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取中国智慧 提高执政能力

第一篇：汲取中国智慧 提高执政能力

汲取中国智慧 提高执政能力

中共江西省委书记苏荣在省委中心组第28次集体学习会上的讲话

智慧是指人们对事物能迅速、灵活、正确地理解和解决的能力，属于高级形态的认识方式、实践方式和生活方式。它可以深化于哲学、诗化于文学、雅化于艺术、融化于科学技术，还可以俗化于民间生活。智慧可以积累和传递，首先是在民族内部积累和传递,所以各个民族都有自身世代传承、独具风格的智慧。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包含着无穷智慧，直到今天仍然散发着历久弥新的光芒。特别是传统文化中所蕴藏的深厚治国安邦思想，影响了中国数千年来统治阶级的政治行为，到今天，它对于我们治党、治国、治军仍然具有弥足珍贵的借鉴价值。作为领导干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只有充分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智慧，以史为鉴、以史资政，努力增强执政能力，才能带领广大群众完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各项任务，才会不辱使命，有所作为。

一、深刻认识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从历史文化中汲取思想智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足以使全世界华人引以荣耀和自豪，它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凝聚力，是祖先留给我们最好的智慧之源。胡锦涛总书记深刻指出，要“大力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鼓舞我国各族人民不断前进的精神力量。”虽然当前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行为和生活方式都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中国文化也在全方位地转换和发展，但是这种转换和发展本身就是从传统开始的，传统文化对我们今天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传统文化中所具有的丰富智慧，对解决当前人类所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创造的，它泽被东西，充分显示了炎黄子孙的无穷智慧和宽广胸怀。在美国的科技界、教育界精英中，华人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充分展现了华人的智慧。美国前总统里根在1987年国情咨文中，引用老子《道德经》中的名句“治大国若烹小鲜”来说明了他的施政理念，意思是说，管理一个大国家，就像煎小鱼一般，是不能朝令夕改、胡乱折腾的。1988年1月，全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法国巴黎召开会议，在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宣言中指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两千五百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在联合国的大厅里就悬挂着孔子论语中“四海之内皆兄弟”巨幅标语，说明中国古代的圣人之训已经成为世界各国谋求和平的共识。近年来，在世界上很多国家特 别是一些西方国家兴起了一股“中国文化热”。把汉语当作外语来学习的人在全世界已经过亿，欧美国家学习汉语的人数，增幅每年保持在40%左右。我国已在96个国家和地区开设了322所孔子学院和369个孔子课堂。《周易》、《论语》、《孙子兵法》、《三国演义》等中国古典名著，已成为外国部分企业家和政治家的必读书目，并成为他们生活和工作的智慧来源。这一方面反映了崛起的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日益广泛深入；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丰富智慧，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人类社会主题的全球化时代，对于保持人的高尚道德精神、维系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对于解决人们所面临的许多共同问题，如环境与生态问题、种族冲突问题、国际恐怖主义、贫穷与战争、疾病与健康等，具有特殊的作用和价值，能够促进世界在相互尊重、相互依靠、平等互助中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因此，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不但没有“过时”，不但不能简单的抛弃，而且必须进一步大力弘扬，不断从中吸纳精华、汲取智慧，开拓视野、鉴往察今。

（二）我国传统文化中所具有的丰富智慧，对领导干部完成党赋予的历史重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面对当前瞬息万变的国际风云，不管是进一步深化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还是担负起加快发展、维护稳定的繁重任务等，都需要领导干部具有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具有足够的才华和智慧。温家宝总理在美国哈佛大学发表的演讲中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许多珍贵品，许多人民性和民主性的好东西。比如，强调仁爱，强调群体，强调和而不同，强调天下为公。这些传统美德对家庭、国家和社会起到了巨大的维系与调节作用。”在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着善于识别人才、用好人才，审时度势、多谋善断，整合资源、理顺关系等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丰富智慧。因此，领导干部要提高治国理政的能力，就必须刻苦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并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尤其应该学习和运用那些最优秀的、最有代表性的“经典”，因为它们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形成的精神文明的浓缩成份。通过学习、掌握、运用，做到正确把握形势、分析判断形势，不断创新工作思路，进行科学决策，开创工作的新局面。

（三）我国传统文化中所具有的丰富智慧，对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本身就是我国当代政治思想与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源之于我们深厚的文化传统。深入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持“天人合一”的思想，尊重自然，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谋发展；坚持“刚 2 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独立自主、自我创新精神，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中华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与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精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命题与核心精神，深刻地影响着我们这样一个文明古国的发展节律，影响着我们民族的文化风范和精神韵味。儒、道、法、墨等主要思想学派，对和谐思想都有深刻的阐发。儒家提倡“和为贵”、“和而不同”，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道家则倡导合乎自然，“宽容海涵”，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法家主张对个人、社会、国家三者关系正确定位，实现国家主导下的社会和谐。墨家践行“兼爱”、“非攻”思想。今天，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需要以和谐理念来协调；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需要以和谐理念来舒缓；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观念不强，需要以和谐理念来规范；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需要以和谐理念来化解，等等。因此，我们要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入学习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不断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二、要善于从传统文化中充分汲取智慧，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

