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从有关法律法规看农机监理部门的权力
从有关法律法规看农机监理部门的权力
我省农机主管部门（主要指农机监理机构）对农业机械实行牌证管理的权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以下简称《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理》（以下简称《实施条理》）、国务院第412号令和《山东省农业机械管理条例》（以下简称《管理条例》）等中有明确规定。
第一、对拖拉机的管理。《道交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对上道路行驶的拖拉机，由农业（农业机械）主管部门行使本法第八条、第九条、第十三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三条规定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职权”（说明：第8、9、13条是关于机动车登记的规定；第19条规定是关于驾驶机动车应当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发证的规定；第23条是关于定期对机动车驾驶证实施审验的规定）。即确定了农业机械主管部门对上道路行驶的拖拉机及其驾驶人行使原来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行使的登记、考核、发证、定期技术检验、审验等管理职能。从此农机管理部门独立行驶上道路行驶的拖拉机及其驾驶人管理的权利。《管理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农业机械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加强对农业机械作业区域的使用管理和安全监督检查。
第二、对拖拉机驾驶员培训学校的管理。《道交法》第二十条规定：机动车的驾驶培训实行社会化，由交通主管部门对驾驶培训学校、驾驶培训班实行资格管理，其中拖拉机驾驶培训学校、驾驶培训班由农业（农业机械）主管部门实行资格管理。《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农业机械驾驶培训机构应当具备与其培训活动相适应的场地、设备、人员、规章制度等条件，取得省农业机械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农业机械驾驶培训许可证明……。
第三、行使职权的要求。农业机械主管部门依法行使管理职权的同时，也对农业机械主管部门行使职权提出了的要求。
1、要求应当遵守《道交法》、《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否则，要追究有关人员责任。主要涉及《道交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百一十八条；《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如《道交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要求，农业机械主管部门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应当接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监督。
2、《道交法》第九条、《实施条理》第十九条规定：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的式样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并监制。《道交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那就是说《道交法》中的“机动车”肯定包括拖拉机。
3、一方面，《道交法》第五条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第一百一十九条：“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乡村道路” 属于“道路”的范畴，不在农机部门的管辖范围内，农机监理部门的执法范围仅局限于乡村、田间、场院，因此从《道交法》来看没有赋予农机主管部门行使路上处罚权（含乡村道路）。另一方面，《促进法》第二十条：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地府人民政府主管农业机械化工作的部门，应当按照安全生产，预防为主的方针，加强对农业机械安全使用的宣传、教育和管理、第二十一条：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工作部门，应当支持农业机械跨行政区域作业，维护作业秩序，提供便利和服务，并依法实施安全监督管理、《管理条例》第五条：县级以上农业机械管理部门，负责本辖区内的农业机械管理工作、第十七条：农业机械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加强对农业机械作业区域内农业机械的使用管理和安全监督检查。从这一面来看，农业机械管理部门对农业机械作业区域内农业机械的使用管理和安全有权进行监督检查。
第四、对联合收割机的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412号《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176项《联合收割机及驾驶员牌照证照核发》规定：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农业机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的联合收割机及驾驶员的安全监理工作。农业部1999年第10号令规定：县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机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域内的联合收割机及驾驶员的安全监理工作。主要指农业机械号牌、行驶证、驾驶证核发等。
