美国之间最为明显。

法国裁判文书说理具有简单概括和整体性的特点。“法国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想方设法使判决书的内容缜密而紧凑，附带性论述一概排除；当判决基于某一理由应予撤销，其他理由便弃之不顾。另外，那种游离于正文之外的闲文漫笔从来不能在最高法院的判决书中发现，在下级法院的判决书中也很难找到”；并且也不涉及案件的背景、法律史、法律政策或比较法。④法国裁判文书在法理证明风格上“权威色彩”较重，即在解释和适用制定法上往往不是证明性的，而是结论性的。另外，法国秉承大陆法系国家的传统，其裁判文书还有一种“整体性”的特点，在判决中只出现一种法院意见，而避免法官的不同意见展示。

美国裁判文书制作的风格则截然不同，美国裁判文书呈现出论证性、对话性以及在判决中层示不同意见作出选择性判决的特点。美国上诉法院的法官经常撰写篇幅宏大，具有复杂的论点结构，详尽而扩展的判决。在判决中公开讨论价值问题，公开展示不同意见。“法院并不力图将最终选定的结论作为接、受前提的必然结果，只不过认为它比其他选择拥有更充分的理：由而已。”⑤

三、两大法系裁判文书说理影响因素比较

对照分别以美国和法国为代表的两大法系裁判文书的特点，可以说两者是“对立的两极”。如果探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这并非两大法系法官的素质有所差别，而是主要与其各自所在社会的整个司法制度设置有关。

首先，最主要的一点，英美法系实行的是判例法制度，采取遵循先例的原则。按照这一制度原则，上级法院的判例、本法院先前的判例对下级法院和本法院后来的类似案件具有约束力，同级的其他法院的判例乃至下级法院的判例对某法院的案件判决也具有参考意义。正是由于这一制度，英美法系法官在撰写裁判文书时，特别在那些有新意的案件中，始终有某种创造规则的考虑。他们所面对的不仅是纠纷解决的问题，而且有规则之治的问题。他们所关注的不仅是个案本身是否得到了良好、恰当的处置，而更多是这个判决对于未来司法的意义。与英美法系国家不同，大陆法系国家的法院中，法官的任务主要是依据成文法对个案作出恰当判决，法官仅仅对适用法律负责。尽管适用法律总是会有解释、有推理，甚至某种程度的创造，但其推理形式相对简单，而且更多是一种演绎的方式。两大法系这种制度上的差别反映出判决书的功能在不同法系国家中是不同的，判决书的论证、说理首先要服从并服务于这种社会功能。另外，这种制度上的差别又会在裁判文书撰写上给法官带来相当不同的激励。对于英美法系的法官来说，一个有良好法律推理和解释的司法判决，具有长久的法律力量，这意味着自己工作成果影响的扩大和延伸。相比之下，大陆法系的法官则没有这种动力。

其次，是两大法系裁判文书的署名制度不同。英美法系法院的裁判文书，除了极少数例外，都由撰写判决书的个人署名，而不是审判庭署名。在这种制度下，引证某个判决，就会引证该判决之作者，这使得法官有动力来着力撰写出色的裁判文书。同时，由于英美法系国家的裁判文书可以公开展示不同意见，这就意味着裁判文书说理还常常针对着本法院内部的其他有异议的法官，这也使得裁判文书的论证推理必须非常细致和精制。而大陆法系裁判文书公布的是审判庭的意见，惯例上不允许发表反对意见或不同意见。在这种制度下，一般说来，法官没有很大的动力将自己的观点细致表现出来，因为既不能获得额外的物质利益，也无法获得额外的精神上的收益。

最后，影响两大法系裁判文书说理的制度因素还有其审判方式的不同。英美法系的对抗制度使得律师在案件审判中扮演了更积极的角色，他们提供的法律、先例等以及对这些材料的分析不仅归纳了案件的争议，而且也为裁判文书的撰写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而大陆法系纠问式的审判方式以及律师的法条主义传统则限制了他们可能提供材料的全面性。