传统文化有如涓涓细流，浸透在中华民族的骨髓之中，极大地影响着中国人民的思想意识。高度重视、切实珍惜这份遗产，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能够有效地帮助领导干部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

（四）要汲取传统文化中“为政以德”、“仁者爱人”等仁爱思想智慧，不断提高领导干部的凝聚力和影响力。我国传统文化特别倡导修身，把道德修养视为人之为人的重要标志；强调“为政以德”，认为道德教化是为政的基础。它为我们提供了安身立命的大思想、大智慧。儒家经典《大学》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启示我们：领导干部只有注重修身养德，成为品德高尚的人，才能以德服人，受到群众爱戴，才能增强凝聚力和影响力。在日常工作中，群众通常对领导表现出“力服、才服、德服”三种情况，以权力服人只能使人慑服，以才能服人可以使人折服，而以道德服人则使人心服。孔子还提出了“仁者爱人”的思想，要求每个人都要深怀“爱”心，努力营造“忠恕”、“仁爱”的人际关系。要忠诚待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要宽厚待人，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张通过实施“仁政”的策略来治理国家。要把人放在首位，关爱人、体恤人、帮助人，爱惜民众，广施仁爱，以此赢得民心。所谓“仁者无敌”便是这个道理。在我国历史上，人心向背往往决定着一个朝代或政权的生死存亡。大凡生命长久的朝代，无不是“亲民”、“爱民”的因素在起作用。领导干部一定要学习和借鉴古人的思想智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真正做到时刻关心群众疾苦，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最高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五）要汲取传统文化中“道法自然”、“有无相生”等辩证思想智慧，不断提高领导干部的思维能力。思维能力是领导干部运用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所必须具备的素质。思维能力决定领导能力。在我国传统文化经典《老子》和《庄子》中，包含着丰富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老子认为“大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主张“道法自然”，顺其自然；提倡“柔弱胜刚强”。老子说：“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集中揭示了对立面之间的互相联系、互相依存、互相作用和互相转化，具有明晰的哲理思辨。老子所说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已经成为后人谈论对立面转化每每引述的至理名言。他还提出了“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等具有浓厚辩证思维色彩的重要思想智慧。今天，我们研读这些古代哲学经典，对改进思维方式，提高辩证思维能力，增强工作统筹性，无疑具有重要作用。领导干部只有掌握辩证思维方法，才能更加准确地认识问题，更加科学地解决问题。

（六）要汲取传统文化中“与时偕行”、“革故鼎新”等创新思想智慧，不断提高领导干部的改革意识和创新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丰富的变革创新思想智慧。创新是它的重要精神特质。《周易》讲：“终日乾乾，与时偕行”，“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通者，趣时者也”。《大学》提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诗经》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道教也提出了“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主张。汉代的《周易·参同契》更是明确提出：“御政之首，鼎新革故。”我国历史上出现了一批像商鞅、王安石等彪炳史册的改革家。他们的改革创新精神正是中华民族不断求新变革的文化体现。面对新时期新情况新问题，领导干部必须深入学习传统文化中改革创新的思想智慧，勇于打破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敢于冲破过时的体制机制制约，积极探索，勇于突破，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改革。

（七）要汲取传统文化中“以德养廉”、“尚俭戒奢”等清廉思想智慧，不断提高领导干部拒腐防变的能力。“廉”有清正、俭朴、明察等多重涵义。专讲古代礼制和官制的儒家经典《周礼》对官吏的廉德有一个很全面的说明，即所谓“六计”，就是从六个方面去考核：“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意思是说，一个官员必须具备善良、能干、敬业、公正、守法、明辨是非等品格才算“廉”。朱熹认为，廉洁是为官从政者必备的一种基本的德性，他指出:“守官只要律己公廉，执事勤谨。”我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廉政的内容非常丰富，对各个时期的社会政治都产生过重要影响。《论语》指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等等，这些都被一些统治者奉为安邦治国之道。《中庸》提出“故君子慎其独”，就是人们在独处之际仍要保持道德的操守，独善其身。这是一种自律，一种坦荡。老子在《道德经》中阐述了“尚俭戒奢”思想，影响至今。孟子讲“吾日三省吾身”，留下了“富贵不能淫”的千古名言。当前，领导干部面临的诱惑很多，时刻都面临着廉洁自律的考验。因此，要积极汲取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廉政思想智慧，汲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牢记“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古训，坚持慎独、慎微、慎权、慎欲，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加强自我修养、自我约束，淡泊名利、洁身自好，警钟长鸣、廉政自守，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