第二篇：从权力话语理论看异化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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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权力话语理论看异化翻译
作者：金敬红 张艳新 字体： 【大 中 小】
摘要:福柯权力话语理论阐述了权力、知识和话语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即知识是权力的象征,话语是权力的表现形式,控制知识权力话语的文化力量能够实现其文化控制地位。强势文化凭借其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在文化交流中获取说话的权力,并对弱势文化进行操控。翻译作为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交流的重要工具势必会受到这种文化霸权的影响,这体现在译者对翻译题材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中。翻译已不再是单纯的语言转换工具,而是一种在不同的权力话语制约下的对话与交流。弱势文化通过采取异化翻译策略介绍自己本民族的优质文化,有利于抵制强势文化的文化霸权。
关键词:权力话语;强势文化;弱势文化;异化翻译
中图分类号:H 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758(2007)05-0451-05
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这种文化转向强调了翻译与目标语体系中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关系,这使得研究者们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翻译已不再是一种中性的远离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和利益冲突的纯粹的文字转换活动,而是一种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的话语在另一种文化、思想、意识形态中的改写、变形或再创造。与此同时,异化翻译也逐渐成为当今翻译理论的热门话题之一。作为文化转向的产物,异化翻译包含了深刻的文化、文学乃至政治的内涵。在此背景下,研究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异化翻译进行了客观的解释。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宏观视角,将社会之维、历史之维引入翻译研究,从广度和深度上拓宽了翻译研究的领域。权力话语理论深刻揭示了翻译活动的社会性、背后的操控因素和它在文化建构中的重大作用。因此,采用权力话语理论的视角,将异化翻译置于广阔的国际政治文化框架内进行审视,注重探讨异化翻译的真正含义及其在文化交流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权力话语理论
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被公认为是西方结构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受马克思主义、现象学、结构主义以及尼采关于真理、知识和权力关系观念的影响,福柯在对文学和哲学领域、精神分析领域、政治经济领域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权力话语理论。权力、知识和话语是这个理论的核心概念,而且权力是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权力和知识的关系
在权力话语理论中,福柯认为权力是社会理论的重要课题。权力是指一切控制力和支配力。这其中有有形的,如政权机构、法律条文;也有无形的,如意识形态、道德伦理、文化传统与习俗的影响。这些都可以视为权力,它们是一种对人们思想行为的控制力、支配力。它们形成一个庞大的网络,任何人都不能独立于这个网络而存在［1］。而作为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知识更不能摆脱权力的制约。福柯针对人与人的关系指出,知识就是权力。
通过考察,福柯发现人文科学的社会知识内在地与权力机制联结在一起,因为这些学科的主题至少部分地是被权力机制所建构的,知识的生产只有依靠作为社会权力网络的知识团体作背景才可能实现。在福柯看来,不仅人文科学是与权力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而且自然科学也是如此。
在知识与权力的关系问题上,福柯不仅考察了权力对知识的作用,而且考察了知识对权力的作用。他认为知识和权力是不可分的,权力深受知识的影响;知识能给人以权力,如果没有知识的传播、保存,权力也无法发挥作用。知识中又渗透着权力关系。权力对知识起着促进或阻碍的作用,它或者鼓励和激励知识,或者征服、限制知识,在知识身上打上权力的烙印。权力和知识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知识不仅仅反映着权力关系而且蕴涵在权力之中。人类的本质就是知识和权力的关系。权力和知识相互作用。没有知识,就没有权力关系,权力在已有的知识基础上发展;相对应地,没有权力体系也就没有知识,权力体系是知识存在的前提条件［2］。权力和话语的关系
