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会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劳动经济权益维护的路径探析[合集]

第一篇：工会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劳动经济权益维护的路径探析

工会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劳动经济权益维护的路径探析

摘要：新生代农民工亦是我国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在我国经济转型和社会结构重塑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对我国城市的发展和繁荣功不可没。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新生代农民工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时有发生，尤其是他们的劳动经济权益受损现象严重，作为以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为基本职责的工会组织维护该群体的劳动经济权益责无旁贷。主要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劳动经济权益受损的表现，并从工会的视角探讨通过扩展工会组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覆盖面，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组织化维权的能力；通过开展职工素质工程建设，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基本素质和技能水平；以及通过构建覆盖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工会服务体系，增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归属感。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工会；经济权益；维护

中图分类号： F249.2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6）04-0557-03

近些年来，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备受社会各界关注。早期，学者对这个群体的称呼是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1]。之后，于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使用“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2]。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结果，2014年我国农民工总量为2.73亿，相比2010年全国2.42亿农民工，净增 0.31亿。另据人社部统计，2014年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已占农民工总量的70%以上[3]，所以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已达1.9亿，俨然已成为一个很庞大的群体。他们也确实在我国经济转型和社会结构重塑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权益受损严重，所以说对该群体权益缺失的表现进行分析研究，并探析工会的作用极具现实意义。新生代农民工劳动经济权益缺失的表现

1.1 就业受到歧视

劳动就业权是劳动者赖以生存的权利，对于新生代农民来说，更是如此。根据调查报告显示，87.3%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务农经历[4]。因为这批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数是生在农村长在城市，他们对农村和农业既不熟悉，也没有务农的愿望，他们更希望在城市里寻求就业机会，甚至其中一部人宁可在外面漂着也不愿意回到农村去。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时常常受到歧视，主要表现在就业机会不平等和就业过程劳动合同签订率低2个方面。

一是就业机会不平等。由于我国的二元户籍制度，在城市生活但没有城市户口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时先天处于不平等地位，我们经常看到人才招聘市场上一些岗位明确规定只招录本地户口居民。这种人为造成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会导致不同劳动力市场的就业人员的就业待遇与就业条件产生很大的差别[5]，同样也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范围很受限制、职业分布非常单一。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而言），据统计，新生代农民工高中以上学历的人数比上一代农民工高19.2%[6]。但是与城镇居民教育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以至于新生代农民工只能在诸如制造业、建筑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次级劳动力市场就业，根据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中，39%从事制造业，14.5%从事建筑业，10.1%从事批发和零售业，10%从事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7-8]。处于次级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人往往工资低，工作岗位“死无出路”，没有什么晋升机会，工作没有多少保障[9]。二是就业过程中劳动合同的签订率低。从2009―2013年这5年的调查数据来看，将近60%农民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10]。这往往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在权益受到侵害，如拖欠工资、发生工伤等情况时，他们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维护。

1.2 劳动报酬缺乏保障

劳动报酬权作为劳动权利的核心顾名思义就是劳动者通过劳动合法取得报酬的权利，也是一般劳动者重要的经济来源。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打工获得劳动报酬是其在城市生存下来依赖的主要经济来源。可现实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报酬权很难得到保障，甚至受到侵害现象严重，主要表现为工资水平低、同工不同酬和被拖欠甚至克扣工资等方面[11]。

首先，新生农民工工资水平低。虽然与在农村务农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工作薪水还算不错。但是与城市职工相比，他们的工资水平却很低。况且农民工从事的多是城市居民不愿意干的“3D”工作[dirty（脏），difficult（累），dangerous（危险）]。据2010年深圳市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的调查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月收入还未达到该市市民的1/2[12]，差距非常明显。据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公布，2013年上海市外来农民工家庭人均现金收入为29 707元，其中工资性收入24 595元。而同期，上海居民全年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43 851元，其中工资性收入28 518元。虽然根据统计，单从工资性收入看差距不大，但是家庭人均收入差距却很大，而且还要考虑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里的住房成本、教育成本、医疗成本等等，其收入差距就更加悬殊。

其次，新生代农民工遭受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也很突出。同工同酬，简言之，就是从事同样的工作获得相同的劳动报酬。我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亦有明确阐述。但现实中，很多用工企业和单位往往会参照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来确定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收入，而对于本地职工工资待遇却另算，而且堂而皇之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据2010年广州市新生代农民工状况调查显示，近半数人反映，同工不同酬是其受到的最大的不公正待遇[13]。此外，我国很多企业存在大量劳务派遣工，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占比不少，在这些企业同工不同酬的现象更是十分突出。即使在国有企业中，城市职工的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也要比农民工高出很多[14]。

最后，新生代农民工资被拖欠、克扣的现象也时常发生。在百度搜索引擎上输入“新生代农民工工资被拖欠”，会看到相关搜索结果有一百多万条，上面有各种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工资被拖欠、克扣的报道。而且，我们经常注意到，每到春节前后，农民工工资问题就会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据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1―2014年，外出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比重除2012年稍有回落，为0.5%外，其他3年基本没变，一直保持在0.8%。而建筑业一直是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多发地，2014年建筑业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比重为1.4%，2013年无数据，2012年为1.5%，2011年为1.9%。而且2014年的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人均被拖欠额不降反升。2014年人均拖欠9 511元，比2013年增加1 392元，增长17.1%。[15]另据相关调查研究，一位新生代农民工在谈到收入时说：“我这几年打工换了不少工作，由于我文化低，老板欺负我，他们常常以各种理由和借口来拖欠克扣我的工资”[16]。

1.3 休息休假难以保障

休息休假是指劳动者在国家规定的法定工作时间外自行支配的时间。现实中就连普通劳动者的休息休假权的落实都不尽人意，新生代农民工休息休假更是常常被忽视。我国很多企业根本不顾国家法律规定，随意延长农民工的工作时间、增加他们的工作强度。据报道，上海一家企业的工人每天工作15～16 h且全年无休，每天22：00以后才有10元/h加班费[17]。半月谈社情民意调查中心2011年第12期关于“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尊严感的四大因素”的调查中也显示，七成以上新生代农民工每天工作超8 h，其中近三成（29.1%）每天工作超过11 h。根据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也可看出，近3年来，日工作超过8 h的农民工比重，2012年为39.6%、2013年为41%、2014年为40.8%，数据非常惊人；如果再看周从业时间超过44 h的农民工比重来看，2012年为84.4%、2013年为84.7%、2014年为85.4%，更是可以看出农民工的工作时间之长、强度之大。据此，可以看出，平时的正常休息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都难以保证，更别谈其他连普通劳动者都难以完全享受的法定的带薪休假等权利。