（本文系省委书记苏荣在省委中心组第28次集体学习会上的讲话）

第二篇：汲取中国智慧 提高行政能力

汲取中国智慧 提升个人修养 提高行政能力

智慧是指人们对事物能迅速、灵活、正确地理解和解决的能力，属于高级形态的认识方式、实践方式和生活方式。它可以深化于哲学、诗化于文学、雅化于艺术、融化于科学技术，还可以俗化于民间生活。智慧可以积累和传递，首先是在民族内部积累和传递,所以各个民族都有自身世代传承、独具风格的智慧。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包含着无穷智慧，直到今天仍然散发着历久弥新的光芒。特别是传统文化中所蕴藏的深厚治国安邦思想，影响了中国数千年来统治阶级的政治行为，到今天，它对于我们治党、治国、治军仍然具有弥足珍贵的借鉴价值。作为领党员干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只有充分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智慧，以史为鉴、以史资政，努力增强执政能力，才能带领广大群众完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各项任务，才会不辱使命，有所作为。

一、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从历史文化中汲取思想智慧。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足以使全世界华人引以荣耀和自豪，它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凝聚力，是祖先留给我们最好的智慧之源。胡锦涛总书记说过，要“大力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鼓舞我国各族人民不断前进的精神力量。”虽然当前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行为和生活方式都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中国文化也在全方位地转换和发展，但是这种转换和发展本身就是从传统开始的，传统文化对我们今天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传统文化中所具有的丰富智慧，对解决当前人类所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创造的，它泽被东西，充分显示了炎黄子孙的无穷智慧和宽广胸怀。在美国的科技界、教育界精英中，华人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充分展现了华人的智慧。美国前总统里根曾在国情咨文中，引用老子《道德经》中的名句“治大国若烹小鲜”来说明了他的施政理念，意思是说，管理一个大国家，就像煎小鱼一般，是不能朝令夕改、胡乱折腾的。1988年1月，全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法国巴黎召开会议，在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宣言中指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两千五百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在联合国的大厅里就悬挂着孔子论语中“四海之内皆兄弟”巨幅标语，说明中国古代的圣人之训已经成为世界各国谋求和平的共识。近年来，在世界上很多国家特别是一些西方国家兴起了一股“中国文化热”。把汉语当作外语来学习的人在全

世界已经过亿，欧美国家学习汉语的人数，增幅每年保持在40%左右。我国已在96个国家和地区开设了322所孔子学院和369个孔子课堂。《周易》、《论语》、《孙子兵法》、《三国演义》等中国古典名著，已成为外国部分企业家和政治家的必读书目，并成为他们生活和工作的智慧来源。这一方面反映了崛起的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日益广泛深入；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丰富智慧，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人类社会主题的全球化时代，对于保持人的高尚道德精神、维系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对于解决人们所面临的许多共同问题，如环境与生态问题、种族冲突问题、国际恐怖主义、贫穷与战争、疾病与健康等，具有特殊的作用和价值，能够促进世界在相互尊重、相互依靠、平等互助中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因此，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不但没有“过时”，不但不能简单的抛弃，而且必须进一步大力弘扬，不断从中吸纳精华、汲取智慧，开拓视野、鉴往察今。

（二）传统文化中所具有的丰富智慧，对领导干部完成党赋予的历史重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面对当前瞬息万变的国际风云，不管是进一步深化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还是担负起加快发展、维护稳定的繁重任务等，都需要领导干部具有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具有足够的才华和智慧。温家宝总理在美国哈佛大学发表的演讲中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许多珍贵品，许多人民性和民主性的好东西。比如，强调仁爱，强调群体，强调和而不同，强调天下为公。这些传统美德对家庭、国家和社会起到了巨大的维系与调节作用。”在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着善于识别人才、用好人才，审时度势、多谋善断，整合资源、理顺关系等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丰富智慧。因此，领导干部要提高治国理政的能力，就必须刻苦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并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尤其应该学习和运用那些最优秀的、最有代表性的“经典”，因为它们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形成的精神文明的浓缩成份。通过学习、掌握、运用，做到正确把握形势、分析判断形势，不断创新工作思路，进行科学决策，开创工作的新局面。

（三）传统文化中所具有的丰富智慧，无论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还是对个人进步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以人为本，与时具进的科学发展观本身就是中国当代政治思想与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源之于我们深厚的文化传统。深入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持“天人合一”的思想，尊重自然，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谋发展；坚持“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独

立自主、自我创新精神，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中华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与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精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命题与核心精神，深刻地影响着我们这样一个文明古国的发展节律，影响着我们民族的文化风范和精神韵味。儒、道、法、墨等主要思想学派，对和谐思想都有深刻的阐发。儒家提倡“和为贵”、“和而不同”，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道家则倡导合乎自然，“宽容海涵”，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主张处理好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三者关系正确定位，实现正思维。今天，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需要以和谐理念来协调；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需要以和谐理念来舒缓；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观念不强，需要以和谐理念来规范；人保事业发展，就业、社民生保障、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需要以和谐理念来化解，等等。因此，我们要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入当下的工作与生活，学习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不断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二、善于从传统文化中充分汲取智慧，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传统文化有如涓涓细流，浸透在中华民族的骨髓之中，极大地影响着中国人民的思想意识。高度重视、切实珍惜这份遗产，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能够有效地帮助我们提高自己的行政能力和行政水平。

