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关于敬某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法律意见
关于敬某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法律意见书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检察院：
犯罪嫌疑人敬某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现已经移送贵院审查起诉。受敬某的委托和湖南正之道律师事务所的指派，由我担任敬某的辩护人，现根据本案事实，结合现行法律及刑事政策，提出如下法律意见：
一、本案涉嫌犯罪属于单位犯罪，而不是个人犯罪。对敬某应当以“其他责任人员”定罪处罚。
根据我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单位和自然人都可以构罪。自然人犯罪由自然人承担刑事责任；在单位犯罪案件中，除单位外，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也要承担刑事责任。
（一）本案承办公安机关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及长沙市公安局确认本案系单位犯罪。
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起诉意见书》第一页倒数第五行至第二页第一行“中纳银企公司非法吸收杨某…等31名不特定群众的资金300余万，用于川泰公司、湘府嘉园公司的经营活动”；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案件移送起诉告知书》载明“敬某：2015年6月长沙市岳麓区中纳银企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一案，我局认为…”；长沙市公安局对张某刑事拘留的《批复》载明“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 经济犯罪侦查大队：你单位报来2015年6月长沙市岳麓区中纳银企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一案的材料…”等多份材料均确认本案系单位犯罪。
（二）在本案所有借贷与担保中，犯罪嫌疑人敬某只是作为单位股东涉嫌参与相关合同行为，其行为代表的是公司的意志。
本案中不论是借款人湘府嘉园公司（以下简称湘府嘉园公司）、借款人川泰公司（以下简称川泰公司），还是担保人中纳银企公司（以下简称中纳公司）均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司。上述公司与出借人之间发生借款关系时，均以出借人作为甲方、川泰公司或湘府嘉园公司作为乙方、中纳公司所为担保方（丙方）签订三方《借款担保合同》，川泰公司或湘府嘉园公司与出借人之间签订《借款借据》和《还款计划书》，相关合同也是以公司名义签订，并不是以犯罪嫌疑人敬某个人名义进行，敬某只是作为川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借款担保合同》、《借款借据》及《还款计划书》上签字。在所有借贷与担保中，犯罪嫌疑人敬某只是作为单位股东涉嫌参与相关合同行为，其行为代表的是公司的意志。
（三）本案涉嫌非法吸收的公众存款全部用于投资湘府嘉园公司或川泰公司，完全是为了单位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
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起诉意见书》第一页倒数第五行至第二页第一行“中纳银企公司非法吸收杨某…等31名不特定群众的资金300余万，用于川泰公司、湘府嘉园公司的经营活动。”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已经认定了中纳银企涉嫌非法吸收的资金用于投资川泰 公司、湘府嘉园公司的经营活动而非敬某个人使用。
这一点在公安机关对本案另一被告人张某的讯问中也能体现。岳麓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对张某第2次讯问（2015年8月3日）第二页第四行至第六行“敬某做担保业务吸收了三、四百万的资金，而那些钱没有进中纳银企公司的账。大部分进了敬某的川泰公司…还有90多万进了湖南湘府嘉园置业公司”
本案出借人也认可其投资为川泰公司或湘府嘉园公司，相关出借资金直接进入川泰公司或湘府嘉园公司账户。如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对杨某做的第一次《询问笔录》（2015年6月3日）第二页第八行“借款人是长沙川泰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对姬珊做的第一次《询问笔录》（2015年6月3日）第二页第八行“借款人：长沙川泰建材贸易有限公司”第十二行“借款人：湖南湘府嘉园置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对唐敏做的第一次《询问笔录》（2015年6月4日）第二页第七、八行“…两万为转账。投资期限为3个月。汇至商户名为：长沙川泰建材贸易有限公司”等等。
因此，本案涉嫌非法吸收的公众存款全部用于投资湘府嘉园公司或川泰公司，敬某个人并没有使用，完全是为了单位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
（四）中纳公司只是第三方中介公司，实际借款公司为湘府嘉园公司及川泰公司。
承前所述，本案出借人认可其投资为川泰公司或湘府嘉园公司，相关出借资金直接进入川泰公司或湘府嘉园公司账户；在本案另一被 告张某的也认可中纳公司 “是一家担保公司，介绍客户投资项目”（详见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对张某做的第一次《讯问笔录》（2015年8月3日）第二页最后一行）；其他证人也是认可，中纳公司是一家中介性质公司，如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对李某（中纳公司原员工）做的第一次《询问笔录》（2015年7月28日）第一页最后一行“我们业务就是介绍客户投资”，“（中纳公司）是一家担保公司，也就是介绍客户投资”；相关签约合同均是以出借人作为甲方、川泰公司或湘府嘉园公司作为乙方、中纳公司所为担保方（丙方）签订三方《借款担保合同》，川泰公司或湘府嘉园公司与出借人之间签订《借款借据》和《还款计划书》（详见本案所有的《借款担保合同》、《借款借据》和《还款计划书》）。因此，在所有的借贷之中，中纳公司只是一个中介性质的服务机构。实际借款公司为湘府嘉园公司及川泰公司。
（五）敬某应当以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定罪处罚。
中纳公司的营业执照（副本）直接显示“法定代表人：张某”，中纳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为刘某，后变更为张某。敬某只是中纳公司的股东。所有的《借款担保合同》中均注明法定代表人为刘坚或张某，均是刘坚或者张某签字盖章。
本案承办公安机关在对所有受害人（出借人）进行询问笔录时，均有问中纳公司的相关情况，大部分受害人均知道并且能清楚的回答中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即为张某。
本案承办公安机关在对证人（中纳公司原员工）进行询问笔录时，各证人均提到张某是中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变更之前刘某是法定代表人。
张某在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负责管理公司事务。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对杨某（中纳公司原人事行政部经理）做的第二次《询问笔录》（2015年8月4日）第一页倒数第七行至第二页第七行“张某在公司是法人…他每天都来…但他什么事都要管，我们有些事没有向他汇报，直接向敬某汇报，他还有意见，说他是法人，有些事必须向他汇报，他还向公司财务说，财务的事必须向他汇报…另外，公司还明确下文了，张某是法人，并负责业务二部的事务，还下了文由张某管理公司里面的大小事务”
因此，对敬某应当以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定罪量刑。
综上，本案涉嫌犯罪属于单位犯罪，而不是个人犯罪。对敬某应当以“其他责任人员”定罪处罚。
二、本案涉嫌涉案金额应以实际非法吸收存款数额计算，并且应当扣减已经归还部分及已经进行民事诉讼部分，而不应以合同约定数额计算。
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区公安分局认定1杨某、2姬某、3肖某、4梁某、5周某、6李某、7邓某、8欧某、9肖某、10王某、11刘某、12李某、13龙某、14唐某、15易某、16伍某、17章某、18魏某、19秦某、20王某、21刘某、22黄某、23黄某、24徐某、25余智勇、26李某、27李某、28许某、30严某、29蒋某、31陈某等31名出借 人不持有异议。
（一）犯罪数额不应当以合同约定的金额计算，应当扣减当场及后续支付的利息。
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区公安分局移送贵院审查起诉的起诉意见书中认定的涉案金额300余万，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该数据是依据合同约定的数额计算，实际上每个出借人在签约交款当日就在本金中扣除了1.5%至2.0%的月利息，共计238850元（详见诸被害人询问笔录及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区公安分局做的明细表），出借人实际并没有交合同约定数额。
辩护人认为：犯罪嫌疑人敬某涉嫌的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既然认定为犯罪，那么犯罪单位与所有的出借人所签订的合同就是无效的，其中关于利息的约定自然也是无效的，是不受法律保护的。而以合同额来认定数额，就等于认可了利息，继而就等于认定合同的有效性，这显然与认定犯罪是背道而驰的，也是严重的逻辑错误，这明显脱离了客观实际。财产和经济犯罪都应以其实际获取的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
因此，在认定犯罪所得时应当扣减当场及后续给付的利息238850元。
