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雷达现状与未来

第一篇：中国雷达现状与未来

中国雷达现状与未来〖特别报道〗

作者 航空报国追求第一

２００６新年倾情奉献

【本人郑重申明】雷达技术和装备是国防建设的关键环节；本文有关中国雷达的图片和数据都是官方网站和专业期刊中已公开解密的资料。◇引子

几天前，我写了篇关于我国航空机载雷达的文章，发表后被空军版竹置顶。我感觉因为时间仓促写的不好，雷达型号不全；太多的专业性数据，铁血里面专业雷达工作者毕竟不多。这样的文章也置顶我感觉有些糊弄观众。所以本人在这篇文章中尽量减少繁琐的理论数据，让广大军迷通过本文对我国雷达技术和装备有一个“感性”上的认识，增加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如果军迷朋友有疑问和兴趣，欢迎大家与我联系，我将热忱的尽我所能为大家答疑。◇雷达起源

雷达这个名称是“无线电探测和测距”(Radio Detection and Ranging)英文的缩写。而雷达的出现，是由于二战期间当时英国和德国交战时，英国急需一种能探测空中金属物体的雷达（技术）能在反空袭战中帮助搜寻德国飞机。二战期间，雷达就已经出现了地对空、空对地(搜索)轰炸、空对空(截击)火控、敌我识别功能的雷达技术。二战以后，雷达发展了单脉冲角度跟踪、脉冲多普勒信号处理、合成孔径和脉冲压缩的高分辨率、结合敌我识别的组合系统、结合计算机的自动火控系统、地形回避和地形跟随、无源或有源的相控阵、频率捷变、多目标探测与跟踪等新的雷达体制。后来随着微电子等各个领域科学进步，雷达技术的不断发展，其内涵和研究内容都在不断地拓展。目前，雷达的探测手段已经由从前的只有雷达一种探测器发展到了雷达、红外、紫外、激光以及其他光学探测手段融合协作。当代雷达的同时多功能的能力使得战场指挥员在各种不同的搜索/跟踪模式下对目标进行扫描，并对干扰误差进行自动修正，而且大多数的控制功能是在系统内部完成的。自动目标识别则可使武器系统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AWACS和JSTARS这样的具有战场敌我识别能力的综合雷达系统实际上已经成为了未来战场上的信息指挥中心。◇雷达技术发展过程

早期的雷达天线是固定的、无方向的阵列,只有距离信息。天线在一定的时间间隔内发射射频脉冲,将接收到的回波放大并在CRT上显示(即常称的A 显示),产生一个与目标位置对应的水平线,供雷达操作员识别目标的大致距离。但由于当时所用的射频信号频率较低,为了有效地发射和接收射频信号,雷达系统需要一个很大的天线,这种天线不能迁移或者改变方向,而且只能探测到大目标,且距离信息的精度也很低。

到二战结束时,雷达系统中那些现在熟悉的特征—微波频率、抛物面天线和PPI 显示已建立起来。

在50年代早期模拟的PPI 显示中,一条由电子束绘制的亮轴线由电磁线圈控制绕阴极射线管面旋转,这种电磁线圈类似于CRT 监视器或者电视机中的偏转线圈。

60年代以后出现了一维扫描

用一种所谓的扫描转换将每个单元位置从(r ,θ)坐标转换为(x ,y)坐标。标志着现代雷达技术初现雏形。

80年代技术相当成熟的单脉冲雷达（F-18机载单脉冲雷达为标志）

80年代后相控阵雷达技术

相控阵理论的研究始于60 年代,而实际应用是在80 年代。并广泛的应用在航空航天、舰艇、卫星等领域。标志着未来雷达的发展方向。

◇当代雷达的主要特点

1.同时多功能；2.传感器融合；3.高灵敏度；4.隐身；5.反隐身；6.雷达ECCM；7.自动目标识别； 8.战场敌我识别；9.高可靠性。◇雷达总体的结构单元及基本组成，以典型直观的航空机载雷达为例

（一）平面阵天线裂缝线源

裂缝线源是平面阵相扫天线的单元，在长达3~4米的波导壁上铣开若干中心间距一致、方向不同角度不同、深度不同的等宽裂缝。

（二）蛇形波导

是平面阵天线中的一重要部件，为减少因多个波导法兰连接引起的电磁波传送。位置在雷达天线的背面。状态为真空有利于转送高频信号。

（三）波导转换开关，雷达收发信号的转换机构。位置在波导管与收发单元之间。

（四）发射机（低、高功率），采用行波管作放大器，这是一种高电压、高功率密度的器件。在结构组成上的合理划分对发射机的性能及整体结构设计十分重要，发射机借鉴以往的经验划分为以下几大部分：钛泵电源；控保电路；调制高压电源；前级放大器；行波管和机箱。

（五）连续波照射器。用于连续照射目标，对己方制导武器控制和发射，引导武器攻击目标。

（六）显示控制单元数字化雷达视频信号要求实时传输,合理地安排数据的流程非常重要。由底层到应用程序,雷达数据主要经过三个数据传输过程。(1)由数据采集卡至设备驱动(2)驱动程序和显示应用模块的数据交互。同时也是雷达信息交换的人机接口。◇中国雷达发展的四个阶段

（一）修配阶段(1949年～1953年)这一阶段以开创基业和修配美、日旧雷达为主要标志。1949年5月，我军接管了国民党的雷达研究所，标志着我国雷达工业的发展从此揭开了序幕。

（二）以仿制为主的发展阶段(1953年底～60年代初)这一阶段以建立雷达生产基地和仿制苏式雷达产品为主要标志。

（三）以自行设计为主的发展阶段(60年代初期～7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以自力更生研制雷达、新技术大量采用和科研队伍成长壮大为主要标志。

（四）发展提高阶段(70年代中期以后)这一阶段以雷达新技术不断被突破，品种增多，产品进入国际市场为主要标志。◇中国雷达发展史上的两位“奠基”人

（一）毕德显，（１９０８—１９９２）中国最早的无线电子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一批院士。中国雷达工程专业的创始人。毕生致力于雷达、通信工程专业的教学、科研和领导工作，为培养雷达及通信工程技术人才，开创雷达信息论科学研究，发展雷达和通信事业作出了突出的重要贡献。

（二）张直中（１９１７—至今）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雷达技术的主要先驱者；发展我国动目标显示雷达、单脉冲精密跟踪雷达、相控阵预警雷达等工程的倡导人；发展我国脉冲压缩雷达技术、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微波成像雷达技术等的学术带头人，为发展我国雷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雷达研制生产的几个重要院所

（一）江苏雷华电子技术607研究所，该所是我国最早组建的机载雷达研究所。中国第一台机载雷达的诞生地。

（二）南京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14研究所，目前是亚洲和中国最大的雷达研制基地。同时该所的技术水平和科研力量是我国雷达领域的排头兵。我国百分之六十以上的雷达都是出至14所。（战斗机雷达）

