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成因和监管对策
尽管导致上市公司大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的动机很多,但资金占用对上市公司的危害以及对广大投资者利益的侵害也显而易见。大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之所以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存在深层次的原因。
上市公司大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问题是我国证券市场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在过去的几年里,尽管证监会围绕这一问题,采取了一系列的解决措施,如推动上市公司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在《上市公司检查办法》中有针对性地明确检查上市公司“五分开”及资金安全性等,但2002年年底的调查显示,上市公司的资金被占用总额度仍达到了近1000亿元左右,相当于沪深股市一年的筹资额,可谓触目惊心。大量的资金占用,严重影响了上市公司质量,造成上市公司因资金紧缺而经营困难甚至连续亏损而面临退市,极大地侵害了广大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隐藏着巨大的风险。为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的资金往来,切实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2003年8月28日,中国证监会、国家国资委联合下发了《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号,以下简称“通知”),对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的资金往来和违规占用资金的行为责任做了严格、具体规定,表明了中国证监会及有关部门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和解决问题的决心。这里,我们结合河南上市公司资金占用的实际情况,对几家占用金额较大的公司进行重点分析并提出几点监管对策,以期更好地贯彻“通知”精神,有效地解决辖区上市公司大股东和关联方资金占用问题,推动上市公司规范健康发展。
辖区上市公司大股东资金占用的概况
随着上市公司及大股东规范意识的日益增强,证券监管部门监管力度的不断加大,部分上市公司与大股东及关联方积极协商,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占用问题,使得大股东及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数额有所减少。但少数上市公司资金占用问题不仅未得到解决,甚至还有所增加,导致辖区上市公司资金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总额居高不下,问题较为突出。公司自查资料显示,截至2003年8月31日,河南辖区30家A股上市公司(未包括10月上市的风神股份)大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总额为401342万元,比2002年年报披露的372088万元增加29254万元,增加7.8%;比2003年中报披露的335405万元增加65937万元,增加19.6%,具体来说,从占用资金的结构上看,30家上市公司中,存在资金占用的有19家,占上市公司总数的63%;占用额超过1亿元的有9家,其中仅莲花味精、洛阳玻璃、神马实业和郑州煤电4家公司的大股东及关联方占用数额就高达303651万元,占辖区占用总额的75.6%.莲花味精集团公司及其下属单位占用上市公司资金高达85835万元,未经股东大会讨论通过,也未及时进行披露,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分别进行内部批评和公开谴责,并被中央电视台曝光。字通客车、豫光金铅等11家公司没有资金我占用现象,ST春都、ST白鸽在2003年的重组过程中,分别通过大股东转让股权和土地使用权等方式解决了原有的大股东占用资金问题。从占用资金的主体上看,主要是大股东直接占用;此外,还有大股东的附属企业和其他关联方占用等。如豫能控股的21340万元占用资金中有21045万元为公司二股东河南省电力公司占用。从公司自查和我们日常监管中了解到的情况看,多数上市公司资金占用是在控股股东和其他关联方与上市公司发生的经营性资金往来过程中形成的,即属于有交易背景的经营性占用。在频繁的资金往来中,由于结算时间差异、大股东销售回款不畅等原因形成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比较典型的有神马实业、郑州煤电和豫能控股等。同时,也有部分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是由于大股东自身资金紧张而以要求上市公司为其开具承兑汇票、提供委托贷款、拆借资金或偿还债务等没有交易背景的方式有偿甚至无偿占用,属于典型的违规占用。如我们在巡检中发现,莲花集团(莲花味精大股东)于2003年3月至6月以莲花集团下属单位及有关客户等名义累计收到莲花味精签发的承兑汇票43650万元,形成集团占用上市公司资金43650万元;洛阳玻璃分别为关联方洛阳晶鑫陶瓷有限公司和洛玻集团矿产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3430万元、1100万元,共形成违规占用资金4530万元。[!--empirenews.page--] 资金占用的动机及原因
分析上市公司大股东或关联方资金占用的动机,包括以下几方面:
1.大股东自身出现经营苦难,急需资金渡过难关,莲花集团在股份公司上市时将优质资产注入上市公司,而非优质资产和部分银行负债留在集团,导致集团自身独立生存能力不佳;加之市场变化等原因,集团出现经营困难。银行为保证资金安全,先后将莲花集团4.3亿元到期贷款回收后转贷到股份公司,再由股份公司开具承兑汇票供集团使用,形成4.3亿元资金占用。此外,由于集团资金困难,银行借款利息较多,集团只能从股份公司借支偿还利息,形成资金占用0.83亿元。
2.大股东下属公司经营困难。莲花集团下属的与莲花味精的味精生产配套的彩印公司、纸箱公司、液氨公司和进出口公司等企业近年来都不同程度出现了经营困难,在与股份公司的业务往来(关联交易)中累计占用股份公司的资金1.62亿元。
3.大股东的多元化投资需求或者说投资冲动。大股东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或为了配合股份公司的产业结构调整,主观和客观上存在投资冲动(也有部分大股东的投资是出于地方政府干预的无奈之举),而大股东自身往往无法承担多元化投资对资金的需要,只能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进行投资活动。如莲花集团自莲花味精上市以来,为配合上市公司产业结构调整,在金融、生物工程等领域先后进行配套投资1.83亿元,分别为参股黄河证券(民生证券)8000万元、光大银行郑州分行3000万元,投资建立河南莲花生物工程有限公司5773万元,其他投资1535万元,均是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
4.在大股东为帮助股份公司扭转亏损局面进行的收购过程中产生的占用。如1999年8月,洛玻集团为帮助洛玻股份摆脱连续亏损的状况,提高公司资产质量,同意收购洛玻股份持有的财务负担沉重、连续亏损的控股子公司——青岛太阳玻璃实业有限公司55%的股权转,导致上市公司当年实现扭亏。但与此同时,原洛玻股份对青岛太阳的债权转为洛玻股份对洛玻集团的应收款,由此形成的大股东资金占用截止2003年8月31日达35273万元。
5.境内外财务会计制度的差异。如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为解决职工住房问题开发的开发区玻璃城安居工程,1996年竣工交付使用后,共投人成本6363万元,收回售房款2151万元,净损失4212万元。为保证符合国际会计准则并保护小股东利益,股份公司与洛玻集团签订了安居工程资产转让协议,将安居工程转为洛玻集团所有,售房亏损相应转为上市公司应收母公司款项,形成大股东资金占用4212万元,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也已在审计底稿和审计报告中予以确认。2001年财政部出台了新的文件,按照该文件精神,该笔损失可以冲减股份公司未分配利润,但股份公司和香港联交所沟通的结果是,鉴于该事项还需股东大会通过,且可能对公司诚信造成不良影响,至今仍维持记为股份公司对大股东的应收款。
6,大股东和内部控制人涉嫌转移资产。上市公司由于拥有较为良好的资产特别是具有良好的融资渠道,难免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千方百计恶意侵吞上市公司资金。虽然这种行为截至目前在本辖区尚未发现,但由于其性质恶劣,危害严重,需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empirenews.page--] 应该说,尽管导致上市公司大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的动机很多,但资金占用对上市公司的危害以及对广大投资者利益的侵害也显而易见。大股东及关联[1][2]下一页 方资金占用之所以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有其深层次的原因。一是在原来的发行制度下,上市公司大都是在国有企业的基础上改制形成的,上市公司的母公司(大股东)为了支持企业上市,将有盈利能力的优质资产剥离后注入到上市公司,而将大量不良资产甚至可以说是包袱留给了集团公司。结果是,股份公司上市了,而母公司却资金紧张,经营困难,基本丧失了独立生存和持续发展的能力,无论从生存还是发展上都有着强烈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动机,往往以各种理由、通过各种途径从上市公司抽血以维持生计。同时,部分上市公司改制设立时产供销体系不完善,“三分开”、“两独立”不够彻底,或是由于较为特殊的销售体制(主要是电力公司),导致上市公司缺乏独立性,不得不与大股东及关联方发生大量的关联交易。如郑州煤电改制设立时,大股东郑煤集团未将煤炭铁路运销计划额度和煤炭销售系统作为发起人资产投入股份公司,导致铁路运输计划不能单独下达到股份公司时,公司所生产的煤炭80%需借用郑煤集团的铁路运输计划并通过其销售系统对外销售,对外销售货款也由郑煤集团代为结算。在频繁的资金往来中,由于结算时间差异、大股东销售回款不畅或出现资金困难等主观、客观原因,形成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可以说,大量的关联交易成为大股东及关联方占用资金的主要途径或载体(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市场秩序和诚信意识等原因,不少上市公司与大股东及关联方因关联交易产生的资金占用即使是上市公司直接对外销售也难免成为各种欠款)。二是虽然在证券监管部门的积极推动下绝大多数上市公司目前已经初步建立了法人治理结构,但这种法人治理结构更多的还是停留在形式上,其作用的发挥有着很大的局限性。这种情况在“一股独大”的上市公司更为突出。河南辖区这4家资金占用问题突出的公司就是典型的例子。从股权结构上看,4家公司国有股比例均超过50%,其中神马实业和郑州煤电甚至超过70%,处于绝对控股地位。这种不合理的股权结构一方面导致其他中小股东参与公司管理、决策的积极性不高,另一方面中小股东的意见也无法真正影响公司最终决策,公司董事会、监事会难以形成有效的约束制衡机制,大股东及关联方具有不受约束的控制权,上市公司也就很自然地成为其随手使用的提款机,一旦大股东有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需要,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以实现。
监管对策
1.认真贯彻落实“通知”精神,督促上市公司加大清理工作力度。一是要在公司自查的基础上,通过审阅自查报告、约见谈话、专项核查和巡检等手段,对大股东和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进行进一步核实,防止上市公司以超正常结算期应收款等手段掩盖资金占用,督促公司根据自身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二是加大监管力度,督促公司落实整改计划,限期整改。特别是对于4家占用金额较大的公司要实行重点跟踪监控,除要求公司每季度向我办上报清欠工作进度外,每半年对公司清欠进展情况进行一次核查,确保公司完成每个会计年度至少下降30%的清欠进度。[!--empirenews.page--] 2.加强与地方政府和国有资产监管等部门的沟通协作,督促国有大股东规范自身行为。在充分发挥与地方政府合作监管的同时,与国有资产监管、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等部门共同建立规范国有控股股东行为的监管协作机制,引导有关国有控股股东维护上市公司的合法权益,通过定期沟通、联合现场调研的形式,加大对违规占用资金行为的查处力度,并依法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对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违反“通知”规定或不及时清偿违规占用资金的,将其不良资信记录及时向地方政府、国有资产监管、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等部门通报。
3.加强与中介机构的合作。加强与中注协的联系与合作,逐步建立中介机构考核评价体系,督促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不断提高执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和工作质量,充分发挥“经济警察”的作用,与监管部门形成监管合力。在继续坚持做好会计师事务所在年报审计中对辖区上市公司出具《管理建议书》工作的基础上,要求事务所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高质量地完成上市公司大股东及关联方占用资金专项报告,保证上市公司资金占用情况得以真实、全面地反映。
