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小额贷款对农民增收的作用

第一篇：议小额贷款对农民增收的作用

议小额贷款对农民增收的作用

摘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破解“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在支持新农村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为更好地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支持农民不断增加收人,我国政府提出将在农村全面推广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使之覆盖到每一位农户。本文介绍了农户小额信贷的起源、发展及在我国的实施效果，揭示小额农贷在普及推广过程中对农民增收与相关方面起到的积极作用及出现的问题,并试图找出合适的解决方法,给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 小额信贷，农民增收

引言

小额信贷作为一项重要的扶贫到户措施，被迅速推广到全国大多数贫困地区，从小额信贷业务在农村信用社开展以来，解决了农民贷款难，支持了“三农”经济发展，在提高农村信用社经营效益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了当前推进新农村建设、加快农民致富步伐 不可缺少的资源。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小额农贷的发展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制约。

1小额信贷的起源与发展

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是一种以农户为发放对象、采取信用贷款方式、手续简单易行的金融信贷产品。它起源于孟加拉、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服务于经济及社会能力较差的弱势群体。在20世纪80年代初，作为国际援助机构扶贫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一种特殊的资金使用方式，开始在中国较小的范围内进行试验。从1993年起，一些非政府组织举办了一批小额信贷项目，并建立了一些专门小额信贷机构。1997年以后至今，中国政府也开始采用小额信贷方法用于支农工作，小额信贷作为一项重要的扶贫到户措施，被迅速推广到全国大多数贫困地区，并因其精确瞄准贫困个人的特点和较高的贷款回收率，被普遍认为是最成功的信贷模式。与其他国家的小额信贷相比,我国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主要特点,一是贷款对象为社区内的农户;二是实行信用放款,不需要抵押、担保,手续比较简便;三是贷款利率优惠;四是在发放过程中充分依靠基层政府机构的帮助和参与。人民银行于1999年7月颁布了《农村信用社小额信用贷款管理暂行办法》,2001年12月下发了《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管理指导意见》,对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加以规范和引导,在全国农村推广。目前全国近90%的农村信用社开办了小额信用贷款,近2亿农户得到了小额贷款的支持,累计发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2000多亿元,农户贷款面在50%以上。

2小额农贷的实施效果

2.1促进和加快了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从近几年固原市农户小额信贷与农业贷款之比的趋势来看,2000-2005年六年间农户小额信贷占农业贷款的比例平均在20%以上。几年来,农村信用社紧紧围绕当地政府提出的“减粮、增菜、优果、上花、扩林、养殖”农业总体发展思路,加大信贷支农力度。一是支持区域特色种植业的发展。结合近几年退耕还林(草)政策的实施,逐渐形成了瓜果之乡、蔬菜基地、葵花之乡等特色种植为主的农业产业基地,特色种植的规模效益、比较效益逐渐显现。二是全力支持辖区养殖业的发展。三是通过信贷资金的发放和投入,支持农业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应用和推广,改变了农业生产要素的组合,使辖区农村经济在更高效率的基础上配置生产资源。

2.2促进了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

小额信贷的发放,在推动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上效果十分明显。近几年固原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呈稳定增长态势,年平均增长速度保持在9%以上。同时,从绝对值上来看,固原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已经由2000年的927.76元上升到2005年的1715元。2.3推动了农村信用体系的建设

小额农贷是以一系列制度安排为基础的,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贷款证制度。贷款证犹如存折一样,是用农民个人的信誉做保证的,只要农户的信誉好,农民贷款不再是一件难事。农户凭“两证”(贷款证和身份证)就可直接到信用社柜台支取贷款,只要在授信额度内,贷多少、何时贷都行。由于贷款证制度评定了农户的信用等级,因此农户会尽量保持高信用度以便获取更高的授信额度。农民在真正得到小额农贷实惠的同时,信用意识逐步增强,信用环境越来越好。

2.4助推了信用社的长足发展

一是降低了信用社贷款风险。前些年农村信用社追求账面利润和部分人员的好处,因而热衷于支持工商企业“垒大户”。通过中央银行支农再贷款支持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把贷款贷给千家万户,避免了因贷款集中带来的风险。二是拓展了农村金融市场。小额农贷的大量投放,方便了农民贷款。三是提高了农村信用社的信贷资产质量,提升了农村信用社的经营管理水平,拉动了其经营效益的增长。固原市农村信用社自2002年全面推广小额信贷业务以来,其信贷资产质量不断改善,经营效益发生了显著变化,从2000年的亏损36万元到2005年盈利953万元