（三）上海航空无线电电子研究所，创建于1957年，是中国航空机载雷达系统的专业研究机构，主要从事航空电子和雷达技术及产品的开发、生产。（运输机雷达）

（四）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是1956年根据国家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和发展“无线电电子学”等新技术的四大紧急措施而创建的我国第一个综合型电子信息科学研究所。同时也是中国最早开展微波成像合成孔径雷达（SAR）及其应用技术的研究单位。现在该所致力于高功率红外气体激光理论和技术的研究，特别是高功率高重复频率脉冲红外气体激光技术的研究一直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反隐身机雷达技术）。

（五）西安兵器工业集团第207所。是相控阵雷达、战场车载雷达的研制基地。

（六）国防科工委直属第23研究所。（负责研究、跟踪国际尖端雷达技术）

（七）中国北方工业集团。是我国大型地面雷达研制基地。

第二篇：中国房地产业现状与未来

中国房地产业现状与未来

姓名:吕文祥

学好：200930455011班级：09自动化

摘要：近几年,我国建筑节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不仅在建筑领域,而自在社会各个领域已形成一股不可阻挡的强大潮流,这股潮流正有力地推动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经济增长;房地产业

现在房地产是全国乃至中央领导高度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也引起了业内外特别是学术界的争论。大家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三个：第一个是规模是否过大；第二，冲动是否过快；第三是价格。房地产具有先于国民经济萧条而萧条，后于国民经济复苏而复苏的特点。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统计资料，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每6—7年构成一个经济循环周期。1999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进入谷底，这标志着从1993年开始连续7年的一个完整的循环周期已经完成，从2001年开始，经济运行将进入一个新一轮的稳定增长期。另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我国未来20年的经济增长的基本走势是：“十五”期间GDP的增长率在7．0％～8．1％之间，2010—2020年，GDP增长率将降至5．5％～6．6％。房地产发展与宏观经济的发展具有正相关性。宏观经济的持续发展，将对房地产业发展提供强力的支撑，有利于放大房地产上游的生产要素供给总量，并拉动房地产的终端市场需求。因此，未来几年内，宏观经济发展对房地产具有推动和拉动双重效应。

国家政策对规范房地产市场，调整市场结构与产业结构，平抑市场价格具有深远的影响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目的是完善和促进我国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进而带动我国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2003和2004年是我国房地产高速发展的两年，在这两年中房地产开发数量和投资量都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商品房售价也连连攀升。为了调解市场需求和价格，两年来，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治理和规范房地产行业的运行秩序，其中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国土资源部、监察部联合下发的《关于继续开展经营性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情况执法监察工作的通知》，建设部等七部委发出的《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的意见》，以及央行两次上调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的政策等。国家在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规范房地产企业融资渠道、获取开发土地，加强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完善廉租住房制度、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完善市场信息披露制度等方面进行引导和调控。

从区域经济来看，房地产业是一个区域差异巨大、级差收益明显的行业。一个区域的房地产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产业结构状况的制约。一般而言，区域经济增长是随着投资量的不断增加和需求量的持续上升发展起来的。这种投资与需求的增长，必然导致对房地产需求的增加，从而带动房地产业的相应发展。

21世纪“绿色、生态、环保、健康”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主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房子作为人们的安身立命之所也有了更多的时代内涵——绿色健康的人居环境成为消费者购房的第一选择，低碳成为人们追求的生活方式。现在国内房地产开发是以土地为原料、以资金为动力、以时间为坐标、以销售为导向的粗放型的生产模式，这种生产模式突出表现为技

术含量低、生产过程与经营过程能耗大、追求销售速度和资金周转效率，而不是产品的经营效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从而带来资源的严重消耗。中国现在每年新建的房屋面积占到世界总量的50％，建筑节能减排已列入我国三大重点节能领域之一。房地产业的低碳发展，不仅是国家整体碳排放目标承诺的要求，也是行业实现创新升级、健康发展的内在需求。我们现在的房子90％左右都是毛坯房，这只是一个半成品，重复的装修会造成资源的浪费。要发展低碳经济，建造低碳住宅，房地产企业需要不断地提高开发水平和质量，在户型规划设计上要做到集约和节约。提高精装修的比例，虽然资金回笼时间会比较长，但是对企业未来的发展以及对消费者都是非常有利的。精装修是对低碳的一大贡献，一套精装修的房子会比毛坯房少产生两吨的垃圾，精装修将是未来低碳住宅的发展趋势。新技术、新材料、新软件方面的科技进步，势必对建筑设计及配套设备和部品等行业带来重大影响。提高建筑科技水平，不但可以提高建筑室内的舒适程度、提高人居健康水平，而且可以节约能耗、减少环境污染和降低建筑的全寿命成本费用。同时，提高建筑科技水平可以提高项目在出售或出租市场的竞争力，以及提高企业项目自身的市场形象。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建筑科技含量势必要提高，真实的技术含量将成为市场真正的需求。科技进步刺激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而新的市场需求又会反过来促进科技进步。

已经过去的10年,是中国房地产取得飞速发展和巨大成就的10年。自1998年我国住房制度改革以来,正式确立了房地产的全面市场化方向,计划和分配时代长期积聚的需求得到了极大释放,加上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城市化步伐的迈进,推动了我国房地产业的大发展,房地产规模和建筑面积逐年递增。同时,房地产市场逐步形成、完善和成熟,当前的房地产业已经发展成为包含土地、建筑、交易和金融服务的多链条、多部门的重要产业,同时房地产的投资和投机属性也已充分的显现和发挥作用。

在过去的10年中,房地产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贡献卓着。在消费、投资和出口贸易这三大经济增长的动力中,投资和出口构成了中国增长的核心,其中房地产是投资中的重要力量。整个循环的过程是,出口形成了国内实体经济的发展,解决了就业,增加了居民收入,也给国家带来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和税收收入,政府转而将这些收入转化为政府投资用于基础设施和民生建设;实体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形成了对城市化的需求,从而推动了房地产的快速发展,进而又推动了经济的增长。所以,可以说,在“中国式增长”的动力中,出口、政府投资和房地产是三大重要力量。出口增加了政府和居民收入,政府收入用于投资,居民收入转化为储蓄和房地产需求,同时房地产又给了政府土地财政,逐步升高的房价剥夺了居民的多数储蓄,让我们这个高储蓄的国家在缺少消费时,同样能够取得惊人的经济增长。

中国的房地产似乎一直处于稀缺的卖方市场状态,即使保持了年均20%多的增长速度,但仍然难以满足不断增加的需求。原因是一方面由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化的进程带动了城市的就业和人口增加,以及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加上商业和服务业的发展,都形成对房地产的大量需求;另一方面,房地产已经发展成为重要的投资品,在房价上涨的预期下,投资和投机需求铺天盖地的进入市场。目前,投资和投机已经过度,推动房价一路非理性快速上涨,严重脱离了经济增长和人民收入水平的增长速度。房价泡沫毋庸置疑,近期被福布斯列为全球六大资产泡沫第二位,其中蕴涵的风险不可小觑。

