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条件下的合理相信——论审查逮捕的证明标准

第一篇：三条件下的合理相信——论审查逮捕的证明标准

三条件下的合理相信

——论审查逮捕的证明标准

【典型案例】

案例一：张某涉嫌强奸案。

侦查机关认定:犯罪嫌疑人张某于1999 年4 月8 日晚,悄悄潜入被害人李某家,将正在熟睡的十一岁女孩李某用衣服蒙着脸,抱到村前的玉米地里将其奸淫。后李某父母见女儿不在,便出去边喊边找。嫌疑人听到喊声逃走,李某的父母见女儿阴道大出血,便问“是谁干的”？李某说“像是我五叔”。于是,其父母即闯入张某家并将其送到派出所。

批捕证据:1，被害人李某陈述:“听声音像是我五叔”，“他把我扎流血了,还流了东西”；2，嫌疑人开始拒不承认作案,三天后的供述:“我悄悄进李某家,见她在东屋一个人正睡,我用上衣蒙她脸上,抱到村前地里,她说你是谁? 我没说话,她说你是五叔吧? 我说你别叫,不然我弄死你”，“我把她裤子脱下来,奸了又射精了,我用她的裤头擦了擦阴茎,听见她爹叫她,我跑回去睡觉了”。后来又翻供,辩解没有作案；3，精斑鉴定:被害人内裤上未见精斑存留；4，被害人、嫌疑人均为O 型血，在嫌疑人家里床单上有血印存在,检出后鉴定为0 型血；5，被害人父母均证实女儿被奸淫出血,并将她抱回家；6，女儿叙述的经过。

处理结果：检察机关批捕并起诉后被人民法院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服刑六年后,另一起案件的被告人供述此案系自己所为。人民法院改判张某无罪。

案例二：李某等涉嫌故意杀人案。侦查机关认定：被告人李某与被害人周某发生债务纠纷,李某遂对周某产生怨恨,与同案人刘某、陈某商定杀死周某,并各自准备作案工具。2004 年7 月25 日,刘某携带手枪一支,陈某携带铁水管一根,先在某堤坝上埋伏;李某也携带一支手枪,以还钱为名将周某骗至该地点,陈某持铁水管殴打周某,李某与刘某各持手枪向周某的头、腹、胸部射击。随后,李某等3 人劫取周某的财物逃离现场。周某经医治无效死亡。

证据构成: 1，被害人临终陈述,指出是李某以及两个不认识的男青年用枪打他,有医院病历记录、在场的被害人近亲属和同学证明,公安机关根据被害人陈述抓获被告人李某;2，三名目击证人能够证明案发的时间、地点、犯罪嫌疑人人数、枪声的次数等,基本吻合;3，现场勘查笔录和现场照片;4，现场遗留物及被告人李某对遗留物的辨认;5，法医关于被害人死亡原因的鉴定结论;6，被告人供述。

处理结果：检察机关批捕并起诉后被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刑。

【审查逮捕疑难点】

案例一：是否批准逮捕的证明标准有问题。批捕理由：有犯罪事实存在,证明犯罪事实的证据部分已查证属实,如被害人陈述、被害人父母证言、精斑鉴定等。符合“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证据已经查证属实”的审查逮捕证明标准。

反对理由：被害人说的“听声音像是我五叔”的猜测,并不具有肯定性和唯一性,指向不明确,当嫌疑人翻供后,几乎不存在有罪证据;能够证明张某作案的证据只有嫌疑人有罪供述;精斑鉴定与被害人陈述、嫌疑人有罪供述矛盾;血型鉴定没有证据意义。不符合“有证据证明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的证明标准。

案例二：如何适用批准逮捕的证明标准的问题。

批捕理由：就全案证据来看,根据被害人陈述、目击证人证言、法医鉴定可以确定这是一起故意杀人案件;案发的时间、地点、案发当时的情况有被害人陈述、目击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可以证明,符合“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证据已经查证属实”的要求。被告人供述与被害人陈述吻合、与现场勘查笔录吻合、与三名时间证人的证言吻合,可以互相印证;实施故意杀人行为的原因有被告人供述证明;使用的工具是铁水管和枪,这一事实有目击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以及现场勘查笔录和法医鉴定证明;被告人的身份是由被害人指认的,符合“有证据证明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的要求。

反对理由：目击证人不能指认三名被告人，被告人作案工具之一的枪弹来源与去向以及赃物的去向、三被告人如何到达和离开作案地点没有搞清楚，除被告人供述述以及难以验证的被害人陈述哇，本案缺少有力的直接证据,事实不清,不能批捕。

【关联法规】

《刑事诉讼法》第60 条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

【案例评析】

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是我国立法对逮捕证明标准的明确规定。从司法实践看,我国现行逮捕证明标准存在以下问题: 案例一中之所以造成错捕,主要原因后经查明是公安民警刑讯逼供、指供诱供,各环节都存在问题。批捕环节存在的问题就是片面强调“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证据已经查证属实”,忽视了“犯罪指向”。

案例二表现出实践中有一些案件,尽管对审查逮捕证明标准——“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证据已经查证属实”、有证据证明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有不同理解,但检察官有理由相信犯罪系犯罪嫌疑人所为,也可以批捕。这样,既为侦查活动提供进一步的保障,又可以有效防止因滥捕和错捕侵犯人权。所以，对于审查逮捕的证明标准程度是“合理相信”。

【法理评述】

在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是犯罪嫌疑人涉嫌的只是一宗犯罪,且存在很大的作案嫌疑,但尚不能达到确认其所为的程度,需要进一步调查取证才能确认,而犯罪嫌疑人一旦不被羁押则存在逃跑或者再犯罪的可能。而我国的逮捕证明标准是有证据能够证明有犯罪事实,如果按照这个证明标准衡量,能够证明嫌疑人实施犯罪的证据尚不充足,因此批准逮捕有点勉强。不批逮捕有可能放纵犯罪。在这种情况下,司法机关如果不逮捕嫌疑人可能会造成嫌疑人逃跑或者对受害人实施报复的后果,而逮捕嫌疑人又要面临着错捕的可能,从而陷入两难境地。实践中之所以出现捕后不诉、撤案或作无罪判决的案件,有相当一部分是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证明标准”与“现实操作”之间存在脱节现象是一个重要原因。

证明标准是指用以衡量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是否达到法律所要求的具体尺度。在诉讼中,对不同证明对象的证明达到何种程度才算是尽了证明责任,完成了证明任务,达到了证明要求,不能由证明要求本身去判断,它需要一个外在的证明标准作为评价依据。证明标准作为一种具体尺度,必然具有可操作性。在司法实践中,能够为办案人员据以衡量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是否达到法律的要求。现行逮捕证据证明标准的原则规定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具体包括下列情形:(1)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2)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3)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查证属实。这一解释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一是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如何理解不一致。它是指已经查证属实的事实? 还是指一种证据事实? 二是“对有证据证明”要不要有数量上的限制? 法律对此没有明确规定,造成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依照各自的理解执行逮捕。证据的证明力强弱有没有要求? 如果证据都是间接证据,在没有达到一定数量的时候能否认为是“有证据证明”? 是不是只要有证据,不管它是直接证据还是间接证据,就可以对犯罪嫌疑人实施逮捕? 法律对此没有规定。由于这一证明标准在表述上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导致侦查机关与检察机关在证据的获取,证据的可采性以及逮捕的证明标准等方面往往产生分歧,结果导致大量存疑不捕案件的出现。

逮捕证明标准的高低,对司法实践影响很大。七九年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逮捕条件较高,它要求的证明标准是“主要事实已经查清”,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明标准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也就是说,只要有证据,不管是主要证据还是次要证据,也不要求是否查清,只要有证据就可以实施逮捕。用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来限制逮捕,在实践中意义不大,因为我国几乎所有的刑法条文都挂有有期徒刑条款。至于“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社会危害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之类的内容更是弹性很大,在实践中不具有可操着性,由此导致司法实践中“依法”滥捕滥押的现象有增无减,近几年发生的错捕案件不能说不与逮捕证明标准过低有关。

鉴于我国现行逮捕证明标准存在诸多问题,笔者认为,在逮捕证明标准的设计上应当参照国外的立法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司法现实,特别是借鉴国外“主观上的合理根据或合理根据怀疑同客观上的证据要求”相结合的经验和做法,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我国的审查逮捕证明标准。初步构想是构建“三条件下合理相信”的逮捕证据标准。它包含两方面的含义。首先,在客观方面,犯罪事实、犯罪证据和犯罪指向这三个要素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其次,在主观方面,检察官对证据进行审查后,从主观上有合理的理由相信犯罪行为就是犯罪嫌疑人所为,从而赋予检察官内心的自由裁量权和合理相信权。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强调的“合理相信”并非是指检察官自身任意的合理认定,而是指检察官合乎逻辑思维下的理性裁量。之所以强调确立“三条件下合理相信”这一逮捕证明标准,理由如下:(一)强调“三条件下合理相信”,不仅强调了证明标准的客观性,而且又融入了主观因素,符合主客观相结合的认识论。

现行法律规定的逮捕证据标准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根据有关法律规定“, 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是指同时具备下列情形:(一)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二)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三)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经查证属实。在这三句话作为逮捕证明标准的进一步解释仍缺乏可操作性。首先,这个证明标准体现的完全是客观方面的范畴,没有兼顾检察官主观判断和合理相信,不符合主客观相一致的认识论原则。因为任何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都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过程,没有人这一特殊的思维和认识过程,任何客观存在的事物都不可能被认识和认知。换句话说,认识客观事物的过程,实质上是主观能动性发挥的过程,否认检察官的主观思维,抑制检察官的认识能力,忽视检察官的认识过程,单纯靠所谓的“客观事实”和客观证据决定捕与不捕,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不科学的。第二,从审查逮捕证明标准本身来讲,它作为证明主体用来衡量所应达到的证明程度,是用以约束证明主体的,因而必须具有客观性特征。但是,纯粹客观的证明标准又是不存在的,因为证明标准这杆秤,无形地又存在于证明主体的内心,靠证明主体通过对证明标准的理性认识去把握。所以判断证明结果是否达到证明标准的要求,还需要证明主体的主观推断和合理相信。所以,作为审查逮捕的证明标准既然是作为一种标准来使用,并使证明主体对待证事实的认定具有确定性,那就需要在审查逮捕证明标准的设计上,既具有客观性,又要有主观性的内容融入其中。而现行的审查逮捕证明标准则过分强调客观性,忽视了主观性。强调“三条件下的合理相信”,不仅强调了证明标准的客观性,而且又兼顾了主观因素,符合主客观相结合的认识论。