综上可见，小额农贷在我国的普及推广对农村经济发展起到许多积极的作用；它为农民获得贷款提供了及时、方便、有效的服务。有效地解决了正规金融体系长期难以辐射的农村弱势群体的资金需求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农业多年存在的投入不足问题。也促进了农村信用社进一步端正经营方向,转换经营机制,转变经营作风,提高支农服务水平,更好地发挥农村金融主力军作用。还进一步密切了农村基层党政干部、农村信用社和广大农民的血肉联系,为维护农村稳定、构建和谐社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并规范了农村金融秩序,促进了农村信用文化建设，如：为守信者大开绿灯、取消失信者授信资格、降低信用等级的做法,促进了农民信用意识的提高。

3推广农户小额信贷面临的问题

3.1宣传普及问题

地方政府对农村信用社信贷投向的指令、（乡村)对信用村(户)评定的干预、农村信用社信贷人员对农户信用状况信息了解不够等因素,导致部分小额农贷发放偏离初衷。小额农贷坚持“三农”宗旨宣传不到位,造成农户把小额农贷与赈灾款、扶贫款、救济款等混为一谈,导致信用环境失衡和农民信用观念的扭曲。3.2盈利性问题

从农村信用社来看,小额贷款面广点散,成本高,回收率低,而且国家规定了基准利率,不允许随意浮动,因此收益小,导致银行工作的积极性不高。我国农村小额信贷的资产回报率很低,最好的项目也只能获得7%—9%,远低于国际标准,而政府主导的小额信贷资产回报率只有2%。问题的焦点在于:运作者是商业性的银行,追求的是盈利;而小额贷款类似于政策性的扶贫贷款,主要目的是扶贫,机构的盈利被排在了第二位。3.3业务人员问题

现在信用社每一个网点一般只有几个信贷员,按照我国现在操作的小额农贷,信贷员需要对每一家农户进行信用评级,即使是联保贷款,也需对每一个小组进行评定,每一个信贷员的工作量非常大。人手不够是信用社的大问题之一。员工素质不高也影响了贷款工作的效率。另外,信用社一般都把贷款质量与目标津贴挂钩,信贷员出于明哲保身,无放贷积极性,易产生畏贷思想。现有的考核办法都过多的强调责任而忽视了激励的一面。3.4评估难以到位问题

农信社在信贷等级评定时对农户个人信誉、还款记录、所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主要内容、经营能力、偿债能力等指标缺乏一套切合地方实际、科学完整的评定办法,信用等级评定主观性、随意性较大,农户档案较为粗糙,甚至存在被动应付的现象,操作过程缺乏科学性和严谨性。

3.5贷款期限问题

按我国规定,应根据农户的生产周期确定不同的贷款期限,但有的地区缺乏应变,不管经营的项目如何,期限一般都在一年以内。而农作物的生长周期长短不一,林果业长达二至三年,鱼类养殖分为淡旺季。这样,贷款期限的短期化就加重了农户还款难度,提高了呆坏账的发生率。

3.6额度问题

小额农贷的特点之一就在于一个“小”字。但这对解决“温饱”有效而对促进“发展”乏力。当农户需要的资金超过小额农贷限额时,需要农户提供担保,这正是农户缺乏的东西。尽管现在采用了联保贷款的方法,但有时农户并不容易找到互相了解情况、互相信任的农户组成联保小组。毕竟这当中存在连带责任的问题。3.7风险问题

农产品销售及价格受市场影响较大,由于农民长期处于市场的边缘,防范市场风险的能力比较弱,一旦受到市场结构性风险的冲击,就会导致农民投资失败,小额农贷无法收回。另外，农村资金的严重外流影响了农村信用社资金来源，使得农信社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目前,各国有商业银行的资金上存体制、邮政储蓄作为单纯“储蓄机构”的“抽水机”作用、农村信用社对非农业领域资金运用等因素,直接导致农村资金分流严重,存款大量流入商业银行和邮政储蓄。

4小额农贷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4.1加强金融法制建设和社会征信宣传教育,为小额农贷发展提供政策、法律保障社会信用环境

一是要切实完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形成合作金融与商业金融共存、政策性金融与保险为补充的协调运作的农村金融市场新格局,使农村信用社的小额农贷业务与其他农贷、商业性信贷、保险保障等业务相得益彰;二是加强农村金融法制建设,出台《合作金融法》等相关法律,依法确立农村信用社在服务“三农”等方面的法律地位;三是大力加强诚信教育及社会征信体系建设,为讲信用的农户开绿灯,提高授信额度,对失信农户取消授信资格、降低信用等级,促进农民信用意识的增强。4.2政府出力，调动信用社借贷积极性