展望10年代,房地产的发展空间依然很大,我国的城市化比率和国外相差甚远,“居者有其屋”的目标远没有实现,房地产仍然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然而,当前问题的重点,是高房价的风险及其带来的一系列隐患。首先,高房价带来的资产泡沫一旦破灭,将影响房地产相关的产业链,严重影响经济增长和金融安全;其次,高房价不利于房地产的进一步发展和发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过高的价格将阻碍正常需求,不利于我国城市化推进;再次,高房价剥夺了居民的收入,不利于启动内需和消费的增长。

第三篇：中国三农问题的现状与未来

中国三农问题的现状与未来

[摘要] 当前中国三农问题突出表现为：农民收入持续低迷；粮食生产持续下滑；农民负担久减不轻；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农村社会秩序状况堪忧，民众与基层国家权力的关系日益紧张，群体性抗争事件多发。政府在解决三农问题上采取的主要措施主要包括政治和经济两大方面：在政治领域中推进村民自治；在经济领域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这两项制度设计尽管取得了一定成效，因还未触动三农问题的根本。要真正解决三农问题，必须从体制上入手，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在公共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公共财政等方面使农民享受平等权利。[关键词] 三农问题；村民自治；农村税费改革；城乡二元结构

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问题是三农问题，农村不实现现代化，整个中国的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根据现代化理论，现代化意味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的乡村将面临严峻的挑战，生存、复兴或重建是任何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都必然面临并必须解决的难题。三农问题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提出来的。中国三农问题，不仅仅是个现实问题，而且也是个历史问题，是长达半个世纪城乡矛盾积累的结果，它在今天中国现代化进程加快的情况下表现得更为突出和尖锐。总的来看，广大农村基本上仍是农业社会，现代化程度低，发展比城市严重滞后，城乡差别、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很大。当前的三农问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形成的，有着很深的社会、历史和体制根源，必须对此进行全方位的深入剖析，进而寻求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措施。一、三农问题的现状

中国三农问题具有多重内容，现阶段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第一，农民收入持续低迷，粮食生产持续下滑。自1997年到2003年，农民收入年增长4％左右，仅相当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的一半。1997年到2002年，农民人均年收入只增长了380多元，而城镇居民收入却增长了2500多元，增加额尚不足城镇居民的1/6。从纯农业的角度来看，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许多纯农户的收入持续徘徊甚至下降。据统计，1998年至2003年，农民来自农业的纯收入已连续6年低于1997年的水平。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减少，必然影响到农民尤其是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所以，导致粮食生产持续下滑。2000年以来的4年间，我国的粮食生产一直持续下滑，播种面积不断下降。2002年，粮食播种面积仅14．9亿亩，比1998年减少了2．2亿亩。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3年粮食总产量8600多亿斤，粮食需求大概在9700亿斤左右，供需相差1100亿斤，粮食安全另人担忧。

第二，农民负担久减不轻，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近年来，农民承受的不合理负担越来越沉重，有的地方农民实际负担甚至占了纯收入的15%—20%，而且越是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贫困地区，农民负担就越重。农民负担导致了许多社会问题，严重影响着基层社会稳定。尽管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但是从实际效果看，取得的成效却难以令人满意。2001年，中国城市居民收入为6860元人民币，农民收入为2366元，表面差距是3：1。但实际上，农民收入中实物性收入占了40%，扣除这40%的实物性收入，用于购买商品、服务的货币只有1800多元，平均每月150元左右。这150元中，还有20%（即30元）用于第二年扩大生产的开支，如买种子、农药、化肥、柴油等。这样，一个农民每月真正能用做商品性消费的货币收入只有120元，而城市居民的货币收入平均每月接近600元，城乡差距为五比一左右；而城市居民收入中还有一部分并没有纳入统计范围，如各种各样的隐性福利、住房、教育、卫生，甚至是用电都比农民有更多的优惠。若将城市居民的一些隐性福利、优惠折算成收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能达到6：1。

从户组分析看，我国20％最高收入户组占全社会收入的份额为46.6％（美国为46.4），20％最低收入户组占全社会收入的份额为5.9％（美国为5.2％）。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出现了占总人口3％左右的富有阶层，他们占有居民储蓄存款总额的近1／2和绝大部分金融资产。占全国人口总数70％的农村居民大约只持有不到30％的货币。财富向少数人手里集中，贫困向多数人一端扩散，贫富分化呈加剧趋势。

从基尼系数看，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接近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据估计，1980年，中国大陆包括农村居民在内的基尼系数为0.3左右，整体差距不大。到1988年，抽样调查显示，城乡合计的基尼系数已上升至0.382。1994年为0.434，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1998年，上升至0.456。1998年与1980年相比，中国基尼系数上升了十几个百分点。据世界银行2000／2001年发展报告，目前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高于发达国家如英国（0.361）、德国（0.3）、意大利（0.273）、加拿大（0.315）、日本（0.249），也高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如韩国（0.316）和经济转型国家如波兰（0.320）、乌克兰（0.325）、罗马尼亚（0.282）和匈牙利（0.308）。第三，村民自治徘徊不前，难以取得突破。尽管村民自治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效，三项制度（村民委员会直接选举制度、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和村务公开制度）和四个民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扎根村庄，但是大多数村庄的村民自治水平仍然不高，存在的问题较多，成效难有提高，突出表现为两委关系失调和乡村关系紧张。在两委关系问题上，表现出“党强村强”、“党弱村强”、“党强村弱”以及党弱村弱”等多种不和谐类型。在乡村关系上，乡镇政府擅自委派、指定或者撤换村委会成员，乡镇政府包揽、干预村民自治事务，导致乡、村矛盾激化、干群对立的事情时有发生。乡镇政府采取行政的和经济的手段变“指导关系”为“领导关系”，控制或干预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务，侵害村民民主权利。两委关系和乡村关系的不和谐，不仅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村民自治的进程，而且也使得村民自治作为一项解决三农问题的公共政策的绩效大打折扣。

第四，农村社会秩序状况堪忧，民众与基层国家权力的关系日益紧张，群体性抗争事件多发。农民的不合理负担激起了农民的强烈不满，他们或者以消极的方式进行拖延或对抗，或者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不合理的国家抽取，这就造成了基层国家权力与社会关系紧张，有的地区甚至出现了暴力反抗或骚乱事件。于建嵘的“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一文认为，目前，在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出现了治理性危机，主要表现为：其一，近十年来，全国乡镇政府普遍出现了财政危机，2002年，全国65%的乡镇共负债达3200多亿元，其中以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最为严重，这些乡镇还债能力低下，致使负债仍在不断增长，濒临破产的经济状况已严重地制约了乡镇政权的施政能力。其二，广大农村特别是中部地区发生了一系列农民针对基层政权的集体抗争活动，这些事件不仅快速增长，组织化程度也迅速提高，规模越来越大，对抗性日益增强，暴力化趋势普遍蔓延。其三，部分农村基层政权和基层组织出现了黑恶化，乡村干部为完成各种“任务”假借地痞流氓之手恫吓和强迫农民成为了一种习以为常的“工作方法”，恶霸和地头蛇控制农村基层组织的情况已十分严重，黑恶势力进入县乡政权直接掌握国家权力也屡见不鲜。二、三农问题的成因