4.督促上市公司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1)围绕规范大股东与关联方的资金往来,要求上市公司进一步完善《公司章程》,规范“三会”运作,健全各项内控制度;同时,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制度的贯彻落实,杜绝出现新的违规占用。(2)加大监管工作力度,通过巡检回访、半年报、年报分析等工作,推动上市公司切实实现与控股股东的“五分开”,保证上市公司的独立运作。(3)加强对独立董事的监督,切实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一方面督促上市公司按有关规定为独立董事履行职责提供必要的条件,一方面要加强对独立董事的监管,加大对他们的培训力度,敦促其尽职尽责。(5)鼓励上市公司股权向民营和外资转让,引导上市公司引进新的战略投资者,通过股权转让引入新的机制,实现股权的相对分散。(6)鼓励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之间相互持股,使一个上市公司同时拥有多个较大股东,形成相互制衡的局面。
5.推动上市公司母公司根据自身情况进行“一厂一制”的改制。如莲花集团目前已陆续卖掉了5家经营状况不佳的企业,并将陆续对剩余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让经营者和职工持股。在各个企业完成改制成为独立的法人主体后,逐步撤销集团公司,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局面,减少关联交易,解决大股东占用问题。
6.支持上市公司在符合现行法律法规的条件下,探索以金融创新的方式解决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问题。如神马实业根据控股股东财务状况不佳,且无足够的优质资产偿还其所占用股份公司巨额资金的情况,提出了用应收神马集团货款及客户货款15亿元回购神马集团所持国有法人股的以债权回购股权的方案,既可解决大股东占用问题,又可优化股份公司的股本结构,改善资产质量。我办已将该方案向证监会上市部作了汇报。目前,该方案已获河南省政府的原则同意,并已报国务院国资委审批。洛阳玻璃在整改方案中也提出了以国有股回购解决资金占用的初步意向。
7.严格审核以资抵债的方案。认真做好上市公司大股东及关联方以非现金资产清偿历史资金占用报批方案的审核工作,防止大股东及关联方用不良资产偿还债务。如郑州煤电的整改方案中已提出在郑煤集团共同进行业务整合和重组的基础上,实施债务重组,以郑煤集团所属的与郑州煤电属同一业务体系的几家煤矿和电厂经评估后充抵其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在解决占用问题的同时解决股份公司的独立性问题和关联交易问题。我们要督促公司加快工作进度,按程序上报其以资抵债方案。同时,要加强业务学习,做好相关准备,一旦公司上报方案,要按照有关规定及时、认真予以审核,严格防止大股东以不良资产偿还债务。[!--empirenews.page--] 8.加强监管力度,对涉嫌转移上市公司资产的恶意占用,一旦发现,坚决予以严厉打击。当前要特别加强对民营企业入主的上市公司的监管,防止个别民营企业以重组为名取得上市公司控制权后掏空上市公司。
第二篇:我国上市公司治理风险的成因及对策
我国上市公司治理风险的成因及对策
孙奕驰,畅晓宇
[摘要] 有效防范公司治理风险成为当前公司治理领域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治理风险控制失效的现象严重,究其原因:股权与治理结构不合理等导致了公司破产或者失败。有效防范风险,应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优化股权结构,强化对经理层长效激励机制和信息披露制度。同时,应加大执法监管力度,增强透明性原则,真正发挥股东功能,以遏制内部控制失效风险,维护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治理风险;股权结构;治理结构
一、公司治理风险的内涵
现代公司制企业典型的特征是其拥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和多层委托———代理关系,企业只对社会、公众和出资人承担有限责任。为解决公司制带来的委托———代理问题而构建了公司治理机制。由于委托代理关系而产生的所有权与控制权以及经营权的分离而导致的代理问 题,以及不同利益主体的自利行为,使得公司治理中不可避免的要产生治理风险。公司治理风险是指公司治理制度设计不合理或运行机制不健全给公司持续经营带来的不稳定性及对公司总价值的影响,从而对投资者的利益产生威胁。这种威胁体现在多方面,单纯的某一个风险往往有一定的潜伏期,产生的威胁是有限的,甚至是不易被察觉的,但众多风险的相互作用逐步积累,最终可能导致总爆发。公司治理风险不同于管理风险,公司治理风险更多与制度设计有关,管理风险通常是由于管理人员的决策失误、管理制度设计不合理或者其他客观及非人力因素而造成企业遭受损失的可能性。经营状况暂时较好、短期财务绩效不错的公司不一定不存在公司治理风险。国内外诸多案例证实,短期内公司的财务质量比较好,但因为治理风险而最终导致了公司破产或者失败。
二、公司治理风险的表现
(一)股东之间的风险
股东之间治理风险主要表现为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由于道德风险以及逆向选择等问题而产生的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害。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1.大股东损害小股东利益
大股东利用其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优势地位,通过一些看起来合法或一些不合法手段侵犯小股东的利益。主要包括大股东的资金占用、非公允的关联交易、虚假信息披露及操纵盈余等现象。
2.股东代表损害股东利益
公司或其他组织作为投资者投资其他公司,需要派出人员代表公司(组织)行使股东权。这些股东代表人同样存在道德风险,不能有效履行其代理权,造成股东的权益受到损害。
(二)股东大会、董事会及监事会治理风险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对中小股东和其它利益相关者利益的保护及公司治理风险的规避起着重要的作用;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处于核心地位,企业风险管理成功与否主要依赖于董事会;监事会是一种监督制衡机制。董事会和监事会是股东大会的代理人,而三者同 时又是股东的代理人,负责维护股东的利益。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不可避免地产生治理风险。公司财务欺诈、盈余操纵、财务舞弊、腐败及虚假财务信息等凸显这一层面的治理风险。
(三)经理层治理风险
经理层作为公司决策的执行机构,对公司的经营负有直接责任。然而,近年来开始受到广为关注的“高管落马”现象一直持续至今,且呈愈演愈烈之势。经理层的腐败、财务欺诈、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治理问题成为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症结的显著表征。
三、公司治理风险的成因分析
(一)股权结构不合理
公司治理风险的产生,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公司这种企业组织形式的本身。公司制度为经营大规模实业积聚了大量资本,但因其资本来源的广泛性,带来的是股东权力的分散,使股东失去了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和经营管理权,必须共同委托他人经营和管理公司,最终只有剩余 收益权。因此,股权结构———公司股权的集中与分散程度是产生公司治理风险的根本原因。公司股权高度分散,易于出现公司管理当局的道德风险。管理当局不能按照公司股东价值最大化原则谨慎从业,导致股东目的无法实现。公司股权集中程度较高或一股独大,易于出现大股东损害小股东利益的风险。
(二)治理结构不合理
1.股东大会成为大股东会
由于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特征使得股东大会往往成为大股东会,中小股东的权益难以保障,大股东利用股东大会这一合法的形式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2.董事会经理层关联过强
在我国很多企业中,在公司经理层任职的执行董事往往占到董事总数的三分之二,甚至更高的比例。本来经理权力是由董事会授予,董事会应对经理层进行监督,这自然要求董事会和经理层相对独立。然而我国目前大部分公司,董事会却基本上是由经理层人员构成的。这样,监督制约作用就很难形成。在美国,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是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由于独立董事与公司没有利益关系,可以说董事会是对经理层真正的监督者。我国近年来也引入了这项制度,但我们可以看到,在现实中独立董事基本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独立董事都是由大股东选出,独立董事不是与大股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就是以自身的名气为公司装饰门面。并不能起到应有的监督作用。3.监事会形同虚设
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监事会应是重要的监督机关。然而现实中监事会发挥的监督作用很小。首先,其与我国监事会制度的设计有关。我国公司法对监事会的规定中,对董事、高管仅有提出罢免建议权,而无任命权,这使监事会的权力相对董事会处于弱势,权利平衡被打破。其次,大部分职工监事都是被上级“提拔”上来的,独立性很难保证。
(三)外部环境的影响
公司治理风险的外部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控制权市场、职业经理人市场、有关法律法规建设、中介机构的信用、债务人的监督机制等。1.控制权市场竞争弱化
在有效的外部治理机制下,面对企业经营业绩下降,中小股东会抛售或寻机转让公司股票,从而导致股价下跌,控制权发生转移,最终导致管理层的更换。在我国,国有股、法人股一股独大,不仅使国有股东虚置,而且使公众股东“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对公司治理影响甚微,严重影响了上市公司并购行为的经济性。在这种缺乏接管威胁的情况下,代理人出现管理懈怠、滥用资金、盲目投资等组织效率低下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2.缺乏职业经理人市场,导致代理权竞争无效
我国股份制国有企业总经理实行任期制,他们一般很少持有股份,任期满之后无非是两种前途:一种是异地做官或升迁,另一种是留任。除非违法乱纪,一般没有因经营企业失败而丢掉乌纱帽的股份制国企总经理。因此,无论从他们的任命方式还是从其级别和报酬看,都具有干部或准干部的身份,其职位基本上是“铁饭碗”,被潜在竞争者取代的可能性很小,从而无法形成有效的代理权竞争,对经理人员的败德行为难以实施有效约束。3.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
我国早已制定了《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使得公司治理的改进有了明确的方向和目标,但还有不少上市公司没有按要求进行治理改造。而且,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体系还存在不少漏洞,同时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个别现象也时有发生。4.会计中介机构的独立性和会计信息的可靠性有待提高
在我国证券市场上曾发生的一系列财务欺诈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社会审计失败的根源就是其与会计中介机构的利益共谋,会计信息质量保障机制失灵。5.债务人监督机制很不到位
正常情况下,债权人对公司的治理主要是通过契约条款,鼓励和限制企业的某些行动来实现。当企业经营失败、无力履行债务契约时,债权人可以按照契约或有关法律规定对债务人采取措施,如破产清算或重组等。但目前,我国不少“国字头”上市公司在高负债率的情况下,却并没有受到来自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压力。需要指出的是,治理风险上述各种成因之间也并不是孤立的,彼此之间也存在着内在的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上市公司治理风险的产生往往是各种影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四、防范公司治理风险的对策
(一)优化股权结构
从公司治理风险产生的根本原因出发,优化公司股权结构,避免出现股权过于集中和股权过于分散,大力培育机构投资者,建立股权制衡机制,实现公司治理良性循环。
(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提高决策机构(股东大会、董事会)的效率和效果,强化独立董事制度,解决董事会与经理层的兼职问题,建立有效的监督机构(监事会、审计委员会等)和监督程序并使监督机构有效履行职能。规范公司治理结构中各治理机关的权力制衡机制。
(三)建立对经理层的长期激励制度
长期以来,我国公司对公司经理层只注重当期业绩的报酬激励制度,长期激励不足,导致公司经理层在经营管理过程中目标行为短期化。因此,必须建立长期的激励制度,将公司经理层的报酬与公司的长期发展业绩紧密联系在一起,以更符合股东长远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四)完善资本市场,真正发挥股东功能