(二)强调“三条件下合理相信”,可以从客观上使批准和决定逮捕机关和逮捕执行机关对证据掌控的标准进行明确界定并兼顾检察官在运用证据时的主观裁量和合理相信,符合人类本身的思维逻辑规律。

从客观上对批准、决定逮捕机关和逮捕执行机关证据掌控的标准即事实、证据和指向三个要素进行明确的界定,同时又兼顾了检察官在审查逮捕和运用证据时的主观裁量。在这里,通过审查逮捕证明标准的界定,可以明确和统一证明标准所涉及的四个要素: 1，“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这是涉嫌犯罪的最基本要素,即犯罪的主要过程、手段、方法及后果所形成的犯罪简要轮廓。换句话说“, 基本事实就是法律真实,是由刑法规定的,包括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和罪行轻重的事实。”基本事实可以分为七个方面的构成要素,即何事、何时、何地、何情、何故、何物、何人。“基本事实清楚”是对案件基本事实查明程度的要求,要求对上述的七个要素能够认定清楚。

2，“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经查证属实”。它是指证明犯罪的最低要求。“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经查证属实”是对证明基本事实起决定性作用的证据已经查证属实,能证明案件的基本事实情况;并且对案件起决定性作用的证据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对于案件基本事实具有足够的证明力。

3，“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所谓“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实质上是指是谁所为的问题。现有证据能够明确指向某一个(或几个)犯罪嫌疑人。以案例二为例,受害人、证人都证明是张某、赵某砍的,指向很明确,符合“基本指向明确”的要求。

4，“合理相信”所谓“合理相信”,是指检察官根据现有事实和证据,内心经过合理推断,相信犯罪系犯罪嫌疑人所为的证据占优势,能够否定无罪证据。

第二篇：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浅析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摘要：证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其自身内容丰富、观点繁杂，证明标准在不同法系国家的理论体系与实践中都存在着一些差别。证明标准是证据制度的核心，对诉讼实践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分析证明标准基本理论基础上，比较两大法系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对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完善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刑事诉讼；证明标准；自由心证；排除合理怀疑；

一、证明标准的涵义

证明标准是证据制度的核心，与诉讼理论和实践紧密相联。陈光中教授认为，证明标准又称证明要求、法定的证明程度，是指按照法律规定认定案件事实所要求达到的程度或标准。

学界通说认为，证明标准即法律规定的负有证明责任的主体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也即裁判者判断案件事实的证明是否达到法律规定的证明力的尺度。证明标准既然是裁判者认定当事人主张事实的标准，也即当事人判断其应当将证明进行到何种程度的标准。这样就不会有证明标准仅适用某些证明对象，而不适用其他证明对象的问题了，所以更加科学合理些。

二、国外关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规定

大陆法系国家，基于法定证据制度的教训建立起自由心证制度，英美法系国家则在破除神明裁判的基础上建立以陪审团制度为核心的证据法规则。

(一)大陆法系的证明标准

大陆法系的证明标准为自由心证制度，是指证据的取舍和证明力的大小及案件事实的认定等，均由法官根据自己的理性、良心自由判断，在内心形成确信的证据制度。法国法学界对其有过非常经典的论述：“法律并不要求陪审团说出他们获得确信的途径方法„„法律只向他们提出一个能够包含他们全部义务的问题：‘你们是真的内心确信吗？’”

与法定证据制度下的刑事证明标准相比，“自由心证”充分调动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更具灵活性，能在更大程度上发现案件事实、保障司法公正。但其也有局限，自由心证下的法官几乎全权掌握事实认定的法槌，法官个人的认知能力、法律素养和对案件的了解程度成为认知案件事实的关键因素。“对于有高度正义感、法律素养良好、智识甚高的法官来说，能够正确认定事实、实现公正，而对其他法官来说则基于自身条件限制，难免会发生认识错误导致误判，因此‘自由心证’只是一个概括性原则，有利于法官主观认识能力的发挥，但对证据证明所达到的符合案件事实的客观性则要求不足。”

(二)英美法系的证明标准

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对于排除合理怀疑内涵，至今未有统一的说法。美国学者布莱克认为，是指全面的证实、完全的确信或相信一种道德上的确定性；作为理性的人，陪审团成员在根据有关指控犯罪是由被告人实施的证据进行推理时，是如此确信，以至于不可能做出其他合理的结论。亦有学者持如下观点：所谓排除合理怀疑，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作出重大决定时相信条件已经成熟并进而采取行动的心理状态。

“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有一定的合理性与可操作性：案件已经发生，历史无法重演，强求达到客观真实是不切实际的，我们只能在现有证据和法律框架内排除合理怀疑，最大程度地接近客观真实。但“排除合理怀疑”只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如何做到“排除合理怀疑”，英美等国理论与司法实践中均无明确具体的界定。

三、我国关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规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和证明标准的规定过于原则笼统，操作性不强，不利于实践运用。对刑事证明标准进行研究，不仅是完善证据制度的需要，也是适应控辩式庭审方式改革、指导刑事诉讼实践的当务之急。

诉讼法学理论界普遍认为，我国关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界定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事实清楚是指事关定罪量刑的事实和情节都要查清；证据确实充分则是质和量的要求，即证据都必须查证属实，所有证据必须与待查证的犯罪事实之间存在客观联系且有证明能力。我国证明标准相关的法律条文和论著都未对司法人员的主观方面提出要求和设立标准，而是一直强调证据的客观性和客观方面，要求在使用证据认定事实时不反求于内心，而要始终依靠客观事实。

我国现行刑事证明标准以客观性为认识支撑点，强调证据的客观性，强调案件事实的客观方面，而且以可知论为基础，认为通过正确收集证据、分析证据，任何案件事实都可以查清，由确实充分的证据所达到的案件真实应是排除盖然性因素的绝对确定的客观事实，这未免太理想化，且只重视客观，忽视了主观，没有做到主客观相统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说只是一个一般性的、总体性的要求，而不是具有规范意义和可操作性的标准。客观真实是刑事诉讼追求的终极目标和理想，却不是证明标准，将存有歧义的表述作为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不利于案件的快速准确处理，甚至造成冤假错案。为了准确处理案件，实现法律正义和人权保障，确立明确合理、便于操作的证明标准，实为当务之急。

四、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不足和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刑事诉讼法》第129条、第137条、第141条、第162条则明确规定侦查终结、审查起诉和作出有罪判决都必须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根据以上规定，理论实务界一般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作为我国刑事诉讼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适用于所有的刑事案件、所有的诉讼阶段。从案件类型上讲，无论是死刑案件还是普通刑事案件，无论是重大复杂的案件还是简单案件，无论是依据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还是依据简易程序审理的简单案件或认罪案件，证明标准都要求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从诉讼阶段上讲，除了立案阶段的标准为“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 责任”外，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提起公诉、有罪判决都要求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从证明对象上讲，无论是犯罪构成方面的事实还是程序法上的事实，无论是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实还是不利于被告人的事实，无论是定罪事实还是量刑事实，证明标准并未作区分，司法实践中一律套用“证据确实、充分”标准。我国严格要求所有案件、所有阶段、所有案件事实要达到“确实、充分”程度，尽管一方面有利于防止证明标准不统一而导致的司法擅断．但另一方面却反映了我国证明标准的粗放与不科学。

“标准”是衡量事物的尺度，证明标准最终要起到规范指导的作用，理应清晰、易于把握、力求精准。我国当前的证明标准，过分强调客观，操作性不强，不利于实践的运用。笔者认为可以结合我国实际，借鉴国外证明标准的合理之处，从主客观相结合的角度完善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即确信其罪，排除其他可能性。这一标准正反两面出发，兼顾证实与证伪，可操作性更强。

2012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也体现了这一点，其中的十七条将将我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中的“证据确实、充分”解释为：“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排除合理怀疑”作为英美法系刑事诉讼有罪

判决的证明标准已经有很长历史和较完备的解释，但在我国立法文件中出现尚属首次。

在不同的诉讼、同一诉讼的不同阶段、不同证明对象，所需要的认知程序是存在区别的，其证明标准也存在区别。我国证据制度与证明理论仍在发展过程中，还没有构建起一套完整的证明标准体系，笼统地将证明标准规定为“确实、充分”是不全面的。因此，我国引入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仅仅是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改革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以此为契机结合我国司法实际，针对不同的诉讼阶段、不同的案件类型、不同的证明对象设定不同的证明标准，构建起一套既符合认识规律与诉讼活动规律又契合我国司法实际的证明标准体系。

参考文献：

[1]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学[M].北京;中国敢法大学出版社.1992

[2]陈一云主编.证据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3]陈永生.排除合理怀疑及其在西方面临的挑战[J].中国法学.2003(2).[4]龙宗智.试论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J].法学研究.1996(06).[5]汪海燕,范培根.论刑事证明标准层次性.[J]政法论坛.2001(5).[6]洪源著.刑事判断证据标准论.[M]现代出版.1992.