（一）客观原因

牛若峰主要从人地比例关系来分析了三农问题形成的原因。他认为，人地关系对于农业、农民生存与发展有着直接关系。人地比例关系如何，直接影响农业内部的就业容量、农业经营方式的选择和土地本身的功能。新中国的人口（主要是农村人口）增长较快，1984年突破10亿，人均占有耕地下降为1.43亩。现在，我国人口达12亿多，人均占有耕地减少到1.2亩，相当于世界平均值的1/3，约有1/3的省份人均耕地不足1亩，有666个县份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确定的0.8亩的警戒线，463个县份低于0.5亩的危险线。紧张的人地关系意味着农业内部就业容量日益缩小，如不大幅度减少农民人数，仅靠农业增加农民收入的空间也不会很大。这种基本国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农业不可能推行合理经营规模的大农制，只能是众多小农户在有限的土地上实行集约经营，着重提高土地生产率，而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不显示优势。对于农民来说，耕地首先是“生存资料”、活命的基础，不是“资源优化配置”的生产要素。在耕地福利化的趋势下，公平原则高于效率原则。这是我国农业难以推行合理规模经营的一大制约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业效益。

（二）体制原因：城乡二元结构

城乡二元结构是三农问题的体制原因，这是学术界基本一致的观点。这一政治治理结构主要表现为国家在户籍身份制度、公共财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公共服务制度以及教育制度等方面所实行的城乡分离的政策。半个多世纪以来，城乡二元结构在国家治理中始终处于一种不可动摇的地位，它严重地限制农民人身自由、妨碍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阻碍农民劳动力流动和转移、过度提取农业剩余、造成城乡税负的极端不公，成为农民人均收入水平低下、农民负担久减不轻的体制根源。

第一，户籍身份制度把全体公民人为地划分农业和非农业户口两个标志鲜明的类别，除非通过个人途径，如升学或者从军，农民是不能进城定居生活和寻找正式职业的，也不能够享受与城市居民同样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农民在就业、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以及公共教育等国民待遇上与城市居民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即使在形式上已经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在实质上也完全不能够享受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待遇。户籍制度限制严重地阻碍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是中国城市化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的重要原因。据统计，1949年中国城市化水平为10.6%，到1999年还只有30.9%，50年间仅增长了20个百分点。第二，按照城乡二元财政制度，在2001年税费改革之前，农民除了缴纳农业税外，还得上缴村提留和乡统筹，再加上各种“三乱”费用，中西部地区的农户少则要拿出收入的5%，多则要拿出收入的20%以上缴纳各种税费。农村税费制度却把农业剩余从农业领域转移到城市工业领域，成为农民负担沉重的体制性根源。长期以来政府通过强制性的农村征收制度从农村提取农业剩余，在1979——1994年的16年间，政府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从农民手中取走了大约15000亿元收入，除去同期农业税收总额1755亿元，抵消各项支农支出3769亿元，政府通过农村税费制度提取农业剩余12986亿元。城乡二元财政制度下的城乡税负严重不公平，农民税负要远远高于城市居民税负。我国现行税法规定，城市居民月收入800元以上才征收个人所得税，若按照这一标准来规定农村税费，我国绝大部分农民根本没有达到纳税的起点标准。2000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2253元，月平均只有188元，却要承担至少4%的税费负担。城市居民从事工商业要交纳增值税，其起征点是月销售额600—2000元，折合年销售额7200——24000元，一般小农户的年收入都难以达到这一起征点，所以不必考虑增值税问题。农村个体工商户一般年应税所得不会超过5000元，按照税法规定，适用5%税率，但实际上，大多数农产品的税收负担率都超过了这个数字。现行的农村税费制度的实质就是“打贫济富”，长此以往，就会形成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恶性循环，城乡差距将会进一步扩大。

第三，按照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国家每年要为城市居民提供各类社会保障，如养老、医疗、救济、补助等，而农民的生老病死伤残就只能由自己来承担。在农民医疗问题上，许多农民根本就负担不起昂贵的医疗费用。长期以来，国家医疗卫生投资向城市倾斜。1990－2000年，在农村卫生总费用中，政府投入的比重由12.5％下降到6.6％；全国新增的卫生经费投入中只有14％投到农村，其中有89％成了“人头费”，真正成为专项经费的只有1.3％。2000年，农村人均卫生事业费仅12元，相当于城市人均卫生事业费的27.6％。2002年，乡村拥有病床床位和卫生技术人员数分别仅占全国总拥有量的23.4％和23.2％。87％的农民是完全自费医疗，因健康状况不良而导致贫困者占农村贫困户的30％－40％，有许多农民因无钱看病而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同时，农民还要负担农村五保户和烈军属的补助救济。对绝大多数农民来说，社会养老保险是个闻所未闻的问题，他们在养老问题上始终就是 “养儿防老”的传统家庭保险模式。据统计，截止2000年底，只有7400多万农村居民参加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占全部农村居民的11.8%，而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在农村的覆盖率近乎为零。

第四，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在公共服务的享有水平上也存在着巨大差距。城市居民可以免费享受道路交通、绿地、文化设施等，当城市提供公共服务、兴建公共设施时，居民根本不必承担任何费用。在农村，不仅公共服务十分有限，公共设施十分落后，而且兴建公共设施的成本都是农民自己承担的。有数据显示，城乡居民在日常生活所必需的自来水、天然气或煤气、道路交通建设、通讯设施建设、公共绿地建设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享有水平存在巨大差距。据1996年农村普查资料，我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仅为17%，生活排水设施少到不值得统计。自1998年中央决定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国家大幅度增加了农口基本建设投入，1998～2001年，共计安排农林水利和生态环境建设国债1400多亿元，约占同期国债投资总规的28％。如果加上中央预算内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和水利建设资金，4年间中央对农口的投资达1900亿元以上。但这些投入大部分用于大江大河治理等大型项目，各行各业都从中受益，县域范围内与农民增收关系密切的中小型基础设施的投入还很有限，难以直接带动农民增收。1998年以来，农业（不含林业和水利）直接使用的国债资金只占国债总数的1%。

第五，按照现有的就业制度安排，农民和城市居民被人为隔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就业领域。由于户籍身份的先天限制，农民不仅不能到国有集体企业就业，更不能到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国家行政事业单位招干招工的首要条件就是你必须具备非农业户口，这就把农民排除在国家政权机关之外，农民完全丧失了公平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权利。在就业服务上，国家只负担城市居民的就业、培训、失业救济以及最低生活保障，而农民则要自力更生、自谋生路，不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形成了“不干活的有饭吃，而干活的无饭吃”的极不合理的现象。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是不可能享受到城市居民所拥有的政府提供的各种形式的就业服务。城市的下岗职工所享受的再就业培训、再就业信息服务，对农民来说更是无从谈起了。