（二）犯罪金额应当扣减已经归还给被害人的部分。案发前，敬某已经归还了部分受害人的本金共计29.5万。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对宋某做的第一次《询问笔录》（2015年6月3日）第二页倒数第四行“还了一万本金给我了”； 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 对欧某做的第一次《询问笔录》（2015年6月3日）第三页第二行“本金只还了我1万元”； 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对易某做的第一次《询问笔录》（2015年6月3日）第二页第十三行“…才在今年4月份还了￥30000元”；前述归还本金数额在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区公安分局做的明细表也予以确认。2015年9月28日，诸借款人签字认可的《2015年9月28日退还客户投资明细》记载“已还本金，宋某1万，欧某1.5万，刘某价值2万的东西，易某3万，魏某1万，徐某1万”。另在长沙市岳麓区经侦大队已归还陈某20万。
2015年9月28日，诸借款人签字认可的《2015年9月28日退还客户投资明细》记载“此次归还本金，蒋某15600元，严某8800元…”共计197200元。
上述被害人的本金已经退回492200元（295000+197200），在认定犯罪所得时应当予以扣除。
（三）计算犯罪金额时，应当扣减已经进行过民事判决的部分。本案认定的31名受害人中有唐某、伍某、秦某已经在岳麓区法院进行民事诉讼并且已经判决，案号分别为（2015）岳民初字第02093号（唐某）、（2015）岳民初字第02092号（伍某）、（2015）岳民初字第02094号（秦某）。既然岳麓区人民法院已经认定为川泰公司与唐某、秦某、伍某之间借款关系为合法的民间借贷，并且已经判处川泰公司、中纳公司承担相应责任。那么不应当再作为刑事案件的组成部分处理。
如果作为刑事案件处理，刑事案件必然导致借款退赔，那么作为 出借人唐某、伍某及秦某可以依据刑事判决要求川泰公司、中纳银企公司承担相关责任，又可以依据民事判决要求川泰公司、中纳银企公司承担相关责任，那么将导致责任叠加而获利。川泰公司、中纳银企公司既要承担民事责任也得承担刑事责任，显然是不当的。
因此，在计算犯罪所得及认定犯罪时，应当扣除已经进行民事判决的部分，即唐某4万、秦某4万、伍某2万共计10万。
综上所述，应当在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认定的犯罪金额上扣减
1、当场及后续给付的利息238850元，2、已经退还的本金492200元，3、已经进行民事判决的100000元，共计592200元。
三、犯罪嫌疑人敬某有酌定或者法定的从轻、减轻情节。
（一）犯罪嫌疑人敬某犯罪行为主观恶性不大，社会危害性较小。
1、川泰公司、湘府公司与出借人之间约定的利率属于合法民间借贷约定的利息范围，不至于扰乱金融监管秩序。
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本案所有的《借款担保合同》均载明，约定的利息为月息1.5%至2.0%不等（详见卷宗《借款担保合同》）各受害人《询问笔录》、证人的《询问笔录》均确认上述事实。以最高月息2.0%计算，即年利率为2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 效”之规定，年利率24%属于合法的民间借贷利息。不是高利贷行为没有扰乱金融监管秩序。
2、犯罪嫌疑人敬某犯罪时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故意。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犯罪主观方面为直接故意，即行为人明知吸收公众存款是非法的而予以实施。在中纳公司、川泰公司与湘府嘉园公司借款时，均出具了正式的《借款担保合同》、《借款借据》、《还款计划书》等，并且岳麓区法院也认定了本案中部分借款人与川泰公司、湘府嘉园公司的借款行为是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因此，嫌疑人在实施上述犯罪行为时，认为自己实施的是合法的民间借贷，并不具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故意。
3、因为川泰公司资金链断裂，对外债权未收回及湘府嘉园公司未及时还款导致无法归还本案受害人借款，非敬某本来意愿。
本案犯罪嫌疑人敬某并不是不愿意归还受害人的借款，是因为川泰公司资金链断裂，对外的债权没有收回，湘府嘉园公司的借款也没有及时归还。相反，敬某没有卷款逃跑，一直在和他的家人在积极的筹款，积极的对外主张债权，以期将资金收回后归还给本案被害人。其积极还款的行为得到了本案被害人的认可，被害人也出具了《和解协议书》及《刑事谅解书》
（二）犯罪嫌疑人敬某有自首情节，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或者 减轻处罚。《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的实施细则》规定，“对于具有自首情节的，可以综合考虑自首的动机、时间、方式、罪行轻重、如实供述罪行的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确定从宽的幅度”“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本案犯罪嫌疑人敬某没有卷款潜逃，在公安机关没有完全掌握其犯罪行为的时候就如实供述自己罪行（详见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2015年6月3日对敬某第一次《询问笔录》），在之后公安机关的诸次讯问中也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应当按照前述规定从轻、减轻处罚。
（三）犯罪嫌疑人认罪、悔罪态度良好，取得了本案受害人谅解，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犯罪嫌疑人敬某涉嫌犯罪案发之后，没有卷款逃逸，在归案后如实交代犯罪事实，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工作，表示愿意认罪伏法，在长沙市第二看守所羁押期间书写了《悔罪书》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检讨。且犯罪嫌疑人敬某与本案受害人签订达成《和解协议》，在《和解协议书》敬某制定了还款计划并获得所有受害人同意，取得本案所有受害人的谅解。敬某愿以实际行动履行其还款承诺，目前已经变卖家产筹集了二十余万已经退还给本案受害人。另外，敬某经营管理的公司仍有部分项目正在运营之中，同时敬某作为债权人仍有许多对外债权可以主张，其也是有能力退赔受害人损失的。根据《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的实施细则》规定：“对于退赃、退赔的，综合考 虑犯罪性质，退赃、退赔行为对损害结果所能弥补的程度，退赃、退赔的数额及主动程度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1）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一般不超过二年；（2）取得被害人一方谅解的，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一般不超过二年；（3）同时符合上述两项情形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一般不超过四年。”“对于当事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礼道歉以及真诚悔罪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50%以下”，对犯罪嫌疑人敬某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四）嫌疑人敬某一贯表现良好，没有刑事犯罪记录，本次犯罪系初犯、偶犯，系因法律意识淡薄，受到利益诱惑才导致本案发生，建议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高桥派出所出具敬某的《户籍证明》中载明“经查，该人暂未发现违法犯罪记录”。本案案发前敬某是一名本分的商人，一贯表现良好，遵纪守法，没有刑事犯罪记录。本案系因其法律意识淡薄，受到利益诱惑导致。本案犯罪行为确实与民间借贷有模糊地带，难以区分。犯罪嫌疑人敬某犯罪的习僻尚未形成，可改造性较大，再犯可能性相对较小，建议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四、辩护人建议对敬某适用缓刑。
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判处缓刑的条件有“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及“
（一）犯罪情节较轻；
（二）有悔罪表现；
（三）没有 再犯罪的危险；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一）嫌疑人敬某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承前所述，本案系单位犯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500万元以上的”及“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500人以上的”才属于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情形，即使本案依据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认定的31名受害者300余万资金也没有达到“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因此应当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二）对犯罪嫌疑人敬某采取缓刑没有社会危害性。
就本案而言，敬某涉嫌的罪名为非法吸收存款罪，系非暴力犯罪，其行为也不具有社会危害性，案发后，嫌疑人没有逃逸，在归案后如实交代犯罪事实，积极配合侦查机关的工作，表示愿意认罪伏法，积极筹款归还被害人借款，对其采取缓刑没有社会危害性。
（三）、犯罪嫌疑人有较好的悔罪表现。
如前所述，敬某在案发之后，没有卷款逃逸，在归案后如实交代犯罪事实，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工作，表示愿意认罪伏法，在长沙市第二看守所羁押期间书写了《悔罪书》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检讨。并且与家人一起以实际行动退赔受害人损失。
