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热点：社会抚养费乱象频生亟须治理 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第一篇：时政热点：社会抚养费乱象频生亟须治理 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时政热点：社会抚养费乱象频生亟须治理 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北京人事考试网时政热点频道第一时间发布每日国内国际时事政治热点、政策解读、理论观察、时事大事记及时事政治热点汇总等。今天我们关注时政热点：社会抚养费乱象频生亟须治理 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近期，山东省某些城市出现突击征收社会抚养费现象，引发网友热议：在全面二孩政策落地之前怀孕未分娩，应否缴纳社会抚养费？相关政策法规出台后，社会抚养费制度会否改变？

今天，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开幕，审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草案正是此次会议的一项重要议程。该法修改后，相关的配套法律法规也将进行调整，其中就包括舆论广泛关注的社会抚养费制度。法律法规如何完善？配套政策如何跟进？人们期待答案。

原有规定太原则，带来疑问

老百姓将社会抚养费通俗地称为“超生罚款”，生动反映了其与计划生育政策之间的关联。实际上，“社会抚养费”并不等同于“超生罚款”。社会抚养费的定位是一种社会补偿性行政收费，而后者则是一种行政罚款。

2002年国务院出台《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下称《办法》)，首次界定了社会抚养费的定义，即“为调节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环境，适当补偿政府的社会事业公共投入的经费，而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征收的费用”。其背后的逻辑是，“超生子女”占用了更多的社会资源，因此“超生家庭”需向国家支付一定的经济补偿。

2014年，导演张艺谋因超生缴纳社会抚养费748万元，将社会抚养费话题推至舆论高峰。有网站针对“张艺谋缴纳748万元社会抚养费是不是太重”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86%的网友认为“太重”。

公众对“天价”社会抚养费咂舌之余，不禁发问：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是什么？这么一大笔钱花在哪儿了？

对于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办法》是这样规定的：以当地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作为参考基本标准，结合当事人的实际收入水平和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情节，确定征收数额。

由于《办法》中的规定较为原则，长期以来，出现了全国征收标准不统一、征收情形不一致以及一些地方征收管理不规范、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公开等问题。

乱象频生亟须治理

近日，中纪委网站通报了几起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贪腐案例，其中包括基层计生部门工作人员截留、挪用巨额社会抚养费。

据统计，全国每年征收社会抚养费高达200多亿元，其中大城市基本上缴财政，但地方基层则分配混乱。曾有媒体调查发现，社会抚养费主要在县级财政流转，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大头”，还有一些地方的社会抚养费去向成谜。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在接受采访时坦言，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管理体制一直受到质疑。“上缴财政的社会抚养费怎么拨款，有多少拨到了比如教育等相关领域，这在纸面上是笔‘糊涂账’。”

如何治理社会抚养费征收和管理中的诸种乱象，关乎百姓民生。

国务院法制办建议，废止此前相关规定过于原则抽象的《办法》。2014年11月，法制办将取代《办法》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条例(送审稿)》在网上发布，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涉及征收对象和范围的调整，比如明确界定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对象，统一征收标准，限制地方自由裁量权，规范征收程序。

全面二孩政策有望在本周落地，《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条例》的出台或许指日可待。

另一个让无数“超生家庭”颇有微词的现象是，许多地方将缴纳社会抚养费作为孩子入户登记的前置条件，导致那些无力或不愿缴纳社会抚养费的家庭无法给孩子落户，“超生子女”入学、就医、就业等基本权益均无法得到保障。官方的一项调查可以反映该现象普遍存在：全国“黑户”中，约有60%为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出生人员。

2015年12月1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了《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强调把计划生育等政策与户口登记脱钩。然而，“超生黑户”家庭并没有松口气，他们担心一旦让孩子登记入户，户口登记资料就会被计生部门作为“超生”铁证，强力催缴社会抚养费。这种担忧并非杞人忧天，据报道，在江西等地明文规定计划生育和入户脱钩后，一些给孩子上户的“超生”家庭就遭遇强制征收社会抚养费。