第六，按照现有的教育制度安排，城市中小学教育全部由国家投资，农村中小学教育经费则以县乡财政负担，或者以乡镇统筹的方式解决，而这些经费大都由农民自己负担，这对于广大农民来说是极其不公平的。法定的九年义务教育在农村实际上成为一纸空文，它已经由政府的主要责任转变为农民的主要义务。农村所谓的“义务教育”经费必须由农民自己来负担。不仅中小学教育的基础设施建设必须由农民自己负担，而且中小学向学生收取的学杂费也不比城市低，加上名目繁多的乱收费行为，很多农民无法承受沉重的学费负担，上学难成为农民严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现在，教育支出已经成为农民开支中仅次于生活费的第二大项支出，全国平均每个小学生一年各种费用达500元左右，初中生则在1000元左右，这对于人均纯收入只有两千多元的农民家庭来说，无疑是很难承受的。许多考上大学的农民子弟因交不起学费而未能入校。教育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漠视作为人口的大部分的农民的享受义务教育权利的制度，不仅是不正义的，而且从长远来看，它也会限制这个国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基础。

第四篇：中国就业的现状与未来

中国就业的现状与未来

中国劳动力供需正在发生逆转：

2013年开始，中国劳动力供给开始减少，2014年开始，每年减少规模超过100万，2020年以后每年减少超过400万。

劳动力需求稳定增长。在GDP增速6.5%的假设下，非农就业需求每年增加超过1000万。耕地面积所能吸纳的就业人口为1.2-1.4亿，这一规模可能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

城镇就业和农村就业、非农就业与农业就业：

2010年，中国城镇就业人员3.5亿，其中3.1亿为非农就业，0.4亿从事农业；乡村就业人员4.1亿，其中1.7亿为非农就业，2.4亿从事农业。从另一个维度看，2010年中国非农就业4.8亿，其中3.1亿为城镇居民，1.7亿来自农村；农业就业共2.8亿，其中0.4亿来自城镇，2.4亿为农村居民。

农村居民中只有0.8-1.0亿从事农业的“有效劳动”，另外的1.4-1.6亿劳动力“被就业”，这部分剩余劳动力仍有待转移到城镇。

2000年以来，中国城镇人口以年均2110万的规模增长，包括：自然增长年均70万，城市化人口（农业户口转为非农）年均增加1250万，进城农民工平均每年790万。

“就业红线”不存在：

每年新转入城镇的农村劳动力约1379万，人口转移规模受客观因素限制难以更大，每年新增非农就业需求接近或超过1379万的水平。因此，虽然农村还有较多剩余劳动人口，城镇就业持续处于紧平衡状态。

即便经济缓慢减速在6.5%左右，人们所担心的“就业红线”可能并不存在。按照当前的人口速度，中国农村“被就业”的1.4-1.6亿农民将在2020年前后被吸收殆尽。届时，中国经济将完全跨入一元经济时代。

第五篇：中国法治：现状与未来(二)11

2010年10月31日星期日

朱苏力：中国是大国，大国很难法治。如取保候审，新加坡、汤加很小，相当于在重庆、重大校园里转，而中国面积大，取保候审后全国转，所以在外地一般不取保候审。有时候看起来是人权问题，实际是国情不同。中国学外国，不是直接移植，也不能把今天硬与历史上套。中国东西部问题，是一面临海的问题，美英加拿大都是多面临海，凡是内陆、交通不发达都是经济落后的。所以开发重庆、成都。农村土地置换，土地其实在县、市一级手里。过生活，家里只有3千块，就不能像别人家有3万块那样过。80年代美国人就在减肥（国情不同）。我们不能想词，要想事。在中国法治中，必须去研究实实在在的问题。讲中国国情。有的人不分大国小国，讲大国小国都一样，三权分立呀等等。还有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不同于日本。日本是单一民族国家，引进文化也不会导致分裂。中国“认老乡”，外国很少这种现象，所以中国容易办人情案。中国人考上大学觉得很荣耀……这就是与外国不同的东西，这就是发掘本土资源。所谓本土资源，不是说把外国的拿来就用，要经过自己的消化改造；不是去考究历史，如死刑复核把历史拿出来，要研究这个东西为什么还能存在，在历史上有什么好。研究外国的也是和历史的一样。整个欧洲也有很多落后的地方，中国才发展几十年。而且中国人口是整个欧洲的两倍多。两个人旅游容易，全班组织旅游事就多。小两口也不愿与公婆同住。这都是日常经验，治大国与治小国不一样。重庆在中国不算大，放在欧洲可以是三个国家。我们要在现有条件下做得更好，条件制约人。幸福也各不同，谈恋爱，别人看着不幸，自己觉得幸福。本土的也未必不是世界的。普通法，walkman、MP3当年都是本土的，后来成为了世界的。我们学着有的傲得不得了，有的特别自卑，看见外国的东西都说好。我们是缺乏自信，有时候我分析问题，得出结论，但从来没见过，就认为自己错了，过了十几年，看见名家也这么说。他没想到，我想到了，我就比他厉害。现在我只觉得波斯纳……为什么不相信自己。我们不可能了解美国比美国人还深入。我们能发掘的资源只能是在自己家里。不是说你研究福柯、德沃金、波斯纳就是法学名家。学术的好坏不是真的学术好，而是根据国家的经济实力。大家认为美国、英国经济发达，就认为它学术好，其实不一定。如最优秀和最努力小孩很难考上大学，得到不应该的评价。人类是根据后果来评价的。我们认为学术一定跟经济有关。现在世界上经济学论文最好发的，一定要扯上中国。我现在可以说，大陆的法学学术比台湾、香港好得多。如研究彩礼，从身边的生活就可以找出对社会有用的。当初科斯研究“企业”，就是从很小的问题开始，后来的制度经济学、XX经济学都是从这些发源的。人类历史上很难看到像中国过去几十年那样的发展，不要说我们就是落后者。陈院长说我们当年好分配，情况不一样。当初看毛泽东，对我很大影响:中国是政治经济不平衡的大国，这一点一直制约中国的发展;毛泽东说反对党八股、反对教条主义。当初热爱诗歌，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特点。现在做个好律师，让父母放心，不是也很好嘛。在座的可能都没有我辛苦，我年三十还在翻书……你们好好做个公务员啊，晚上回去看看电视，把孩子培养好，做个正派的人，也很好。一个时代必须有人准备做一些事，准备牺牲自己。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是大国的情况，是中国的法律学者能作出贡献的优越条件，学术资源。

陈忠林：苏力的阐述比昨天有了升华。我下乡的时候学习靠看书，影响最大的《中国文学史》、《马恩选册（两卷集）》，我个人认为在方法论上没人比得上马、恩。我比苏力自信，敢于说古今中外的法学理论都错了，我对人性的认识超越了所有的哲学家。要自信，为什么我们不能超越其他人呢，为什么我们不能比其他人高大呢，每个人都要有自信。人区别于其他动物，一是独立性，而是创造性，要创造人家没有的。都拜倒于人家，就永远是人家的奴隶。我们只敢说孔孟是好的，不敢说我们比孔孟好。不是说不承认先人，而是在承认先人成就和其他人成就的基础上，找出自己的法子。民主，首先是每个人要有自己的意识，要作自己的主，要想发表意见。