（三）对嫌疑人敬某判处缓刑有利于其筹集还款资金，及时归还本案受害人借款。嫌疑人敬某与本案受害人签订达成《和解协议》，在《和解协议书》敬某制定了还款计划并获得所有受害人同意，取得本案所有受害人的谅解。敬某愿以实际行动履行其还款承诺，并且有能力履行。敬某经营管理的公司仍有部分项目正在运营之中，同样本案借款人湘府嘉园公司投资的湘府嘉园房地产项目正在销售中，此九十余万借款可以回收，另一借款人长沙川泰建材贸易有限公司投资的燃气管道安装项目，工程款结算之后，预计利润有一百四十余万，可以退赔受害人损失，该公司还有其他项目在运作。同时敬某作为债权人仍有许多对外债权需要主张。
如果敬某在监狱服刑，无法筹集还款资金，其家属对其经济业务往来及对外债权不知情，无法替其运作公司及主张债权。无法及时归还本案受害人借款。
（四）敬某判处缓刑更有利于其改过自新且符合刑事法律中蕴涵的人道主义原则
犯罪嫌疑人敬某因本案于2015年6月4日被长沙市公安局刑事拘留，于2015年7月9日经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时至今日，羁押已有175日之久。犯罪嫌疑人敬某家中尚有一名三岁的幼女及一名尚在哺乳期内的幼子急切需要敬某的照顾，感受亲情的温暖，这不仅符合中国人的伦理道德要求，也与共建和谐社会相吻合。对敬某判处缓刑，不仅可以让其感受刑罚的惩罚功能，更有利于其接受刑罚的教育功能，同时也有利于其改过自新。恳请贵院本着教育、挽救的司法理念，对敬某予以缓刑以实现刑罚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因此，辩护人基于上述理由建议对敬某适用缓刑。综上所述，辨认人认为本案属于单位犯罪不是个人犯罪，对犯罪嫌疑人敬某应当依据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其他责任人员”定罪量刑；本案涉嫌涉案金额不应以合同约定数额计算应以实际非法吸收存款数额计算，并且应当扣减已经归还部分及已经进行民事诉讼部分共计592200元；犯罪嫌疑人有法定或者酌定的从轻、减轻情节。辩护人建议对犯罪嫌疑人敬某判处缓刑。以上法律意见请贵院予以考虑。
湖南正之道律师事务所
杨勇 律师
联系电话***
2015年12月4日
第二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推荐）
一、概念及其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
（一）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金融管理制度。存款是指存入金融机构保管并可以由其利用的货币资金或有价证券，它是吸收存款的金融机构信贷资金的主要来源。根据我国有关金融法律、法规的规定，商业银行、城乡信用合作社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可以经营吸收公众存款业务，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所、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以及任何非金融机构和个人则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业务。从事吸收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在开展业务时，不仅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遵守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同时，还应当遵守公平竞争的原则，不得从事不正当竞争。如果上述可以经营吸收公众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采取非法手段吸收公众存款，或者不得经营吸收公众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以及非金融机构、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必然影响国家对金融活动的宏观监管，损害金融机构的信用，损害存款人的利益，扰乱金融秩序，最终会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以来，由于贷款需求的扩张，各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现象已愈益突出，这对国家金融秩序的稳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因此，本法继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之后将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予以惩治。
本罪的犯罪对象是公众存款。所谓存款是指存款人将资金存入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向存款人支付利息的一种经济活动。所谓公众存款是指存款人是不特定的群体，如果存款人只是少数个人或者是特定的，不能认为是公众存款。
（二）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
本罪的行为方式主要表现为以下三大类：
1、以不法提高存款利率的方式吸收存款，扰乱金融秩序。其主要表现方式为：吸收存款人径直在当场交付存款人或储户的存单上开出高于央行法定利率的利率数来。因而此种方式又可简称为“帐面上有反映”方式。
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一样，是中央政府对本国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杠杆。一般情况下，国家需要刺激和扩大社会总体消费时，多降低存款利率，反之，当国家需要控制市场消费、以更多回笼货币来投入更大量的社会扩大再生产以加强社会生产力度时，多提高存款利率。基于此，无论是存款、贷款利率，各国一般都由央行统一制定和发布。我国也一样，在我国，除了中央银行以外，任何其他单位、团体包括其他金融机构乃至央行以外的其他政府机构均不得擅自提高存款或贷款利率。凡以不法提高利率的办法来吸收存款、争夺存款大户者，其行为显然违反我国《商业银行法》第47条的规定，同时也扰乱了我国金融竞争秩序，行为法人依法应负刑事责任。
2、以变相提高利率的方式吸收存款、扰乱金融秩序。所谓变相提高存款利率，是指吸收存款人虽未在开付出去的存单上直接提高存款利率，但却通过存款之际先行扣付、或允诺事后一次性地给付或许以其他物质、经济利益好处的方式来招揽存款，以使存款方在事实上获得相当于提高存款利率的“实惠”后，欣然“乐于存款”于该吸收人所在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此种方式，又可简称为“帐面上无反映”方式。实践中，行为人以变相提高利率的方法来吸收存款的具体方式多种多样，大致有：
（l）以“体外循环”手法非法以贷吸存。“体外循坏”又称“绕规模”，通常指贷方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未在上级行规定的放贷规模内放贷，而以帐外吸收存款、帐外发放贷款的违规操作法存贷。通俗地说，体外循环就是谁能给我拉来存款，我就将此笔放贷规模“体”的存款的全部或大部返贷给谁。此种体外循环本身，如其“造成重大损失”者，也属本法第187条所规定的用帐外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行为。
（2）以在存款中先行补足自己擅自抬高的利率息差的方式非法吸收存款。此种情况下，吸收存款人为了不从帐面上反映出自己不法提高利率的违规操作情况，往往采用在存款人前来存款之际，直接从存款人交付存款的帐上为存款人划出一笔款项、作为自己擅自抬高了的利率的息差，补偿结存款人，从而在事实上抬高了存款利率，并以此高利手段来吸引存款人前来自己所在银行或金融单位存款。
（3）以擅自在社会上大搞有奖储蓄的办法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其实质，仍然是变相抬高国家所规定的存款利率，情节严重者，必定扰乱整个社会的金融秩序。
（4）以暗自先行给付实物或期约给付实物的手段非法吸收存款。例如有的金融单位以向存款大户提供若干台豪华轿车的方式吸引存款；有的期许存款人人款以后的一定时间内，为其提供计算机XX台等等。
（5）以暗自期许存款方对其动产、不动产的长期使用权来非法招揽存款。例如有的银行长期免费提供房屋使用权给该行存款大户头单位，等等。
3、依法无资格从事吸收公众存款业务的单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对此类行为，无论其是否提高了国家规定的存款利率、也不问其是否采取了其他变相提高存款利率的手法来吸收存款，只要其从事了“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即属“非法”行为，一概构成本罪。
本罪是行为犯，行为人只要实施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即便构成本罪既遂。这也反映了立法上对本罪行为人所实施的、严重破坏金融市场秩序的行为从严打击的意向。
（三）主体要件
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凡是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构成本罪。依本条第2款的规定，单位也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这里的单位，既可以是可以经营吸收公众存款业务的商业银行等银行金融机构，也可以是不能经营吸收公众存款业务的证券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还可以是其他非金融机构。
（四）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即行为人必须是明知自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会造成扰乱金融秩序的危害结果，而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过失不构成本罪。有的金融机构由于工作失误造成利率提高而吸收了大量公众存款，由于利率不是该金融机构故意抬高，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不属于其故意实施，因此不构成本罪。
二、认定
（一）对因受存款方的勒索而非法吸收存款者的定性与处理
实践中，有的存款大户头常常以“搬走”存款要挟其入款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要求其尽快提高自己所存款项的存款利率；或者先行给付部分息差抑或提供若干台汽车或房屋使用权等等。一些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特别是效益或“口岸”较差的银行，为了保住自己的存款额度，不得不就范。对于这种情形，立法上未作明文规定，在处理方式上，至少有以下三种方案可供选择：