在公司中,分散的股东监督和制约管理层通常采用三种手段,即收购与兼并、“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资本市场的效率越高,股票价格就比较正确地反映了公司的赢利能力和成长前景,股东的监督和制约成本越低,股东的监督积极性就越强,这就会促进管理层的理性,从而公司治理越有成效;反之,资本市场理性的丧失,可能使公司治理陷入不理性。因此,必须加大对资本市场的监管力度,维护资本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五)积极培育和发展经理人市场
经理人市场作为一个要素市场,不仅为企业提供经理人才和人才能力信号,而且更重要的是其可以协同企业建立一套能科学选择和评价经理的系统体系,形成高效的经理人才市场竞争机制。管理者过去行为后果会通过经理人市场事后反映出来,这种信息会影响管理者未来的职业前途。因此,管理者自然就会约束自己过度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
(六)完善法律法规,加大执法的力度
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既取决于相关主体的素质和内部治理规则的有效,也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法制环境。公司治理单靠公司利益各方的自由契约不能保障其公平性,必须靠外在的法律保障。如《公司法》、《证券法》,其他如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则和标准、国有股流通的有关规定、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等等。可以说,整个市场经济法律法规和规则无不与公司治理相关。同时,要对相关违法行为及违法分子给予严惩。
(七)加强中介机构的监管力度,强化信息披露制度,增强透明性原则
高质量的信息披露有助于维护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心,节约投资者搜集信息的成本,有助于投资者的正确决策。因此,要强化信息披露制度,规定信息披露的范围、形式、内容、频率。同时,加强各种中介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新闻媒体等)对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督作用,增强公司的透明度,防止内部操作。
(八)完善债权人治理
确立债权人对企业的全程监控机制,为了有效地防范企业陷入财务困境,作为企业最大的债权人,银行应当遵循全程监控的原则:即确立形成债务事前、事中、事后的整体监控机制;强化债权人的知情权,知情权是债权人权利实现的前提,是债权人利益得以保障的重要方式。应从全程监控机制出发重构债权人会议,即在企业正常运行阶段,银行以主要债权人的身份召集企业的全体债权人各自推选一定的人选组建债权人会议,代表各债权人监督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参与企业治理。
第三篇:企业资金安全漏洞的成因及对策探讨
沈艳霞
(河南南阳油田社会保险管理局河南 南阳473132)
【摘要】 企业资金安全漏洞是现代企业资金运作控制过程中不可回避的普遍性问题,也是对企业财务管理人员挑战性考验。它可导致企业财产损失、经营失败甚至破产。文章从理论上阐明资金安全漏洞的基本概念,通过对资金安全漏洞的成因及危害的分析,研究避免资金安全漏洞的对策,呼吁将资金安全策略纳入企业管理决策体系,以确保企业效益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 资金安全漏洞危害成因对策
一、企业资金安全漏洞表现形式及危害
1、资金筹集过程中的安全漏洞
资金筹集过程中的安全漏洞表现为不遵守资金筹集的原则,没有建立科学合理的筹资决策机制,盲目筹资。例如,企业在筹集资金时,不考虑企业的内外经济环境和客观需要,不考虑企业自身的资金结构和承受能力,对市场风险、财务风险等缺乏科学的预测,从而导致资金筹集后使用效率低下,资金流失严重,资金的安全性、完整性无法得到保障。
2、企业投资过程中资金安全漏洞
企业投资过程中资金安全漏洞表现为盲目投资,不顾量力而行的理财原则;没有建立科学合理的企业投资决策机制;不讲究投资效益原则。在对外投资过程中表现为不注重研究被投资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和对外政策,没有制定对外投资风险的控制策略。这些企业在实际操作时往往竭泽而渔,缺乏长远考虑,战略规划,片面强调做大规模,增加投资,而置自身的经济实力与融资能力于不顾。最后必然是不堪重负,资源枯竭,资金周转不灵。
3、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资金安全漏洞
这一类的资金安全漏洞主要表现为不计成本没有计划的盲目采购,经济行为没有严格规范的合同制约,成本开支混乱,成本支出和收益不对称,缺乏科学严谨的财务资金预算体系,债权债务管理松散,财务风险管理及分析考核机制缺位等。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既是物资产品的生产和形成过程,也是价值的形成和实现过程。在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必然要发生一系列的资金收支活动。如采购生产经营所需要的材料物资或商品,支付各种费用;实现销售产品或商品的资金收入,经营过程中发生的与往来客户之间的债权债务的结算以及短期资金的借入与偿还等等。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是一个包括供、产、销三个环节的紧密联系的循环系统,与之相应的资金运动也贯穿始终,资金收支业务频繁,涉及范围最为广泛,受社会经济因素以及自然、人为因素的影响深刻,保证资金健康安全的流动使企业得以持续高效经营的基础,生产经营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资金安全问题,就可能造成生产经营过程的中断,给企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4、分配过程中的资金安全漏洞
企业分配,是指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所形成的利润以及对外投资取得的收益,按照国家法定程序和办法所进行的分配。企业收益分配是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得以实现的具体体现,是企业得以发展壮大的前提。其安全漏洞主要表现为违背国家法定分配程序和办法,不考虑企业的长远发展,没有科学合理的收益分配政策和分配结构。其结果会给企业带来财务风险和股权结构风险,损害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利益。正因为资金安全漏洞只是一种可能性,也许在一些企业还没有产生损失的后果。于是就使得人们产生了麻痹和侥幸的心理,在目前的财务管理理论和实践中对此还没有引起高度的重视。在企业的生产经营和资本运作
过程中,如果不注意加强对资金安全问题的研究和防范,必然会给企业带来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在国有企业财务结构中久存不息的“四高”现象——负债率高、债权高、不良资产率高、法律诉讼发案率高,却不能不令人警惕。在财务结构中出现的“四高”现象,必然构成企业很高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对企业的持续经营能力构成威胁。
二、企业资金安全漏洞的成因
1、财务管理机构不健全,部分财务管理人员职业素质差
长期以来,我国企业财务管理体制受计划经济时代的影响,重核算轻管理的思想观念还普遍存在,多数企业甚至大型国有企业没有设立专门的财务管理机构,财务管理只是财务核算部门的附属物。企业的决策管理层还没有树立财务资金管理是企业经营管理的核心的思想观念,还停留在长官意识、拍脑袋决策时代。财务管理人员的配备没有严格按照国家的规定及执业标准执行,随意性大,以致造成财务管理人员执业水平低下,职业敏感性差,知识结构远远跟不上现代企业对财务管理工作的要求。
2、会计基础工作薄弱,信息失真,企业资金运作的决策依据不充分
现代企业管理最根本的是信息的管理,企业必须及时掌握真实准确的信息来控制物流、资金流。然而,目前我国相当多企业的信息严重不透明、不对称和不集成。出于各自的利益,企业管理部门间不愿及时提供相关信息,人为制造信息孤岛,企业的高层决策者难以获取准确的财务信息,搞不清楚下面的情况。更为严重的是,企业各层面都在截留信息,甚至提供虚假信息,使得汇总起来的信息普遍失真,会计核算不准,报表不真实。同时受利益驱动的影响,社会审计也走过场,以至于有的企业“假数据真做账、真数据作假账”。据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抽查证实,全国80%以上的企业会计信息存在不同程度的失真。信息的不真实,直接影响了企业的科学决策。
3、企业资金管理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
在市场经济管理中,对企业、政府、乃至对于全社会来说,建立与不断完善企业内部财务控制制度都是十分必要的。纵观世界各国,许多成功的企业都将内部财务控制看作血液对生命那样重要,将强化内部财务控制作为公司成功的秘密武器。虽然我国早在2001年6月22日,财政部以财会[2001]41号文件发布了《内部会计控制规范——基本规范(试行)》和《内部会计控制规范——货币资金(试行)》。两个规范作为《会计法》的配套措施,是解决当前一些单位内部管理松弛、控制弱化的重要创举,也是适应我国加入WTO的客观要求。但是,很多企业还没有根据《控制规范》制定适合自身实际需要的内部控制制度,从而导致了企业资金在运作过程中的关键控制点缺乏监督和控制,难以达到堵塞漏洞、消除隐患,保护财产安全,防止舞弊行为,促进经济活动健康发展的财务管理目标。也有些企业却由于忽视内部财务控制,造成巨大损失乃至破产。
4、监控不力,缺乏事前、事中的严格监督
目前国有企业中,所有者对企业、母公司对子公司、公司管理层对各资金运动环节普遍存在着监控不力甚至内部人控制现象,擅自挪用转移资金甚至侵吞国有资产等问题突出。尽管设置了一些监督职能,也制定了多种监督制度,但因监督者没有掌握企业财务资金全面情况的必要信息和手段,故而难以及时有效地发挥作用。相当多的企业在重大投资等问题上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决策约束机制,个人说了算,资金的流向与控制脱节。不少母公司难以及时掌握子公司的财务资金变动情况,企业资金入不敷出,依赖借新还旧来维持生产经营,财务风险极大。很多企业领导对自身家底财务状况说不清,而财务人员对经营情况又不甚了解,且处于从属地位,常常只能按领导的意图处理账务,造成“财务管理跟着会计核算走,会计核算跟着领导意志走”,使财务监督流于形式。
5、有效的资金集中管理模式还没有形成企业管理中的集权和分权是对立统一的,从国外跨国公司的实践来看,事权可以分散,但财权必须集中。我国目前的企业集团管理层次过多,“子不认母”、“母不识子”、“集而不团”的现象普遍存在。大多数企业职能部门分割,相互缺乏信息联系和数据集成,产、销、购、存信息脱节,原本集成连贯的业务被人为地割裂成多个环节。旧的管理模式被打破而新的模式尚未建立,过去曾一味强调的分权管理模式,已明显不适应现代企业集团扁平化集中管理的要求。除此之外,缺乏有效的企业外部事前控制、缺少对资金的流转过程控制、管理的技术手段和方式落后等也是产生企业资金安全漏洞的原因。
三、避免资金安全漏洞的对策
1、增强资金安全管理观念,树立资金安全—效益的思想理念
首先必须增强资金安全管理观念。使“管好用好资金,降低企业资金成本,保障企业资金运作安全资金是财务管理的核心”这样的思想成为企业管理者的共识。其次,在加强以资金管理为核心的财务管理的前提下,建立健全企业专业财务管理机构。注重机构和机制创新,构筑企业管理以财务为核心、财务管理以资金为核心的管理模式:包括纵向领导机制、横向协调机制、目标责任机制、制度约束机制、信息传递机制、仲裁考核机制、教育培训机制、奖励激励机制等等完整的财务资金管理机制。再次,注重企业管理特别是财务管理人员的素质培养,提高其职业敏感性,为健全机构和机制创新、执行奠定基础。第四,要树立资金安全—效益的思想理念。
2、建立并完善企业资金集中管理制度,强制实行全面预算管理制度
企业管理体制决定了资金管理的模式,有什么样的管理体制就有什么样的资金管理模式与之适应。现代企业特别是集团企业更倾向于集权管理,通过成立集团资金结算中心加强现金预算,在现金流动上做到事前预算、事中控制和事后分析;健全资金管理制度,加强现金流出控制,做到集团资金安全阀。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企业内部特别是现代大型集团企业内部成立财务结算中心,实行资金的统一管理与调度,已成为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共识。全面预算作为一种控制机制和制度化的程序,是实施资金集中管理的有效模式。一个健全的企业预算制度实际上是企业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的体现,预算制度完备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安全有序进行的重要保证,也是企业进行监督、控制、审计、考核的基本依据。企业要切实改变目前财务预算形同虚设的状况,建立健全全面预算管理机制,对生产经营各个环节实施预算的编制、分析、考核制度,把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资金收支纳入严格的预算管理程序之中。
3、健全并强制执行科学有效的内部会计控制制度
