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保险文献综述

第一篇：农业保险文献综述

农业保险文献综述

一、国外理论研究现状

国外对农业保险的相关研究从19世纪就已经开始。国外农业保险的发展时间长、运行状态好，所以研究的时间跨度更大、资料更全、范围更广、研究方法也更为先进。国外关于农业保险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农业保险的性质的研究。

Roumasser(1978)使用福利经济学的方法对农业保险进行研究认为，农业保险存在正外部性。Hazell(1981)通过系统研究认为农业保险具有正的外部性。Mishra(1997)也指出虽然农业保险并不是公共物品，但却存在着收益的外溢。经济学家Hazzel(2000)的研究指出农业保险是准公共物品，政府直接经营或提供一定形式的支持对农业保险的健康持续发展是必不可少的。

2、关于农业保险的需求的研究

当前保险需求研究的理论依据是1947年由Neumann和Morgenstern提出的期望效用最大化理论。Arrow(1963)运用期望效用函数对消费者关于是否购买保险的决策进行了研究并推导出风险规避型消费者进行完全保险的边界。如果消费者购买保险之后的效用相对于没有购买保险的效用较高时，消费者必然会选择购买保险。然而，随着保费的上升，在保障程度不变的条件下，消费者的效用会逐渐下降，当保费上升至一定程度之后，消费者就不会再购买保险，从而得出保险价格是影响消费者保险需求的重要因素的结论。Goodwin和Featherstone(2003)从需求弹性的角度对美国农业保险需求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美国农业保险的需求弹性在1993年至2000年期间一直在下降。Geoffroy Enjolras(2009)通过对法国农场农业保险的实证分析，对农场主的农业保险需求进行了重新估测，得出农场主对农业保险的需求由于农场主多样化生产而受到削弱的结论。Goodwin和Rejesus(2008)对农场利润、灾害救济和农业保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农场主更希望获得政府的灾害救济金而不是选择去购买农业保险，因而政府的灾害救济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农场主对农业保险的需求。

3、关于农业保险市场失灵的研究

Chambers(1989)的研究表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使得农户在购买和消费农业保险的过程中普遍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从而导致了市场失灵的出现。Goodwin和Yamauchi的研究指出，相比于其他保险业务来说，农业保险存在着更为严重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Rothschild和Stiglitz(1976)的研究指出农业保险市场信息并不是完全的。首先收集、处理和传播信息的成本较为昂贵；其次在农业保险由政府部门提供的情况下，通过既定的保险合约的挑选使得自己利益最大化是农户必然选择；最后保险代理人在追求自己收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必然会迎合农民的需求，从而并不存在一个能够有效分散和转嫁风险的农业保险市场。Knight和Coble(1997)等人的研究认为，由于农业保险被保险人的行为具有不可 观测性和机会主义的特点，道德风险使得农业保险不再具有可实施性。

4、关于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研究。

Ahsan Ali和Kurian(1982)认为政府必须对农业保险进行公共补贴才能确保农业保险的健康发展。他们所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在存在农业保险的情况下，产量一般会增加，从而极力主张政府对农业保险进行补贴或进行其他形式的支持。Siamwalla和Valdes(1986)运用西方经济学中剩余理念对农业保险进行了成本—收益分析，认为政府补贴促使供给曲线向下移动，从而使得社会福利总产出小于补贴成本，进一步导致社会福利净损失。同时，他们还认为农业保险的研究活动而不是农业保险才真正是政府应该补贴的对象。Nelson和Loehman(1987)的研究表明，虽然农业保险在理论上是一种转嫁风险的有效方法，但是实践中，农业保险将损失转嫁给其他保险机构或者政府的成本过于高昂，因此，并不需要对农业保险进行补贴。相对于直接补贴来说，政府在农业保险合同设计和信息搜集处理方面的投入给整个社会所带来的福利更大。Skew Hazell(1997)认为成本和效率是政府主导型农业保险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政府直接介入农业保险很可能对私人保险部门产生较大的挤出效应。Milton Boyd等(2007)认为，农业保险必须得到政府的支持，农业保险补贴作为一种支持农业发展的政策不仅成本低而且效果好。

5、关于农业保险的发展模式的研究。

Gardner(1986)，Chambers，Miranda(1991)等多位学者均指出农业保险不适宜采用商业化的经营模式，并对此作出了各种解释。Mosley(1993)指出应采取对农业保险实行保险费率补贴或者对保险公司实行经营费用补贴，或实行直接由国家经营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模式。Mishra(1996)认为由于农业保险市场失灵以及高赔付率等问题，农业保险的经营成本居高不下。一般情况下，保费大于农民自己进行风险管理的费用，如果政府不对农业保险提供支持，农场主基本不存在投保的意愿。Jerry R.Skew认为历史已经证明，纯粹采用商业化模式经营农业保险不可行的，美国农业保险的经营模式被世界上许多国家效仿，但是美国高成本的农业保险经营模式已经扭曲了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因此，他更为赞成农业保险由政府和市场共同参与、共同发展的经营模式，市场承担单一的责任风险而由政府去主导巨灾援助工作并推动建立风险基金以应对农业系统性风险。

另外，涉及微观方面的具体农作物的保险、农业保险产品设计、农业保险费率厘定等的研究也十分丰富。

二、国内理论研究现状

20世纪30年代，以黄公安为代表的农业经济学家开始对中国的农业保险展开相关研究，由此拉开了中国农业保险理论研究的序幕。但此后由于农业保险实践发展陷于停滞等原因，农业保险理论研究一直发展缓慢。1982年农业保险业务恢复之后，对农业保险系统深入的理论研究才得以逐步发展。当前，国内关于农业保险及其经营模式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农业保险性质的研究

郭晓航(1986)首次提出农业保险需要政府的政策性支持，然而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各方面足够重视。李军(1996)从财政学的角度出发对农业保险的性质进行研究后认为农业保险是准公共产品，需要政府提供一定的支持。刘京生(2000)对农业保险的属性从商品性和非商品性这个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农业保险在具有商品性的同时还具有非商品性，即具有双重属性。庹玉柱、王国军(2002)对农业保险的性质从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角度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农业保险既不属于典型的私人产品，也不属于完全意义上的公共产品而是一种介于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较多的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物品。马文平等(2009)通过对农业保险的分析得出了农业保险属于私人产品属性更强的一种准公共产品的结论。