第一，双方均定罪、且均定性为本罪，亦即双方构成共同非法吸收存款罪。此种犯罪的实质为有身份人实施本罪，因而对其中吸收存款人因其具有法定身份，应定性为主犯；而存款人因其无法定身份理应定性为从犯；
第二，存款方定性为索贿罪、吸收存款方因为被索贿而“行贿”无罪。
第三，双方均定罪，但将双方设定为对合犯。亦即双方虽仍属共犯，但不是构成同一罪种的共犯而是互为犯罪对象的会合共犯中的对向犯（又称对合犯）。此种会合共犯中，各方所触犯罪名往往不同。例如本罪的场合，吸收存款方犯了单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索贿人款方则犯了单位（或个人）索贿罪。
对此三种定性方式，我们认为按第三种方式，定性较为合理合法。因为：
按第一种方式处理，首先不符合存款人的行为特征，事实是索贿存款人并没有任何帮助吸款人从事非法吸收存款的帮助行为。
按第二种方式处理，若对因存款人索贿而非法吸收款的行为人不作犯罪处理，也不合刑事法律的基本理论。因为，非法吸收存款的实质在于以贿赂的方式不法吸收存款，而根据本法第393条规定，因被勒索而被迫行贿者，只有在“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条件下，才不构成行贿罪。以此对照，本案中吸收存款人在受到勒索的情况下，为了获得存款，竟不惜“出卖”国家法律，敢以直接抬高或变相抬高央行法定利率的手法来获取大户存款，这种“利益”完全没有正当性可言，因而，此种场合，吸收存款人不能以受到“勒索”而作无罪辩护，充其量能据此对行为人作罪轻辩护而已。
（二）对以换好工种、安排存款大户子女就业等方式非法吸收存款者的定性与处理
目前一些银行往往以安排存款大户子女（主要指安排能够决定本单位存款人处的单位法定代表人、有关权利人士或直接掌管存款运作管理人员的子女）进银行工作等方式招揽存款；对子女已经就业者，有的吸收存款方则进一步以将其子女调入本行工作为招揽诱饵，等等。以此类方法招揽存款，当然属于“非法”吸收存款行为，但对此行为是否一概定性为非法吸收存款罪行为，尚有商榷余地。这是因为，本罪的行为要件不仅仅是非法吸收存款，而且须有较为严重的“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上述非法吸收存款行为，当然也扰乱了金融秩序，但与抬高或变相抬高国家利率的行为、以及与假冒享有吸收存款权限的金融主体的行为来非法吸收存款者相比较，后二者对金融秩序的破坏显然更为直接和严重，因而将后二者设置为犯罪、对其科以刑罚方法来处罚理所当然。对以换好工种、安排存款大户子女就业等等方式来非法吸收存款的行为，尚须积累司法实践经验，再予解决。
（三）对以“体外循环”方式非法以贷吸存行为的处理
如上所述，以此方式以贷吸存，如其因此“造成重大损失”者，其行为本身，又触犯了本法第187条规定的用帐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如此，行为人非法吸收存款的手段行为就触犯了两个罪名，符合刑法上的牵连犯特征，应按牵连犯的处理原则，从一重处断。从法定刑看，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的法定刑相对更重，因而对此行为，可根据其具体犯罪情节，酌定为非法发放贷款罪，并根据187条的法定刑裁量刑罚。
（四）本罪与非罪的界限
区分本罪与非罪的界限，主要应考虑以下三个因素：
（1）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大小。如果吸收公众存款数额较小的，属“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依本法第13条之规定，不构成犯罪。
（2）是否出于故意。如果不是出于故意实施的，不构成犯罪。
（3）是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如果未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不构成犯罪。如行为人在法律、法规允许的幅度内提高利率吸收公众存款的，不能认为构成犯罪。
（五）本罪与诈骗罪的界限
两者的区别是：
（1）侵犯的客体和犯罪对象不同。前者侵犯的客体是国家金融管理制度，犯罪对象是公众存款；后者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产所有权，犯罪对象可以是任何财物。
（2）客观方面不同。前者包括用欺骗方法吸收公众存款，还包括利用强迫、利诱等其他方法吸收公众存款；后者只表现为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欺骗方法获得财物。
（3）主观方面不同。前者无非法占有目的；后者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4）主体要件不同。前者既可以由自然人，也可以由单位构成；后者只能由自然人构成。
（六）本罪和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的区别
由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两者之间有一定的联系，有的擅自设立金融机构者同时又非法吸收了存款，而非法吸收存款又是擅自设立的金融机构所为；有的先擅自设立金融机构，而后又非法吸收了公众的存款，或者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的目的就是为了非法吸收公众的存款，所以，司法机关在办理具体案件时，应当注意将这两种不同的犯罪区别开来。非法设立金融机构罪和非法吸收存款罪的犯罪构成不同，应注意区分这两种犯罪的区别，对于构成数罪的，应当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三、处罚
1、自然人犯非法吸收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
2、单位犯本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上述规定处罚。
第三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相关法规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相关法规
[刑法条文］
第一百七十六条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相关法律、法规］ 《商业银行法》
第七十九条第一款 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设立商业银行，或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中国人民银行予以取缔。
《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
第二条 任何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必须予以取缔。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的下列活动：
（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二）未经依法批准，以任何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的非法集资； 前款所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所称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不以吸收 公众存款的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但承诺履行的义务与 吸收公众存款性质相同的活动。
第二十二条 设立非法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中国人民银行没收非法所得，并处非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非法所 得的，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全同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2001．l．21 法［2001］8号）
为正确执行刑法，在其他有关的司法解释出台之前，对假币犯罪以外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的数额和情节，可参照以下标准掌握： 关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要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范围以及结存款人造成的损失等方面来判定扰乱金融秩序造成危害的程度。根据司法实践，具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可以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处罚：
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2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100万元以上的；（1）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30 户以上的，（2）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150户以上的；（3）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损失1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损失50万元以上的，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100万元以上，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500 万元以上的，可以认定为“数额巨大”。
由于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 可参照上述数额标准或幅度，根据本地的具体情况，确定在本地区掌 握的具体标准。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 二
十四、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
