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司法解释

第一篇：信用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司法解释

信用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9年10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75次会议、2009年11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22次会议通过）

为依法惩治妨害信用卡管理犯罪活动，维护信用卡管理秩序和持卡人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现就办理这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复制他人信用卡、将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写入磁条介质、芯片或者以其他方法伪造信用卡1张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伪造信用卡”，以伪造金融票证罪定罪处罚。

伪造空白信用卡10张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伪造信用卡”，以伪造金融票证罪定罪处罚。

伪造信用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伪造信用卡5张以上不满25张的；

（二）伪造的信用卡内存款余额、透支额度单独或者合计数额在20万元以上不满100万元的;

（三）伪造空白信用卡50张以上不满250张的；

（四）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伪造信用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一）伪造信用卡25张以上的；

（二）伪造的信用卡内存款余额、透支额度单独或者合计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

（三）伪造空白信用卡250张以上的；

（四）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

本条所称“信用卡内存款余额、透支额度”，以信用卡被伪造后发卡行记录的最高存款余额、可透支额度计算。

第二条 明知是伪造的空白信用卡而持有、运输10张以上不满100张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之一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数量较大”；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5张以上不满50张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之一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数量较大”。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数量巨大”：

（一）明知是伪造的信用卡而持有、运输10张以上的；

（二）明知是伪造的空白信用卡而持有、运输100张以上的；

（三）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50张以上的；

（四）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10张以上的；

（五）出售、购买、为他人提供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10张以上的。

违背他人意愿，使用其居民身份证、军官证、士兵证、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护照等身份证明申领信用卡的，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身份证明申领信用卡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之一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

第三条 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足以伪造可进行交易的信用卡，或者足以使他人以信用卡持卡人名义进行交易，涉及信用卡1张以上不满5张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之一第二款的规定，以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定罪处罚；涉及信用卡5张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数量巨大”。

第四条 为信用卡申请人制作、提供虚假的财产状况、收入、职务等资信证明材料，涉及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或者涉及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的规定，分别以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和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定罪处罚。

承担资产评估、验资、验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职责的中介组织或其人员，为信用卡申请人提供虚假的财产状况、收入、职务等资信证明材料，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的规定，分别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和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定罪处罚。

第五条 使用伪造的信用卡、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作废的信用卡或者冒用他人信用卡，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数额在5000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在5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数额巨大”；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

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所称“冒用他人信用卡”，包括以下情形：

（一）拾得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

（二）骗取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

（三）窃取、收买、骗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并通过互联网、通讯终端等使用的；

（四）其他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

第六条 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恶意透支”。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一）明知没有还款能力而大量透支，无法归还的；

（二）肆意挥霍透支的资金，无法归还的；

（三）透支后逃匿、改变联系方式，逃避银行催收的；

（四）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逃避还款的；

（五）使用透支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六）其他非法占有资金，拒不归还的行为。

恶意透支，数额在1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在10万元以上不满100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数额巨大”；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

恶意透支的数额，是指在第一款规定的条件下持卡人拒不归还的数额或者尚未归还的数额。不包括复利、滞纳金、手续费等发卡银行收取的费用。

恶意透支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但在公安机关立案后人民法院判决宣告前已偿还全部透支款息的，可以从轻处罚，情节轻微的，可以免除处罚。恶意透支数额较大，在公安机关立案前已偿还全部透支款息，情节显著轻微的，可以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条 违反国家规定，使用销售点终端机具（POS机）等方法，以虚构交易、虚开价格、现金退货等方式向信用卡持卡人直接支付现金，情节严重的，应当依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实施前款行为，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或者造成金融机构资金20万元以上逾期未还的，或者造成金融机构经济损失1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节严重”；数额在500万元以上的，或者造成金融机构资金100万元以上逾期未还的，或者造成金融机构经济损失5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上述方式恶意透支，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以信用卡诈骗罪定罪处罚。

第八条 单位犯本解释第一条、第七条规定的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依照各该条的规定执行。

“第七条 违反国家规定，使用销售点终端机具（POS机）等方法，以虚构交易、虚开价格、现金退货等方式向信用卡持卡人直接支付现金，情节严重的，应当依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实施前款行为，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或者造成金融机构资金20万元以上逾期未还的，或者造成金融机构经济损失1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节严重”；数额在500万元以上的，或者造成金融机构资金100万元以上逾期未还的，或者造成金融机构经济损失5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上述方式恶意透支，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以信用卡诈骗罪定罪处罚。”

第二篇：关于聚众斗殴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专题研讨

关于聚众斗殴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专题研讨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

注：以下是转于《刑事审判参考》第60集的问题探讨栏目，该文并非简单引用江苏省高院当时发布的该研讨全文（原文见：http://10.132.75.9/ksjcy/showart.asp?id=112），而是作了删减、修改，可以对照研究。

为切实解决聚众斗殴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突出问题，提高审判质量，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4月12—14日举办了全省法院关于聚众斗殴案件适用法律问题专题研讨培训班，围绕聚众斗殴案件的定罪、首要分子与其他积极参加者的认定及其刑事责任、犯罪转化、犯罪未完成形态、“持械”的含义和附带民事诉讼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并就其中若干问题形成了共识。现综述如下：