登记户口后被强制征收社会抚养费怎么办？全面二孩政策即将落地，那些“二孩黑户”能否免除社会抚养费？如果免除，那么早前因生育二孩而缴纳社会抚养费的家庭能否索要退款？如果不免除，“超生黑户”登记户口工作如何顺利开展？

这些问题都是接下来的社会抚养费制度改革所绕不开的，如何更好地衔接中央部署，不仅是“超生黑户”家庭的关注焦点，也牵动着无数民众的利益神经。

社会抚养费存废有争议

有关数据表明，我国目前征收的社会抚养费95%以上来自二孩家庭。网友称：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绝大部分处罚对象将不存在，社会抚养费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关于社会抚养费的存废之争由来已久。有人认为社会抚养费屡次发生违法征收、截留挪用资金等问题，应该取消；也有人认为应该通过立法规范予以完善。采访中，两种声音难分伯仲。

12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后的第二天，“人口与未来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人口学、法学、经济学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形成了一份建议书，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其中包括调整现有法律条文中有关社会抚养费的内容。

参加该会议的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傅蔚冈提出，应当适时研究和启动社会抚养费的退出机制。对于在政策放开前缴纳社会抚养费的二孩家庭应否退还社会抚养费的问题，傅蔚冈说，有人提议“全额退费”或“冲抵个税”，这些途径可能在实施上比较困难，不妨通过“免征养老保险金”的方式，把部分社会抚养费还利于生育家庭。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惠州市旅游局局长黄细花自2010年以来连续提交关于调整和完善计划生育政策的建议，呼吁取消社会抚养费。在2013年提交的建议中，黄细花表示，当生育率过高时，政府可以采用经济手段奖励少生，但不能处罚多生；当生育率过低时，政府可以采用经济手段奖励多生，但不能处罚少生。在她看来，如果要通过经济手段对国民的生育行为进行宏观调控，应当多使用奖励，慎用处罚。考虑到我国当前生育率远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黄细花建议不断改善民生，让每个家庭都能养得起两个孩子。

12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要求严格控制政策外多孩生育，维护良好生育秩序。部分专家学者认为，作为调控计划生育的手段之一，社会抚养费仍然有存在的必要。

国家卫计委专家委员梁中堂认为，目前仍不适宜取消社会抚养费，“计划生育还是基本国策，实施‘全面二孩’并不等同于普遍放开，所以生育权仍旧受到限制。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超生行为必须有强制性处罚措施，以维护国策的严肃性”。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原新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实施全面二孩并不意味着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否定，作为体现违规成本的社会抚养费征收将继续执行。

权利与义务紧密相连。在我国人口基数仍然庞大、社会经济发展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情况下，对生育权的限制是为了让每个人和每一代人获得更多社会资源，就此而言，社会抚养费有其积极意义。公众期待的是，在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和管理更加规范有序，更加透明公开。

第二篇：2014年衢州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社会抚养费三大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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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衢州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社会抚养费三大乱象

2013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社会抚养费三大乱象。社会抚养费的征收，较为有效地发挥了控制人口增长、稳定低生育水平的作用，但也发现，45个县(市、区)在《管理办法》实施中还存在三大共性问题——对辖区内计划外生育人口底数摸不清楚，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不统一，管理不规范。乱象一：计划外生育人口底数不清，少报、漏报问题严重

一个地区计划外生育人口究竟有多少，直接关系到这一地区社会抚养费的征收。但审计调查发现，各地对本辖区内计划外生育人口底数普遍摸不清楚，统计上报的数据也普遍不实，少报、漏报等问题十分严重。