2、关于农业保险的需求的研究

国内关于农业保险需求的早期研究主要采用规范分析的方法。李军(1996)、庹国柱和王国军(2002)等认为导致农民对农业保险需求较低的原因主要有:保费较高，超出了农民的承受能力；保险合同设计不合理，不能满足农民的实际需求；农民的风险规避意识和保险意识较差；部分地区农民的农业收入占比较低，普遍对农业收入不予以重视；除农业保险外，农民还可以通过多样化种植等其他方式来分散风险。最近的文献则主要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农业保险进行研究。钟甫宁、宁满秀和邢哪(2007)运用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了新疆地区棉农购买农业保险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农民是否购买农业保险取决于其生产行为。张跃华(2007)对河南省622户农户关于农业保险的认识以及投保情况进行了调查并根据结果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结果表明河南省的农业保险需求在短期内很难发展起来。谷政(2008)研究了江苏种植业的农业保险需求，在对江苏省农民分散风险的方法进行调研的基础上，对江苏省种植业的保险需求进行了研究。结论是，当前农户在规避农业风险的方式上更倾向于依靠自身力量，农业保险这种理论上行之有效的风险转移措施一般并不在农户的考虑范围之内。方伶俐(2008)在对湖北省孝感、襄樊及十堰三市影响农户购买农业保险因素的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农民的收入水平较低以及文化程度不高削弱了其对农业保险的需求。此外，农户农业生产规模小以及非农收入占比较高对其农业保险需求会产生负面影响，其中农户农业收入占比对农民的农业保险购买决策的影响更为显著。

3、关于农业保险市场失灵的研究

张跃华(2005)基于农民的风险偏好对市场失灵进行了解释，认为当收入水平较低时，农民的风险偏好是中性的。在政府不提供补贴的情形下，农民并不会通过农业保险来转嫁风险，从而导致市场失灵。冯文丽(2008)从双重正外部性的角度对农业保险进行了探讨，认为如果以纯粹的商业化机制经营农业保险，农业保险供给短缺和需求不足将会并存，政府应当对投保农业保险的农户进行保费补贴并对经营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提供税收优惠以及管理费补贴等，推进农业保险的规模化发展，从而使得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化。冯登艳、张安忠、马文平(2009)认为，以商业化的形式经营农业保险会导致市场失灵，这时会出现农业保险需求较低和供给不足并存的现象。农业保险的系统风险是农业保险市场失灵的一般原因，而市场失灵的特殊原因主要包括：农业保险的外部性由于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而得到了放大；农产品价格较低以及其商品化程度不高使得农业保险的“可保性”降低；片面追求GDP的增长使得农业保险一直被忽视；农民收入水平低的同时农业保险保费较高，从而抑制了农户对农业保险的需求；较小的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加剧了农业保险信息不对称。

4、关于农业保险补贴的研究

陈璐(2004)、左顺根(2006)、黄昆(2007)等众多学者都对农业保险准公共物品的属性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农业保险的外部性特征是导致农业保险供给不足的根本原因，提出政府必须农业保险进行补贴以促进其持续稳定发展。张路华和顾海英(2004)认为，农业保险作为一种支农政策，其补贴的额度取决于它能够起到的作用，更确切的说是与其他支农政策相比所能够发挥的作用。朱俊生(2007)认为针对农业保险保费较高超出农民负担能力、经营成本较高等问题，政府对农业保险经营提供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是必要的。孙香玉(2008)认为，政府对农业保险进行补贴所引起的社会福利净增加的多少取决于农民保险需求的大小以及农民参保率的高低。农业保险补贴给全社会福利带来的变化因地区而异。

5、关于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的研究。

当前理论界对农业保险模式还存在一定的争论，农业保险实践中也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模式。郭永利(1995)等认为发展农村互助统筹保险更为符合中国的国情，这种模式对农业保险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开展和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庹国柱(1997年)针对当时农业保险的实际发展状况和中国特殊的国情提出了三种农业保险经营模式:一是政府主导型即由政府组建专门的农业保险公司;二是互助合作型即农业保险由农业保险合作社开展;三是分散经营型即农业保险，由政府设立对农业保险进行统一管理的专业机构，由多家商业性保险公司共同开展。庹国柱认为政府主导型和互助合作型这两种模式更为可行。孙文军(2001年)考虑到农业保险经营的特殊情况和当时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提出了“联合共保”和“合作保险加再保险”这两种农业保险经营模式以供选择。庹国柱和王国军(2002)针对当时农业保险发展缓慢甚至萎缩的情况提出，政府应当成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以促进中国农业保险的进一步发展。6.对国外农业保险发展经验及其借鉴的研究

以庹国柱、王文军、孟春、冯文丽等为代表的国内学者对美国、西欧、日本以及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保险发展进行了大量对比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①美国的主要经验是，为推动农业保险的发展，政府必须清晰认识其地位和作用，政府直接经营农业保险的方法不具有可行性;农业保险的发展必须充分考虑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地区之间保险险种、保险标的和保费水平的差异。②日本农业保险发展的启示是，对农业保险进行大量财政补贴，同时为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对特定的农产品进行强制保险③为提高农业保险承保率从而在更大范围内分散风险，除日本等少数国家外，发达国家对农业保险大多采用自愿或间接强制的原则，而发展中国家较多采用强制投保的方式。④几乎所有国家的农业保险发展经历都表明了农业保险发展的法律环境对其健康稳定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三、对已有研究的评述

1、国外研究方面

从研究角度上看，国外对农业保险的理论研究较多的采用微观的方法，对某一国、某一地区的实际情况予以更多的关注。从研究方法上看，定量分析、实证研究的方法被大量使用。鉴于中国特殊的国情以及农业保险的特殊性，国外学者在对农业保险进行一定假设条件之后，采用一定的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在很大程度并不具备适用性。仅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的农业保险发展提供了参考。以农业保险的经营模式为例，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政治体制、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平衡状况、保险公司发展状况、农户生产经营规模、农业收入占农民总收入的比例以及农民的人均收入水平等相比于国外发达国家差异过大。因此，中国对农业保险经营模式的选择必须充分考虑中国甚至是各个省区的具体实际情况，对国外的农业保险发展模式不能照抄照搬。