1.由地方财政对小额信用贷款业务达到一定比例的信用社直接进行财政补贴,或对小额农贷尝试实行财政贴息政策,以调动农村信用社开展此项工作的积极性;2.是地方财政拿出一定扶贫资金,或者将扶贫资金与小额农贷资金配套使用,鼓励弱势农户发展生产,从而提高低收入农户小额信用贷款还贷还息率;3.是以农村信用社改革为契机,尽快落实好国家对农村信用社在财政、税收、资金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和扶持措施;五是允许信用社对小额信用贷款按年末余额1%提高2个百分点提取呆账准备金,对小额信用贷款形成应收未收利息适当提高几个百分点提取坏账准备金,增强农村信用社抵御风险的能力。4.3进一步提高基层央行内审人员的综合素质

基层央行内审人员素质低,在不同程度上制约了内审工作的开展。解决这一问题,除要鼓励内审人员自学外,上级行应开展相应的业务培训。一是要加强内审人员的理论学习；二是要强化技能性培训；三是加强业务学习；四是开展岗练兵（内审人员即可以交叉审计,也可以有针对性地安排内审人员到审计现场加强锻炼,在实践中摸索并熟练掌握审计技巧和方法,不断充实内审人员的实践经验。）；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基层央行内审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促进基层央行内审队伍整体素质与结构的全面提高和优化。4.4是调整小额农贷期限以及额度的界定

小额农贷额度应根据不同的贷款对象和用途确定不同的额度标准。对以家庭自身劳力为主,从事小规模养业的农户和外出打工农户授信额度一般应确定在1万元以内;对于产业大户和民营经济户授信额度应确定在5-10万以内。超过授信标准的贷款,应采取联保、抵押质押、担保贷款方式,提供套餐服务。对于周期长、见效慢、受益相对较高的林果业、经济作物的生产小额农贷应根据不同的用途、不同的生产周期确定灵活的期限。4.5建立市场风险培训补偿机制,为防范小额农贷市场风险创造条件

建议各级政府、农村信用社相关部门要共同担负起对农民培训的重任,使农民学会如何应对市场变化,不断调整种植、养殖结构大大提高投资项目的成功率。同时要发挥各部门的优势,尽力为农户提供市场信息、技术咨询等服务平台,使农民能够在成本补偿的基础上获得最大化收益,进而为防范小额农贷市场风险创造条件。

4.6建立强制性稳定农村内生金融资源机制,防止农村资金外流,保证“三农”信贷资金的稳定来源

一是建议上级部门尽快制定有关县级金融机构新增存款用于支持当地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方面的细则,明确县级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比例和邮政储蓄回流比例,堵住农业资金流入非农业领域的漏洞;二是废止对农村信用社的歧视性政策,鼓励涉农资金在农村信用社开户存款;三是监管部门要加强对农村信用社“方向性”监管,禁止农村信用社资金违规进城。

5结束语

在我国农村实施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是国家运用金融手段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手段。在现阶段的运作中,仍然存在着农村资金缺口问题、经营机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希望以上的政策建议能对促进小额信贷业务的持续开展有所裨益。农户小额信贷在支持“三农”的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希望它的发展会越来越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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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浅谈龙头企业对农民增收与新农村建设作用

大力培植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挥其对农民增收和新农村建设的带头、主导与核心作用，实践应用和理论研讨的意义十分重大。

一、“线串珍珠”——龙头企业是联结千家万户农民的纽带

现阶段，千家万户农民的个体化小生产极为分散，小打小闹势单力薄，各行其是现象普遍，五花八门劣势明显，严重影响着农业生产数量、质量和效益的提高，不利于农民增收和新农村建设。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壮大起来的强势企业，它以农户为基础，以产业为依托，以利益为载体，以联合为特征，以效益为目的，代表着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生产和专业化管理的现代农业发展方向，是品种统一、技术统一、质量统一、标准统一、行动统一的有力保障，是“放心产品、安全产业”的中坚力量和坚强保证，有利于提高产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

在当前农户各自独立的状况下，龙头企业无论以公司、专业合作社还是以其它形式组织农民，都十分必要和宝贵。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20多万农户制种近50万亩，每年为制种农户增收3亿多元，每年生产的种子推广面积达6000万亩，每年为社会增收40多亿元，公司成为亚洲最大的种子公司，把湖南打造成了全世界最大的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富民兴业贡献卓著。

二、“劈波斩浪”——龙头企业是应战千变万化市场的“航母”