福柯所指的“话语”,从狭义上,可理解为“语言”的形式;从广义上,它又涵盖了文化生活的所有形式和范畴。因此,对“话语”的分析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着密切的关联,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制度等［1］。事实上,福柯所谓的“话语”是从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标准中分离出来的,但这里的“话语”并非索绪尔的“言语”,它不是指个人的语言实践或表达方式,而是一种隐匿在人们意识之下的深层逻辑,暗中支配着各个不同群体的言语表达、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它是对某一特定的认知领域和认知活动的语言表述。它也不等同于索绪尔的“语言”,因为它不是指一种抽象的语法规则,而是一种受到制约的语言应用,并且体现意识形态的语义。关于“话语”,福柯早已超出了语言学和文学研究中所说的“话语”概念,在福柯那里它是“权力”的表现形式,所有权力都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所以权力实质上就是说话的权力［3］。在任何一个社会里,“话语”一经产生,就立刻受到若干权力形式的控制、筛选、组织和再分配。我们通常看到的某种历史性表述,都是经过具有约束性的话语规则的选择和排斥后的产物［4］。
福柯认为,权力和话语是不可分割的,权力通过话语来实现。例如,知识和真理是权力的象征,通过掌握知识和真理的话语权,人们可以掌握权力。换言之,话语是实施权力的工具,也是获得权力的关键。每个社会层面都存在着一些特别的话语,它们与政治、权力及意识形态相互交织,组成一个庞大的网络体系控制和支配着社会成员的思想。所有的社会活动都会受到这些权力话语的支配。福柯认为,文本应该从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角度进行理解和阐释。翻译已不是纯语言转换活动,而是从始至终都受权力话语支配的活动。翻译带来的新思想和新概念能够支持或者减弱甚至摧毁目标语中的意识形态,所以翻译是一种控制行为。
二、从权力话语理论看翻译中的文化霸权
根据福柯权力话语理论,文化也是无形的权力形式。文化和所有其他力量结合在一起形成巨大的权力网,使得整个社会中的任何个体都不能摆脱它的影响。知识,作为权力的象征,也不可避免地与文化紧密相连。因此,任何控制知识权力话语的文化力量都能够实现其文化控制地位。
相比较而言,强势文化国家通常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以至于他们能够在国际文化交流中获取说话的权力;而弱势文化则经常会陷入失语的状况。这种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知识话语的差异势必导致文化霸权的存在。而且文化霸权的存在肯定会影响重要的文化和知识传播工具翻译。翻译活动已不再是发生在“真空”中而远离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和其他社会、经济因素的行为。相反,翻译是政治性十分强烈的活动。译者对翻译文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无不受到文化霸权的影响。
一般说来,强势文化国家多数会不屑选择弱势文化国家的文本来进行翻译,因此,导致翻译书籍在强势文化国家市场只占很小的比例。比如,在1990年,英国出版了63?980种图书,其中翻译书籍仅有1?625种(24%);美国出版了46?743种图书,其中翻译书籍仅有1?380种(296%)［5］。与其相反,翻译的书籍在弱势文化国家中却占很大比例。由此可见,强势文化国家利用其经济、社会、文化等的快速发展建立起了文化霸权主义,长期以来,翻译实行的是强势文化译成弱势文化民族语言的单向运作。在翻译选材方面,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常常以英美本土习见的美学标准来审视第三世界的作品,作出有意识的选择。那些反映第三世界原始神秘、落后的文本往往成为强势文化国家的首选,并且将之当成第三世界的文化经典一译再译,而那些不符合他们预设的文本则被剔除。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也明显受到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的文化权力差异的影响。在对待翻译中怎样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上,翻译界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归化翻译策略和异化翻译策略。前者是以目标语文化为导向的翻译,这种翻译往往撇开原文的语句和形象,进而把源语文化中的异质成分转化为目标语中人们所熟知的内容。而后者是以源语文化为归宿,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这种翻译保留源语中特有而目标语中没有的语言表达形式或文学形象。一般说来,在翻译外语文本时,由于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比较自信,轻视其他文化,往往对他们认为落后的文化不屑一顾,在翻译东方弱势文化文本时,一般不会接受东方弱势文化中有别于自己文化价值的成分,多半会采取归化策略。在具体的翻译中,译者为了迎合读者的口味,不惜修改、删除原文中与译语文化不相符合的地方。除此之外,英美等国对那些选中的文本还要加入许多适合接受者接受的大量解释性的材料,使译语在内容上归化于目的语(英语)的嗜好和偏见。