一、关于聚众斗殴案件的定罪问题

（一）聚众斗殴案件罪与非罪的一般界限

犯罪构成是评价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的规格和标准。审判实践中，要注意防止对聚众斗殴案件定罪扩大化的现象。聚众斗殴罪的主体包括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者，聚众斗殴的一般参加者不以犯罪处理。不能把轻微的打架行为认定为聚众斗殴罪。对于未达到轻伤以上的伤害行为，不能为定罪而认定为聚众斗殴罪。对于群众中因民事纠纷、邻里纠纷引发的互相斗殴甚至结伙械斗，后果不严重的，不宜认定为聚众斗殴罪，构成其他犯罪的，以其他犯罪处理。

（二）聚众斗殴案件定罪的三种具体情形。

1．单方能否构成聚众斗殴罪

一种意见认为，只有将双方主观上均有斗殴故意并实施互殴的行为认定为聚众斗殴罪，才能真正反映出行为人聚众斗殴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危害本质，故构成本罪要求双方同时构成犯罪。另一种意见认为，聚众斗殴罪不要求斗殴双方同时构成本罪，一方有斗殴故意并纠集三人以上进行斗殴的，就符合本罪的主客观要件。即使对方没有互殴故意，对有斗殴故意的一方仍可认定为聚众斗殴罪。

我们认为，聚众斗殴的双方通常同时构成犯罪，但本罪的犯罪构成并未要求双方均有斗殴故意和聚众斗殴行为。一方有互殴故意，并纠集三人以上，实施了针对对方多人或其中不特定一人的斗殴行为，而对方没有互殴故意的，对有斗殴故意的一方仍可以认定为聚众斗殴罪。但要注意区分聚众斗殴与共同故意伤害、共同故意杀人的界限，对于一方有明显伤害或杀人故意的，应认定为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2．临时起意聚众斗殴的定性

对于一方有斗殴故意，纠集三人以上找另一方进行斗殴，另一方开始没有斗殴的故意，但在事态发展过程中产生斗殴故意并纠集多人进行互殴的情形，多数意见认为，对双方均可认定构成聚众斗殴罪，但要注意区分聚众斗殴罪与正当防卫的界限。

3．一方不足三人的斗殴的定性

一种意见认为，成立聚众斗殴必须双方均达三人以上，斗殴中有一方不足三人的，双方均不构成聚众斗殴罪。另一种意见认为，斗殴时。方达三人以上，另一方不足三人的，只要双方均有互殴的故意，对双方均可认定为聚众斗殴罪。第三种意见认为，聚众三人以上斗殴的一方可以构成聚众斗殴罪，不满三人的一方不构成聚众斗殴罪。

研讨认为，双方均有互殴故意，对达三人以上的一方，可以认定为聚众斗殴罪；对不足三人的一方，不认定为聚众斗殴罪，构成其他犯罪的，以其他犯罪追究刑事责任。

（三）聚众斗殴罪与相关犯罪的界限

1．聚众斗殴罪与寻衅滋事罪的界限

聚众斗殴罪与多人共同实施的随意殴打他人的寻衅滋事罪较易混淆，一般可从三个方面进行区别：一是客观表现不同。聚众斗殴一般参与人员多，规模较大，暴力程度更高，行为后果也更为严重；随意殴打他人的寻衅滋事，参与人数一般相对较少，暴力程度和行为后果也相对较轻轻。二是犯罪对象不同。聚众斗殴的犯罪对象在一定范围内具有针对性，直接指向斗殴的对方；寻衅滋事的犯罪对象则具有随意性和不特定性。三是犯罪动机不同。聚众斗殴的动机一般是为了逞强争霸，或是团伙之间循环报复，目的是通过斗殴恐吓、制服对方；寻衅滋事的动机一般是肆意挑衅、无事生非，目的是寻求精神刺激。

2．聚众斗殴罪与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界限

聚众斗殴与多人共同实施的故意伤害、故意杀人行为具有共性，一般可从三个方面进行区别：一是客体不同。聚众斗殴侵犯的客体是社会公共秩序，往往不针对特定的人。故意伤害、故意杀人行为则侵害他人的健康、生命，指向特定的人。对于单方聚众，针对特定对象实施盼伤害或杀人行为，应直接认定为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二是客观行为不同。聚众斗殴罪既包括聚众行为，又包括斗殴行为，有一个拉帮结伙的过程；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一般不包括聚众行为，只是在共同犯罪的情形下；有一个犯意沟通和纠集人员的过程。三是动机和目的不同。聚众斗殴罪的行为人主观上是出于私仇宿怨、争霸一方、抢占地盘等流氓动机，一并具有斗殴故意；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则往往由明确矛盾引起，目的是伤害或杀害对方。

二、关于聚众斗殴首要分子与积极参加者的认定

（一）首要分子的认定 研讨中对此问题有三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聚众斗殴案件中的首要分子，是指聚众斗殴的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和纠集者。另一种意见认为，对纠集者是否认定为首要分子，应区别不同情况。对那些按照起意者_、策划者要求实施纠集行为的，不能一概认定为首要分子。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纠集行为已经包含在组织行为之中，不应将纠集者与组织者并列作为首要分子。

我们认为，聚众斗殴酶酋要分子是指聚众斗殴的组织者、策划者和指挥者。对于被纠集者又实施纠集他人的二次纠集行为的，一般不认定为首要分子。对于在幕后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不论其是否直接实施斗殴行为，都应认定为首要分子。