2001年6月22日,财政部以财会[2001]41号文件发布了《内部会计控制规范——基本规范(试行)》和《内部会计控制规范——货币资金(试行)》。《内部会计控制规范》是针对当前一些单位内部管理松弛、控制弱化问题,要求单位加强内部会计及会计相关的控制,形成完善的内部牵制和监督制约机制,以堵塞漏洞、消除隐患,保护财产安全,防止舞弊行为,促进经济活动健康发展。同时也为企业加强资金的安全管理,制定适合企业实际的内部会计控制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基本规范》主要围绕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保护财产安全完整和确保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等规定了三项基本目标,包括:规范单位会计行为,保证会计资料真实、完整;堵塞漏洞、消除隐患,防止并及时发现、纠正错误及舞弊行为,保护单位资产的安全、完整;确保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单位内部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内部会计控制的内容是内部会计控制的主体和核心,规定单位应对哪些内容(经济活动和环节)进行控制,针对各单位经济活动中最薄弱的环节加以规范。基本规范规定的内部会计控制的内容主要包括:货币资金、实物资产、对外投资、工程项目、采购与付款、筹资、销售与收款、成本费用、担保等经济业务的会计控制。几乎涵盖了企业经济活动的全过程。因此,企业如果根据自身经营和管理的特点,建立健全一套科学高效的企业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并保证其贯彻执行,就一定能够筑起一道资金运作和使用的安全网。
企业资金安全问题已成为投资人及企业各级相关利益主体普遍关心的大事,更是各级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特别是财务管理者面临的严峻挑战。只有增强理念,加强和完善相应的制度建设,才能在有效的促进企业资金健康运行,避免资金安全漏洞带来的风险危机,实现管理目标。
第四篇:后股权分置时代上市公司监管对策研究
后股权分置时代上市公司监管对策研究
摘要:进入后股权分置时代,资本市场利益机制、运行规则和市场环境等方面的变革将对上市公司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产生深刻影响,从而给监管工作带来许多新的挑战。本文以全流通下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的行为变化为主线,对上市公司中小股东权益保护、大股东、高管人员以及信息披露、融资、并购等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并结合监管实践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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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后股权分置时代;公司监管;市场监管;上市公司
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基本完成和全流通新股的上市,我国资本市场开始步入以股份全流通为标志的后股权分置时期。在全流通条件下,资本市场利益机制、运行规则和市场环境等方面将发生深刻变化,并对上市公司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产生重要影响,给监管工作带来新的挑战。加强对全流通条件下上市公司及相关利益主体的行为及其,加强监管对策的研究无疑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本文将分别分析上市公司中小股东权益保护、大股东、高管人员以及信息披露、融资、并购等方面的变化,讨论上市公司监管面临的新挑战和相应的监管对策。
中小股东权益保护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一、后股权分置时期中小股东权益保护面临的挑战
后股权分置时期,随着市场机制的强化和市场运行规则的改变,上市公司原有制衡机制将面临调整,股东之间的主要矛盾将由股权流动性冲突转变为股份优势、资金优势和信息优势上的冲突,这些变化必然给中小股东权益保护带来新的挑战。主要有:
1.分类表决制等保护性规则失效,中小股东的知情权、话语权及参与公司事务管理权等受到挑战。股改后,由于所有股份实现了全流通,涉及社会公众股股东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分类表决的实施条件不复存在,这对如何在股东大会的告知机制、投票机制、表决机制等方面保障中小股东权益提出新的挑战。
2.控股股东自利模式转变对如何保障中小股东的公平交易权构成挑战。股改后,控股股东的效用函数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其恶意“圈钱”和直接占用等自利行为会受到一定抑制,另一方面它除了可能从与公司关联交易中转移收益外,还增加了利用其控制权从二级市场获取资本利得的通道,并谋求二者的平衡。这样,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可能与上市公司高管和机构投资者相勾结,利用其资金优势和信息优势,以及控制权便利,从事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行为,并采取各种形式的“掏空行为”(tunneling)[1]。
3.股权激励机制实施在增强管理层积极性和归属感的同时,对如何防范内部人控制提出挑战。截止2006年9月11日,已有40家上市公司在股权分置改革中推出了股权激励方案,约150家上市公司在股改中做出股改后要积极推进股权激励探索工作的承诺。从国际经验看,股权激励机制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增强管理层积极性和归属感的同时,也可能刺激上市公司管理当局利用盈余管理、选择性信息披露、内幕交易等来规避监管、谋取不当利益。我国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刚刚开始,如果相应的激励方案不够合理或健全、监管措施不够到位和有效,就不仅不能降低代理成本,反而有可能会成为高管强化内部人控制、侵占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一种新手段。
4.上市公司并购日趋活跃,对防范虚假、恶意收购行为对中小股东权益造成损害提出挑战。随着新修订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颁布实施,上市公司收购方式将更加灵活,收购成本将不断降低,收购效率将大为提高,我国证券市场即将迎来新一轮收购兼并高潮。但是,在上市公司收购兼并中,可能发生收购人无实力、不诚信、掏空上市公司后金蝉脱壳等问题,一些上市公司可能与外部收购人相勾结,通过选择性信息披露或者利用并购信息进行故意炒作,引发股价的大幅波动,实施内幕交易、市场操纵等违法违规活动,从而对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造成损害。从国际经验看,兼并收购题材是最容易引发个股暴涨暴跌的因素之一,对于我国投机性较强的证券市场来说更是如此。在沸沸扬扬的炒作和重组传闻中,中小投资者往往是雾里看花,真假难辨,最终成为受害者。
二、后股权分置时期加强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建议
加强中小股东权益保护是大势所趋。借鉴国外成熟资本市场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可通过以下渠道进一步加强中小股东权益保护:
1.引入“股东实质平等”原则。2004年4月新通过的《OECD公司治理原则》引入了“股东实质平等”原则,这是对原来的股份平等(又称形式平等)原则的重大改进。实质平等从主体角度出发,体现“股东不论大小都是平等的经济行为主体”的理念,在履行出资等义务后股东都享有由出资带来的完整的权益。引入股东实质平等原则,就是要在坚持资本多数决原则的同时,对其施加合理的限制,强调大股东对公司和中小股东的诚实信用义务,防止大股东对资本多数决原则的滥用,以实现股东间的利益平衡。在我国构建中小股东权益保护体系的过程中,树立“股东实质平等”的核心理念,既符合国际趋势,又可能给我国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制度建设和实际操作带来新的局面。
2.增强中小股东的行权便利性。保障行权便利性是对中小股东权益进行保护的事前机制,它帮助中小股东群体利用手中的投票权(用“手”或用“脚”)等权力对公司可能侵害他们利益的行为及时给予反应,形成制约。参考2004年《OECD公司治理原则》的建议,结合我国的情况,可考虑从以下方面来保障中小股东行权的便利性:一是增强中小股东联合的便利性,如提供便利的投票权征集渠道;二是提高中小股东在董事提名、提案中的话语权,如降低提案最低股份比例要求;三是充分利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手段,为中小股东异地提案、投票提供便利;四是延长公司召集股东大会相关信息公告时间,提高公告信息披露的内容和格式要求;五是建立累积投票和比例投票制,便于中小股东集中支持特定候选人或议案;六是创造股东实际考察候选人能力和品德的条件;七是完善相关股东表决回避制度,规定某些议案的通过须获得遭受侵害的股东的同意,某些情况下中小股东可以要求公司回购其股份;八是提高定期和重大事项信息披露的要求,扩大信息披露范围,如董事和高级管理层的薪酬及支付依据,同时,加大外部审计的法律责任,保证信息质量;九是建立有关中介如证券经纪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利益“防火墙”,防止其与上市公司合谋妨碍中小股东行权。
3.保障中小股东受侵害时的诉讼便利性。保障诉讼便利性需要从两个方面努力:第一个方面是在法律规定上要给予中小股东充分的法律支持,赋予其足够的起诉权力,并明确规定证券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第二个方面是降低中小股东诉讼的法律成本。这一问题在现实中显得更为重要。针对这一问题美国证券市场主要有两种解决机制:一是证券类案件中的“风险代理机制”,即由原告律师垫付诉讼费用,并承担败诉风险。目前,华尔街活跃着一批专门代理投资者进行诉讼的“原告律师”,每天关注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情况和股票的市场表现,一旦发现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文件存在疑点或股价出现异常波动,就以专业方式展开调查、号召投资者发起诉讼并代理之。二是美国证监会拥有较多的立法和司法权力,以强有力的事后惩处降低事前监管的压力,在树立起监管威慑力的同时节省监管成本。如SEC有权针对市场变化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及时的修正,减少法律时滞。可以自行对上市公司及其相关责任人进行调查和起诉,而不必借助公检机构。拥有自己的行政诉讼法官,每年约2/3的证券违法案件由行政诉讼法官判决后通过行政执法的方式处理。还经常采用庭外和解方式要求上市公司支付高额罚款或赔偿金,从而降低执法成本等。我国可以结合自身国情尝试引入投资者诉讼风险代理机制,并赋予证券监管机构在案件调查和责任追究等方面的“准司法权”。此外,由投保基金酌情垫付或代付诉讼费用、设立股东代表诉讼制度[3]等都是可供借鉴的降低中小股东诉讼法律成本的做法。
4.增强信息披露的公平性。在坚持上市公司的年报、半年报、季报以及重大事件披露的基础上,信息披露应扩大到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最终实际控制人,以及机构投资者交易信息范围。信息披露不仅要注重真实性,更要注重公平性。必须强化对股价异常波动与信息披露联动关系的调查与处罚,强化股票停牌、公司和个人问责等市场监察措施,坚决打击各种形式的市场操纵行为,切实形成对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违规行为的有效约束和威慑。过去以形式审核为主的披露方式,需要向合理怀疑和质疑式审查的监管方式转变,探索建立由会员单位研究机构、证监局、交易所联合对合理怀疑对象进行“会诊”的机制,缩短立案周期,加大惩处力度。
大股东行为变化趋势及监管对策
一、后股权分置时期上市公司大股东监管面临的挑战
1.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权“保卫战”对监管的挑战。大股东维护和加强上市公司控制权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过增持股份提高对上市公司的持股比例,另一种是在《公司章程》等内部规范性文件中设置控制权保护壁垒,以保证即使持股比例较低仍能实际控制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管人员。对于第一种选择,大股东为避免直接以自己的名义增持股份所导致的增持成本的上升,通常会采取通过隐性的一致行动人来实施增持计划,以避开信息披露义务。这就提出了如何认定该一致行动人和如何对其进行有效监管两个监管难题。对于第二种选择,关于上市公司章程设置合法性的监管将变得日益迫切。以广东辖区的美达股份为例。美达股份股东大会于2006年8月通过的公司章程中,规定股东持有上市公司股权比例达10%后,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权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同时还规定股东持有股权时间不同对公司董事人数的提名权利不同。如何判断该10%的比例规定的合法性?其有违公司法的“同股同权”原则,但无法律法规明文禁止,如何处理?这些都对监管理念提出了挑战。
2.大股东操纵上市公司股价对监管的挑战。一是在上市公司公布以大股东为对象的定向增发方案前,大股东较容易利用资金优势和信息优势打压股价,或者采用刻意隐藏利润、释放利空消息、联手庄家砸盘或通过非关联化的一致行动人等手段在二级市场打压股价,达到以较低价格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目的。二是大股东操纵上市公司财务舞弊,推动股价上升。如出现公司客观的经营和业绩不足以支撑和提升上市公司股价的情况,大股东就极有可能利用财务舞弊来操纵上市公司股价。
3.大股东变换利用关联交易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方式对监管的挑战。一是关联交易多样化。股权分置改革后,直接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将可能付出较高的违规代价,承担更严重的法律责任,所以,大股东更倾向于通过隐蔽的或表面公允实则不公允的关联交易来侵占上市公司利益。二是关联交易非关联化趋势。《刑法修正案
