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农业保险条例[精选]

第一篇：解读农业保险条例[精选]

解读农业保险条例

2012年06月18日16:03 来源：《保险中介》

《保险中介》杂志专访《农业保险条例（征求意见稿）》修订评审专家 黄英君

《保险中介》杂志记者 | 赵亚男

2012年05月04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开征求对保监会上报的《农业保险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稿》）的意见，这意味着外界期盼已久的农业保险立法终于有了眉目。《意见稿》不乏亮点与特点，但也还存有令人疑惑和有待完善的地方。对此，《保险中介》杂志对修订评审《意见稿》的专家组成员黄英君教授进行了专访。

“定位于‘有国家补贴的商业保险’”

《保险中介》杂志：《意见稿》中所规定的“农业保险”与之前的概念相比，有什么区别？因为农业保险的特殊性，《意见稿》是如何与《保险法》做好衔接的？

黄英君：《意见稿》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农业保险，是指保险公司根据农业保险合同，对被保险人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因保险标的遭受约定的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疫病或者疾病等事故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的保险活动。本条例所称农业，是指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等产业。”显然，其中所规定的“农业保险”与之前的概念有一定的区别。一般而言，农业保险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农业保险，是指涵盖农村、农民和农业的“三农”保险。狭义的农业保险，则是指种植业保险和养殖业保险，即种养两业保险。《意见稿》的界定是在狭义农业保险的基础上进行的界定，相对而言更具体。当然，这自然就会使其经营范围缩小。

过去保险学界和业界一直呼吁农业保险的“政策性”，现在《意见稿》也将农业保险定位于“国家补贴的商业保险”。这也是《意见稿》中所规定的“农业保险”与之前的概念的本质区别。

农业保险自身的特殊性更多是由于农业风险本身的特殊性所致。农业风险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农业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农业风险的系统性使其具有广泛的伴生性、农业风险的区域性和季节性明显等，这些特殊性导致了农业风险的弱可保性。这就必然导致，农业保险必然与一般意义上的财产保险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基于此，现行《保险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为了与此相呼应，《意见稿》第一条和第三条进行了引入性规定。首先，《意见稿》第一条规定，“为了提高农业生产抗风险能力，完善农业支持保护体系，规范农业保险活动，保护农业保险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促进农业保险事业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等法律，制定本条例。”这说明《意见稿》是遵循《保险法》等基本法的相关规定的。其次，《意见稿》第三条规定，“国家支持发展农业保险事业。农业保险实行政府引导、政策支持、市场运作、自主自愿和协同推进的原则。”该条则是对《保险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直接呼应。

《保险中介》杂志：《意见稿》最大的突破点和亮点在哪些方面？对现实的影响主要有哪些？

黄英君：农业保险法律机制缺失是造成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发展滞后的立法诱因。由此可见，《意见稿》的重要意义。

为适应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不平衡，农业生产具有区域性、层次性、季节性等特点，国家应通过专门立法对农业保险经营实施稳定的法律调整。现代经济学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法律看作是“游戏规则”，而只有先制定了“游戏规则”，才能（规范）开展“游戏比赛”。

《意见稿》考虑了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实践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尤其是总结了2004年新一轮农业保险试点的经验教训，较为全面地对农业保险进行了详细的规制。其中，关于各级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职责的规制是最大突破。

《意见稿》的亮点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意见稿》明确了立法目的，并对农业保险进行了界定。并从六个方面内容进行了规定：农业保险的定位；各级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职责；关于农业保险合同；农业保险的业务规则；基层涉农机构协助办理农业保险；关于互助合作保险组织。

《保险中介》杂志：《意见稿》中将“农业保险”定位于“有国家补贴的商业保险”，其意义何在？

黄英君：《意见稿》对于农业保险的定位——有国家补贴的商业保险，而非学界呼声甚高的政策性保险。虽有待商榷，但在目前情况下确实应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譬如财政保费补贴、税收优惠等相关政策的长期性和可持续性。如此规定，确实是不得已而为之，也是一种进步的表现。最起码对各级政府行为进行了规制，避免了农业保险的无序发展。因此，《意见稿》中将“农业保险”定位于“有国家补贴的商业保险”，在目前情况下是有相对积极意义的，但从长期来看，我依然坚持将“农业保险”定位于“政策性农业保险”。而农业保险的“政策性”也正是由农业保险的本质属性——准公共物品属性所决定的。

“农业保险经营组织多元化”

《保险中介》杂志：根据《意见稿》，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业务，应当经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其市场准入机制的标准是什么？

黄英君：其市场准入标准主要是考虑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经验和实力。由于农业保险自身的特殊性，对于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财产保险公司而言，要求也就较高。从承保和理赔两个方面来看，都需要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具备一定的内在条件。譬如，机构数量分布、承保能力、服务水平等。

此外，过去保监会一直提倡农业保险经营组织多元化，还有不少非保险公司的农业保险经营组织形式（譬如，行业自保的渔业协会等）。基于此，《意见稿》第四十一条规定，“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设立的其他保险组织，经营农业保险业务，适用本条例。本条例施行前，已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以外的其他保险组织，自本条例施行之日起2年内，符合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规定条件的，可继续经营农业保险业务。”这也由此规定，两年后“已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以外的其他保险组织”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资格需要重新审核。

个人认为，这个“规定条件”应该综合考量农业保险经营组织的多元化存在的客观实际，监督、引导和规范其农业保险业务经营，持续推进农业保险多元化进程，不可仅仅保留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业务，而搞“一刀切”。这不符合我国新一轮农业保险试点的实际运行情况，也违背了试点伊始的初衷。因此，个人建议，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市场准入机制的标准应该考虑我国新一轮农业保险试点的实际情况，不可偏废，坚持农业保险经营组织多元化形式，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

《保险中介》杂志：虽然这么多保险公司都有涉及农险业务，但农业保险的96%还是主要由6家保险公司在经营，即4家专业农险公司(安信农险、安华农险、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国元农险)和2家综合性保险公司(人保财险、中华联合财险)，您怎么看待当前我国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现状？

黄英君：这种现状的根源主要是历史原因造成的。1982年农业保险复业，中国人保是当时唯一的一家保险公司，承担了具有最初财政性质的农业保险业务。直至新疆兵团保险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前身）1986年7月成立，第二家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公司成立。兵团保险成立初期一直以农业保险业务为主，且为一家区域性公司，主要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服务。2002年9月，兵团保险更名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并成为全国性财产保险公司，相关分公司继承公司传统，依然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直至今日。2004年起，我国新一轮农业保险试点逐步推进，4家专业农险公司——安信农险、安华农险、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国元农险陆续成立，并以区域性农业保险业务为主。