自从17世纪以来英美翻译外语文本时就采用这种“流畅翻译”或“透明翻译”,其主导地位一直持续到今天。这种翻译潮流体现了英美文化霸权主义,其实质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一种侵略。这种归化翻译有意抹杀存在于外语文本里的语言、文化差异,尽可能将外语文本归化,用英美社会的价值取向和观念予以取代,使译文变得明白易懂,让读者陶醉在转化成为自己文化的异地文化之中。庞德在《神州集》里翻译的中国古典诗歌,所采用的显然就是归化策略。其归化程度之高以至于大多数评论家一致将之视为“一组基于中国素材的英语诗歌”,而不是翻译作品［5］。更为典型的例子是英国译者菲茨杰拉德(Edward Fitzgerld)对波斯诗人欧谟·伽亚谟(Omar Khayyam)《鲁拜集》的翻译。在英美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菲茨杰拉德对原作进行了随意改动,他在1851年写道:“这些个波斯人,我拿他们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实在是开心得很。他们虽说也是诗人,但还没到让人不敢恣意妄为的地步,而且他们也确实缺乏一点艺术来塑造自身”。结果译作被英国人视做不仅是英国整个翻译史上最优秀的译作之一,而且是英国文学史上的杰作,被列入“世界文学名著”。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强势文化和东方弱势文化之间进行的翻译活动是一种不平等的文化交流,存在着文化霸权主义。归化的翻译策略与文化霸权紧密相连,归化翻译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塑造了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的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即一切弱势文化都得听命于英美强势文化的摆弄,归化的翻译成了他们进行文化殖民的共谋。也就是说,归化翻译帮助强势文化撒播话语权力,实施文化侵吞。
三、权力话语理论的借鉴意义
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深刻地冲击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也给翻译理论的研究注入了新的生机。福柯的一大贡献在于他使话语不再局限为话语本身,而是把话语变成了历史研究的方法和对象。换言之,权力话语理论给翻译研究带来了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转变了文本中心论的翻译观,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根据权力话语理论,我们得知,在英美文化霸权的影响下,语言之间透明的互译是不可能的,文化以语言为媒介来进行透明的交流也是不可能的。翻译已不再是纯粹的文本之间的信息转换,而是一种在两种不同的权力话语(源语话语与译语话语)制约下的对话与交流。西方强势文化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优势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文化霸权的存在。因而,第三世界应以翻译为武器,对文化霸权主义给予反击。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策略
为了打破西方强权话语下的翻译不平衡局面,抵制西方的文化控制,第三世界国家应大量翻译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尤其是反映自己本民族文化的文学作品。换句话说,如果弱势文化不想被强势文化同化,磨灭自身的特性,那它就必须把自己的文学、史学和哲学作品翻译成外语,以使得各国人民对其地域风情和人文精神有更深入的了解。
在对待民族文化的策略上,弱势文化要勇于采取异化翻译策略,向西方推介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性。在向外翻译本民族的文学作品时应充分体现本土文化之异,或者改变传统以西方人的价值为准则归化弱势文化的翻译策略,从而让西方意识到文化无优劣之分,世界上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为此,许多翻译家和文化研究者已经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们提倡在翻译中应尽量使用异化翻译策略来保留异国文化形象,尽量不使译文失去文化特性。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异化翻译策略的代表人物韦努蒂。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源于德国思想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的启迪。1813年,施莱尔马赫在就不同的翻译方法发表演讲时指出:“翻译只有两种方法,要么译者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让读者去接近作者;要么译者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让作者去接近读者”［6］。韦努蒂因此认为:“译者可以选择归化或异化的译法,前者以民族主义为中心,把外国的价值观归化到异语文化中,把原作者请到国内来;后者则离经背道,把外国文本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表现出来,把读者送到国外去。”［7］除此之外,韦努蒂指出:异化翻译策略在有利于民族文化重构的同时,也会破坏目的语的民族文化概念,挑战民族文化典律和民族价值观。
在翻译过程中,韦努蒂提倡采用异化的处理方法而不是英美传统上的归化方法,其真正的目的在于发展一种翻译理论与实践,把外国文本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带进占统治地位的目标语文化价值中,进而发展一种不同于今天广泛流行的千篇一律的翻译模式的方法。因此可以看出异化翻译重在彰显原文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为翻译的“语言之异”和“文化之异”,而且这种差异只有通过打破目的语中现行的文化准则才能得以保存。异化翻译通常会偏离本土的文学规范,让读者感受到一种异样的阅读体验。也许有些人会认为,这会使翻译失去其建立理解和沟通的作用。其实不然,因为沟通的最终目的是要达到相互了解和尊重,当然这里也包括了解和尊重各方的差异,从而做到互通有无。从这个角度上看,异化翻译更是一种有益于各国、各民族相互理解和沟通的方式,它是在“求同存异”的前提下,让源语文化得到目标语读者的理解。汉译英中的异化翻译