1.4 劳动安全与卫生问题重重

劳动安全卫生是指劳动者在工作时应得到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保障的制度。生命权与健康权是一个人享有的重要权利，如果工作时都无法保证自身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再多的劳动报酬也没有任何意义。虽然道理浅显，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发现农民工却是生产安全事故高发群体。据2014年中国安全生产相关报道，在全国550万名煤矿工人中，农民工占一半，小煤矿几乎全部都是农民工；在4 000万建筑工人中，80%都是农民工，小化工企业中农民工占90%。高危行业中农民工占比居高不下[18]。究其缘由，主要就是企业为了追求效益，而追求效益途径之一就是节约成本，所以企业使用一些陈旧的设备，不按劳动安全标准给农民工提供劳防用品或保护措施，也不愿意提供安全培训，安全事故发生纯属必然。无论是职业发病率还是工伤事故，新生代农民工无疑是最直接的受害者。如2014年8月份，昆山一家公司发生的特大粉尘爆炸事故，主要原因就是该公司无视国家法律，违法违规组织项目建设和生产，事故车间除尘系统较长时间未按规定清理，铝粉尘集聚，最后酿成事故。据统计，截至2014年8月6日，在231名的伤亡人员中，170名均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者[19]。工会维护新生代农民工劳动经济权益的路径选择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我国工人阶级的重要构成部分[20]，对我国城市的发展功不可没。全心全意依靠并服务工人阶级，新生代农民工必不可少，因此作为以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为基本职责的工会组织责无旁贷，必须要利用各种途径从源头上切实维护新生代农民工的平等就业权、劳动报酬权、休息休假权以及劳动安全卫生权，满足他们的合理期待。

2.1 扩展工会组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覆盖面[21]，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组织化维权的能力

新生代农民工要想保证自己的经济权益不受侵害，需要走组织化维权的路径，而工会组织是其合理的选择。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务工和择业上，由于流动性大，使工会组织很难覆盖这一群体，所以首先工会组织要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在新时期要积极借助各种新媒介，如地铁或公交电视、微信等宣传平台，采用新生代农民容易接受的方式，宣传我国工会组织的维护职能、介绍维权的事例，真正让新生代农民工了解工会的职能、作用以及对他们的益处；要让新生代农民工切实感受到工会组织对他们的关注和关怀。其次，扩大覆盖面。2015年4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启动了农民工入会集中行动，要求各级工会聚焦农民聚集的区域和企业，最大限度把农民工组织到工会中来[22]。所以各级工会组织可以根据行动方案，结合自身区域特点，探索便于农民工入会的有效方式，最终实现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所属企业工会全覆盖。

新生代农民工加入工会组织后，他们与雇主的关系不再仅仅是个人与企业的关系，而是多了一层工会组织与企业的关系，这样在其劳动经济权益受到侵害时，工会有义务代表他们的利益与雇主进行博弈。工会组织可以发挥其优势，推动企业建立以职工代表大会为主要形式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参与本单位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意识；同时，工会可以推动企业建立工资集体协商机制，进一步保证新生代农民工能够就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等同企业平等协商，从源头上维护自身利益。

2.2 开展职工素质工程建设，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基本素质和技能水平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要想根本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上的歧视，必须要提升他们的技能水平和基本素质。加大研发新生代农民工所急需的培训课程，在新生代农民工比较集中的企业、行业或区域建立培训网点，方便新生代农民就近培训。如可以参考北京市总工会联合北京市各级组织，制定的首都职工素质工程“十二五”规划，既有针对农民工职业资格等级提升的专项培训，又有农民工技能学习基地，还有体现行业特色的免费专项培训，还有“首都青年农民工大学生助推计划”[23]。也可借鉴上海市总工会和上海电视大学早在2010年就联合推出的旨在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成才打造一条绿色通道的新生代农民工初级工商管理（EBA）培训工程[24]，深受新生代农民工欢迎。

2.3 构建覆盖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工会服务体系，增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归属感[25]

首先，可以依托目前已经在用的工会会员服务卡，如北京市总工会推出的“京卡?互助服务卡”和上海市总工会推出的“上海工会会员服务卡”，进一步开发适合新生代农民工的特色内容。如新生代农民工每年春运回家过年，可以探索开发会员服务卡回家探亲优先购票的功能。其次，考虑到新生代外地农民工在所在的工作城市医疗保险保障不足的情况下，建议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所在城市总工会考虑对该群体医疗互助保障实行覆盖，逐步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所工作的城市工会数据库与外地医疗数据库的对接，缓解新生代农民工看病的难题。最后，还可以考虑充分利用工会的各种场地资源，如文化宫、工人俱乐部等，免费开放，主动适应新生代农民工的娱乐需求，缓解他们在工作上以及在异地的思乡之情[26]。

结语

各级工会组织只要切实行动起来，加强服务新生代农民的意识和理念建设，主动关爱，营造尊重农民工、善待农民工、关爱农民工的氛围，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经济权益一定能得到维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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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新生代农民工权益维护的研讨

我国农民工正在经历代际转换，“新生代”农民工尽管文化程度较父辈高，竞争意识、平等意识、自我保护意识增强了，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技术能力，他们难以摆脱低层次的打工状态，于是就有了职业期望值较高与素质较低的矛盾。因此，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亟须——

“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状况

现时社会普遍认为，我国农民工正在经历代际转换，于是就有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说法。

“新生代”农民工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与其父辈即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基本上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对土地的眷恋、依赖程度大大下降，在城市打工若干年后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生活预期很低，反之，对城市的认同，对城市生活的预期很高。

二是虽然文化程度依然较低，但具有初中文化程度已超过60％，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超过10％，且约有30％以上的人接受过就业培训。尽管他们在城市从事的职业还是属于劳动密集型，但就业结构有所改变，更多的人进入工厂和第三产业，在相对好的环境中。