四、我国裁判文书说理的现状及制约因素

自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法院诉讼文书样式，对裁判文书制作进行改革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应当说我国的裁判文书在说理方面已有相当程度的重视和改进，但还存在着很大的不足。首先，就事实认定上缺乏对证据的论证和辩驳；其次，是说理不充分，缺乏针对性。深入思考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格式规定不尽合理，拘于形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对法院裁判文书样式的规定和说明，裁判文书分为五个部分，其中理由部分只包括对行为性质、情节、适用法律和处理方式的论证，并不包括对事实和证据的论证，事实和证据论证虽可以在事实部分进行，但不作“裁判理由”看待，对证据分析强调不够。第二，历史传统的影响。行政、司法合一的传统使得法院权威主义的色彩、行政色彩比较浓厚。用“我说你听”、行政的方式处理诉争还是为许多法官所接受。第三，我国司法、审判独立的传统不够。目前的审判独立指的是法院独立而非法官独立，法院的地位尚未达到现代合理化社会所要求的程度。法院和法官往往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各种形式的干预，包括内部的层层审批以及社会舆论的干扰。在这样的一种社会环境下，可以说，至少在某些时候，说理论证在法官看来是没有意义的，特别在一些暗箱操作和幕后交易存在的情况下，法官更是力求尽量少说理。

五、对两大法系裁判文书说理的借鉴

通过以上对两大法系的裁判文书说理所作的历史、现状、特征、影响因素的考察，以及对我国在裁判文书说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在设计我国裁判文书的改革方向时，无论在制度方面，还是在技术方面，两大法系的裁判文书说理都有值得我们学习之处。当然，以美国和法国为代表的两大法系的裁判文书说理并非没有缺陷和弊端。法国裁判文书“通常以文字精炼、表达清晰、风格优雅为特征；不过，它们有时也僵化了，变成一种空洞形式主义的僵硬的仪式书。”⑥“在法国，制定法一般被设想为是清楚的，因此，制定法所需求的证明判决正当的理由，大致由对相关事实的陈述和对相关法律规则的参照所构成，不包括按照特定的法律解释论点把制判结构与制定法规则连接起来的、包含若干步骤的证明努力。”⑦美国裁判文书行文散漫，采用文学修辞性叙述方式以及过分学理化倾向也不为多数国家欣赏。其裁判文书越写越长，诸多法官常为一些细小的分歧发表并存意见或反对意见。

不过，它们各自存在的缺陷和弊端并不影响我们“取其精华”来设计我国裁判文书的改革。

首先，在制度层面上：第一，随着我国成文法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应当提高判例在整个法律运作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法官在制作裁判文书时不仅应当关注个案本身是否得到了良好、恰当的处理，还应更多地关注这个判决对于未来司法的意义。第二，改变裁判文书的署名方式。在非独任审判的情况下，突出裁判文书制作人的署名，使优秀裁判文书制作人即使不能得到额外的物质利益，也能获得额外的精神收益。

其次，在技术层面上：第一，一个裁判文书的说理应当大致包括三部分，即案件事实、法律根据以及它们两者在法律上的逻辑联系。只有具体案件事实和一定法律根据在法律上的逻辑结合，才能构成一个裁判的理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文书样式的规定和说明，事实部分与裁判理由部分分开。这种将事实证据问题的辩驳与行为法律性质方面辩驳分开处理的方式在逻辑上似有不顺。可以考虑采用主文、理由（事实和法律适用及论证）或主文、事实（认定案件事实）、理由（事实、证据和法理的论证与辩驳，法律适用）的行文制判方式，加强对事实和证据的论证和辩驳。第二，鉴于我国缺乏“司法至上”的传统，是法院独立而非法官独立，为强化法院裁判效力，还不能在裁判中层示内部的分歧，而只能采用体现“整体的权威色彩”的方式。但在裁判内容上，可以借鉴英美法系“对话一论证式”说理方式，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克服使裁判文书流于一般化、套路化的做法，加强其决疑性，要针对具体案件的争议事实，对当事人、律师提出的各种事实争点和法律争点作出回应。

第四篇：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加强裁判文书说理工作的若干意见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加强裁判文书说理工作的若干意见

2007年10月23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88次会议讨论通过

为进一步提高裁判文书质量，增强审判工作的公开性、透明度和公信力，强化裁判文书说理，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落实“三项承诺”实施意见》的要求，结合我省审判实践，制定本意见。