（四）汲取传统文化中“为政以德”、“仁者爱人”等仁爱思想智慧，不断提高领导干部的凝聚力和影响力。传统文化特别倡导修身，把道德修养视为人之为人的重要标志；强调“为政以德”，认为道德教化是为政的基础。它为我们提供了安身立命的大思想、大智慧。儒家经典《大学》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启示我们：领导干部只有注重修身养德，成为品德高尚的人，才能以德服人，受到群众爱戴，才能增强凝聚力和影响力。在日常工作中，群众通常对领导表现出“力服、才服、德服”三种情况，以权力服人只能使人慑服，以才能服人可以使人折服，而以道德服人则使人心服。孔子还提出了“仁者爱人”的思想，要求每个人都要深怀“爱”心，努力营造“忠恕”、“仁爱”的人际关系。要忠诚待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要宽厚待人，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张通过实施“仁政”的策略来治理国家。要把人放在首位，关爱人、体恤人、帮助人，爱惜民众，广施仁爱，以此赢得民心。所谓“仁者无敌”便是这个道理。在我国历

史上，人心向背往往决定着一个朝代或政权的生死存亡。大凡生命长久的朝代，无不是“亲民”、“爱民”的因素在起作用。领导干部一定要学习和借鉴古人的思想智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真正做到时刻关心群众疾苦，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最高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五）汲取传统文化中“道法自然”、“有无相生”等辩证思想智慧，不断提高领导干部的思维能力。思维能力是领导干部运用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所必须具备的素质。思维能力决定领导能力。在我国传统文化经典《老子》和《庄子》中，包含着丰富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老子认为“大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主张“道法自然”，顺其自然；提倡“柔弱胜刚强”。老子说：“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集中揭示了对立面之间的互相联系、互相依存、互相作用和互相转化，具有明晰的哲理思辨。老子所说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已经成为后人谈论对立面转化每每引述的至理名言。他还提出了“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等具有浓厚辩证思维色彩的重要思想智慧。今天，我们研读这些古代哲学经典，对改进思维方式，提高辩证思维能力，增强工作统筹性，无疑具有重要作用。领导干部只有掌握辩证思维方法，才能更加准确地认识问题，更加科学地解决问题。

（六）要汲取传统文化中“与时偕行”、“革故鼎新”等创新思想智慧，不断提高领导干部的改革意识和创新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丰富的变革创新思想智慧。创新是它的重要精神特质。《周易》讲：“终日乾乾，与时偕行”，“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通者，趣时者也”。《大学》提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诗经》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道教也提出了“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主张。汉代的《周易·参同契》更是明确提出：“御政之首，鼎新革故。”我国历史上出现了一批像商鞅、王安石等彪炳史册的改革家。他们的改革创新精神正是中华民族不断求新变革的文化体现。面对新时期新情况新问题，领导干部必须深入学习传统文化中改革创新的思想智慧，勇于打破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敢于冲破过时的体制机制制约，积极探索，勇于突破，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改革。

（七）要汲取传统文化中“以德养廉”、“尚俭戒奢”等清廉思想智慧，不断提高领导干部拒腐防变的能力。“廉”有清正、俭朴、明察等多重涵义。专讲古代礼制和官制的儒家经典《周礼》对官吏的廉德有一个很全面的说明，即所谓“六计”，就是从六个方面去考核：

“一曰善，二曰能，三曰敬，四曰正，五曰法，六曰辨。”意思是说，一个官员必须具备善良、能干、敬业、公正、守法、明辨是非等品格才算“廉”。朱熹认为，廉洁是为官从政者必备的一种基本的德性，他指出:“守官只要律己公廉，执事勤谨。”我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廉政的内容非常丰富，对各个时期的社会政治都产生过重要影响。《论语》指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等等，这些都被一些统治者奉为安邦治国之道。《中庸》提出“故君子慎其独”，就是人们在独处之际仍要保持道德的操守，独善其身。这是一种自律，一种坦荡。老子在《道德经》中阐述了“尚俭戒奢”思想，影响至今。孟子讲“吾日三省吾身”，留下了“富贵不能淫”的千古名言。当前，领导干部面临的诱惑很多，时刻都面临着廉洁自律的考验。因此，要积极汲取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廉政思想智慧，汲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牢记“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古训，坚持慎独、慎微、慎权、慎欲，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加强自我修养、自我约束，淡泊名利、洁身自好，警钟长鸣、廉政自守，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

第三篇：中国如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

执政能力建设目标体现了党执政的理念。执政理念是执政党关于执政规律的理性思考和对执政观念的认定。科学执政是指对于执政规律的把握和应用。妥善处理执政中的各种复杂的关系和矛盾，必须尊重客观规律，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科学决策，增强执政的科学性。民主执政是指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这是坚持科学执政的必然要求。党必须首先把执政活动纳入法制轨道，自觉遵守各项法律，在法律规定的范围行使权力。