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农业获得长足发展，全国农产品丰年有余、区域性结构性相对过剩的特点明显，市场竞争日趋激烈。龙头企业，长期在市场中“摸、爬、滚、打”，对市场需求有着“春江水暖鸭先知”般的准确把握、超前感悟和独到见解，是优胜劣汰规则的“幸运儿”，有优质产品、知名品牌、良好信誉、广阔市场和雄厚实力作后盾，可以引领产业（行业）应战市场风浪。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湖南省茶业有限公司，通过在石门、沅陵、古丈、君山、长沙等13个县市区建立61个优质茶叶基地48万亩茶园，在全国25个省市区设立120家示范专卖店、417家连锁专卖店、9000余个经销网点，并出口80多个国家和地区，营销“君山银针”、“石门银峰”、“古丈毛尖”等著名品牌，年销售额达到6.45533亿元，名列2008全国茶叶行业百强企业第4名，2008出口茶叶1.5万吨，有机茶出口、出口欧盟茶叶量连续5年为全国第一，边销茶销量多年稳居全国第一，直接带动了16万户茶农户均增收4000元，成为“湘茶飘香”的“领头羊”。

三、“中流砥柱”——龙头企业是打造千秋万代产业的基石

一个地区一个家庭要实现永续发展，必须以外向型产业作支撑，将产品（商品）源源不断输出去，把利益（利润）大把大把引进来，所谓“进大于出，衣食丰足”。而农业产业化建设，是一项庞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生产、营销、质量、品牌、服务方方面面的配合协调，“牵一发而动全身”，各司其职、共谋一业的企业团队，是产业做大做强做精做优的中坚力量，在“群雄逐鹿”的残酷市场竞争中，龙头企业的霸主地位非常重要。山东省县级市寿光，总面积2072平方公里，102万人口，从1979年开始发展蔬菜，迄今已形成86万亩蔬菜基地的庞大规模，全市80%的农户种菜，产品畅销全国20多个国家与地区。2008年，寿光市财政总收入达40.5亿元，各类存款余额达266.9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7654元（是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4761元的1.61倍，湖南省4512元的1.69倍，**市4450元的1.72倍，石门县3830元的1.99倍），“蔬菜立市”的做法被确定为全国改革开放30周年18个重大典型之一。目前，寿光市共有涉菜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380余家，其中国家级1家，省级11家，潍坊市级49家，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成立于1984年的寿光蔬菜批发市有限公司2008年交易56亿元的蔬菜，寿光市蔬菜电子交易市场2008年交易额达300亿元，龙头企业为寿光蔬菜产业的蓬勃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创建于1893年的美国新奇士（sunkist），联合6500户果农联合经营管理加利福利亚州和亚利桑那州的182.1万亩柑橘园，平均亩产2.36吨，2007年销售8000多万箱水果，取得销售收入9.9亿美元，无论是柑橘的亩产和优质果率，还是每亩收益和品牌价值，以及竞争能力，都是世界一流水平，成为全球柑橘界的一面旗帜，龙头企业的带头作用功不可没。

四、“点石成金”——龙头企业是创造千本万利价值的“魔手”

农民要增收，农业要高效，其根本出路在于发展农业龙头企业，进行农产品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近几年，湖南柑橘加工业异军突起，永州熙可、沅江辣妹子、桃源金果、石门节节高等重点龙头企业年加工柑橘罐头近20万吨，怀化汇源果汁一年可消化50万吨鲜橘，解决了全省1/4柑橘鲜果的销售问题。每吨800元左右的鲜果，一经加工成罐头和果汁，即刻升值到每吨6000元以上。在加工企业的推波助澜下，湖南省470万亩柑橘产销两旺，湖南快速壮大为全国最大的柑橘生产基地和全球最大的柑橘罐头供应基地。**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石门县白云银毫茶业有限公司，1999年从事有机茶开发，“白云银毫”有

机茶先后荣获国家环保总局、欧盟、美国、日本的有机农产品认证。并荣获“湖南名牌”产品称号，产品畅销国内外市场，茶叶销售多年保持每公斤80——3400元的高价位状态，千亩“万元茶园”成为全省高效农业的典范。至于象以水果为原料生产果汁的汇源果汁集团，以玉米原料生产药品的华北制药和联邦制药集团，以小麦为原料的康师博方便面、克明面业和三全汤圆，以生猪为原料的双汇火腿肠和唐人神肉食，以油菜油茶为原料的金龙鱼油品和金浩茶油……巨无霸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不胜枚举，生产和效益“双促进，双共赢”的成功范例比比皆是。