有底数不清的：如云南省接受审计调查的5个县对辖区内计划外生育人口底数均掌握不清，仅2009年至2012年5月，就漏报计划外生育人口2124人。

有故意少报的：湖南省新化、邵东两个县，2009年至2012年5月间，在已掌握计划外生育人口为28478人的情况下，少报人数高达8098人。

有人为虚报的：2009年至2012年5月，河北省栾城县计生部门为完成计划生育考核指标，将计划外生育的86人调整为计划内生育人口。乱象二：征收标准不统一，自由裁量权偏大

根据《管理办法》，社会抚养费的具体征收标准由各省份规定。但审计调查发现，在同一省份内，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不统一的现象普遍存在，征收单位自由裁量权普遍偏大。

湖南省审计的5个县普遍存在社会抚养费应征未立案征收、降低标准征收、已立案征收未征收到位的问题，实际征收到位率较低。按照当地最低征收标准测算，2009年至2012年5月，5个县共应向68210人(含以前计划外生育)立案征收社会抚养费103764.84万元，实际仅征收36287.74万元，征收到位率34.97%。其中，邵东、凤凰、湘潭等3个县征收到位率不足30%，湘潭县仅为19.03%。在甘肃省，同一类型的计划外生育行为，既存在计征基数不同的情况，又存在计征倍数不同的情况。如同为2011年9月30日以后的计划外生育，在环县山城乡和毛井乡，计征基数相差448元;环县环城等5个乡镇对生育第四个以上子女的计划外生育行为按计征基数14倍征收社会抚养费，而合道等3个乡镇按28倍征收。

有的征收单位擅自减免征收金额。如陕西商洛市商州区城关镇计生办2009年共对43人征收社会抚养费27.3万元，但对其中14人不同程度减免，少征社会抚养费2.9万元。

有的地方对高收入人群的社会抚养费征收流于形式。如2009年至2012年5月，湖北省仙桃市仅对1人按照高于计征基数的标准征收社会抚养费。乱象三：违规下达征收任务，擅自挪用相关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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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地方违规下达社会抚养费征收任务。如四川省接受审计调查的5个县均存在向乡镇下达社会抚养费征收任务问题。为完成任务，蓬溪、岳池两个县的48个征收单位从其他资金借款垫付或采用“空转”方式虚缴社会抚养费6300多万元;湖北省个别地方违规下达社会抚养费征收指标，征收单位通过借款完成上级任务。2011年和2012年，仙桃市计生委向各乡镇计生办下达社会抚养费征收指标1166万元和2003万元。2012年4月，该市彭场镇计生办为完成征缴任务，向该镇财政所借款19万元，以2009年已收款未入账的9户计划外生育对象名义上缴。

一些地方违规向人口计生部门和乡镇街道拨付计生经费。国家明确规定，杜绝按比例返还社会抚养费。但2009年至2012年5月，江西省接受审计调查的5个县共按比例向各县人口计生委拨付4500多万元，向乡镇拨付4.5亿多元。

一些地方违规滞留、挪用社会抚养费。如重庆市忠县、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和铜梁县相关部门将社会抚养费近6800万元滞留到第二年才上缴国库;酉阳县龙潭镇为完成“绿化长江、重庆行动”任务，挪用24万元社会抚养费作为捐款上缴。

本文来源：衢州中公教育

第三篇：2017公务员时政热点：治理预付卡乱象需要法律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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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公务员时政热点： 治理预付卡乱象需要法律制约

期待各方能切实行动，遏制住类似市场乱象，让百姓安心消费，同时引导商家规范经营，促进市场经济的成熟发展。

据《北京青年报》11月20日报道，日前，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北京市商务委、市教委、市公安局、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等9部门联合制定了《北京市联合整治预付卡违规经营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将重点整治培训机构发行、经营单用途预付卡及履约情况，要求加强预付监管，消除监管盲区，打击圈钱跑路、侵害消费权益现象，解决预付卡消费纠纷。