那么中国如果如何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就必须从人民出发，要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要坚持依法治国，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

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局势发生新的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继续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没有改变，我们仍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我国改革发展处在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国内外条件下，我们党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必须大力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这是关系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

我们党是一个勇于追求真理、修正错误，善于总结经验、不断提高自己的党。在半个多世纪的执政实践中，党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两大问题，进行了艰辛探索，积累了成功经验，也有过失误的教训。坚持十六大提出的基本经验，认真总结和汲取党执政的历史经验，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对于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至关重要。

第一，必须坚持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立足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着眼于对重大问题的理论思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不断开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第二，必须坚持推进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增强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又要通过改革开放不断促进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适应，促进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相协调，促进弘扬中华文明和借鉴国外文明相结合，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

第三，必须坚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不断开拓发展思路、丰富发展内涵，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第四，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人民群众的拥护

和支持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党只有一心为公，立党才能立得牢；只有一心为民，执政才能执得好。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牢记“两个务必”，坚决惩治腐败，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证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第五，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要结合中国实际不断探索和遵循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是进一步把国家建设好，使人民群众丰衣足食、生活美满。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提高执政能力，最充分的体现就是发展，而科学发展观最本质、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发展。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国际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必须紧紧抓住机遇，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加快实现现代化才会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只有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才能抓好发展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为全面协调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才能更好地解决前进道路上的矛盾和问题，胜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所以，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为现阶段我们党提高执政能力提供了明确的目标支撑。各行各业要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都必须紧紧抓住发展这个关键。

在所有政党执政过程中都会表现出来并发挥作用，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在不同性质的政党执政过程中，在不同的国情条件下，这些规律和准则的内涵和具体的体现方式又会有很大的不同。认识和把握执政规律，正确地借鉴别人的经验，认真对待我们自己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提炼出来的基本规则，是我们从整体上增强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我们执政能力的一种体现。

第四篇：提高政府执政能力

2008年究竟发生了多少群体性事件，官方尚未公布最新数据。不过三年前的一组数据已经说明问题的严重性。根据2005年的《社会蓝皮书》披露，从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也是各种社会矛盾和公共事件的多发期。近年来，一些地方因群众诉求渠道不畅、公共事件处置失当，以致激化矛盾，酿成群体性事件的案例时有发生。激烈的冲突对抗、严重的破坏性后果、恶劣的社会影响，几起群体性事件以极端表现形式给基层政府的执政敲响了警钟。

一、群体性事件正日益考验基层政府的执政能力

2008年注定是非同寻常的一年，既有北京奥运会胜利举办、“神七”飞天这样的喜事，也有汶川地震、南方雪灾这样的天灾，同时还发生了许多起非同寻常的群体性事件。主要有：贵州瓮安事件。由于该县女学生李树芬溺水身亡，其家人对公安机关的“自杀”鉴定结果不服。6月28日，死者家属在瓮安县城游行，大量群众聚集围堵县政府，后转变为突发群体性bao力事件。瓮安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等160多间办公室、42辆警车等交通工具被烧毁，150余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1600多万元。

云南孟连事件。该县勐马镇胶农因橡胶林产权归属一事多次与当地橡胶公司发生争执和冲突。7月19日，勐啊村5位胶农被警察强行带走，数百名村民手持器械，与警察发生激烈冲突。警察被围困达11个小时，2名群众死亡，41名民警和19名群众受伤，9辆执行任务车辆不同程度损毁。

甘肃陇南事件。因对陇南市行政中心搬迁存有疑虑，11月17日，当地三十多名拆迁户集体到市委上访，随后大量群众聚集围堵市委大门，并转变为打 za抢shao的突发群体性bao力事件。这起事件共砸烧房屋110间、车辆22辆，市委大院各单位办公设施及其他损失503.8万元。

出租车罢运事件。11月3日，重庆市主城区8000多辆出租汽车全城罢工。7日，湖北省荆州市数百辆的士集体停驶。10日，上百名海南省三亚市出租车司机停止营运。同一天，甘肃省兰州市永登县上百辆出租汽车集体罢运。18日，部分“挂靠”在云南大理交通运输集团的个体客车司机集体罢运，造成大量乘客滞留，全州的县际客运秩序一度濒临瘫痪。20日，广东汕头1000多辆出租车罢运。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事实上，一些群体性事件突然爆发出来，乃是多年矛盾蓄积而致。如企业改制不规范、职工权益难以得到根本维护，导致职工集体上访；由于拆迁、征地行为不规范、补偿标准不统一或补偿不到位，导致被拆迁和被征地群众集体上访，甚至发生群体冲突；由于拆违过程中宣传不到位、程序没履行到位，导致被拆群众集体上访；由于执法部门行为不规范，乱收费、乱摊派，甚至借助黑恶势力对付群众，导致群众集体上访，或者引起群体冲突等等。