五、“兵团作战”——龙头企业是容纳“千军万马”就业的营地

人多土少的生产背景，单家独户的生产关系，决定我国农民必须走“亦农亦工”和“企业 +基地+农户”的联合之路，才能实现小康致富的奋斗目标。江苏省江阳市华土镇华西村，1961年建村时，全村80户，667人，面积0.96平方公里。改革开放以来，该村大办龙头企业，如今下辖11家大公司。2007，全村实现销售收入450亿元，人均资产过百万元，人均收入8万元。2004年起，华西村投入5.2亿元建设“万亩农林科技示范区”。从昔日人人穷得吃不饱饭，到今天户户住别墅，家家有汽车，华西人通过进企业捞收入实现了致富梦，还集中了全国5万名农民工就业于生产、营销、服务等各个岗位。湖南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石门县双佳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1992年，经过多年打拼，公司联合1600个养殖大户打造集种养加、产供销于一体的“三湘禽业航母”，年养殖家禽2000万羽，户均养殖收入3万元以上，占有了湖南家禽1/3的市场份额，容纳了3400名农民就近就业。据统计，石门县23家龙头企业（其中省级2家，市级7家，县级14家），共容纳了7463名农民就业，每年支付工资收入7700万元左右。

六、“反哺农业”——龙头企业是改变千村万落面貌的主角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进一步确定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具体要求。

新农村建设要有大投入作保证，在国家财力引导的基础上，龙头企业抢抓新农村建设机遇实行赢利，反过来又返利配合新农村建设，主角定位十分突出。官桥八组是湖北省嘉鱼县官桥镇官桥村长江边上的一个村民小组，共有58户，232人，全组面积1.56平方公里。1981年，组长周宝生带领大家办起小卖部、熟食店和冰棒厂等小企业，后又一鼓气办起了小砖厂、小煤窑、铸造厂、钉丝厂、手套厂和沙发厂等企业，不断将企业利润用于改变组容组貌和农民生活。农村环境的优美，村民素质的提高，促成了永磁合金、缆索厂、焊丝厂、钎钢钎具公司、神农制药公司等一批高新技术企业落户官桥八组，组建成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湖北田野集团。2007年，官桥八组生产总值达6.5亿元，集体资产11亿元，村民人均年收入1.3万元。多年来，村民建设企业，企业回报村民，全组青山绿水，鸟语花香，一座座村民别墅掩映在绿树红花之中，乡村道路四通八达，农民幸福生活在“城镇化、园林化、产业化”的大环境中。官桥八组先后荣获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全国村镇建设文明村庄、全国工农业旅游示范点等荣誉称号，中联部、外交部还把该地定点为国外政党干部参观考察基地，吸引了联合国及30多个国家的代表团前来参观考察，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的一面旗帜”和“引领共同致富的楷模，建设新农村的典范”。纵观国际国内新农村建设典型，必然有龙头企业作坚强后盾。

第三篇：发挥龙头作用 带动农民增收

发挥龙头作用

带动农民增收

涪陵区洪丽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各位领导，同志们：

根据会议安排，现就洪丽食品公司发挥龙头企业作用，带动农民增收的情况作如下汇报。

我公司始建于2004年，是一家集产加销、科工贸于一体的榨菜食品生产加工企业。近年来，公司积极响应区委、区政府号召，以“精心服务三农、真诚回报社会”为己任，专心致力于城乡统筹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发挥龙头企业示范引领作用，为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做出了积极贡献。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做大做强企业，增强带动能力

近年来，公司秉承“科技至上、质量至尊、信誉至诚”的经营理念，以“创品牌、出优品，壮实力、报社会”为经营目标，内强素质、外树形像，迅速发展成为重庆市级、涪陵区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201 1年成功挤进全市农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30强。目前，公司固定资产增加到3500万元，小包装产品生产能力达到1万吨、顺利通过了ISO 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生产的“餐餐想”系列产品被认定为绿色食品，“餐餐想”商标被评为“重庆市著名商标”，公司自身实力和经济效益逐年提升，辐射带动能力显著增强。

二、参与增收工程，带动农民增收

我们立足“四抓”带动农民增收：一抓收购。公司每年全额现金收购加工青菜头7000吨、半成品6000吨，青菜头价格提高到每公斤0.56-0.60元，带动农户3600余户。二抓鲜销。公司每年销售早市青菜头6000吨，每公斤收购均价达1.2元以上，带动680余户菜农增收700万元以上。三抓基地。公司通过合作社在南沱镇红碑村、秀山村发展优质蔬菜原料及青菜头核心示范基地2770亩，轮作种植豇豆、黄瓜、萝卜、青菜等，年产各类蔬菜20000余吨，帮助农户实现种植收入1 300万元，增收560万元，人均增收525元。四抓劳务。公司常年吸纳223个农民就地务工，每人年均工资收入1.8万余元，是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倍多。