第三篇：论证明责任分配的标准（模版）

论 证 明 责 任 分 配的 标 准

山东胜路律师事务所徐乐德

一、对“谁主张、谁举证”的质疑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是我国刑诉法第一次采纳了无罪推定的原则，根据无罪推定原则可导出一系列诉讼规则，其中最重要的两项规则是被告人沉默权（我国立法未采纳）和遇疑问有利被告的规则。我国刑诉法对无罪推定的原则的采纳说明我国立法者承认公诉机关和人民法院用尽法律许可的手段后，仍然有可能对案件事实不能查明，即承认“悬案现象”（又称真伪不明）。同时我国刑诉法在这种情况下规定证明责任分配标准，为“遇疑问有利于被告”的原则，即公诉机关（或自诉人）承担证明责任。

既然“悬案现象“是刑事案件在诉讼中存在的客观实在，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民事诉讼中是否承认“悬案现象”及在这种情况是如何分配证明责任的。提起证明责任，我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即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一款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依我国权威学者的解释该条为举证责任分担的一般原则，即：（1）当事人双方都应负担举证责任；（2）谁主张事实，谁举证。就是说无论原告、被告、第三人，谁主张一定的事实（包括肯定事实和否定事实）谁就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该事实。①依据这一学理解释，可以看出，我国民诉法，没有明确规定悬案现象（假定双方主张同一事实，而法院直到审判结束都无法查明该事实，即法院认为该事实为真或为假的概率各为百分之五十），出现时证明责任如何分配的问题。

②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明标准是“高度盖然性”,依我个人理解，这种证明标准类

似于刑事案件证明标准即“排除一切合理怀疑”。那么法官在审理民事案件遇悬案现象时会不自觉地适用刑事案件证明责任分配标准。即“遇疑问有利于被告”的原则，从而判决原告败诉。

在民事案件中适用遇疑问有利于被告的原则是否合理？笔者认为，这是不合理的。在民事案件中简单适用遇疑问有利于被告的原则，实际上混淆了刑事立法与民事立法目的。在刑事立法中，主权者考虑犯罪是社会上极端的个别的现象，主权者认为其绝大多数臣民是善良的，而不会走上犯罪道路，首先控方应假定被告人（或嫌疑人）是良民，而不是罪犯，如果要证明被告人（嫌疑人）有罪，证明责任由公诉机关承担，这种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是由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地位不平等性决定的，我想这也是无罪推定原则的思想起源。而民事立法目的在于确立主体在私法上所享有的权利义务是平等的。在民事诉讼中，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在于解决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民事立法的核心与精髓是确定主体之间地位的平等性，因而在民事诉讼中，遇悬案现象时，简单地推定由原告承担证明责任，与立法目的是相悖的。

由此可见，在民事诉讼中，“谁主张、谁举证”（包括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不可能完全解决证明责任分配问题。本文试图论述在民事案件诉讼中，“遇疑问”应按什么标准分配证明责任。

二、证明责任的基础理论柴发帮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学〉〉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版第335页

②卞建林主编〈〈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6页①

（一）证明责任的含义

“证明责任”一词英文是“burden of proof”或者“onus of proof”。其中“burden”和“onus”是负担的意思，“proof”是证明的意思。除证明责任，在我国还有译成“举证责任”或“立证责任”，在我国的诉讼理论和实践中，“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实际上是同义的。笔者认为，举证责任从词义上容易使人简单地认为，提供证据的责任，不能准确反映burden of proof的内含，因此本文采用了“证明责任”的提法。

研究证明责任理论，首先遇到的一个非常重要而又必须回答的问题，即如何准确界定“证明责任”的含义？

关于举证责任的含义，诉讼法学界有着不同的理解。如英美学者把举证责任分为提供证据的责任和令人信服的责任①，德日学者则分为主观的证明责任和客观的证明责任。

罗马法对证明责任问题，规定了两大原则，一是原告应负举证责任，二是主张者负担举

②证的义务，否认者不负举证的义务。在古罗马时期的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的概念显然是指

具体诉讼中的证据提供责任。即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客观证明责任的概念。

英美法系的证明责任是广义的概念，其中包含“令人信服的责任”及“提供证据的责任”，前者指诉讼的一方当事人为使法庭审理事实的人信服，其提出的全部事实而应承担的证明责任。关于提供证据的责任，是指凡提出某种要求，控诉或申请的人，应承担举证责任，凡主张某种事实的人对该事实负有举证责任。当事人具有提供证据的权利和义务。在正式的诉讼过程中，当事人有义务把他所掌握的全部和案件有关的证据，在审判前阶段加以提出，否则法院认为当事人已放弃利用这项证据的权利，不能在以后的司法审查中再提出该证据。“令人信服的责任”与“提供证据的责任”这两者是不同的，彼此独立的概念，不仅内涵不同，而且承担责

③任的情形，证明程度的标准及法律后果是不同的我国证据法学教科书认为，证明责任包含四方面的内涵。第一、主张责任。当事人的主张是法院审理的对象和范围，主张是证明的前提，“谁主张、谁证明”，没有诉讼主张，也就谈不上承担证明责任。第二、提供证据责任，这项责任的内容是向法庭提出证据。（有时需要提出证据线索，请求法院依职权收集证据）。刑事诉讼中，提出证明自己无罪、罪轻的证据，不属于提供证据的责任。而行使自己的辩护权。第三、说服责任。是指负有证明责任的诉讼方承担的运用证据对案件事实进行说明、论证，使法官形成对案件的确信的证据的责任。第四、不利后果负担的责任。证明责任最终表现为如果不能提出能够说服法官确认自己的诉讼主张的足够的证据，则承担证明责任的这一方将面临可能或者必然败诉或其他不利的后果的责任，这一

④观点实际上是以诉讼中不同阶段为线索而提出的证明责任的涵义。

当代德国证明法学界对证明责任进行了细致地研究，德国的证明法学虽然在证明责任概念的理解上不尽完全一致。但概括地说他们将证明责任首先进行了学理上的分类，然后，针对每一类证明责任概念进行界定，最后使人们对证明责任的涵义形成一个整体的认识。具体地说，德国证明法学理论，将证明责任划分为主观证明责任、客观证明责任和具体证明责任、抽象证明责任两组概念，同时指出这两组概念在某些角度考察时还存在着交叉。

所谓主观证明责任它要回答的问题是，那一方当事人应当对具体的要件事实举证，在民事诉讼开始阶段或每一次的证据调查过程中，几乎都会涉及到这一问题。

所谓客观证明责任是指如果当诉讼中的一项事实主张最终不能被证明时，也即在法官自己对事实主张存在或不存在始终不清楚的条件下，由何方负担不利后果的问题。① 叶自强著〈〈民事证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页

② 叶自强著〈〈民事证据研究〉〉第145页

③ 叶自强前揭书第137„138页

④ 卞建林前揭书第325„327页

至于抽象证明责任和具体证明责任的区别，指的是前提是不是在具体诉讼中，如果人们抛开具体的诉讼程序，就一个要件事实发问，由谁负担在诉讼中对要件事实举证，那么这就是抽象的证明责任，如果把目光对准具体的诉讼，当法官已获得的事实信息，并且形成了暂时的心证，然后人们问，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那一种方当事人提供证据，这指的是就是具体证明

①责任。

（二）、证明责任的法律属性

关于证明责任的法律属性问题，诉讼法学界存在争议，主要有权利说败诉危险负担学及义务。败诉危险负担说是大陆法系学者之通说，在我国处于多数说的地位。

败诉危险负担说认为，证明责任的法律性质不是权利亦非义务而是指不主张，不举证时将致败诉，如不想败诉就负举证。

（三）悬案现象体现了客观证明责任存在的价值。

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中，承认悬案现象是客观存在，例如，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3款规定：“„„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销后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改判。”从这一条不难看出，我国的立法者意识到可能“事实不清”，而且还认识到不能一律要求法院查明事实，而是在“查清事实后”改判，那么，如果最终还是无法查清事实，法院该怎样判决呢？法律没有给出一个完美的答案或办法，另外从民事诉讼法第179条和185条关于再审的规定来看，我国民诉法实际也承认悬案现象。

客观证明责任正是基于悬案现象在诉讼中是不可避免的这一客观事实而产生的，或者说悬案现象是客观证明责任理论存在的基础。客观证明责任的本质在于，法院的法官用尽了法律所允许的所有办法，而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仍然真伪不明情况下，对当事人的诉讼风险应如何分配（即败诉）。

三、证明责任分配

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一种观点认为：证明责任的分配是按一定的标准将不同法律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在双方当事人之间预先分配，使原告对一部分事实负证明责任，被告对另一部分事实负证明责任②。

我国民事诉讼法学者叶自强认为，如果法院经过证据调查表明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其存在或不存在的问题获得确定，则不产生待证事实是否不明的现象，从而不发生发生法院无法适应法律进行裁判的情形。但是如果法院及双方当事人由于缺乏，无法使待证事实之存否问题明确的证据，就会在诉讼上发生事实存否不明的现象，„„在事实存否不明场合，谁应遭受

③败诉的判决？这种法律问题，就是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

笔者认为以上两种观点，对证明责任分配的概念得表达均不完整。通过笔者对证明责任的辨析，我认为第一种观点所说证明责任实际是一种主观抽象证明责任，即当事人通过自己的活动对争议事实进行证明的一种责任，其目的是为了避免败诉，也即通常意义的证明责任。而第二种观点他所指的证明责任是指客观证明责任，即法官对事实问题认定存疑时对证明责任得分配。

从本文第二部分对证明责任含义的界定，笔者认为证明责任分配应当包括主观和客观证明责任的分配。

四、证明责任分配标准的重要学说

自古罗马对证明责任的分配问题规定了两大原则一来，关于证明责任分配标准的学说可谓学说林立，但归结起来可有两种方法。其一，专就待证事实本身的性质、内容进行研究，至于 普维庭著〈〈现代证明责任问题〉〉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1、13页

卞建林主编〈〈证据法学〉〉第331页

③ 叶子强著〈〈民事证据研究〉〉第142-143页①②

待证事实在法律构成要件上处于何种地位则不予考虑，凡是符合其一定性质内容的待证事实，当事人就该待证事实不负举证责任。这种方法被称为要件事实分类说。其二，专就个别具体的法律构成要件事实依法律构成要件的性质，依据不同价值标准进行分类，凡是属于某一类法律构成要件的事实，当事人就事实负举证责任，这种研究方法称为法律要件分类说①。