目前，南起广东，北至黑龙江，东到上海，西达新疆，当地保监局大都将本辖区内的农业保险试点当成头等大事，中国保监会系统会同各级地方政府在全国积极开展农业保险试点工作。此时，作为农业支持保护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业保险，保障品种已经从主要粮食作物扩展到奶牛、生猪、烟叶、果树、西瓜等多种牲畜和农作物。初步显现了保监会起初秉承“农业保险经营组织多元化”理念的预期效果。

“兼有政策性和商业性”

《保险中介》杂志：《意见稿》表明：鼓励金融机构对投保农业保险的农业生产组织和个人加大信贷支持力度。您怎么看待这一点？

黄英君：从农业保险发展的长远角度看，这绝对是一个长期利好的举措。承前所述，《意见稿》将“农业保险”定位于“有国家补贴的商业保险”而非“政策性保险”，确实是不得已而为之。即便如此，作为兼有政策性和商业性的农业保险，它仍然有别于一般的商业保险。对于农业保险产品，特别是多重风险或一切险保险产品，虽然也要通过交费获得保障，但并不完全具有私人产品性质，存在较多的“搭便车”现象，农业保险的正外部效应十分明显。

首先，农业保险参与农业生产、防灾、销售等各个环节的风险管理和灾后的经济补偿管理，具有较强的社会管理功能，不乏公共品的特征，而且更多地倾向于公共物品特性。其次，农业保险具有有限的非排他性，农民不购买保险就不可能获得发生灾害损失后的经济补偿。而农业保险的有效供给保证农业生产顺利进行，可使全体社会成员享受农业稳定、农产品价格低廉的好处，这又说明，农业保险是一种具有正外部性的准公共产品，最终的受益者是保险标的的最终消费者。其正的外部性体现在农民对农业保险的消费和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的供给两方面，是农业保险需求不足、供给有限的直接原因。故而，笔者曾经多次论证，仍将农业保险的属性界定为准公共物品，并应给予足够的财政税收支持，且可以采取多种供给形式。

鼓励金融机构对投保农业保险的农业生产组织和个人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可以引导更多农户参与投保农业保险。甚至可以进一步引导农户投保，规定农户只有投保了相关险种，才可以获得相关信贷支持。事实上，这也是国外农业保险实践比较常用的做法，使得自愿性农业保险演变成为“变相”的强制性保险，以扩大农业保险的覆盖面，使农业风险具有较强的可保性，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农业保险制度。

“《农业保险条例》有望出台且有待完善”

《保险中介》杂志：《意见稿》的规定在实施过程中，有没有可预测性的困难？该如何解决？

黄英君：《意见稿》初步确立了我国农业保险制度框架，涉及很多制度要素。譬如，风险分散决策、特殊经营规则、财政支持模式、部委协调机制、监管体制、大灾风险分散机制等等，这些都属于农业保险制度的顶层设计，但更多是一些原则性设计，有些内容还不够细化。这也就可能给以后的执行带来一些困难。当然，我们也很有必要对这些可预期的困难提出相关的解决方向和方法。

首先，农业保险发展缺乏有效运行机制。立法的有效性有赖于由该法确定的利益诱导机制，应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组织制度，决不能照搬国外模式或其他地区模式。因此，很有必要基于农业保险运行机理，构建包含农业保险发展的风险管理机制、市场运行机制、政府诱导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和再保险机制等的农业保险运行机制。

其次，部委协调机制的有效运行问题。尽管《意见稿》中，关于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职责分工的规制是很大突破，而且也明确了中央（部委）及地方相关部门职责。但农业保险经营运作涉及多个部门，需要各相关部门协同推进。一个部门推进不力，极易可能导致运行不良，甚至满盘皆输。这也是《农业保险条例》能否真正达到预期效果的关键所在。

第三，农业保险业务经营规定模糊。应从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科学界定农业保险的业务范围、操作办法、机构建制、资金投入、保障水平和管理规则等与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建设相关的事宜，并辅之以必要的实施细则。

第四，农业保险业务的独立核算和税收优惠问题。我国的农业保险要想获得更为长足的发展，应将农业险保费独立核算，国家不但对农业险免收营业税和所得税，还应给予适当的财力支持和政策扶持，即首先应在核算体制上理顺。

最后，关于农业大灾风险分散机制问题。我个人认为：首先，农业巨灾风险管理制度不是一个单一的制度，而是一个制度体系；其次，在进行农业巨灾风险管理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时应更多考虑路径依赖问题；最后，在进行农业巨灾风险管理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时，应更多关注制度创新的原则。因此，对于农业大灾风险分散，可以分而论之。

《保险中介》杂志：目前我国农业保险面临的最大瓶颈是什么？您认为该从哪些方面去解决？

黄英君：我国农业保险试点难以获得政府可持续的支持，是目前农业保险发展始终受限的最大瓶颈。而这个瓶颈的根源就在于农业保险法律法规的缺失。

《农业保险条例》不出意外将会很快出台，在此既定背景下，农业保险发展的长期瓶颈初见端倪。而农业保险短期内的优化方案只有在现行背景下，解决农业保险发展实践中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政府层面，必须对各级政府行为进行规制，实行问责机制，倒逼基层财政补贴的跟进；保险公司层面，应多开发适宜不同地区的创新型险种，为农户提供具有潜在需求的农业保险产品，这应成为一种责任。同时，要做好理赔服务工作；投保农户层面，在自身意识的约束和收入水平限制逐步改变的情况下，在补贴支持的前提下提升保险意识，积极参与农业保险。同时，政府相关部门和保险公司应加强合作，宣导保险知识和理念，并辅以其他必要的金融服务政策（如信贷优惠等），引导农户投保，扩大农业保险的广覆盖面。

《保险中介》杂志：《意见稿》中还有哪些待完善和未确定的地方？

黄英君：前面大致提及了《意见稿》中一些有待完善和未确定的地方。譬如，农业保险合同的细则、财政补贴模式、大灾风险分散机制以及经营主体的组织形式等内容，都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整体而言，《意见稿》不应在很多方面仅仅对农业保险进行一些原则性规定的制度安排，还应做出一些具体的规定，能够细化的就尽可能细化，尽可能避免“另行规定”或“配套实施细则”等情形。如果从改革开放后复业（即1982年）算来，大家期盼了30年的农业保险立法终于有了眉目，如果再进行“另行规定”或“配套实施细则”等不知又要等多少年。农业发展需要农业保险支持，农户也迫切需要农业保险这种有效的风险规避手段，等不及，也等不起。