(六)》实施后,大股东利用不公平的关联交易致使上市公司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将承担刑事责任。受强大的法律威慑,大股东会考虑把关联交易非关联化,以逃避监管和法律责任。
二、后股权分置时期加强对上市公司大股东监管的对策建议
1.加强对大股东一致行动人的现场查证。大股东如果通过隐性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加强上市公司控制权,仅通过监管所要求的公开披露信息,很难判定其与一致行动人的关系,必须借助现场查证。通过现场查证,了解上市公司新进股东的注册资金来源,新进股东与大股东的股权关系及经济利益关系,新进股东与大股东各自董事、监事、高管人员间的交叉任职情况及亲属关系情况,为一致行动人关系的判定提供参考依据。
2.明确大股东设置控制权保护性壁垒的监管边界和监管依据。在维持《公司法》立法精神和遵守有关条款推定的基础上,完善有关法律法规,进一步明确监管部门对于反收购措施的监管边界和监管依据。例如,在即将颁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条例》中,应进一步明确关于公司章程不得超越《公司法》安排的条款。又如,在《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中,对不允许上市公司擅自设立的反收购措施予以明确[4]。
3.强化信息披露,防范大股东操纵股价。大股东进行市场操纵和内幕交易往往是通过信息披露来实现的。因此,必须落实后股权分置时期上市公司大股东信息披露的义务和责任:一是强化上市公司大股东和最终实际控制人的披露义务,防范和打击大股东利用信息控制优势和持股优势,进行虚假披露、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等违法违规行为;二是针对上市公司可能出现选择性信息披露的新动向,强化对股价异常波动与信息披露联动关系的调查与处罚;三是发挥证监会、证监会派出机构和交易所三点一线的协作监管威力,将信息披露监管与实地核查相结合,防范和查处违规信息披露。
4.加强财务检查,防范大股东操纵上市公司财务舞弊。一是在强化和完善上市公司持续动态监管的基础上,发现公司横向和纵向的财务比较数据疑点,并及时查处。二是注重多渠道收集相关信息,高度重视媒体质疑和投诉举报等信访反映的情况和线索。三是必要时稽查提前介入上市公司检查,以提高检查效率和效果。同时,加强执法力度,对于查实的利润操纵事实,真正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按照新《公司法》、《证券法》和刑法的规定,对大股东、上市公司及有关责任人员予以严惩。
5.对关联交易进行重点监管。一是强化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的事前审查义务。对关联交易进行事前审查,是独立董事的一项重要义务。必须通过完善事后责任追究机制,让独立董事真正勤勉尽责地履行关联交易事前审查义务,发表客观公正的独立意见。二是强化中介机构在关联交易中尽职调查的义务和事后责任的追究。应通过法律法规明确中介机构出具虚假报告或者“教唆”行为的法律后果,强化中介机构在关联交易中尽职调查和客观评价的义务。三是研究与发展事后法律救济机制。包括:(1)股东大会决议撤销、无效的诉讼机制;(2)股东的派生诉讼制度;(3)关联交易公允性的司法性审查制度;(4)反对股东的股份收买请求权制度;(5)独立人格的否认等。证券-[飞诺网FENO.CN] 高管人员行为趋势及监管对策
一、后股权分置时期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的行为趋势
1.控股股东在继续主导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同时,可能赋予管理层更大的经营自主权。股改后,绝大部分上市公司仍然会保持由控股股东主导的控制权结构,短期内不太可能出现股权高度分散并由高管人员掌握公司控制权的情形。全流通条件下,控股股东的财富与公司股价直接挂钩,其利益关注点将从净资产、净利润等静态财务指标更多地转向股票市值等动态价值指标,其自利方式也将主要由控制权收益转向资本市场利得。在这种情况下,控股股东对经理层的考核指标也将从资产和利润为主向市值和利润为主转变,并极有可能在确保获得“满意利润”和“满意股价表现”的条件下,放松对公司经营权的直接控制,增加管理层独立经营的空间1。
2.股权激励机制助长高管人员的短期行为和财务舞弊行为。最近广东省国资委表示,将修改对上市公司管理层的考核办法,用对上市公司市值的考核取代原来对净资产值的考核,今后将把对管理层的股权激励作为主要的激励手段,以此实现国有股东、投资者和管理层利益一致化。广东不少上市公司也推出了股权激励计划,如金发科技、华发股份、深万科、华侨城等。股权激励机制在为高管人员带上“金手铐”的同时,也助长其短期行为和财务舞弊的动机。在国外,上市公司管理当局常常利用盈余管理、内幕交易等手段来规避监管、谋取不当利益。美国安然事件就是高管人员操纵财务信息,使公司股价持续上涨,从中谋取巨额股票期权的行权收益的典型案例。
3.机构投资者话语权的强化,助长高管人员的违法违规行为。到今年6月底,基金公司数量已达57家,证券投资基金规模达4262亿份,取得QFII资格的机构达42家,投资额度达71.5亿美元,所有机构投资者持有的A股流通市值占比已经超过30%。机构投资者的发展壮大,一方面有利于加强对上市公司信息的收集和分析,强化对管理层的监督,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另一方面也可能加剧机构投资者与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相互勾结,利用信息优势和资金优势谋取暴利。如股改期间,就有一些机构投资者与上市公司合谋,身陷“投票门”丑闻。在股份全流通的情况下,一些上市公司高管人员更有可能通过选择性信息披露,将部分重大的未公开信息事先透露给机构投资者,并联手进行内幕交易或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活动,谋取非法利益,损害市场的公平性和中小投资者利益。
4.活跃的收购兼并活动可能刺激高管人员管理层收购、设置“金降落伞”等行为。新修订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对于降低收购成本、提高收购效率、活跃收购市场具有重要作用,我国证券市场即将迎来新一轮收购兼并高潮。从有关结果看,上市公司并购是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更换的重要原因2。在任高管人员因此而面对强大的市场压力,其“偷懒”和“自利”行为受到更加严厉的市场约束。在这种情况下,在任高管人员一方面可能会更加勤勉尽责,努力提高公司业绩,给股东以满意的回报,降低被“炒鱿鱼”的机会。另一方面,他们也可能通过实行管理层收购、设置“金降落伞”或类似高额离职补偿措施等方式,强化自身利益,降低被更换的代价。
5.上市公司经营管理日益专业化,将加快高管人员职业化和专业化进程。从国外经验看,随着公司规模迅速扩张,业务活动大量增加,企业所有者从自身经济利益出发,会逐步淡出对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将企业经营权委托给支薪的经理人员管理,从而推动企业管理层的职业化和专业化进程。这一过程在西方现代公司发展史上被称为“管理革命”或“经理革命”[5]。美国经济学家勒纳1966年对美国最大的200家非银行股份公司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私人控制”型公司所占比例已从1929年4%下降到1963年的0%,“管理控制”型公司所占比例已从1929年58%攀升到1963年的85%。这表明美国公司的“经理革命”大约经过30年即告基本完成。我国上市公司管理人员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必将是一个无法改变的发展趋势。
二、后股权分置时期加强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监管的对策建议
1.尽快明确高管人员行为准则和法定义务,为高管人员监管提供执法依据。目前,我国对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监管尚没有专门的法规或规章,有关高管人员的行为规范分散在企业上市条件、公司独立性要求、公司治理准则和信息披露规定等方面,不利于明确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的行为准则,建议尽快制定,以细化高管人员勤勉尽责和诚信忠实等方面的法定义务。在即将出台的《上市公司监管条例》中也应开辟专章,具体规范高管人员的职责、资格、责任、义务等内容,为强化高管人员责任追究机制提供执法依据。
2.引入不适当人选制度,完善非处罚性监管措施。行政处罚或司法审判程序复杂,对证据质量要求很高,是制约监管效率及时效性的重要因素。完善非处罚性监管措施,构筑起证券监管的第一道屏障,能够较好地弥补这一缺陷。通过加强对高管人员的诚信监管,完善诚信档案,将严重失信和违规人员列入不适当人选,使之成为“经济身份证”的污点,有利于提高违法违规成本,能够起到有效的震慑作用。此外,完善责令整改、通报批评、公开批评或谴责、责令暂停履行职责、暂缓受理申请等一整套非行政处罚性措施,对市场的失信和其他违规行为作出迅速快捷的反应,使监管措施立即作用于被监管人,能够提高监管效率和效果,有效地弥补行政处罚或司法审判程序复杂、进程缓慢、取证困难等不足。
3.加强对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合规性监管。我国的股权激励正处于起步和摸索阶段,如果激励方案设计不合理或不健全,很容易演变成管理层掏空上市公司的新手段。因此,加强对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合规性的监管显得尤为重要。首先,要加强对公司治理、内控制度的监管和评价。股权激励的实施应以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的内控制度为前提,否则很容易演变成高管谋取个人私利的新工具,这一问题对于所有者缺位、内部人控制严重的国有上市公司显得尤为突出。其次,要制定股权激励要素(包括价格确定、有效审批机制、股票来源、独立财务顾问的聘请以及信息披露等方面)的确定标准。目前实施的股权激励措施存在着行权条件过于宽松、行权价格不合理等问题,对高管的考核仅仅停留在静止的、孤立的财务指标上,亟需建立一套动态、科学的考核体系。再次,要引入“报酬返还义务”。美国萨班斯-奥克雷法案规定,如果企业财务报表违反规定而被监管部门处罚时,其高管应将该财务报告公告起一年内所领取的红利、处置公司股票已实现的收益等返还给公司。“食言吐利”条款做为一种事后救济方式,能较好地解决管理层采用虚增利润方法获得巨额绩效收入的问题,其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4.加大对财务舞弊、内幕交易等行为的监管。财务舞弊由熟悉公司内部情况的高管所为,具有手段多样、隐蔽性强等特点,并经常与内幕交易错综交织。破解财务舞弊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我们认为,一是要锁定CEO/CFO的个人责任,要求其对财务报告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并加重对财务舞弊的行政、民事及刑事处罚力度[6]。二是要健全内控制度,形成有效的制衡机制,防止高管“一手遮天”、为所欲为。三是要完善会计准则,堵住高管利用准则大肆进行盈余管理的漏洞。四是要充分发挥会计师的外部监督机制,通过提高会计师的独立性,促使其认真履行“公众守护人”的职责。五是要重塑高管的道德操守,营造一种勤勉尽责的良好氛围。六是要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对信息披露的对象、范围、时效性等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强化对股价异常波动与信息披露联动关系的调查与处罚,加大对选择性信息披露的调查与惩处,清除内幕交易滋生的土壤,切实维护“三公”原则。
信息披露行为的新特点及监管对策
一、后股权分置时期上市公司虚假披露行为的新特点
后股权分置时期,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在取得股票流通权后,可以直接从二级市场股价变化获得巨额利益,而且国资部门也将把公司股价列为业绩考核的重要指标3,由此将增强其操控上市公司虚假披露的动机。此外,随着股权激励制度的实施,上市公司管理层在二级市场巨大利益和业绩考核压力的驱使下,也将有更强的造假冲动。在这些因素影响下,上市公司虚假披露行为将呈现一些新的特点,给监管工作带来新的挑战。
1.虚假披露行为将有可能更为普遍。受利益驱使无论绩优、绩差公司均有可能出现造假,国有大盘蓝筹上市公司不作假、少作假的情况也有可能改变。在法制比较健全、监管力度比较到位、公司治理机制相对完善的美国,近年来上市公司重大造假事件频发。有关研究表明,1999-2001年已有700多家美国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因披露不当等问题进行了重编,且数量逐年增加,1999年有234家,2000年增至258家,2001年多达305家5。
2.虚假披露手法更加隐蔽。股改后,上市公司通过金字塔结构编造业绩、关联交易非关联化、非经常性交易经常化、假账真做(有业务及现金流配合)、期间造假期末转回、滥用会计差错等情况可能会更加突出。控股股东还可能以二级市场收益通过非显性关联交易向上市公司输送利润等方式进行会计造假,从二级市场直接获得其违规收益,难以直接查证,给监管造成更大困难。
3.虚假披露与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结合更加紧密。控股股东获得股票流通权后,与庄家互为转换,利用其资金、信息优势,更易操纵市场,可能成为二级市场更大的庄家。上市公司虚假披露行为将更多地为控股股东操纵市场服务。从国内已查处的琼民源、亿安科技、中科创业、银广夏、北大车行等市场操纵案例来看,这些公司发生的虚假披露行为大都与庄家操纵公司股价相关联。