2、国内研究方面

当前国内学者对农业保险的准公共物品属性、农业保险市场存在失灵状况以及政府应对农业保险进行补贴这几个方面的意见较为一致。对影响农业保险发展的因素的探讨也比较系统和深入，但意见仍不统一，尚存在着很大争论。除此之外，缺乏创新性也是国内对这一问题研究所存在的缺陷。对中国农业保险应该采用何种发展模式，国内学者同样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将国内外对农业保险的研究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国内理论界更倾向于从整个国家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关于各个地区农业保险发展的相关研究较为较少。

第二篇：农业保险

农业保险补贴频频遭险企联手地方

政府瓜分

2012年11月05日 09:29 经济参考报

补贴被骗取巨灾风险大险企“下乡难”

农业保险三大症结待破

记者白田田李唐宁周勉毛海峰北京湖南陕西报道

我国农业保险业务规模和覆盖面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财政部10月公布的数据，2003年至2012年农业保险累计实现保费约600亿元，为5.8亿户次投保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78万亿元。

不过，《经济参考报》记者在湖南、陕西等地调研时了解到，农业保险面临着保费定价失灵、巨灾风险大、保险公司“下乡难”等问题。更有行业人士指出，农业保险补贴遭到一些保险公司和地方政府联手瓜分，骗取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频繁出现。

以往在没有相关政策支撑下，商业性保险公司办农业保险，在实践中已经被证明是行不通的；然而，在有了国家财政补贴以后，那些曾经制约商业性保险公司承办农业保险的因素也仍然存在。如果这些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没有彻底解决的话，势必将影响到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后劲和前景。

农业保险补贴成为“肥肉”？

上月，中央财政提前下达2013年农业保险保费补贴预算指标56.6亿元，同比增加16.7亿元，增长41.9%。截至9月底，中央财政已安排拨付2012年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95.5亿元，比2011年全年增长43.2%，带动农业保险提供风险保障逾5000亿元。

“商业保险公司过去退出农业保险，现在抢着做农业保险，就是为了补贴。”江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农林部首席专家郭永利说，补贴资金并没有实实在在保障到农民头上，反而成了一些保险公司和地方政府官员联手瓜分的“唐僧肉”。

某商业保险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也直言，确实有的保险公司将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看作是一块肥肉。广东肇庆市一位曾经在商业保险公司工作过的人士说，保险公司是以盈利为目的，要有财政补贴才开办农业保险，而且风险大的险种不做。

数据显示，自2007年以来，中央财政已累计拨付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360亿元。全国农险保费收入从2007年的51.84亿元增至2011年8月的142亿元，年均增长37.8%。

除了中央财政的补贴之外，各级财政还要安排相应的配套补贴资金。以湖南省为例，种植业保险保费中央财政补贴40%，省财政补贴25%，市县两级财政补贴10%，其余保费由农户、龙头企业或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承担。

近几年，农业保险被曝出的问题大多与保险补贴这块“肥肉”有关。农业保险专家、首都经贸大学教授庹国柱表示，过去讲农业保险存在道德风险，主要指的是农民骗保，事实上保险公司和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也很严重，农业保险成为一些保险公司和地方政府的“盛宴”，涉及地方和保险公司投机取巧、套取资金的案例很多。

2010年以来，阳光农险公司、人保财险[微博]、中华联合财险公司在多地分支机构的案件多次被披露，涉及骗取农业保险财政补贴资金、套取粮食保险保费资金、编造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等问题。

庹国柱向《经济参考报》记者讲述了一个他遇到过的案例：某地保险公司与一家养猪场谈农业保险业务，一头猪100元的保费中政府补贴80元，保险公司告诉猪场负责人说只要交20元保费，保险公司再返还40元，不过一旦发生灾害，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这样，保险公司等于将60元的补贴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庹国柱认为，农业保险成为“盛宴”，还表现为“封顶赔付”和“协议赔付”。封顶赔付是指有的地方以保费总收入的一定倍数作为赔付的上限，比如河南省是3倍封顶，浙江省是5倍封顶，这样农民的保障水平很低，实际上是保障了保险公司利益。协议赔付是指地方政府拿财政补贴和保险公司讨价还价，从中获取一定的利益。对于这些违规行为，法律法规中应该制定限制性条款，对地方政府的违规行为在罚则里也要作出明确规定。

人保财险湖南分公司农险部总经理宁松认为，承办农业保险是中国人保财险公司承担的政治和社会责任，不能靠农业保险来撑规模、撑利润。如果将农业保险作为主要的利润来源，这是对政府、公众和公司的“不负责”。

庹国柱说，农业保险的道德风险在任何国家都存在，不仅是企业骗取补贴，也包括农民骗保和有的地方政府套取资金等，关键是要制定更严格的制度进行防范和监督。

大公司能否对接小农户？

“2007年、2008年刚开始做农业保险的时候，感觉到没办法完全深入到农户中去。”宁松说，即使保险公司在县一级设有机构，也就20个人左右，而湖南省每个县一般都有20至30个乡镇，两三百个行政村，仅靠保险公司自身力量很难实现承保和理赔到户。

“体量巨大”的保险公司下乡从事农业保险，如何与小农户对接，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在从事互助保险的郭永利看来，在市场经济中，农民本身就分散、弱小、高风险，让他们和大保险公司来对接，两者不对等。对于保险公司来说，他们要服务这么多的农民，存在风险高、成本高、亏损高的问题。

宁松认为，保险公司和农户对接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难点。一是地域的分散性，像湖南户均农田3.6亩左右，有的地方户均才几分田，靠保险公司收取保费，付出的成本大于收到的钱；二是农民认识的差异性，很多农民只有遇到灾害才愿意投保，这是明显的逆选择，而保险的原则是大数法则。三是农业生产的季节性，比如湖南早稻有3000万亩左右投保，涉及1000万户，而政府的贴补方案又下达得迟，保险公司必须在相应的作物生产期内完成承保服务，任务很重。四是农民对政府的依赖性。广大农民更多的信任和依赖政府的行政管理和灾后救济，对保险公司或多或少存在不信任感，尤其在农业保险开展初期，这种不信任和不认同感十分明显。

