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军队覆灭之际的政治工作

第一篇：国民党军队覆灭之际的政治工作

国民党军队覆灭之际的政治工作

国民党政权土改无能为力，使得军队与农民之间的距离越隔越远。在中共各种舆论的宣传下，国民党政府被定位为地主利益的代表，“国军”成为维护地主利益的武装工具，南京政府自吹自擂的全民性，在现实面前受到底层民众与舆论的严重拷问。

蒋介石视察庐山

高级军官训练团

来源：《江海学刊》2014年第4期

作者：李翔

军队实施政治工作，是古今中外的惯例。尽管名称、内容和实施方式不尽相同，目的都在培养军人对己方政治文化、社会价值、权威标准的认同与情感。政治工作是个笼统概念，其内涵与外延随着时代、国别、政治环境等的不同而改变，但激励士气的精神教育、争取民心的鼓动工作，一直是其中的主要内容。学界对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北伐时期，其次是抗战时期。越往后延伸，成果越少。①厚此薄彼，既不利于整体把握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的全貌及其流变，也不利于从不同的角度总结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快速覆灭的缘由。本文择取这个时段政治工作对官兵士气的激发与民众之间的互动这样两个方面，主要用意是从最关键的士气和民心入手，更有针对性地化验出南京政府弥留之际政治癌变的前因与后果。

快速恶化的战况与弃“新”复“政”

早在1945年重庆谈判之际，蒋介石就重印了《剿匪手本》。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阅读手本后列举中共在施政方针、根据地面积、部队规模和武器装备等方面与江西时代的不同，特别提及中共在政略上，不仅继续实施农工政策，且团结各党各派倡导民主政治，因此提出要解决中共问题，必先安定民众。②刘峙提议的出发点，是以政治问题的处理，来带动军事问题的迎刃而解。

刘峙的提案，能够得到高层军事将领的共鸣吗?稍稍回溯一下历史，就不难发现答案。自建立全国政权起，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几乎完全依赖于军队。从某种程度上言，它只有政治和军事的组织机构，而缺乏社会基础。后者在政府的政治议程中，“列于最后一项”③。其军事将领推崇武力，迷恋用极度的专横暴力来威吓、解决周围的一切“纷扰”，“这些就是拿破仑式的人物，这种人很容易毁掉自己或别人”④。

刘峙的呼吁，自然没有任何的市场可言。1946年2月，国民党政府召开整军会议。其间，由何应钦、白崇禧主持，在南京城外举行陆空军联合攻击演习。白在讲评时，声称以现代化武器去打共产党不成问题。演习部队是美式装备的张灵甫第七十四军，将领们与张倾谈时，其面有得色。⑤在精神武器与物质武器的抉择上，蒋介石有时尽管提出信仰的重要性，但总体上更倾向于武器装备。⑥过度相信武力，以为优势装备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几乎是国民党将领的普遍特性。政治工作在军事将领们的眼中，一向就是卖狗皮膏药的，起不到太大疗效。战后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武力资助，又使得轻政工、重装备的念头在军事将领心中更为突出。

在高层军事将领普遍轻视下，在战后美国及国内中间势力“军队非党化”和“军队国家化”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被动接受了美军新闻机制。⑦1946年6月，问题丛生的军委会政治部被缩编为国防部新闻局。地位更低、更无效率、更受将领唾弃的军队党部被迫取消。作为党部解散之后的应对之策，原计划在军队里面成立的三民主义研究会或三民主义力行会⑧，由于将领的杯葛，并未得以组建。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原解放区。国共双方政治工作的效果，立即受到残酷战争的检验与宣判。在美军中行之有效的政治工作模式——新闻局制，“其基础则建筑在先进工业国家的自由民主思想上”⑨，受制于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立场，新闻制引入后，军队政治工作不仅没有丝毫的起色，反而带来政治工作的迷茫与凌乱。政治工作的劣势在国民党嫡系军队全面进攻时就已开始显现。杨伯涛回忆，1946年8月与刘伯承部队第一次交手，打得如此蹩脚，原因就包括侧重军事“进剿”、无视政治对垒，既没有掀起宣传高潮，调动士气;也没有安抚人民，加强军民合作。⑩

随着国民党军队占地面积的扩大，人员大量伤亡，兵员补充与后勤供给越来越难以维持。(11)在许多战役中，国民党军队士气低落，兵士一遇机会，即行逃跑。战斗环境的恶化，新闻人员看得很清楚：“我们的处境与日本人无异，老百姓都把我们当作敌人看待，因之全线不能控制。”(12)1946年冬，蒋经国视察东北，痛骂治军不严的将领和贪官污吏。(13)

嫡系将领的检讨、新闻人员的反思、蒋经国的痛诋，突出说明国民党军队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隔阂与芥蒂竟然如此之深。其原因，绝不仅是政治工作的无力，而是与国民党政权疏离群众的寡头统治息息相关。

1947年6月30日，第三次四平战役虽以国民党军队的胜利告终，但却是强弩之末。“四平战役后，军事、政治弱点完全暴露。„„国军完全处于劣势。在空间上，由广大的面缩短为线，由线更缩短为点，再由多数的点缩小为少数的点。”(14)同一天，刘邓大军揭开解放军战略反攻序幕。10月10日，中共中央批准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宣言正式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15)

一边是构筑新型经济基础的土地法，一边是要解构掉的上层建筑的最高代表蒋介石。回想重庆谈判时，蒋还被中共认可为国家领袖。而两年后，授予底层民众土地的大纲，与呼吁民众起来打倒蒋介石的宣言，竟都选择在国民党政权的国庆日发表。这表明中共清楚无误地认识到，国家政权的正统性与合法性，已从抗战时期的民族主义，转变到战后的民事与民生。在双方军事力量强弱差距逐步缩小的背景下，涉及最广大民众利益的民生问题的解决与否，就成为国共两党政权被民众选择或抛弃的根本指针。国庆日的大纲与宣言，更等于是向国民党政权宣告，中共要用千千万万获得土地的农民和人民的军队，去掀翻蒋介石的统治宝座，终结南京政府的国庆日。

民心加速向中共聚拢和军心急剧涣散的严峻现实，迫使蒋不得不沉重反思。军队政治工作何去何从，成为蒋反省的重点之一。12月，国防部新闻局按蒋的旨意，在南京召开团以上军队新闻工作检讨会议，强调以“对敌心理作战”为主要工作内容。会议期间，曾在南京孝陵卫表演过一次攻心战宣传品发射的实验。(16)与会人员，“眼见国军部队，军心涣散，士气消沉，而政工无能挽救狂澜，困心衡虑，更觉现行制度，实不足以应付来日大难”(17)。内心焦灼的蒋介石，同意提高政工机构的权责，加强“绥靖”政务。(18)会议决定将新闻局改为政工局。政工改组，是蒋企图为政工人员打气的举措。可是，“参加会议回来的军政人员，除在南京或上海游逛一趟和买点美国货物带回来以外，他们的士气更低沉了”(19)。政工人员对工作的懈怠与麻木，并非某个系统的个案，而是败亡之际国民党政权各机构各部门工作散漫、责任心缺失的普遍场景中的一幕而已。

按照决策，军队各级新闻机构随即筹备改组。1948年2月，国防部政工局成立，仍以邓文仪为局长。无论新闻局，还是政工局，编制较抗战时的政治部均大为缩小，“在解放军政治攻势下，很难发挥反击作用”(20)。4月，为配合总体战(21)，政工局主要使命定为：“在充实军队政治工作，瓦解匪军之作战意志，加强绥靖地区政治工作，实施军事、政治、经济总体战的方略，借以集中力量，达成剿匪救民戡乱建国的使命。”(22)

南京政府自建立起，每逢军事进展顺利，政工机构及其权责就会被缩减，仅仅负责战地宣传;每遇战争困境，蒋介石就会扩充政工机构及其权限，另外赋予政工机构民事权和保防权。国民党军队的政工人员，尽管没有中共军队政工人员的工作热情、责任心与多样的工作方法，却经常缅怀1920年代大革命时期军队政工机构的权责。战况的恶化，对国民党军队政工机构反而是个福音。政工人员在意的，主要不是服务军队的机会增多，而是权力的升降。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工局部署了“戡乱”时期的若干政工事项。

纸上谈兵：政工局主要事项

政工局编印《三十七年度国军政治工作实施计划》，制定了政治工作在整训和作战时期的内容、实施办法、要求标准，并督导组织地方武力和加强民众组训。(23)依据1948年4月21日的组织规程，政工局负责拟定并推进军事区内一切民事配合军事的行动计划。(24)1948年6月4日，《各级军事机关部队医院学校政工(训导)纲领》发布，规定政工局除继续新闻局业务之外，1947年初划出新闻局的民事及康乐业务重新划归政工建制，并增加协同监察部队经理补给及军风纪事项等职权，派驻部队的各级监察官均由各级政工处指挥督导。(25)

与新闻局编制地位一样，政工局仍旧为建制幕僚单位，受单位的军事长官直接指挥监督。尽管如此，部队中的人事经理有所改变，军中国民党的组织得以报准恢复，并由政工人员推动党部工作。(26)改组后，政工组织体系未变，部队新闻机构改换新的名称，级层系统依旧，分特种、甲种、乙种、丙种、丁种、戊种6级政工处。(27)

为配合作战，随着政工机构改组的推进与职能权限的重新划分，各级政工单位试图贯彻蒋介石的旨意，力抓激励士气、加强军民合作等中心事项。

1.四大公开与士气提振

1948年初，政工人员反思过去政治训练只是虚有其名，连队基层工作并没有实际开展。为此，政工机构出台《连队新闻工作目录》，提出以连为单位，加强士兵思想教育，寄望能够达到团结军心和鼓舞士气的目的。(28)《目录》虽为新闻局所定，但其内容为稍后的政工局所承继，成为政工局意图推进基层政治工作的重要条文。1948年2月起，内战规模继续扩大，“国军士气日趋消沉，降匪屈辱之事时有所闻”(29)。有鉴于此，蒋令政工局编订《剿匪问答》，目的是让官兵知晓“为何而战，为谁而战”。

无论是连队的思想教育，还是向官兵灌输《剿匪问答》，其意都是要激起官兵对中共的仇恨与敌意，增强战斗力。但能否实现目标，关键还是取决于政权的政治立场和部队自身的内部建设。邓文仪希望通过扭转部队风气，来改善军民关系，力推1947年下半年开始实施的部队人事、经理、意见、赏罚等四大公开。其要义是，通过整肃部队的坏风气，树立新的官兵关系，从而增强向心力与凝聚力。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才能既提高士气，又使官兵明白“为何而战，为谁而战”，提升战斗力，加强军民合作。(30)

人事公不公正，直接影响官兵的情绪，尤其关系到军心和士气的升降。《国军政工史稿》对此有深刻的检讨：各级部队的人事，多紊乱无章，徇私情讲关系，仅凭私人因素决定官兵职务的升降。甚至有因个人恩怨或妒忌心理，往往借权力，使应奖者不但不能得奖，且以各种罪名予以黜免。这使许多优秀干部心灰意懒，逐渐由向心变为离心，士气低落消沉。一到战时，不待解放军攻击，士气即先瓦解。(31)为扭转颓势，各级政工机构以团连为单位，组织包括官兵在内的人事评判会。

国民党部队士兵待遇微薄，生活清苦，将领吃缺营私，贪污中饱者比比皆是。即使比较有操守的高级将领，其收入与士兵所得，也是云泥之别。官兵之间的敌对情绪因此加速蔓延。为改善士兵生活，缓和官兵关系，政工局提请组织经理伙食委员会，促使经理公开。(32)

收入的悬殊，拉大了官兵之间的心理距离。官兵离心离德，下情不能上达，意见不能互相沟通，以致军心涣散，阻碍团结。部属中很多良好的意见与建议，因慑于长官的威势，不敢陈述。甚至有的部队官长，反对、阻挠军中的民主风气，强行向士兵灌输服从意识。(33)政工局为此建议各级部队，运用小组讨论会、时事座谈会、批评会，促使意见公开。此外，组织纪律监察评判会，促使赏罚公开。

2.土地条例与军民结合

对于如何改善民生，如何加强军民结合，国民政府在抗战胜利前有所规划，胜利后相继出台了系列有关农村问题的规章条例。1946年4月15日，南京政府公布《公有土地管理办法》;29日，又公布《土地法》及《土地法施行法》。(34)这比中共出台的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五四”指示，还要早几天。可惜，各地并未解决底层民众的土地问题。蒋介石更在意用军事力量控制地方，而中共将减租、生产和练兵定为建立和巩固解放区的战略举措。(35)

战局的恶化，统治危机的加深，迫使蒋介石检讨“戡乱”之策。面对中共的新民主主义、土地改革等组合拳的击打，政工局得出结论：“土改运动是中共兵役政策、财政政策和粮政政策的源泉，是中共的生命线和革命的总资本。”(36)1948年5月，特别接受蒋介石之命，检讨土地问题的政工局，主要从两个方面拟定对策，向蒋呈文：