1、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
2、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三十户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一百五十户以上的；
3、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五十万元以上的。
第四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法律法规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法律法规
1、《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0〕18号）
为依法惩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非法集资犯罪活动，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现就审理此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的行为，同时具备下列四个条件的，除刑法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一）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
（二）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
（三）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
（四）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相关资料:
司法解释约1篇 其他规范性文件约1篇 地方法规规章约1篇 案例与裁判文书约31篇 法学文献约13篇）
第二条 实施下列行为之一，符合本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处罚：
（一）不具有房产销售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房产销售为主要目的，以返本销售、售后包租、约定回购、销售房产份额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二）以转让林权并代为管护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三）以代种植（养殖）、租种植（养殖）、联合种植（养殖）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四）不具有销售商品、提供服务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为主要目的，以商品回购、寄存代售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五）不具有发行股票、债券的真实内容，以虚假转让股权、发售虚构债券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六）不具有募集基金的真实内容，以假借境外基金、发售虚构基金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七）不具有销售保险的真实内容，以假冒保险公司、伪造保险单据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八）以投资入股的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九）以委托理财的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十）利用民间“会”、“社”等组织非法吸收资金的；
（十一）其他非法吸收资金的行为。
第三条 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
（二）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30人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150人以上的；
（三）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
（四）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
（一）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500万元以上的；
（二）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100人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500人以上的；
（三）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250万元以上的；
（四）造成特别恶劣社会影响或者其他特别严重后果的。
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以行为人所吸收的资金全额计算。案发前后已归还的数额，可以作为量刑情节酌情考虑。
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主要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及时清退所吸收资金，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第四条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实施本解释第二条规定所列行为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的规定，以集资诈骗罪定罪处罚。
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一）集资后不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或者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与筹集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
（二）肆意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
（三）携带集资款逃匿的；
（四）将集资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
（五）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逃避返还资金的；
（六）隐匿、销毁账目，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逃避返还资金的；
（七）拒不交代资金去向，逃避返还资金的；
（八）其他可以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
集资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应当区分情形进行具体认定。行为人部分非法集资行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对该部分非法集资行为所涉集资款以集资诈骗罪定罪处罚；非法集资共同犯罪中部分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他行为人没有非法占有集资款的共同故意和行为的，对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行为人以集资诈骗罪定罪处罚。
第五条 个人进行集资诈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较大”；数额在3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巨大”；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
单位进行集资诈骗，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较大”；数额在15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巨大”；数额在50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
集资诈骗的数额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计算，案发前已归还的数额应予扣除。行为人为实施集资诈骗活动而支付的广告费、中介费、手续费、回扣，或者用于行贿、赠与等费用，不予扣除。行为人为实施集资诈骗活动而支付的利息，除本金未归还可予折抵本金以外，应当计入诈骗数额。
第六条 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行、以转让股权等方式变相发行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或者向特定对象发行、变相发行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累计超过200人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构成犯罪的，以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定罪处罚。
第七条 违反国家规定，未经依法核准擅自发行基金份额募集基金，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相关资料:
案例与裁判文书约1篇 法学文献约3篇）
第八条 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违反国家规定，利用广告为非法集资活动相关的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宣传，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条的规定，以虚假广告罪定罪处罚：
（一）违法所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