这一系列事件给我们基层政府的一个深刻警示是，在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上，政府绝不能麻木不仁，无所作为，而必须有作为、早作为，畅通各种利益诉求渠道，及时解决群众的各种诉求，不能让百姓言论成为“堰塞湖”。在矛盾凸显期，各级领导干部不应回避矛盾，而要敢于直面矛盾，善于化解矛盾。回避矛盾，只能将“小事拖大，大事拖炸”，最后积重难返。

二、群体性事件的频发凸显出我国目前基层政府执政能力的欠缺

群体性事件往往是在其他的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正当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正常表达的情况下发生的，或者说常常是无奈中的选择。当一个突发性事件发生的时候，借助于一个偶然事件的导火索，许多被压抑的利益要求集中表达出来。

实事求是地讲，绝大多数qun体事件的发生，都与政府行为不规范、政府对实际情况不了解、不及时采取防范和化解措施有关。如果各级政府对防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有足够的认

识、足够的准备、足够的措施，那么，80%以上的群体性事件都可以避免。换言之，目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频发凸显出基层政府执政能力的欠缺。

一是执政理念的偏差，没有真正树立起“执政为民”的理念。正如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瓮安“6·28”事件阶段性处置情况汇报会上说，这次事件，表面的、直接的导火索是女中学生的死因争议，但背后深层次原因是当地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qun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近些年，部分地方政府片面维护企业与自身利益，漠视农民的权利要求与利益诉求，将损害群众利益当做增加企业与政府利益的前提。一些地方政府片面强调经济发展，忽略了应有的服务职能，政府与民争利的情况经常发生，完全忘掉了“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

二是处理方式僵化，将群体性事件政治化或刑事化。几乎多数发生群体性事件的地方政府在分析原因、教训时，总有这么一条，qun体事件的背后，总是“背后有坏人（不法分子或社会黑势力或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种认识逻辑。因为与民众打交道，特别是与有不满情绪、有自己利益要求的民众打交道，至今是我们政府能力训练中最薄弱的环节之一。现在许多政府官员所熟悉的处理利益矛盾、利益冲突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形成的。而这种将群体性事件政治化或刑事化的处理方式的最大特点，就是将其作为政治或刑事案件加以硬性地打压，这是一些政府处理社会矛盾的习惯性方式。如果一些群体性事件不存在政治或刑事因素，人们反而不知道如何来进行处理，而将群体性事件中的一些过激因素人为加以放大，甚至激化出某些过激行为，则很容易将这些事件纳入习惯性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中。

三是解决手段单一，习惯用专政的手段来对待人民群众。综观近几年发生的一系列群体性事件，我们不难发现，人民警察都处在了冲突的第一线。当前在处理一些社会矛盾和纠纷时，一些基层政府过度依赖于采取强制手段，这不仅不利于缓解和消除矛盾，反而不断制造矛盾，加剧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紧张关系。其实，一味地看重秩序的维护，随意动用警察，采用暴力手段平息人民内部矛盾和纠纷，虽然表面上平安了，但怨气却不断积累，矛盾不断加深，从而为引发更大的冲突埋下了隐患。反思贵州瓮安事件，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曾十分痛心地说，一定要慎用警力、慎用警械武器、慎用强制措施，决不能动不动就把公安政法机关推到第一线，更不能用专政的手段来对待人民群众。

四是没有依法行政，是引发突发群体性事件的内在因素。长期以来，一些基层政府行政执法人员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滋生的有法不依、执法不公、滥用职权的腐败行为，以及在行政管理中养成的“衙门”作风、“四难”现象。此类不依法行政的种种行为，严重挫伤了人民群众的感情，侵害了群众的利益。同时社会风气、党风的败坏，腐败现象的恶化，乱收费、乱摊派、乱集资问题的屡禁不止，基层干部官僚主义严重，工作作风简单粗暴等等，又加剧了干群矛盾。日积月累，受伤害的群众面越扩越大，矛盾越积越深，一旦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方式方法不当或有把柄被抓住，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加上群众情绪激动，从而导致矛盾在短时间内激化进而酿成群体性事件。

五是没有建立相应的沟通制度，群众的合理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不畅。让老百姓有合理表达的渠道，是真心接受群众监督，吸引群众参政议政的具体体现，也是对各级政府官员实行监督的一个有效途径。然而，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却害怕老百姓表达诉求，不是努力创造条件让群众“有话有处说”，而是千方百计堵老百姓的嘴，结果导致矛盾越来越多，形成积怨，最后爆发，瓮安事件、孟连事件、定州事件等群体性事件都是深刻的教训。

六是没有掌握信息发布的主动权，让负面信息左右了公众。几乎所有群体性事件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信息不通畅。在“瓮安事件”应对过程中，作为谣言内容涉及地的瓮安县政府在危机早期并没有关注到民间流传的谣言，对个别媒体的报道也没有及时澄清。正是基层

政府对于信息舆论的敏感性和获取能力的不足，才使得谣言得以通过非正式途径在社会上呈规模效应模式传播，最终导致区域性社会心理危机。可以说，对传闻的姑息是导致许多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