人保财险长沙支公司经理助理李军今年上半年进行水稻承保工作时，天天要下乡宣传介绍农业保险，嗓子都嘶哑了。他说，工作中最困惑的就是收费难，长沙县参加水稻保险的有10万多户，一个家庭平均只有2.4亩农田，涉及面太广。

理赔的问题同样复杂，保险公司因此和农户发生纠纷是常有的事。宁松说，农业保险的赔款，是以农作物损失的30%为起赔点，但多少是31%，多少是29%；每个作物的生长期限的赔偿标准不一样，但很多时候是在临界点上；特别是损失特征大致相近的情况下，赔款如何平衡，公正性受到关注。由此可能出现是非，如果没有政府行政力量和专业部门技术的参与，单独由保险公司很难搞定。

低保费如何应对高风险？

农业保险本身属于高风险的险种，加之我国是自然灾害多发区，国内再保险市场不发达，分保方式单一，巨灾保险的损失基本上只能由直接保险公司自行消化，导致难以提升巨灾补偿水平。

对于保险公司来说，虽然当前农业保险经营情况较好，一旦发生大的灾害，这块到嘴的肥肉可能又得“吐出来”。

陕西省杨凌区是我国唯一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也是农业保险创新实验区。除了奶牛，育肥猪等中央财政补贴保费的品种，2010年开始，人保财险开始在当时试点“银保富”设施蔬菜大棚保险这一特色险种，并基本实现了全覆盖，但两年下来，试点效果不尽如人意。

“这个品种去年收取保费240万元，但赔款就达到330万元。”人保财险杨凌支公司经理余党民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去年当地遭遇了60年一遇的连阴雨，大棚受灾严重，导致设施蔬菜大棚保险亏损。“但这一块没有获得财政上的补贴，只能用其他险种的利润来填上这个窟窿。”

当地的情况并非个例，自然灾害导致的巨额赔付是商业保险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宁松介绍，保险公司面临的经营风险主要就是巨灾风险。湖南人保8个亿的农业保险保费，如果承担的赔偿责任超过3倍以上，将直接影响湖南省分公司的经营稳定性。

宁松说，不支持大幅度地降低保费，因为前几年农业保险的经营效益不能真实地反映农业保险的本来面貌。第一是灾害的周期性和损失的巨大性，灾害一般10年一个大的周期，现在还没有遇到大的灾害；第二是农民的保险认知程度、维权意识在增强。

“巨灾风险对保险公司的打击很大。”庹国柱清楚地记得，他此前去加拿大考察时了解到，一家地方政府办的保险公司从1959年到1985年的26年间经营都比较平稳，但1986年到1988年发生大旱灾，导致保险公司把前二十多年积累的钱全部赔过去，还要借外债来进行赔付。

由于我国的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尚未建立，而再保费率高、门槛高，支持力度有限，保险公司接受的巨灾风险得不到有效分散，难以提升巨灾损失补偿水平。对此，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郭金龙认为，应该由中央政府出资对再保险集团的经营管理费用给予补贴，或者为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补贴。同时，减免再保险业务的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

此外，对于保费的确定，地方政府和保险公司之间也有分歧，地方政府希望压低费率，可以减少财政补贴，保险公司则担心亏损而希望保费定得更高。郭永利说，保费制定存在定价失灵的问题，比如政

府将保费定得过低，让保险公司按商业化的办法来经营，而保险公司接受不了这样低的保费，只能不予推行，比如目前拖拉机交强险的参保率就不足10%。

庹国柱建议，应该成立类似美国风险管理局的这样机构，有政府背景但保持相对独立，负责厘定费率和起草条款，避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过去十年间，农业保险成绩有目共睹，但上述农业保险覆盖率低，保费收入不多，点多面广，业务风险大，保险经营成本高等问题仅仅凭商业性保险公司的政治热情显然是解决不了的。不仅如此，在目前巨灾保险缺失、相关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商业性保险公司在经营逻辑上，是否真正具有参加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热情和冲动，同样需要重新审视。

此外，试图借助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开展，带动其他盈利险种的快速跟进，在目前来看，要取得效果也是不太现实的。那么，商业性保险公司在政策性农业保险上，是否真正能将之作为有效益的业务来进行开展呢？其动力何在？这些问题，还需要实践和积累来给出一个比较明确的回答。

第三篇：农业保险

农业保险的特殊性分析

学 生 姓 名： 汪莹 学 号： 22014110828 学 院（系）： 金融学院 专业（方向）： 保险学 成 绩：

2015年1月

摘要 ······························· 1

一、保险标的的特殊性 ······················· 1

（一）保险价值难以确定 ···················· 1

（二）具有明显的生命周期及生长规律 ·············· 1

（三）在一定的生长期内受到损害后有一定的自我恢复能力 ····· 1

（四）种类繁多 ························ 1

（五）受自然再生产过程的约束 ················· 2

（六）农产品的鲜活性特点使农业保险的受损现场容易灭失 ····· 2

二、农业风险的特殊性 ······················· 2

（一）可保性差 ························ 2

（二）风险单位大 ······················· 2

（三）具有明显的区域性 ···················· 2

（四）更为严重的逆选择与道德风险 ··············· 3

三、农业保险商品的特殊性 ····················· 3

（一）农业保险虽然在直接消费上具有排他性 ··········· 3

（二）农业保险的主要商品不具有竞争性 ············· 3

（三）农业保险的成本和利益具有显著的外在性 ·········· 4

（四）农业风险的特殊性决定了农业保险必须进行规模经营 ····· 4

四、农业保险经营方式的特殊性 ··················· 4

五、农业保险组织形式的特殊性 ··················· 5

（一）为政府代办农业保险的商业保险公司 ············ 5

（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 5

（四）地方财政兜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 ············ 6

（五）外资或合资农业保险公司 ················· 6 参考文献 ····················· 错误！未定义书签。

【摘要】农业保险属于财产保险的范畴，但又有区别于其他财产保险的显著特点。本文从农业保险的保险标的、风险性质、商品性质、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等五个方面研究了农业保险的特殊性及其对农业保险经营的影响。【关键字】农业保险；农业风险；保险经营