一、基本要求

第一条 裁判文书应当对裁判形成的正当性、合法性及合理性予以公开说明。

第二条 裁判文书说理包括事实论证说理和裁判论证说理。

第三条 裁判文书应当全面、准确地概括诉辩或者控辩各方的主张和理由，归纳诉辩或者控辩各方的争议焦点。

第四条 裁判文书应当展示证据的认定和采信过程。应以判明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为核心，阐明证据是否采信的理由。对诉辩或者控辩各方提供的证据应当全面地作出回应，不得遗漏。

第五条 裁判文书应当展示案件事实的认定过程。在采信证据的基础上，运用证据规则、逻辑推理、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等对证据进行综合分析，推断出案件事实。

第六条

裁判文书应对所适用的法律和适用该法律的理由进行充分地说明：

（一）对应该适用何种法律条文明确，诉辩或者控辩各方无异议的，可直接援引法律规定；对适用何种法律条文有分歧的，则应阐明适用该法律条文的理由；

(二)法律规定比较原则或者条文复杂，诉辩或者控辩各方对法律条文理解有分歧的，应对法条的含义进行解释，阐明适用该法条的理由；

（三）对法条竞合及法律冲突内容的选择适用，应当予以明确说明；

（四）民事案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可以根据立法精神、目的，运用法律原则和法学原理，阐明裁判理由。

第七条 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作出裁判的，应当解释运用自由裁量权的法理和逻辑规则以及行使自由裁量权所考量的因素。

第八条 裁判文书的说理要逻辑严密，应做到审查采信证据与认定事实以及诉辩或者控辩各方主张相对应、事理法理分析与事实结论相对应、判决主文与诉讼请求相对应。应当保持概念的同一性，论证不得自相矛盾，不得使用模糊语言。

第九条 裁判文书说理可以根据案件审理所适用的程序、疑难复杂程度、诉辩或者控辩各方的情况，做到繁简适当。

第十条 裁判文书应将裁判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条文全部列明。

裁判文书不得直接引用宪法、最高人民法、院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判工作的指导性文件、会议纪要、各审判业务庭的答复意见以及人民法院与有关部门联合下发的文件等相关条款。

第十一条 裁判文书一般应设附页，具体记载以下事项：

（一）裁判所引用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条文的具体内容；

（二）对不易理解的专业术语的阐释；

（三）其他需要特别说明的事项。

裁判文书引用的条文较少、其内容简单明了、容易理解掌握的，可以结合当事人的文化水平等具体情况，不设置附页。

第十二条 裁判文书说理应当用语规范，做到表达简洁清晰、文字精练易懂；涉及专业术语，应按技术规范的要求使用；不能使用反问、疑问、设问等加强感情色彩的句式；需要说明资料来源的，可以使用括号标注的方式进行阐明。

二、刑事裁判文书的说理

第十三条 刑事裁判文书应阐明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及构成何罪的理由，阐明对被告人定罪处罚、免于刑罚或者宣告无罪的理由。并根据案件审理的不同程序，做到有所侧重：

（一）一审刑事判决书应侧重分析论证指控的事实、证据和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意见、理由能否成立、是否采纳。在事实论证的基础上，针对控辩双方对定性、量刑、适用法律提出的意见与理由，对犯罪是否构成、构成何罪情节轻重等进行论证。

（二）二审、再审刑事裁判文书应着重分析论证上诉、抗诉、申诉对原判认定事实提出的意见和理由能否成立。在事实论证的基础上，针对上诉、抗诉、申诉对定性和适用法律提出的意见和理由，对裁判结论进行论证。

（三）发回重审的刑事案件应着重写明原审裁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违反法定程序或适用法律错误的具体情形。

第十四条 下列刑事案件的裁判文书说理可以适当简化：

（一）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指控的事实、证据和罪名均没有异议的案件，可以简要概括事实、证据，表明被告人对事实和证据没有异议和法院对指控的事实予以确认后，进行简明扼要的裁判论证；

（二）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指控的事实和证据无异议，仅对罪名有异议的案件，可以简写事实、证据，进行简明扼要的事实论证。