最后，在既定框架的前提下，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财政补贴模式问题。对于农业保险保费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相关政策，涉及“如何补？补给谁？补多少？”等实施细节以及营业税、所得税等减免问题，需要尽快出台配套措施，以保证农业保险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人物简介

黄英君，经济学博士，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重庆大学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CRCISS）主任。中国保险学会理事，中国社会保险学会理事，重庆市保险学会常务理事。

链接：《农业保险条例》落地路途

1997年国内曾就启动农险展开立法调研工作，监管部门已就《农业保险条例》召开过多次立法研讨会。

1982年重新开办农业保险，但由于赔付过高，规模一直呈萎缩状态。

2004年，新一轮保险试点逐步推进。

2007年，中央财政首次予以21.5亿元补贴预算，在全国6省区（吉林、内蒙古、新疆、江苏、四川、湖南）推行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试点，揭开了中央政府补贴农业保险序幕。

2007年，国务院要求保监会组织立法调研。

2008年，经多方考察、调研和征求专家意见，保监会与农业部、财政部共同起草了《政策性农业保险条例（草案）》，18易其稿之后提交国务院法制办，法制办向人民银行、农业部、发改委等相关部委征求意见。

2011年相关部门对《农业保险条例》逐条进行了评审。

2012年1月8日，保监会主席项俊波在保险监管工作会议上表示，要推动出台《农业保险条例》，从立法层面建立统一的农业保险制度框架。

2012年5月4日，《农业保险条例（征求意见稿）》出台。正式的《农业保险条例》有望不久出台

国外农业保险制度常见模式

（一）政府主导模式

代表国家：美国、加拿大。1980年后，瑞典、智利、墨西哥等国也多采用这种模式。

主要特点：以国家专门保险机构主导和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为主，有健全完善的农作物保险法律体系；政府补贴较高，并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实行强制与自愿保险相结合的投保方式。

（二）民营保险相互会社模式

代表国家：日本

主要特点：政策性强，通过立法对主要的关系国计民生和对农民收入影响较大的农作物和畜种实行法定保险；经营组织具有互助性和民间色彩；中央政府进行监督和指导并对保费和管理费进行补贴。在农业保险体系设置上，日本的农业保险组织形式采用“三级”村民共济制度，将农业风险在全国范围内分散。

（三）政府垄断模式

代表国家：前苏联和原东欧部分国家。

主要特点：以统一的国家农业保险机构(在前苏联是国家保险总局)采用对全国农业保险实行垄断经营、强制保险，政府成立相关基金帮助降低农业保险经营中存在的高风险，并补贴大部分经营管理费用等措施。

（编者注：目前，这种模式因前苏联解体，已经近乎消失，但对农业保险制度的发展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四）政策优惠模式

代表国家：西欧国家主要包括法国、荷兰、西班牙等国。

主要特点：没有全国统一的农业保险制度和体系，农业保险主要由私营公司、部分保险相互会社或保险合作社经营，政府不直接参与农业保险的经营。投保为自愿行为，国家为了减轻参加农作物保险农民的保费负担，也给予一定的保费补贴和税收等政策优惠。

（五）国家重点选择性扶持模式

代表国家：亚洲发展中国家，主要包括泰国、印度、菲律宾、巴基斯坦等国。

主要特点：一是农业保险主要由政府专门农业保险机构或国家保险公司提供；二是承保以本国主要农作物为主，目的就是确保粮、棉生产的稳定；三是农业保险具有强制性。政府负责保费补贴和保险公司的业务费用补贴，政府金融机构通过贷款资金进行支持，将保险与金融机构贷款结合。

第二篇：农业保险

农业保险补贴频频遭险企联手地方

政府瓜分

2012年11月05日 09:29 经济参考报

补贴被骗取巨灾风险大险企“下乡难”

农业保险三大症结待破

记者白田田李唐宁周勉毛海峰北京湖南陕西报道

我国农业保险业务规模和覆盖面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财政部10月公布的数据，2003年至2012年农业保险累计实现保费约600亿元，为5.8亿户次投保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78万亿元。

不过，《经济参考报》记者在湖南、陕西等地调研时了解到，农业保险面临着保费定价失灵、巨灾风险大、保险公司“下乡难”等问题。更有行业人士指出，农业保险补贴遭到一些保险公司和地方政府联手瓜分，骗取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频繁出现。

以往在没有相关政策支撑下，商业性保险公司办农业保险，在实践中已经被证明是行不通的；然而，在有了国家财政补贴以后，那些曾经制约商业性保险公司承办农业保险的因素也仍然存在。如果这些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没有彻底解决的话，势必将影响到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后劲和前景。

农业保险补贴成为“肥肉”？

上月，中央财政提前下达2013年农业保险保费补贴预算指标56.6亿元，同比增加16.7亿元，增长41.9%。截至9月底，中央财政已安排拨付2012年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95.5亿元，比2011年全年增长43.2%，带动农业保险提供风险保障逾5000亿元。

“商业保险公司过去退出农业保险，现在抢着做农业保险，就是为了补贴。”江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农林部首席专家郭永利说，补贴资金并没有实实在在保障到农民头上，反而成了一些保险公司和地方政府官员联手瓜分的“唐僧肉”。

某商业保险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也直言，确实有的保险公司将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看作是一块肥肉。广东肇庆市一位曾经在商业保险公司工作过的人士说，保险公司是以盈利为目的，要有财政补贴才开办农业保险，而且风险大的险种不做。

数据显示，自2007年以来，中央财政已累计拨付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360亿元。全国农险保费收入从2007年的51.84亿元增至2011年8月的142亿元，年均增长37.8%。

除了中央财政的补贴之外，各级财政还要安排相应的配套补贴资金。以湖南省为例，种植业保险保费中央财政补贴40%，省财政补贴25%，市县两级财政补贴10%，其余保费由农户、龙头企业或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承担。

近几年，农业保险被曝出的问题大多与保险补贴这块“肥肉”有关。农业保险专家、首都经贸大学教授庹国柱表示，过去讲农业保险存在道德风险，主要指的是农民骗保，事实上保险公司和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也很严重，农业保险成为一些保险公司和地方政府的“盛宴”，涉及地方和保险公司投机取巧、套取资金的案例很多。

2010年以来，阳光农险公司、人保财险[微博]、中华联合财险公司在多地分支机构的案件多次被披露，涉及骗取农业保险财政补贴资金、套取粮食保险保费资金、编造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等问题。