身处第三世界的我国在把自己优秀文化译成英语时,更应该对异化翻译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只有通过异化翻译原汁原味地介绍我国文化的特性,我国文化的精髓才能不被西方强势文化所归化,进而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红楼梦》的两个不同译本在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说明了异化翻译在文化交流中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这两个译本分别来自杨宪益夫妇和戴维·霍克斯。由于他们采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译法,所以得到的效果也截然不同。例如,《红楼梦》第十一回中王熙凤说道:“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前者将其译为:“Truly, ‘Storms gather without warning in nature, and bad luck befalls men overnight’„ ”;而后者将其译为:“I know ‘the weather and human life are both unpredictable’„”［8］。显而易见,杨宪益采用的是异化翻译策略,其保留了源语中的文化因素和汉语谚语的句法结构及修辞风格。这种翻译有利于在西方读者中营造一种生疏感,以使他们面对文化差异的事实,进而质疑当今世界标准语言(如英语)的优越性和文化霸权。而霍克斯则采用了归化译法,其抛弃了汉语谚语的形象,对源语的文化因素进行了归化,表面看起来似乎霍克斯的译文把两种文化的距离拉近了,因为它读起来通俗易懂。但事实上正好相反,英语读者借助变通了的方式理解了原文的部分内容,而对原文的真实文化内涵却全然不知。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剥夺了英语读者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权利,从而也阻碍了文化的交流。因此不难看出异化翻译更有利于将我国的特色文化介绍给世界各国,保持自身固有的文化地位和文化属性,从而保存自己的优秀文化遗产不被色彩缤纷的西方强势文化所吞噬。也许有些人会对具有鲜明文化特色的译文能否被外国读者所接受提出疑问。但事实上大可不必,因为随着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与过去那种抵御陌生和寻求认同的心理相比,人们已经对异质文化采取宽容和开放的态度,他们正逐渐缩小彼此间的差异。所以说那种采用“入乡随俗”的原则将无助于满足人们渴望寻求新的文化因子以充实和更新自己的文化构成的心理。
四、结语
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让我们认识到翻译远非语言转换那样简单,它与政治、经济、权力、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我们应该时刻注意翻译和翻译实践的复杂性,这有利于我们对强势文化的文化霸权提高警惕。我们要想使本民族的文化不被世界遗忘,就必须大力加强文化输出,以此来改变原来翻译逆差的现象。当然在面临西方强势文化时,我们应该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而且在翻译的过程中要勇于采取异化翻译策略,将自己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原汁原味地介绍给西方,进而让西方人了解真正的中国,而不是“文化霸权”这套观念下,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在对待西方强势文化时,我们应该以批判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主动吸取强势文化的优秀成果,为我所用。我们不能因西方世界的文化霸权行为而感情用事,闭关锁国,对西方文明一概排斥,这既不利于平等的文化交流的建立,也不利于本民族文学的发展。我们所要倡导的是在对各种文化的差异给予尊重、理解、包容和欣赏的前提下平等互利的文化交流。
参考文献:
［1］吕俊 翻译研究:从文本理论到权力话语［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2(3):108
［2］赵金凤 “文化势差”对翻译的负面影响［D］ 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 2005:19
［3］秦文华 翻译 一种双重权力话语制约下的再创造活动［J］ 外语学刊, 2001(3):74
［4］辛斌 语言、权力与意识形态:批评语言学［J］ 现代外语, 1996(1):21
［5］李红满 翻译研究的后殖民视角［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3(1):106－107
［6］Lefevere A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a source book［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149
［7］Venuti L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20
［8］郭建中 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与归化［J］ 外国语, 1998(2):14
Foreignization in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wer Discourse Theory
JIN Jinghong, ZHANG Yanxin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04, China)