4.并购重组中的虚假披露将更加频繁。在并购重组过程中,控股股东和上市公司很可能通过内幕交易、虚假陈述来达到操纵市场、获取更高收益的目的。如2006年上半年,G三一公司高管人员在其博客网页上连续发表抨击外资收购国内某机械行业龙头企业的文章,并发出巨资竞购该企业的要约。受此影响,该公司股价出现异动,数天之内上升了24%多。
5.选择性披露更为普遍。随着市场投资者结构的不断调整,以基金、券商、保险公司、QFII为主的机构投资者逐步成为市场的主导。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为资本运作的需要,更愿意将对公司股价有重大影响的未公开信息通过机构调研、投资者沟通会等形式告知机构投资者等特定群体。深交所对2005年上市公司报告审核结果显示,上市公司已经出现选择性信息披露的新动向,即上市公司为了吸引机构投资者,将部分重大的未公开信息事先向机构投资者透露;或为配合大股东的资本运作,根据大股东的意图进行倾向性披露。
三、后股权分置时期对虚假披露的监管对策
1.按照信息披露为本、市场化监管的理念,进一步完善监管体制,强化执法力度。一是设立证券法院。为改善专业执法水平和诉讼效能,建议在证券交易所所在地设立专门的证券法院,负责审理证券期货类民事诉讼案件和刑事诉讼案件,并在有关法律法规中明确监管部门对信息披露违规的上市公司当事人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二是下放案件查处权。为提高案件查处效率,建议将对上市公司违规案件的稽查立案权、审理权和处罚权适当下放,并设立相应的案件审理中心,授权其负责审理管辖区内的证券违规案件并作出处罚,对案情复杂、市场影响大的大案要案仍集中审理和处罚。三是建立“小额罚款”制度。对不能构成立案条件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行为,建议对公司相关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作出小额罚款处罚,罚款次数累计达到一定标准的,可以认定有关责任人员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管人员人选。四是引入“和解”制度。建议借鉴西方成熟资本市场监管的做法,探索引入“和解”制度,对涉嫌披露虚假信息、取证难度大的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通过和解方式进行处理,使其受到一定的惩戒,同时减低监管成本。
2.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标准,规范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建议修改有关信息披露规则,明确上市公司、收购人在定期报告或收购报告书中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所有关联公司的关联关系和资信状况作出详尽披露;对异常交易事项及资金往来单位要聘请中介机构出具专业意见,核实相关单位与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关联交易是否公允,审批程序是否合法,并作出公开披露。强化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增、减持上市公司股票以及履行承诺事项的信息披露,控股股东持股增减变动比例每达到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2%时,应要求控股股东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控股股东在履行承诺期间应至少每季度就履行承诺进展情况及未履行承诺的原因、下一步计划作出公开披露。严格规范有关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等制度,对上市公司管理层通过作假、舞弊取得的股权激励或其收益以及业绩奖励,在作假、舞弊行为发生若干年内应由上市公司追缴,或由监管部门罚没,以抑制管理层作假动机。
3.加强一、二级市场联动监管,切实改进拟上市公司现场核查。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应对上市公司股价波动情况进行密切关注,发现上市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的,要及时对其控股股东及关联方、高管人员持股变动情况进行核查,明确有无内部交易、操纵市场行为发生,并对上市公司配合控股股东操纵市场披露虚假信息的问题进行查处。对选择性信息披露行为,应视情节轻重按内幕交易性质查处。在拟上市公司监管方面,建议改变目前拟上市公司辅导监管仅对公司治理结构和改制合法性进行形式检查的做法,在拟上市公司预披露招股文件后,由证券监管部门聘请声誉高的审计机构对公司财务信息实行全面检查,重点关注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内控制度的有效性,杜绝不合格企业通过包装上市混入市场。
4.改革上市公司审计体制,进一步改进中介机构监管。为提高中介机构执业独立性,避免上市公司管理层“收买”中介机构的情形,建议在有关法规规范中明确上市公司统一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或监事会负责通过招标方式选聘中介机构;审计机构不得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关联企业提供代编会计报表、评估、财务咨询等服务,不得收取除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审计费以外的其他费用;审计机构服务时间超过五年的应予更换,主管合伙人、项目经理也必须定期进行轮换。证券监管部门要将查处中介机构违规执业作为上市公司监管工作重点,成立专门机构,与会计监督等部门加强协作,强化对中介机构从事上市公司业务的监督检查,督促其勤勉尽责,督导上市公司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对中介机构未按专业标准履行业务程序、执业质量有缺陷的,要给予相应处罚,必要时可责成上市公司撤换未尽责的中介机构及其项目负责人。对审计、评估、法律等中介机构引入分类评级制度,由中国证监会和相关专业协会对其执业质量进行考核评级,并予以公布,引导上市公司选聘执业质量高、声誉好的中介机构。
融资行为的新特点及监管对策
一、后股权分置时期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监管面临的挑战
自今年5月起,中国证监会根据新修订的《公司法》、《证券法》,陆续颁布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对IPO、再融资的发行条件、程序和信息披露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在新的融资政策下,上市公司融资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如定向增发行为大量增加,证券发行目的更加多元化,融资品种更加丰富多彩,公司更加注重对机构投资者的沟通和发行时间、地点及中介机构的选择等。这些变化对监管工作构成了新的挑战。
1.向关联方输送利益。上市公司向关联方,特别是控股股东增发股份,并用以收购关联方的资产,实质上是一种双重关联交易,可能在股票发行的“买与卖”两笔交易中,对中小股东造成双重侵害,也可能成为个别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或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新方式。上市公司的关联股东,特别是控股股东通过认购股份,进而实现资产套现的动机无疑大大增加,其间各种猫腻也将随之增多。与此同时,上市公司通过定向增发的方式寻租,向非控股关联股东或潜在股东,如机构投资者输送利益也将防不胜防。
2.回避信息披露义务。一是认购定向增发股票的股东回避披露详细情况。目前,定向增发政策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在披露股东信息方面存在一定的冲突。根据新颁布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在发生并购行为时,要详细披露收购方的股权结构、资产规模、资金实力等相关信息,而现行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对定向增发的条件规定较宽松,无需详细披露增发对象的有关情况。这就会造成一些公司利用定向增发大量持有上市公司股票而回避披露相关情况,中小投资者难以辨别特定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二是权证持有人回避披露潜在持股比例。由于权证持有者行权与放弃行权,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且现行的信息披露规则未要求公司披露权证持有者潜在的持股比例,权证持有者在未行权时无信息披露义务,造成权证持有者一旦行权实际持股比例可能远远超过5%。
3.回避要约收购义务。《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若上市公司向某一对象定向增发,导致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权超过30%,其承诺3年内不减持股份,经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表决通过,可免除其要约收购的义务。因此,上市公司可通过定向增发绕过要约收购及其相关的信息披露。另一方面,权证持有人因无及时披露可行权或拟行权股份的义务,也可能造成其行使持有的上市公司权证时,连同其原来持有的股票,合并持股比例可能超过要约收购要求。
4.会计信息失真。上市公司发行权证时,由于权证作为可上市流通的金融衍生物,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其市价呈现非常强的波动性,若将这种波动无限制地直接纳入会计核算体系中,会引起权证发行人的财务报表数据的频繁变化。另外,上市公司在进行换股认购时,由于目前会计核算上更多的是采用权益结合法,从而给利润操纵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在权益结合法下, 如果企业合并发生在年中或年末, 就会立刻增加合并当年的利润, 掩盖实施合并企业自身的经营管理不善, 粉饰其经营业绩。而且由于无需对合并另一方的净资产重新计价, 合并后, 通过出售另一方已增值但却未在账面上体现的资产, 即可瞬间实现收益, 从而夸大合并效益。
5.操纵股价。在定向增发过程中,由于发行价格以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价为依据,则可能引发刻意打压股价的另类操纵,以实现上市公司向关联股东输送利益(即持股成本节约)。此类大股东侵权问题较为隐蔽,也是定向增发给市场监管带来的新课题。由此,可能使大股东控制的上市公司在定向增发前,以刻意隐藏利润、释放利空信息、联手庄家砸盘等手段打压股价,以便大幅度降低大股东持股成本,达到以低价格向关联股东定向发行股份目的。在权证发行及创设过程中,在目前的市场监管力度下,发行人或创设人有可能单独或联手利用市场手段来操控权证的价格,以达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6.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一是募集资金额不确定造成变相使用资金。新的发行政策规定,企业发行融资在发审委审核半年内可自行选择发行上市时间,由此可能造成发行价格的不确定。另外,企业可根据股票认购情况决定是否启动“绿鞋”发行,造成发行数量的不确定。两种因素都会影响企业募集资金具体数量,造成企业在招股说明书中有关募集资金使用项目可能并不具体、详细,部分公司可能采用大项目“打包”的方式回避披露具体使用用途,在实际使用中可能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利于监督。二是募集资金去向及管理情况缺乏透明度。如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定向增发,或反过来,控股股东向上市公司定向增发,实现整体上市的过程中,存在筹集资金的去向和管理缺乏透明性的问题。三是资产评估监管不严造成资金用途变相改变。部分公司利用募集资金收购相关资产时,由于缺乏独立的第三方来评估相关资产价值,可能造成上市公司高价购买低价或劣质资产,给交易蒙上不公允的色彩,募集资金被变相改变用途。
三、后股权分置时期对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对策
1.加强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管理。一是采用行业成本加成法,进一步规范关联交易定价制度。通过市场调研,针对不同行业的关联方交易,确定关联方交易价格的波动范围,限制关联方交易定价的自由度。二是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进行信息披露,要求上市公司对关联方交易的内容、定价方式以及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作出真实、准确、完整的披露,充分发挥广大投资者与媒体的外部监督。三是进一步完善关联交易的内部决策制度,分类审批关联交易。为了有效地防范显失公允的关联方交易,可借鉴香港联交所的做法,按照交易总额和占上市公司有形资产净值的比率,将关联方交易分为三部分:对公司经营活动影响很小的关联方交易,豁免批准;对公司经营活动影响较大的关联方交易,由董事会批准;对公司经营活动有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交易,则必须由股东大会批准。监管部门在对关联方交易进行审查时,主要审查关联方交易的价格是否合理,公告、披露的信息是否完整、及时,重大事项是否经过股东大会批准等。四是逐步引入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受益方担保制度6等,进一步强化控股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的义务与责任。