简化说理的裁判文书事实部分应当恰当阐明对定性、量刑有影响的情节。

第十五

条刑事裁判文书附带民事部分的说理参照本规定中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相关规定执行。

三、民事裁判文书的说理

第十六条

民事裁判文书的说理应阐明争讼的民事法律关系是否存在、当事人所实施的民事行为是否有效以及当事人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承担何种民事责任的理由。如案件涉及当事人是否为适格主体，应否追加第三人等，也应一并阐明理由。民事裁判文书的说理应当与案件审理的不同程序相适应，做到有所侧重：

（一）一审民事裁判文书要针对当事人的诉辩请求和理由，紧密围绕案件的争议焦点进行说理。

（二）二审民事裁判文书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理由以及一审裁判正确与否进行说理。

（三）再审民事裁判文书应当围绕抗诉理由和当事人的再审申请、申诉理由以及原审裁判正确与否进行说理。

第十七条

符合下列情形的案件，民事裁判文书的说理可以适当简化：

（一）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以及虽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但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案件；

（二）一方明确表示承认对方全部或部分诉讼请求，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以及不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可在写明一方自认的情况后，对当事人自认的部分，不再进行说理。

第十八条

民事裁判文书可以采用图表比对等形式加强说理性。

第十九条

涉外民事裁判文书应当对国际民事管辖权的取得作出论述，除当事人对处理争议所适用的法律选择一致外，涉外民事裁判文书适用实体法必须有冲突规范的指引，应当对经冲突规范指引准据法的情况予以详细说明。

第二十条

民事裁定书的说理应结合裁定的具体事项展开。尤其是对案件的实体处理有重大影响、对当事人的实体利益和重大程序利益做出处分的民事裁定书，应当详细说明裁定的理由；对于二审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的案件，民事裁定书中应写明发回重审的理由，阐明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违反法定程序、适用法律错误的具体问题。

四、行政裁判文书的说理

第二十一条

行政裁判文书的说理要针对各类行政诉讼案件的特点，围绕全面审查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及当事人的诉争焦点进行，应说明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当事人的诉辩理由是否成立，并视案件的具体类型和不同的判决方式等具体情况应当说明的理由。行政裁判文书的说理应侧重于当事人争议焦点和法院审理重点，根据不同审级，体现不同特点：

（一）一审行政裁判文书的说理应全面反映当事人举证、质证和法院认证的动态过程，体现法院依据法律适用规则对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原告诉讼请求是否成立的论证理由。

（二）二审裁判文书应体现对原审判决和被诉行政行为双重评判的特色，把原审判决的正确性以及对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贯穿说理的始终。

（三）再审裁判文书因再审分别适用一审或二审程序而可以相应参照一审或二审裁判文书的说理要求，但应体现再审案件的特点。

对当事人没有争议的问题、非审理重点的问题，以及不属于合法性审查范围的问题，可以简略表述。

第二十二条

行政裁判文书的说理应包括以下基本内容：

（一）对作为类案件，应包括被诉行政行为的主体是否具有法定职权，认定事实是否清楚、主要证据是否充分，适用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是否正确，是否符合法定的行政程序，是否超越职权、滥用职权，行政处罚是否显失公正。对采用驳回诉讼请求、确认判决等判决方式的，应当阐明具体的理由。

（二）对不作为类案件，应包括原告起诉要求被告履行何种法定职责、是否提出过申请，被告是否具有法定职权以及其明示拒绝、拖延履行、不予答复是否合法的理由。应当阐明原告的诉请是否成立、法院是否予以支持的理由。对采用判决履行、驳回诉讼请求或确认违法等判决方式的，应当阐明具体理由。

（三）对行政赔偿类案件，应包括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或是否已被法院依法确认违法，原告的合法权益是否受到侵害，两者有无因果关系，被告应否承担、如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理由。

第二十三条

行政裁判文书应当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参照规章，援引司法解释作出裁判，并可以在说理部分引用合法有效、合理适当的具体应用解释和其他规范性文件。

第二十四条

行政裁定书的说理应结合裁定的具体事项展开：

（一）不予受理、驳回起诉行政裁定书的说理，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重点阐述当事人起诉的事项是否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收案范围和起诉条件。