农业保险属于财产保险的范畴，但又有区别于其他财产保险的显著特点。目前我国农业保险正处于新一轮的试验阶段，深入研究农业保险的特殊性，对于加快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保险标的的特殊性

农业保险的保险标的大多是有生命的植物或动物，受生物学特性的强烈制约，具有以下不同于一般财产保险的非生命标的的特点：

一是保险价值难以确定。一般财产保险的标的是无生命物，保险价值相对稳定，容易确定；农业保险的标的在保险期间一般都处在生长期，其价值始终处于变化中，只有当它成熟或收获时才能最终确定，在此之前，保险标的处于价值的孕育阶段，不具备独立的价值形态，因此，投保时的保险价值难以确定。实务中，农业保险的保险金额多采用变动保额，而一般财产保险的保险金额是固定的。

二是具有明显的生命周期及生长规律，保险期限需要细致而又严格地按照农作物生长期特性来确定，长则数年，短则数日；普通财产保险的保险期限一般为一年。

三是在一定的生长期内受到损害后有一定的自我恢复能力，从而使农业保险的定损变得更为复杂，定损时间与方法都与一般财产保险不同，尤其是农作物保险，往往需要收获时二次定损。

四是种类繁多，生命规律各异，抵御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的能力各不相同，因而难以制定统一的费率标准和赔偿标准，增加了农业保险经营难度；普通财产保险的费率标准和赔偿标准相对容易确定。

五是受自然再生产过程的约束，对市场信息反应滞后，市场风险高，农业保险的承保、理赔等必须考虑这些因素；普通财产保险则相对简单。

六是农产品的鲜活性特点使农业保险的受损现场容易灭失，对农业保险查勘时机和索赔时效产生约束，如果被保险人在出险后不及时报案，则会失去查勘定损的机会。这也是农业保险更容易引发道德风险的重要原因。因此，农业保险合同对理赔时效的约定比普通财产保险严格得多。

二、农业风险的特殊性

农业的主要活动是在露天下进行的，农业所面临的风险主要是自然风险，农业风险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可保性差。可保风险的条件是：大量的独立的同质风险；损失是意外的、偶然的、不可控的；风险损失必须是可以测量的、确定的；发生巨灾损失的概率非常小。一般财产保险的风险大都符合这些条件，而农业风险与可保条件多有不符。首先，农业风险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农业风险大多来源于人类难以驾驭的大自然，如洪灾、旱灾、雹灾、虫灾等，在灾害事故及灾害损失中常常表现为高度的时间与空间的相关性。其次，由于农业灾害的覆盖面广、影响面大，农业风险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往往难以度量。再次，农业风险发生巨灾损失的概率相对较大。我国几乎每年必发的洪水灾害都造成高达几百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相对于保险基金来说都属于巨灾损失。

二是风险单位大。风险单位是指发生一次灾害事故可能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范围。对于普通财产保险，一个保险单位通常就是一个风险单位，只要承保标的充分多，就能在空间上有效分散风险。在农业保险中，一个风险单位往往包含成千上万个保险单位，风险单位巨大。一旦灾害发生，同一风险单位下的保险单位同时受损，使农业风险难以在空间上有效分散，保险赖以存在的风险分散机制难以发挥作用。

三是具有明显的区域性。这也是农业风险所特有的。我国幅员辽阔，地理环境复杂，自然灾害种类繁多，发生频率、强度各异，表现出明显的区域性。首先是风险种类分布的区域性，即不同地区存在着不同的灾害种类，如我国南方地区水灾较为频繁，北方地区则旱灾较为严重，而台风主要侵害沿海地区等等；其次是同一生产对象的灾害种类和受损程度的地区差异性，即由于地理、气候、品种

不同，同一生产对象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类型的灾害，而且对同一灾害的抵抗能力不同，如同样是水稻，在我国南方和北方就有着不同的自然灾害，而且即使是遭受同样灾害，南方、北方不同水稻品种的抗御能力也不同。农业风险的区域性使得农业保险经营必须进行风险区划与费率分区，这是一项科技含量高、成本高的工作，大大增加了农业保险经营的难度和成本。

四是更为严重的逆选择与道德风险。保险业务中普遍存在逆选择与道德风险。但是，由于农业保险的标的大都是有生命的动植物，其生长、饲养都离不开人的行为作用，农民购买了保险之后，难免通过其行为增加预期索赔；又由于农村广阔，业务分散，交通不便，管理难度大，有效监管成本高。因此，农业保险业务中存在更为严重的逆选择和道德风险。

农业风险的特殊性，造成农业保险经营极不稳定，经营难度大，赔付率高。根据中国保监会公布的有关资料，从1985年到2004年的20年里，我国农业保险业务除了2年微利以外，其余18年都处于亏损状态，综合赔付率高达120%。

三、农业保险商品的特殊性

商品按市场性质可以区分为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一般财产保险商品属于私人物品，而农业保险商品既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私人物品，也不是典型的公共物品，而是介于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间的一种准公共物品。农业保险的准公共物品性主要表现在：

（一）农业保险虽然在直接消费上具有排他性的主要特征，即购买了保险的农户在保险责任范围内能得到直接的经济补偿，没有购买保险的农户不能得到相应的补偿，但在其整个消费过程中即保险经营的一定环节上并不具有排他性。例如，防灾防损是农业保险经营的重要环节，是减少风险损失、降低保险经营成本的主要措施，但在实施防灾防损措施时，不买保险的农产常常可以搭“便车”。

（二）农业保险的主要商品不具有竞争性。一方面，农业保险的高风险与高成本决定了农业保险的高费率；另一方面，农业本身的预期收益不高，农民可任意支配的收入很低，支付能力非常有限。因此，在市场条件下，难以形成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我国自1982年恢复开办农业保险以来，除了新近成立的几家农业保险公司以外，一直只有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原新疆兵团财产保险公司承办农业保险，业务日趋萎缩。