（二）造成严重危害后果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
（三）二年内利用广告作虚假宣传，受过行政处罚二次以上的；
（四）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明知他人从事欺诈发行股票、债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擅自发行股票、债券，集资诈骗或者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等集资犯罪活动，为其提供广告等宣传的，以相关犯罪的共犯论处。
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公通字[2014]16号）
一、关于行政认定的问题
行政部门对于非法集资的性质认定，不是非法集资刑事案件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必经程序。行政部门未对非法集资作出性质认定的，不影响非法集资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审判。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案件事实的性质，对于案情复杂、性质认定疑难的案件，可参考有关部门的认定意见，根据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作出性质认定。
二、关于“向社会公开宣传”的认定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二项中的“向社会公开宣传”，包括以各种途径向社会公众传播吸收资金的信息，以及明知吸收资金的信息向社会公众扩散而予以放任等情形。
三、关于“社会公众”的认定问题
下列情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
（一）在向亲友或者单位内部人员吸收资金的过程中，明知亲友或者单位内部人员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而予以放任的；
（二）以吸收资金为目的，将社会人员吸收为单位内部人员，并向其吸收资金的。
四、关于共同犯罪的处理问题
为他人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资金提供帮助，从中收取代理费、好处费、返点费、佣金、提成等费用，构成非法集资共同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能够及时退缴上述费用的，可依法从轻处罚；其中情节轻微的，可以免除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五、关于涉案财物的追缴和处置问题
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的资金属于违法所得。以吸收的资金向集资参与人支付的利息、分红等回报，以及向帮助吸收资金人员支付的代理费、好处费、返点费、佣金、提成等费用，应当依法追缴。集资参与人本金尚未归还的，所支付的回报可予折抵本金。
将非法吸收的资金及其转换财物用于清偿债务或者转让给他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缴：
（一）他人明知是上述资金及财物而收取的；
（二）他人无偿取得上述资金及财物的；
（三）他人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取得上述资金及财物的；
（四）他人取得上述资金及财物系源于非法债务或者违法犯罪活动的；
（五）其他依法应当追缴的情形。
查封、扣押、冻结的易贬值及保管、养护成本较高的涉案财物，可以在诉讼终结前依照有关规定变卖、拍卖。所得价款由查封、扣押、冻结机关予以保管，待诉讼终结后一并处置。
查封、扣押、冻结的涉案财物，一般应在诉讼终结后，返还集资参与人。涉案财物不足全部返还的，按照集资参与人的集资额比例返还。
六、关于证据的收集问题
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中，确因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逐一收集集资参与人的言词证据的，可结合已收集的集资参与人的言词证据和依法收集并查证属实的书面合同、银行账户交易记录、会计凭证及会计账簿、资金收付凭证、审计报告、互联网电子数据等证据，综合认定非法集资对象人数和吸收资金数额等犯罪事实。
七、关于涉及民事案件的处理问题
对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正在侦查、起诉、审理的非法集资刑事案件，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就同一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或者申请执行涉案财物的，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
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或者执行过程中，发现有非法集资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或者中止执行，并及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侦查、起诉、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中，发现与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民事案件属同一事实，或者被申请执行的财物属于涉案财物的，应当及时通报相关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确属涉嫌犯罪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八、关于跨区域案件的处理问题
跨区域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在查清犯罪事实的基础上，可以由不同地区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分别处理。
对于分别处理的跨区域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应当按照统一制定的方案处置涉案财物。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规定处置涉案财物，构成渎职等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2014年3月25日
4、上海市检察院关于印发《关于本市办理部分刑事犯罪案件标准的意见》的通知（沪检法[2008]143号）
15、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其他严重情节”：
（1）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150户以上，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750户以上的；
（2）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250万元以上的；
（3）引起群众集体上访，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
5、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1998年7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47号发布 根据2011年1月8日国务院令第588号《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的下列活动：
（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二）未经依法批准，以任何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的非法集资；
（三）非法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资金拆借、信托投资、金融租赁、融资担保、外汇买卖；
（四）中国人民银行认定的其他非法金融业务活动。
前款所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所称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不以吸收公众存款的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但承诺履行的义务与吸收公众存款性质相同的活动。
第五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概述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概述
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 陈克靖律师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指行为人违反金融管理法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这是对我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下的定义，寥寥三十几个字，看似简单，但在司法实践中本罪颇为复杂，争议较大。有观点认为《刑法》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融资需求相冲突，影响经济发展，应予取消。从现在及可以预见的我国金融政策来看，取消本罪是不切实际的，完全放开将严重冲击国家金融秩序，但是，可以作调整，适当放宽，使维护国家金融秩序和满足融资需求取得平衡。
本罪构成要件
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的金融储存管理秩序。金融储存管理制度，是国家调控整个金融市场的重要手段。我国现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法制经济，要求市场经济主体按照法律对市场经济体制预设的市场准入条件和市场运作规则，预设的市场主体权利、义务及有关交易规则进行运营、公平竞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严重削弱国家通过金融政策宏观调控经济的杠杆功能，也干扰和混乱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金融市场，造成金融市场从内部到外部交易无序，市场运作失规。另一方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以擅自提高利率等非法手段吸储，破坏了金融行业的公平竞争秩序，阻碍社会主义资金市场健康发展，也影响到价值规律对整个社会供求关系的正常调节作用。