（二）积极参加者的认定

研讨中一致认为，在聚众斗殴中发挥重要作用或者直接致死、致伤他人的，可以认定为积极参加者；在聚众和准备斗殴中行为积极并起重要作用的，不论是否直接实施斗殴行为，也可以认定为积极参加者。具体认定时要注意防止降低认定标准，导致扩大打击面的倾向。

三、关于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情形的转化定罪与刑事责任

（一）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情形的转化定罪

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是否一律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二款转化定罪，研讨中有较大分歧。一种意见认为，该款属于法律拟制，斗殴者致人重伤、死亡的，不论主观上是故意还是过失，均可认定为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另一种意见认为该款属于注意规定，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不能简单地以结果定罪，只有在符合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时才能认定为此两罪。

对聚众斗殴中有直接伤害或者杀人行为的，是直接以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还是转化定罪，也有意见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对于斗殴中故意伤害或故意杀人而同时触犯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和第二百三十四条或第二百三十二条的，可以从一重罪定罪处罚。另一种意见认为，既然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二款明确规定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应转化定罪，则不论行为人是否出于直接故意，都应适用该款转化定罪，而不应直接以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只有当行为人针对聚众斗殴参加者以外的人实施故意伤害或者故意杀人行为的，才应直接以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定罪，并与聚众斗殴罪实行数罪并罚。

研讨认为，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二款属于注意规定而非法律拟制，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要结合案件具体情况，遵循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按照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的具体犯罪构成来定罪，不能简单地以结果定罪。聚众斗殴中，行为人具有杀人故意的，即使仅造成被害人重伤的，也可以认定为故意杀人罪；行为人出于伤害故意，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应认定为故意伤害罪；行为人对被害人死亡或者伤害的结果持放任态度的，则可根据具体结果认定为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只有聚众斗殴过程中致人重伤、死亡，才发生定罪转化问题；如果聚众斗殴行为已经结束，行为人又故意致其他人重伤或者死亡的，则不能转化定罪．而应以聚众斗殴罪和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实行数罪并罚。

（二）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情形的罪数认定 研讨中一致认为，对于参加聚众斗殴多起，其中一起或数起中致人重伤、死亡的，按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定罪；对其他未造成重伤、死亡后果的，按聚众斗殴罪定罪，实行数罪并罚。

对聚众斗殴中行为人致不同对象重伤和死亡的情形如何定罪，存在意见分歧。—种意见认为，此种情形下，行为人出于一个概括故意，实施了一个聚众斗殴行为，造成了轻重不同的损害结果，应以重罪故意杀人罪转化定罪。另一种意见以为，行为人致不同对象重伤和死亡，系两个相对独立的行为，不能以重罪吸收轻罪，应分别定罪，数罪并罚。

聚众斗殴中部分积极参加者转化为故意杀人罪，部分积极参加者转化为故意伤害罪，如该重伤、死亡的后果均在首要分子的概括故意内的，一种意见认为对首要分子应以重罪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另一种意见认为应数罪并罚。

研讨认为，聚众斗殴既致人重伤又致人死亡的，对同一行为人的转化定罪，采取重行为吸收轻行为的原则，认定为故意杀人罪一罪即可，不实行数罪并罚；如该重伤和死亡结果均在首要分子概括故意内的，对首要分子以重罪故意杀人罪转化定罪，也不实行数罪并罚。

（三）首要分子对致人重伤、死亡情形的刑事责任

1．聚众斗殴致对方人员重伤、死亡时，首要分子是否转化定罪

一种意见认为，首要分子应对其组织、策划、指挥的全部罪行负责，只要其同伙在斗殴中致对方人员重伤、死亡，即应转化定罪。另一种意见认为对此不能一概而论，如有证据表明重伤、死亡结果在首要分子概括故意之内的，应转化定罪，如重伤、死亡结果在首要分子故意之外，是直接实施者实行过限的，首要分子不转化定罪，而以聚众斗殴罪从重处罚。

研讨认为，聚众斗殴的首要分子应对其组织、策划、指挥的全部犯罪承担责任；首要分子在组织、指挥聚众斗殴犯罪中明确要求其他积极参加者不能造成他人伤亡的，其他积极参加者致人重伤、死亡时，对首要分子可不转化定罪，而以聚众斗殴罪从重处罚；首要分子未明确禁止致人重伤、死亡的，其他积极参加者致人重伤、死亡时，对首要分子应当转化定罪。

2．双方都构成聚众斗殴罪，对方致本方人员重伤、死亡的，本方的首要分子是否转化定罪

一种意见认为，聚众斗殴是双方或者多方成群结伙斗殴破坏

公共秩序的行为，斗殴双方对可能发生人员伤亡的结果都有预见并持放任态度，故对方致本方人员重伤、死亡的，本方的首要分子也应转化定罪。另一种意见认为，承担刑事责任以犯罪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有刑法上的直接因果关系为基础，当对方造成本方人员重伤、死亡时，本方首要分子的组织、策划、指挥行为只是该后果的条件，而非直接原因，故不应对该结果承担责任，亦不应转化定罪。研讨认为后一种意见较为合理。