庹国柱向《经济参考报》记者讲述了一个他遇到过的案例：某地保险公司与一家养猪场谈农业保险业务，一头猪100元的保费中政府补贴80元，保险公司告诉猪场负责人说只要交20元保费，保险公司再返还40元，不过一旦发生灾害，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这样，保险公司等于将60元的补贴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庹国柱认为，农业保险成为“盛宴”，还表现为“封顶赔付”和“协议赔付”。封顶赔付是指有的地方以保费总收入的一定倍数作为赔付的上限，比如河南省是3倍封顶，浙江省是5倍封顶，这样农民的保障水平很低，实际上是保障了保险公司利益。协议赔付是指地方政府拿财政补贴和保险公司讨价还价，从中获取一定的利益。对于这些违规行为，法律法规中应该制定限制性条款，对地方政府的违规行为在罚则里也要作出明确规定。

人保财险湖南分公司农险部总经理宁松认为，承办农业保险是中国人保财险公司承担的政治和社会责任，不能靠农业保险来撑规模、撑利润。如果将农业保险作为主要的利润来源，这是对政府、公众和公司的“不负责”。

庹国柱说，农业保险的道德风险在任何国家都存在，不仅是企业骗取补贴，也包括农民骗保和有的地方政府套取资金等，关键是要制定更严格的制度进行防范和监督。

大公司能否对接小农户？

“2007年、2008年刚开始做农业保险的时候，感觉到没办法完全深入到农户中去。”宁松说，即使保险公司在县一级设有机构，也就20个人左右，而湖南省每个县一般都有20至30个乡镇，两三百个行政村，仅靠保险公司自身力量很难实现承保和理赔到户。

“体量巨大”的保险公司下乡从事农业保险，如何与小农户对接，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在从事互助保险的郭永利看来，在市场经济中，农民本身就分散、弱小、高风险，让他们和大保险公司来对接，两者不对等。对于保险公司来说，他们要服务这么多的农民，存在风险高、成本高、亏损高的问题。

宁松认为，保险公司和农户对接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难点。一是地域的分散性，像湖南户均农田3.6亩左右，有的地方户均才几分田，靠保险公司收取保费，付出的成本大于收到的钱；二是农民认识的差异性，很多农民只有遇到灾害才愿意投保，这是明显的逆选择，而保险的原则是大数法则。三是农业生产的季节性，比如湖南早稻有3000万亩左右投保，涉及1000万户，而政府的贴补方案又下达得迟，保险公司必须在相应的作物生产期内完成承保服务，任务很重。四是农民对政府的依赖性。广大农民更多的信任和依赖政府的行政管理和灾后救济，对保险公司或多或少存在不信任感，尤其在农业保险开展初期，这种不信任和不认同感十分明显。

人保财险长沙支公司经理助理李军今年上半年进行水稻承保工作时，天天要下乡宣传介绍农业保险，嗓子都嘶哑了。他说，工作中最困惑的就是收费难，长沙县参加水稻保险的有10万多户，一个家庭平均只有2.4亩农田，涉及面太广。

理赔的问题同样复杂，保险公司因此和农户发生纠纷是常有的事。宁松说，农业保险的赔款，是以农作物损失的30%为起赔点，但多少是31%，多少是29%；每个作物的生长期限的赔偿标准不一样，但很多时候是在临界点上；特别是损失特征大致相近的情况下，赔款如何平衡，公正性受到关注。由此可能出现是非，如果没有政府行政力量和专业部门技术的参与，单独由保险公司很难搞定。

低保费如何应对高风险？

农业保险本身属于高风险的险种，加之我国是自然灾害多发区，国内再保险市场不发达，分保方式单一，巨灾保险的损失基本上只能由直接保险公司自行消化，导致难以提升巨灾补偿水平。

对于保险公司来说，虽然当前农业保险经营情况较好，一旦发生大的灾害，这块到嘴的肥肉可能又得“吐出来”。

陕西省杨凌区是我国唯一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也是农业保险创新实验区。除了奶牛，育肥猪等中央财政补贴保费的品种，2010年开始，人保财险开始在当时试点“银保富”设施蔬菜大棚保险这一特色险种，并基本实现了全覆盖，但两年下来，试点效果不尽如人意。

“这个品种去年收取保费240万元，但赔款就达到330万元。”人保财险杨凌支公司经理余党民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去年当地遭遇了60年一遇的连阴雨，大棚受灾严重，导致设施蔬菜大棚保险亏损。“但这一块没有获得财政上的补贴，只能用其他险种的利润来填上这个窟窿。”

当地的情况并非个例，自然灾害导致的巨额赔付是商业保险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宁松介绍，保险公司面临的经营风险主要就是巨灾风险。湖南人保8个亿的农业保险保费，如果承担的赔偿责任超过3倍以上，将直接影响湖南省分公司的经营稳定性。

宁松说，不支持大幅度地降低保费，因为前几年农业保险的经营效益不能真实地反映农业保险的本来面貌。第一是灾害的周期性和损失的巨大性，灾害一般10年一个大的周期，现在还没有遇到大的灾害；第二是农民的保险认知程度、维权意识在增强。

“巨灾风险对保险公司的打击很大。”庹国柱清楚地记得，他此前去加拿大考察时了解到，一家地方政府办的保险公司从1959年到1985年的26年间经营都比较平稳，但1986年到1988年发生大旱灾，导致保险公司把前二十多年积累的钱全部赔过去，还要借外债来进行赔付。

由于我国的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尚未建立，而再保费率高、门槛高，支持力度有限，保险公司接受的巨灾风险得不到有效分散，难以提升巨灾损失补偿水平。对此，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郭金龙认为，应该由中央政府出资对再保险集团的经营管理费用给予补贴，或者为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补贴。同时，减免再保险业务的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

此外，对于保费的确定，地方政府和保险公司之间也有分歧，地方政府希望压低费率，可以减少财政补贴，保险公司则担心亏损而希望保费定得更高。郭永利说，保费制定存在定价失灵的问题，比如政

府将保费定得过低，让保险公司按商业化的办法来经营，而保险公司接受不了这样低的保费，只能不予推行，比如目前拖拉机交强险的参保率就不足10%。

庹国柱建议，应该成立类似美国风险管理局的这样机构，有政府背景但保持相对独立，负责厘定费率和起草条款，避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过去十年间，农业保险成绩有目共睹，但上述农业保险覆盖率低，保费收入不多，点多面广，业务风险大，保险经营成本高等问题仅仅凭商业性保险公司的政治热情显然是解决不了的。不仅如此，在目前巨灾保险缺失、相关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商业性保险公司在经营逻辑上，是否真正具有参加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热情和冲动，同样需要重新审视。

此外，试图借助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开展，带动其他盈利险种的快速跟进，在目前来看，要取得效果也是不太现实的。那么，商业性保险公司在政策性农业保险上，是否真正能将之作为有效益的业务来进行开展呢？其动力何在？这些问题，还需要实践和积累来给出一个比较明确的回答。