一、土地所有与使用：荒地收归国有，奖励人民租垦，荣军遗族、复员官兵和退休退职退役的官兵配给耕田;政府照价收买多余的土地，转让给无地少地的民众耕作;制止地主的反攻倒算，不准还乡地主收回土地，以保障佃权，并将其列为各级行政官吏的重要考成指标;全国实行限田制度，避免土地的兼并与集中;确定地价累进税制，建立增价归公，及照价收买等实施平均地权的策略。

二、农业生产：政府应严格执行“三一”减租，并实施农业合作集体经营，以保障官兵日常生活，提高作战士气;设立农村合作社及农款贷借制度，以消灭剥削农民的高利贷资本。(37)

为改变民心离散、军民分割的被动状态，1948年6月，政工局被赋予促进军民合作及改善军民关系等各项职能，如：协助清查户口，编组保甲，恢复地方秩序;协助建立地方民众武力;扶植各种民众团体，组训地方民众战时任务队;协助地方政府处理土地田赋、财政金融、救济合作及社会文化教育事业。政工局决定各师政工处设政治工作队，以协导军民互助合作、建立地方自卫武力、组训民众、肃清零散的解放军为主要任务。(38)

为扩大宣传军民合作事宜，政工局提出敦请名人广播及发动学校社团出刊爱民墙报等，并将会议记录分送各合作单位查照施行。政工局为宣扬爱民事实，以激励士气振奋民情，曾编撰新闻稿及通讯稿十余篇，送各报馆刊登。为促进爱民拥军，造成拥军热潮，6月10日，政工局编成拥军须知小册子。17日，政工局将爱民拥军实施办法修正案及实施细则，签请行政院核颁施行。同月，政工局订定《加强实施爱民拥军教育方案》，签准以国防部令颁行，并分函教育、内政、社会3部及各省市政府，饬令遵办。(39)

政工局拟定的士气提振和军民结合的若干措施实施状况到底如何呢? 覆舟之鉴：主要事项实施评点

政工局长邓文仪如此回忆：“因为这时我们的工作早已失去主动，只有被动的应付，防制敌人的发展，不能主动的彻底打击敌人，当时环境的危急，工作的艰难，真非笔墨所能形容。”(40)邓的话语无奈地承认，士气振奋和军民结合，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绩。《国军政工史稿》的表达更为直接，如实陈述军队政治训练的虚空状况，在“为何而战，为谁而战”的灌输方面，作战部队“无从实施”;即便实施，“亦无效果”。(41)

邓把工作无效的原因归结为改组时间的延误：“改组工作在实效上说已经是迟了，如果在一年前或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国防部的时候，就改组或不放弃政治工作的名称与实质，也许共匪全面叛乱要延长时间及主客易势。”(42)《史稿》主要从工作方法和技巧入手，总结国民党军队与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优劣，得出国民党军队政治训练没有成绩的缘由。为何出现毫无效果的结局，无论是《史稿》，还是邓本人，都没有从官兵斗志、军民关系等最能代表政权政治立场处具体阐释。

1.官兵斗志沦丧

官兵斗志的沦丧，与四大公开没有取得成效紧密相关。

四大公开实施初期尚能发生些微作用，然而国民党部队习染已深，积重难返。各级政工人员为推行四大公开，被部队将领胁迫去职。《国军政工史稿》为此感言：“故法良意美，只以部队长执行不力，导致军事失败，良非偶然。”(43)军队全方位的腐败，导致政治工作中的四大公开难以推动。

四大公开推行无果，加剧了国民党军队各单位、各系统、各将领之间，以及官兵之间的隔膜与生疏。而这份隔膜与生疏，更直接导致各级部队军心离析。其后果，不仅底层官兵不知道“为何而战”、“为谁而战”;即使高层之间，也是处处设防、处处钩心斗角。

全面内战爆发以来，国民党军队作战十之四五是打糊涂仗，底层官兵经常不知道与其作战的解放军的番号实力，士兵有十之八九不知为何而战。(44)不仅士兵不知道下一步如何行动，不知道为何而战，不少高级将领对军事计划也不知悉。即使在战时，部队将领对作战谋划也互不通气。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期间，国防部严电催促第12兵团北上行动，军师长以下各级干部，不明作战方针，干部多有隔阂，兵团司令黄维根本不做政治鼓动工作。(45)一连一团不知道作战计划与“为何而战”，还可以说与基层政治工作的效果有关。军师兵团也不知道作战规划与目的，绝非政工局和政治工作所能解决。这表明，到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军队从高端到基层，从整体到个体，整个作战机器与结构均已病入骨髓，完全是被动应付中共的打击。

到了危机总爆发时，在强大无比的中共党力的重击下，政工局及南京政府想起了党力的重要性。1948年5月，政工局吁请：“执行铁的党纪，贯彻党的命令，整肃党的阵容，树立新的作风。”(46)国民党军队中，党部历来仅具形式，并无权威。部队长官一律为党部委员或特派员，全体官兵均为党员。党部组织极为松懈，官兵对党的意识淡薄。党对部队的积极作用无由发挥，政工人员更不能运用党的组织关系，加强其权力与效能。在现实面前，政工局指出的党的问题与开列出的药方，纯粹是走走形式，发发牢骚而已。

除了大革命与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一直不能有效地将党的大政方针与军队的行动结合在一块。面对军事局势的全面糜烂，甚至连蒋介石也无法用新的合理的话语来激励部下。1948年7、8月份的一天下午，蒋在励志社宴请与会人员，又讲了一些打气的话，并散发“为什么要剿共”之类的宣传印刷品，叫大家带些回去对官兵讲解。这些宣传物品，内容仍然是“共产党是不要国家民族的，共产党是苏俄的第五纵队，共产党人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不孝父母、共产共妻”等等陈词滥调。(47)蒋与中共你死我活地斗争了几十年，竟然还是只能用陈腐的第五纵队、历史文化、生活方式等由头来反击中共，不得不说，作为军人的蒋，对民生问题的解决太少，以致没有可以拿得出手的成绩，用以反击中共对国民党政权和国民党军队性质的分析与揭露。

缺乏有效的精神打气，导致从高层将领到底层官兵，都不愿意拼死效命。平津战役，尤其是军无斗志的最佳注解。1948年12月下旬，傅作义起家老本第35军被解放军歼灭，对傅的精神构成极大打击。(48)1949年1月中旬，天津被解放军拿下，傅部西窜绥远和东出大海的道路均被堵塞。傅意志动摇，与中共展开和谈，最终北平和平解放，近20万蒋的嫡系部队，仅李文、石觉等黄埔将领乘飞机离开。傅在1927年底守卫涿州一战成名，作战很有一套，到北平守城时还有近20万部队可以调用，却已没有再战下去的决心。驻平部队多是蒋的嫡系，也全然丧失继续战斗的勇气。刘安祺回忆：“北平一战实在令人遗憾，十几万大军就那样解体，在国军战史上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丑事。那么多人，很可以打的，结果那么完整的部队，出来时连带一个参谋的都很少。”(49)

自古以来，任何国家、任何军队、任何政治力量，不管采取任何形式教育军队，激发官兵的斗志，都不仅是政治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其重中之重。精神武装即告缺失，斗志自然全无，再强大的物质装备，再多的军队人数，再有名的军事统帅，在军事的对决面前，均成为瞎子点灯白费蜡。诚如《国军政工史稿》所言，“军事既已解体，政治工作更是无能为力，纯粹走走过场而已”(50)。

政工局的士气提振没有获得多大的疗效，另一项政工机构的重要事务——军民互动，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2.军民关系形同陌路

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可以用民族主义来凝聚民心与军心。虽然民生问题一直处于危机边缘，但在大是大非的民族问题面前，暂时退居到从属地位。抗战胜利后，地方元气未复，人民生活困苦，人心士气都不振奋。(51)挟洋自重的国民党政权，没有真心与民更始。

政府对民生问题的漠视，党组织对农工的排斥(52)，军队内部的混乱不堪，使得党政军民隔膜丛生。一旦国共战争的军事天平从国民党军队转向共产党军队时，过于倚赖军事强力支撑起来的国民党政权，必将面临统治危机的全面爆发。

不管政工局纸上如何调整方略，军民感情都是越来越淡漠、敌对。在华中地区，为扭转军事颓势，国民党政府意图给伤残军人授田，以收买军心与民心。1948年1月7日，华中“剿匪”总司令部颁布《荣誉军人授田条例》，省政府还发布健全农会、实施有功战士授田及农地处理计划草案，决定以实施土地改革为提振士气的中心工作。(53)纸上的草案远远不等于真正的行动实施。从草案到定稿再到实施细则，从过去的保甲到现在健全农会，都需要时间去准备去消化。且在国民党政府军事、行政、党务、民事几乎瘫痪的环境里，草案根本无力落实。以华中的松滋县为例，1949年5月，湖北省松滋县成立有功战士授田委员会，并决定改组各级农会组织，未及实施，地方即告解放。(54)

面对党政军民的支离破碎，1948年3月，蒋亲临主持华中“绥靖”会议，决定以军事为主体，配合政治和经济，同时“进剿”。国民党政府决定采取竭泽而渔的战略，将战区内一切人力物资尽量征购迁移。总体战方案，先不说其能否推行下去，单从征调战区所有人力物力分析，就是逆民意而动。底层民众不仅没有从国民党政权那里得到切身利益，还要为战争承担人力物力成本。总体战方案，不啻是统治者焦头烂额之际想出来的饮鸩止渴的臭棋，使得军民之间难以形成合力，而且更激化原本就非常冷漠的官民关系与军民关系。

1948年4、5月间，根据政工局命令，华北“剿总”政工处人民服务大队成立，队员从青年军第208师中文化较高的下级人员中挑选出来，任务是随军搞战地宣传和战地情报。几个月后，这个大队就被撤销。

5月，国防部召开绥靖政务研究会，研讨总体战推行办法。行政院根据前项决议与研究结论，并参酌实际需要，订定《绥靖区总体战实施纲要》，颁布实施。透过《纲要》，能够看出国民党政权急火攻心，特别提出平均农地使用权、军人及遗族授田、组织合作或集体农场等条规，以实现耕者有其田。(55)

可惜国民党政府的土地等民生政策根本无法推动。华北“剿总”政工处。1948年曾经拟定《土地改革方案》，秋季招收一批大学毕业生，成立土改工作队。方案基本要点是没收不在乡的地主土地，在乡地主实行二五减租，并在北平南苑进行试点。该行动立即遭到有势力人物的反对，拥有土地的李培基在傅作义为他所设的便宴上，毫不掩饰地表示不满和反对：“共产党搞土改，怎么你们也闹土改呢?”傅在饭桌上没有作任何表示，事后嘱咐主持试点的人说办事原则是“外圆内方”。另一拥有土地的热河籍某政客则勾结国民党北平宪兵，故意向试点工作人员寻衅;某些反对者还直接向南京反映，弄得蒋介石亲自来电查询。(56)

政工机构设立军民合作站，原意是军民互利，改善双方关系。但实施结果并不是为民众谋利益，而是变相搜刮民众上。这些军民合作站的任务，“是对当地驻守的国民党军部队进行补给，强迫劳苦大众天天送粮、送菜、送肉，来供给他们的驻地官兵”(57)。军民合作站由团指导员与地方保甲人员采购每日所需的菜蔬和马料，但价格却比市价少三分之一，面粉价也比市价少一半，以致“当地人怨声载道，称国民党为刮民党，骂蒋介石为蒋该死”(58)。

国共战起，政工机构被赋予诸多民事权力。但政工机构加强军民联系的重点，却放在了组织保甲，控制民众。政工人员无力推进军队爱民的政治教育，仅靠政工人员在行军过程中进行消极监视，借以维持军队纪律。这并不能杜绝士兵对于军纪的破坏，偶尔守纪律的部队留下的好印象随即就被后来的部队所摧毁，军民关系一直不能改善。多年以后，政工最高部门不得不承认，在军民关系中，“只见民众不断的供应，而未见军队服务民众;且更有不法苛扰情事，是以民众虽恨匪畏匪，而对国军亦未表示欢迎”(59)。

结语：无力的哀挽

国民党政权土改无能为力，使得军队与农民之间的距离越隔越远，与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也是背道而驰。在中共各种舆论的宣传下，国民党政府被定位为地主利益的代表，“国军”成为维护地主利益的武装工具(60)，南京政府自吹自擂的全民性，在现实面前受到底层民众与舆论的严重拷问。国民党统治的公平性、正当性、合法性不可阻挡地加速流失。

对于军民关系的恶劣程度，1949年11月，黄埔一期生宋希濂的反省掷地有声：“自黄埔以来，在军队中20多年，从未像这次指挥的部队，纪律败坏到这个地步。我们当年在广东的口号和国民革命军的信条，是‘爱国家，爱百姓’，而今天却弄到这样危害百姓，将何以自解!”(61)