（一）法律要件分类说的主要内容

德国民事诉讼法学者罗森伯格所创立的这一学说，在德、日及我国台湾地区已享有几十年的盛誉，虽曾遇到挑战，但他的通说地位至今仍未动摇。罗森伯格认为举证责任可以进行抽象统一的分配。他说，民法规范本身已具有举证责任分配的原则，因为立法者在立法之际，已将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予以考虑，并及安排相应的法条中，学者或法官如就全部民法法条进行分析，并不难发现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他认为，举证责任分配在原则上只有一个原理，即“各当事人应就其有利之规范要件为主张及举证。”具体而言，如果一方当事人声称，只要适用某些法律条款，他就可获诉讼上的胜利，即该法条可以满足他的诉讼请求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该当事人应当就该法条及实际上已存在的事实提出主张并承担举证责任。依照罗森伯格的看法，法律规范之间，如果不是互补关系就是相斥关系。举证责任可以在这种关系中求得。根据上述原理，罗氏以适用范围的广狭及法律有无规定为标准，将法官审判案件必须遵守的规则分为两类：一是基本规则；二是特别规则。前者是指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举证责任分配的原则；后者则指法律有明文特别加以具体规定及理论上相当于明文规定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其功能在原理上处于与基本原则相反的地位。罗氏学说提供了若干举证责任的分配的基本原则和规则，由于它能维护法律形式上的公平，具有统一发挥法律安全性优

②势，因而长期受到法学界的推崇和司法界的重视。

（二）新发展。

任何一种学说，不可能解决司法实践中的所有问题，法律要件分类说也不例外。自学说创立一百年以来，受到大陆法系诉讼法学者的普遍关注，同时该学说自身存在的缺陷也越来越多的暴露出来，特别是随大工业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环境公害，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及因产品制造缺陷而造成的损害，对于这些种类繁多的复杂的纠纷的举证责任分配，法律要件分类说显得有些不适用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德国的一些诉讼法学者，在批判法律要件分类说的基础上，抛弃了法律要件分类说抽象的形式标准，坚持利益平衡、公平、权利救济等因素，相继提出了危险领域说、盖然性说、损害归属说等学说。

（三）法律规范要件分类修正说

20世纪80年代，德国诉讼法学家汉斯·普维庭在其教授资格论文《现代证明责任问题》中，在对法律规范要件分类说基础上，进行修正后，提出了法律规范的要件分类修正说，普维庭教授认为：“从实质性依据的多样性，尤其是从‘遇疑间时有利于立法目的’这个基本依据可以看出，证明责任的分配的实质性依据的数量是无法穷尽的，这也从方法论上证明了将来也不可能发现能够一般地克服所有真伪不明的证明责任分配的实质性原则。„„各个原则的落空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回到按照法的文义寻找证明责任的分配，亦即回到规范说的基本

③思想中去。”

修正说并没有完全抛弃前人学说如：盖然性学说，危险领域 说等合理内核。他认为虽然不能以这些学说作为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但是可以将这些学说作为实质性依据将其作为立法目的辅助解释手段或者作为法官法上的评价手段。他认为基本规则和法律规范要件分类说 叶自强前揭书第146页

叶自强前揭书第151页

③ 普维庭著〈〈现代证明责任问题〉〉第379页

①②

4不是程序法的形式上的构造，相反它各个实质性依据所决定，因而具备实体公正性。

五、证明责任分配标准之我见

证明责任分配标准首先关系到实体法律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如秩序、自由、效率、正义等能否得到最终的贯彻和实现。同时又涉及到现存的诉讼模式和诉讼程序能否富有正义和效率。证明责任分配标准问题不仅是诉讼法学上一个重大问题，同时又是民法学、立法学一个重要课题，因而证明责任分配标准问题具有高度的理论价值和实务价值，但是妥善的解决这一问题，却有极高的难度，尽管中外学者孜孜以求提出了诸多的学说，也各具有起合理性的一面，但也各有自己无法解释问题。

民事诉讼证明活动主要对象的法律事实复杂多样；包括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消灭的原因事实，同时诉讼不仅要求各种法律关系的原因事实存在与否进行判断，而且还要对其存在状态进行细致的划分。当代社会正处于加速发展时期，各种新事物，新观点，不断涌现，这也不断的对法律科学提出新问题；因此寻找到一个一成不变证明责任分配标准是不可能的。证明责任分配标准也应当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在一个确定的基本分配标准的基础上不断的修正。

同时我们应当看到证明责任分配标准不单纯是民事诉讼法学的问题，也应当引起民法学的高度重视。我认为解决证明责分配标准问题应当由民法学和民事诉讼法学者共同合作；协同攻关，形成一套完整，科学和体现现代法的价值的证明法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系应当把证据制度证明标准、证明对象、证明责任、证明评价、证据规则等问题有机结合起来，用证明责任的分配问题统帅全局，以民法的实体规范为研究对象，最终从法律规范技术的角度构建合理的证明责任分配标准。

同时证明责任的分配标准应当考虑我国现有的诉讼模式以及法律人材（尤其是法官）的素质。我国现存的诉讼模式大体上属于是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与英美法系 的当事人主义有重大的区别，因此在证明责任的分配标准应当着重借鉴大陆法系 比较成熟的证明责任的学说和理论。另外还应当考虑我国法官队伍整体素质不高，参差不齐有些法官尚不能把握法律的精要，因此证明责任分配标准不能过于笼统抽象。并且我国尚未实施职业法官制，法官与社会各界有着广泛的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如果证明责任分配标准不具体、不确定，而赋予法官太大的自由裁量权，很可能导致个案审理的不公正；产生更多的司法腐败。

我认为证明责任分配应当坚持以下标准，１、坚持罗森伯格的法律规范要件分类说为基础的证明责任分配标准。

这里可以分为三种情况（１）、以当事人主张的权利发生要件事实为内容，用法律要件分类说的方法，主张权利发生法律效果的人，就权利发生要件事实负举证责任。（２）、以当事人主张权利妨碍要件事实内容。主张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成立从而请求相对人履行债务者，依法律要件分类说的举证责任分配方法，由主张权利发生的当事人举证。如果相对人主张其意思表示因欺诈、胁迫，或因通谋虚伪意思表示而无效或撤消者，此种法律要件事实属于权利妨碍要件事实，应归主张权利不发生的当事人举证。（３）、当事人主张权利消灭要件事实，否认权利人的权利继续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主张权利人的权利因清偿、履行、②抵消等事实而消灭的，应当就其权利消灭的要件事实进行举证

这种分配方法非常明确具体，法官用起来非常方便，法官在审理案件的中，可以直接分析相关的民法规范，发现哪些事实属于权利发生要件，哪些事实属于权利妨害要件，哪些属于权利消灭要件，从而决定证明责任的分配。

２、把危险领域、盖然性说、损害归属说等比较成熟的合理的学说纳入法律规范分类说，作 普维庭前揭书第516-517页

陈宗荣〈〈举证责任之分配〉〉

（二）转引自叶自强〈〈民事证据研究〉〉第157-158页①②①

为该说的确定证明责任分配标准的规则。

危险领域说、盖然性说、损害归属说等学说是在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而出现的前所未有的新事物的情况下提出的，具有了很高的合理性，不能简单的抛弃，因此我非常赞同普维庭教授的意见，吸取这些学说的合理内核纳入法律规范要件分类说作为该说的规则，（详见本文法律规范要件分类修正说）。这些规则可以用来处理一些特殊类型的案件使用。并且应当考虑社会不断的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及时的修正，提出新规则。

３、法官在以上两条标准仍不能明确证明责任分配时，应当坚持“遇疑问有利于立法目的的原则”而不能简单的适用“遇疑问有利于被告”的原则。

如果法官在审理具体案件依照上述两条标准时仍无法明确证明责任的分配，应当坚持“遇疑问有利于立法目的”的原则。因为立法者在立法时，已经将公平、正义、秩序、效率、自由等价值充分考虑，即法律本身即蕴含着以上价值，或者说以上价值是法律追求的目标，如果法官在证明责任分配问题能够坚持“遇疑问有利于立法目的”的原则从一定意义上说，用程序保障了实体正义的实现。

主要参考著作

１．叶自强著《民事证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２．卞建林主编《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３．（德）汉斯·普维庭著 吴越译

《现代证明责任问题》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４谭兵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6

第四篇：论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 论文初稿[范文]

论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

一、摘要：当前随着我国法治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对法律层面上的有关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和加强。就当前我国法律机构的设置而已，人民检察院担任着重要的职责，在我国，人民检察院的职责是以国家的名义向人民法院指控特定的犯罪，同时通过人民检察院的指控，请求人民法院通过审理环节对被告人判处刑罚，在这一过程当中，公诉证明标准的合理性对整个过程发挥着重要的衡量作用。因此，要提高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公正性和标准性，进一步确立和完善公诉证明标准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我国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及其特点入手，深入剖析当前我国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存在的相应的问题，进而给出相应的建议，以期促进我国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证明标准的不断完善。

关键词：检察机关；公诉；证明标准

一、我国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过程中包含着诸多环节，各环节在刑事诉讼中担任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在各环节当中检察机关法院和法院也是通过紧密的联系，完成对整个案件的指控、审判和定罪。同时在刑事诉讼过程当中，检察机关要想对被告人进行指控就需要一定的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明，而这些证明在我国的法律体系当中有严格的要求。而这些对证明的严格要求就是证明标准。从具体的标准划分上来讲，当前，我国的证明标准主要包括：（1）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2）有证据证明该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3）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经有部分查证属实，在法院批准逮捕时，只有满足了以上三种情形标准，检察机关才可以实施批准逮捕，如以上几种情形标准都无法达到，则无法做出批准逮捕的决定。从证明标准的含义上来讲是指检察机关在控诉被告人并证明被告人所犯的罪行的证据达到法院审判所需要的程度。同时，证明标准的制定不仅仅是是检察院对被告人进行控诉时的一定的程度要求，同时也是法院对被告人定罪标准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无论从何种层面上来讲，当前我国的检查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其合理性和公众性，对于当前我国的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和保障我国公民人权，实现法律中公平体现关系的最大化。