（二）准予撤诉的行政裁定的说理，应当载明撤诉、准予撤诉的理由，客观反映原告自愿撤诉和法院合法性审查的过程。

（三）对二审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的行政裁定书,应当阐明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违反法定程序的具体问题。

五、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意见适用于刑事、民事、行政判决书和裁定书。执行中的裁定书等可以参照适用。

第二十六条

本意见由本院审判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第五篇：裁判文书

（2012）浦刑初字第3879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2-10-30)（2012）浦刑初字第3879号

公诉机关上海市某某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吴某某，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2年6月6日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12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上海市某某区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陈某，上海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指定辩护人齐某，上海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海市某某区人民检察院以沪浦检刑诉〔2012〕361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吴某某犯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于2012年9月1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海市某某区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卫祖建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吴某某，辩护人陈某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上海市某某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一、信用卡诈骗罪

2011年5月起，被告人吴某某向某某银行申领卡号为42703000470****4牡丹信用卡一张，从2011年7月10起至同年9月，其持该卡恶意透支，用于本人取现和消费，合计人民币98,803.45元，经某某银行多次催款，被告人吴某某拒不偿还。被告人吴某某因诈骗犯罪事实被侦查期间，公安机关发现其另有信用卡诈骗的犯罪事实。经讯问，被告人对信用卡诈骗事实供认不讳。

二、诈骗罪

2010年8月至2011年10月期间，被告人吴某某谎称做生意需要资金周转为由，骗取被害人张某人民币944,800元，后将赃款挥霍殆尽。

2012年6月5日，张某将被告人吴某某扭送至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金杨新村派出所。

针对上述指控，公诉机关提供了相关证据。据此认为，被告人吴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违反信用卡管理法规使用信用卡，恶意透支，数额较大，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二款，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信用卡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建议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被告人吴某某虽不具有自首情节，但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信用卡诈骗的罪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可以依法从轻处罚。被告人吴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的方法，骗取他人钱财，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建议对其处十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被告人吴某某在判决宣告以前犯数罪，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应当数罪并罚。

被告人吴某某对公诉机关指控其犯信用卡诈骗的事实和罪名均没有提出辩解；认为在实施诈骗犯罪时没有以做生意需要资金为由进行诈骗，而是以借款为由从张某处取得钱款。辩护人提出在诈骗犯罪中被害人有过错；在信用卡诈骗犯罪中有坦白情节；被告人吴某某系初犯，建议对其从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

一、诈骗事实

2010年8月至2011年10月期间，被告人吴某某谎称做生意需要资金为由，先后多次从张某处共骗得人民币944,800元，后将钱款挥霍殆尽。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被害人张某的陈述笔录，证实吴某某以做生意需要资金为由多次骗其钱款，除经催讨归还部分钱款，共被骗上述钱款。

2、证人吴某某的证言笔录，证实曾经帮助吴某某归还张某部分借款。

3、被告人吴某某、被害人张某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及相关的借条、收条，证实吴某某向张某借、还款的部分情况。

4、被告人吴某某的供述笔录，证实其虚构做生意需要资金，多次向张某借款，钱款被挥霍，除归还部分外，尚有上述钱款未归还。

二、信用卡诈骗事实

2011年5月，被告人吴某某向某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第一支行申领卡号为42703000470****4信用卡一张，从2011年7月10日起至2011年9月持该卡恶意透支，用于本人取现和消费，2011年9月最后一次还款，累计拖欠该行本金合计人民币98,803.45元，经银行多次催收，超过三个月仍未归还。

2012年6月5日，被告人吴某某因诈骗犯罪被被害人张某扭送至公安机关，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诈骗犯罪事实；在侦查期间，公安机关发现被告人吴某某有信用卡诈骗犯罪事实，经讯问，其如实供述了信用卡犯罪事实。