苏力讲的本土资源，其实就是中国的现实。但仿佛又不是。关于中国的“送法下乡”发表在哈佛法律评论上，在联系那个外国人来。中国解决问题的方法不一定是外国，（朱苏力：其实我不在乎是哪国的）对！外国也在学习中国的方法。大国小国不一样，解决问题的方法一定是中国的，不意味着就一定不学习外国的方式。要把外国的方法改造，适合中国。（朱苏力：我讲的是资源，不是方法，资源是要提炼的。我觉得没有外国的方法和中国的方法之分，都是调查研究、资料分析……）我讲的是方法。既然外国的已经成功了，就一定有合理的东西。（朱苏力：其实我根本不关心什么方法，有用就行，猫捉老鼠不在乎是什么猫）苏力的观点不被理解，可能是因为表述。这是词，所以中国知识分子重视词是正常的。但关键是词后面的意义。如三权分立，在中国土地上是什么意思，我常说，如果只是权力者的分立，八权分立也没有用，权力者的利益都是一样的。靠权力来制约权力，是妄想。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毛病是用书本来套现实。严格讲三权分立的国家世界上没有。

资源是历史上有它的合理性，还延续到现在的东西。最根本的方法在民众的认同、接受当中。不能和民众对立，这就是这些东西还能不能发挥作用的基础。苏力讲的很多问题的根本的解决方法从启蒙思想、战国就有。不能用法律的手段强制改变一些东西。风俗、民意都曾被启蒙思想家提到很高的地位“风俗才是一个国家宪法的试金石”。苏力也是在研究这些东西，无非是讲在民众中法治的接受程度。（朱苏力：我不是讲这些，民俗是可以改变的，如北京市民上厕所。民俗太大了。公序良俗，风俗要是良的。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良的，如果一概赞同太保守了。如过去谈恋爱保守、早婚，现在还这样就太保守了，是个怪人）我认为最基本的是不害人。在改变风俗的时候要考虑民众的接受程度，如果民众不接受，风俗再坏也不能改。将坏的风俗取消，也要考虑它的接受程度。要取消，要先宣传，让原有的习惯只被少数人接受。不能用法律的手段改变风俗，即使要用法律来改变风俗，也要考虑民众的接受度，要宣传。当大家都愿意改的时候，风俗就不是风俗了。西藏的命价制度，人家已经解决得好好的了，再把人抓起来是激化了社会矛盾。不能在大多数人都不接受的情况下，用法律强制改变。不害人，这就是资源。什么是害人，什么不是害人，一定是本土的认识，一定不是外国人的认识，不能把外国的陋俗搬过来。什么方法、什么技术，一定是适合当前问题的方法。这种方法，也许是世界的，但是一定要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不能用老百姓不认同的方法推行法治，如果这样，法治就是失败的，就是专制。朱苏力：你把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研究问题的方法混淆了。陈忠林：不管哪种方法，西方都更先进。西方重事实，重分析。但在中国的问题上，这些方法……因为中国的很多数值是不可靠的。苏力的方法其实是社会学的方法。但这个“实证”取样可能就有偏差。（朱苏力：我有的不是实证，如秋菊打官司是取材于电影）电影反映的也是社会现实。我个人认为真正的本土资源就是现存于我们每个社区、辖区中每个人普遍认同、至今没有证明为错误的道理、知识。

朱苏力：我认为常识常理常情就是纲常。另外风俗若等到老百姓都觉悟了、都愿意改了，不是改革而是革命。七八十年代大家都习惯种地……有的风俗的改变并不是坏事，如公共场所禁烟。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无论历史多么珍贵。历史不会自动转化。死刑复核的历史，不是你们去提，就不会……历史的东西并不会都是资源，即使是常识常理常情也不都是资源，必须经过提炼，经过学者的选择、分析。

陈忠林：纲常不是现代词，现代人不认同。现在讲的是公共秩序、买卖、言论自由。任何自由都有界限，言论自由也是。不能损害他人利益，不能破坏公共秩序。苏力说的不经过学者提炼就不能成为本土资源，是对的。讲常识常理常情，就是把常识常理常情需要的东西化为法律规则。这就是需要我们学者做的，不经过学者，常识常理常情没办法化为法律。苏力的文章《民意规范与难办案件的办理》，请他做介绍。

朱苏力：法律最终是这个时代的基本价值、道德判断。买卖公平，保险条款、保险的问题，往往民意争论就争在这点。第二，民意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民意如流水，往往会战胜法律。“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是否到该杀的程度。许霆案，许霆说“帮银行保管”，是真话，人在做坏事时给自己找安慰，如婚外情，支持他的就变为反对，但他是否应该被这句话判刑？法律不惩罚思想，只惩罚行为。法律对同样的行为应同样处罚，每天都不一样……第三，民意是有操纵的可能。煽动闹事，村里纠集四五百人提出要求，老百姓可能是沉默的大多数，真正沉默的才是民意。我们往往只看到浪花，没看到底下。刘涌案，法官应该自己思考，不要屈从民意。许霆录像中显示一个小时取了上百次钱。社会不应机会主义太重，否则违法犯罪会到处都是。所以许霆不能无罪，而民意说他无罪。否则法官判案，只需在网上征集意见：该不该判、判多少年，大家点击投票。美国黑白人比例，判案不能光凭民意。不相信民意、只相信规范，死板的教条主义也不可取。法律人要培养灵活的……可以接受的结论都是合乎情理的结论，几个结论都是合乎情理的。判三年或三年半都没错。司法中有时很精确，不是因为它精确，而是因为不精确要伪装成精确。把简单的案件判复杂，是为了把复杂的问题判简单。司法中大量存在模糊。法律人要多方面考虑。检察官有罪推定、法官无罪推定，不是法官与检察官谁好。律师不能推定自己当事人无罪，而是推定他有罪，再策划为其脱罪。法律维护的总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但民意不是……如社会中同性恋占大多数，会说异性恋的婚姻不是婚姻。杀人定死罪，因为社会大多数人认同杀人判死罪。对民意应有一定的尊重，以前法律太死板教条主义。如果许霆案一审判八年、六年而不是无期，就不会引起争议，不会改判。国家规定盗窃银行判得重，因为多是专业人员和贪污腐败，但许霆案可算（取款机）受害人有过错。但中国不能过分，从教条主义变为民粹。

陈忠林：苏力刚才的话是我一贯的主张。但感觉对民意不够尊重。就目前的案件来看，按民意判的没有一个是错的。刘涌案，不改判才是司法史上的耻辱。“不从根本上排除刑讯逼供的可能”，任何案件都不可能排除刑讯逼供的可能（朱苏力：同意）。邱兴华案件，要求作司法鉴定，司法鉴定是为了鉴定行为人可不可能认识到、控制自己的行为和危害，邱兴华这两点都很明确，他认识得很清楚。有人拿到中日论坛说事，日本专家也认为这种不需司法鉴定。邓玉娇，防卫过当，民众都认为是正当防卫，法学家也说不出怎么才不会防卫过当。醉驾杀人，是故意杀人。至今看到的民意都没有错。但孙伟铭案不是民意，是煽动的。检察官起诉有问题，认为无照醉驾有杀人故意，但应该是过失，他也想避免事故，只是轻信能够避免，而不是放任。（朱苏力：刑事案件如果都按民意去办，就不用检察官了）“民意就是民粹”，这些话被法院利用。（朱苏力：许霆案后来的民意错了，要求判无期。）那是少数。（我觉得多数少数谁来判断呢？无法达成共识，就没有常识常理常情，还是法院该怎么判就怎么判，三常也不能发挥作用的）民意只是需要区分是自发的还是鼓动下产生的。还有是否受害的情况，如拆迁。民意是了解事实真相还是不了解事实真相，是第一个判断。