花钱办理并充值会员卡，要么钱没花完商家却跑了，要么被限制消费„„近年来，美容美发、洗车、健身、家政等领域中，各种预付消费的储值会员卡乱象可谓五花八门。

出现“槽点”最多的是由商业企业发行，只在本企业或同一品牌连锁商业企业购买商品、服务的单用途预付卡。其中，事前诱惑办卡而事后翻脸不认人、虚假宣传、改变经营场所、降低服务标准、拒绝退卡、霸王条款、“最终解释权归商家所有”等，已非一时一地的个例，预付卡成了不少消费者的“糟心卡”。甚至有一些商家涉嫌变相融资、非法集资，以及出现卷款上亿元跑路的现象。

当前，预付卡消费领域的投诉呈现急剧增长的状态。2016年，上海市单用途预付卡协会受理消费者投诉2400多件，其中，关店不能兑付和服务承诺打折问题排在投诉量的前两位，占总投诉量的9成。广东省有数据表明，数年来，预付卡领域投诉量激增一倍多。

总体看，商业预付卡在减少现钞使用、便利公众支付、刺激消费、增强用户粘性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但是商业预付卡市场存在野蛮生长、监管难度大、违反财务纪律、系统性风险防范机制缺乏、消费者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维护等问题。

上述乱象已是老生常谈，相关的规范办法也早已出台，但现实中预付卡仍如脱缰野马，在一些领域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主要是由于预付卡管理的手段和依据不完善，相关行政规章不具有强约束力。具体而言，一者，对发卡主体的限制规范不完善，根据商务部出台的《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中的行业适用范围看，纳入管理的仅有三大类共41种行业，而诸如健身、理疗会所等却不在其中，这就意味着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将面临维权难的境地。

二者，备案、资金存管等制度落实不足，上述办法规定发卡主体应当到主管部门备案并实行资金存管制度，但现实执行情况却不甚理想。有报道说，上海全市发卡主体约十万家，而备案的企业不足400家，没有备案，后续的资金存管更是纸上谈兵。

三者，监管乏力、风险防范不足，发卡企业多如牛毛，监管力量难以及时有效发现发卡不规范等情况。此外，相关管理办法对商业预付卡的余额限额作了明确规定，而实际操作中，发卡企业动辄诱导、哄骗或捆绑销售的会员卡，充值后的额度往往远超此限额。

治理预付卡乱象，需要在约束力上下功夫，制定和完善法律，加大违法成本。眼下，一些规定章程和协议中对单用途卡购买、充值、使用、退卡、挂失、转让的方式作了要求，但规章制度不足以解决现实矛盾。一方面，相关预防、监管和处罚机制的建立健全刻不容缓，亟需修改完善发卡主体的管理范围，落实备案及资金存管制度;另一方面，要给预付卡领域套上法律的缰绳，将其管理引入有法可依、违法必究的轨道。未来还应及时建立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红黑名单制度，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相结合，加强与其他部门的联合惩戒，增强对发卡企业的约束力。

强有力的法律依据和执行力，是社会乱象的“枷锁”，同时也是百姓利益的“保护伞”。“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考验着管理者的管理能力和管理意识。期待各方能切实行动，遏制住类似市场乱象，让百姓安心消费，同时引导商家规范经营，促进市场经济的成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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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时政热点：社会抚养费引发的“捆绑执法”悲剧

[键入文字]

社会抚养费近来备受关注。一方面，其收支不清广受质疑；另一方面，计生征收与上户、上学、低保认定、安居房审批等多项公民基本权利的“捆绑”下，暗涌的跨部门权力寻租和利益瓜分逐渐被揭露。专家称，社会抚养费改革，需要顶层设计，“应尽快找到合理征收方式，而不是限制入户等‘捆绑式’惩罚”。

2014年3月3日，黔西南州兴义市中小学新学期开学的日子，37岁的农民王光荣在家中割腕自杀。据其家人和邻居表示，他的死亡系因为系无力承担2万多元的社会抚养费。而如不缴清，其四个子女无法继续上学。