中间人士何廉曾有这样的描述：“国民党政权在丧失仅剩的一点点民众支持的同时，它的军事力量也急剧削弱，那些当兵的人不愿再打下去，他们不能再打，他们吃不饱肚子，面对内战中的敌人，就很容易缴械投降或者被击溃。我回想快到1949年的时候，国民党在人民群众中哪里还能找到支持!”(62)

士气的沦丧，意味着作战力量大减。敌对的军民关系，不仅造成战力削弱，而且使得军队处处遭到掣肘，大减的军事力量，更被稀释与分解。

在败象纷呈、政权覆灭已定的大局势下，越来越多的部队自然不愿再做国民党政权的殉葬品。自1948年9月起，大面积的投降与倒戈，如烈性传染病般地在国民党军队中弥漫开来，令统治者甚为可怕的场景大规模出现了。

这一切，最突出地说明了政治工作的功效完全丧失。精神武装的极度匮乏，造成战斗力量的急剧衰弱。军事溃败，导致南京政府在大陆的统治土崩瓦解。

注释：

①学界有关这一阶段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的研究，鲜见专题论文发表。著作方面，台湾1960年版的《国军政工史稿》，是有关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的断代史巨著，相关章节探讨了1948～1949年的政治工作。

②“蒋介石批复刘峙修改〈剿匪手本〉报告代电”(1945年11月1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军事(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21～622页。

③[美]易劳逸：《蒋介石与蒋经国(1937～1949)》，王建朗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④[美]拉斯维尔：《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杨昌裕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1页。

⑤⑩(45)《杨伯涛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20、124～125、160页。

⑥蒋介石：“特种兵的任务和努力的方向”上(1946年6月7日)、“特种兵的任务和努力的方向”下(1946年6月8日)，秦孝仪：《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二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321～331、332页。

⑦参见李翔《战后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转向因素试析》(1945-1946)，《民国档案》2011年第4期。

⑧蒋介石：“政工人员对于时局应有之认识与努力”(1946年8月8日对高级政工人员会议讲)，秦孝仪：《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二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378页。

⑨(17)(29)(31)(41)(43)(50)(55)(59)国军政工史编纂委员会：《国军政工史稿》，(台北)“国防部总政战部”1960年版，第1046、1060、1260、1282～1285、1271～1281、1287、1044、1310、1373页。

(11)(14)沈云龙等编：《王铁汉先生访问纪录》，(台湾)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79、79～80页。

(12)(35)《中共之兵运工作》，中联出版社1946年编印，第23、4～6页。南京图书馆古籍部藏，藏号：E22/17。

(13)贾亦斌：《我与蒋经国从友好到决裂》，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32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37页。

(15)中共的《中国土地法大纲》，1947年9月13日通过，正式发表于1947年10月10日。参见李新总主编《中华民国史大事记 第十二卷1947～1949》，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8429页。

(16)李廷芳：《解放战争期间的南京政府国防部新闻局(政工局)见闻点滴》，广东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48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4页。

(18)(51)邓文仪：《从军报国记》，(台湾)正中书局1979年版，第374～375、368页。

(19)周钧：《傅作义部队政治工作概况》，《傅作义生平》，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88～89页。

(20)李以劻：“两度相随蒋经国的经过”，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51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58页。

(21)国防部政工局编印：《绥靖区总体战之实施》，国防部政工局1948年版，第1页。

(22)(36)(40)(42)邓文仪：《老兵与教授——陆官第一期生的传奇经历》，(台湾)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337～338、339、338～340、340页。

(23)(44)国防部政工局编印：《三十七年度国军政治工作实施计划》，第51、33～35页。南京图书馆古籍部藏，藏号：E22/63。

(24)“联合勤务总司令部检发修正国防部政工局组织规程训令”(1948年4月2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军事(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页。

(25)(38)“国防部颁布各级军事机关部队医院学校政工(训导)纲领”(1948年6月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军事(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13～315、313～315页。

(26)政工局虽然明文规定政工人员兼办党务与政治工作，但实际上军队党务工作几乎陷于停顿状态。参见孙桂珍《国民革命军政工制度研究》，南开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第228～229页。

(27)(32)中央训练团新闻工作高级干部训练班编印：《如何加强实施士兵教导》，国防部新闻局1947年版，第1、20页。南京图书馆古籍部藏，藏号E22/12。

(28)国防部新闻局：《连队新闻工作目录》，1948年版，第1～3页。南京图书馆古籍部藏，藏号E222/5。

(30)“国防部政工局三十七年六月份重要工作简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七八三/87。

(33)朱宏源：《罗友伦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第49页。

(34)李新总主编：《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十一卷(1945-1946)，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8034、8043页。

(37)(46)《国防部政工局编〈剿匪方策〉政治部分》(1948年5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政治(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223、216～218页。

(39)“国防部政工局三十七年六月份重要工作简报表”，“该部政工局核派人员名单和第四处重要工作简报表，业务职掌分配表代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七八三/87。

(47)(61)《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73、338页。

(48)《戎马春秋：董其武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48页。

(49)《刘安祺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126页。

(52)“吴铁城在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党务检讨报告”(1945年5月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85页。

(53)《湖北省健全农会组织，有功战士授田及农地处理实施计划草案》，湖北省档案馆藏，卷宗号：LS1-4-3906。

(54)松滋县志编纂委员会：《松滋县志》(内部发行)，1986年版，第202页。

(56)仲文：《关于傅作义的华北剿总》，《傅作义生平》，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345～346页。

(57)郑重之：《第一快速部队被歼经过》，《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全面内战》(上)，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482页。

(58)周开成：《第八军进攻胶东解放区的回忆》，《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全面内战》(上)，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428页。

(60)“绥靖区处理地权扶植自耕农实施计划纲要说明书”(1946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财政经济》(六)，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

(62)朱佑慈等译：《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300页。

第二篇：浅析国民党军队抗战

浅析国民党军队抗战

-----国民党证明战场的特殊作用不容忽视

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由于日本出兵入侵中国，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在此种情况下，国共两党放弃彼此成见，先后停止了国内战争，发表抗日宣言，并建立联合政府，肩负起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民族责任。那时，全国人民都开始意识到一个政党，或一种政治势力都无法战胜日军，只有全民族性的抗战，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来同日本进行长期持久战。

因为无论是在装备方面还是在单兵素质方面，日军都要远远优于中国军队，所以中国军队三四个师的战斗力才相当于敌人一个师团的战斗力，这还是理论上中国军队战略战术正确的情形。而实际上，中国军队往往要调集八九个师才有可能歼灭日军的整个师团，这还要完全取决于指挥官命令和战术成功执行！

国民党正面战场主张单纯依靠军队作战，在抗战后期才吸收了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前期很长一段时间里，从东北到华北，从济南到上海，从京津到淞沪，到处都是国民党将士和日军作战的身影，可结果却是一退再退一败再败，出现这样的结果并不是广大国民党爱国将士不肯奋勇作战，他们有着一腔爱国热情，也深知誓死不做亡国奴，只是种种原因迫使他们对这样一种结果的无可奈何。这里面有国民党军队高层指挥失误的缘故，有中国军队装备和军事素质低下的缘故，有不少卖国分子动摇军心，也有国民党内派系林立，勾心斗角，不能团结起来抗击日本侵略军。

虽说，由于种种原因国民党正面战场一系列战役的战果并不理想，而一退再退，丧失了大片领土，确实应当指责国民党高层，但是自国民党将国民政府迁到重庆之后，这种情况就得到了改观。因为在这时候国民党军队开始整训军队，更换新式装备，吸收游击战术等新的战术方法，立足于获取民众支持。所以，军队的战斗力得以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日军由于国力有限，兵源到了征收极限，西南腹地地形限制了机械化装备的使用，敌后抗日根据地对沦陷区的威胁等诸多原因战斗成效不如以前。因此，在中国领袖蒋介石的领导下，全国军队开始转入有效地反击，并获得了许多场战役的胜利，还派出远征军进入缅甸，同缅甸战场上的日军作战。中国战场的形式已经开始有利于中国军队，这为日后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从1937年到1946年，纵观中国抗日战争的整个历史时期，无论国民党军队还是正面战场都是抗战的主要力量。国民党军队官兵作战勇敢，敢于牺牲，在装备极端弱势的情况下，绝大多数人能坚持抗战，同敌人浴血奋战，无论是将领还是士兵，勇于牺牲的不在少数，诸如台儿庄战役，万家岭战役等等完胜的战例很多都是他们爱国心的表现。

国民党正面战场作为牵制日军大部分兵力的主要战场，以敌伤八百自损一千的牺牲精神，极大地消耗了日军有生力量，虽然战术上是失败的，但从战略大局上来看，不仅中国战场作出重大贡献，也因为牵制了很大数量的日军，从而有效地支援了其他反法西斯战场的战斗，为同盟国的最终胜利发挥了特殊作用。

第三篇：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

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

（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一日谭政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报告）

一、关于边区军队一年经验的总结

从一九四二年冬季西北中央局召集的高干会及军政千部会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一九四三年的一年，是边区部队大进步的一年。一年的时间，我们在边区部队内解决了一个重大原则性的问题——军阀主义偏向与教条主义偏向的问题，确立了一个以西北局为首的，包括边区党政军民在内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一致的一元化的领导系统，并且发扬了联系群众的与实事求是的领导作风。

还在前年高干会时，我党中央及西北局各同志就指出：八路军、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是有革命优良传统的军队，是在抗日民族战争中全国境内一部分最好的军队。而在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是在基本上完成了党与上级给予他们的任务的，是执行了党与上级的路线的。但是同时又指出：我们的部队由于种种原因，发生了一些偏向，其中最主要的是所谓军阀主义与教条主义的偏向，犯这种毛病的程度各有差别，而当前的任务则是一致起来纠正这种偏向，发扬优良作风，改变不良作风，以便更好地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更好地执行党与上级的政治任务，更好地进行战斗、生产与群众工作，借以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目的，推翻日本帝国主义。一年以天，我们就是执行这个指示，并在基本上完成了指示所给子的任务的。

一年工年的结果。在军党关系上，军政关系上，军民关系上，官兵关系上，干部上下级关系上，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关系上及各部分军队间的友好关系上，都有显著的进步，这些都是军阀主义偏向与教条主义偏向曾经借以表现它的地方。在军党关系上（所谓军党关系，即是说我们的军队，必须完全的绝对的无条件的放在共产党及其领导机关的政治指导之下，不能闹独立性），我们不但建立了在边区范围内以西北局为中心，在各分区范围内以地委为中心，同时又保持各自的上下级关系的统一领导，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政策思想上，行动步骤上，也趋于一致了。在军队与政府，军队与人民的关系上，经过拥政爱民运动与拥军运动，特别是从一九四三年二月以来，军队方面坚持实行了自我批评，实行了坦白运动，将军党之间，军政之间，军民之间一切不良现象，都讲出来，彻底改变了干部与战士的思想；对民众关系不好者，实行改善关系，归还借物，赔偿损失，争论事件错在军队者实行向民众赔礼道歉；军队又大规模地从事生产自给运动，改善了给养，减轻了民众的负担；军队又以大量的劳动力帮助民众生产；这样就使我们的军政军民关系大大的改善了。在军队内部关系上，无论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军事工作与政治工年的关系、各部分军队之间的友好关系，凡属存在着缺点的。均有了很大的改善。在连队军人坦白大会上，将官兵关系上，连队生活上，个人思想上，一切不良现象，不满心理，都讲出来，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增进了亲切友爱的空气，纠正了各种不良现象，平复了不满心理，团结了军队内部。所有这些方面，虽然至今仍然存留着若干缺点，并不能说已经完全克服，但和一年前比较，显然是大不相同了。总而言之，部队中多少存在着的以脱离群众为其主要特点的军阀主义偏向与教条主义偏向，是受到了严重的批判，是基本上被克服了。

这些改造与进步的情形之下，部队的情绪起了很大的变化，过去部队中存在着消极情绪与不良行为，现在一般均已消失，而为新的情绪所代替了。现在的部队，是充满着战斗热情、生产热情与学习热情的部队，是富于朝气的部队。这种热情与朝气，从去年春季开始高涨，一直延续到现在。从去年的开荒、除草、秋收往后又紧接着转入整训，中间经过七月间的战斗动员。其特点是：紧张性、普遍性与持久性。现在的部队是充满着进取心的。在生产中，在拥政爱民中，在冬季整训中，都出现了许多动人的事迹，成批的劳动英雄与模范学习者出现了，许多的模范班排、模范连队出现了。部队的组织性与纪律性，也增强了。经过精简改编之后，官多兵少，头重脚轻的现象是被改变了，若干官兵脱节的现象，是被克服了。违反纪律的现象大大减少了。