民意是要尊重的，不管是否了解情况，是否情绪激动。最高法院说的要接受要引导。面对错误的民意，法院就要把事情说清楚。讲理性，就是要认识社会中的道理来对规范作出解释，这也是反对民粹的唯一方法。提问：

1、怎么了解民意，网民？媒体？怎么知道沉默的大多数的民意？

朱苏力：陈的民意与真理等同。而真实世界的案件都会有争议。所以民意是我们生活中的判断，基于具体的事实。如许霆案，三五年都可以。判三缓三也可以。不要简单说炒作。网络往往是极端的人。孙伟铭案不极端没人看。报纸也有背后推手，所以我们只看信息。很大程度就要依靠法官的独立思考、合议庭的独立思考，相信自己的独立判断。发生的问题往往是法律和你的独立判断有差别。

陈忠林：法律根本上讲是社会经验的升华，没有社会经验，就不知道法律是什么，就会被一些观点搞模糊。有社会经验，也就能判断这是少数人的看法还是多数人的看法，这是不是根据事实得出的。找上门的民意不是民意，民意就在你心中。司法独立是法官的良心独立。你的独立和你良心的独立是两个事情。我们法治的问题是把良心和独立与法剥离开来。我不赞成网民都是极端的，网民都是带情绪，但不是极端的。我赞成关于报纸的说法。报纸是按它们想写的来写，不是按事实，张君案、李庄案。

2、在中国单一制国家情况下如何实现地方化？

在知情权缺乏的情况下，如何保证民意？ 陈忠林：我不赞成地方化。

民众不了解情况，你了解情况，你要判断分析民意是否是了解情况而产生的。你有义务在判决书中把情况说出来。没有禁止你写出来。

民意就是普通民众的看法，不是专指错误的、极端的、情绪化的。朱苏力：没有办法辨别哪些是真民意。也不是所有人都关心某个案件的，大多数人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种情况下，民意是遇到问题。要防止利益集团操纵的民意，就是把案件稳稳，拖一下，或异地审理。还要注意并不是知道了事实就能判断。如夫妻黄碟案，是在诊所不是家，三伏天开着窗，在农村，有人报警，而很多人看到却没留意这些信息，反对者多是城里30多岁男人。还有，民意不该涉及太多，婚姻家庭可以看民意，知识产权不能，所以民意的作用越来越少。齐玉林案件，只有学生关心，没有形成真正的民意。所以对民意，要关心，但不能……如许霆案，判得差得太多了，才应该做出调整。

3、新闻媒体是官办的，真实声音只有网上，多元的价值判断，看法不一，怎么集合民意？最终认定民意还是在掌权者手中 朱苏力：现在爆出问题的都是官方的报纸，报纸已经商业化了。所谓网民代表民意，我前面已经讲了。多元的价值判断，确实是有权人决定，就是他说了算。美国的大法官也是如此。必须基于他个人的良知、个人的判断。老百姓的说法是多元的。微小的调整法院可以做，但做大调整就使法院变成了政治。

陈忠林：民意不是找上门的，是在你心中。找上门了，说明它闹得很大了，你就要分析。价值多元也有价值共识，否则就没有沟通，没有多元的社会。

4、朱说解决法治的问题要靠市场经济和高效廉洁的政府，人性不可靠怎么建立高效廉洁的政府？

朱苏力：高效廉洁是相对而言，邓小平的政府是高效的政府。高效廉洁的政府可能过段时间也会腐败，又有铁腕人物整治，一张一弛。

下午：

陈忠林：上午讲民意，下午就说规范：

1、规范的实质是什么；

2、怎么样实现，怎样保障规范实现。

朱苏力：规范是一定区域里的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规则，使人们的活动能有效的进行，用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当信息交流不便时有种规范，人们活动范围扩大后又形成种规范。家里的规范→国家的规范，先尽忠后尽孝，规范的位阶出现了。古今的变化。公正是具体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大义灭亲，表现了规范的层级。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为什么以怨报怨不行？因为以怨报怨有情绪，可能惩罚超过损害。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有理性在里面，对等。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有不等的，如瞎子与独眼龙的眼睛价值不同。讲“以直报怨”，“直”是需要一种文化共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比较具象的东西，是在社会缺乏共识的时候，而以直报怨是在社会有了共识的时候实施的惩罚。孔子讲以直报怨时已经过了商周，社会有了共识。还有信息问题、效率问题，如包办婚姻。是同男方家庭结婚，与父母生活，所以一定要父母喜欢。信息不对称，没有通讯工具、交通工具，只能靠媒妁之言。现在能出来认识人的机会多了，所以能自主结婚。以前的人早婚，因为平均寿命短，兄姐可照顾弟妹。民意能处理犯罪、家庭、财产问题，但对现代社会作用有限，如环保问题。民意还有一个问题，民意是过去经验的积累，不一定适合未来生活，固守民意不适应时代变化。因此法官理解民意要理解民意为什么这么形成，为什么变化，怎样变化，法官判案的时候可以比民意稍超前。法官要想，民意认为判错了，为什么错了。法官判案不是建立在个人坚信上，还是要考虑社会共识。坚信的东西未必是真的。社会共识以制定法表现出来，也以民意表现出来。陈忠林：我和苏力的观点不完全一致。完全一致没意思。老师坚信法从水，由上到下颁布；去兽性。我讲法治也从说文解字开始。法的古文作“人一正”，是人共同认同的东西。规范是一定社会群体的人以共识为基础的社会群体。这个社会群体可能是国家也可能是个群体。这个群体的存在是以共识为基础，用规范来约束成员的行为。规范就是以共识为基础。法是规范中最典型、最为人们感触到的。因为法有国家强制力。法是统治阶级意志吗？法一定是全社会的共识，否则就没人遵守。法的表现形式是通过一定的程序—由当权的人公布的，所以给人的印象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任何时代的法一定是社会的基本共识的体现。任何统治者不能违背这个社会当时的常识常理常情。只要可能，立法时都要剔除民意中不理智的成分、个别利益集团利益中不被社会接受的部分。法既是确定的，也不是确定的。按教条主义只按法条办事，是不行的。任何法条都有常识常理常情。任何一条法律规范的文字内容没人能背出来。对法律的理解是教科书+自己的经验，而不是严格根据条文内容。在超市买东西是“签订履行格式合同的买卖行为”，很少人能答出来，不是先学法律后生活。我们制定规范是为了这个群体的存在、发展。所以“规范”是：以社会共识为基础的，这个社会群体的行为规则。“法律规范”加上“国家强制力、国家强制认可”。