三是更重尊严、健康与发展。尽管挣多的工资仍是他们到城市务工的主要动力之一。但他们在挑选时，往往追求人格平等。对那些具有浓厚排外色彩的企业与城市，即使工资较高，待遇较好，不少农民工也会选择跳槽或离开。这是“新生代”农民工的鲜明特色，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四是融入城市生活和共享发展成果的愿望更强烈。“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更多的是为自己寻找更大更好的发展空间，分享现代城市文明成果。

五是追求精神文化生活的愿望更强烈，表现出比其父辈明显得多的文化气息。超过30的农民工在之余选择学习，有高达56％的人希望当地有关机构组织开展技能培训；他们不满足于简单的、低层次的活，希望能够在之余，享受丰富多彩、贴近实际、健康进步的精神食粮。

六是竞争意识、平等意识、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他们不堪忍受被城市排挤、被城市人轻视，在自身人格和切身利益长期被忽略甚至损害的情况下，他们会表现出逆反心理。

七是面临“技术困境”。“新生代”农民工尽管文化程度较父辈高，但随着城市对高技术劳动力需求越来越强，他们现有的技术水平和能力滞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他们由于缺乏相应的技术能力，难以摆脱低层次的打工状态，于是就有了职业期望值较高与素质较低的矛盾。因此，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维护农民工权益亟须改进乃至创新，立足点和落脚点，就是适应“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实际。

把农民工问题放在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加以考量

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带来了农民工问题，解决农民工问题贯穿于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始终。

从过去近30年的工业化、城市化历程来看，农民工进城务工，不仅为工业发展、城市发展作出了贡献，而且在务工中逐渐接受了城市文明，使之能更容易、更自然地融合到城市之中。这种通过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推进城市化的进程，是目前切实中国国情的工业化、城市化的方式与途径。

从今后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趋势来看，农民工的非农化和产业工人化及其整体素质的提高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健康发展及其升级的基本条件。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劳动力在很长时间里丰裕的条件下，现实的道路可能只能是制造业立国。而中国要从一个制造业大国升级为制造业强国，则取决于劳动者整体素质的提高。因此，解决农民工问题，提高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中国职工队伍的整体素质，就成为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过程的一个关键问题。要提高农民工素质，当然要切实搞好农民工培训教育。但如果不能让农民工安居乐业，农民工的培训效果就可能大打折扣，因为一个流动状态的农民工接受任何技术技能培训都将是临时的不确定的，这种状态不仅会使农民工接受技术技能培训的积极性、主动性受到挫伤，而且将使技术技能培训很难取得真正成效。因此，搞好培训、提高素质与改革户籍制度、让农民工融入城市、安居乐业是相辅相成、互相制约的。所以，我们必须从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大局出发，调整现在的法律和政策，才能不断推进农民工问题的解决。

解决农民工问题必须着眼于制度建设

“新生代”农民工凸显出来的问题，相当程度是制度造成的。因此，解决农民工问题，调整现有法律和政策，必须着眼于制度建设。

农民工权益问题是社会结构和制度上的缺陷造成的。这种制度性的因素不是一个或若干制度，而是一整套制度的设计和安排，诸如劳动就业制度、城市用工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人口迁移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人事制度、财政制度、组织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等造成的，这些制度从总体上使农民工在城市社会中受到整体排斥，致使农民工权益缺乏制度性的长效保护机制的维护。十多年来

，各级政府对农民工权益的维权，多是非稳定、非持续的政策、措施或检查。因此，有必要建立制度性的维护机制，使农民工权益保护规范化、法制化和长效化。概括地说，一要政府牵头统筹规划、合理引导，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加大力度，采取综合措施在全社会形成理解、关心、维护农民工权益的良好氛围。二要通过多种途径，使法律成为保护农民工劳动权益的最有效手段。而不是仅仅靠政策性措施和临时性突击检查来维护农民工权益。三要建立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建立城乡平等就业准入制度，改革劳动人事制度和管理制度，促使劳动力的充分流动，构建城乡一体、竞争有序、高效公平的劳动力市场体系。四要积极推进多层次全方位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解决农民工的工伤、医疗、失业、退休养老以及社会救助问题。五要构筑保护农民工权益的社会支持系统。政府、工会、社区、用人单位、血缘和地缘等六个层次的力量要相辅相成，有机结合在一起，构成城市农民工完整的社会支持系统。六要增强农民工群体的维权意识和组织能力，特别要把农民工从地缘和血缘组织转移到正式的工会组织中来，使其信息传达和利益诉求渠道合法化、制度化，从根本上依法有序地维护农民工权益。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农民工

农民工既需要工会在其经济、劳动权益上的维护，更需要在文化上的引领教育。这样更符合其长远利益和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内在要求。因此，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应想方设法丰富农民工的文化体验，使他们在体验城市文化之中，在与城市文化互动之中加速其农民工角色与身份的转换。要围绕提高农民工队伍的思想道德素质，深入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和“爱国、守法、诚信、知礼”的现代公民教育。

在开展这些教育活动的时候，应突出三个方面：一是规范。行为规范是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自觉遵守各种规范是素质高低的外在体现。二是道德。道德或道德取向的背后是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伦理观等，是素质高低的核心所在。应对农民工加强荣辱观教育引导，提高其思想道德水平。三是参与。让农民工成为职工代表，组织农民工参与到企业的经营管理中去，让农民工感到，工人阶级对国家、企业事务的参与，不是个人的参与，而是组织的参与。要把思想道德教育与各种各样的群众性文化活动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组织农民工参与，让农民工在参与活动中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提高，在参与中逐步形成良好的行为规范，形成知荣弃耻、褒荣贬耻、扬荣知耻的道德风气和道德价值取向，达到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农民工的目的。

切实提高农民工的科学文化素质，充分发挥工会的大学校作用

农民工文化素质普遍较低,这不仅制约他们在城市的生存能力、权益享有和实现能力，而且也制约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政府、工会、企业、社会各方都有责任切实提高农民工的科学文化素质。

要发挥工会组织的优势，搞好企业培训和工会集中培训。中国工会上百万个基层工会，应协助、监督企业按照法律规定，提取职工培训经费，用于职工在职教育培训。当前在职教育培训，要突出农民工群体，有计划有步骤地提高其文化、技能水平，使之适应企业发展和城市发展需要。农民工达到一定数量的地区，工会应设立农民工学校。办学模式应根据各地情况采取多样化形式。要做到多元化多渠道多层次提高农民工的科学文化和技术技能素质。