Abstract:Foucault's power discourse theory elaborat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ower, knowledge and discourse, ie, knowledge is the symbol of power and discourse is the representative form of power, but the culture controlling the discourse of knowledge power can realize its predominance over all the three factors Powerful cultures gain the discourse right i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control weak cultures by virtue of its advanced knowled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the integral part of the exchange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translation will be inevitably influenced by this kind of cultural hegemony This is manifested in the selection of the themes to be translated an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ranslation is therefore no longer merely the instrument of language transformation, but a dialogue or communication means restricted by different power discourses Recommending their own superior cultures through picking out the translation strategy for proper foreignization, the weak cultures will gain the advantage to resist more efficiently the hegemony of powerful culture
Key words:power discourse;powerful culture;weak culture;translation foreignization
(责任编辑:刘晓萍)
第三篇：从《总统是靠不住的》看权力制衡
从《总统是靠不住的》看权力制衡
首先是作者林达，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时还以为是一位女性作家，后来才知道林达，是一对美国籍华人作家夫妇合用的笔名。他们著有“近距离美国”系列：《历史深处的忧虑》（之一）《总统是靠不住的》（之二）《我也有一个梦想》（之三）《如彗星划过夜空》（之四）旅游笔记 ：《带一本书去巴黎》、《西班牙旅行笔记》等作品。
在《总统是靠不住的》一书中，林达以信件的形式与读者进行交流，从“美国总统是什么？”这个问题入手，通过“一个收银机的故事”、尼克松的“水门”案的过程、克林顿的两次竞选及其第一个任期、辛普森案中刑事审判和民事审判的不同结果等，一步步向读者揭示了美国是如何通过“平衡和制约”来实现对权力的监督和限制。
首先，在“美国总统是什么？”这个问题上林达指出在对外打交道的时候，鉴于总统的角色是政府日常事务的执行总管，由于美国实行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分立的三权分立制度，三种权力分属三个不同的权力分支，三个分支有着严密的互相制约机制，立法权属于国会，但受到总统和法院的制约；行政权属于总统，但受到国会和法院的制约；司法权属于法院，但受到国会(州议会)和总统(州政府)的制约，避免形成一个高高在上的“统治者”。所以国家并不是由总统说的算的。
在“‘美国娜拉’的出走”这一章节中林达指出在立法、行政、司法这三大权力分支外，在属于行政分支的机构中也存在一个司法部，负责处理与司法有关的日常事务。由于治安得到改善是每一任总统在其任内的一大政绩，而司法部长主管治安，因此这个部门对于总统来说就变得非常重要。作为立法分支的国会将会针对总统所提名的司法部长人选进行严格的审查。
在“一个收银机的故事”，从收音机的发明背景出发进一步明确收银机的意义：“人”的品质与素质，都不必再由雇主去操心。因为这一切都在收银机——整个机制的监督控制之下。
因为人是靠不住的，但收银机却在事实上保障了对于不可靠的人的筛选，以及对于不可靠行为的监督和控制。
从这封信中我明白了美国实行三权分立制度的原因，因为人是靠不住的，而总统也是人，所以总统也是靠不住的。因此美国的国父们设计了一台“收银机”，用来限制和规范人的不可靠行为。
他们将权力层层分割，联邦、州、市、县，直至鸡毛小镇，都拥有完整的权力构架，它们都是独立的，由各自选民直接选出。切割的原则是，宁可切的支离破碎、自相矛盾，也不要全面统一、高度集中。三个分支有着严密的互相制约机制，任何一个分支都不可能掌握绝对的权力，这就是“制衡”。
在“水门事件”中，作者用详实的描写记录了事件曝光及审判的全过程，进一步阐述了司法分支对于总统（即行政分支主管）的不可靠行为的监督与限制。在这个过程中作者提到了“党性”问题，在美国，议员不会因为自己的党派就轻易做出表态，因为他们是人民选出的代表，应该代表人民的意愿，表达人民的立场。否则人民是不会接受的，这决定了立法分支不会因为党派的原因失去其制衡的作用。
“水门事件”中抗争的焦点是政府能否将自己置于法律之上。在这中对峙发生时“收银机”发挥了重要作用，宪法的解释权在最高法院手中，尼克松掌握军队但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我尊重和接受最高法院的裁决。”
克林顿的第一个任期让我看到了总统不可靠的一面也让我看到了完整的监督机制，“白水门”、“旅行门”、“档案门”等等事件都是在其任期中被曝光。其任期中的一个事件更体现出美国的三权分立体制，那就是“政府关门”。