第三篇：农业保险

农业保险的特殊性分析

学 生 姓 名： 汪莹 学 号： 22014110828 学 院（系）： 金融学院 专业（方向）： 保险学 成 绩：

2015年1月

摘要 ······························· 1

一、保险标的的特殊性 ······················· 1

（一）保险价值难以确定 ···················· 1

（二）具有明显的生命周期及生长规律 ·············· 1

（三）在一定的生长期内受到损害后有一定的自我恢复能力 ····· 1

（四）种类繁多 ························ 1

（五）受自然再生产过程的约束 ················· 2

（六）农产品的鲜活性特点使农业保险的受损现场容易灭失 ····· 2

二、农业风险的特殊性 ······················· 2

（一）可保性差 ························ 2

（二）风险单位大 ······················· 2

（三）具有明显的区域性 ···················· 2

（四）更为严重的逆选择与道德风险 ··············· 3

三、农业保险商品的特殊性 ····················· 3

（一）农业保险虽然在直接消费上具有排他性 ··········· 3

（二）农业保险的主要商品不具有竞争性 ············· 3

（三）农业保险的成本和利益具有显著的外在性 ·········· 4

（四）农业风险的特殊性决定了农业保险必须进行规模经营 ····· 4

四、农业保险经营方式的特殊性 ··················· 4

五、农业保险组织形式的特殊性 ··················· 5

（一）为政府代办农业保险的商业保险公司 ············ 5

（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 5

（四）地方财政兜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 ············ 6

（五）外资或合资农业保险公司 ················· 6 参考文献 ····················· 错误！未定义书签。

【摘要】农业保险属于财产保险的范畴，但又有区别于其他财产保险的显著特点。本文从农业保险的保险标的、风险性质、商品性质、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等五个方面研究了农业保险的特殊性及其对农业保险经营的影响。【关键字】农业保险；农业风险；保险经营

农业保险属于财产保险的范畴，但又有区别于其他财产保险的显著特点。目前我国农业保险正处于新一轮的试验阶段，深入研究农业保险的特殊性，对于加快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保险标的的特殊性

农业保险的保险标的大多是有生命的植物或动物，受生物学特性的强烈制约，具有以下不同于一般财产保险的非生命标的的特点：

一是保险价值难以确定。一般财产保险的标的是无生命物，保险价值相对稳定，容易确定；农业保险的标的在保险期间一般都处在生长期，其价值始终处于变化中，只有当它成熟或收获时才能最终确定，在此之前，保险标的处于价值的孕育阶段，不具备独立的价值形态，因此，投保时的保险价值难以确定。实务中，农业保险的保险金额多采用变动保额，而一般财产保险的保险金额是固定的。

二是具有明显的生命周期及生长规律，保险期限需要细致而又严格地按照农作物生长期特性来确定，长则数年，短则数日；普通财产保险的保险期限一般为一年。

三是在一定的生长期内受到损害后有一定的自我恢复能力，从而使农业保险的定损变得更为复杂，定损时间与方法都与一般财产保险不同，尤其是农作物保险，往往需要收获时二次定损。

四是种类繁多，生命规律各异，抵御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的能力各不相同，因而难以制定统一的费率标准和赔偿标准，增加了农业保险经营难度；普通财产保险的费率标准和赔偿标准相对容易确定。

五是受自然再生产过程的约束，对市场信息反应滞后，市场风险高，农业保险的承保、理赔等必须考虑这些因素；普通财产保险则相对简单。

六是农产品的鲜活性特点使农业保险的受损现场容易灭失，对农业保险查勘时机和索赔时效产生约束，如果被保险人在出险后不及时报案，则会失去查勘定损的机会。这也是农业保险更容易引发道德风险的重要原因。因此，农业保险合同对理赔时效的约定比普通财产保险严格得多。

二、农业风险的特殊性

农业的主要活动是在露天下进行的，农业所面临的风险主要是自然风险，农业风险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可保性差。可保风险的条件是：大量的独立的同质风险；损失是意外的、偶然的、不可控的；风险损失必须是可以测量的、确定的；发生巨灾损失的概率非常小。一般财产保险的风险大都符合这些条件，而农业风险与可保条件多有不符。首先，农业风险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农业风险大多来源于人类难以驾驭的大自然，如洪灾、旱灾、雹灾、虫灾等，在灾害事故及灾害损失中常常表现为高度的时间与空间的相关性。其次，由于农业灾害的覆盖面广、影响面大，农业风险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往往难以度量。再次，农业风险发生巨灾损失的概率相对较大。我国几乎每年必发的洪水灾害都造成高达几百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相对于保险基金来说都属于巨灾损失。

二是风险单位大。风险单位是指发生一次灾害事故可能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范围。对于普通财产保险，一个保险单位通常就是一个风险单位，只要承保标的充分多，就能在空间上有效分散风险。在农业保险中，一个风险单位往往包含成千上万个保险单位，风险单位巨大。一旦灾害发生，同一风险单位下的保险单位同时受损，使农业风险难以在空间上有效分散，保险赖以存在的风险分散机制难以发挥作用。

三是具有明显的区域性。这也是农业风险所特有的。我国幅员辽阔，地理环境复杂，自然灾害种类繁多，发生频率、强度各异，表现出明显的区域性。首先是风险种类分布的区域性，即不同地区存在着不同的灾害种类，如我国南方地区水灾较为频繁，北方地区则旱灾较为严重，而台风主要侵害沿海地区等等；其次是同一生产对象的灾害种类和受损程度的地区差异性，即由于地理、气候、品种

不同，同一生产对象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类型的灾害，而且对同一灾害的抵抗能力不同，如同样是水稻，在我国南方和北方就有着不同的自然灾害，而且即使是遭受同样灾害，南方、北方不同水稻品种的抗御能力也不同。农业风险的区域性使得农业保险经营必须进行风险区划与费率分区，这是一项科技含量高、成本高的工作，大大增加了农业保险经营的难度和成本。

四是更为严重的逆选择与道德风险。保险业务中普遍存在逆选择与道德风险。但是，由于农业保险的标的大都是有生命的动植物，其生长、饲养都离不开人的行为作用，农民购买了保险之后，难免通过其行为增加预期索赔；又由于农村广阔，业务分散，交通不便，管理难度大，有效监管成本高。因此，农业保险业务中存在更为严重的逆选择和道德风险。

农业风险的特殊性，造成农业保险经营极不稳定，经营难度大，赔付率高。根据中国保监会公布的有关资料，从1985年到2004年的20年里，我国农业保险业务除了2年微利以外，其余18年都处于亏损状态，综合赔付率高达120%。