3．聚众斗殴中本方人员造成本方人员重伤、死亡的，首要分子是否转化定罪

一种意见认为，本方积极参加者造成本方人员重伤、死亡，是对象认识错误，该错误不影响犯罪性质，故本方首要分子对该后果应当承担责任，也应转化定罪。另一种意见认为，首要分子没有致本方人员重伤、死亡的故意，本方积极参加者造成本方人员重伤、死亡的，超出了首要分子的故意内容，首要分子对此不应承担责任，也不应转化定罪。研讨后认同后一种意见。

4．斗殴中第三人主动参与，帮助一方殴打对方，造成对方人员重伤、死亡的，首要分子是否转化定罪

一种意见认为应当转化定罪。另一种意见认为，如首要分子明知行为人主动参与而不加阻止的，应转化定罪，如首要分子不知道行为人主动参与帮助殴打对方的，则不能转化定罪。我们认为，后一种意见符合主客观相统一的定罪原则，更为合理。

（四）积极参加者对致人重伤、死亡情形的刑事责任。

研讨中一致认为，对聚众斗殴中直接造成他人重伤、死亡的行为人，应按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如不能查清直接造成重伤、死亡结果的行为人和共同加害人的，对积极参加者均不能转化定罪。

在直接致人重伤、死亡的加害人明确的情况下，对于没有直接造成重伤、死亡结果的积极参加者是否转化定罪，存在意见分歧。一种意见认为，积极参加者如没有直接造成重伤、死亡结果，其行为则与该结果没有直接因果关系，不应转化定罪。另一种意见认为，对被害人有共同加害故意和行为的，均应转化定罪。共同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共同行为包括直接致人重伤、死亡的行为，也包括互相配合的组织、协助行为。

研讨认为，聚众斗殴中部分积极参加者致人重伤、死亡，其他积极参加者对被害人有共同加害行为的，应当认定为共同犯罪中相互配合、支持的行为，对共同加害的其他积极参加者也一并转化定罪，但应根据各共同加害人致人重伤、死亡的作用及原因力大小等情节，区别适用刑罚；聚众斗殴中致人重伤、死亡，不能查清直接加害人，但能够查清共同加害人的，对共同加害人均转化定罪；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或死亡，既不能查清直接加害人，又不能查清共同加害人的，仅对首要分子转化定罪、，对其他积极参加者以聚众斗殴罪从重处罚。

四、关于聚众斗殴罪未完成形态的认定问题

（一）关于聚众斗殴罪是否存在未完成形态

研讨中对此问题有三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聚众斗殴罪不存在未完成形态，只要实施斗殴行为就是既遂，尚未实施斗殴行为的不以犯罪论处。第二种意见认为，聚众斗殴的核心行为是斗殴，聚众是为斗殴做准备，贿聚众行为，没有实施斗殴行为的，是犯罪预备。第三种意见认为，聚众斗殴罪是直接故意犯罪，存在预备、未遂、中止等未完成形态。但对聚众斗殴罪的着手时间，第三种意见中又有不同意见．有的认为应以聚集人员为着手，如人员尚未实际聚集，仅是为聚集而相互联系的，属于犯罪预备。有的认为应以聚众基本完成并准备斗殴时为着手。斗殴一方或双方人员已经聚集，在途中或者斗殴现场医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斗殴未逞的，是犯罪未遂；在聚集之前被迫停止犯罪的，则是犯罪预备。还有的认为应以斗殴双方聚众完毕且已经处于同一时空，斗殴即将发生为着手，因意志以外的原因导致斗殴未逞的才能认定为犯罪未遂。研讨认为，聚众斗殴罪属于行为犯，存在犯罪预备、未遂、中止等未完成形态。聚众斗殴罪客观上系复合行为，包括聚众和斗殴，行为人为斗殴而聚众，属于着手实施犯罪；行为人聚众后，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没有实施斗殴行为的，对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者可以聚众斗殴罪（未遂）处罚，但应综合考虑案件的起固、社会影响等具体情节。

（二）关于聚众斗殴罪是否存在部分参加者既遂、部分参加者未遂的情形

对此问题也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聚众斗殴中部分参加者已经实施了斗殴行为，部分参加者尚未实施斗殴行为的，对尚未实施斗殴行为的参加者应认定为未遂。另一种意见认为，聚众斗殴是共同犯罪，共同犯罪人之间是一个整体，聚众斗殴过程中，只要部分参加者已经实施了斗殴行为，所有参加者都应当认定为既遂研讨认为后一种意见符合共同犯罪的认定原理，更为妥当。

五、关于聚众斗殴中“持械”的认定

（一）关于“械”的含义

对此有三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当将“械”严格限制在匕首、刮刀等治安管制刀具和枪支的范围内。另一种意见认为，“械”的范围应当广于“凶器”，除治安管制刀具、枪支以外，还包括棍棒等足以致人伤亡的工具。但这两种意见都认为，对“械”的认定应有统一标准，不能依据实际损害结果认定所使用的工具是否为“械”。对于使用“械”以外的工具致人重伤、死亡的，应适用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二款转化定罪，不应认定为持械聚众斗殴。第三种意见认为，对“械”的认定，要考虑被告人所持物品的物理性质，更要结合案情判断此物在犯罪中所起实际作用的大小。对于通常情况下不会致人伤亡，但在斗殴过程中被用作伤人工具的，如果造成对方轻伤以上后果，即可认定为“械”。

研讨认为，第三种意见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有利于解决具体案件中“械”的认定问题，较为可取。对于持砖块、酒瓶类物品进行斗殴的，是否认定为“持械”，应结合所持物品在斗殴中的使用情况及所造成的后果进行综合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二）关于携带器械而未使用的情形是否属于“持械”