（三）农业保险的成本和利益具有显著的外在性。虽然在短期内农业保险产品的供需双方可以确切计算利益，但从长期看，由于农产品(尤其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基础性农产品)的需求扩张受到人的生理条件的限制，其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都很小，引进农业保险后，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增加，价格下降，从而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使全社会受益。保险公司和农户并没有得到全部甚至是主要的利益。农民购买农业保险的边际私人收益小于其边际社会收益，农业保险公司提供农业保险的边际私人成本大于其边际社会成本，即农业保险的成本和利益是外溢的。

（四）农业风险的特殊性决定了农业保险必须进行规模经营，才能在大范围内分散风险，保持经营的相对稳定。

农业保险商品的准公共物品性决定了农业保险采用纯商业性经营方式难以成功，国内外农业保险发展的历程都证明了这一点。

四、农业保险经营方式的特殊性

农业保险商品的特殊性，决定了其经营方式的特殊性。普通财产保险商品属于竞争性私人物品，一般采用商业性经营方式；农业保险商品是准公共物品，其“公共部分”应该由政府来提供。因此，农业保险必须采用政策性保险经营方式。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实质就是国家财政对农业保险的净投入并辅之以必要的法律与行政支持。美国、日本、法国、加拿大等农业保险发达国家，政府对农民所交保费的补贴比例大都在50%以上，并承担保险公司的部分或全部管理费用。以美国为例，按照2000年通过的《农业风险保护法》，政府每年对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超过30亿美元，国家对农业的保护主要通过农业保险来实现。我国长期实行以直接的农业补贴和价格补贴为主的农业保护政策，发生自然灾害时由中央财政直接拨款救济灾民，对农业保险的投入很少。我国目前除对农业保险免缴营业税外，没有其他扶持政策，几乎是纯商业性经营。我国农业保险要健康发展，必须增加政府投入。一是对农业保险实行补贴投保农户、补贴保险公司、补贴农业再保险的“三补贴”等政策，即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农产投保按品种、按比例给予保费补贴，对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适当给予管理费用补贴，建立中央、地方财政支持的农业再保险体系。同时，对农业保险经营实行税收减免、优惠贷款等扶持政策。二是尽快研究制定《农业保险法》及其配套的法律法规，从各方面对农业保险予以规范和规定，保证农业保险体系的健康运行。三是对农业保险发展予以行政支持，包括保险宣传、协调各方关系等。但是，对农业保险的补贴要依据本国国情，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国家财政实力有限，在目前情况下，第一，逐步减少农产品收购价格补贴和出口补贴(这也是“WTO”《农业协议》所要求的)，转用于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和费用补贴，逐步实行以支持农业保险为主的农业保护政策；第二，农业保险实施必然使政府财政用于灾害补偿和救济的支出减少，可将节省的部分投入到支持农业保险发展中；第三，在农业保险发展初期，国家应着眼长远，适当增加巨灾风险基金的积累。国家增加对农业保险的投入，有利于调整我国支持和保护农业的政策，完善我国农业保护制度体系。

五、农业保险组织形式的特殊性

农业保险商品的准公共物品性以及农业保险经营的政策性决定了其组织形式有别于普通财产保险。我国《保险法》第七十条规定，保险公司应当采取股份有限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两种组织形式。鉴于农业保险的特殊性，2004年中国保监会提出，在现有发展水平下，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应走经营主体组织形式多元化道路。主要包括：

（一）为政府代办农业保险的商业保险公司，如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分别在四川、江苏等地实行的奶牛、水稻等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这种组织形式的优势在于，上述两家公司经历了长时间和大范围的农业保险实践，培养了大批专业技术人才，积累了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业务较易开展。

（二）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即专门或者主要经营农业保险的股份制保险公司，如2004年相继成立的上海安信农业保险公司、吉林安华农业保险公司。这种组织形式较适合于农业较发达地区，但要解决好股份公司的商业性与农险业务的政策性之间的矛盾。

（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这种公司采用相互保险的形式但又吸收了公司制的运作方式和法人治理结构，日本、美国、欧洲国家等多采用此形式，我国2005年也成立了黑龙江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这种形式产权清晰、交易成本低，有利于相互监督防范道德风险，有利于协调政府、公司、农户间的关系，比较适合

于农业生产经营比较集中，组织性较好的地区，如黑龙江农垦区、新疆建设兵团等。

（四）地方财政兜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上海市原来由市农委主导的“农业保险促进委员会”即为此种组织形式。“兜底”虽可解保险公司的后顾之忧，但容易使其放松管理，滋生心理风险；并且，对于巨灾风险损失，地方政府也难以“兜底”。

（五）外资或合资农业保险公司，如2004年10月成立的法国安盟保险公司成都分公司。设立外资或合资农业保险公司有利于引进先进经营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专业人才。由于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和地方财政存在着巨大的地区差异，实践中具体采用那种组织形式，则应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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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农业保险

农业保险（简称“农险”）是专为农业生产者在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生产过程中，对遭受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疫病、疾病等保险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保障的一种保险。

2012年《农业保险条例》中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农业保险，是指保险公司根据农业保险合同，对被保险人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因保险标的遭受约定的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疫病或者疾病等事故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的保险活动。本条例所称农业，是指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等产业。” 种类

农业保险按农业种类不同分为种植业保险、养殖业保险；按危险性质分为自然灾害损失保险、病虫害损失保险、疾病死亡保险、意外事故损失保险；按保险责任范围不同，可分为基本责任险、综合责任险和一切险；按赔付办法可分为种植业损失险和收获险。

农业保险与农村保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后者是以地域命名，是指在农村范围内举办的各种保险的总称，除含农业保险外，还包括乡镇企业、农业生产者的其他各种财产、人身保险。

农业保险的保险标的包括农作物栽培(农业)、营造森林(林业)、畜禽饲养(畜牧业)、水产养殖、捕捞(渔业)以农村中附属于农业生产活动的副业。

农业保险一般可分为两大类： 种植业保险

(1)农作物保险。农作物保险以稻、麦等粮食作物和棉花、烟叶等经济作物为对象，以各种作物在生长期间

因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使收获量价值或生产费用遭受损失为承保责任的保险。在作物生长期间，其收获量有相当部分是取决于土壤环境和自然条件、作物对自然灾害的抗御能力、生产者的培育管理。因此，在以收获量价值作为保险标的时，应留给被保险人自保一定成数，促使其精耕细作和加强作物管理。如果以生产成本为保险标的，则按照作物在不同时期、处于不同生长阶段投入的生产费用，采取定额承保。