在这个伟大的运动中，某些环节上的领导作风有了大的变化，军阀主义作风与教条主义作风都受到了批判。现在极大地发扬起来的作风，是联系群众的作风，是实事求是的作风了。

所以我们说，去年一年是我们部队的领导作风进步的一年。由于有了这种进步，才获得了去年一年的真正的伟大的成绩，获得了在我们部队中实行整顿三风的成绩，精兵间政的征集，拥政爱民的成绩，生产运动的成绩，防止奸细的成绩与冬季整训的成绩。如果没有领导作风上的进步，这样大的成绩是不可能的。

陕甘宁边区部队的特点，就是它是后方留守的部队。它 守备了数百里河防，但因前方部队的英勇作战，敌人还不敢越河进攻。这些都是和前方部队不同的。但其他一切则都大体相同。特别是在领导作风问题上。陕甘宁边区部队的进步，可以为一切八路军新四军部队所仿效我们是怎样取得这种进步的呢？

这种领导作风的进步，其过程是从军党关系到军政关系、军民关系，从军队总的领导关系到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军事关系与政治工作的关系，各部分军队之间的友好关系。以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而论，又是从高级干部到一般干部，从干部到士兵，从党员到非党员。如果去年的进步不是各方面的一系列的进步，而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去做；如果去年的进步不是首先抓住军队总的领导关系，亦即抓住高级领导干部，使之打通自己的思想，改变自己的作风，无条件的服从党的指导，作为推动一般干部，影响士兵群众的前提，而是只从下级与士兵身上求解决；如果我们的同志在领导上确有毛病，而在检讨这些毛病时，却畏首畏尾，患得患失，不肯揭露自己的错误；那末，这种伟大的进步就将成为不可能，至少是不会有这样大的与这样快的成绩。去年一年的经验表明，凡是依照这种精神与方法做去的，成绩就很大，进步就很快。反之，成绩就不大，进步就是很慢的。

去年的经验证明，干部的思想改造工作，是极其重要，也是极其艰巨的。干部思想的进步是一切工作进步的枢纽，只有在干部思想有了进步之后，工作的进步才是真正可靠的进步，而如若离开思想进步去求什么工作上的进步，便必然只会是表面的与形式的。在一定物质基础之上，思想掌握一切，思想改变一切，这个真理，已为去年的经验所完全证实。如果我们要从若干错误的领导作风变到正确的领导作风，要从军阀主义偏向与教条主义偏向表现得最典型的部队，在改变这种作风之后，就能飞跃地前进，要使落后分子改变为积极分子．要使自由主义的空气改变为原则立场的空气，要使不好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改变为好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如此等等，都是要从人们思想的进步才能进到行动的进步。差不多可以说，思想的进步过程，就是工作的进步过程，就是群众情绪的进步过程。那里的思想改造做得愈彻底，那里的工作，那里的群众情绪，那里的工作作风的进步也就愈彻底。

根据去年的经验，使我们懂得，对于犯有错误的人们改造其思想，是应该有步骤的，大体上应该是：第一步，揭露错误；第二步，反省错误；第三步，改正错误。没有前两个步骤，就不可能实现后一个步骤。在一切存在着毛病的部队中，三个步骤中，头一个是首先重要的。没有这个步骤，或这个步骤进行得不彻底，就是说，不揭露错误的本质，不对明明错了的东西进行认真的批评，就不能警惕干部，就不能发动干部对于检讨错误，批评错误的积极性。而对于犯错误的人来说，不揭露错误，就无法测知他对自己错误的态度，就无法使他进行自我反省，即使反省，也会多是表面的，应付的，没有下决心的，因而要他改正是不可能的。去年，边区各地部队曾经检讨过那里的错误，检讨那里的官兵关系与军民关系，开过坦白大会，进行斗争反对军阀主义偏向以及那种对于这个偏向采取满不在乎的态度，即所谓自由主义的态度，一次没有做好的又来第二次，第三次，最后果然是做好了。那些至今还没有做好的，便是对于揭露错误做得不彻底，或做得不适当。

但是这里所谓揭露错误，是有方针，并有具体目标的，而不是轻率的随意的指责。我们的方针就是教育干部，改造干部，就是教育士兵，改造士兵，而不是毁伤干部，谩骂干部，而不是毁伤士兵，谩骂士兵。只要犯错误的同志大胆地揭露自己的错误，诚恳地反省自己的错误，并有决心改正自己的错误，就不采取过火的斗争方法，不采取处罚与打击的方法。在整个整风运动中，我们是执行了这个方针的，除了少数几个真正的坏分子之外，对一切有毛病的同志，都是没有执行纪律处分的。一时转变不了的，在整风班及干部队慢慢进行改造。我们这样做，是收到了效果的，大部分有毛病的人都转变过来了，许多人并且转变得很好。干部中缺乏和蔼态度，缺乏勤勤恳恳教育士兵的态度，缺乏问寒问暖关心士兵生活的态度，缺乏关心民众疾苦的态度，缺乏廉洁奉公态度的人，现在是改变了，学好了。干部学好了，士兵也学好了。士兵中的二流子变为好人了，想开小差的不开小差了，不满的满意了，破坏纪律的遵守纪律了，懒怠的勤劳了。总之，不论官兵，都面目一新了。这里，我引一个边区部队中的典型例子来说明党的这个方针的正确性。

下面是一个部队的工作报告：

“思想上的转变，可以部队中积极分子的增多和落后分子的减少来说明。在去年三月刚整编时，党员积极分子只有七十七人，非党积极分子只有三十一人。而到去年十二月，党员积极分子增加为一百六十二人，非党积极分子增加为九十五人。刚整编时，党员落后分子有五十五人，非党落后分子有八十二人。去年十二月，党员落后分子减少为八人，非党落后分子减少为十五人。可见这个变化是很大的。”

“干部中贪污浪费，私人做生意，只顾自己享受，不关心士兵生活的现象是被克服了。例如，一九四一年，那时采取了单纯处罚的方法，对于犯贪污浪费等错误的干部撤消了十多个，其中计有营长两名，政教两名，连长两名，政指两名，卫生队长一名，民运干事一名。但在一九四二年，同样的不良现象，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多了。如果依然采取单纯的处罚方法的话，那就要撤换更多的人，并且事情也不一定会变好。但在一九四三年，我们根据上级的指示，废止了单纯处罚的方法，采取了改造思想的方法，一个人也没有撤换。经过整风与反省，经过坦白大会，经过生产运动与练兵运动，过去犯错误的人都在这种伟大的运动中转变过来了，还是这些人，但是一个整年中没有发现一个再犯严重错误的人。”

上述这个部队，是边区部队中工作与纪律最不好的部队，这是极坏的典型。但因为揭露了错误，展开了群众的自我批评改变了领导作风，提出了正确的积极的任务，并且掌握了治病救人的方针，便很快地转变过来了。至于大多数工作基础好的或较好的部队，一经按照正确方针认真整顿，其进步更是很快的。

由此可见，工作的做好，纪律的维持，是建筑在领导正确与群众自觉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没有领导正确这个条件，正如列宁所说：“整饬纪律的企图，将不免流为空谈和虚妄。”而在领导正确这个条件一经获得之后，就要着重群众的自觉。去年的经验，也完全证明这一点。过去许多领导机关，对于干部及群众中发生的消极现象，不去检查领导，不去从转变领导着手；不去掌握思想，不去从改造思想着手；并且对于犯错误的人们不去从爱护观点出发促其反省与自觉，而只会用简单的处罚方法，实在都是不正确的。因此，只有从爱护观点出发，从揭露具体的错误到督促犯错误者（包括干部和士兵）反省自己的错误，勤勤恳恳地好心好意地推动他们自动的改正自己的错误，这样一个路线，才是完全正确的路线。

这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都是有作用的，不可偏废。但是批评是为着自我批评，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以批评的手段，答自我批评的目的。在过去的一个时期内，部队中以改造思想为目的整风运动中，斗争目标，是集中在克服军阀主义偏向与对此偏向的自由态度上面，所谓揭露错误也就是揭露这些，这些目标以外的东西，只是联系着它（可以联系与需要联系的），而不是强调它。不要企图同时改正一切不良的东西。而应集中力量批判最主要的一点，其余就会迎刃而解。在一定的斗争目标下，对于联系具体的人一点来说。也只应该选择典型，不应该采取平均主义。这种典型的批评方法与典型的教育方法，是最有力量最有教育意义的正确方法；平均主义的批评方法与教育方法，则是最没有力量、最没有教育意义的错误方法。

去年一年，我们在部队的实践中，发扬了统一领导的思想，拥政爱民时思想，生产自给的思想，提高军事技术的思想与防制奸细分子的思想，在这些思想的教育与实践中，不但军阀主义偏向受到了批判，教条主义偏向也就同时受到了批判。我们的军政干部，在进行工作时，已经能够不受教条主义作风所束缚，抛弃了脱离实际，专尚空谈；重视形式，轻视内容；团结少数，脱离多数的那些不良作风，而懂得了遇事从分析具体情况出发，并懂得了选择典型与抓住典型的方法；懂得了不但要注意事件的形式，尤其要注意事件的内容；冷得了不但要照顾少数，尤其要照顾多数。在进行教育时，懂得采取启发诱导与检讨反省的方法；懂得宣传张治国的作风与门善德的作风；懂得组织张治国运动与门善德运动。这样，就使得我们的教育工作，从教条主义、形式王义、平均主义、孤立主义的束缚中，从脱离实际的抽象概念中，解放出来。

去年一年的经验使我们懂得，领导作风上的军阀主义偏向与教条主义偏向，其共同结果，都是脱离群众，而教条主义则特别表现于脱离具体的实践，而以抽象的空谈与形式的整齐为满足。反之，去年工作之所以取得伟大的成绩，还因为我们在克服军阀主义偏向之时，我们就从基本上克服了教条主义的领导方法，采取了和党中央所指示的正确的领导方法。这种领导方法的主要特点，就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每一运动，每一工作，都是先使组成领导核心的各级主要干部先懂得，然后采取群众路线，通过群众，去进行思想动员与舆论动员，使一般干部与广大群众也懂得，然后才动手去做。在动员的过程中，都是根据各族各团的情况去规定各旅各团的总计划（一般号召），然后根据这种旅团的计划及各单位的情况去更具体地规定班排连营的计划，以至每一个人的计划（具体指导）。在执行的过程中，又根据实践经验去检查这些计划，并修正这些计划，使高了的减低些，低了的提高些（具体指导）。在动员过程中，又是使政治工作同志与军事工作同志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在每一部队中最有威信的首长的统一指导下，协同一致地去做，故无各自为政之弊。

去年许多大的工作，都采取了革命竞赛的方式。但当群众的情绪还没有感觉到需要实行竞赛的时候，就不应发动竞赛。当这种竞赛情绪在群众中酝酿到大体上成熟了的时机。便应立即号召竞赛、并用一切力量组织这种竞赛。这种时机成熟的标志，就是不仅积极分子方面精神上已有充分准备，而且中间分子方面（他们往往占多数）与落后分子方面，也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准备，否则竞赛便会变成少数人突出，只是少数人在做，不是多数人也能做起来的。去年生产运动开始时，有些部队发动竞赛的时机选择得不适当，发动过早，只看到少数积极分子的情绪，没有照顾中间分子与落后分子的情绪，结果这种竞赛的号召便落了空。后来照顾了中间分子与落后分子，重新组织竞赛，便得到了成功。在生产运动与练兵运动中，凡是不但照顾了中间分子，而且照顾了落后分子，竞赛热情激烈计划愈弄愈高，竞赛规模就愈弄愈大，一直坚持到底，完全成了群众自己的事业，不要领导方面的的督促。我们必须懂得，在各种人们的觉悟程度上，中间分子比较积极分子是有距离的，领导的任务，就是在于团结积极分子，吸引中间分子，鼓励落后分子。而我们团结积极分子的全部目的，就是在于吸引中间分子与鼓励落后分子一道儿前进。离开这个目的，积极分子就失去作用，我们组织积极分子的工作，就是多余的事。因此，在任何一个带群众性的运动中，在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上，在我们的组织步骤上，首要的问题，是照顾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的问题，要从中间分子甚至落后分子的水平出发，要选择为中间分子与落后分子也能接受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要适应中间分子与落后分子的进度，而规定整个运动的进度。例如，我们在部队的生产运动中组织张治国运动，郝树才运动，胡青山运动，赵占奎运动（不是职工运动的赵占魁），武生华运动，冯振僧运动，冯国玉运动是很好的，很必要的，因为这些部队是很好的，很必要的，因为这些部队中的先进战士与先进的初级下级干部，是本部队生产运动或整训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为本部队战士群众所熟知与亲眼见到，容易吸引中间分子与鼓励落后分子，容易为他们所理解，容易激起他们的上进心。因为群众是从自己的切身经验来体会问题，不是从口号来体会问题的。如果我们的鼓动是脱离具体人物、具体事迹的鼓动，便无法使群众了解，无法激起他们的上进心。但是当我们鼓动中间分子与落后分子向先进分子看齐时，必须不忘记中间分子与落后分子的特点。例如在生产的劳作形式上，必须依据体力强弱，并采取相当的资源原则，将劳动力划分为甲乙丙三等，采取不同内容与不同程度的劳作形式，较之平均主义与完全命令式的劳作形式，就会更为广大群众所欢迎。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分别，我们就会要脱离群众。