正是存在这些不同程度的缺陷，才导致了许多基层政府未能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和激化，因此，在寻找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对策中，加强基层政府执政能力的建设应成为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三、加强基层政府执政能力建设，预防和控制群体性事件

既然许多群体性事件是由于基层政府工作不到位造成的，只有加强基层政府的执政能力建设，才能尽可能预防和控制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和激化。

（一）强化“执政为民”理念，提高基层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意识

强化“执政为民”理念是加强基层政府执政能力建设的当务之急。《****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总结五十五年来党执政的主要经验，其中的一条就是“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加强基层政府执政能力建设，首先必须树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鲜明特征，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必然要求，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坚实基础。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唯一宗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是我们党执政的本质，也是我们党执政与其他政党执政的根本区别。因此，基层政府一定要增强宗旨观念，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断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只有这样，才会切实做到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引发群体性事件的诱因自然就会消失。

（二）贯彻依法行政，提高基层政府的行政执法能力和水平

基层政府要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的执法宗旨，要教育行政执法人员，使他们知道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的，衣食是人民给的；要使我们的工作深深根植于人民群众之中，要做到为民执法不动摇，达到保障人民合法权益的根本目的。执法部门要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职权，履行职责，坚决杜绝失职不作为和越权乱作为的腐败行为。执法者只有依法执法，才有最广泛意义和最大程度的公正和文明，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执法偏差，减少执法矛盾。

（三）构建利益诉求机制，畅通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渠道

《****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健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机制，完善信访工作责任制，综合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调解等方法，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自觉维护安定团结”。基层政府要及时分析新形势下各种矛盾产生、发展的特点、规律，紧紧抓住矛盾的本质，积极寻求处理矛盾的方法、途径，防止矛盾激化。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认真听取群众不同意见和建议，特别是要利用信访、群团组织等窗口和桥梁，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疾苦，掌握矛盾的根源所在，及时、主动、稳妥地化解矛盾。对群众提出的合理要求要认真解决，不合理的要求要解释清楚，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把握准确，处置得当，这样才能把一些群体性事件消除在萌芽中。

（四）加强基层干部作风建设，密切干群关系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与一些干部脱离群众、贪污腐化、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思想和作风有直接关系。因此，基层政府必须加强干部作风建设，督促基层干部廉洁勤政，切实改进工作方式方法，转变工作作风，真正地沉下身子，深入到群众中去，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与群众多沟通多交流，做群众的贴心朋友，倾听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才能准确地掌握基层的情况和呼声，才能发现基层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才能采

取有效的措施，使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及时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才不至于引发上访问题乃至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五）建立“公众本位”的信息收集和发布机制，提高基层政府的信息处理能力知情权是现代社会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信息公开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打造阳光政府、透明政府的理念下，如果还是习惯于捂盖子、护短处，习惯于对民众需要知道的信息不公布或只是走形式，习惯于对各种传闻存疑消息不说明、不澄清，不仅仅是跟不上形势、成为时代的落伍者的问题了，还会掩盖矛盾、发酵矛盾、激化矛盾、升级矛盾。因此，作为地方基层政府，要充分保持对信息舆论的敏感性，提高信息处理能力，以最快的速度从掌握的信息中分析出社会公众的需要，制定出科学适当的危机公关策略。而要提高信息处理能力，必须转变“官本位”的治理理念，树立“以民为本，依法行政”的服务理念，建立“公众本位”的公共信息发布机制。“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满足突发性事件发生时公众对于信息的需求，打破谣言。

第五篇：依法提高执政能力

努力提高依法行政能力

同志们好！很高兴能与大家一起共同学习和探讨有关努力提高依法行政能力这一课题。

今天，我讲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什么是法律？

二、什么是依法行政？依法行政的特点是什么？

三、怎样才能提高依法行政能力？

下面我们共同学习第一个方面问题

一、什么是法律？

什么是法律？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字书《说文解字》对“法”的解释是：“‘法’刑也，平之如水。”这就是说，法就是刑，平之如水、公平正直（平之如水—公平正直）。

与“法”有密切联系的另一个字是“律”。《说文解字》称：“律，均布也。”所谓均布是古代用作调音律的工具，将律比作均布，说明律有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

由上可得出，法律是规范人们行为的行为规则。是“由立法机关制定，国家政权机关保证执行的行为规则。”

二、什么是依法行政？依法行政的特点是什么？

（一）所谓依法行政，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权限，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各项社会事务，依法进行管理的活动。1

依法行政包括以下三个基本内涵：

一是行使行政权力的主体必须合法。依法行政首先就要求行使行政权力的机关和组织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主体地位、资格和组织条件，如果进行行政活动的主体不是依法成立的或者不具备行政主体资格，那么，其行为不具有法律效力。

二是行政权力的取得和行使必须合法。依法行政要求行政权力的取得必须有法律依据，因为“行政机关的职权并不是行政机关所固有的，而是经人民授予，也即由法律法规授予的”。同时，行政权力的行使必须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行政活动必须在法定的权限范围内活动，既不能不作为也不能越权。