2.进一步完善相关的信息披露规则。一是增加企业并购中的信息披露要求,从并购的事前、事中和事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为。二是要求企业提供完善的预测性会计信息。财务预测信息的披露可以增强证券市场的信息有效性,使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充分性得到提高。三是增加非财务信息披露的内容。对投资者而言,披露非财务信息,弥补了现行财务报告的不足,有助于进行正确的决策;对上市公司本身而言,披露非财务信息有助于其改进企业经营管理,提高生产效率。四是防范公司选择性信息披露,规范自愿性信息披露;制定规范实际控制人重大信息披露的指引性文件,建立关联人数据网上实时填报制度;在澄清公告实行网上实时披露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上市公司通过互联网进行实时信息披露,增强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透明度;引入弹性保荐期约束机制,延长信息披露不规范公司保荐期,充分发挥保荐机构持续督导作用[8]。
3.进一步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管理。一是要求上市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详细披露各募集资金使用用途,包括各子项目构成,并规定子项目使用金额变动超过一定比例的情况视同募集资金用途改变情况。二是公司要与银行、保荐机构签定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为募集资金设立存储专户,定期披露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效果,严格按照审批程序使用募集资金,对募集资金用途的变更,必须经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并公开披露。同时,保荐机构应进一步加强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的定期检查,督促公司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三是上市公司应当建立防范投资风险的制衡机制,提高独立决策能力,按照公司法的要求,完善上市法人治理结构,加强对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的论证分析。
4.加强对衍生金融产品市场与股票市场的联动监管。一方面及早采取措施、制定规则,加强对权证与相应股票的交易量、交易价格、持有人、一致行动人、可能行权人等的监管。在完善现有法律法规的基础之上,制订相关的内部控制指引,对于衍生金融产品与股票市场,实施联动监管,建立全过程风险监控系统,完善交易、结算、交割等各个环节的风险控制。另一方面,对于市场交易和操作程序以及管理过程,应建立起一套公开透明、纲目兼备、层次清晰、易于操作、公平执行的信息披露规范体系,加大监管力度,增加信息披露的渠道,让广大投资者能及时全面地知晓信息。
5.加强对中介机构的监管。监管部门宜监督与扶持并重,与中介机构行业监管部门一道共同扶持中介机构的发展,加强沟通与协作,引导中介机构严格按行业标准与规范执业,增强执业能力。同时,监管部门可通过网站、媒体等手段,公开中介机构诚信记录以及对其的监管、整改措施,及时向广大投资者传递中介机构诚信信息,加强对中介机构的外部舆论监督,促使中介机构诚信、规范执业。
并购行为监管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基本完成和修订新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正式实施,以上市公司为目标的并购行为将会呈现许多新的特征,给证券监管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需要及早进行研究并采取相应的监管对策。
一、后股权分置时期上市公司并购监管面临的挑战
1.并购政策重新修订,对监管模式提出调整要求。新修订的《收购办法》调整了监管模式,将监管部门直接监管下的全面要约收购,变为财务顾问把关下的部分要约收购;将完全依靠监管部门进行的事前监管,变为适当的事前监管与强化的事后监管相结合。同时,新修订的《收购办法》不仅对收购人主体资格提出了硬要求和软要求,而且也要求监管部门对收购人完成股权转让以后的行为进行持续监管,要求财务顾问出具意见,确保并购能够最大程度地保护上市公司利益,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2.防止投机性并购将成为监管的重点、难点。随着股票全流通的逐步实现,大股东及其他相关利益主体利用并购进行内幕交易、市场操纵或是恶意打击竞争对手的动机可能更强。主要表现在:一是通过并购与二级市场配合操作,扭曲股票转让价格。例如通过置换出优质资产,引起股价下跌,从而低价向关联方或有关隐性利益共同体出让股权。二是通过并购概念炒作获取二级市场收益。三是以并购为手段,达到打击或消灭竞争对手的目的。有的并购方通过制造并购假象,造成竞争对手经营上的混乱;有的并购方通过并购手段控制上市公司后,停止发展上市公司现有业务,或不再生产现有产品品牌,达到消灭竞争对手,培育收购方原有品牌的目的。
3.加强对中介机构监管的迫切性增大。《收购办法》尽管对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的法律责任问题有所提及,但要求收购当事方聘请的中介机构保持中立立场,操作上恐怕难以实现。中介机构由于利益关系的诱使和约束,其业务操作必然偏向于雇佣方[9]。鉴于中介机构尤其是财务顾问在并购重组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证监部门必须重视加强财务顾问的监管力度。
4.并购后“退货”现象渐显,监管力度亟待加强。近年来,上市公司并购后“退货”的现象不断增加,有的收购方在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后要求中途退货,如辖区*ST华龙控股股东经司法拍卖获得控股权后,迟迟不愿付款和履行股东职责;有的收购方买入股权后又在较短时间内卖出,如辖区*ST美雅控股股东广东轻纺以2.4亿元收购公司控股权后,又以600万元价格卖出。尽管并购方“退货”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并购后退货,往往造成推诿扯皮现象,严重损害中小股东利益,对上市公司监管提出重大挑战。
5.并购市场不断发展壮大和活跃,综合监管需进一步加强。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企业的并购操作更为容易,尽管监管部门加大了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虚假信息披露的惩罚力度,但难以保证“系”内企业采用其它违规方式侵害中小股东利益。如科龙系、三九系、德隆系等,通过高速扩张给这些企业带来了巨大的资金压力,于是在“系”内部各企业之间采取互相担保、虚开票据、虚编报表等多种手段骗取银行贷款,套取或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导致大范围的上市公司风险爆发。而对于“系”的监管,单单依靠证监局或者证监会难以奏效。
6.市场创新行为不断涌现,监管要求不断提高。如近期相当一批公司在其章程中新增了反收购条款,是否应被制止?反收购行为中,哪些须经股东大会审议,哪些属于董事会职权范围?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很多新情况、新问题,都需要认真分析、准确把握。
二、后股权分置时期对上市公司并购行为的监管对策
1.树立效率优先理念,深化市场化监管制度。市场追求效率。效率也是公司经营发展的基础。因此,在监管中树立效率优先理念,是后股改时期改善监管工作的前提。具体来说,要鼓励市场化的监管,进一步减少对上市公司并购的事前监管,提高兼并的效率和收益水平。
2.强化依法行政意识,完善并购法律法规体系。首先是整个并购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目前,我们在反收购规范、反垄断规范等方面还存在欠缺,需要尽快完善补充。其次,新修订的《收购办法》对于上市公司并购过程中的信息披露和要约收购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但仍存在需要补充完善的地方。如《收购办法》对收购人有3年经营情况的审核,对于专门成立公司进行本次收购,没有经营记录的行为如何审核?再如《收购办法》只对取得股份成为控股股东的信息披露进行了明确,对于通过投资关系、协议、其他安排的途径成为一个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的信息披露标准没有明确规定。
3.坚持信息披露原则,落实收购相关信息披露责任。建议将“真实、准确、及时、完整”作为信息披露内容的根本标准,将公司收购前、收购中的相关信息真实、客观的公布;完善持股信息披露制度,根据披露人是否具有取得控制权的意图对股东持股变动信息的披露义务作出区别;细化收购信息披露的法律责任,不仅要落实收购人的信息披露法律责任,对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律责任也要明确。
4.加强并购中介管理,提高中介执业质量。一是根据法律赋予的相应权力和责任,中介机构在必要的时候必须发挥纠偏的作用。中介机构不但要保证出具专业意见书的真实、准确、完整外,还要发挥过程监督作用;二是不断提高中介机构的诚信度,构建中介机构的诚信档案,防止在利益驱使下失职;三是加强责任追究机制,加大惩处力度,让没有勤勉尽责的中介机构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吸收借鉴国际经验,加强对外资并购的监管。对于上市公司外资并购的监管,不仅仅是收购主体、收购方式、收购程序、信息披露等方面内容的监管,还涉及到外资并购的市场准入、资产定价、外商的出资以及对垄断的规制等。我国联想集团收购IBM的PC业务、中海油竞买优尼科均遭受美国政府的严格审查,说明外资并购一向受到各国政府严格监管。对涉及行业垄断、国家安全的上市公司并购行为,建议中国证监会与人民银行、发改委、商业部等几部委共同协商,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联合对这类兼并进行监管。
6.倡导诚实守信意识,建设收购信用管理系统。建议建立针对收购人的收购信用管理系统,收集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在收购全过程中的行为及承诺、义务履行情况,作为信用记录定期不定期予以披露。一旦发现企业系内的不规范运作或者并购过程投机行为,应限制甚至禁止所有并购活动。同时,由于信用管理系统对并购市场当事人的行为有完整的历史记录,将使证券监管部门的审核更为快捷便利,有助于提高监管效率。
7.严格限制投机行为,加强对投机性并购行为的监管。首先,要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对于并购当事人在并购过程中所有流转环节的行为都要公开。其次,要禁止股权转让手续尚未办理完毕即转让控制权。再者,加强对收购方资信状况的调查。在审核时,对收购方的收购能力、诚信状况等进行现场检查,评估收购方的实力和并购的真实意图,特别是要重点关注规模、实力明显与收购对象不相匹配的收购方。最后,加强对上市公司收购后的现场监管,严格监控控股股东的投资、经营动向。
8.加强协调沟通配合,构建上市公司收购综合监管体系。建议证监会将主要精力放在收购豁免、变更要约的审批以及非法收购行为的处罚等工作上,同时督导派出机构和交易所的并购监管工作。派出机构应发挥一线监管的优势,加强对收购人的现场核查,重点对实际控制人和大股东进行动态跟踪监管,跟踪异常情况。证券交易所应强化收购信息披露的监管,主要对收购相关人的信息披露进行监管,尤其要强化收购过程中的信息披露。此外,还要加强与相关部门之间的配合协调。特别是对于外资收购和民营企业收购,涉及到国资委、商务部、外汇管理局等,建议中国证监会在设立专门委员会时,适当引入上述部门人员,和有关部门间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提高监管效率。
注释:
1.即“状态依存所有者”理论所说的,当企业处于χ≥ω+r+π状态时,经理掌握经营控制权,处于实际上的所有者地位。参见张维迎《所有制、治理结构与委托代理关系》,载《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2.朱红军.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更换的现状分析.管理世界,2002(5)。
3.李荣融.股权激励要与改革相结合.中国经济周刊,2006年08月21日。
4.郑培敏,肖楚琴.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实践综述.中国证券报,2006年9月12日。
5.林启云.美国公司系列财务欺诈案--暴露出来的问题、各方反应及评论.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行业发展研究资料》(NO.2002-5)。
6.受益方担保制度,即关联方交易的受益方为关联方交易可能来的损失对另一方提供担保。
参考文献:
[1]张育军.后股权分置时代监管、创新与市场发展[J].证券市场导报,2006,(7).[2]张汉玉,杜丽虹.投资人保护的法律环境研究[M].证券市场导报,2006,(5).[3]何金秋.从国际经验看股东权益保护与公司治理.现代经济探讨,2002(2).[4]周翀.上市公司反收购措施监管将进一步明确[N].上海证券报,2006-8-31.[5]邹进文著.公司理论变迁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6]饶艳,刘泉.后安然时代董事及高管人员的监管[M].江苏商论,2005,(12).[7]邓晓卓.“整体上市”的方式比较[M].财经理论与实践,2004,(9).[8]王一萱等.中小企业板再融资制度创新:小额融资豁免[R].深圳:研究报告深证综研字第0124号,2006.[9]吴利.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失信原因分析及对策思考[R].载中国会计网,2006.