对于“持械”是仅指聚众斗殴中使用器械，还是包括携带器械且主观上有使用故意，但实际未使用的情形，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持械”应理解为利用器械进行斗殴，包括使用器械殴打和威胁对方，对于携带器械而没有用于斗殴且没有显露的，不能认定为持械。另一种意见认为，携带器械且主观上有使用故意的，增强了被告人的斗殴决意，其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危险性也随之增强，故被告人即使没有实际使用器械，也应认定为“持械”聚众斗殴。

研讨认为，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把“持械”规定为聚众斗殴罪的加重处罚情节，在理解时应当使结论与处罚保持均衡，即不能把“持械”仅理解为使用器械进行斗殴，也应当包括在斗殴中故意显示所持器械但未实际使用的情形。

（三）关于部分被告人持械时如何认定持械人的范围 1．对于事前预谋持械斗殴的，讨论中一致认为，各参加人对持械具有共同认识，形成了持械的共同故意，不沧个别参加者在斗殴中足否实际持械，对持械一方的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者均应认定为持械聚众斗殴测于未参与预谋持械且斗殴时未持械的积极参加者，不能认定为持械聚众斗殴。

2．对于事前未预谋持械聚众斗殴的，持械人自行携带器械或者临时起意在斗殴现场寻找器械与他人斗殴的，一种意见认为，应认定首要分子和实际持械者为持械聚众斗殴，其他积极参加者不认定持械聚众斗殴；另一种意见认为，如首要分子叫知有人持械而不阻止的，首要分子和实际持械人均属于持械聚众斗殴，其他积极参加者不认定为持械聚众斗殴。

研讨认为，参与预谋持械聚众斗殴，或者明知本方人员为斗殴而持械，即使本人未携带和使用器械，也应认定为持械聚众斗殴。持械斗殴既包括事先准备器械并持械参与斗殴，也包括斗殴过程中就地取得器械并持械进行斗殴。

3．对于聚众斗殴中一方持械，另一方未持械的，对未持械的一方不能认定为持械聚众斗殴。

六、关于聚众斗殴案件的附带民事诉讼问题

（一）聚众斗殴的参加者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对此问题有三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聚众斗殴的参加者，不论是否系刑事被告人，只要在聚众斗殴中遭受物质损失的，其本人或近亲属均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另一种意见认为，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明确规定，只有“被害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聚众斗殴的参加者如系刑事被告人，则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第三种意见认为，聚众斗殴的参加者，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伤害他人及自己被他人所伤，仍参加斗殴，故不论是否系刑事被告人，原则上均应自行承担责任，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当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或死亡时，受重伤或死亡者既是聚众斗殴犯罪的参加者，又是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的被害人，故其本人或者近亲属可作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适用混合过错责任原则。

研讨认为，第三种意见较全面考虑了有关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规定和聚众斗殴案件的特殊性，符合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原理，也有利于实践中具体处理聚众斗殴案件的附带民事诉讼问题。

（二）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情形的民事赔偿责任

对于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时，聚众斗殴的参加人如何承担赔偿责任，存在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聚众斗殴的一方参加者之间相互配合，相互联系，是共同侵权人，应共同对所造成的物质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的，由转化罪名的被告人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其他刑事被告人和共同致害人承担次要赔偿责任。同一罪名的被告人之间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区别案件具体情形处理：对于致人重伤、死亡的共同加害人明确的案件，首要分子和共同加害人应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其他参加聚众斗殴者不承担赔偿责任。各共同加害人应按其过错程度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原因力大小分担赔偿份额，且相互承担连带责任。其中，首要分子与直接致害人应承担主要责任，其他共同加害行为人承担次要赔偿责任。对于致人重伤、死亡的加害人不明确的案件，致人伤亡一方的所有参加者是共同危险行为人，应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共同危险行为人能够证明损害后果不是由其造成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对于如何具体分担责任，又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可由致害方的参加者对赔偿总额平均承担赔偿责任，并互负连带责任；如参加者能证明损害后果不是由其造成的，则不承担赔偿责任。另一种意见认为，此种情形下无法确定各行为人的过错程度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原因力大小，可由首要分子对损害结果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其他参加者对剩余份额平均承担赔偿责任。

研讨认为，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或死亡的，首要分子和直接致害人均转化罪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其他不转化罪名的刑事被告人的斗殴行为与重伤、死亡结果之间也有一定因果关系，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其中，转化罪名的被告人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其他不转化罪名的被告人承担次要赔偿责任且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如转化定罪的被告人或者不转化定罪的刑事被告人均有两人以上的，同一罪名的被告人之间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聚众斗殴一方的被告人，对于本方人员的重伤、死亡后果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篇：信用卡纠纷案件若干法律问题探讨

信用卡纠纷案件若干法律问题探讨

近年来，随着国家金融改革地不断深入，各银行在金融服务领域展开了激烈地竞争，信用卡业务迅速发展。随之，与信用卡业务有关的各类纠纷大量增加。据《广州日报》报道，广州市某区法院05年1～10月就受理了1298件信用卡纠纷案件，诉讼标的金额达1604.7万元。信用卡纠纷案件的大量发生，也使信用卡纠纷案件中的一些法律问题凸显出来，需要得到解决。