在改造落后分子的工作中，主要应采取耐心感化的方法，禁用单纯惩罚的方法，对于逃兵也不是单纯惩罚方法所能解决问题的，必须采用教育感化方法，更要绝对禁止枪毙逃兵。在这里，首长们从爱护观点出发的亲切谈话是最为有效力的，一定要把这种首长谈话与群众中的自我检讨、自我教育配合起来，才能发生更大的效力。单纯的惩罚，甚至打骂的方法，只是一种脱离群众而毫无效果的方法。军队中一定要废止谩骂与肉刑，坚决执行一九二九年四军古田会议的决议，一定要把从爱护观点出发从治病救人出发的勤勤恳恳好心好意的处罚方法，并且一定要把谩骂与肉刑以外的、必要的、既按照实情比不可少的正当处置方法，也减少到最低限度。非在十分必要的情形之下，决不轻易采用处罚方法。

一年的经验是很多的，我在这里讲得很不完全，例如整顿三风，精兵简政，拥政爱民，生产运动，练兵运动与防奸运动，均有各自的宝贵经验，我在这里没有一一说到。我所提出的，只是一些共通的主要的经验。并且也不是说，我们部队的军阀主义偏向与教条主义偏向，已经全部的与最后的克服了，不，不是这样。我们部队中存在着的军阀主义偏向只是受到了严重的批判，将它表现在军党关系，军政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干部上下级关系，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关系，以及各部分军队间友好关系上的显著不良倾向加以克服，基本上改善了各种关系，并不是说这些关系已经完全的最后的改善。要使各种关系获得更加完满的改善，并使之巩固起来，成为根深蒂固坚强不拔的东西，我们还须继续做很多的工作。至于爱好空谈，脱离实际；重视形式，轻视内容；团结少数，脱离多数的教条主义作风，在过去一年中也是受到了批判的，但是还没有全部克服，尤其是从历史上检讨这个问题，过去我们还没有做。下面我就想就全军的历史问题加以检讨，而着重于政治工作中教条主义作风与实事求是作风两种作风的比较与分析，着重于政治工作中成绩与缺点的比较与分析。至干军事工作方面的教条主义偏向，这里暂时不去提它。

二、关子发扬政治工作中的成绩与纠正政治工作中的缺点

中国共产党从它参加与领导中华民族民主革命以来，从它参加与领导为这个民族民主革命而战的革命军队以来。就创设了并发展了军队中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种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是以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教育军队，是以人民革命的精神教育军队。使革命军队内部趋于一致，使革命军队与革命人民、革命政府，趋于一致，使革命军队完全服从革命政党的政治领导，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并进行瓦解敌军、协和友军的工作，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解放民族，解放人民的目的，这就是我们的军队和其他军队的原则区别。我们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就是指的这个意思。拿了这种革命的政治工作去和革命的军事工作相配合，就成了革命军队的全部工作。北伐战争时期，共产党人在国民革命军中所指导的政治工作是这样做的，国内战争时期与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在过去的红军中与现在的八路军新四军中所指导的政治工作，更是这样做的。共产党人在这三个时期的革命军队中所做的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都是收到了成效的。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队。如果我们的军队没有共产党领导，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军事工作与革命的政治工作，那是不堪设想的。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而如果没有这种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军队，就不可能是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之所以能够如此英勇坚持，艰苦奋斗，再接再厉，百折不回，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这种革命的政治工作，也不但是我们军队的政治工作人员做的，许多的军事工作人员及其他人员上也都参加了这种工作。同样，许多的政治工作人员也都参加了军事工作。这在内战时期是如此的，在抗战时期也是如此的。

以内战时期来说，我们军队在其初期是创造的时期，其中期是发展的时期。其后期是受到某些挫折但同时有其成绩的时期，政治工作也有其创造、发展与受某些挫折但同时有某些的情形。特别是在内战初期与中期。在对敌斗争的政治工作上，在协调军党关系，军政关系，官兵关系、军民关系，上下级关系，军事总之与政治工作关系，各部分军队间友好关系的政治工作上。总之一句话，在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工作上是有很多的创造，以至于到今天还成为我们军队的一部分优良传统。

以抗战时期来说，其初期是生动活泼的，是有伟大成绩的。在这时期内，整个八路军新四军在党的领导下，发展了抗日游击战争，扩大了抗日武装力量，团结了广大人民群众于自己的周围，收复了广大的失地。建立了许多抗日民主根据地，抗击了大量的民族敌人，以至于能够协助处在正面阵地的国民党军队停止了敌人的战略进攻、保障了中华民族不被日本帝国主义所击败，这些都是做得很好的，很正确的。在抗战的中期，尤其是最近几年，整个军队继续执行了党的路线，与党的许多具体政策，以至于能够抗击了日寇侵华军队的百分之五十八，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以至于能够击破敌伪军无数次的反复的残酷的“扫荡”，能够有效地对付其杀光烧光抢光的所谓三光政策，能够使被敌人再度夺去的许多中国土地，又被我军再度夺回来，能够忍受史无前例的没有政府接济、缺乏武器、缺乏弹药、缺乏药品、缺乏粮食被服的无限困苦，而为中华民族，为同盟各国，坚持了一条中国大陆上最重要最有力的抗日战线，这些也都是做得很好的，很正确的。

总之；不论在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整个军队为成绩是伟大的，军队政治工作的成绩也是伟大的。军队中从事政治工作的人员，也和从事军事工作的人员与从事后勤工作的人员一样，他们是有功劳的，是对中国人民有了光荣的贡献的。

但是，我们的政治工作（这里只说政治工作），是存在过与存在着缺点的，我们应该采取自我批评态度，检讨这些缺点，克服这种缺点，以便更好地改进我们的工作，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

例如，当我们提到政治工作中的传统的时候，若干同志往往存在着一种模糊观念，似乎认为我们政治工作的一切传统都是好的，都是优良传统，因而对干过去的传统作风，缺乏批判的态度。因此，就不免对于某些不好的东西与某些不适合于我们军队当时情况的东西。也都奉为天经地义，当作所谓优良传统在发扬。而对政治工作历史上曾经积累起来的许多真正好的经验，真正好的传统，却又被忽视，被抹煞。

我们的政治工作，在内线后期曾有过这样的情形。就其积极方面来说，这时期的政治工作，曾经执行了反对人民的敌人的政策，曾有过很多成绩。这种成绩，主要表现在对敌斗争方面，例如关于鼓励官兵的英勇斗争，关于争取俘虏等。在团结军队内部与团结人民方面也有其成绩。例如，关于争取人民参加军队，军队的更加有秩序，军队中许多好的政治教育工作与文化教育工作，居民工作中的许多好的工作等（这种成绩主要是表现在中央苏区，及其他几个区域军队中。在另外某些军队中，由于个别同志在政治领导与政治工作领导上的绝对错误，就不但看不出这种成绩，反而摧毁了原有的成绩）。但是，就其消极方面说来，却又产生了一种不正确的作风，这就是政治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作风（这种教条主义作风，在军事工作特别是在军事教育工作中也是存在的，这里不去论列）。这种教条主义，在我们工年中的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爱好空谈。脱离实际；重视形式，轻视内容；团结少数，脱离乡教。某些同志之所以或多或少地犯这种毛病的原因，在于他们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方法论。这种方法的表现，就是他们在许多时候，只凭主观臆想办事，忽视中国革命的实际和当时军队的实际，机械地搬运外国经验，不适当地强调当时军队的正规化，割断我们军队的斗争史。这些同志喜欢从口头上，从形式上强调所谓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但是在实际上，却放松了无产阶级思想（既马列主义）对于从农民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在思想上的改造工作和教育工作，实际上不甚重视与不甚强调我们军队所应该认真提倡与认真实行的真正的军党一致，军政一致，军民一致，官兵一致，上下级一致，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一致，各部分军队间的一致等等基本思想，不是严肃认真地把这些思想列为政治工作的基本内容与基本工作方向，而是把这些基本内容、基本方向，当作不甚重要的东西，却是从形式方面重视了与强调了许多不应该重视不应该强调的东西。

这种作风发展下去，其结果势必产生这样的情形：争取群众的任务有些被轻视了，军队的三大任务，三项纪律，八```项注意，改变了提法，或被认为不必要了。军队内部团结一致的工作也有些放松了。党政军民关系也不去力求亲密了。军队不尊重党政，军队打骂民众，侵犯民众利益的现象，以及军队一部官长对士兵的打骂现象，虽有指责，也不甚得力了。各部分发队之Z司的友好关系也减弱了，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在潜滋暗长了。由于山头主义与本位主义的发展，军队的这一部分可以不照顾那一部分，主力部队可以不照顾地方部队与民兵，模范队伍可以不照顾落后队伍，从而在主力部队的若干同志中（这里军事政治后勤三种工作同志都有），生长了一股骄气，自以为是，目空一切，只爱说成绩，不爱说缺点，只爱听恭维话，不爱听批评话，惧怕别人批评，也惧怕作自我批评，有些则更发展到对党与上级的领导机关闹独立性的恶劣现象。所有这些情形，有些在抗战时期有了改变，有些在抗战时期先有发展，后有改变，有些则至今还没有改变。

在党内生活上，内战后期曾经普遍采用了过火斗争的方针，缺乏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军队中的党内生活，也发生过这种不正常的情形，以致许多不应该受打击的同志受到了错误的打击。抗战时期，这种情形有了改变，但其残余没有肃清，还发生过若干错误地打击不应该受打击的同志的情形。

在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关系上，虽然基本上是团结的，但是存在过某些不协调的情形。在内战后期，曾经不适当地强调政治委员制度，不适当地强调政治工作的地位与权力，并且在实际上是在不适当地强调所谓军事工作人员与政治工作人员的党性的差别，对于军事工作者与政治工作者之间，缺乏合作精神的提倡，是这种不协调情形的来源之一。但是这种不协调，不能一概责备政治工作人员方面，有些时候军事工作人员也要负责任。

在抗战初期，曾经一时迁就国民党，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降低了政治工作的地位，这是错误的。后来改正了，恢复了政治委员制度，提高了政治工作地位，这是很对的。政治工年在任何一部分革命军队中，都应有其适当的地位，都应适当地强调它的年用，否则这个部队的工中就要受到损失。特别是在那些政治工作比较薄弱的部队，这样的强调十分必要。对于政治工作地位的过分强调是不对的，但是没有必要的强调，没有必要的地位，也是不对的。

整个军队的方向就是政治工作的方向。因此，政治工作的任务，只能根据我军的基本任务（为反帝反封建而斗争，为战争、生产与群众工作而斗争等）与当前具体任务（如反“扫荡”，发蚕食，生产运动，整训运动，防止奸细，整顿三风，统一领导，精兵简政，拥政爱民，改善军党、军政、军民、官兵、上下级、各部分军队之间的关系等，依当前需要而作具体布置）去规定，不能在我军基本任务与当前具体任务以外再有所谓政治工作的独立任务。政治工作就是以革命精神教育军队，从思想上、政治上与组织上去保证这些任务的完成。如果在这方面强调政治工作的独立性、特殊性，把政治工作任务与整个军队任务分离起来，那便是不对的，那便会是产生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目标不一致，使政治工作脱离实话、显得空虚的原因。任何组织形式，工作方式，工作方法。都是根据情况与任务而产生的，是从属干一定情况与任务的，是应该依据情况与任务的变更而变更的，政治工作的组织形式，工作方式，工作方法也导如此。所以，如果离开军队的具体任务去谈政治工作为组织形式．工作方式，工作方法，把组织形式．工作方式，工作方法与整个军队的具体任务相分离，并把它看成绝对的东西。那是不能不变成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东西的。在这个问题上，过去有些同志是认识不清楚的，如果现在还有这种情形，便应加以纠正。

应该指出，所有上述一切缺点，无论在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都不是一切部队同样具备的，其间轻重大小，互不相同，正如各部队的优良成绩，优良传统，也是各有特点，互不相同一样。我们的军队始终是革命的军队，其有缺点，好似一个壮健的人有时生了一点疾病一样．很快就会治好的。

还应指出，上述这些缺点，也不能认为都是由于教条主义产生的，中国革命的特殊环境（小资产阶级的广大与长期被敌人分割的农村根据地）是其产生的客观原因。教条主义思想的存在与没有被肃清，我们的教育工作做得不够，则是其主观的原因。一九四二年整顿三风以及实施各种改革以来，这些缺点就逐渐减轻了，某些整风深入的部队，这些缺点就更少了。