三、创新发展模式，构建长效机制

近年来，我们积极探索“企业发展、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一是探索建立了“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由公司发起，组建成立了涪陵区洪丽鲜榨菜专业合作社，发展核心示范基地2770亩，合怍社负责组织会员进行原料生产，公司为会员无偿提供种子、培训技术并以保护价收购全部产品，走出了“企社结合、互惠多赢”的新路子。去年，公司对原有合作社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吸收92户农户的399.35亩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股份，按照每亩粮食产量800斤，市场价1.30元／斤的标准，折合土地入社资本 金41.5万元。改组后的农村新型股份合作社，克服了以户为单位分散经营的弊端，提高了农村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程度。农民在获得劳动报酬之外，还可通过按股分红获得投资收益，为新时期拓展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共同富裕探索了一条新路子。二是依靠科技实行标准化生产。公司成功创建涪陵区有机青菜头精品品牌，获得国家有机产品认证，有机青菜头每公斤收入增加1.20元，每亩增收1200元以上。

回顾过去，虽然公司在促进农民增收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离区委、区政府的要求和农民群众的期盼还有较大差距。我们将以本次会议为契机，充分履行龙头企业的社会责任，抢抓机遇，乘势而上，为推动全区农民增收致富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谢谢大家！

第四篇：农民增收

农民增收

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农”问题，核心是农民问题，是如何提高农民收入、实现农民全面发展的问题。从一些发达国家的经历来看，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出现和解决有一个大体的先后顺序。最早是农业问题，即如何发展农业以保障工业化对农产品的需求问题；之后是农民问题，即如何提高农民收入，实现公共服务城乡全覆盖的问题；最终是农村问题，即大规模开展农村建设缩小城乡差距的问题。从我国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观察，目前可能正处于由解决农业问题向解决农民问题转变的关键时期。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提高农民收入上。

资本“下乡” 家庭经营收入占比下降

农民纯收入可以分为四个组成部分：工资性收入（劳动报酬收入）、家庭经营收入（包括家庭经营农业收入和家庭经营二三产业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农民收入的四大来源中，家庭经营收入占的比重目前仍是最大的。200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153元，其中家庭经营收入2527元，占到49%。但是，这一比重却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2004年，这一数字还是60%。5年时间，下降了11个百分点，下降幅度还是相当可观的。家庭经营收入占比的下降，一方面是因为大量农民外出务工，农民工资性收入快速增加，这符合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历史趋势；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大量资本进入农业农村经营领域，农民通过家庭经营中获得收入的比例不断下降，这是一个需要引起注意的倾向性问

在2008年全国农村经济收益分配格局中，农民经营所得最终占到可分配净收入的70.6%。这一比重在2003年为74.3%，2000年为77%，新世纪以来基本上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企业各种留利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从2000年的5.90%提高到2003年的6.98%和2008年的9.01%；外来投资者分利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从2000年的1%提高到2003年的1.69%和2008年的1.81%。在一些发达地区，这一下降趋势看得更加清楚。浙江省绍兴市数据显示，农民经营所得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已经由1989年的78%下降到1997年的64.2%，再下降到2003年的51.1%，到2009年，这一比重已经跌落到了47.3%的低水平。资本不足 阻碍农民合作获取经营利润

在农业农村经营领域，农民获得收入的比重下降，主要是因为现代农业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农业生产经营中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投入需要增加，而单个农户却缺乏必要的资本，从事经营的领域逐步收窄，大量资本趁机“下乡”，资本获得收入的比重逐步上升。畜牧业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规模养殖所占的比重稳步提高，1996年规模饲养量在全行业的比重还只有6.3%，2006年达到50%，2008年已超过60%。大多数规模养殖的是资本主导企业形式的养殖。真正农户主导的、家庭形式的所谓散养户占的比重逐步降低，农户逐步被迫退出畜牧业经营。统计数据上的表现就是，畜牧业占农业的比重不断提高，但出售畜禽产品收入占农户家庭收入的比重却不断下降。

资本逐步占领农业农村经营领域的局面，必须加以改变。要实现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就一定要把农业农村经营领域留给农民，要让农民首先能够在农村通过经营获得收入。即使在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它们都明确限制资本进入农村占领农民经营领地。要解决单个农户资本不足和农业经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矛盾，我们也应该学习日本、台湾等地的经验，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要通过机制创新，让合作社能够支配一定数量的资本，能够进入农产品加工流通领域，守住农业农村经营领域；要让合作社有能力获取农产品加工流通环节的利润，再通过合作社内部的分配机制，把这部分利润转换为农民的收入。