客观要件
客观方面，本罪的行为表现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犯罪手段可归结为如下四大类：
第一,非法提高存款利率吸收公众存款。
存款利率、贷款利率都是中央政府对本国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杠杆。存款利率、贷款利率，各国一般都由央行统一规定，我国也不例外。
第二,变相提高利率吸收公众存款。所谓变相提高存款利率，是指吸收存款人虽未在开付出去的存单上直接提高存款利率，但却通过存款之际先行扣付、或允诺事后一次性地给付或许以其他物质、经济利益好处的方式来招揽存款。第三,依法不具有经营公众存款业务资格的单位或个人直接以“吸收公众存款”名义经营公众存款业务。此类行为人由于不具法定资格擅自经营公众存款业务，无论其是否提高国家规定的存款利率，也不问其是否采取其他非法手段吸收公众存款，只要行为人实施了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即属违法。
第四,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指行为人不以吸收存款名义而假借其他名义在公众中吸收存款。如果行为人根本不打算到期还本付息，则构成集资诈骗罪。
需要强调的是，本罪是行为犯，行为人只要实施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即构成犯罪既遂，不问危害后果。反映了我国严厉打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行为的立法政策。
主体要件
本罪的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对于单位，法人或非法人不限，除单位本身外，还包括犯罪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主观要件
本罪的主观罪过形式是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采用的吸收公众存款的方法为国家法律禁止、仍故意为之；或明知自己没有经营吸收公众存款业务的法定资格，擅自经营该业务。过失不构成本罪。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立案标准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二十八条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
(二)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三十户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一百五十户以上的;
(三)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四)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五)其他扰乱金融秩序情节严重的情形。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量刑标准
《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量刑需根据具体案件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结合《刑法》分则对应的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和《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判处刑罚。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例--无罪案例
肖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通过中间人介绍向他人借款行为之定性）
一.裁判要点
行为人利用中间人介绍向他人借款，如果借款信息没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传播，借款对象属于可控范围内，该行为不宜认定为犯罪。
二.相关法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
三.基本案情
2010年11月至2012年6月间，被告人肖某在经营分宜县景欣时尚宾馆期间，以资金周转为由，通过出具借条等凭证，承诺支付高息、短期内还本付息的方式，先后向钟某、乐某等15人借款1600000元，具体如下：
1.肖某与钟某系普通朋友，2010年10月至2012年7月间，肖某共向钟某借款23万元。月息5分的5万，月息3分的18万；
2.肖某与乐某系普通朋友，2011年1月，肖某以资金周转为由，向乐某借款25万，月息4.5分；
3.肖某通过林锐认识林军，2011年5月至2012年3月间，其因股东退股需要资金等原因共向林军借款60万元，月息5分的200000元，月息8分的300000元，月息1角的100000元；
4.2011年8月29日，肖某通过袁珠生介绍向熊美荣借款2万元，月息1角；
5.2011年9月18日，肖某通过李国全介绍，以景欣宾馆装修需要资金为由向聂兰仔、袁霞借款100000元，月息1角；
6.肖某因雇赖细苟、黄传根为其装修住房及宾馆而欠两人装修款，亦没有支付大理石货款给大理石老板钟茂生，2012年春节前，赖细苟、黄传根去找肖某结账，因肖某无力支付，其便要求两人帮忙借款周转下，两人便推荐了钟茂生，2012年1月21日，肖某向钟茂生借款三万，当场支付利息1500元；
7.钟梅根因经常入住景欣时尚宾馆而认识肖某。2012年2月，肖某以做生意周转为名，向钟梅根借款5万元，月息1角，借期一个月，当场扣除5千元利息；
8.2012年5月8日，因钟梅根要肖某归还5万借款，肖某无力归还，便在钟梅根的介绍下，肖某向黄春云借款5万，月息5分，借期三个月，借款用于归还钟梅根的欠款；
9.2012年4月21日，肖某通过袁珠生、袁江勇介绍，以资金周转为名向袁小根借款5万元，借期四个月，口头约定月息4分。
10.2012年4月30日，肖某通过袁珠生介绍向袁江勇借款6万元，借期一个月，月息5分；
11.2012年6月8日，肖某通过李百根介绍，以景欣宾馆装修需要资金为由，向袁红军借款10万元，借期一年，月息五分；
12.2012年6月19日，肖某通过袁珠生介绍向袁建生借款6万，借期一个月，口头约定月息一角，当场支付月息6000元；
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一致，另查明，上诉人肖某向15名出借人的借款方式如下：
1、直接向出借人借款的情形，包括钟某、乐某、林军、赖细苟、黄传生、钟梅根；
2、通过中间人介绍借款的情形，包括熊美荣、聂兰仔、袁霞、钟茂生、袁小根、袁江勇、黄春云、袁红军、袁建生。
四.裁判结果
江西省分宜县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5日作出（2013）分刑初字第111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肖某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50000元。宣判后，被告人肖某不服，向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上诉人肖某没有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大众媒介向社会宣传，其借款对象也不是社会上不特定人，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非法集资解释》）的规定。原审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二）项、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之规定，判决如下：撤销江西省分宜县人民法院（2013）分刑初字第111号刑事判决；上诉人肖某无罪。
五.评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肖某对外借款的手段是否符合《非法集资解释》所列举的途径；肖某的借款对象是否是社会不特定对象？对此，存在二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1、肖某的借款宣传方式虽然没有利用司法解释列举的诸如“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大众媒介，但其通过中间人袁珠生、李百根等人向社会上不特定的对象借款，其本质也是一种变相的宣传方式，符合公开性的特征要求；
2、肖某借款的对象不仅仅局限于其认识的朋友，也包括通过中间人介绍的其原先不认识的袁小根、袁江勇、熊美荣、袁建生等人，即其借款对象具有不特定性，属于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故其行为也符合社会性特征；上诉人肖某的借款行为符合《刑法》及《非法集资解释》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所设立的构成要件，构成非法吸收公众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
1、肖某直接向钟某等借款之前就认识的对象借款自不用赘述，其通过中间人介绍借款的方式也与《非法集资解释》第一款第二项列举的“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在宣传可能达到的范围存有本质的不同，不符合公开性的要求；
2、肖某通过中间人介绍，一对一的向他人借款的对象具有特定性，也不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对出借人为社会不特定对象的要求。
笔者认为第二种意见是正确的。
《非法集资解释》对吸收资金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设定有四个条件，理论界一般归纳为：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以及社会性。其中公开性和社会性在司法实践中较易产生争议。