“创建学习型组织，争做知识型职工”活动应不断地向非公企业延伸，最大限度拓宽活动的覆盖面，把尽可能多的农民工涵盖进去。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深知自己融入城市的“资本”———文化、技能不足，因此，最希望掌握的知识是与相关的知识、计算机和经营管理知识，这样不仅可以找到自己较为满意的，将来还可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创争”活动应把农民工这样的愿望与企业愿景相结合，引导他们把学习、提高的愿望持续发展，以关心、鼓励的态度动员、组织他们主动学习、自觉学习、不断学习。“创争”活动必须立足现实，着眼长远，不能满足树立、表彰了少数先进典型，而是要坚持不懈地把提高农民工素质，以文化教育农民工，使之融入城市作为自己的战略任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出“创争”活动的文化价值。，各级政府对农民工权益的维权，多是非稳定、非持续的政策、措施或检查。因此，有必要建立制度性的维护机制，使农民工权益保护规范化、法制化和长效化。概括地说，一要政府牵头统筹规划、合理引导，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加大力度，采取综合措施在全社会形成理解、关心、维护农民工权益的良好氛围。二要通过多种途径，使法律成为保护农民工劳动权益的最有效手段。而不是仅仅靠政策性措施和临时性突击检查来维护农民工权益。三要建立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建立城乡平等就业准入制度，改革劳动人事制度和管理制度，促使劳动力的充分流动，构建城乡一体、竞争有序、高效公平的劳动力市场体系。四要积极推进多层次全方位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解决农民工的工伤、医疗、失业、退休养老以及社会救助问题。五要构筑保护农民工权益的社会支持系统。政府、工会、社区、用人单位、血缘和地缘等六个层次的力量要相辅相成，有机结合在一起，构成城市农民工完整的社会支持系统。六要增强农民工群体的维权意识和组织能力，特别要把农民工从地缘和血缘组织转移到正式的工会组织中来，使其信息传达和利益诉求渠道合法化、制度化，从根本上依法有序地维护农民工权益。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农民工

农民工既需要工会在其经济、劳动权益上的维护，更需要在文化上的引领教育。这样更符合其长远利益和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内在要求。因此，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应想方设法丰富农民工的文化体验，使他们在体验城市文化之中，在与城市文化互动之中加速其农民工角色与身份的转换。要围绕提高农民工队伍的思想道德素质，深入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和“爱国、守法、诚信、知礼”的现代公民教育。

在开展这些教育活动的时候，应突出三个方面：一是规范。行为规范是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自觉遵守各种规范是素质高低的外在体现。二是道德。道德或道德取向的背后是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伦理观等，是素质高低的核心所在。应对农民工加强荣辱观教育引导，提高其思想道德水平。三是参与。让农民工成为职工代表，组织农民工参与到企业的经营管理中去，让农民工感到，工人阶级对国家、企业事务的参与，不是个人的参与，而是组织的参与。要把思想道德教育与各种各样的群众性文化活动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组织农民工参与，让农民工在参与活动中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提高，在参与中逐步形成良好的行为规范，形成知荣弃耻、褒荣贬耻、扬荣知耻的道德风气和道德价值取向，达到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农民工的目的。

切实提高农民工的科学文化素质，充分发挥工会的大学校作用

农民工文化素质普遍较低,这不仅制约他们在城市的生存能力、权益享有和实现能力，而且也制约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政府、工会、企业、社会各方都有责任切实提高农民工的科学文化素质。

要发挥工会组织的优势，搞好企业培训和工会集中培训。中国工会上百万个基层工会，应协助、监督企业按照法律规定，提取职工培训经费，用于职工在职教育培训。当前在职教育培训，要突出农民工群体，有计划有步骤地提高其文化、技能水平，使之适应企业发展和城市发展需要。农民工达到一定数量的地区，工会应设立农民工学校。办学模式应根据各地情况采取多样化形式。要做到多元化多渠道多层次提高农民工的科学文化和技术技能素质。

“创建学习型组织，争做知识型职工”活动应不断地向非公企业延伸，最大限度拓宽活动的覆盖面，把尽可能多的农民工涵盖进去。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深知自己融入城市的“资本”———文化、技能不足，因此，最希望掌握的知识是与相关的知识、计算机和经营管理知识，这样不仅可以找到自己较为满意的，将来还可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创争”活动应把农民工这样的愿望与企业愿景相结合，引导他们把学习、提高的愿望持续发展，以关心、鼓励的态度动员、组织他们主动学习、自觉学习、不断学习。“创争”活动必须立足现实，着眼长远，不能满足树立、表彰了少数先进典型，而是要坚持不懈地把提高农民工素质，以文化教育农民工，使之融入城市作为自己的战略任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出“创争”活动的文化价值。

第三篇：新生代农民工权益维护的研讨

我国农民工正在经历代际转换，“新生代”农民工尽管文化程度较父辈高，竞争意识、平等意识、自我保护意识增强了，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技术能力，他们难以摆脱低层次的打工状态，于是就有了职业期望值较高与素质较低的矛盾。因此，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亟须——

“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状况

现时社会普遍认为，我国农民工正在经历代际转换，于是就有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说法。

“新生代”农民工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与其父辈即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基本上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对土地的眷恋、依赖程度大大下降，在城市打工若干年后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生活预期很低，反之，对城市的认同，对城市生活的预期很高。

二是虽然文化程度依然较低，但具有初中文化程度已超过60％，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超过10％，且约有30％以上的人接受过就业培训。尽管他们在城市从事的职业还是属于劳动密集型工作，但就业结构有所改变，更多的人进入工厂和第三产业，在相对好的环境中工作。

三是更重尊严、健康与发展。尽管挣多的工资仍是他们到城市务工的主要动力之一。但他们在挑选工作时，往往追求人格平等。对那些具有浓厚排外色彩的企业与城市，即使工资较高，待遇较好，不少农民工也会选择跳槽或离开。这是“新生代”农民工的鲜明特色，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四是融入城市生活和共享发展成果的愿望更强烈。“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更多的是为自己寻找更大更好的发展空间，分享现代城市文明成果。