近些年来，将计生政策与其他政策“捆绑”的现象并不罕见。除了上学、低保之外，各地和计生捆绑的还有医保、落户、购房、结婚登记、身份证明等各种“土政策”。

专家指出，社会抚养费“捆绑式”执法并无法律依据，其征收对象，征收标准、方式和用途，都亟待改革。

社会抚养费乱象

审计署称，基层自由裁量权过大，部分征收费用未入国库；基层政府社会抚养费被截留、挪用、私分现象普遍存在“社会抚养费”，早年被称为超生罚款。2002年，国务院公布了《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明确了“社会抚养费”的定义，指为调节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环境，适当补偿政府的社会事业公共投入的经费，而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征收的费用。

国务院规定，社会抚养费的具体征收标准由省、区、市规定。但实际上，省级政府和计生委，又将标准的具体确定权转给区县级计生委。

去年7月1日，浙江律师吴有水向全国31省份人口计生委和财政厅申请公开2012社会抚养费总额及收支预算、审计信息。历经10个月，24个省份公开了2012的社会抚养费征收总额约200亿元。但至今无一省份公开这笔收费去向。

对此，多省份人口计生委、财政厅的解释是：社会抚养费由县级计生部门征收，归同级财政支配，因此并不掌握这笔钱的用途。

去年9月初，国家审计署通过公告坦承，近年来，未对社会抚养费组织过全面审计，也未能全面掌握这笔资金的底数。但两周后，国家审计署首次公布9省份45县2009~2012年间的社会抚养费收支情况审计调查结果：征收标准不统一，基层自由裁量权过大，数以百万、千万计的实际征收费用未入国库等问题；基层政府社会抚养费被截留、挪用、私分现象普遍存在。

而在吴有水看来，最迫切需要推动的，是废止部分地方长期将户籍登记与计生证明、社会抚养费“捆绑”。

“捆绑执法”的悲剧

部分地区因“社会抚养费捆绑户口”等引发极端个案，遭舆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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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后，随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的实施，各地计划生育执法方式逐渐改善，从强征“超生罚款”，演变为较柔和的“捆绑式”征收社会抚养费。

“捆绑式征收”并未明文出现在各省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但却能够在诸如《生育服务证管理办法》、地方政府计划生育工作领导小组的工作文件中“委婉”规定。

其中，“最有效”的征收方式，就是与上户口“捆绑”：不缴清社会抚养费，计划外生育的孩子，就不能上户口，没有户籍，成为“黑户”。孩子将被剥夺更多的生存发展权利，甚至基本的受教育权。

在一些偏远山村，甚至出现贫困的计划外生育家庭，因缴不起社会抚养费，以生命换取户口、上学等个案。

2013年7月，四川泸州16岁少女蔡艳琼因家贫，缴不起父母超生她的社会抚养费，无户籍无法参加中考，喝农药自杀，引发舆论质疑“社会抚养费捆绑户口”。7月25日，当地派出所称，已为蔡艳琼办好户口。

2014年3月3日，黔西南州兴义市中小学新学期开学的日子，37岁的农民王光荣在家中割腕自杀。

家里人和邻居说，王光荣因交不起22500元“超生罚款”自杀。自杀前，学校的通知，计生部门的信息都明确告诉王光荣，缴不清钱，其四个儿女就拿不到继续上学所需的“计生证明”。

尽管当地否认王光荣的死与“超生罚款”有关，但王光荣的遗孀很快获得当地政府给予的6万元安葬费和帮助建房的承诺；四子女继续上学，不再被催缴“计生证明”。

巧合的是，兴义当地媒体报道，同样在3月3日这一天，黔西南州委副书记、市委书记桑维亮主持召开的市委常委会议，“形成一致意见：原与教育捆绑的‘双诚信双承诺’文件作废”，决不允许有一名学生因人口计生“双诚信双承诺”工作而辍学。