三、农业保险商品的特殊性

商品按市场性质可以区分为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一般财产保险商品属于私人物品，而农业保险商品既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私人物品，也不是典型的公共物品，而是介于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间的一种准公共物品。农业保险的准公共物品性主要表现在：

（一）农业保险虽然在直接消费上具有排他性的主要特征，即购买了保险的农户在保险责任范围内能得到直接的经济补偿，没有购买保险的农户不能得到相应的补偿，但在其整个消费过程中即保险经营的一定环节上并不具有排他性。例如，防灾防损是农业保险经营的重要环节，是减少风险损失、降低保险经营成本的主要措施，但在实施防灾防损措施时，不买保险的农产常常可以搭“便车”。

（二）农业保险的主要商品不具有竞争性。一方面，农业保险的高风险与高成本决定了农业保险的高费率；另一方面，农业本身的预期收益不高，农民可任意支配的收入很低，支付能力非常有限。因此，在市场条件下，难以形成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我国自1982年恢复开办农业保险以来，除了新近成立的几家农业保险公司以外，一直只有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原新疆兵团财产保险公司承办农业保险，业务日趋萎缩。

（三）农业保险的成本和利益具有显著的外在性。虽然在短期内农业保险产品的供需双方可以确切计算利益，但从长期看，由于农产品(尤其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基础性农产品)的需求扩张受到人的生理条件的限制，其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都很小，引进农业保险后，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增加，价格下降，从而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使全社会受益。保险公司和农户并没有得到全部甚至是主要的利益。农民购买农业保险的边际私人收益小于其边际社会收益，农业保险公司提供农业保险的边际私人成本大于其边际社会成本，即农业保险的成本和利益是外溢的。

（四）农业风险的特殊性决定了农业保险必须进行规模经营，才能在大范围内分散风险，保持经营的相对稳定。

农业保险商品的准公共物品性决定了农业保险采用纯商业性经营方式难以成功，国内外农业保险发展的历程都证明了这一点。

四、农业保险经营方式的特殊性

农业保险商品的特殊性，决定了其经营方式的特殊性。普通财产保险商品属于竞争性私人物品，一般采用商业性经营方式；农业保险商品是准公共物品，其“公共部分”应该由政府来提供。因此，农业保险必须采用政策性保险经营方式。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实质就是国家财政对农业保险的净投入并辅之以必要的法律与行政支持。美国、日本、法国、加拿大等农业保险发达国家，政府对农民所交保费的补贴比例大都在50%以上，并承担保险公司的部分或全部管理费用。以美国为例，按照2000年通过的《农业风险保护法》，政府每年对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超过30亿美元，国家对农业的保护主要通过农业保险来实现。我国长期实行以直接的农业补贴和价格补贴为主的农业保护政策，发生自然灾害时由中央财政直接拨款救济灾民，对农业保险的投入很少。我国目前除对农业保险免缴营业税外，没有其他扶持政策，几乎是纯商业性经营。我国农业保险要健康发展，必须增加政府投入。一是对农业保险实行补贴投保农户、补贴保险公司、补贴农业再保险的“三补贴”等政策，即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农产投保按品种、按比例给予保费补贴，对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适当给予管理费用补贴，建立中央、地方财政支持的农业再保险体系。同时，对农业保险经营实行税收减免、优惠贷款等扶持政策。二是尽快研究制定《农业保险法》及其配套的法律法规，从各方面对农业保险予以规范和规定，保证农业保险体系的健康运行。三是对农业保险发展予以行政支持，包括保险宣传、协调各方关系等。但是，对农业保险的补贴要依据本国国情，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国家财政实力有限，在目前情况下，第一，逐步减少农产品收购价格补贴和出口补贴(这也是“WTO”《农业协议》所要求的)，转用于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和费用补贴，逐步实行以支持农业保险为主的农业保护政策；第二，农业保险实施必然使政府财政用于灾害补偿和救济的支出减少，可将节省的部分投入到支持农业保险发展中；第三，在农业保险发展初期，国家应着眼长远，适当增加巨灾风险基金的积累。国家增加对农业保险的投入，有利于调整我国支持和保护农业的政策，完善我国农业保护制度体系。

五、农业保险组织形式的特殊性

农业保险商品的准公共物品性以及农业保险经营的政策性决定了其组织形式有别于普通财产保险。我国《保险法》第七十条规定，保险公司应当采取股份有限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两种组织形式。鉴于农业保险的特殊性，2004年中国保监会提出，在现有发展水平下，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应走经营主体组织形式多元化道路。主要包括：

（一）为政府代办农业保险的商业保险公司，如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分别在四川、江苏等地实行的奶牛、水稻等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这种组织形式的优势在于，上述两家公司经历了长时间和大范围的农业保险实践，培养了大批专业技术人才，积累了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业务较易开展。

（二）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即专门或者主要经营农业保险的股份制保险公司，如2004年相继成立的上海安信农业保险公司、吉林安华农业保险公司。这种组织形式较适合于农业较发达地区，但要解决好股份公司的商业性与农险业务的政策性之间的矛盾。

（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这种公司采用相互保险的形式但又吸收了公司制的运作方式和法人治理结构，日本、美国、欧洲国家等多采用此形式，我国2005年也成立了黑龙江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这种形式产权清晰、交易成本低，有利于相互监督防范道德风险，有利于协调政府、公司、农户间的关系，比较适合

于农业生产经营比较集中，组织性较好的地区，如黑龙江农垦区、新疆建设兵团等。

（四）地方财政兜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上海市原来由市农委主导的“农业保险促进委员会”即为此种组织形式。“兜底”虽可解保险公司的后顾之忧，但容易使其放松管理，滋生心理风险；并且，对于巨灾风险损失，地方政府也难以“兜底”。

（五）外资或合资农业保险公司，如2004年10月成立的法国安盟保险公司成都分公司。设立外资或合资农业保险公司有利于引进先进经营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专业人才。由于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和地方财政存在着巨大的地区差异，实践中具体采用那种组织形式，则应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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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农业保险

农业保险（简称“农险”）是专为农业生产者在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生产过程中，对遭受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疫病、疾病等保险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保障的一种保险。

2012年《农业保险条例》中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农业保险，是指保险公司根据农业保险合同，对被保险人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因保险标的遭受约定的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疫病或者疾病等事故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的保险活动。本条例所称农业，是指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等产业。” 种类

农业保险按农业种类不同分为种植业保险、养殖业保险；按危险性质分为自然灾害损失保险、病虫害损失保险、疾病死亡保险、意外事故损失保险；按保险责任范围不同，可分为基本责任险、综合责任险和一切险；按赔付办法可分为种植业损失险和收获险。