（一）《非法集资解释》规定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吸存行为必须“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的方式向社会宣传。《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非法集资意见》）第二条关于“向社会公开宣传”的认定问题也明确指出：“向社会公开宣传”，包括以各种途径向社会公众传播吸收资金的信息，以及明知吸收资金的信息向社会公众扩散而予以放任等情形。从以上司法解释可以看出，司法解释对公开性的要求是采用“列举+兜底“的方式予以规定的，对于司法解释没有明确的宣传途径，司法实践中该如何认定？笔者认为通过对《非法集资解释》和《非法集资意见》的体系解释，可以发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所要求的向社会公开宣传的途径，其宣传的对象是社会上的不特定人，宣传可能达到的范围是集资人无法控制的，可能获得该集资信息的受众是集资人事先无法预知的。行为人通过类似途径向社会发出的集资宣传类似于民法上的要约邀请，即任何人只要依据这一要约邀请向集资人发出欲提供借贷的要约，集资人均会与其建立资金借贷关系。
本案中，肖某借款的途径有两种，一种是没有宣传，直接向包括钟某、乐某等之前认识的“亲朋”借款；一种是通过中间人袁珠生、李百根等人向包括聂兰仔、袁霞等之前不认识的人借款。但分析这两种宣传方式，其借款的对象都是特定的，其通过中间人的介绍所指向的借款对象都是特定的一人，且也没有因为其向这些人借款而导致其吸收资金的信息向社会公众二次扩散，不符合“口口相传”的特征。故肖某借款的途径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所要求的宣传方式不具有同质性，不符合公开性的要求。
（二）《非法集资解释》还对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设立有“社会性”要求，借款的对象必须是社会公众，即社会上不特定对象。但对于社会公众的内涵，司法解释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理论界对这一问题也是莫衷一是。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判断借款对象是否属于社会公众可以从借款的宣传方式、以及对出借人是否设定准入条件加以认定。如果集资人通过电视、网络、报刊等大众媒介向社会公众宣传，其宣传的对象是不特定的人，任何通过这一宣传媒介获悉该集资信息的人都可能成为集资人的集资对象，集资人对出借人也并无设定相关的借贷准入条件，只“认钱不认人”，那么，集资人的借款对象就应认定为社会不特定人。
通过前面对公开性的分析，笔者认为，无论是肖某向朋友借款，还是通过他人介绍向原来不认识的人借款，其借款的对象都是相对特定的，其对可能与其发生借贷关系的人的范围有一个大概的预判，不具有不可预料性和不可控性，其借款的对象不具有不特定性。
综上，上诉人肖某的借款行为在宣传手段及借款对象方面不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所要求的公开性和社会性，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有罪案例
孙德元、宋有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未经批准许诺高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130余万）
孙德元、宋有梅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许诺高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130余万，涉及群众65人。2014年11月12日，江西省德兴市人民法院一审审结了该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依法判决：被告人孙德元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被告人宋有梅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自2005年以来，被告人孙德元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以8%不等的季利率在江西省德兴市向退休职工、个体商户等不同社会阶层人士进行融资，金额高达8013600元。自2006年4月以来，被告人宋有梅在高额利率的诱惑下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以12%不等的季利率向社会群众进行融资，金额达3293800元。被告人宋有梅将吸收来的资金以8%的季利率转借给被告人孙德元，从中牟取差额利益。案发前后，被告人孙德元共归还被害人本息906384元，被告人宋有梅共归还被害人本息694300元。另，德兴市公安局于案发后追回赃款164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孙德元、宋有梅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以高息吸收公众存款，被告人孙德元向社会公众吸收存款达8013600元，被告人宋有梅向社会公众吸收存款达3293800元。两被告人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巨大，扰乱了国家的金融秩序，其行为已触犯刑法，均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被告人宋有梅于案发后积极配合公安机关追回赃款164万元，挽回了被害人的部分经济损失，有悔罪表现。
据此，法院依法做出上述判决。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诈骗罪的区分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诈骗罪的区别：1.侵犯的客体和犯罪对象不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犯罪对象是公众存款； 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产所有权，犯罪对象可以是任何财物。2.客观方面不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包括用欺骗方法吸收公众存款，还包括利用强迫、利诱等其他方法吸收公众存款； 诈骗罪只表现为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欺骗方法获得财物。3.主观方面不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无非法占有目的； 诈骗罪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4.主体要件不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既可以由自然人，也可以由单位构成； 诈骗罪只能由自然人构成。
案例：田某诈骗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田某，原系中国银行平顶山市分行建东支行出纳员。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1999年8月至2002年1月16日，被告人田某采用自制“高额利率订单”，私自加盖单位储蓄业务专用章，盗用同班业务人员印鉴，对外虚构银行内部有高额利息存款业务的手段，共吸纳亲朋好友等人现金90.1万元，用于归还其个人债务、购买商品和房屋装修等。2002年9月7日，田某主动到平顶山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投案，积极退赃14.4万元。2003年10月22日，平顶山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田某犯贪污罪向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田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自制“高额利率定单”，私自加盖单位储蓄业务专用章，盗用同班业务人员印鉴，对外虚构银行内部有高额利息存款业务的手段，骗取亲朋好友等人现金90.1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田某犯罪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罪行，系自首，且能积极退赃，认罪悔罪，依法可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03年11月17日判决：被告人田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50万元。
一审审判后，被告人田某服判不上诉，检察机关未提出抗诉，判决生效。
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诈骗罪在本案的适用分析
1.主观上被告人田某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本案至案发时扣除已归还部分本金和利息，累计吸取的现金高达90.1万元，除被告归案后退赃14.4万元，其余款项均被田某用于个人消费。认定被告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除了被告人供述，还要结合其行为来认定。根据田某供述，她想利用自己银行出纳员的身份取得亲朋好友的信任，把现金交给她，她则用这些钱偿还其个人债务。田某连自己个人债务都还不上，凭其正常的工资收入就更不能把亲朋好友交给她的“巨额存款”还上了。田某将取得的“巨额存款”除了偿还个人债务外，主要都用于个人消费，可见，其主观上非法占有的目的非常明显。
2、客观上，被告人田某实施了诈骗的行为。田某向亲朋好友虚构了银行有高额利率存款业务的事实，使亲朋好友信以为真，主动把现金交给她以图取得高额利率回报。田某自制虚假的“高额利率定单”，偷盖储蓄业务专用章和同班人员印鉴等行为，是为了使亲朋好友相信银行确有高额利率存款的事实，达到取得亲朋好友资金的目的，这些都是骗取财物采取的手段。完全符合诈骗罪的客观构成要件。因此，田某的行为符合诈骗罪的主客观构成要件，平顶山市人民检察院以贪污罪起诉田某是定性错误，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决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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