有媒体报道称，兴义成为贵州首个明确将义务教育与计生政策“松绑”的地区。

法理与现实之争

迫于计划生育指标对所有关联部门的考核压力，“捆绑”难以废止

去年年末，“张艺谋非婚生三子女皆顺利落户”事件，则引发社会舆论关注，户口与计生证明“捆绑”，是否合法？

“张艺谋三子女办理户籍证明时出示了结婚证及出生证明，符合上户的要求，手续合法”，已取消计生与上户“捆绑”的无锡警方表示，“已出生的孩子不能因家长没有缴纳社会抚养费成为黑户。”

不断有法律界人士指出，户籍登记是国家基本法赋予每一个中国人的基本权利。我国也没有任何法律，支持计生证明与“上户口”捆绑。1998年和2010年，公安部、原国家计生委等部门，两次下发文件，禁止任何地方自立法规，限制超计划生育的婴儿落户。

南开大学人口所原新教授说，我国《户口登记条例》已明确规定户口登记原则，未提及公民入户登记须提交计划生育证明文件，地方做法应该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但现实中，在多数省份要给孩子上户口，必须出具当地计划生育部门开具的《生育服务证》（俗称“准生证”）或社会抚养费缴清证明。

直到今年4月，江西省南昌市、山东省相继公开出台户籍“新政”，明确新生儿凭《出生医学证明》即可落户，与计生证明和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实行“脱钩”。记者梳理发现，多数省市的公安机关仍继续执行计生证明与户口“捆绑”制度。

一位省会城市公安局户政系统人士告诉记者，为了遏制超生或其它计划外生育的行为，各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都要落实计划生育“一把手”负责制和“一票否决制”。因此，由计生部门签发的计生证明，一直是孩子办理户口登记的前置条件；迫于计划生育指标对所有关联部门的考核压力，“捆绑”才难以废止。

“社会抚养费征收应统一、适度”

社会抚养费的收支必须公开、透明，引入政府审计和社会监督

人口学专家、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陆杰华指出，我国要稳定低生育率，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仍需要计划生育，社会抚养费有继续存在的合理性。但是，随着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社会抚养费征收对象，征收标准、方式和用途，都亟待改革。

首先，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方式，应该更为人性化。“毕竟孩子无辜，不能因为其父母的计划外生育行为，而限制孩子求学、参加医保等公共服务的基本公民权利。”陆杰华指出，社会抚养费的改革，需要顶层设计，自上而下，“应尽快找到一种合理的征收方式，而不是限制新生儿入户等‘捆绑式’的惩罚”。

其次，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应该相对统一、适度，消除目前各地“自由裁量权过大，虚报、截留、挪用，甚至‘养鱼执法’”等乱象。同时，社会抚养费的收支必须公开、透明，引入政府审计和社会监督，“这是它存在下去的重要条件”，陆杰华强调。

今年，国家卫生计生委新闻发言人毛群安也数度公开表示，国家卫生计生委已启动对现行《社会抚养费管理办法》的修订，将对目前社会抚养费征收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规范。

对废止社会抚养费征收与户口“捆绑”的前景，吴有水很有信心。他说，“上个月，南昌市政府公开宣布新生儿入户与社会抚养费征缴等计生证明脱钩的做法，是良好契机，其他地方政府有望效仿”。

第五篇：申论时政热点：乡村社会治理重要力量

申论时政热点：乡村社会治理重要力量

有事都会找乡贤请教

在江苏省宝应县鲁垛镇贾林村，69岁的刁人贵的家是村里的“地标”。他家大门口挂着的“三和调解室”“三和人口文化书院”两块牌匾也特别醒目。堂屋 墙上还写着“家庭和美、邻里和谐、代际和谐”“宣讲法律、解读道德、共建和谐”的字样，这个小院落内还集合了书报阅读、婚姻计生法宣讲等多种功能。