农业保险与农村保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后者是以地域命名，是指在农村范围内举办的各种保险的总称，除含农业保险外，还包括乡镇企业、农业生产者的其他各种财产、人身保险。

农业保险的保险标的包括农作物栽培(农业)、营造森林(林业)、畜禽饲养(畜牧业)、水产养殖、捕捞(渔业)以农村中附属于农业生产活动的副业。

农业保险一般可分为两大类： 种植业保险

(1)农作物保险。农作物保险以稻、麦等粮食作物和棉花、烟叶等经济作物为对象，以各种作物在生长期间

因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使收获量价值或生产费用遭受损失为承保责任的保险。在作物生长期间，其收获量有相当部分是取决于土壤环境和自然条件、作物对自然灾害的抗御能力、生产者的培育管理。因此，在以收获量价值作为保险标的时，应留给被保险人自保一定成数，促使其精耕细作和加强作物管理。如果以生产成本为保险标的，则按照作物在不同时期、处于不同生长阶段投入的生产费用，采取定额承保。

(2)收获期农作物保险。收获期农作物保险以粮食作物或经济作物收割后的初级农产品价值为承保对象，即是作物处于晾晒、脱粒、烘烤等初级加工阶段时的一种短期保险。

(3)森林保险。森林保险是以天然林场和人工林场为承保对象，以林木生长期间因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病虫害造成的林木价值或营林生产费用损失为承保责任的保险。

(4)经济林、园林苗圃保险。这种险种承保的对象是生长中的各种经济林种。包括这些林种提供具有经济价值的果实、根叶、汁水、皮等产品、以及可供观赏、美化环境的商品性名贵树木、树苗。保险公司对这些树苗、林种及其产品由于自然灾害或病虫害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补偿。此类保险有柑桔、苹果、山楂、板栗、橡胶树、茶树、核桃、枣树等保险。养殖业保险

(1)牲畜保险。牲畜保险是以役用、乳用、肉用、种用的大牲畜，如耕牛、奶牛、菜牛、马、种马、骡、驴、骆驼等为承保对象，承保在饲养使役期，因牲畜疾病或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的死亡、伤残以及因流行病而强制屠宰、掩埋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牲畜保险是一种死亡损失保险。

(2)家畜保险、家禽保险。以商品性生产的猪、羊等家畜和鸡、鸭等家禽为保险标的，承保在饲养期间的死亡损失。

(3)水产养殖保险。以商品性的人工养鱼、养虾、育珠等水产养殖产品为承保对象，承保在养殖过程中因疫病、中毒、盗窃和自然灾害造成的水产品收获损失或养殖成本报失。

(4)其他养殖保险。以商品性养殖的鹿、貂、狐等经济动物和养蜂、养蚕等为保险对象，承保在养殖过程中因疾病、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的死亡或产品的价值损失。主要险种：

中国开办的农业保险主要险种有：农产品保险，生猪保险，牲畜保险，奶牛保险，耕牛保险，山羊保险，养鱼保险，养鹿、养鸭、养鸡等保险，对虾、蚌珍珠等保险，家禽综合保险，水稻、油菜、蔬菜保险，稻麦场、森林火灾保险，烤烟种植、西瓜雹灾、香梨收获、小麦冻害、棉花种植、棉田地膜覆盖雹灾等保险，苹果、鸭梨、烤烟保险等等。

第五篇：农业保险

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现状及对未来发展的意见

农业是第一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农业的发展是否顺利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与稳定。由于农业生产守非人为因素影响很大，抗风险能力弱，所以为了保障农业的顺利的发展，农业保险应运而生。农业保险是对农业生产者在从事种植业、养殖业生产的过程中，可能遭受的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经济补偿的一种保险。它的具体方式实在农业成产的各个环节中，把面临的类似风险的单位或个人组织起来，建立补偿基金，对保险责任范围内的各种灾害事故造成的损失进行经济补偿，使农业生产得以顺利进行。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保险具有巨大而富有潜力的市场，与欧美以及亚洲部分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农业保险市场在系统性风险、信息不对称、正外部性、高赔付率、高风险等方面面临着相同或相似的问题，但发展水平却相差甚远，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一直处于停滞不前、日益萎缩的局面。2013年我国财产保险公司农业保险保费为306.59亿元，财产保险公司农业保险赔款及给付为194.94亿元，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仅占全国保险收入的1.79%。

(一)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现状

1、农业保险法律体系存在严重缺失

鉴于农业保险对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作用和内在的风险性，发达国家在发展农业保险时均先制定农业保险法及其实施细则。如美国在1938年制订的《联邦农作物保险法》，日本在1928年通过的《农业保险法》，以及1947年出台的《农业灾害补偿法》，都对其国家的农险发展起到了推动和保障作用。然而我国除了1995年颁布的《保险法》对农业保险有简单规定外，至今有关农业保险的具体法律、行政法规仍未出台。这是造成农业保险陷入发展困境的最根本的制度原因，导致农业保险法律地位不明。因此，健全我国农业保险法规是农业保险市场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只有制定了农业保险的法律规范，农业保险才能依法经营。所以，我国发展农业保险的立法工作应尽快列入有关部门的议事日程，使农业保险可以在法律的框架内健康发展。

2、农业保险在国家农业保护制度中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确认

同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以农业保险为主、灾害直接补助为辅的农业保护方式相比，我国主要是采取直接提供灾害补助的方式来应对农业自然灾害，很少采取政府对农作物保险进行资金补贴的方式。我国现行农业保护政策，长期以来实行的是以直接拨款救济灾民的政策导向，不仅没有充分利用WTO允许的绿箱政策，在实践中还表现出对农民援助力度的不足，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低下等问题。同时，影响了农民风险意识和保险意识的提高，直接抑制了农民参加保险的积极性，结果只会使政府负担越来越重和农业保险自身的发展逐步萎缩。更重要的是，这种不包括农业保险在内的农业保护制度具有短期性和随意性，影响了国家农业保护政策的稳定性和有效性。

3、农业保险经营管理体系不健全

与农业保险发达的国家设立的各类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相互保险公司、商业性保险公司以及由农民自己组成的保险合作组织等内容完备的组织体系相比，我国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农业保险都缺乏相应的经营机构和管理机构。虽然自1982年我国恢复办理农业保险业务以来，部分省市也结合自身的情况，与有关各方也进行了尝试，形成了几种农业保险组织形式，但仍主要是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业务，在国家补助、专业再保险机构、农民保费减免等各种配套措施不健全的情况下，也难以解决农业保险正外部性、系统性风险、信息不对称等问题。