从数量上来看，近两年来，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速度很快。截至2009年9月底，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21.16万家，比2008年年底增长90.8%；实有入社农户约2100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32%。但是，合作社发展质量还亟待提高。从目前情况看，合作社还不能很好地帮助农民以合作方式支配资本获取经营利润。当前，合作社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合作层次较低。绝大多数合作社局限在技术信息服务领域，真正能组织农户统一购买农资或销售农产品的为数不多，能开展农产品加工的更是寥寥可数。二是合作机制不顺。合作社内部规范的治理机制尚未真正建立起来，社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等机构不健全，社员不太愿意参与合作社的管理监督，合作社对社员的民主权力也不太尊重。三是合作积极性不高。农民入社动机不强，退社较为随意。入社后参与活动较少，合作社内部凝聚力不足，一些社员与合作社的交易量小于市场交易量，一些合作社与社员的交易量小于与非社员的交易量。

这三个问题其实是有因果联系的。第一个问题是根本，它是产生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的原因。只要合作社无法进入农产品加工流通环节，它就无法获得这部分收益，分给社员的也就不多，农户入社得到的利益自然不多。因此，农户入社的积极性不高，且随时可能选择退出。在这种情况下，显然难以建立规范的治理机制，这样的合作社发挥的作用不大，且随时面临解散的危险。由此可见，合作层次决定了合作收益，且直接影响到合作机制的建立及合作积极性的提高。而合作层次不高，主要是因为合作社缺乏足够的资本，没办法进入农产品流通加工领域。

推动合作社发展，要在加强政府服务、培养合作人才等多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但最核心的是要保证合作社能够占有足够的资本。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够作为合格的市场经营主体进入农产品加工等领域，才能够拥有为社员谋利的手段。为此，必须创新体制机制，搭建好为合作社提供金融服务的平台，推动产业合作和信用合作的结合。

交易份额认购成就新一代合作社

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传统合作社同样因为缺乏资本而陷入经营困境。这迫使它们进行制度创新，发展成为新一代合作社（New Generation

Cooperatives）。它们的做法值得我国借鉴。具体而言，我们在发展合作社时，首先要确定流通和加工的最佳规模，再据此确定所需资金数额，然后把加工规模分解成若干交易份额（deliver share）。社员入社时按规定必须认购交易份额，并同时要求按一定比例出资，通过调整比例，使得社员出资额之和刚好等于合作

社所需资金数额。交易份额规定了社员交售给合作社的产品数量，社员交售产品总数刚好等于合作社流通加工的最佳规模。如果社员当年产出不够，允许其从市场购买予以补齐；如果超出，超过部分由合作社视情况决定是否收购。

通过这一系列制度创新，就可以为我国合作社发展建立起灵活的筹资机制和资金利用机制。合作社在出售交易份额的同时获得了一笔稳定的资金，借此购买固定资产，开展农产品加工流通等业务。有了固定资产后，合作社就可以进入金融体系，获得银行贷款；就可以创办或控股农产品加工企业、铺设销售网络，获取加工销售环节利润。合作社利润按交易份额分配给社员，由于交易份额和社员认购资本额成正比，按交易份额分配也相当于按认购资本额分配。合作社通过参与加工和销售，扩大了社员合作的范围，也提高了社员分红回报率，增强了合作社对农民的吸引力。社员认购交易额的积极性增加，反过来又保证了合作社的资金来源，由此形成良性循环。

只有为合作社经营提供足够的、可支配的资本，才能够帮助农民利用合作社实现对资本的集体占有和控制，才能够帮助农民占据农业农村经营领域并获取更多的收入。通过努力，目前农民经营所得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的趋势完全能够得以止住。单此一点，农民收入每年就能够增加0.5%。如果再能够把这一比重提高到2000年的水平，农民收入就能每年增加3.5%左右。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唯一的一个量化指标，就是要保证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换言之，必须保证农民收入每年6%左右的增长速度。通过制度创新，让农民通过合作社实现收入每年增加3.5%，对完成全会规定的目标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新一代合作社中，由于社员出资的数量始终从属于交易份额，而交易份额取决于农户生产的规模和与合作社的惠顾额，社员同时作为所有者与使用者的特征没有改变，合作社的本质属性没有改变。因此，引入资本后的新一代合作社仍然是基于农产品生产的合作，是劳动的合作，而资本的合作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它仍然是以自愿联合起来的生产者为导向的，而不是以投资者的资本增值为导向的。

第五篇：农民增收

农民增收的障碍解析

关键词： 农民增收 小康社会 农业产业化 合作组织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已成为影响和制约我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关键性因素。其中，农民增收始终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除初期农民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1979年-198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长15.18%，高于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个百分点外，以后城乡收入差距又开始拉大，1986年-199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速3.62%，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2.5个百分点，98年-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速为3.58%，两者差距扩大到了3.39个百分点，农民收入水平低，提高速度慢，直接影响了对农业的投入，迟滞整个农村社会的发展，进而成为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