被称为乡贤的刁人贵的工作得到了不少村民认可。“他是村里的贤人，我们有事都会找他请教。”村民高程喜说，2000年以前村里在赡养老人、生产分 配、修路修桥等方面矛盾频发。而老刁发动组织了“三和杯”竞赛活动，15年来坚持评选了12届好公婆、好媳妇等多个奖项，在评选活动中，让群众赶有目标、学有榜样，村里风气明显改善。

贾林村支书朱成奇说，现在村民不欠集体钱、自觉禁烧秸秆，全村多年无一例刑事犯罪、青少年犯罪、集体上访和重大安全事故。

“在我们这里，乡贤发挥的主要是文化治理、价值引领的作用。”太仓市双凤镇庆丰村支书梁金龙告诉记者，村里特别设立了几支队伍，其中一支就是曹瑞钦 等乡贤领衔的社会公德评议团。其关键作用就在于评议，把真善美、假恶丑拿出来晒晒，让人们看清哪些行为是值得弘扬的，应该效仿的，又有哪些行为是应受到鞭 挞的，坚决防止的。对乡贤的认知还应更加全面

70多岁的杨文华曾经是一家企业的负责人，他曾经把一个小厂的年产值做到了上亿元。2011年退休之后返乡，他发现故乡高邮市朱堆村这些年变化不 大。在文化建设方面，由于当地是苏中知名的革命老区，发生过车桥战役等重大战役，却没有一个烈士纪念碑，只留下了一些无名无姓的烈士墓。为了更好地发挥红 色文化的教育作用，杨文华耗时3年搜集烈士资料，并集资建设了烈士纪念碑。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杨文华仍然有点激动，200多个乡亲，自己掏钱，没钱的做义工，起早贪黑，用了30多天修建起这座高大的纪念碑。

但是，杨文华的一些做法，当地的一些基层干部却不是很认同。一些镇、村干部认为，朱堆村是一个经济薄弱村，村集体经济收入每年仅5万元。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才是首要的。“杨文华提出的道德建设的调子高了一点，也超越了农村现实需求”。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地方更看重在外的“成功人士”能给村里捐一些钱，对于这些乡贤推动民风改善的工作重视不足。一位村支书说，村里最看重的还是能不能带头致富，能不能为村里的公共事业无私奉献。

还有些地方将乡贤简单等同于好人，将乡贤助力乡村治理简单等同于好人好事，忽视了其中的文化传承和乡村治理的积极意义。

专家表示，无论是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民生改善，还是促进村风民风改善、传承乡村文化，都是乡村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不应该厚此薄彼，发挥好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需要各方做出共同的努力。应大力培育乡贤群体

一些基层干部和专家认为，当前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应把法治的作用和道德的规范结合起来。乡贤是推进“德治”的一支重要力量，建议采取切实措施培育乡贤群体，推进乡村文明建设。

盐城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明办主任姜友新建议，在创新乡村治理的规划中，应把发挥乡贤作用纳入其中，一方面应引导退休官员、专家、学者、商人回乡安 度晚年，以自己的经验、学识、专长、技艺等反哺家乡，延续传统乡村文化的文脉，使回乡的乡贤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要立足本地开展重塑乡土精英 活动，实施民间人才挖掘和培育计划。

一些专家建议在村民议事会中增设乡贤理事岗位，与相关人员共同议事，把复垦房屋补助、安置房分配、建设资金管理等事关村民切身利益、影响集体发展的事项摆在桌面上共同商议。

据了解，贾林村2015年的“三和杯”竞赛中将增设“好乡贤”评选，目的是通过表彰乡贤，教育后代，使地方民德归厚。江苏省委党校副校长杨明说，树 立新时期的乡贤典型、加大乡贤宣传力度，能够吸引更多基层德高望重的人自觉效仿，发挥德治、善治的力量，促进乡村自治和基层的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