还应指出，军队中的教条主义，和内战后期党的领导上的教条主义，有密切的关系，如果没有当时党的领导上的教条主义，则军队是不会单独产生怎样严重的教条主义的。

还应指出，当我们检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时，不应着重在某些个别同志的责任，而应着重在总结历史经验，以为今后工作的借鉴。还应知道，我们的军队工作与军队政治工作，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的军事工作同志、政治工作同志与后勤工作同志的思想认识也是向前发展的，某些犯过错误的同志或是已经进步了，或是正在进步中，或是一经指出就可能使之进步。根据中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我们应该团结一切从事军事工作与后勤工作的同志，不分彼此，共同工作。

但是应使我们的同志深刻认识，如果我们不从中国革命实际与中国革命军队的具体任务出发，如果我们犯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毛病，我们就会无力以高度的革命精神去教育军队，就会无力克服军队上下级之间，军队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之间，各部分军队之间以及军队与地方之间的不正常关系，也就会无力克服军阀主义，本位主义，山头主义的恶劣倾向。反之，如果我们真正懂得了马列主义的方法论，如果我们善于从中国革命实际与中国军队的具体任务出发，善于调查研究，善于联系群众，那末，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后勤工作）的全般任务就能完成，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目的就能达到。中国革命的经验，北伐战争、国内战争、抗日战争三个时期的经验，都在证明这一论断。

长期革命斗争经验证明，我们军队的任务，不只是一个单纯地对敌斗争的任务，四军古田会议中已经明确的规定了这一点。由于我们军队的特殊环境，我们在内战时期，曾经规定以作战、筹款与做群众工作作为军队的三大任务。自然，作战是被放在第一位，在战争时期，其他一切都是服从于战争的。但是，如果放弃后二项工作，就不适合于我们的环境。在内战的初期与中期，我们军队曾经艰苦地但是光荣地执行了上述三大任务。这也就是说，在根据地没有建立之前，曾经协同地方党政建立根据地，而在根据地建立之后，又曾经协助地方党政巩固根据地。这样的任务，就是在抗日战争中也是没有改变的，大家知道，如果不是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中协助当地人民，协助当地党政建立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试问这样强大的民族敌人（全部侵华敌军的百分之五十八与全部伪军的百个之九十，都担负在八路至新四至的身上），这样长期艰苦的战争，怎能支持呢？不过在抗战时期，筹款的方式改变了，我们提出了军队进行生产运动的任务。借以改善军队生活与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负担，于是我们八路军新四军今天的任务，就变成战争、生产与教群众工作这样三大任务了。如果把这样三个任务缩小成为一个单纯的作战任务，那就不能适合我们的特殊环境。

为着团结自己，战胜敌人，为着实现军队的三大任务，过去军队的三项纪律，八项注意的精神必须恢复，军党之间、军政之间、官兵之间、军民之间、上下级之间、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之间，以及各部分军队之间的关系，必须竭力改善，并建立在巩固基础之上。必须使八路军新四军一切部队，无条件地服从共产党中央及其代表机关的政治领导，才能使军队不走偏向，达到协和全国军民，打到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

革命至队的内部，必须是团结的方针，必须是合作互助的方针，不能是分门别户、各自为政的方针，不能是互相轻视、互相妨碍的方针。凡属革命军队，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军事工作同志、政治工作同志与后勤工作同志，除应强调专精自己本业，并指出如果不注意本业则是不正确倾向这一点之外，还应提倡，军事工作与后勤工作同志应学习政治工作，参加政治工作；政治工作同志则应学习军事工作与后勤工作，并在需要他们的时候准备去参加军事工作与后勤工作，或竟改变现有工作职位去做军事工作与后勤工作。而在军事工作、后勤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关系上，则应强调彼此的合作。不错，这些工作各有其不同的内容，因此才分为几种工作。但是这些工年都是为着团结自己战胜敌人一个目的，这些工作的进行又必须取得和谐的合作。因此，凡是能巩固这种合作的，既应受到赞扬，而如果是妨碍这种合作的，即应受到批评与指责。

在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总方针下，革命军队内部的争论问题，只应该是思想倾向与政策方针的原则性的争论，只应该是正确原则克服不正确原则的争论，并且只是因为这种争论，是有助于巩固党的领导，巩固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及其他各种关系，记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借以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目的。任何的争论都应该完全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去进行。而如果是多少离开这种立场的争论与对立．就都是无原则的，是不应该允许其存在的。

在我们军队中，应该把尊重工农出身的干部与尊重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尊重老干部与尊重新干部的方针，同时提了出来，并使这些干部很好的结合起来。应该使人们懂得工农干部的长处，我们军队中有大批的革命工农干部，他们已在历史上形成为军队中一部分起主要领导作用的骨干，正是我们军队的优点与特点（在党务工作、政府工作、民众工作中也是这样）。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忠诚可靠的，并特别能吃苦耐劳，英勇奋斗。轻视工农干部的思想是不正确的。但是同时，又应该使人们懂得革命知识分子的长处，我们军队如果没有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就不能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目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也是忠诚可靠的，他们的缺点，经过锻炼（特别是经过实际工作的锻炼）是能够改造的，轻视知识分子的思想也是不正确的（在党务工作，政府工作，民众工作与文化教育工作中，也是这样）。无论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都可他们自己的短处，都不应该骄傲，而应互相学习其长处，去掉目己的短处。

军队中的老干部是军队的主要骨干，没有他们就不可能有如此坚强的军队。因此，我们应该尊重老干部，轻视老千部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是同时，应该尊重新干部．因为新干部我们军队的新鲜血液，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军队的发展与壮大，轻视新干部的观点也是错误的。新老干部应使互相尊重．互相帮助。而老干部尤应随时随地，特别表示欢迎与尊重新干部的态度，以便于从各方面吸收新干部加入我们抗日的军队，壮大我们的抗日力量。

从地方工作中吸收到军队来工作的干部，新的与老的，工农出身的与知识分子出身的都有，这是扩大军队干部的一大来源，我们应该表示尊重、欢迎与和气地同他们一道工作的态度。他们初来时，在工作上有些不习惯，不熟练，是很自然的，我们应该善于帮助他们。

我们军队中，在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的关系，老干部与新干部的关系，原有军队干部与新来地方干部的关系，这些问题上，是存在着不正确的观点的，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的宗派主义观点，是应该纠正的。

在军队的政治教育中，要把培养高度的对敌仇恨与争取敌军俘虏二者区别而又统一起来。没有前者，就不能振起一往无前、杀敌致果的士气，没有后者，就不能瓦解敌军官兵。应该使我们军队的指挥员战斗员都懂得，在战斗时，集中一切力量去压倒敌人，迫使敌人投降，如果敌人不投降．那就应坚决的歼灭他们，或俘虏他们，这就是我们军队一往无前、杀敌致果的革命精神，这种革命精神，是我们军队非常宝贵的历史传统，今后应该在我们军队中大大提倡。但是在战斗解决以后，对待俘虏的政策，就不是这样，这里应该转变为说服态度，从思想教育上、物质待遇上、政治态度上争取他们，将我们在战斗前与战斗中对于敌军的宣传变为事实，借以瓦解敌人的队伍。拿中国的老话说，如果前一种态度可以叫做“霸道”（革命的霸道），那么后一种态度就可以叫成“王道”（革命的王道）。如果拿前一种态度应用于后一种情况，那是不对的。分别而又同时发扬这两种态度，正是我们的历史传统，今后应把这一点更大的发扬起来。

如果说对敌人用是“霸道”，那么，对同志、士兵，对人民、对朋友，就是用“王道”。对前者是打击，是消灭，对后者是尊重，是说服。如果不去学会分别这两者，如果把对待敌人的态度有时稍微误用了去对待同志、士兵、人民与朋友，那就是犯了极大错误。严格地分别这两种态度正是我们的历史传统，今后同样应当予以大大的发扬。

在我们军队的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的比重上，应依照部队的具体情况与规定。依照具体的需要，在一个时间内，对于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有所侧重，例如，在部队政治教育特别缺乏时，应当多费时间、多费精力去着重进行政治教育，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一般地说来，在分配二者的时间上，军事教育应占的比较多些，政治教育及文化教育则应占的比较少些，不可拿许多不必要的繁琐的会议、汇报去占据军事训练的时间，许多政治教育工作与政工会议，则多利用各种间隙与机会去做。这种时间上的分配，决不能被误解为是降低了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恰好相反，我们认为政治工作是我们军队的生命线，无此则不是真正的革命军队。必须使人们懂得，认真的政治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任何轻视政治工作的观点，都是不对的。但是，现在有些军队中将政治教育文化教育及其他政治工作活动占去了太多的时间，减弱了军事训练的时间，这是应当纠正的。

在军队的政治教育与文化教育的比重上，政治教育应占第一位，文化教育则占第二位，借以提高部队的政治情绪，政治认识与政治质量。但革命军队的文化水平，是应该提高的，不能误认为只要政治，不要文化，我们可以而且应达利用各种间隙与机会去进行识字运动及其他文化活动。在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的情况下，文化教育有更多的可能性，更应多加些力量去做。

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是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是以工农为其基本成分的。但是我们绝不拒绝从地主富农资本家阶级出身，而真心愿意献身于抗日战争，真心愿意服从共产党领导的那些人们，参加我们的军队。这些人们的缺点，甚至严重的缺点，那是会有的，放任这些缺点是不对的。但是这些缺点是可以纠正的。我们不是排斥或歧视他们，而是欢迎他们与尊重他们，和他们一起奋斗，在奋斗过程中逐渐地帮助他们克服其缺点。

对于军队中的二流子（流氓），应和对于地方上的二流子一样，采取改造与感化的政策。听任二流子习惯存在，是不对的，单纯地排斥与洗刷二流子，也是不对的。绝大多数的二流子是可以经过教育，变为好人的，只要我们的政策与方法不犯错误。

对于会门与土匪，也应采取逐渐地有步骤地感化与改造他们的政策，不能是单纯地排斥与打击的政策。除非我们尽了一切力量去争取，而某些会门或土匪还是坚决站在敌人方面反对我们，才可以采取某种打击手段。但在打击之后，又应继之以争取。

抗战时期，各种对敌的斗争的政治工作，争取敌伪军俘虏的政治工作，武装工作队的政治工作、争取广大民众加入军队的政治工作，组织民兵与游击队的政治工作，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到军队中来的政治工作，团结地主资本家阶级和我们一道抗战的政治工作，团结少数民族的政治工作，以及其他做得有成绩的工作，凡属有积极意义的，都应该继续坚持与加以发扬。

如果我们部队中对于上述各项问题发生了思想上的偏向，那就应当加以纠正。此外，在我们军队的政治工作中（同时也在军事工作中）．还有几个毛病，在前面虽已提到，但是没有着重说清楚的，需要在这里说清楚。这些毛病并不是每个部队都是一样地存在与一样地严重的，陕甘宁边区部队在去年一年中又已经给了许多的改造。但是这些毛病是这样显著与这样引人注目，使我们不得不提出示加以分析，以期唤起同志们注意，加以彻底的克服。

那些毛病呢？第一个毛病，就是形式主义。常有这样的情形，当有些同志做工作计划时，他们的计划常是随时可用、随地可用的照例文章，他们只知道习惯了的一套老公式，不知道依情况的变化而变化。这是一种形式主义。

在我们的政治教育问题上（军事教育上也有某些相同）．我们教的东西与战士们需要的东西，有些是不相符合的。例如，有些同志在战士面前专门喜欢谈论国际大势与国内大势，却不愿意谈论本地本军与本连本队的大势。把这种自己所最清楚的同时又是战士群众最需要最欢迎的具体事物，抛弃不谈，却喜欢向战士们输送大批的抽象概念。又如，有些同志常常喜欢凭空教导战士们要守纪律，要做模范，要英勇坚决，却不愿意把现成的，活的，动人的模范人物，英勇事迹，讲给战士们听。似乎这样的东西，没有讲的价值，只有大批概念，才是无价之宝。在这种情形下，教育的内容既是教条主义的，教授法、学习法、测验法也是教条主义的。教的人不管被教的人懂不懂，只管教下去，为的是要“完成计划”。学的人也就只得把听课当作一种负担，当作一门差事，虚应故事，从来也不知道要联系自己与发省自己。在测验的时候，只知算问答的分数，不知看实际的行动。这种情形，在许多部队中存在着。在这些部队中，不但对战士的教育如此，对党员的教育也是如此，不但对政治教育如此，对文化教育也是如此。不重内容，但重形式的形式主义作风，成了我们宣教工作的一个严重毛病。这种情形，就陕甘宁边区说来，一九四三年有了很大的改进，但在干部的思想上．还是没有彻底解决的。