(2)收获期农作物保险。收获期农作物保险以粮食作物或经济作物收割后的初级农产品价值为承保对象，即是作物处于晾晒、脱粒、烘烤等初级加工阶段时的一种短期保险。

(3)森林保险。森林保险是以天然林场和人工林场为承保对象，以林木生长期间因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病虫害造成的林木价值或营林生产费用损失为承保责任的保险。

(4)经济林、园林苗圃保险。这种险种承保的对象是生长中的各种经济林种。包括这些林种提供具有经济价值的果实、根叶、汁水、皮等产品、以及可供观赏、美化环境的商品性名贵树木、树苗。保险公司对这些树苗、林种及其产品由于自然灾害或病虫害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补偿。此类保险有柑桔、苹果、山楂、板栗、橡胶树、茶树、核桃、枣树等保险。养殖业保险

(1)牲畜保险。牲畜保险是以役用、乳用、肉用、种用的大牲畜，如耕牛、奶牛、菜牛、马、种马、骡、驴、骆驼等为承保对象，承保在饲养使役期，因牲畜疾病或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的死亡、伤残以及因流行病而强制屠宰、掩埋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牲畜保险是一种死亡损失保险。

(2)家畜保险、家禽保险。以商品性生产的猪、羊等家畜和鸡、鸭等家禽为保险标的，承保在饲养期间的死亡损失。

(3)水产养殖保险。以商品性的人工养鱼、养虾、育珠等水产养殖产品为承保对象，承保在养殖过程中因疫病、中毒、盗窃和自然灾害造成的水产品收获损失或养殖成本报失。

(4)其他养殖保险。以商品性养殖的鹿、貂、狐等经济动物和养蜂、养蚕等为保险对象，承保在养殖过程中因疾病、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的死亡或产品的价值损失。主要险种：

中国开办的农业保险主要险种有：农产品保险，生猪保险，牲畜保险，奶牛保险，耕牛保险，山羊保险，养鱼保险，养鹿、养鸭、养鸡等保险，对虾、蚌珍珠等保险，家禽综合保险，水稻、油菜、蔬菜保险，稻麦场、森林火灾保险，烤烟种植、西瓜雹灾、香梨收获、小麦冻害、棉花种植、棉田地膜覆盖雹灾等保险，苹果、鸭梨、烤烟保险等等。

第五篇：农业保险

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现状及对未来发展的意见

农业是第一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农业的发展是否顺利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与稳定。由于农业生产守非人为因素影响很大，抗风险能力弱，所以为了保障农业的顺利的发展，农业保险应运而生。农业保险是对农业生产者在从事种植业、养殖业生产的过程中，可能遭受的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经济补偿的一种保险。它的具体方式实在农业成产的各个环节中，把面临的类似风险的单位或个人组织起来，建立补偿基金，对保险责任范围内的各种灾害事故造成的损失进行经济补偿，使农业生产得以顺利进行。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保险具有巨大而富有潜力的市场，与欧美以及亚洲部分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农业保险市场在系统性风险、信息不对称、正外部性、高赔付率、高风险等方面面临着相同或相似的问题，但发展水平却相差甚远，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一直处于停滞不前、日益萎缩的局面。2013年我国财产保险公司农业保险保费为306.59亿元，财产保险公司农业保险赔款及给付为194.94亿元，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仅占全国保险收入的1.79%。

(一)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现状

1、农业保险法律体系存在严重缺失

鉴于农业保险对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作用和内在的风险性，发达国家在发展农业保险时均先制定农业保险法及其实施细则。如美国在1938年制订的《联邦农作物保险法》，日本在1928年通过的《农业保险法》，以及1947年出台的《农业灾害补偿法》，都对其国家的农险发展起到了推动和保障作用。然而我国除了1995年颁布的《保险法》对农业保险有简单规定外，至今有关农业保险的具体法律、行政法规仍未出台。这是造成农业保险陷入发展困境的最根本的制度原因，导致农业保险法律地位不明。因此，健全我国农业保险法规是农业保险市场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只有制定了农业保险的法律规范，农业保险才能依法经营。所以，我国发展农业保险的立法工作应尽快列入有关部门的议事日程，使农业保险可以在法律的框架内健康发展。

2、农业保险在国家农业保护制度中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确认

同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以农业保险为主、灾害直接补助为辅的农业保护方式相比，我国主要是采取直接提供灾害补助的方式来应对农业自然灾害，很少采取政府对农作物保险进行资金补贴的方式。我国现行农业保护政策，长期以来实行的是以直接拨款救济灾民的政策导向，不仅没有充分利用WTO允许的绿箱政策，在实践中还表现出对农民援助力度的不足，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低下等问题。同时，影响了农民风险意识和保险意识的提高，直接抑制了农民参加保险的积极性，结果只会使政府负担越来越重和农业保险自身的发展逐步萎缩。更重要的是，这种不包括农业保险在内的农业保护制度具有短期性和随意性，影响了国家农业保护政策的稳定性和有效性。

3、农业保险经营管理体系不健全

与农业保险发达的国家设立的各类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相互保险公司、商业性保险公司以及由农民自己组成的保险合作组织等内容完备的组织体系相比，我国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农业保险都缺乏相应的经营机构和管理机构。虽然自1982年我国恢复办理农业保险业务以来，部分省市也结合自身的情况，与有关各方也进行了尝试，形成了几种农业保险组织形式，但仍主要是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业务，在国家补助、专业再保险机构、农民保费减免等各种配套措施不健全的情况下，也难以解决农业保险正外部性、系统性风险、信息不对称等问题。