这件在中国看来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其原因是“平衡预算”问题。由于克林顿和国会始终无法就预算问题达成一致，因此当前一年的预算用完之后，政府只能关门。
他们政府每一年的预算都需经过国会，只有国会通过后，才能拨出钱，限制了政府的不必要消费，保证了其纳税人的利益。
在“辛普森案续集”中我明确的区分开了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不同，刑事诉讼的目的是“正义”，民事诉讼的目的是“经济赔偿”；刑事诉讼中诉讼的人是各级检察官，受害者家属处于一种被动的证人
位置，民事诉讼中的诉讼人是受害者家属。
因为政府的力量需要“制衡”，因此在刑事诉讼中设计了一整套保护被告公民权利的措施。如：大陪审团审查，检方必须提供“超越合理怀疑的证据”，在陪审团裁定被告罪名成立前其无罪等。而民事审判中要求的是“证据的衡量”，可行度高者胜。
审判原则的不同都是基于公平的考虑，刑事诉讼中，政府和个人是处于不平等的位置的，为了保证个人的利益不受不当侵害，必须严格对证据提出的要求。而民事诉讼中，主体都是个人，人人生而平等，因此公平就是“天平式”的证据衡量。
这也就解释了在三权分立体制下的美国，为什么会在对于“辛普森案”的两种审判中有不同的判决结果，因为他是凶手的可能性较高，但不能肯定他就是凶手。
至此，林达在《总统是靠不住的》一书中，解释了文化差异带来的误解，从不同的故事出发，深入浅出的讲解了美国的权力制衡机制让读者能从中体会到设计这种机制的目的与作用。
第四篇：农机监理知识讲座
农机监理知识讲座
一、名次解释（5个）
1、本质安全是指通过设计等手段使生产设备或生产系统本身具有安全性，即使在误操作或发生故障的情况下也不会造成事故。
2、安全生产管理就是针对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问题，运用有效的资源，发挥人们的智慧，通过人们的努力，进行有关决策。计划组织和控制等活动，实现生产过程中人与机器设备、物料、环境的和谐，达到安全生产的目标。
3、事故是发生在人们的生产、工作上发生的意外损失或灾祸。
4、事故隐患是指作业场所、设备及设施的不安全状态，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管理上的缺陷，是引发安全事故的直接原因。
5、危险源是指一个系统中具有潜在能量和物质释放危险的、可造成人员伤害、在一定的触发因素作用下可转化为事故的部位、区域、场所、空间、岗位、设备及其位置。
二、选择题（单选，5个）
1、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后，方可上道路行驶。尚未登记的机动车，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应当取得临时通行牌证。（1）登记（2）检验答：（1）登记
2、《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拖拉机和其他机动车（）。（1）每两年检验1次。（2）每年检验1次。答：每年检验1次。
3、拖拉机（）发生转移，应申请转移登记。（1）档案转出。（2）达到国家强制报废标准。（3）所有权。答：（3）所有权。
4、拖拉机所有人应当向住所地的农机监理机构申请注册登记，填写（），提交法定证明、凭证，并交验拖拉机。（1）《拖拉机抵押／注销抵押登记申请表》。（2）（3）《拖拉机注册登记/转入申请表》。答：（1）《拖拉机抵押／注销抵押登记申请表》。
5、拖拉机驾驶证有效期分为（）。（1）为6年、10年。（2）为6年、10年和长期。（3）为5年、10年和长期。答：（2）为6年、10年和长期
三、简答题（3个）
1、简述安全生产方针
答：安全生产方针是指政府对安全生产工作总的要求，它是安全生产工作的方向。根据历史资料，我们发现我国安全生产方针大体可以归纳为3次变化，即：“生产必须安全、安全为了生产”(1949-1983年);“安全第一，预防为主”(1984-2004);“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
2、简述安全生产法律体系
答：是一个包含多种法律形式和法律层次的综合性系统，从法律规范的形式和特点来讲，既包括作为整个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基础的宪法规范，也包括行政法律规范，技术性法律规范、程序性法律规范。
3、《安全生产法》确定了那几项基本法律制度，答：主要是：（1）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制度。（2）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保障制度。（3）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的安全责任制度。（4）从业人员的权利义务制度。(5)中介服务制度。(6)应急救援和事故处理制度。(7)责任追究制度。
四、论述题（2个）
1、论述安全生产立法的重要意义。
答：（1）是在安全生产领域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需要（2）是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需要（3）是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需要（4）是预防和减少事故的需要（5）是制裁安全生产违法犯罪的需要
2、“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三者之间的关系
答：“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方针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安全第一是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统帅和灵魂，没有安全第一的思想，预防为主就失去了思想支撑，综合治理就失去了整治依据。预防为主是实现安全第一的根本途径。只有把安全生产的重点放在建立事故隐患预防体系上，超前防范，才能有效减少事故损失，实现安全第一。综合治理是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手段和方法。只有不断健全和完善综合治理工作机制，才能有效贯彻安全生产方针，真正把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落到实处，不断开创安全生产工作的新局面。