上述事实，被告人吴某某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且有经庭审质证属实的被害银行的报案材料及信用卡申请材料、交易明细、催收记录，公安机关出具的“案发经过表格”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关于被告人吴某某辩解在实施诈骗犯罪时没有以做生意需要资金为由进行诈骗，而是以借款为由从张某处取得钱款的意见。经查，被告人吴某某到案后多次供述其以虚构做生意需要资金为由向被害人张某借款，并得到被害人的印证。故被告人吴某某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吴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的方法骗取他人钱财，数额特别巨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已构成诈骗罪，应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被告人吴某某还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恶意透支，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数额较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二款的规定，已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应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被告人吴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信用卡诈骗犯罪事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可以从轻处罚。辩护人提出对被告人吴某某从轻处罚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吴某某犯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量刑建议适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和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被告人吴某某犯诈骗罪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对被告人吴某某应当两罪并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责令被告人吴某某退赔违法所得，发还被害者。被告人吴某某的罚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缴纳。本院为保护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金融管理秩序，根据被告人吴某某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吴某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罚金人民币一万元；犯信用卡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二个月，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罚金人民币三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2年6月5日起至2025年6月4日止；罚金自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向本院缴纳。）

二、责令被告人吴某某退赔的违法所得分别发还被害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陆红源 审 判 员 石耀辉 人民陪审员 戴雨珍 二〇一二年十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陈 洁

（2012）温瓯行审字第345号

——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2012-10-26)（2012）温瓯行审字第345号

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申请执行人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瓯海分局，住所地温州市××海路××号。组织机构代码证76640145-7。

法定代表人王某某，局长。

委托代理人林某，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瓯海分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陈某某，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瓯海分局工作人员。

被申请人浙江金陆家具有限公司，住所地温州市××郭溪街道××号。组织机构代码证766401457。

法定代表人章某，负责人。

申请执行人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瓯海分局于2012年10月23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温某某商处［2012］97号行政处罚决定，本院已于2012年10月23日依法受理。申请执行人请求本院强制被申请人浙江金陆家具有限公司缴纳罚款225000元及逾期履行加处的罚款。

本院经书面审查，未发现上述处罚决定有《中华某某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不予执行情形，该处罚决定具备执行效力，当事人未在规定的期限内履行，申请执行人申请强制执行提交的材料符合《中华某某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依照《中华某某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对申请执行人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瓯海分局作出的温某某商处［2012］97号行政处罚决定，准予执行。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陈圣国 审判员

黄良聪 审判员

薛三豹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刘赛蓉

（2012）浦民一(民)初字第1367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212-3-6)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2）浦民一(民)初字第1367号

原告李xx，男。

委托代理人章x，上海xxx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xxxx专业合作社。

法定代表人陈x，社长。

委托代理人徐xx，男，上海xxxx专业合作社工作。

原告李xx诉被告上海xxxx专业合作社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2年1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xx及其委托代理人章x、被告上海xxxx专业合作社之委托代理人徐xx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xx诉称，原告自2009年12月起在被告处担任蔬菜推销员，并被安排在xxx联洋店工作，2010年5月13日原、被告补签了《劳动合同》，约定原告每天工作时间自6时至20时30分，做一休一，每月工资人民币1,600元（以下币种相同），被告并为原告缴纳社保金，合同期限自2010年5月13日至同年12月31日。因招不到人，应被告要求，原告工作时间调整为全年无休，实际每月工资3,800元，工资以现金形式发放。2011年1月23日被告在xxx联洋店的摊位撤出超市，与原告解除劳动雇佣关系，并让原告自行找工作。被告撤出xxx联洋店时，由案外人上海yyyy专业合作社（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yy合作社）接替被告进驻xxx联洋店，原告与yy合作社签订的劳动合同虽然起始日为2011年1月1日，但原告实际系2011年1月23日起为yy合作社工作，yy合作社仅支付了原告2011年1月几天的工资，社保金也没有为原告缴纳。根据原、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x确约定根据劳动合同法、本市劳动合同条例建立雇佣关系，被告应按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履行相应义务，但被告从未支付过原告加班工资，也未给原告缴纳过社保金，且2010年12月被告只发给原告该月工资462元，少发3,338元。2011年11月原告申请仲裁，要求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加班工资等，因被告主体不适格，未予受理。现诉至法院，要求：

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即一个半月的工资5,700元；

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0年12月少付工资3,338元；

3、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0年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2,427.59元（春节3天、元旦1天、清x节1天、端午1天、劳动节1天、国庆节3天、中秋节1天，共计11天×1,600元/月÷21.75天×300%）；

4、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1年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524.14元（元旦1天×3,800元/月÷21.75天×300%）；