就当前我国的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来讲，在传统认识论的影响之下，我国学者对我国的检察机关公诉的证明标准在制定上是以实事求是为根本基础，同时在证明标准和定罪标准的关系认识上普遍认为这两者之间有着很大的关联性和一致性。但是就当前学界的研究现状来讲，相关的研究缺乏度我国法律机能性和阶段性的认识。另外在我国的司法实践的过程当中，由于我国的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在制定上相对宽泛，同时缺乏一定的操作性，很容易导致在司法机关在进行相关法律环节的运作时出现大量的问题。甚至会出现“人为拔高” 忽“人为降低”这两种问题状况。而这种两极化状况的存在，严重影响着我国法律的公平性和正义性的展现。因此，当前学术界在对我国的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的研究当中，不断的对标准进行相应的完善，同时通过对标准的认识，进一步降低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语法院的定罪标准之间的一致性和关联性，从而提出更加合理的定罪标准。同时，通过对定罪标准的不断完善，可以使定罪标准在司法的实践过程中其操作性会有效增强，进而不但的缓解当前状况下，我国检察机关和法院所面临的司法困境。

二、我国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的特点

（一）证明标准的的决定性

在我国的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时，在任何状况下都要

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标准。同时当检察机关达到这一标准进行公诉时，在法院的审理过程中也会将这一标准作为该案在进行审理时的最高价值目标，同时通过司法审理程序力求这一价值目标的实现。但如果人民法院在进行审理过程中没有将这一证明标准作为审理的最高价值标准，据很容易在审理过程中出现很多的偏差，从而导致诉讼程序的终止，同时也会有可能因为在审理过程中相关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等问题的出现，造成法院的判决缺失真实性和公正性，最终导致整个诉讼价值难以完整实现。由此可以看出，在检察院和法院整个司法过程中，证明标准都起到了巨大的决定性作用，因而决定性就是我国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证明标准的重要特征之一。

（二）证明标准的广泛性

在我国的大小刑事案件的提起公诉和审理的过程中，都会运用证明标准进行相应的支撑，不论整个刑事案件构成犯罪的情形相对较轻还是相对较重，检察院对其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是一致的。另外就提起公诉和审理的实践环节上来讲，不管是对于情节相对曲折，在提起公诉和审理过程中相对繁琐的刑事案件还是在提起公诉和审理过程中，程序相对简单的案件，在实践上也都要运用证明标准加以衡量。而这一证明标准就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基本标准。因此，从以上的论证可以看出，在当前的刑事案件中，证明标准都会被运用，且运用的标准是一致的，因此足以见得，我国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其多对应的案件是多样化的，因此我国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具有一定的广泛性的特定。

三、我国证明标准当中存在的问题

（一）证明标准的主观性过强

在我国的法律体系当中，所追去的是公平性和正义性的最大化，但是在司法当中，尤其是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与法院按照证明标准进行审理的过程中，却存在着大量的主观主义。首先从当前我国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上来讲，其证明标准的基本含义就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几点，但是从其所强调的标准当中，无论是从当前客观真实存在的角度上来讲，还是从法律所要求的真实的层面上来讲，这一标准都具有很强的抽象性的特点，但是在我国的司法环节的运行当中，整个过程从其本质上来讲，就是讲证明标准通过转化形成具体的案件事实的过程，因此在整个过程中，由于所秉持的标准具有抽象化的特点，因此也就使整个过程充满着主观主义的色彩。同时，需要点明的是，在证明标准转化为证明事实的这一过程当中，缺乏一定的对自由心证的有效控制机制和完善的裁决说理机制，同时在整个司法实践的过程中，也很少会采用分析、推理、论证对犯罪证明进行反复推敲，另外在司法实践过程中，也没有形成一定的经验规则和逻辑法则，所以使整个办案过程当中，其客观性就大大降低，而主观性色彩则变得愈加浓重。

（二）证明标准和定罪标准一致

在定罪标准的制定上，其所要求的程度时最高的，通过定罪标准的认定，从而对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被告人进行审判，因此将定罪标准进行相应的提高是及其有必要的。但是在证明标准的制定上，就当前的状况而言，也存在着证明标准要求过高的现状，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当前的证明标准已经于定罪标注的严格要求等同，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严肃性，同时进一步规范对被告人提起公诉的质量和水平，但是在我国当前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整个过程当中却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性因素，因此这一证明标准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

与实践规律发生着很大的冲突，也就是说证明标准和提起公诉过程的内在规律有着很大的冲突。另外，在当前的提起诉讼过程中，其实质就是知情人的认识转化为不知情人的认识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因素。另外就我国当前的刑事诉讼法的改革程度上来讲，相较于之前的刑事诉讼法，在改革当中我国刑事诉讼法赋予了被告人及其被告人更大的权利，同时在其对抗性的方面也做了重大的调整，从而使公诉机关也就是人民检察机关在进行起诉时，其难度也在不同程度的加大，不确定性因素也在不断的增多。

（三）标准人为拔高或降低

在检察机关执行证明标准时，会存在证明标准“人为拔高”和“认为降低”的状况。很多的检察机关在进行证据收集的过程中，为了进一步提高证明标准从而对证据收集的数量和质量都制定了很高的要求，同时为了确保其证据的质量型会将整个侦查过程期限延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证据的质量和数量，但是在整个侦查过程的效率而言就出现了很大程度的降低。另外很多的检察机关对证明标准进行解读时，通常会将定罪标准与证明标准相等同，造成大量的有违程序法定等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做法。造成诸多问题。另外在侦查过程中也存在着标准认为降低的状况，这种状况通常与特定的环境有着很大的关系，特别是在强调打击犯罪的现实状况之下，检察机关和法院会进行配合，注重案件的解决，但是在证明标准方面就会降低很多，因此很多的公诉案件证据不充分、不确实的状况下就会被起诉到法院。当出现上述状况时，法院应该判决被告人证据不足，犯罪状况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书，但是在这种特定的环境状况之下，法院也会担心出现放纵犯罪的问题，因此会做出一些相对来讲刑罚较轻的判决，因此也会出现佘祥林案等。而根本原因是我国相关的司法部门违背证明标准时没有有效的控制和惩戒机制进行制约。

四、对公诉证明标准的相关完善举措

（一）制定主客观相结合的证明标准

在进行证明标准的制定时，要进一步综合主客观之间的联系。在证明标准客观层面上，要进一步整合构成犯罪的各个层面的事实证据证明，同时在足以定罪的证据但是没有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的可以通过主观的判断来进一步排除怀疑。同时在证据体系当中是存在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状况的，而这种状况出现时在证据体系中是应该被允许的，只有检察机关在进行相关的证据辩解或者能够进行合理的解释即可。在主观上来看，要进一步增强检察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在有了一定证据的基础之上，要进一步结合自己的侦查经验以及常理进行相应的判断，但是这并不是表明检察人员在对案情不清，同时存在证据不足状况时，也不能随意的提起公诉，影响办案的公正性。

（二）改变检察机关的工作评价标准

从检察机关的工作质量和工作水平来讲，其制约因素的根本就是相应的工作评价标准。当前，很多的检察机关之所以在工作当中出现很多的问题，其主要原因就是没有按照相应的工作评价标准进行相应工作的开展。在当前的司法实践当中，很多的检察机关对工作标准发生了误读的状况，很多的检察机关的评判标准是提起公诉之后法院所作出的有罪与否的判决。而这种衡量标准语当前的司法过程是严重不符的，在工作当中运用这种评价标准也是不妥的。因为检察机关在对刑事案件进行侦查时，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因素，因此在法院进行定罪审理时，对检察机关很多的证据定性为错误，也不应该影响到检察机关的工作质量和水平。

根据国外相关的法律规定，当出现检查机关提供的证据不足或出现错误时，法院只需要按照相应的法律程序进行案件的审理，不再追究检察机关办案人员的责任，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检察机关办案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在进行相应工作评价体系的建设时，要进一步明确其底线，由于证据不足或对证据认识不清而导致败诉的不应该认定为错诉。更不应该用法院的判决书来确定检查员的办案质量和水平。

第五篇：论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写写帮整理）

论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

内容提要：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的规定比较简单，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与法院判决的定罪标准在表述上几乎一致，证明标准均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即检察机关掌握的证明标准与法院判决掌握的标准同一，且规定得比较抽象、概括，在司法实践中比较难以把握和操作。由于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过高，且标准单一，从而导致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控制和追诉某些犯罪超出了所能。本文通过评析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并与国外相关做法相比较，认为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应区别于法院判决的证明标准。根据司法实践经验及借鉴国外相关经验，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应确定为：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应低于定罪量刑的标准，且不再应以客观真实为标准，以确保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

关键词：刑事诉讼；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证明标准

Abstract: The our country code of criminal court provision concerning proof is more simple, the proof standard that indict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urt judicatory sentence the standard at the watch said the top almost, proof standard all is standard that proof standard that“ fact clarity, proof assuredness, well”, namely the organization of police control sentence with court to control same, and provision comparison abstract, generalize, in judicatory practice hard confidence with operate.Because the proof standard that the organization of police indict over high, and standard one, from but cause the judicatory practice the inside police organization control with pursue for some crime beyond the reach of can.This text passes the proof standard that critique police organization indict, and compare with related way of doing in abroad than, think that the proof standard that indict should discriminate between the proof standard of the court verdict.Practice the experience and draw lessons from the related experience in abroad according to the judicatory, the proof standard that the organization of police indict should make sure for: The proof standard of indicting should be lower than to sentence the penal standard in deal, and no longer with objective true for standard, to insure the accurate carrying out the law availably.Key phrase: The pertaining to crime litigation, police organization, indicts, the proof standard.人民检察院作为公诉机关，是以国家的名义向人民法院指控特定的犯罪，请求人民法院审理并对被告人判处刑罚。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是指作为控方的检察机关运用证