4、农民收入不高，保险意识不强。

由于中国农村人口众多，人均耕地面积少，各户实行分散经营，农业产业化程度低，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和农产品价格的影响较大，因此农民收入不稳定且普遍较低。据有关部门统计，2013年末中国农村人口为62961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46.2%，人均耕地面积2.34亩，中国农民年人均收入8,895.9元，在扣除必须缴纳的各类税费、子女教育费用、生活开销、购买化肥农药饲料等必需品外，真正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很少。有关调查显示：按农业受灾损失率制定的农业保险费率一般为8%~10%，甚至更高，而农民可以承受的保险费率仅为４％，大大超过了农民的承受能力。虽然有的险种价格相对便宜，但保险期限短，续保不够方便，农民自然不热衷。目前中国农村教育水平相对较低，农民文化程度较低，接受新事物速度较慢，特别是部分地区仍受到“养儿防老”、“靠天吃饭”等传统思想的影响，认为投保保险是加重生活负担，没有认识到办理保险是转嫁农业风险、保护自身利益的有效途径，农业保险的意识淡薄，这就造成了农民投保的积极性不高，使保险市场有效需求不足，限制了农业保险发展的规模与速度，导致农业保险发展滞后。

（二）针对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提出的意见

1、提高农业保险意识

农民保险意识是决定农业保险有效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农业保险发展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的实践证明，农业保险之所以失败，往往与农民淡薄的保险意识分不开。因此，提高农民的保险意识，发育和培植农业保险市场是一项紧迫的任务。为了改善当前农民意识薄弱的现状，必须加强宣传力度，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风险意识和投保积极性。政府部门和农业保险经营组织应开展广泛、持久、深入的宣传和教育工作，采取多种形式如海报、讲座、电视、广播等，特别是要抓住大灾之后生产自救的契机，宣传农业保险的作用。

2、建立健全农业保险法规，把农业保险纳入法制化管理轨道

要推动新的农业保险体系的发展，法律必须要先行。首先就是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将农业保险的地位给予确认和强调，使全社会都能够对农业保险加以重视。另外我国要尽早脱离没有农业保险相关法规的黑暗阶段，尽早颁布一套完成的农业保险法规制度予以农业保险支持和管理。针对目前没有法律法规约束的现状，吉林省可以考虑在现阶段实行立法突破，首先在地方上制定地方法规以维护本省的农业保险体系的建立和运行，明确机构设置、费率厘定等细节问题以供农业保险在实施时参与主体来共同遵守；另在法规中明确政府的职能和地位。要使保险人能在得到保护的情况下开展农业保险，要使参保人在得到保护的情况下参与农业保险。宗旨是通过制度来促进农业保险体系的稳定，来促进农业的发展。

3、要加大政府的政策扶持

要加大对农业保险的财政扶持力度，就应该尽快打破农业保险的单一的筹资渠道，从多方面来筹集补贴资金。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财政支农支出结构。在财政支农支出方面应改变救灾支农的传统方式，从政府已设立的“农业风险基金”中列支一部分，或者从民政和水利部门每年安排的救灾、防洪费用中划归一部分来支持农业保险，扩大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的来源。政府可以引导保险经营主体优化资金的组织和利用，帮助保险经营主体发行农业保险债券，由资本市场来化解农业风险，从资本市场上筹集资金。4.加强部门的协调与配合

农业保险具有正外部性，其利益外溢表明发展农业保险惠泽于全民、全社会，社会各部门都有责任参与农业保险。农业保险的复杂性不仅体现在承保、防灾减损、理赔等业务经营层面，更主要地体现在其政策性本质所要求的跨部门协调上。农业保险工作涉及部门多、工作头绪繁杂，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各个涉农部门的密切配合。政府是宏观经济的调控者，应通过行政权力自上而下地调节社会资源积极参与农业保险，明确财政、税收、农业、民政、水利、金融、科技等部门在农业保险中的地位和作用，使各部门的支农惠农政策与农业保险协调运行，共同保障和促进农业的健康发展。

5、提高农业保险经营组织的经营能力

在我国，城市和农村对保险的需求差异很大。农民收入低，存在道德风险，因此需求很不稳定，所以在对待农业保险方面，需要针对农民的具体需求开发设计不同于城市的保险产品，并通过对保险合同的合理设计，开发多样化的保险产品，大力发展和全面推广农业保险。农业险种的开发应向综合性多元化发展，开发出适应农民经济能力又急需的险种。不断提高赔付能力，增强开展农业保险业务的信誉，满足不同的层次对农业保险的要求。同时，要努力进行技术创新。农业保险技术创新应贯穿农业保险经营的各个环节，包括农业风险监测技术、农业保险精算技术、农业保险理赔技术以及农业风险证券化技术等。

6、加强农业保险人才的培养

农业保险的特殊经营方式决定了它对人才的特殊需求。农业保险在费率厘订、保额确定、防灾防损、定损与理赔等方面都涉及到农业技术与保险技术，这就决定了农业保险的高难度性。我国目前农业保险队伍既无专门人员又无专门机构，农业保险系统专业人才匾乏，使保险公司没有能力直接进行大范围的农业保险承保和理赔业务。因此，要推动农业保险事业的发展，就必须培养我国的农业保险人才，加强农业保险系统专业人才的组织建设，提高人员素质和农业保险业务的经营管理水平，改变目前人才短缺的状况。在高等院校或科研院所设立农业保险专业，培养部农业保险专门人才。因此，要支持农业院校开设农业保险专业，培养学生既掌握保险识，又精通农业生产的各种相关知识，保证从事农业保险工作得需要，要推动农业保险事业的发展。

7、根据国情选择合理的农业保险发展模式

从国际经验看，政策性保险与商业化经营相结合的方式是国外调节农业保险市场的成功办法。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也决定了现阶段应采取政策支持和市场运作两种手段开展农业保险。在经营体系上，应充分利用人保等商业保险公司的经验和现有资源，将农业保险交给商业保险公司运作。同时，成立专门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和农业再保险公司，对商业保险公司进行政策监督和再保险支持，以保证农业保险经营的稳定。同时，政府应利用利益诱导机制来推动农业保险的发展，清理国家、省、市各类农业补贴，尤其是在不符合Wm绿箱政策的各类补贴的基础上，建立农业保险补贴基金，直接对农民交纳的农业险保费进行补贴，降低农民负担，增加保险需求；对不同的农作物实行差别补贴，将小麦、大米等关系国计民生的主要农作物险种，确定为政策性险种，由政府对其提供保费贴、财务费用补贴和免税支持。同时，对保险公司进行税负减免和财政补贴，提高保险公司经营的积极性。另外，还应该设立专业的农业再保险机构，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分散风险，降低农业保险经营企业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