朱苏力：规范把不合理的东西、社会不接受的东西清理出去，还是占主导地位的群体来决定。为什么不承认同性恋家庭，因为社会异性恋多。表面上是人民的意志，理性的意志，其实人民就是在那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志。统治阶级的意志并不是和社会中绝大多数的利益矛盾的。婚姻自由中“离婚自由”曾经不是社会主流观点，而是少数精英的观点。新中国成立为了标榜先进才推广的。少数人给多数人让路，不是因为少数人被说服了，而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是少数--《自由平等博爱》。同性恋说我天生如此，我有什么错，为什么你们不接受？这种“理性”是别人强加的。男女分手，“理性”是话语权的争夺。更大的利益集团还是利益集团，人民也是利益集团。哪些人多、占主导地位，他们的观点就是……少数人的观点不是不理性，而是他们的观点不被社会接受。提醒：要防止多数人的暴政。

陈忠林：统治阶级判断哪些观点是理性的时，他也在被选择，他选择的观点不被被统治阶级接受就完了。统治阶级的观点必须以被统治阶级忍受的限度为底线。研究“法”，不应该是寻找统治阶级的观点是什么，而是寻找被统治阶级的底线是什么。朱苏力：不赞成用“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谁是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呢？人人都是。统治阶级概念过时了。所以用占主导地位的群体。一个人可能在刑法观点上占主导地位，在其他法的观点上是少数。我不赞成法从水，自上而下，只是编的例子，说怎么解释都能解释通。

陈忠林：当然以前的划分方法过时了，我个人认为从利益上划分还是有资产阶级的。文字是多义的。被故意杀害的人，什么时候算生/死，什么时候是人？刘海若为例。每个条文可作多种解释，在做选择的时候是选择统治阶级的观点还是民意。

朱苏力：中国的语言比西方精细。刘海若例子可说“夺人命”，同胎儿。“命”和人不同。还可有其他说法。陈忠林：法律解释中“立法者原意”是没有的，只能按社会的常识常理常情来解释。法律解释的问题是脱离了整个体系，孤立地解释条文。法是与时俱进的，是没有缺陷的。解释分则，必须按总则来解释；解释总则必须按原则来解释，按宪法来解释。量刑，总则有罪行相适应；一切法律不能与宪法相抵触。宪法的解释？宪法上没有法了，只能按照社会共同的道理解释。人权条约，各国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政治经济体制。只有把法律作大的体系来解释才不违法，需要全面系统地理解法律。当然其中有的理解不一样，我认为的常识常理常情和你不同，我判3年，你判5年，甚至有截然不同的理解，都是正常的。怎么解决，就是通过合议庭等。怎么克服“当权者=法”的问题？权力制约权力行不通，只能权利克制权力，加强民众参与。

朱苏力：陈老师太天真了，逻辑上讲得通，实际上不可能。一个案件，律师、检察官、法官有各自的利益，不是全力维护法律的。一审法院希望少发回重审，二审法院要完成发回重审的指标，捡不顺眼的捏，判3年的可以说判5年，老百姓都接受。我同意法律要系统解释，但系统中着重哪个？谁有权谁就选择哪个系统。老百姓接受判决不是因为它事实清楚、论证充分，它根本没说清楚。你的观点，学生觉得对，我也觉得对，但面对法官，怎么对付它？学者观点各形各色，选择哪个？“动物吃植物”是抽象，必须讲清楚是什么动物吃什么植物，才知道是否应该干涉。很多看起来能实践的实际上是不能实践的。当一个东西写得太像真的的时候往往是假的。

陈忠林：正是因为有利益所在，所以检察官、法官不按常识常理常情来。我们要设计一个制度来制约。如改判率指标应改为过错考核，改判不是过错。要有最能代表社会共识的制度，不然良心可能让位给利益了。我不认为陪审团是最好的方式，而是最能让民众接受的方式。美国90%案件无陪审团，但只要当事人要求，就会组陪审团。一旦当事人选择陪审团，法官、检察官就会想陪审团会怎么审，怎样让他们接受我的观点。提问：

1、刘涌案，民意不能过多掺杂在审判过程中。

你们对“三个至上”的看法？

朱苏力：刘涌案，不仅仅是你说的。不是要司法独立吗，律师、学者为什么要给最高法院、全国人大写信，为什么要干涉司法，要罗干干预，你们就违反了规则。要不改判，将错就错，是强奸民意。

三个至上，是政治家对法律提的要求。法律本来就是政治的成分，政治家可以提要求。只是他用的是政治语言，不是法律的语言，但你为什么要求政治家用法律语言？如过了诉讼时效，院长用糊牌给群众解释，群众懂了。过去几年司法出事多，政治家为什么不可以对法学提要求？好的法官都是政治家。三个至上的表达未必合适，但政治家有权这么做。美国的法官也是政治家做，死刑可废可恢复，政治塑造司法。宪法不是法学家创造的，是政治家创造的。宪法单词c……就是各方面力量构成。只有美国有宪法司法化，其他很多国家都没有。

陈忠林：从今年起，刑事审判的律师数量要增加。学习日本，日本人不愿打官司，免费也不打，因为听不懂法言法语，赢了不懂，输了憋气。搞圆桌会议。

三个至上是个口号，法律上没错。按三个至上是遵守法律，不按三个至上是违反法律。按党章，共产党没有自己的利益，它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党怎样维护人民的利益？党章规定共产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内活动。这就是对三个至上的正解。违背党章不是合格的党员，违反宪法不是合格的中国公民。有的党员是反党叛党的。

2、法治导致腐败，用民意做手段，民意又太傻太天真，法治的未来在哪里？

朱苏力：法治不只是一审，还有二审、检察院等等。但是不能把所有的赌注都放在法治上。只能靠契约自由和政府干预，还有一些制度。如抗辩制，商事纠纷、民事纠纷起作用，刑事就不合适。社会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农民工、女生就业、社会福利等问题都需解决。不仅是加强社会福利，而是使社会福利如何适当。实现科学发展，其他的可能成本太高，所以要法治。但最主要的要靠科学技术和制度，不是法治。现在很多学科日益变成政治科学。知识产权法的不愿听法理。平庸者治理未必不好，天才有疯狂的倾向。我们赞赏天才，因为他对社会有贡献，不是因为他本身。社会平庸者多，稳定，天才也不会被淘汰，金子在哪里都闪光，韩寒。大学制度筛掉了天才，社会不会。

3、在立法、司法、执法过程中，多数人的意志怎么表现出来？往往少数人的利益集团更有凝聚力。

朱苏力：西方国家往往给法官大的裁量权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法官裁量权越大，腐败的可能越大。所以我们给法官较小的裁量权。二审是限制法官裁量权的。这需要改变。许霆案，若一审更注意依法办事，二审更注意在规则上的创新，考虑更多的情节，可以更好维护一、二审法院的威信。二审法院不宜调解。不是不让司法独立，大部分法官都是人，有自己利益。不可能兼顾，如发展经济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一样，好东西不可能都要。因此需要有政治家的头脑权衡哪个更重要。现在我个人的判断是反腐更重要，所以压缩法官的裁量权有必要。可能5年10年后法官清廉了，可以扩大裁量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