4、农民收入不高，保险意识不强。

由于中国农村人口众多，人均耕地面积少，各户实行分散经营，农业产业化程度低，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和农产品价格的影响较大，因此农民收入不稳定且普遍较低。据有关部门统计，2013年末中国农村人口为62961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46.2%，人均耕地面积2.34亩，中国农民年人均收入8,895.9元，在扣除必须缴纳的各类税费、子女教育费用、生活开销、购买化肥农药饲料等必需品外，真正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很少。有关调查显示：按农业受灾损失率制定的农业保险费率一般为8%~10%，甚至更高，而农民可以承受的保险费率仅为４％，大大超过了农民的承受能力。虽然有的险种价格相对便宜，但保险期限短，续保不够方便，农民自然不热衷。目前中国农村教育水平相对较低，农民文化程度较低，接受新事物速度较慢，特别是部分地区仍受到“养儿防老”、“靠天吃饭”等传统思想的影响，认为投保保险是加重生活负担，没有认识到办理保险是转嫁农业风险、保护自身利益的有效途径，农业保险的意识淡薄，这就造成了农民投保的积极性不高，使保险市场有效需求不足，限制了农业保险发展的规模与速度，导致农业保险发展滞后。

（二）针对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提出的意见

1、提高农业保险意识

农民保险意识是决定农业保险有效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农业保险发展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的实践证明，农业保险之所以失败，往往与农民淡薄的保险意识分不开。因此，提高农民的保险意识，发育和培植农业保险市场是一项紧迫的任务。为了改善当前农民意识薄弱的现状，必须加强宣传力度，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风险意识和投保积极性。政府部门和农业保险经营组织应开展广泛、持久、深入的宣传和教育工作，采取多种形式如海报、讲座、电视、广播等，特别是要抓住大灾之后生产自救的契机，宣传农业保险的作用。

2、建立健全农业保险法规，把农业保险纳入法制化管理轨道

要推动新的农业保险体系的发展，法律必须要先行。首先就是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将农业保险的地位给予确认和强调，使全社会都能够对农业保险加以重视。另外我国要尽早脱离没有农业保险相关法规的黑暗阶段，尽早颁布一套完成的农业保险法规制度予以农业保险支持和管理。针对目前没有法律法规约束的现状，吉林省可以考虑在现阶段实行立法突破，首先在地方上制定地方法规以维护本省的农业保险体系的建立和运行，明确机构设置、费率厘定等细节问题以供农业保险在实施时参与主体来共同遵守；另在法规中明确政府的职能和地位。要使保险人能在得到保护的情况下开展农业保险，要使参保人在得到保护的情况下参与农业保险。宗旨是通过制度来促进农业保险体系的稳定，来促进农业的发展。

3、要加大政府的政策扶持

要加大对农业保险的财政扶持力度，就应该尽快打破农业保险的单一的筹资渠道，从多方面来筹集补贴资金。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财政支农支出结构。在财政支农支出方面应改变救灾支农的传统方式，从政府已设立的“农业风险基金”中列支一部分，或者从民政和水利部门每年安排的救灾、防洪费用中划归一部分来支持农业保险，扩大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的来源。政府可以引导保险经营主体优化资金的组织和利用，帮助保险经营主体发行农业保险债券，由资本市场来化解农业风险，从资本市场上筹集资金。4.加强部门的协调与配合

农业保险具有正外部性，其利益外溢表明发展农业保险惠泽于全民、全社会，社会各部门都有责任参与农业保险。农业保险的复杂性不仅体现在承保、防灾减损、理赔等业务经营层面，更主要地体现在其政策性本质所要求的跨部门协调上。农业保险工作涉及部门多、工作头绪繁杂，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各个涉农部门的密切配合。政府是宏观经济的调控者，应通过行政权力自上而下地调节社会资源积极参与农业保险，明确财政、税收、农业、民政、水利、金融、科技等部门在农业保险中的地位和作用，使各部门的支农惠农政策与农业保险协调运行，共同保障和促进农业的健康发展。

5、提高农业保险经营组织的经营能力

在我国，城市和农村对保险的需求差异很大。农民收入低，存在道德风险，因此需求很不稳定，所以在对待农业保险方面，需要针对农民的具体需求开发设计不同于城市的保险产品，并通过对保险合同的合理设计，开发多样化的保险产品，大力发展和全面推广农业保险。农业险种的开发应向综合性多元化发展，开发出适应农民经济能力又急需的险种。不断提高赔付能力，增强开展农业保险业务的信誉，满足不同的层次对农业保险的要求。同时，要努力进行技术创新。农业保险技术创新应贯穿农业保险经营的各个环节，包括农业风险监测技术、农业保险精算技术、农业保险理赔技术以及农业风险证券化技术等。

6、加强农业保险人才的培养

农业保险的特殊经营方式决定了它对人才的特殊需求。农业保险在费率厘订、保额确定、防灾防损、定损与理赔等方面都涉及到农业技术与保险技术，这就决定了农业保险的高难度性。我国目前农业保险队伍既无专门人员又无专门机构，农业保险系统专业人才匾乏，使保险公司没有能力直接进行大范围的农业保险承保和理赔业务。因此，要推动农业保险事业的发展，就必须培养我国的农业保险人才，加强农业保险系统专业人才的组织建设，提高人员素质和农业保险业务的经营管理水平，改变目前人才短缺的状况。在高等院校或科研院所设立农业保险专业，培养部农业保险专门人才。因此，要支持农业院校开设农业保险专业，培养学生既掌握保险识，又精通农业生产的各种相关知识，保证从事农业保险工作得需要，要推动农业保险事业的发展。

7、根据国情选择合理的农业保险发展模式

从国际经验看，政策性保险与商业化经营相结合的方式是国外调节农业保险市场的成功办法。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也决定了现阶段应采取政策支持和市场运作两种手段开展农业保险。在经营体系上，应充分利用人保等商业保险公司的经验和现有资源，将农业保险交给商业保险公司运作。同时，成立专门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和农业再保险公司，对商业保险公司进行政策监督和再保险支持，以保证农业保险经营的稳定。同时，政府应利用利益诱导机制来推动农业保险的发展，清理国家、省、市各类农业补贴，尤其是在不符合Wm绿箱政策的各类补贴的基础上，建立农业保险补贴基金，直接对农民交纳的农业险保费进行补贴，降低农民负担，增加保险需求；对不同的农作物实行差别补贴，将小麦、大米等关系国计民生的主要农作物险种，确定为政策性险种，由政府对其提供保费贴、财务费用补贴和免税支持。同时，对保险公司进行税负减免和财政补贴，提高保险公司经营的积极性。另外，还应该设立专业的农业再保险机构，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分散风险，降低农业保险经营企业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