第五篇：农机监理站工作总结
农机监理站工作总结
为进一步托管两区九个乡镇的农业机械化及农机安全监理工作，经两区城乡发展统筹局的协调努力，在市农业局和市农机监理所的大力关心支持下，两区农机监理站于2013年5月15日挂牌成立。随后，两区城乡发展统筹局经与市农机处和寻甸县、禄劝县、东川市三县区农业局协调，于5月28日召开农机购机补贴工作培训会，组织三县区农机购机补贴业务人员对两区九个乡镇农机工作人员开展农机购机补贴政策、农机购机补贴工作流程等进行业务培训。通过精心组织、完善机制、规范操作、加强监管等措施，保证了农机购置补贴工作圆满完成。上半年共落实补贴机具552台，合计补贴资金119.92万元。其中，补贴微耕机541台，补贴金额64.92万元，大中型机械11台，补贴金额55万元。
上半年，两区农机补贴工作主要抓了以下几方面：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今年农机购置补贴工作得到了两区城乡发展统筹局的高度重视，在工作经费紧张，农机购机补贴分别需要与三县区农业局及农机推广站协调配合的复杂背景下，通过市农业局、农机处和城乡发展统筹局的协调努力，组成多部门联合开展农机购机补贴工作机制，各部门间对补贴政策实施情况进行监管。同时在城乡发展统筹局建立健全区农机购置补贴工作机制和内部约束机制，落实“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负全责、工作人员直接负责”的工作责任制，层层签订责任状，明确任务和责任。加强与财政部门的沟通和协作，一起研究农机购置补贴工作，由两区农机监理站和各乡镇农机工作人员负责抓好此项工作具体实施。
(二)完善机制，规范操作。按照《云南省2013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资金实施方案》和市、县农机购机补贴的相关政策及工作流程，根据各县区要求，两区在保障农民购机的自主权、公开公平确立补贴对象、补贴操作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完善，做到把好“五关”，一是把好补贴对象关。两区农机监理站严格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公正确认受益对象，根据农民的申请，参照优先补贴的条件，对申请购机补贴的农户进行认真审核，确定购机者名单、购置机型和补贴金额，并在公示栏中张榜公布，自觉接受群众监督;二是严格审核经销商的资质条件、确定程序严格按照《农业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农机购置补贴产品经营行为的通知》要求。对农机经销商资质条件进行审核，对符合条件的方准代理经销补贴产品，同时在两区农机监理站备案，准予悬挂农机购置补贴产品经销商”标牌。三是严把检验审核关。办理补贴时，实行现场办公，做到补贴工作人员、购机农民、补贴经销商、补贴机具四到场，经销商现场向补贴对象开具发票，并填写《农业机械购置补贴申请表》、《经销企业供货表》、《农机购置补贴指标确认通知书》、《购买农机购置补贴产品承诺书》、《云南省农机购置补贴核实表》等，对大中型农业机械，坚持农机监理人员验机拓号，人机合影，由监理站负责同志对验机登记表格签字确认，后发放补贴指标确认通知书，防止弄虚作假;四是把好安全技术培训关。对购机农民实施现场安全技术培训，并学会基本的维修保养技能，让农民尽快掌握操作要领;五是把好售后服务关，协调好企业与用户之间的关系，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
(三)加强补贴政策宣传，做好补贴信息公开和公示。通过电视、报纸、会议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让广大农民和社会各界了解政策、熟悉政策，将农机购置补贴的内容、程序、资金规模、补贴机具的种类、执行的进度、投诉电话等向社会公开，确保补贴实施过程公开透明。同时督促经销商对所售补贴机具的型号、配置、价格等在门店上墙公示，让农民明白消费。充分发挥乡镇农机工作人员熟悉所辖乡镇情况的优势，按照政策规定及时受理农民的购机补贴申请，及时公布本乡镇机具补贴申请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四)做好补贴机具的统计与监管工作。坚持把监督检查贯穿整个补贴实施过程和每个环节，采取经常性检查和重点抽查相结合、明察和暗访相结合、了解新情况和群众投诉相结合的方式，对照补贴程序和补贴信息资料逐项核实到购机者、机具和经销商，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纠正，及时整改。
(五)开展警示教育,建立风险防控机制。2013年5月28日，通过市农业局、农机处和两区城乡发展统筹局的协调努力，两区农机购置补贴工作培训会在倘甸镇召开，会上，通过学习农机购机补贴政策，开展农机购机补贴工作流程演示，交流农机购机补贴风险防控经验等，利用一些反面教材和事例，使两区农机工作人员深刻领会了以“廉洁从政、遵纪守法、规范操作”为主题的农机购置补贴反腐倡廉警示教育活动，从而增强了干部廉洁自律和经销商守法经营的自觉性。按照省、市安排，进一步加强了对农机购置补贴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查找农机购置补贴工作中的风险点，并制定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比较科学确定职责分工，在岗位之间进行合理分解和配置，做到实施人员和监管人员分离，建立制衡、制约机制，从操作流程上规避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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