据证明被告人犯有某种罪行，要求其承担刑事责任，并据以交付人民法院审判所应达到 的程度，即检察机关运用证据证明到何种程度方可将案件提交法院审判。标准是一种质的事物的上限，也是另一种质的事物的下限。因此，准确地说，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实际是提起公诉的最低标准。我国刑事诉讼法以“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定、充分”作为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这一原则性的规定，给司法实践带来了困惑。由于没有确定一个科学而完善的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似乎顾虑重重，作法很不统一，特别是，检察机关极力追求起诉的成功率，强调有罪判决率，对没有十足把握指控成功的案件不愿起诉。此举极易导致对大量犯罪，尤其是重大的犯罪疏予追究，不利于国家法律的贯彻实施。证明标准问题已是当前我国证据法学理论中备受关注和亟需解决的一个课题，也是司法证明实践中迫切需要统一认识和做法的一个问题。在这里，笔者仅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及相关问题，浅谈几点认识和建议。

一、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及其主要特点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和法院作出有罪判决所要求的证明标准都是一样的，证明标准均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由此可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总体性地，一般性的原则，其作为提起公诉证明标准具有广泛性和绝对性特点。

（一）刑事诉讼法对提起公诉证明标准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4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据此，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就是要求“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从法律条文来看，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也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与法律规定的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证明标准是一致的。所谓犯罪事实清楚，是指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和情节都必须查清。所谓证据确实充分，是对作为定罪根据的证据质和量的综合要求。“证据确实”是对证据质的要求，就是据以定罪的每一个证据都经过查证属实，能够证实案件的真实情况；“证据充分”是对证据量的要求，就是指案件中的全部证据对事实有足够的证明力，足以排除其他可能性地证明整体案情。根据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证据是否“确实、充分”，一般通过以下标准加以衡量：（1）客观化标准，即据以定案的每个证据均已查证属实，为客观存在的事实；（2）相关性标准，即据以定案的每个证据均与案件事实存在客观联系；（3）合法性要求，即据以定案的证据都符合法律规定要求、程序和表现形式；（4）一致性标准，即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应彼此照应、互不矛盾；（5）排他性标准，即作为证明对象的每一部分内容都有相应的证据足以证明，全案事实清楚，能得出唯一的结论，合理排除其他可能。

（二）提起公诉证明标准的主要特点

提起公诉证明标准与法院判决的标准同样，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1、证明标准的绝对性。这种绝对性要求全部刑事案件都要整齐划一地实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在审查起诉阶段、开庭审判阶段，都要把这一证明标准作为办案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力求予以实现。否则，对案件的处理，即可能导致刑事诉讼程序的中止，即对案件作出存疑不诉之处理，也可能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被判决无罪，导致诉讼价值的无法实现。

2、证明标准的广泛性。表现在它涵盖了全部刑事案件，无论是重罪案件，还是轻罪案件，无论是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或是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都要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证明标准。

二、对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证明标准的反思

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41条，将“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这一标准作为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存在不少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过高，且标准单一。主要表现在：

（一）起诉标准等同于定罪标准，与法理相悖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律中，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与定罪的证明标准是一致的，均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我国的刑事诉讼庭审方式所作的一个重大修改，就是增强了诉讼的对抗性：一是律师可以提前介入并有权调查取证；二是案件卷宗不再移送法院，庭审成了决定案件事实的关键阶段。由于辩护律师可以调查取证律师掌握的证据检察官在起诉阶段无从知晓，再加上庭审中证人作证、控方举证和论辩情况等都是未知数，这些都使起诉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从而谈不上证据确实、充分。而且刑事诉讼法规定，证据材料只有经过控辩双方质证后才能作为定案依据，从而也谈不上证据确实、充分。反过来看，如果要求提起公诉时证据真正达到了确实、充分的程度，与法院有罪判决的要求完全一样，设立辩护人制度似乎没有太多的意义，控辩式庭审方式只不过是一种形式。因而在这种诉讼模式下，要求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达到刑事证明的最高标准即定罪的证明标准，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将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等同于判决的证明标准，至少有以下弊端：一是易使控方站在审判者的角度处理案件，片面追求有罪判决率，使大量案件因证据不足作不起诉处理，造成对犯罪的放纵，导致国家控诉职能弱化甚至缺位。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实践中，我国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不仅考虑手中的证据情况，往往还站在审判者和辩护方的角度对案件进行审视，只有在有十足把握确信可能被法院判定有罪时，才提交法院审判。因此，我国公诉案件的有罪判决率是相当高的。据某检察院的统计数字显示，1999年至2003年底，该院共起诉各类刑

事案件508件，被有罪判决506件，有罪判决率高99.6%，法院无罪判决率很低（在1%以下）。而从有关资料显示，1985年到1988年间，英国刑事法院和治安法院无罪判决的案件比例分别从16.7%和12.5上升至17.6%和23.8%。[1]二是易使检察机关为确保在起诉前证据达到定罪标准，可能采取一些有违刑事诉讼法的做法，例如庭前就证据与法官沟通，或放任公安机关使用其他手段获取证据，影响了刑事诉讼的公正性。因此，将起诉证据标准拔高到与有罪判决证据标准相一致是不合法理的。

（二）过于追求客观真实

我国传统证据理论认为，案件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因而也是可以认识的，是认识论的乐观主义，认为所要查明的案件事实，就是“事实本身的真实，也即事实的真情，事实的真相”。“司法机关所确定的事实，必须与客观上实际发生的事实完全符合，确实无疑。”[3]并且认为，“从根本上看，任何案件事实，通过正确地收集、分析证据，是可以查清的。”[4]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也规定，公、检、法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强调“忠于事实真相”。认为每一案中的定案证据，都应当达到确实充分的标准，而由这种证据所证明的案件真实，应当是一种绝对确定的客观事实。因此，有人提出我国现行的证明标准应以“实事求是”命名。[5]应该说，这种探求客观真实的愿望是好的，但这毕竟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的司法境界，用这种可望而不可求的理想境界来作为具体诉讼中所要达到的证明标准显然是不合适的。这种乐观主义的认识，似乎忽视了诉讼的具体条件和个案的不同情况，是对可知论的机械搬用而非辩证应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人的认识是绝对的，同时又是相对的。恩格期在《反杜林论》中明确提出：“一方面，人的思维的性质必须被看作是绝对的，另一方面，人的思维又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这个矛盾只有在无限的前进过程中，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止境的人类世代更迭中才能得到解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时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每次的实现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6]可见，我们对具体案件事实的认识都是认识的“个别实现”，都是接近于案件真实的“相对真实”，而不是“绝对真实。”其次，诉讼证明作为一种回溯性的证明，它是司法人员根据法律的规定，运用合乎法律规定的证据，以推论的方式对已经发生过的具体事件加以“再现”。这种证明必然受到证明主体、证明客体、证明时空和资源以及证明程序和规则等限制，不可能在本原上再现或重复案件事实本身，最多也只能是一种接近于“客观真实”的法律意义上的“真实”。再次，诉讼的目的是正确解决事实争议和法律争议。实现这一目的，当然要以准确认定案件事实为基础，但发现事实真相并不是刑事诉讼的唯一追求。刑事诉讼不仅是实现刑罚的工具，它还有自身的目的：通过程序正义实现社会正义，“现代诉讼证明，不仅要努力查明案件事实，使办案人员主观对案件客观事实的认识尽量符合或接近客观事实真相，使证明的途径和程序符合现代司法民主和文明的理念,具有正义性、合理性、公平[2]

性。”[7]笔者认为，在法治社会中，确保程序上的公正与追求案件的客观真实同样重要。追求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容易使司法人员为追求客观真实而不择手段，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和超期羁押比较普遍的现象即证实了这一点。

（三）注重证明标准的客观性，否认其主观性

强调证据的客观性，强调案件事实的客观方面。主张证明结论应当是排他的，唯一的。但不用“排除合理怀疑”等带有主观色彩的概念来限定和解释排他性。这种注重客观而不注重主观的态度，强调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有利于防止偏重于主观而容易导致臆测和随意性的弊端，但另一方面，走向客观主义而忽视诉讼证明的主观因素，难免造成认识的偏颇。应当看到，对案件事实的认识毕竟不是实验定里的科学实验与技术验证，而是依据一定证据所进行的主观思维过程。如我们过去在证据理论和司法实中也常说，证明结论应当具有排除其他可能的“排他性”，而进一步探讨，这种“排他”也并非绝对排除任何可能（包括似是而非的，主观臆测的可能），实际上只是在司法人员主观上排除合理怀疑，即合理排除其他可能性。因此，“排他”之他，即为“合理怀疑”。因而从本质上看，“排他性”是一种带有主观性的要求，只是我们过去碍于客观主义的立场未作深究，未予承认而已。

（四）影响司法机关各自职能的发挥

在刑事诉讼中检、法两家要在各自履行职能基础上使案件的处理能够上下街接得当，最终达到共同查明犯罪，惩罚犯罪的目的。因此，检、法两家职能不同、任务不同，强调检察机关起诉证明标准与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应当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检察机关的公诉职能和法院审判职能的充分发挥。公诉职能中最主要的是依照证据、法律的前提下对犯罪案件提起诉讼，从而引起审判程序的开始。当检察机关及检察官在分析现有证据的基础上内心已确信被告人已犯罪且应当受到刑事处罚时，既使存在某些影响定罪量刑的不确定因素，一般也应提起公诉，通过审判程序进一步查证，由法院作出最终判决。否则，如果证据有点问题就不向法院提起公诉，就会丧失一次进一步查证的机会，使罪犯逃脱法网，就会造成打击不力，执法不严。同时，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和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相同，使大家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用审判结果作为衡量公诉工作质量的观念，这严重制约着公诉工作的发展。在新的抗辩式庭审方式下，对抗因素增大，起诉结果的不确定因素逐步增多，法院判决取决于控辩双方的证据，而非检察机关单方面提供的证据。因此，不能用最后审判的结果来反证起诉时对证据标准的掌握是否正确。