五是追求精神文化生活的愿望更强烈，表现出比其父辈明显得多的文化气息。超过30的农民工在工作之余选择学习，有高达56％的人希望当地有关机构组织开展技能培训；他们不满足于简单的、低层次的活，希望能够在工作之余，享受丰富多彩、贴近实际、健康进步的精神食粮。

六是竞争意识、平等意识、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他们不堪忍受被城市排挤、被城市人轻视，在自身人格和切身利益长期被忽略甚至损害的情况下，他们会表现出逆反心理。

七是面临“技术困境”。“新生代”农民工尽管文化程度较父辈高，但随着城市对高技术劳动力需求越来越强，他们现有的技术水平和工作能力滞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他们由于缺乏相应的技术能力，难以摆脱低层次的打工状态，于是就有了职业期望值较高与素质较低的矛盾。因此，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维护农民工权益工作亟须改进乃至创新，立足点和落脚点，就是适应“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实际。

把农民工问题放在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加以考量

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带来了农民工问题，解决农民工问题贯穿于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始终。

从过去近30年的工业化、城市化历程来看，农民工进城务工，不仅为工业发展、城市发展作出了贡献，而且在务工中逐渐接受了城市文明，使之能更容易、更自然地融合到城市之中。这种通过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推进城市化的进程，是目前切实中国国情的工业化、城市化的方式与途径。

从今后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趋势来看，农民工的非农化和产业工人化及其整体素质的提高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健康发展及其升级的基本条件。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劳动力在很长时间里丰裕的条件下，现实的道路可能只能是制造业立国。而中国要从一个制造业大国升级为制造业强国，则取决于劳动者整体素质的提高。因此，解决农民工问题，提高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中国职工队伍的整体素质，就成为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过程的一个关键问题。要提高农民工素质，当然要切实搞好农民工培训教育。但如果不能让农民工安居乐业，农民工的培训效果就可能大打折扣，因为一个流动状态的农民工接受任何技术技能培训都将是临时的不确定的，这种状态不仅会使农民工接受技术技能培训的积极性、主动性受到挫伤，而且将使技术技能培训很难取得真正成效。因此，搞好培训、提高素质与改革户籍制度、让农民工融入城市、安居乐业是相辅相成、互相制约的。所以，我们必须从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大局出发，调整现在的法律和政策，才能不断推进农民工问题的解决。

解决农民工问题必须着眼于制度建设

“新生代”农民工凸显出来的问题，相当程度是制度造成的。因此，解决农民工问题，调整现有法律和政策，必须着眼于制度建设。

农民工权益问题是社会结构和制度上的缺陷造成的。这种制度性的因素不是一个或若干制度，而是一整套制度的设计和安排，诸如劳动就业制度、城市用工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人口迁移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人事制度、财政制度、组织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等造成的，这些制度从总体上使农民工在城市社会中受到整体排斥，致使农民工权益缺乏制度性的长效保护机制的维护。十多年来

第四篇：新生代农民工权益维护的研讨

我国农民工正在经历代际转换，“新生代”农民工尽管文化程度较父辈高，竞争意识、平等意识、自我保护意识增强了，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技术能力，他们难以摆脱低层次的打工状态，于是就有了职业期望值较高与素质较低的矛盾。因此，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亟须——

“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状况

现时社会普遍认为，我国农民

工正在经历代际转换，于是就有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说法。

“新生代”农民工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与其父辈即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基本上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对土地的眷恋、依赖程度大大下降，在城市打工若干年后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生活预期很低，反之，对城市的认同，对城市生活的预期很高。

二是虽然文化程度依然较低，但具有初中文化程度已超过60％，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超过10％，且约有30％以上的人接受过就业培训。尽管他们在城市从事的职业还是属于劳动密集型工作，但就业结构有所改变，更多的人进入工厂和第三产业，在相对好的环境中工作。

三是更重尊严、健康与发展。尽管挣多的工资仍是他们到城市务工的主要动力之一。但他们在挑选工作时，往往追求人格平等。对那些具有浓厚排外色彩的企业与城市，即使工资较高，待遇较好，不少农民工也会选择跳槽或离开。这是“新生代”农民工的鲜明特色，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四是融入城市生活和共享发展成果的愿望更强烈。“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更多的是为自己寻找更大更好的发展空间，分享现代城市文明成果。

五是追求精神文化生活的愿望更强烈，表现出比其父辈明显得多的文化气息。超过30的农民工在工作之余选择学习，有高达56％的人希望当地有关机构组织开展技能培训；他们不满足于简单的、低层次的活，希望能够在工作之余，享受丰富多彩、贴近实际、健康进步的精神食粮。

六是竞争意识、平等意识、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他们不堪忍受被城市排挤、被城市人轻视，在自身人格和切身利益长期被忽略甚至损害的情况下，他们会表现出逆反心理。

七是面临“技术困境”。“新生代”农民工尽管文化程度较父辈高，但随着城市对高技术劳动力需求越来越强，他们现有的技术水平和工作能力滞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他们由于缺乏相应的技术能力，难以摆脱低层次的打工状态，于是就有了职业期望值较高与素质较低的矛盾。因此，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维护农民工权益工作亟须改进乃至创新，立足点和落脚点，就是适应“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实际。

把农民工问题放在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加以考量

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带来了农民工问题，解决农民工问题贯穿于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始终。

从过去近30年的工业化、城市化历程来看，农民工进城务工，不仅为工业发展、城市发展作出了贡献，而且在务工中逐渐接受了城市文明，使之能更容易、更自然地融合到城市之中。这种通过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推进城市化的进程，是目前切实中国国情的工业化、城市化的方式与途径。

从今后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趋势来看，农民工的非农化和产业工人化及其整体素质的提高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健康发展及其升级的基本条件。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劳动力在很长时间里丰裕的条件下，现实的道路可能只能是制造业立国。而中国要从一个制造业大国升级为制造业强国，则取决于劳动者整体素质的提高。因此，解决农民工问题，提高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中国职工队伍的整体素质，就成为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过程的一个关键问题。要提高农民工素质，当然要切实搞好农民工培训教育。但如果不能让农民工安居乐业，农民工的培训效果就可能大打折扣，因为一个流动状态的农民工接受任何技术技能培训都将是临时的不确定的，这种状态不仅会使农民工接受技术技能培训的积极性、主动性受到挫伤，而且将使技术技能培训很难取得真正成效。因此，搞好培训、提高素质与改革户籍制度、让农民工融入城市、安居乐业是相辅相成、互相制约的。所以，我们必须从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大局出发，调整现在的法律和政策，才能不断推进农民工问题的解决。