笔者受国内信用卡发行量最大的某银行委托，代理其在乌鲁木齐地区的所有信用卡纠纷案件。在代理这些案件时，笔者对所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进行了一点分析研究，现将结果提交出来与大家共同探讨。

一、关于如何认定所办信用卡案件性质是民事案件还是刑事案件的问题。笔者在办理信用卡纠纷案件时，多次与法官就民事案件当事人的行为是否构成信用卡诈骗犯罪进行探讨。“不是有信用卡诈骗罪这一罪名吗？被告的透支行为怎样才算是触犯了刑律，属于信用卡诈骗”。相信这一问题是很多有关人士希望弄清楚的问题，也是办理信用卡纠纷案件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信用卡犯罪案件中恶意透支诈骗犯罪与信用卡透支民事纠纷的法律界限确实比较模糊，因此需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笔者对有关法律规定进行总结分析后认为：关于透支行为是否属于恶意透支，构成诈骗犯罪，在主观方面必须以持卡人是否存在非法占有的目的为条件；在客观方面要求分析透支金额是否达到了5000元这一“数额较大”的标准，以及是否存在“逃避追查，或者自收到发卡银行催收通知之日起3个月内仍不归还”的行为。这两项条件，缺一不可。

与信用卡犯罪有关的现行有效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经过查询，至2006年8月底，共有下列几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五）》（2005年2月28日），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信用卡规定的解释》（2004年12月29日），3、《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2001年4月18日），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1996年12月24日），5、《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利用信用卡诈骗犯罪案件具体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1995年4月20日）

笔者就是通过对这些规定的研究得出的上述结论。

（二）对于信用卡透支案件当事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当从多方面综合分析考察认定。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信用卡恶意透支诈骗的主观要件。但是，对怎样认定当事人的行为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没有任何法律做出任何具体规定。根据定罪量刑要主客观相一致，不能客观归罪的刑法原则，显然不能仅以“被告人透支数额较大，超过还款期限并经催收仍不归还”这一客观方面的现象就认定当事人有罪。而必须考察当事人发生上述行为时的主观动机和目的。而人的主观动机和目的，虽然是人的一种内部心理活动，但是是可以通过人的具体行为进行反映和证实的。

笔者认为，当事人是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当主要从下列几个方面进行考察分析，并结合起来考虑。

1、当事人透支款项时所采用的方法和手段。如果当事人明知自己所持信用卡的透支限额，但却在消费和借款时利用银行信息系统和监控形式的漏洞、缺陷，在银行发现并对其用卡行为采取控制和限制措施前，在短时间内集中进行大量消费和借款，明显超出透支限额的。可以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2、当事人透支的用途。（1）如果当事人透支款项是用于非法用途，即可认定其非法占有的目的存在；（2）当事人透支款项虽未用于非法用途，但是超过一般普通工薪阶层正常基本生活需要，进行奢侈消费活动，或者进行金额较大的贵重或耐用物品消费，那么也可认定其占有目的非法；（3）当事人随意挥霍浪费信用卡透支消费所得和借款的，一般也可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3、有证据证明当事人具备足够充分的条件和能力偿还透支款项，但拒不归还的，应当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4、当事人持有多家银行信用卡，透支数额总额达到数额巨大标准，或者多数信用卡透支数额较大并且经催收不予归还的。应当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三）在判断透支金额是否达到法律规定的数额较大标准时，不宜以银行根据相关财务会计制度计算出的“本金”来计算。透支金额是否达到5000元这一“数额较大”的刑事立案标准，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容易判断，实际上还需要进一步分析讨论。因为这5000元透支金额是指银行催收的全部透支金额，包括本金、利息和费用，还是指银行催收帐单中透支金额的本金部分，不包含利息和费用；到底是指持卡人直接消费和借款的金额，还是指银行按照财务制度计算出来的实际包含某些利息和费用在内的“本金”。对于上述问题的判断，事关当事人罪与非罪的性质认定。（这里需要说明，银行根据金融企业财务制度计算的、向透支持卡人主张的本金一般并不仅是持卡人直接消费和借款的金额，而是包含了一些特定的利息和费用在内的）

笔者认为，根据对诈骗犯罪概念的一般理解，诈骗数额应当是指犯罪嫌疑人直接从被害人处骗取的款项金额，应当扣除任何利息和费用。所以，关于信用卡恶意透支的金额是否达到5000元这一数额较大的标准，不宜以银行根据相关财务会计制度计算出的本金来计算，而是应当以透支人实际消费和借款的金额来计算。

综上所述，如果信用卡透支行为不构成恶意透支，并且数额未达到“数额较大”标准，就是民事案件，应按照民事案件进行办理。

二、关于如何认定信用卡合同成立和生效时间的问题。笔者在代理信用卡纠纷案件时，当事人时常在信用卡合同成立和生效的时间问题上产生争议。信用卡合同成立和生效的时间对于确定案件的管辖，以及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发生时间都有重要的作用，故笔者将对于此问题的看法提出如下：