经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检察院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存在一些不合理因素，关于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的有关规定亟待改革，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与法院判决的标准相一致的规定，值得商榷。

三、对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的认识及完善其规定的构想

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的规定比较简单，特别是公诉案件提交法庭审理所要达到的证明标准，更是司法实践中难以把握的问题。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41条、162条之规定，提起公诉与法院判决的证明标准均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规定得比较抽象、概括。其内涵是否同一，认识不一。提起公诉的标准区别于判决标准，已是目前国内多数学者及检察机关的许多同志的共识。笔者认为，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应低于定罪量刑的证明标准，且不应再以客观真实为标准。理由是：其一，从比较研究看，这种区别是各国的普遍做法。如国外以“排除合理怀疑”或建立“内心确信”为定罪标准，而起诉标准则是“合理的根据”（美国），“有犯罪嫌疑”（日本），“足够的嫌疑极有可能被判定有罪”（德国），“根据充分的理由估计被告人 将来可能被确定的罪行，即可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法国）等，与定罪标准都有一定区别。其二，从检察机关的性质和功能看，检察机关应当是一个能动的积极的维护国家法律程序的机关，它应当对于具备起诉条件的一切违法犯罪者进行追诉，以最大限度地维护法制。降低起诉证明标准，有利于检察机关职能的发挥。其三，从公诉与审判的关系看，因为控诉与辩护这种“相对制度”的存在，国家法制允许某种程度的无罪率，否则，就成了控诉决定一切。或者像日本学者所说，刑事司法成为“检察官司法”。这就意味着允许检察官对某些可能作出无罪判决的案件提起公诉，然后由法院来做最后把关。其四，从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看，我国审判方式改为控辩方向法庭举证的所谓“控辩式”诉讼以后，辩护的空间扩大，辩护性证据的产生可能增加公诉后果的不确定性。鉴于这种情况，应当采取积极的起诉方针，尽量对可能起诉的案件提起公诉，因为起诉后还可以争取获得新的定罪证据。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提起公诉证明标准的规定存在过于简单且缺乏可操作性、现实性、针对性的弊端。我们应当适应司法实践的要求和诉讼理论的发展，结合司法实践和国外相关理论、做法，兼容现实标准与理想要求，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完善其规定，确立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笔者就此提出如下思路：

（一）改变目前要求达到“客观真实”的起诉证明标准，从而建立一个适当的主客观相结合的证明标准，使之具有明确性与可操作性

要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要求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必须要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犯罪事实，这是任何国家刑事起诉制度的一个基本要求。如英国指导检察官从事检控工作的准则规定，检察官在考虑是否提起诉讼时，应首先确定证据的充分性，即确保有可采纳的实质性的充分的和可靠的证据证明某一特定的人实施了法律规定的刑事犯罪，否则不应提起诉讼或继续诉讼。美国多数州的法律规定，检察官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是具有“盖然性理由”，其含义是检察官要有足够的证据，认为该嫌疑人确有可能实施 了指控的犯罪行为。[8]在法国，预审法官经审查，根据充分的理由估计被告人将来可能被确定有罪，即可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德国《刑事诉讼法典》规定，对于所指控的犯

罪行为已有足够的事实根据证明存在犯罪的嫌疑。对于这个标准，德国刑事诉讼法学家斯密特教授解释为：“有足够的不利被告人的证据，可以正当地要求被告人在法庭的公开审判中回答对他提出的指控。因此，检察机关是根据充分的重大嫌疑对他提起公诉的。”[9]在日本也是如此，日本要求检察官严格掌握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要求“根据确定的证据有相当大的把握可能作出有罪判决，反之不得决定起诉”。对于检察官提起公诉应具备的证据条件，日本法学界曾展开过激烈的争论，共同的认识是：检察官起诉必须具有一定的证据，检察官在完全不具备有罪证据或证据极不充分的情况下提起公诉，是滥用职权的行为。[10] 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不能定得太低，以防止检察机关滥诉，侵犯人权；但也不能定得太高、太原则化，那又不利于追诉犯罪，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在确定这一标准时，应坚持考虑两项基本原则：一是证明标准应坚持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理由是：提起公诉的证明活动，是在法律框架内进行的，不仅仅是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再认识过程，更是检察官的主观判断的活动。证据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是判断案件的依据，需要有判断者检察官的主观感受。无论是英美法系的“惑然的理由”、“排除合理怀疑”，抑或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充分的理由估计”、“内心确信”，无疑都要求判断者主观上的认识。二是要从检察机关行使公诉的职能与任务出发，以交付审判为落脚点。确立证明标准的意义在于指导办案，因此，证明标准应具有可操作性以及实际价值，而不是含混的、原则的。具体而言：（1）从客观上说，并不要求检察机关掌握的证据能够达到“客观事实”的证明标准，只是要求检察机关应掌握“足够的证据”，能够证明案件的基本事实。所谓“足够的证据”可以从下面方面去考查：①也能够据以确认一定事实的基本证据已经收集，并且基本证据之间能相互映证，没有根本的、不能解释的、无法解决的矛盾。②收集的证据能够使案件基本事实清楚，即对定罪量刑有重要影响的事实都有相应质量与数量的证据证明。根据现有的证据，有定罪的较大可能性。（2）从主观上讲，要求根据现有证据，能够使办理案件的检察官形成相应的内心确信，有合理的理由应提起公诉。证据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是判断案件的证据，需要有判断者的主观感受。

（二）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不能太高，不要求必须达到法院判决所要求的证明程度，实行有区别、有层次的证明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可从三方面进行把握与适用

究竟多少证据才是“足够”，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解释，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这里所说的“足够”要低于刑事案件判决的证明标准。大家知道，英美法系刑事判决的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大陆法系的证明标准是“内心确信”，国内许多学者认为二者不过是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刑事判决证明标准的不同表述，其实质是相通的，具有同质性。从概率上讲，有些学者认为二者的准确率应该在90%以上。对此，美国法学界普遍认为，法庭对案件事实的重建不可能达到100%的准确，“排除合理怀疑”实际上已经是一种很高的证明标准了。作为刑事判决的前一阶段，检察官决定提起公诉当然不必达到如此高的证明标准，因为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并等于肯定被告人有罪，也不会产生象

有判决那么严重的后果。为此，美国学者将不同阶段的证明标准分为七个级别：第一个级别最低，为“无意义的证明”，指没有具体事实依据的猜疑，只允许司法机关采取不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第二个级别是合理根据，指嫌疑人确实有实施犯罪的可能性，可以采取一些临时性的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第三个级别是盖然性理由，或合理性理由、可能性理由，指嫌疑人具有实施犯罪实质的可能性，适用于逮捕罪犯的决定；第四个级别是优势证据，指根据已掌握的证据，嫌疑人实施犯罪的可能性大于没有实施犯罪的可能性，适用于交付预审等决定；第五个级别是表见证据或表面证据，指根据公诉方的有罪证据，可以排除合理怀疑，证明嫌疑人有罪，是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第六个级别是排除合理怀疑，是刑事诉讼中证明有罪需达到的标准；第七个级别是最高，是绝对有罪的证明，一般学者认为，这种标准很难达到，也没有必要。[11]实践中，美国司法界也基本是这样做的。英国对起诉的证据要求也低于判决，相对于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需达到“排除合理怀疑”，起诉时的一般要求只具有“或然的理由”。英国总检察长1983年发布的《刑事起诉准则》指出：“不能只看是否存在足以构成刑事案件的证据还必须考虑是否会合理导致有罪判决的结果，或考虑在一个依法从事的无偏见的陪审团审判时，有罪判决比无罪开释是否具有更大的可能性。”有人将其称为“百分之五十一规则”。日本法学界也认为，检察官起诉时所依据的证据不一定要达到法院有罪判决所要求的证明程度。日本检察实务中，将有犯罪嫌疑作为起诉的条件。解释何为“犯罪嫌疑”时称，“被嫌事实，有相当大的可能做出有罪判决时，才可以认为是犯罪嫌疑”。

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应是在何种程度呢？我们知道，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公诉机关，其职责就是代表国家追诉犯罪、指控犯罪，它作为控方，与辩、审两方共同构成了现代刑事诉讼的大三角格局。从追诉犯罪的职责出发，一般来说，只要有证据证明嫌疑人有犯罪嫌疑，检察机关就可以提起公诉。但是，刑事诉讼毕竟不同于一般的民事诉讼，它关系到当事人的人身自由甚至生命权。尤其是在公诉案件中，举证责任原则上由检察机关承担，检察机关不但要运用证据说服法官接受自己的控诉主张，而且还要有证据或合理的理由驳倒对方的合理辩解，使法官对自己的控诉主张形成内心确信，否则就要承担因证明不力而败诉的风险。而被告人和辩护方除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形（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外，不承担举证责任，他只要反驳和辩解控方的主张不成立就可以了，不需要提供证据证明。因此，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又不能定得过低。

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不宜定得过低，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中，缺少类似于英美等国家“陪审团”或“预审法官”这样的“案件过滤环节”。在英美法系，检察官享有的只是请求审判的权力，案件是否交付审判，则由“陪审团或”“预审法官”决定，即除非“陪审团”或“预审法官”相信起诉有充分的根据，否则，案件将不会交付审判。在我国，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对于提起公诉的案件，只符合“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且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人民法院即应决定开庭审判。如果起诉证明标准定得过低，会有不少弊端：一方面会使移送法院的刑事案件大幅度上升，容易造成讼累，加大诉讼成本；

另一方面会导致错误起诉率上升，使一些无罪的人被错误起诉，会给嫌疑人造成精神上的伤害，侵犯其合法权益。同时，如果错误起诉率上升，也会有损耗司法行为的严肃性，影响国家法律的权威。