解决农民工问题必须着眼于制度建设

“新生代”农民工凸显出来的问题，相当程度是制度造成的。因此，解决农民工问题，调整现有法律和政策，必须着眼于制度建设。

农民工权益问题是社会结构和制度上的缺陷造成的。这种制度性的因素不是一个或若干制度，而是一整套制度的设计和安排，诸如劳动就业制度、城市用工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人口迁移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人事制度、财政制度、组织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等造成的，这些制度从总体上使农民工在城市社会中受到整体排斥，致使农民工权益缺乏制度性的长效保护机制的维护。十多年来，各级政府对农民工权益的维权，多是非稳定、非持续的政策、措施或检查。因此，有必要建立制度性的维护机制，使农民工权益保护规范化、法制化和长效化。概括地说，一要政府牵头统筹规划、合理引导，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加大工作力度，采取综合措施在全社会形成理解、关心、维护农民工权益的良好氛围。二要通过多种途径，使法律成为保护农

民工劳动权益的最有效手段。而不是仅仅靠政策性措施和临时性突击检查来维护农民工权益。三要建立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建立城乡平等就业准入制度，改革劳动人事制度和管理制度，促使劳动力的充分流动，构建城乡一体、竞争有序、高效公平的劳动力市场体系。四要积极推进多层次全方位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解决农民工的工伤、医疗、失业、退休养老以及社会救助问题。五要构筑保护农民工权益的社会支持系统。政府、工会、社区、用人单位、血缘和地缘等六个层次的力量要相辅相成，有机结合在一起，构成城市农民工完整的社会支持系统。六要增强农民工群体的维权意识和组织能力，特别要把农民工从地缘和血缘组织转移到正式的工会组织中来，使其信息传达和利益诉求渠道合法化、制度化，从根本上依法有序地维护农民工权益。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农民工

农民工既需要工会在其经济、劳动权益上的维护，更需要在文化上的引领教育。这样更符合其长远利益和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内在要求。因此，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应想方设法丰富农民工的文化体验，使他们在体验城市文化之中，在与城市文化互动之中加速其农民工角色与身份的转换。要围绕提高农民工队伍的思想道德素质，深入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和“爱国、守法、诚信、知礼”的现代公民教育。

在开展这些教育活动的时候，应突出三个方面：一是规范。行为规范是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自觉遵守各种规范是素质高低的外在体现。二是道德。道德或道德取向的背后是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伦理观等，是素质高低的核心所在。应对农民工加强荣辱观教育引导，提高其思想道德水平。三是参与。让农民工成为职工代表，组织农民工参与到企业的经营管理中去，让农民工感到，工人阶级对国家、企业事务的参与，不是个人的参与，而是组织的参与。要把思想道德教育与各种各样的群众性文化活动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组织农民工参与，让农民工在参与活动中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提高，在参与中逐步形成良好的行为规范，形成知荣弃耻、褒荣贬耻、扬荣知耻的道德风气和道德价值取向，达到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农民工的目的。

切实提高农民工的科学文化素质，充分发挥工会的大学校作用

农民工文化素质普遍较低,这不仅制约他们在城市的生存能力、权益享有和实现能力，而且也制约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政府、工会、企业、社会各方都有责任切实提高农民工的科学文化素质。

要发挥工会组织的优势，搞好企业培训和工会集中培训。中国工会上百万个基层工会，应协助、监督企业按照法律规定，提取职工培训经费，用于职工在职教育培训。当前在职教育培训，要突出农民工群体，有计划有步骤地提高其文化、技能水平，使之适应企业发展和城市发展需要。农民工达到一定数量的地区，工会应设立农民工学校。办学模式应根据各地情况采取多样化形式。要做到多元化多渠道多层次提高农民工的科学文化和技术技能素质。

“创建学习型组织，争做知识型职工”活动应不断地向非公企业延伸，最大限度拓宽活动的覆盖面，把尽可能多的农民工涵盖进去。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深知自己融入城市的“资本”———文化、技能不足，因此，最希望掌握的知识是与工作相关的知识、计算机和经营管理知识，这样不仅可以找到自己较为满意的工作，将来还可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创争”活动应把农民工这样的愿望与企业愿景相结合，引导他们把学习、提高的愿望持续发展，以关心、鼓励的态度动员、组织他们主动学习、自觉学习、不断学习。“创争”活动必须立足现实，着眼长远，不能满足树立、表彰了少数先进典型，而是要坚持不懈地把提高农民工素质，以文化教育农民工，使之融入城市作为自己的战略任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出“创争”活动的文化价值。

第五篇：劳动契约视域下的农民工权益保障研究

劳动契约视域下的农民工权益保障研究

[摘要]农民工权益是一个有机联系的完整体系，农民工权益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劳动契约“法定”与“约定”的双重面相聚合，为构建农民工权益保障的劳动契约统一分析框架提供了可能。劳动契约分析框架下的农民工权益保障和实现首

先取决于农民工自身的不懈努力，其次取决于农民工与用人单位间的拉锯博弈，最后还有赖于政府的裁决或保护。

[关键词]农民工；劳动契约；劳动合同法；权益保障

[中图分类号]D9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10)01-0190-03

[作者简介]张云河，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法社会学、管理学。(江苏无锡214153)

一、问题的提出

“我深深地期望着：在同一蓝天之下的同胞和公民，能够有着同样的尊严和基本权利，能够有着同样的发展机会；对社会做出了不同贡献的社会成员也都能够得到相应的、应有的回报；‘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恩格斯语)，使富裕群体利益的增进同弱势群体生活状况的改善之间能够实现同步化；中国不但能够成为一个发达的社会，同时也能够成为一个公正的社会。”农民工弱势群体的保护问题，既是一个实践问题，亦为一个理论问题。我愿秉承开篇之夙愿，建构农民工权益保障的劳动契约分析框架，希冀为我国农民工群体权益之法律保护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开展添砖加瓦。