第五篇:上市公司监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近几年来,我国的证券市场出现了一系列上市公司违规事件。例如,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广夏”)为了达到粉饰会计报表、哄抬股价之目的,仅在1999年和2000年两年之内就通过伪造购销合同等非法手段,虚构利润高达7.45亿元。而深圳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及负责审计签字的注册会计师受利益的驱使,置职业道德于不顾,为其出具了严重失实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由此可见,我国上市公司的监管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为了使我国刚起步不久的证券市场快速、健康地发展,保护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对上市公司的监管进行改进已刻不容缓。为此,笔者拟对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监管中存在的几个主要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一、上市公司监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期,证券市场扩容速度明显加快,上市公司数量急剧增加,但上市公司的监管主体和监管措施却未能及时调整,致使上市公司监管中存在的问题日益凸现出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监管法规不完善
监管法规是上市公司规范化运作的前提,同时也是监管者进行监管的依据。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监管法规主要包括《证券法》和《公司法》,此外,还包括《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及《股票发行与交易暂行条例》等。监管法规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上市公司主体资格的认定标准太单
一、上市公司经营过程的监管措施不健全,以及上市公司违规的处罚较轻等方面。
(二)自身监管不到位
自身监管不到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上市公司的管理人员,尤其是高层管理人员对相关监管法规的学习、认识不到位;另一方面是上市公司的财务人员,对相关财经法规的学习、认识不到位。这两个方面的不到位是上市公司非故意违规行为滋生的土壤和温床。
(三)监督体系不完备
监督体系是指对上市公司进行监督的各个方面所构成的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监督体系不完备是指监督体系中还存在某些监督的缺位。目前,在我国上市公司的监督体系中,明显存在着社会公众监督的缺位。社会公众对上市公司的监督缺乏的不是监督意识,而是监管平台。
(四)违规处罚不及时、不严厉
违规处罚包括故意违规处罚和非故意违规处罚两种情况。上市公司一旦被发现违规,有处罚权力的监管主体就应该及时查明原因,立即对其做出恰当处罚。只有对上市公司的违规行为,尤其是对故意违规行为的处罚及时、严厉,才能树立法规的威严,从而使潜在的违规者望而却步。
二、解决上市公司监管问题的主要对策
目前,新上市的公司明显具有规模大(如代码为“600050”的中国联通上市募集的资金就高达50亿元)、业务范围广、业务复杂等特点。针对证券市场出现的新情况和上市公司监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五个方面对上市公司的监管进行改进:
(一)完善上市公司的监管法规体系
证券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因此上市公司的监管法规体系也不可能一步到位。任何法律和法规的出台都必然有其现实基础和历史必然性。
1.完善上市公司主体资格认定的法规。目前《公司法》对上市公司主体资格的认定标准比较单一,比如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要申请股票上市,其注册资本总额不得少于人民币5 000万元,这一规定导致了上市公司的规模缺乏层次性,从而也影响了资本的流动性,把一大批确有发展前景但其注册资本总额又达不到法定要求的公司拒之门外。这不仅不利于民间资本充分发挥作用,而且也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壮大。笔者认为,可以通过进一步完善《公司法》对上市公司主体资格的认定标准来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适当增加上市公司注册资金法定总额的梯度和层次。如上市公司的注册资本总额可以设置1 000万元至3 000万元、3 000万元至5 000万元及5 000万元以上三个档次。其次,地方性资本市场的主体资格应该在《公司法》中给予确认,以增加资本市场的层次性。
2.完善上市公司经营过程的监管法规。在上市公司经营过程中,最主要的就是经营决策权。从表面上看,经营决策权在股东大会,但实质上在董事会和经理层。因此,对上市公司经营过程的监管,主要就是对董事会和经理层的相关决策进行监管。
《公司法》第一百二十六条明确规定,由监事会对董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行为进行监督。第一百二十四条又规定,监事会成员由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职工代表组成。但由于在《公司法》中对监事会成员的专业知识水平没有做出具体规定,所以很多上市公司的监事会并不能有效地行使其监督权。如曾经出现的银鸽投资(代码为“600069”)斥资1.2亿元于“银广夏”,仅这一决策就给其带来近一个亿的损失,而监事会并没有能够对董事会的这一决策进行有效监督。为此,笔者建议,在《公司法》第一百二十四条或其相关的实施细则及补充规定中,应当明确规定,监事会成员中至少要有一名注册会计师和一名律师。因为他们可以弥补大多数股东和职工代表专业知识的不足,从而真正保证监事会有效地行使监督权。
经营监管的另一主要问题,就是对其相关重要信息的披露要求不完善。如目前对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仅要求其公开披露财务报表、招股说明书、上市公告书、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而这些信息多是历史信息,笔者认为还应要求其披露更多的前瞻性信息,以便各利益相关者充分衡量公司的未来盈利能力,所以对信息披露要求的法规和细则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3.完善上市公司违规处罚的法规。由于上市公司存在着趋利行为,这就诱使一部分上市公司不惜铤而走险,违法违规。它们为什么敢于这么做?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其违规成本太小。因此,加重违规处罚势在必行。如《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若上市公司不按规定公开其财务状况,或对财务会计报告做虚假记载,或有重大违法行为的,证监会将暂停其股票交易。笔者以为这一处罚规定太轻,也太单一。因此,在《公司法》中应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处罚规定,如可增加对其处以罚金(金额可设置几个档次),以及制造虚假信息给投资者造成巨大损失的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等规定。
(二)加强对上市公司监管法规的学习
知法懂法才能更好地守法。为了减少上市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的违规行为,加强对上市公司监管法规的学习是十分必要的。
笔者认为,应由证监会或其授权的部门至少每半年组织一次上市公司监管法规学习班,时间约两周左右。学习班除进行有关财经法规和具体业务处理规范的学习外,同时还应增设政治素质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等课程。这样做可使上市公司的管理团队整体素质得到提高并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改革上市公司会计人员的管理体制
近些年来,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对会计信息失真问题的争论都比较激烈,笔者认为这不仅仅是由于财务人员的业务素质差、会计准则不完善等,更大程度上则是取决于会计人员的管理体制问题。
目前,绝大多数上市公司的会计人员都是由公司直接聘任,会计人员的续聘或解聘以及薪水的高低也都是由公司决定。这一体制就必然带来会计人员的工作独立性差,难以摆脱公司管理当局的不利影响等问题。因此,要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改革会计人员的管理体制。笔者认为,目前国有大中型企业试行的会计人员委派制,应该成为会计人员管理体制的改革方向。如果能将其借鉴到上市公司会计人员的管理体制中去,相信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失真问题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解决。
(四)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的监督体系
上市公司的监督,按照监督主体和上市公司的隶属关系可分为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两类。其中,内部监督主要是指内部审计监督;外部监督主要是指国家部门监督和会计师事务所监督。国家部门监督的主体,主要包括财政部门、证券监管部门、税务部门和银行等金融机构。笔者认为,在上市公司的监督体系中,应把会计师事务所监督改为社会监督,使其平行于国家部门监督。同时,社会监督不仅包括会计师事务所监督,还应包括社会公众监督。
内部审计监督是上市公司监督的第一道防线,在整个上市公司的监管体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内部审计监督还相当薄弱。要提高内部审计监督的质量,除改革会计人员管理体制外,公司管理当局还必须高度重视内部审计监督。如果这些问题能够得以恰当解决,内部审计监督将一定能够得以加强,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财政部门和证券监管部门应从两个方面加强监督:首先,必须严格按照《公司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要求,严把上市公司的入市关,坚决杜绝不合法的公司上市,这样就能从源头上堵死那些合法外包装下的非法公司的上市通道。其次,在公司上市后,财政部门和证券监管部门还必须按照《证券法》、《股票发行与交易暂行条例》和《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等法规的要求,对上市公司的各具体行为进行有效监督;税务部门主要是依据税法,对上市公司依法纳税申报和税款交纳等环节进行监督,在监督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其会计利润的调整和所得税计算方法的选用是否合法;银行等金融机构主要是依据《中国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监督上市公司的银行存款账户及各种专用款项的合法使用,尤其要监督其大额支票开支的审批手续是否齐全,切实保证上市公司的资金安全以及资金使用的合法性。
会计师事务所监督,主要是由注册会计师根据独立审计准则的要求,对上市公司编制的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公允性和一贯性发表恰当的审计意见。其审查的重点是上市公司是否按《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财务报告,以及是否按《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和格式准则》的要求恰当披露其相关信息等。
(五)加大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