因此，检察官在做出起诉决定时，在案件证据上必须达到这样的程序：虽说不一定确保得到一个有罪判决，但是，检察官在将一起刑事案件送交法庭审判的时候，起码应该有信心赢得这场诉讼，或者说他应该相信法庭做出有罪判法的可能性大于无罪判决的可能性，否则他就不应该提起公诉。在达到这种确信程度，检察官就必须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自己的控诉主张。因此，笔者认为，我国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可确定为：检察官认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被告实施了犯罪。

结合办案实践，对这一标准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把握和理解：

1、在客观上，首先是所指控的犯罪的各个构成要件事实均有证据证明；其次，据以定罪的证据一般能有相应证据予以印证即不是“孤证”，或者该证据虽然没有相应证据予以印证，但依据常理或者惯例能够排除合理怀疑。如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年龄问题，如果被告人和有关方面没有提出异议且无明显体征差异，以户口簿的记载为准，即可排除合理怀疑，但这并没有绝对排除户口簿的登记错误或被人为改动的可能性；第三，据以定罪的各证据间及其内部不存在根本的不能解释或难以解释的矛盾，即它们的证明方向和证明结果基本上是同一的——指控被告人有罪。这就是说，在证据体系中，可以允许证据间存在矛盾，只要是检察官认为属于非实质性矛盾或可以得到合理解释即可；第四，对被告人的辩解有证据或合理理由予以反驳。

2、在主观上，即从内心确信角度，检察人员在现有证据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经验、理智和常理以及办案的整个过程，通过对案件证据的亲身感受，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真诚的”相信犯罪嫌疑人实施了被指控的犯罪。如果检察官自己对案件尚有疑虑，就不能提起公诉。这与美国提起公的证明标准——表见证据基本上是一致的。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排除合理怀疑”，是检察官根据手中已掌握的有罪证据所作出的判断，不同于法官在经过法庭抗辩后所作出的“排险合理怀疑”，因此，它与英美国家定罪的证明标准是不同的。

3、从对诉讼结果预测角度，根据现有的证据，被告人很有可能被判有罪。由于起诉后是否定罪判刑的不确定因素很大，检察官在起诉时应当充分考虑辩护证据对事实认定的影响，考虑审判过程中案情可能性的大小。一般情况下，只要考虑了这些因素，特别是考虑到手中的证据经过辩方“攻击”后，仍有较大的定罪可能性，就可提起公诉。

从盖然性的角度来讲，“有足够的的证据”的证明标准其实就是一种“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所谓“高度盖然性，”是指证据能保证控方单方立论成立。[12]为什么控方单方立论成立仍属于“盖然性”呢？这是因为在刑事诉讼中，法庭才是最终发现法律真实的场所，证据只有经过庭审质证、对抗的检验，才能被采信，才能说是确实充分的。在检察机关单方立论成立的情况下，虽然各构成要件事实已有证据证明、对现存的无罪辩解已有证据反驳，但证据能否被采信、证据是否充分、反驳能否推翻辩护意见等问题，还未解决。因此，这时的证据还不可能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而只能得出盖然性的结论。但同时，由于这种盖然性是高度的，它存在着向确定性转化的可能。如果证据在法庭上经受住质证的考验，抵御住对方的“攻击”而为法庭采信，它就会达到确实充分的标准，转化为确定性或真实性。应该说，这一标准也是不低的，而且是必要的。

（三）要完善证明标准的规定,应树立疑难的重罪案件交由法院裁判的观念 一般而言，检察官认为有足够的证据或证据达到“高度盖然性”时，就应将案件提起公诉。但还必须考虑到一种特殊情况，这就是重罪案件，特别是侵犯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人身权利的重罪案件。笔者认为，对这类案件的处理，可借鉴美国的做法，即降低这些案件的起诉证明标准，规定只要检察官认为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被告人应当接受 法庭审判，证据达到优势证据的标准，就可以提起公诉。这主要是由于这类案件社会危害大，社会反响强烈，如果由检察官作不起诉处理，会严重损害法律的公正性。同时，降低对它们的起诉标准，也可以加强对严重暴力犯罪的打击力度。此外，为加强对暴力犯罪的打击，减轻检察官的起诉负担和成本，美国法律还强调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的起诉。美国法律家协会制定的《刑事检控准则》第9条规定：“对于那些严重威胁社会公众的案件，好使检察官所有的司法管辖区的陪审团往往对被控犯有这类罪行的人宣靠无罪，检察官也不得因此而不予起诉”。一些州还对不同性质的犯罪采用双重起诉证明标准。如在华盛顿等州，对于侵犯人身权的暴力犯罪，法律要求的起诉证明标准比较低，公诉方只要有足够的证据让法庭相信被告人应该接受审判，就可以提起公诉；而对于侵犯财产权利等其他犯罪，法律要求起诉人证明标准则比较高，公诉方必须有足够的证据使有罪判决成为可能时才能提起公诉。

为此，就要求检察人员必须树立起将疑难的重罪案件交由法院裁决的观念，要敢于承担败诉的风险。根据诉讼职责划分，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准确有力地指控犯罪，对案件的裁决则是法院的事，法院才是案件的最终裁判者。再者，从维护程序公正的角度，也应该将一些疑难的案件交付法院审判。因为案件在提起公诉前，基本上处于控方控制下的封闭状态，缺少中立方的介入和辩方的抗辩，控方即使实际处理得很公正，外界也会认为不公正，因为程序需要公开性。因此，检察机关在办理这些案件时，只要认为被告人确已实施了犯罪且应当受刑事处罚，即使在某些环节上存在影响定罪的不确定因素，原则上也应提起公诉，是否构成犯罪，应由法院来裁决。如果法院认为证据不足以证明指控的犯罪事实，可根据刑诉法第162条第3项的规定，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四）要完善证明标准的规定，需改变检察机关的工作评价标准

如何看待公诉机关起诉后被法院判无罪的所谓“错案”？在司法实践中，有很多是将法院作出的有罪与否的判决作为公诉机关提起公诉正确与否的衡量标准。根据本文的上述观点，这种衡量标准是不妥当的。在提起公诉阶段，常常存在某些影响定罪的不确

定因素，但是公诉机关在充分收集证据、准确估量控诉行为的法律效果的基础上，仍应当作出起诉决定。即使法院最终否决了有罪指控，也不能将检察机关的决定定性为“错误”，因为犯罪事实并不总是确定不移、易于把握的，而且审判的结果并不一定是衡量起诉质量的标准。判决结果受侦查取证的影响、受审判中举证和调查的影响，取决于双方的证据而非检察机关单方面提供的证据，而且由于辩方的示证与质证，使得法院据以判决的证据范围扩大，影响判决的因素大大增加，有一些是检察机关难以预料和把握的，在这种情况下仅因判决结果与公诉意见相反就苛责检察机关，将其正当的犯罪控诉行为定性为“错误”是不大妥当的。

国外的做法是，只要按照法律程序公正地处理案件，就不应追究办案人员的办案责任。笔者认为，这是有道理的，因此，我国错诉的界定应以徇私舞弊、枉法裁判、故意违反诉讼程序等故意行为和执行程序法的过程中因玩忽职守导致的错诉为限，那些因对法律的理解、证据的认识和取舍不同而导致的败诉不能认定为错诉。特别是不能将法院的无罪判决作为认定错诉和考核起诉质量高低的依据，这种以下一诉讼阶段的处理结果作为评价上一诉讼阶段工作优劣的做法是荒谬的，它违反了诉讼规律，必须予以纠正。

（五）大胆行使公诉权，维护法律尊严

在我国，检察机关是唯一行使公诉职权的机关。检察机关能够有效地保证国家追诉犯罪的主动权，以更好地维护国家的利益，保护受害人的正当利益，依法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实现真正的法治。法律赋予检察机关公诉权，正是要求其积极的发挥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作用，过分的抑制公诉权的发挥，使其瞻前顾后，使一部分犯罪分子逃避了刑事责任的追究，客观上不利于人民利益和社会秩序的保护。因此在确认起诉与判决的标准有区别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应采取积极起诉的方针，对一切需要起诉、能够起诉的案件提起公诉，当案件证据中有某些弱点，是否起诉可能会有争议时，也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提起公诉，大胆行使公诉权，维护法律尊严。

综上，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两家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合作、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确保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在刑事诉讼中检、法两家要在各自履行职能基础上使案件的处理能够上下衔接得当，最终，达到共同查明犯罪、惩罚犯罪的目的，因此，检、法两家职能不同、任务不同，对证据要求也不同。法院的判决是对案件、被告人的最后定性，其证据要求应当是最高层次的，而检察机关只是代表国家对被告人提起公诉的法律监督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据要求是基于公诉时所获取的证据材料，是一种阶段性的要求，其作用是引起审判程序的开始以及控诉犯罪，它与判决时总结全案提出的证据要求是有区别的。要确立与完善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一定要关注刑事诉讼的目的，即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和保护人民，我们看到过高的标准往往束缚检察机关的手脚，影响其发挥追诉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责。因此，在确定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时，应当做到宽严适度，全面兼顾刑事诉讼的目的。

参 考 文 献

[1] 江礼华等主编，《外国刑事诉讼制度探微》，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47页。[2] 何家弘主编，《证据学论坛》，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页。[3] 巫宇苏主编，《证据学》，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78页。

[4] 张子培主编，《刑事诉讼法教程》，群众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192页。[5] 龙示智，《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法学研究》1996第6期，第119页。[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7页。

[7] 卡建林：《略论我国证据制度的理论基础》，《人民检察》，2000年第11期，第50页。[8] 徐静村主编，《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58页。[9] 徐静村主编，《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59页。[10] 何家弘主编，《证据学论坛》，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页。

[11] 陈卫东译，《美国刑事法院诉讼程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12] 樊崇义著，《刑事证据法原理与适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1年版，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