农民工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乡村的“推力”和城市的“拉力”交互作用下形成的一个极其庞大的特殊群体，其具有流动性和群体性、阶段性和相对独立性、弱势性和边缘性的特征。针对我国农民工权益保护制度不健全及农民工劳动关系不稳定的实境，对农民工权益需求与缺失(need and lack)进行深入探讨显得尤为迫切。然遗憾之处在于，现有文献对农民工权益受到侵害的研究缺乏统一之分析框架。社会科学的任何研究都离不开对研究对象的某种视角的预设，这种预设形成了研究者的研究视角，影响着研究者的分析和叙述模式，从而潜在地支配研究全局。这一点，在当代中国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研究中也不例外。本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选择了劳动契约视角，从而为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研究架设了统一的分析框式。

二、农民工权益保障统一分析框架的建构

(一)劳动契约的历史发展梳理。劳动契约即劳动合同，源于罗马法的雇佣契约社会化的结果，对劳动契约理论历史发展的梳理，有利于对劳动者倾斜性保护理论的提出。第一阶段是雇佣契约的萌芽。现代契约发轫于古罗马，罗马雇佣契约又衍生于其独特的“卖子”活动。在古罗马法律制度中最有特色也最为重要的是家父权，“父对其子有生死之权，他可以用收养的方法把子女转移到其他家族中去，并且可以出卖他们。”这里的“出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买卖子女。“卖子”实为家子劳动力的出卖。因为在制定《十二铜表法》的时代，罗马的经济并不发达，法律也不成熟，还没有产生雇佣制度，缺乏劳动力的家庭在收获季节需要充济劳动力，而按照“罗马市民不能做罗马人的奴隶”的规定，注重实际的罗马人只能通过向劳动力富裕的家庭购买其家属劳动力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这样，买主即对买进的家属取得了买主权。罗马的法律文献中称其为“准奴隶”。他们在买主的指挥下进行劳动，所得均归买主所有，买主对其有惩戒处罚权。第二阶段是雇佣契约的产生。公元前2世纪后，随着罗马国家的对外扩张，罗马经济空前繁荣。罗马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对罗马法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多样化的贸易关系促进了契约法的发展，丰富了法学理论，对当时纷繁的经济关系和民商事流转形式都有所反映。此时，新的劳务租赁契约出现，买卖劳动力的办法也就随之消失了。租赁契约在罗马法中称为“赁借贷”，是一种双务合意契约，据此，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允诺在接受一笔报酬之后使后者暂时享用某物或者向其提供一系列服务或特定的劳作。因此，罗马租赁契约的标的并不限于现代法上的物，还可以自己的劳动为标的订立“赁借贷”，即罗马法关于劳动给付关系是置于租赁关系中的。当时的租赁关系分为物的租赁、雇佣租赁和承揽租赁。即罗马雇佣契约关系是租赁契约的一种，而非独立的契约类型。第三阶段是劳动契约的产生。发端于英国而后及于西欧大陆的工业革命促使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并在客观上带来劳动关系的普遍化和大众化，18世纪的自然法思想则对雇佣关系的发展在思想上产生了重要影响，意即工业革命引发的社会化为劳动关系的产生提供了经济基础，然而劳动者的自由人格却是劳动关系形成的不可或缺的决定因素。因为，只有当劳动力所有者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并摆脱对他人的人身依附和控制从而获得自由的前提下，职业劳动关系才有可能形成。自然法思想认为要将一切对人羁束、压迫的法律制度予以撤废，努力将人从桎梏中解放出来，恢复人格之绝对。于是在法律上产生“全然自由对等的人格间之契约关系”思想，劳动关系亦承其一贯理论，逐渐丧失其身份要素，慢慢渗入债权要素，成为两个人格间劳务与报酬之交换关系，劳动成为买卖关系中之商品。也可以说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经济学与启蒙时代自然法思想奇妙结合而形成的“任何人都有权和任何人缔结他们所想要的契约，他们也有权选择订立合乎他们自身利益的任何条款”的自由主义契约论是劳动关系在债法上取得独立地位的基础。自由主义者将劳动关系全面债权化，所以，在新的立法中均以新的契约类型规定，而舍弃原有的租赁契约制度。

(二)劳动契约的双重面相聚合。关于劳动契约的概念，学界、实务界见仁见智。《布莱克法律辞典》对劳动合同的法律定义为：“劳动合同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就劳动管理、工作条件、工资、津贴和奖惩做出的约定”。我国《劳动法》将劳动合同定义为：“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的协议”。鉴于“约定”或“协议”，劳动者成为用人单位的一员，有义务完成用人单位的工作任务，并有义务遵守劳动纪律和内部规章制度；而用人单位则有义务支付劳动报酬，提供劳动条件、劳动保护及其他待遇。然而，上述对于劳动合同界定的共同点是都仅把劳动合同看作为劳资双方之间约定，这样的分析特征是在主体上没有考虑政府的存在，同时没有考虑到劳动合同的契约自由的现实困境。依凭劳资关系专家黄越钦先生的研究可获知，虽劳动契约仍是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订立，形式上体现为一种合意，但为了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给予必要的法律保护，故劳动基准法系规定劳动契约基本事项条件之最低基准之法律，要求责任主体不得低于此基准，并不鼓励责任主体以此基准为已足，更不禁止相对主体争取更有利之基本事项条件。依照契约自由原则，劳动契约当事人之间可对诸如工资、工时、工作场所、休假等契约项目合意，然事实上，在商业资本组织庞大、劳动契约附合契约化等情势下，劳动者根本无法抗拒大企业的优越经济地位而处于被迫订约状态。因此，在劳动契约上，不但应强调当事人之间合意的“主观平等