我们的有些支部工作，也犯了形式主义的毛病。有些同志，当他们去检查支部工作、讨论支部工作的时候，当一个支部书记在布置自己工作的时候，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是会议与汇报，名曰“建立会议制度”，“建立汇报制度”。会议与汇报执行得好的，就是“模范”，不好的，就是不模范，几乎把会议与汇报当做中心，当做一切。因此，支部忙于开会，党员忙于到会，结果是大家讨厌开会。为什么如此？因为这种会议是毫无内容的，枯燥无味的。战士们讨厌这种汇报，因为这种汇报多是消极地向战士们找岔子，反映所谓“怪话”，因此，引起群众不满。这种所谓会计与汇报，只是使支委脱离党员，党员脱离群众。象这样的支部工作，是没有法子做好的。这也是一种形式主义。

如果不是按照每一部队的特殊机能（步兵、骑兵、炮兵、工兵、卫生队、运输队等等）及每一任务的特点（作战、训练、生产、做群众工作等等），去进行不同内容与不同形式的政治工作，而是对于什么都做成一样的政治工作，那就是一种很厉害的形式主义。这种形式主义，在若干部队中是存在的，是这些部队的政治工作所以缺乏生气的原因。

有些部队中写报告填表格的制度，也有类似的情形。例如，上级机关规定许多报告项目与表格形式，生硬地要求下级（特别是营连）去做去填。在此种要求下，下级只得拼命地做上去，填上去。但是这些东西的内容大都千篇一律，很少实用，徒费精力。上级得了这种东西又往往堆在一起，不加分析与整理，结果化为废纸，无所用之。这也是一种形式主义。

我们军队中的许多组织形式是不合实际需要的。例如，有些政治工年机关分了很多的部与科，收罗很多的人堆在机关里，结果人员越多，工作越少，忙的多是一些琐碎的形式上的工作，真正的领导工作反而做得少了。又如连队中的工作网，十人团，青年队，政治战士，也变成了形式上好看，实际上无用的东西。

总之，凡属不合实际需要、徒具形式的工作方式与组织形式，都属于这一类，这是第一个毛病。

第二个毛病，就是平均主义。这里所说的，是指我们有些同志做工作计划时，不知道抓住中心；检查工作时，不知道找典型；解决问题时，不知道从某一个关节着手。以至他们的许多计划，常常是应有尽有，无所不包，早已成了日常习惯的业务，也要列入所谓计划之内，把一些不关痛痒的东西和主要的东西同时并列在一起，这样搅在一团，毫无眉目的所谓“工作计划”。完全失去了工作计划的意义。有些部队的同志不知道，在一个相当时期内，只应该有一项为当时情况所要求的中心工作，而以其他若干必不可少的工作附属之，而是同时发动做很多项工作，想在这很多项工作中获得成绩。但其结果则是一项也做得不彻底，一项也得不到满意的成绩。我们有些同志在检查工作时，可以把所有的连队都跑一遍，把政治工作的各个项目都考查一遍。但是结果呢？仍然没有发现问题，没有分析问题，没有找出事件的症结，加以恰当的解决。所谓“总结工作经验”，变成了一句空话。这些都是很严重的平均主义。平均主义的工作方法，其原意是想样样做好，但其结果一样也做不好。这种平均主义方法，同形式主义一样，其性质是主观主义的，因为它是从主观臆想出发，不是从工作的实际需要出发。

第三个毛病，即是重号召不重组织，以一般号召代替具体指导，换句话讲，就是空喊。我们看到有些同志提出的口号是不适当的，他们没有估计那里的工作性质，没有顾及那里的群众情绪，他们所号召的东西，并不是那个部队实际上所需要的东西。即使号召是正确的，我们也看我们有些同志发出的号召是不负责任的。一个号召发出之后，第二个号召接着又来，在那里，许多工作是在号召上打圈子，永远停留在号召的阶段，许多工作常常是有头无尾的。这是对工作的开玩笑态度，极端不庄重的态度。这种态度，对政治工作，对领导机关，都只会损失威信，得不到任何好结果。与此相反，我们应该根据“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的原则，一经提出号召，就应组织实行，并在实行中，突破一点，取得经验，指导其余。如果没有具体指导，则所谓一般号召，就是自己给自己取消了。

第四个毛病，就是有些同志的孤立主义。不是人家孤立我们，而是我们自己孤立自己。这些同志，首先，不把政治工作看作是群众工作，不从群众观点出发，不采取群众路线，不组织群众行动，宁愿将政治工作锁在狭隘的圈子里，只有少数政治工作人员在做，在忙，广大群众却在那里闲着。许多事是可以而且应该协同军事工作同志一起去做的，但是我们不愿意去找人家，宁愿使工作老是抓不开。至于动员了群众的，也有这种情形，在那里，不知道照顾群众的需要，而是违背这种需要、不知道考察群众的情绪，而是忽视群众的情绪。从而关于领导群众的艺术问题，关于如何团结积极分子，巩固中间分子、提高落后分子的问题，关于党与非党群众的联系问题，关于宣传鼓动工作与组织工作互相配合的问题等等，都被认为是不重要的，或者完全被忽视。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政治工作，就不能不一般化与简单化。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政治工作，就变成了少数人脱离群众而孤立起来的所谓“工作”。此外，有些同志在解决问题时，不凭自己的本领，不凭自己勤于向同级、向下级、向群众去商量、去学习，借以取得知识，取得经验，而只凭自己的工作职位，只凭行政手段去解决问题．以至于不得不把事情弄坏，有时甚至毫无办法，只好拿大帽子压人。这种脱离群众的工作方法，就是孤立主义的方法。

一总起来说：形式主义的作风、平均主义的作风、空喊的作风与孤立主义的作风，本质上都是小资产阶级的作风，都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作风。这种作风不是共产党人的作风，不是革命军队的作风。它同党的作风，革命军队的作风，是不相容的。政治工作中存在着这样的作风，就会减弱它的革命性，即使党的路线是正确的，政治工作方向是正确的，如果这些作风不改变，仍然无力完成政治工作的任务。我们的政治工作曾经有过很好的传统，古田会议的决议，就是这种传统的一个具体表现。过去工作中，凡是继承了并发扬了这种传统的．那里的工作就充分地表现其革命性与创造性；反之，就表现死板僵化，死气沉沉，毫无生气，毫无力量。现在在陕甘宁边区部队中，在整个八路军新四军中，都有很多生动活泼的创造。在长期抗战中，产生了很多的战斗英雄，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他们没有形式王义．也没有平均王义，没有空喊，也没有孤立主义．他们是实事求是与联系群众的。我们应该学习他们，应该表扬他们，应该展开每一个部队中学习战斗英雄、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的运动。干部中群众中的积极性创造性是无限的，只要我们善于把任务提出来，善于启发他们，善于鼓励他们，他们就会蓬蓬勃勃地活跃起来，发扬自己的成绩，纠正自己的缺点，即使在过去工作中曾经犯过错误的同志，也会在这个群众运动中改正过来。经验已经给我们证明：干部中群众中蕴藏的正气，热忱，创造性，积假性，一经被启发，就会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就会变成长江大河，一泻千里，那时来看我们过去的缺点，就会显得不过是象太阳中的一些黑点了。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本来是太阳，这个太阳是要照耀全世界的。

三、关于组织形式与工作制度中的一些规定

根据上述陕甘宁边区部队一年工年的总结与全至历史上的一些总结（不是全部总结），使我们感觉我们政治工作中现存的组织形式与工作制度，应有某些修改，并加入许多新的东西进去，才能适合目前军队的需要。但是我在这里不准备来说全部政治工作的组织形式与工作制度问题，只说这个问题的一部分，其他部分则待将来再讲。并应指出，我们的组织形式与工作制度有些还是好的，应当保留的，这里所说的修改，是指那些已破长期经验证明不适合实际需要的东西。其中有些是仅具形式而无工作内容的，有些则由于情况变化，从前合用的，现在已经不合用了。

一切组织形式与工作制度，大体都有基本的与临时的两种。带基本性质的，应当使之固定起来；带临时性质的，则不还当固定，而应当信据具体工作的性质去选择，依据环境与任务的变更而变更，在工作中．应当创造新的组织形式和建立新的工作制度，不应当留恋已经陈旧了的东西。这里的原则是：凡属便利于组织和支扬广大战士群众积极性，借以完成一定任务的组织形式与工作制度，便应当充分利用之；如果某种组织形式与工作制度，不便利于组织与发扬广大战士群众的积极性，完成一定任务的，就不应当采用，已经采用的就应当废止，而代以新的东西。例如我们从战争中，从整训运动中，从生产运动与拥政爱民运动中，创造了战斗英雄会议、劳动英雄与模范学习者会议，连队军人坦白大会等，都是很好的组织形式，应当予以发扬。

根据上述原则，我们提出如下意见：

（一）连队中的会议制度与汇报制度，必须加以改革。过去有些部队会议太多，一个连队每月有多至四五十次的，空虚繁杂，徒耗精力。今后不论是属于行政的，党务的，或政治工作的，也不论是属于党员的，非党群众的，或干部的，凡属工作性质相同，到会人相同，又不妨碍机密能够合并举行的，应当合并举行；不能合并必须单独举行的，才许单独举行。一切会议，必须是有内容的，例如充分切实检讨工作，教育同志，解决问题等。凡无此类具体内容的会议，一概取消。一切会议汇报，都应注意节省时间，会议次数不应过于机械的去规定。党员向组长，战士向班长的固定汇报制度，已成形式的东西，且使战士讨厌，应予取消。

（二）连队工作网的作用，是为着对付奸细与逃兵。但是证以过去经验，依靠少数耳目与固定的同对付奸细，是不起多大作用的。防止逃兵，争取与巩固动摇分子的工作，是支部的责任，是所有党员及所有革命战士应做的工作，是属于一般的政治工作，不是防奸性质的工作。对逃亡分子的政策．主要是争取，是说服、教育、感化，是改善工兵关系，改善管理制度，改善连队的物质生活，从这些积极方面去解决问题。逃兵归队时，应取欢迎态度，使他心，禁止轻视、讥笑与打骂。过去许多工作网用反侦探的方法对许企图逃亡的分子，是错误的，反而妨碍了争取。因此，今后连队固定的工作网无存在之必要，应予取消。只在必要日，临时布置侦察员，任务完毕。这种临时组织即行消失。

（三）连队中的十人团，在对付逃亡，巩固部队上，起过某些作用。但是由于其工作过分注意消极防制的方面，忽视从政治上去积极争取的方面，而且这种组织只有在新兵居多数的连队．或逃亡盛行的时期，才有实际意义。因此，在没有此种情况的一般连队中，无组织十人团的必要。只是在需要这种十人团的特殊情况下，才去临时组织之。

（四）在青年占多数的连队，应当重视青年的教育工作，过去青年队组织曾超过某些教育青年的作用。但是，过去的青年队，由于不注重发挥青年群众的积极性，以与成年协同奋斗，往往使青年说离成年而突出。又由于过去从外表上强调青年的组织生活与特殊教育，而连队中青年与成年的组织生活及各项教育，又大都是一致的，因而使青年队的工作，变成空虚与无力。今后不必有固定的青年队的组织与纪律，不必有固定的青年特殊教育，也不必有固定的青年会议主持与汇报制度，而应在连部或队部的指导下，开一些非固定的青年会议，借以教育青年，启发青年的积极性，并使他们与成年一道，努力于共同工作。

（五）连队中的政治战士，因无一定工作内容，应予取消。

（六）在取消连队中的工作网、十人团、青年队与政治战士等固定形式之后，关于反逃亡的工作、防奸工作及青年工作，均由支部集中领导，按照实际需要，规定适当的具体办法。支部应注意利用军人俱乐部去做自己的工作，很多带群众性的工作，均应通过军人俱乐部去做。过去有些部队把军人俱乐部看成只做文化俱乐部工作的机关，致使俱乐部工作内容贫乏，今后应扩充俱乐部的工作内容。

（七）由于发展了伟大的生产运动，把连队的经济工作提到比前更加重要的地位了，因此应当重视连队经济委员会的组织及其工作。连队经济委员会应由选举产生，官长可以当选，但不超过三分之一。其职权为计划、组织与监督连队的生产、消费及防止贪污浪费，为连队全体人员特别是为战士群众谋物质福利的一切必要事项。连队经济委员会应脱离俱乐部而独立，支部应经常注意其工作。

（八）改变支部与连队政治工作并立的制度。支部除接受总支委领导之外，应该接受连指导员的领导，指导员兼任支书。支部在纯粹党务问题上（如接受党员、开除与处分党员，以及处理党内纠纷等），应当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得个人包办。在全连事务和政治工作方面，支部应经常与连长取得意见上的一致，并应尊重连长的意见。

（九）根据中央决定，每年旧历正月为拥政爱民月，举行拥政爱民运动。全军应利用这个时间，在所有连队中进行拥政爱民的深刻教育。这一制度的规定及其认真实行，将使军政关系、军民关系、军队与地方关系获得极大的改善，全军都应重视这一方式。