三是行使行政权力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做到权责统一。依法行政要求行政主体在享有行政权力的同时，必须承当相应的义务和责任，如果放弃那就是失职，必须追究法律责任。

（二）依法行政的特征：

一是依法行政是对行政主体即行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要求，而不是对行政相对人的要求。是治“官”，而不是治“民”的。在我国，既不可将依法行政等同于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监督，也不能将依法行政等同于依法治国。

二是依法行政中的“行政”是行政法意义上的行政，即国家行政或公共行政，是指一定的国家组织行政机关为实现国家职能、维护公共利益，依照法律规定的职权和规范，对国家行政事务进行组织和管理的活动。其行政的领域，是只能由国家实施管理的社会公益事务。

三是依法行政中的“法”，首先必须是体现国家和人民整体意志，反映社会进步发展规律的法，而不是长官意志、个人意志、少数利益集团意志的反映；其次，“法”应主要限定在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以及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法规。其他政策办法不能作为依法行政的法律依据；再次，从法律要素上看，依法行政之“法”不仅应包括法律法规，还应包括法律原则以及法律目的和法律条文背后所隐含的法律精神、法律价值。仅停留在法律具体条文的机械理解和运用上，是不利于依法行政的。

四是依法行政中“行政”和“法”的关系是：法优先于行政，法高于行政；行政必须有法，无法律即无行政；行政必须服从于法。执行国家意志的功能为行政，行政作为国家意志的执行工具，主要功能就是执行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法律之所以能成为对行政权力进行控制的手段，不仅在于行政权力是由法律赋予和派生出来的，也不仅在于法律是衡量政府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尺度，更为重要的是在于立法权与行政权性质不同。法律独具的至高无上的强制力和权威性，是约束行政权力任意专断的最有效的手段。当行政主体和行政行为被纳入法律管辖的范围，按照经过合意达成的法律规则进行运作，并运用法律的强制力进行规范和约束，行政权力的任意与专横就有可能得到有效的遏止；反之，失去法律约束的行政权力就会像脱缰的野马，无拘无束，行政活动中的人治必然抬头、寻租必然出现、腐败必然滋生。

五是依法行政在我国是一种积极保障有效行政与消极防范防止滥用行政权力的有机结合。依法行政的目的不仅在于对政府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依法进行规范，防止权力的滥用，并使受到不法行政行为

侵害的公民权利及时得到补偿，而且也在于保证国家行政管理的有效和效率，使其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

三、怎样才能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

依法行政从重依政策行政、依领导人指意办事，到重依法行政、依法办事，这是政治文明的一大跨越，有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那么，如何才能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要更新观念，牢固树立依法行政意识。人的观念、意识任何时候都是第一位的，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提高依法行政能力自然也不例外，而且从现实情况看，这个问题尤为迫切。一要革除“人治”思想，树立“法治”意识。要摒弃以言代法、以权压法、违法行政等陋习，努力做到依法管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维护法律权威；二要纠正法律治民不治官的错误思想，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行政重在依法“治官”的观念；三要克服单纯的法律工具主义观念，树立法律工具主义与法律目标主义同时并重的意识。就是说，既要明确依法行政、依法治县的理想目标，又要考虑依法行政、依法治县的现实性，在明确法律既管老百姓又管政府、管官吏的同时，把重心转向人民权益的保障和政府工作目标的实现上来，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

第二，要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只有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才能有效地提高政府行政效率、行政效益和行政质量。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利益要求不断提高，政府只有集思广益、充分发扬民主，才能制订出切合实际、真正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政策措施，避免决策上的失误；另一方面，随着人民群众文化素质的提高、参政议政意识和能力的增强，他们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因此，只靠少数人主观判断、凭经验决策的传统方式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应真正改变

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广纳民言，通过各种途径在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进行双向的信息交流，使公众明确决策意图，对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也有比较充分的思想准备。

第三，要理顺行政体制，切实规范行政行为。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要按照条块结合、适当分权、便于执法、讲求实效的思路，理顺行政执法体制。

第四，要强化监督，努力形成有效的行政监督机制。权力必须受到监督机制制约，否则必然导致滥用。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社会公共事务不断增多，行政机关的管辖范围越来越大，行政权力也相应增加；权力还没有摆脱自我扩张的特性，靠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自律仅仅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套真正强大有效的监督体系去制约行政主体的权力扩张和滥用。

第五，不断提高行政人员队伍的整体素质。依法行政能否顺利推进，执行者的素质又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这方面，一要加强自身的思想政治建设，自觉地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自觉地贯彻依法治国方略，积极推进依法行政；二要努力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坚持自学、爱学、勤学业务。使自己的思想觉悟、业务素质和法律水平整体得到提高。

同志们，要知道无规矩则不成方圆，要用规和矩画出美好的蓝图！要坚守法律防线并通过依法行政来构建威县更加美好和谐的明天！讲的不好，恳请同志们指正。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