当信用卡申领人在银行信用卡申请表上签字之时，信用卡合同当事人双方的合同即已成立。只有银行发给信用卡申领人信用卡时，信用卡合同才生效。

在笔者办理的一起信用卡纠纷案件中，笔者代表原告某银行在被告所在地法院提起了诉讼，被告对于受理法院的管辖权提出了异议，认为案件应当由原告住所地法院管辖。其理由是，其填写某银行信用卡申请表并在其上签字确认的行为，只是向原告申请领用信用卡，是一种要约行为，只有在原告核准发卡、即承诺后，合同才成立。而原告的核准发卡行为是在原告住所地进行的，即，合同的签订地应该是在原告所在城市。按照被告签字认可的某银行信用卡领用合约第七条规定，“甲方与乙方在履行本合约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提起诉讼的，由合约签订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因此被告认为，受理该案的法院无权管辖该案件。

笔者认为，该案中，被告对于合同法要约和承诺有关规定的理解是片面的，并且，被告的理解违反了相关法律对于信用卡合同成立条件的具体明确规定。《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银行卡申请表、领用合约是发卡银行向银行卡持卡人提供的明确双方权责的契约性文件，持卡人签字，即表示接受其中各项约定。”因此，被告在某银行信用卡申请表和领用合约上签字的行为，是一种承诺的行为，双方的合同在被告签字时即已成立。因此，原告向被告签字时的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法院予以受理是正确的。

至于原告向被告发卡这一行为的性质，依法应当认定为合同生效的必要条件。双方的合同只有经原告向被告发卡后，才生效，否则，合同不生效。

三、关于信用卡纠纷案件中计算机系统生成的交易明细纪录和清单的证据效力如何认定的问题，以及信用卡纠纷案件举证责任如何承担的问题。笔者在代理银行办理信用卡纠纷案件过程中，经常有持卡人在诉讼中辨称，银行提交的证明持卡人欠款的证据只是一张通过电脑打印出来的资料，仅有银行加盖的印章，没有经过持卡人认可的证据。并且持卡人辨称其根本没有进行过或者记不清有过银行证据中所列的这些消费和借款行为。因此，持卡人对于银行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均有异议，不予认可，要求银行提交能证明其消费和借款等用卡行为的直接证据。这一争议实际上是关于计算机系统生成的交易明细纪录和清单的证据效力问题和有关举证责任问题。笔者认为：

1、银行向法院提交的交易明细纪录和清单是证明持卡人拖欠银行相关款项的合法有效证据，足以认定持卡人欠款的事实。

根据《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发卡银行依据密码等电子信息为持卡人办理的存取款、转账结算等各类交易所产生的电子信息记录，均为该项交易的有效凭据。发卡银行可凭交易明细记录或清单作为记账凭证。”

根据上述规定，银行向法院提交的交易明细纪录和清单等作为证据是完全合法有效的。

2、银行向法院提交的交易明细纪录和清单，应当视为书面证据。

合同法第十一条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

电子签名法第四条规定，能够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并可以随时调取查用的数据电文，视为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书面形式。

3、持卡人对于银行提交的证据真实性有异议，持卡人应当承担证明银行证据不真实的举证责任。

根据上述1、2所述，银行已经向法院提交了按照法律规定己方所能提交的符合法定形式，具有合法效力的证据。持卡人若有异议，应当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或者根据合理怀疑申请法院调查取证，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否则，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由于资料、时间和篇幅所限，本文所述三个问题，阐述的不尽全面，也未必正确。信用卡纠纷案件还涉及很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笔者在此抛出一家之言，欢迎批评指正。

第四篇：关于办理假冒伪劣烟草制品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座谈会纪要

关于印发《关于办理假冒伪劣烟草制品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颁布单位】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国家烟草专卖局

【发文字号】

【颁布时间】 2003-12-23 【生效时间】 2003-12-23 【时效性】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烟草专卖局，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

生产、销售假冒伪劣烟草制品等犯罪行为严重破坏国家烟草专卖制度，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2001年以来，公安部、国家烟草专卖局联合开展了卷烟打假专项行动，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在查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烟草制品等犯罪案件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适用法律方面的问题。为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烟草专卖局于2003年8月4日至6日在昆明召开了办理假冒伪劣烟草制品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座谈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烟草专卖局以及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法院、检察院、公安厅（局）、烟草专卖局等单位的有关人员参加了会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委刑法室应邀派员参加了会议。与会人员在总结办案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就办理假冒伪劣烟草制品等刑事案件中一些带有普遍性的具体适用法律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并形成了共识。纪要如下：

一、关于生产、销售伪劣烟草制品行为适用法律问题

（一）关于生产伪劣烟草制品尚未销售或者尚未完全销售行为定罪量刑问题

根据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生产、销售伪劣烟草制品，销售金额在五万元以上的，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销售金额是指生产者、销售者出售伪劣烟草制品后所得和应得的全部违法收入。伪劣烟草制品尚未销售，货值金额达到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销售金额三倍（十五万元）以上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定罪处罚。货值金额以违法生产、销售的伪劣产品的标价计算；没有标价的，按照同类合格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货值金额难以确定的，按照国家计划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1997年4月22日联合发布的《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管理办法》的规定，委托指定的估价机构确定。

伪劣烟草制品尚未销售，货值金额分别达到十五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二百万元以上的，分别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各量刑档次定罪处罚。

伪劣烟草制品的销售金额不满五万元，但与尚未销售的伪劣烟草制品的货值金额合计达到十五万元以上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定罪处罚。