5、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办理健康证费用120元；

6、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09年12月至2011年1月的外来人员综合保险费3,640元（260元/月×14个月）。

被告上海xxxx专业合作社辩称，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合同至2010年12月31日到期，合同并未约定任何经济补偿金，期满后合同自然终止，故被告无需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2010年10月被告退出xxx联洋店，由yy合作社接替被告，原告继续在xxx联洋店为yy合作社工作，并不需要重新找工作，yy合作社接替被告前，被告从未拖欠过原告工资，接替后被告没有发放过原告工资，实际由yy合作社发工资给原告，故不同意支付原告主张的2010年12月少付工资3,338元。虽然劳动合同系2010年5月13日签订，但原告于2010年3月起即在被告处工作，由被告安排在xxx联洋店做果蔬推销员，双方自2010年3月起建立劳动关系，至2010年12月合同期满，仅包括2010年清x节、劳动节、端午节、国庆节、中秋节共计7天的法定节假日，不包括春节、元旦，故同意支付原告2010年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为1,600元/月÷21.75天×7天×300%=1,544.83元。对社保费用，基于上述理由，同意支付2010年3月至同年12月的费用2,600元（260元/月×10个月）。原告主张的2011年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524.14元，该节假日并不在合同期限内，不同意支付。对办理健康证费用无异议，同意支付。

经审理查x，2010年5月13日原告（乙方）、被告（甲方）签订《劳动合同》一份，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上海市劳动合同条例》，甲乙双方签订本合同，„„合同期限自2010年5月13日至2010年12月31日，„„工作内容xxx蔬菜理货员，工作地点xxx联洋店，„„本合同的工资计发形式为货币，乙方的月工资为1,600元，„„甲方按国家和本市社会保险的有关规定为乙方参加社会保险。2011年11月15日原告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加班工资等，未予受理。2012年1月，原告提起本案诉讼。

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劳动合同》、劳动争议仲裁通知书等证据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双方均确认依据《劳动合同法》等签订该合同，此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关于原告主张的经济补偿金，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合同期满，被告应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关于经济补偿金的标准，原告主张2009年12月起即在被告处工作，且实际工资3,800元/月，但就此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x，本院不予采信，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一个半月的经济补偿金5,700元，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自认原告自2010年3月起在被告处工作，本院予以确认，则至合同到期日2010年12月31日，原告在被告处工作未满一年，且合同约定月工资为1,600元，故被告应支付原告一个月工资标准的经济补偿金1,600元。关于原告主张的2010年12月少付工资3,338元，被告自认2010年10月yy合作社接替后被告未付过工资，故本院认定被告未支付原告2010年12月的工资。被告主张接替后由yy合作社发放原告工资，则2010年12月工资应由yy合作社发放，然原告予以否认，被告对此亦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x，本院不予采信。原告自认收到被告2010年12月工资462元，本院予以确认，然基于前述理由，月工资应为1,600元，而非3,800元，据此本院认定被告少付原告2010年12月工资为1,138元，应支付给原告。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少付工资3,338元，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2010年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基于前述理由，春节、元旦并不在原告为被告工作的劳动年限内，故对原告该主张，本院难以支持。被告对该项请求之主张，与法无悖，本院予以采纳。关于原告主张的2011年法定节假日元旦的加班工资，该期间亦未在原告为被告工作的劳动年限内，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社会保险费用，基于上述理由，原告主张自2009年12月起算，依据不足，本院难以支持，被告对该费用之主张，并无不当，本院予以采纳。被告同意支付原告办理健康证费用，本院予以照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xxxx专业合作社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李xx经济补偿金人民币1,600元；

二、被告上海xxxx专业合作社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李xx2010年12月少付工资人民币1,138元；

三、被告上海xxxx专业合作社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李xx2010年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人民币1,544.83元；

四、被告上海xxxx专业合作社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李xx办理健康证费用人民币120元；

五、被告上海xxxx专业合作社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李xx2010年3月至2010年12月的社会保险费用人民币2,600元；

六、驳回原告李xx的其余诉讼请求。

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2元，减半收取计人民币51元，由被告上海xxxx专业合作社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储刘明 二〇一二年三月六日 书 记 员 丁 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