性”，更应重视契约内容的“客观平等性”。为此，必须采取劳动基准法定机制，即“国家对工资、工时、休息等劳动条件之基准以法律定之”。国家为了维持劳动契约当事人自由，仍允许当事人为一定的台意，但重要的内容必须以“劳动基准”作为劳动契约的限度范围。“基准法定”的目的在于经过国家立法机关民意审查，才能综合各种利益取得平衡，不容个人间恣意任性，也不能以命令方式由行政机关决定。易言之，劳动契约是一个包括劳动基准契约与劳动约定契约的契约体系，劳动基准契约体现了“法定”之特质，劳动约定契约体现了“约定”之特质，正是“法定”与“约定”的双重面相聚合，为农民工权益保障的劳动契约统一分析框架构建提供了可能。是故，劳动契约主体涉及劳方(劳动者)、资方(用人单位)以及官方(政府)，其内容包括在劳动契约的缔结、履行和终止过程中发生的劳方与资方、劳方与政府、资方与官方的各种权利义务关系。劳动基准契约就是指劳资双方在约定双方权利义务内容时不得违背已经被劳动法明确规定的条款，也就是传统的劳动基准法，而劳动约定契约则是指劳资双方，在劳动基准契约的基础上就双方的工作任务、工作时间、劳动报酬、劳动保护及其他劳动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三、劳动契约与农民工权益保障的联结

基于以上分析，得知劳动契约主体涉及3方：劳方、资方和官方，具体到农民工劳动关系角度上，其表现为农民工、用人单位和政府3方。劳动关系的这一特征为从法学角度对农民工的劳动契约权利受到侵犯进行保护提供了切入的视角。劳动契约中农民工权利的保障和实现首先取决于农民工自身的不懈努力，其次取决于农民工与用人单位之间的拉锯博弈，最后还取决于政府的裁决或保护。从农民工自己维权的角度看，其主要问题在于单个农民工与用人单位之间地位的悬殊，使得他们没有力量实现其权利。集体谈判制度就是为了平衡劳资力量设计的一种社会安排，因而，农民工只有组织起真正的工会，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改变农民工个体单个面对强大的用人单位组织时的弱势地位，通过集体的力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使合法权益具有强大的组织保障，一定程度上能改变“强资本弱劳工”的不均衡格局。但我国历史上普遍缺乏“小共同体本位”，分散的农民缺乏组织性。在农民工主动保护自我权益的进程中，难以得到自保，劳动法的性质决定了政府倾斜、主动保护劳动者的职责，即如果农民工劳动契约总是不能有效履行，那么，我们应该从农民工自己维权的角度来认识，并从政府第3方的“作为”来探究其缘由。在农民工、用人单位、政府这3方主体所形成的法律关系中，如果把农民工一方作为权利主体，那么，政府和用人单位可归为义务主体。同时，如果就政府和用人单位的权利义务关系来看，政府也是公权力主体，依法享有行政管理权，一方面可以改正和处罚用人单位制定的违反法律、法规的内部劳动制度；另一方面可以制裁和处罚用人单位的具体违反劳动法，侵害农民工权益的行为，而这种行政管理权实施的相对人主要是用人单位，一旦发现政府即负有依法“作为”义务，因此，政府和用人单位都是法律责任主体。

首先。关于政府的契约责任设定。政府是广义的劳动法律关系主体，政府以公权力为手段介入到具体的、个别的劳动关系之中，这些手段包括劳动立法、劳动行政、劳动监察、劳动谈判与协调、劳动仲裁等，介入的目的就是以国家强制力来平衡不对等的劳资关系，进而保障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工的权利，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西方，由于雇主和工会组织较成熟，劳资关系一般也已形成了比较规范的制度或惯例，这就使得政府的作用在逐步减弱。比如德国，近几年来正渐次废除一批劳动法规，并提倡由劳资双方的自由约定，政府不予干预。但在我国，由于劳动力市场还不规范，劳资双方的发育和组织程度均尚处幼稚时期，劳资完全“自治”还不具备条件。所以，现阶段政府在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和劳动关系的运行中，其作用都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加强。当然，应重点加强政府的劳动者基本权利的保护者和劳动争议的调停者的角色。

其次，关于用人单位的契约责任范围。经由劳动合同法调整，劳动关系上升为劳动法律关系，并在国家强制力的保证下，实现企业与农民工之间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原先建立在劳动者和企业之间的双边劳动关系，自然进一步演变为劳动者、企业、以法律或行政干预为代表的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所以，从每项具体劳动法律关系的内容来看，都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劳动法律关系的内容可以直接通过劳动基准法“法定”，并直接根据法律规范所要求的法律事实转变为主观权利和义务；另一部分劳动法律关系的内容在客观法中没有确切的映像，法律以任意性规范的形式规定，非经当事人意思表示不能确定其主观权利义务的内容，这部分内容就需要通过集体合同、劳动合同来明确。由此可见，农民工与企业之间的法律关系也不能等同于劳动合同关系，其权利与义务的内容也不仅仅局限于劳动合同中约定。国家对劳动合同要通过法律进行干预和控制。也就是说，建立劳动合同关系，首先要尊重农民工与用人单位之间的意思自治，同时，为了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一方，国家对劳动合同不应更不能放手不管，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干预劳动力市场，通过制定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来调控劳动法律关系，以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特别是对于农民工而言，国家的干预更是不可少。第一，用人单位不仅要履行劳动合同中约定的义务，还要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所谓履行约定义务要求用人单位与农民工建立劳动合同，严格依约践履合同，违反合同要承担违约责任。所谓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就是不仅要及时依约给付农民工应得的工资报酬，还应该尊重农民工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劳动安全卫生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等等。依据基准法中的强制性规范而产生的劳动权利义务具有行政权力的特点。劳动法规定的最低工资、最高工时、最基本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等权利不是基于企业和劳动者之间所订立的劳动合同而产生的。虽然劳动者是受益人，但并不是权利人，不能随意更改或放弃自己的利益，而且，企业所承担的义务是对国家的义务。企业和劳动者都无权在国家规定的劳动基准之下重新约定，即便约定，也是无效。由此可见，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都受到强制性规范的制约。那么，超时工作、非安全卫生条件下的强迫劳动、隐瞒工业事故等劳动问题的产生，就不再仅仅局限于双方自由协商的范围。第二，企业要承担起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Responsibility简称CSR)，帮助农民工实现他们在企业生产中的权利。企业社会责任标准(sA8000)就是对企业对雇员提供一系列的福利待遇作出规定，范围涉及包括童工、强迫劳动、安全卫生、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歧视、惩罚性措施、工作时间、工资报酬及管理体系等9个方面。现在，一些国际劳工组织和跨国公司专门针对中国的劳工问题，制定并启动了“工厂守则”，要求中国的出口加工企业遵守。实际上，公司社会责任的法律意义是要实现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劳动者在企业生产中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