生产伪劣烟草制品尚未销售，无法计算货值金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定罪处罚：

1、生产伪劣烟用烟丝数量在1000公斤以上的；

2、生产伪劣烟用烟叶数量在1500公斤以上的。

（二）关于非法生产、拼装、销售烟草专用机械行为定罪处罚问题

非法生产、拼装、销售烟草专用机械行为，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追究刑事责任。

二、关于销售明知是假冒烟用注册商标的烟草制品行为中的“明知”问题根据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的规定，销售明知是假冒烟用注册商标的烟草制品，销售金额较大的，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明知”，是指知道或应当知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明知”：

1、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进货的；

2、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销售的；

3、销售假冒烟用注册商标的烟草制品被发现后转移、销毁物证或者提供虚假证明、虚假情况的；

4、其他可以认定为明知的情形。

三、关于非法经营烟草制品行为适用法律问题 未经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许可，无生产许可证、批发许可证、零售许可证，而生产、批发、零售烟草制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1、个人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

2、单位非法经营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

3、曾因非法经营烟草制品行为受过二次以上行政处罚又非法经营的，非法经营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

四、关于共犯问题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实施本《纪要》第一条至第三条规定的犯罪行为，仍实施下列行为之一的，应认定为共犯，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直接参与生产、销售假冒伪劣烟草制品或者销售假冒烟用注册商标的烟草制品或者直接参与非法经营烟草制品并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

2、提供房屋、场地、设备、车辆、贷款、资金、账号、发票、证明、技术等设施和条件，用于帮助生产、销售、储存、运输假冒伪劣烟草制品、非法经营烟草制品的；

3、运输假冒伪劣烟草制品的。

上述人员中有检举他人犯罪经查证属实，或者提供重要线索，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五、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参与实施本《纪要》第一条至第三条规定的犯罪行为的处罚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参与实施本《纪要》第一条至第三条规定的犯罪行为的，从重处罚。

六、关于一罪与数罪问题

行为人的犯罪行为同时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非法经营罪等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七、关于窝藏、转移非法制售的烟草制品行为的定罪处罚问题 明知是非法制售的烟草制品而予以窝藏、转移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以窝藏、转移赃物罪定罪处罚。

八、关于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烟草专卖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行为的定罪处罚问题

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烟草专卖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的规定，以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

九、关于煽动群众暴力抗拒烟草专卖法律实施行为的定罪处罚问题

煽动群众暴力抗拒烟草专卖法律实施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八条的规定，以煽动暴力抗拒法律实施罪定罪处罚。

十、关于鉴定问题

假冒伪劣烟草制品的鉴定工作，由国家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授权的省级以上烟草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机构，按照国家烟草专卖局制定的假冒伪劣卷烟鉴别检验管理办法和假冒伪劣卷烟鉴别检验规程等有关规定进行。

假冒伪劣烟草专用机械的鉴定由国家质量监督部门，或其委托的国家烟草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根据烟草行业的有关技术标准进行。

十一、关于烟草制品、卷烟的范围

本纪要所称烟草制品指卷烟、雪茄烟、烟丝、复烤烟叶、烟叶、卷烟纸、滤嘴棒、烟用丝束。

本纪要所称卷烟包括散支烟和成品烟。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国家烟草专卖局

二00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第五篇：广东省高院关于刑事案件款赃物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指导意见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刑事案件赃款赃物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

指导意见

粤高法发[2009] 62号

关于印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刑事案件赃款

赃物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指导意见》的通知

全省各中级人民法院、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现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刑事案件赃款赃物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指导意见》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反馈我院刑一庭。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二○○九年八月十七日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刑事案件赃款 赃物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指导意见

为了及时、妥善处理刑事案件中的赃款赃物，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国家、集体财产和公民的合法财产，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刑事审判中处理赃款赃物工作的实际，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及其孳息，均属赃款赃物。赃款赃物中属于被害人合法财产的部分，应当依法返还；除依法返还被害人的以外，一律没收，上缴国库。

二、移送人民法院的刑事案件，赃款赃物已经扣押在案并已依法返还被害人或已死亡被害人亲属的，应当在裁判文书的事实、证据部分写明。

三、移送人民法院的刑事案件，对于已经扣押、冻结在案的赃款赃物中属于被害人合法财产的部分，在法院作出生效判决前尚未返还的，应当在裁判文书的判决结果中写明由扣押机关发还被害人或已死亡被害人的亲属。

四、需要继续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赃款赃物，不属于财产刑和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范围，属于侦查、控诉工作的延续。对于赃款赃物没有查扣随案的刑事案件，人民法院原则上不对赃款赃物作出判决；确需对赃款赃物先行作出判决的，应当由人民检察院在起诉书中提出，人民法院在裁判文书的判决结果中写明由侦办机关继续追缴赃款赃物或由侦办机关责令犯罪分子退赔赃款赃物。

五、发还被害人、追缴、退赔和没收的赃款赃物，应当在裁判文书的判决结果中写明其名称、种类和数额。

对于侦办过程中查扣随案的不属赃款赃物的其他财物，应当依法 返回原主，原则上由查扣的侦办机关处理，人民法院不作裁决。

六、本意见自下发之日起施行。本意见与国家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相抵触的，应按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内容执行。

主题词：刑事审判 赃款赃物 适用法律

意见

通知

抄送：最高人民法院刑一、二、三、四、五庭

省委政法委，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人大法委、内司委，省政协社会和法制委，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2009年8月25日印发

（共印100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