（十）每年举行一次至三次以教育为目的的反省坦白运动。每个连队，在一年中选择一个至三个适当的机会，每次三天至五天，举行连队的反省大会，根据“眼前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在高度的同志友爱互助精神之下，使每个干部与战士均把心中的不满情绪，打骂现象，想逃亡的心理，奸细分子勾结与破坏的现象，物质困难情形，侵犯民众利益现象，不尊重党政不尊重上级现象．以及教育工作与经济工作中的缺点等一概反省出来，坦白出来，然后由连队支部及行政首长收集起于，一面反映到上级去，一面讨论改善各方面工作的切实办法。这种方式，现已在很多部队中证明是发动群众积极性，提高战斗情绪，提高领导威信，改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消灭逃亡现象，破获奸细分子，改善各方面工作的很好方式，上级领导机关很好地注意组织之，应在事前有各种积极准备及精神上的酝酿，使这种大会在不是勉强的，而是自然的，不是惩罚的，而是教育的，不是冷淡的，而是热烈的空气之中去进行，使这种大会成为干部与战士团结一致的真正教育性质的群众大会。如果一年中开两次至三次时。其中有一次可在拥政爱民月内举行。

（十一）以分区以旅以团或以营为单位每年举行一次战斗英雄、劳动生以各方面模范工作者的会议（如果合开时，可以总名之曰群英大会）。各种英雄及模范工作者，应经过认真的选择与民主的选举，真正是广大群众所佩服的人物，并在选出及开会以后，经常注意培养他们。这些英雄及模范工作者中，大多数应从战士及杂务人员中选出，但须有相当一部分从初级下级及中级干部中选出，在这种大会上，应给予优异者以精神上与物质上的奖励，并在报纸上予以发扬，号召群众学习他们。（十—）恢复古田决议的党的代表会议制。分区为单在或旅团为单位全年举行一次。代表经选举产生。

（十三）恢复古田大议的书宣组联席会议，分区或旅或团为单位每年举行一次。

（十四）全营集合讲话，每月一次。一有可能，举行全旅及全团的集合讲话。应重视此种集合讲话，把它当作提高战士情绪、统一全军意志的主要方式之一。此种讲话，由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负责人共同出席。此种讲话的精神，应是鼓励多于批评（连队集合讲话亦应有此种精神）。

（十五）报告与表格的目的，是为着反映部队及其工作的实展情形，使上级能够据以了解那里的问题所在，给以适当的指导。今后应当废止那些不分析工作发展过程，不指明问题在什么地方，千篇一律，毫无内容的报告方式，提倡能够生动地反映工作发展过程，能够指明成绩所在及为什么获得此种成绩的原因，能够指明矛盾所在，困难所在，问题所在及为什么发生此种矛盾，此种困难，此种问题的原因，以及自己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困难与问题的意见这样一种报告。少作按周按月按年的报告，多作叙述事件起讫，叙述过程发展的报告。表格也要废止繁杂而不切实用的，提倡简明而切合实用的。

（十六）机关工作人员应以少而精为原则。并应改造某些机关工作中所盛行的那种“办公事”式，而忘记了群众，忘记了思想领导与政治领导的不良作风。

我的这个报告，经过很久的积累，又在这次会议中经过到会同志的多次座谈，收集了各方的意见，前方来的军事工作同志与政治工作同志又提供了许多意见，并经过中央同志及西北局同志的指导，才这样地做出来。如果大家认为恰当，我们就决定照此去做。只要全军上中下各级干部的思想打通了，工作成绩是会很快看见的。在整风的精神之下，我们坚决相信，全军将有一个飞跃的进步，团结自己，战胜敌人，解放民族，解放人

第四篇：809军队政治工作-2012

装备指挥技术学院2012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军队政治工作史论（809）试题

（注意：答案必须写在答题纸上，本试卷满分150分）

一、简述题（1-5题各8分，6-10题各10分，总计90分）

1、政治工作对北伐战争胜利的重要意义。（8分）

2、“中央九月来信”的主要内容及意义。（8分）

3、红军

第五篇：军队政治工作历史全)

军队政治工作大事件

我军成长壮大的历史充分表明，有了党的绝对领导，我军才建立和形成了一整套人民军队独有的建军原则和坚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培养和发展了一系列优良传统，因而也才有了其他军队所没有的政治优势。没有党的绝对领导就没有我们这支军队，也就没有我们的一切胜利和成就。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继续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才能确保我军“不变质”、“打得赢”。继承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更加坚定地听从党的指挥，加强军队党的建设，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色，完成党和人民赋予我军的任务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军队政治工作

一、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军队政治工作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正式成立。共产党曾派出周恩来、恽代英、肖楚女、熊雄、聂荣臻、李富春等重要干部到军校担任政治工作。黄埔军校参照苏联红军的经验，为建立革命的政治工作进行了积极探索。

1925年8月，广州国民政府将其掌握的军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仿照黄埔军校的做法，在部队中建立了党代表、政治部和政治工作制度。国民革命军各军的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多数由共产党员担任。

1926年9月，冯玉祥在共产党人的推动下，率部举行绥远五原誓师，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并成立由共产党员刘伯坚任部长的总政治部，宣布参加国民革命。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的政治工作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发动南昌起义，南昌起义部队初步建立了共产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制度，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创建人民军队、领导革命战争的新时期。

1927年9月，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党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起义部队在遭受严重挫折后，于9月29日在江西永新三湾村进行了具有深远影响的三湾改编。三湾改编创造了党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立党代表，负责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的制度，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初步建立了新型的官兵关系，为建设一支共产党领导的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

1929年12月，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古田村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作出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古田会议决议总结了红军建军两年多来的基本经验，规定了红军建设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古田会议决议创造性地解决了如何在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建设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1930年11月，中共中央参照苏军政工条例，制定和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这是红军第一部全军性的政治工作法规，对红军政治工作的规范化起到了推动作用。

1934年2月，在江西瑞金召开了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这是红军的第一次政治工作盛会，会议强调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科学论断，确立了“一切政治工作为着前线的胜利”的指导思想，提出了政治工作要保证提高部队战术技术水平、政治工作人员要学习军事和指挥打仗等任务。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逐步纠正了王明“左”倾错误。红军的政治工作也逐渐从 教条主义、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等错误影响中摆脱出来，积极恢复毛泽东确立的一系列正确原则和优良传统，为保证红军长征的胜利，保证红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胜利会师，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顺利实现从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伟大转变，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三、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的政治工作

1937年10月，中央军委成立总政治部，并决定恢复在改编期间因国民党无理要求而一度取消的政治委员和政治部制度。

1937年10月，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系统提出并阐述了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即：官兵一致的原则，军民一致的原则，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1938年底，八路军总部颁布《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把三大原则正式写入总则。

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进一步端正了全党全军的思想路线。

1944年4月，谭政代表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报告》系统总结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创造的丰富经验，是我军政治工作成熟的重要标志。全军积极贯彻《报告》的精神，使整个部队的政治工作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和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

四、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全面内战。面对国民党军队疯狂的战争气焰，军队政治工作紧紧围绕粉碎国民党军事进攻的总目标，深入进行战争动员，坚决贯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作战方针，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1947年冬至1948年夏，人民解放军利用作战间隙，采取诉苦和三查的方法，在全军普遍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

为适应人民军队的发展，1945年5月党的七大根据军队实行党委制的经验教训，会议决定按照古田会议决议的原则，恢复军队中党的委员会制度。

1947年7月，总政治部颁布我军第一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委员会条例（草案）》，明确规定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规定了军队党委员会的地位作用、组织原则、基本任务和工作作风。军队党委制的恢复和健全，为人民解放军和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军队政治工作

1949年2月，毛泽东即提出“要把军队变为工作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不久后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进一步确定：“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将要使人民解放军全部地转化为工作队”随着解放战争的进展和新中国的成立，我军在继续执行战略追击等战斗队任务的同时，以主要力量执行实施军事管制、建立地方政权、恢复社会秩序等项工作队的政治任务。

1950年６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大举北犯，把侵略战火迅速烧到鸭绿江边，使新中国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请求，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根据战场环境、作战对象和战争形式等特点，在继承和发扬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结合新的情况和具体实际，创造了丰富的政治工作新经验。1953年12月至1954年１月，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确定把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保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防御帝国主义侵略，作为军队建设的总方针、总任务。会议的重大决策标志着人民解放军实现了由革命战争向和平时期建设的战略转变，开始了向现代化进军的新阶段。

1954年4月，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颁布施行，重申了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等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

1954年12月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实行义务兵役制、薪金制、军衔制和颁发勋章奖章的工作指示》，要求全军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工作和周密细致的组织准备工作。

1950年8月，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提出全军教育训练要以提高文化为主要任务，使军队成为一个巨大的学校。

1960年，中央军委根据部队创造的初步经验，决定在全军开展创造“四好”连队（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好，生活管理好和“五好”战士活动。

1960年10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发行之际，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通知，要求广泛宣传和学习毛泽东著作。与此同时，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号召全军“把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运动推向新的高潮”，一个学习宣传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在全军上下迅速兴起。

1963年，全军普遍开展了学习雷锋、学习好八连的活动。全军把学习雷锋和学习好八连的活动结合起来，有力地提高了官兵的思想觉悟，推动了部队建设。

新时期的军队政治工作 1978年4月27日至6月6日，总政治部在北京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着重研究解决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军队的战斗力。这是新时期的第一次军队政治工作会议，是在邓小平主持和指导下拨乱反正的一次重要会议。6月2日，邓小平在会上发表讲话。这次会议特别是邓小平的讲话，实际上提出和确立了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对军队政治工作的拨乱反正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981年6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

1981年9月19日，邓小平在演习阅兵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向全军部队发出了“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的伟大号召，明确阐述了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总目标。

在1984年11月的中央军委座谈会上，邓小平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要求军队工作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入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作出了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

1986年12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进一步研究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之后军队的各项建设问题，中心议题是讨论研究新时期的军队政治工作，并于1987年1月作出了《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

1987年5月总政治部印发《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教育提纲》，指导全军进一步展开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的教育，提高贯彻军委战略决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1987年5月，总政治部根据《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关于做好基层政治工作的要求，召开全军基层政治工作会议，研究基层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 的办法，讨论通过了《新时期连队党支部建设纲要》、《士兵政治教育大纲》、《新时期基层团支部建设要点》、《连队军人委员会工作暂行规定》4个文件。

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央军委先后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服役条例》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干部暂行条例》。

新形势下的军队政治工作

1989年6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同年11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又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军委主席。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下，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90年12月，江泽民在全军军事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部队要做到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1991年1月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正式将这五句话规定为军队建设的总要求。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提出了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

1994年12月，江泽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要“着重抓好爱国奉献教育、革命人生观教育、尊干爱兵教育、艰苦奋斗教育”。全军部队认真贯彻关于四个教育的要求，突出坚定理想信念这个核心，引导官兵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筑牢思想防线，强化精神支柱。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正式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全军部队积极贯彻党的十四大、十五大的精神，努力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官兵，统一全军的思想和行动。2000年2月，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在2001年的七一讲话中作了进一步的系统阐述。

2000年3月，总政治部对军队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时作出了部署，并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全军部队按照军委、总部的要求，把学习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

2001年10月，总政治部制定颁发我军第一部《军人道德规范》，提出了听党指挥、爱国奉献、爱军习武、尊干爱兵、严守纪律、坚守气节、艰苦奋斗、文明礼貌等基本要求，对加强军人道德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2003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号召在全党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7月，中央军委根据党的十六大和中共中央通知的精神，批准印发由总政治部组织编写的《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学习纲要》，使全军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潮进入了新的阶段。

2003年8月中央军委重新颁发了经再次修订的《军队基层建设纲要》。

2003年9月，中央军委正式颁发了《实施军队人才战略工程规划》。这个规划着眼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需要，对我军未来一二十年人才建设应达到的数量规模、知识结构、复合素质等提出了相应的目标要求，并紧紧围绕建设高素质的指挥军官队伍、参谋队伍、科学家队伍、技术专家队伍和士官队伍，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和措施。

2003年12月中共中央批准颁发了经过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2004年4月，中央军委批准颁发了《中国共产党军队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成为加强军队党委建设、规范党委工作的一部重要法规。

2004年12月24日胡锦涛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对新世纪新阶段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使命提出新要求：为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证，为维护国家 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2006年10月22日，胡锦涛在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的大会上指出：“红军长征胜利充分说明了一个真理：建设一支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革命军队，是革命的依托、民族的希望。”

2007年10月22日，十七届一中全会选举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胡锦涛为中央军委主席，批准贺国强为中央纪委书记。

2008年3月10日胡锦涛在出席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全军部队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落实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国防和军队建设各项任务，不断提高全面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的能力。

2008年12月24日胡锦涛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的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

2010年1月中央军委下发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军队党的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举措，是落实胡锦涛主席关于加强军队党的建设重要指示的实际行动。

2011年6月3日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签署命令，发布施行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统称共同条令）。新修订的共同条令自2010年6月15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