党的十六大从根本上确立了农民增收全局性的战略地位，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社会的小康。十六届三中全会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高度来推进涉及“三农”问题的各项改革。由此可见，扭转农民收入增速下滑，确保农民收入进入持续稳定增长的快车道，是我们党和政府一直非常关注的重大问题。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更是明确指出农民收入问题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文件要求全党进一步增强做好农民增收工作的紧迫感和主动性。

一、农民收入增速下降的原因

（一）体制的制约

1、农村上层建筑的不合理性成为农民增收的巨大障碍 基层政府冗员多，农民负担重，是中国“三农”问题中的突出问题。基层政府因人设机构，“对口”设机构，加上级政府下派与分流人员，致使近年来干部职数不断膨胀。据统计资料显示，2003年县、乡两级政权财供人口达到3000多万人，村级干部需要由村民负担的全国有730万人，实际供养经费6000多亿元，由农民负担的有2000亿左右。正如温家宝总理在记者见面会上所指出的那样，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因机构臃肿给农民造成的负担占农民实际负担的40%左右。不仅如此，近年来许多基层政府耗费大量资金建设所谓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更是加重了农民负担。

2、城乡二元结构成为农民增收难以逾越的一个坎

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村人地矛盾更加突出。目前，我国人口已增加到13亿，人均耕地减少到约1.2亩，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亩，有666个县低于联合国确立的0.8亩的警戒线，463个县低于人均0.5亩的危险线。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困在有限的耕地上，导致农民劳动收益率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急需要从农村转移出来。但是，严格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和歧视性用工制度以及种种不合理的收费，抑制了人力资源自由流动的愿望，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与此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工业经济也面临着减员增效的巨大压力，加上本身的资本积累能力有限，难以吸纳更多劳动力，城市本身下岗失业人数不断增加，就业与再就业压力增大，这就使得农村劳动力转移更加困难。

（二）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滞后，难以为农民增收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是指社会各方面通过各种形式向农业经营者所提供的农业生产各个环节所需要的各种经济和技术服务的总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要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要推进制度创新，增强服务功能”。但是作为农村社区内部向农民提供各类服务的主要承担者农民自治性组织――—村民委员会的建设明显滞后。不少地方尤其欠发达地区，村干老化、无人干的现象十分普通。农村税费改革后，村级财力下降幅度很大，就我市而言，好一点的村级财力只有2万多元，少的村不足1万元，加上转移支付仍不足以支付村、组干补贴。严重挫伤村两委成员及组干的工作积极性，农村基层组织不稳定因素增加，加上缺乏有效协调组织，“一事一议”难以实施，农业基本建设和村里的社会事业无人问津，不少村级组织实质上已经陷入瘫痪。与此相应农村传统的合作经济组织合作功能丧失贻尽，在传统的合作组织中最为重要的两大组织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已经完全背离了初建之宗旨。不再是农民自己的组织，它们中绝大多数已经异化为赢利性企业。不少地方供销社实质上已经分解成个体工商户，它们完全以自身的利益为准绳同农民打交道，逐渐演变为与农民博奕的市场主体，它们的服务宗旨荡然无存，逐利已成为其经营的根本目标。另一大合作组织由社员入股，为农民提供金融服务的主体——农村信用社早已脱变为“官办”金融机构，股份合作制名存实亡。在商业化经营的目标的影响下，同时也因为农户的贷款具有分散、量小、交易成本高、风险大等特点，信用社的支持重点偏移到民营企业或乡镇企业，甚至干脆转移出农村。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各种途径转移出农村的资金每年有2000亿元左右。其次，农业产业化水平低下；农业产业化通常被称作“公司+农户”的经营方式。它以农产品加工、营销企业为“龙头”，根 据自愿、互利的原则，与农户建立稳定的农产品产销关系。应当讲在初级农产品的供给处于总量阶段性过剩的形势下，这是解决农民增产不增收的主渠道，但是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这一经营模式的绩效没有很好的显现出来，反而问题非常突出。具体表现为：一是“龙头”企业难寻，欠发达地区尤甚，难以表现出带动效应。二是由于公司与农户并没有建立起良好的市场信用关系，“订单农业”的履约率低。三是由于农民组织化的程度低，谈判的地位低下，公司在剩余价值的分割上往往占据主动，依旧是资本支配劳动，农民的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三）农民素质偏低，影响了农民参与市场的竞争能力，最终影响到农民收入的增长。

人力资本理论明确提出：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教育是使个人收入分配趋于平等的重要因素。教育投资作为人力资本投资，是增强农村社会发展的根本。但是现行教育费用制度造成农民受教育机会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在的农村教育体制设置，基本上仍然按照小学村办、初级中学乡办、完中县办的原则设立。由于基层政权财力有限，农村教育投资远落后于城市。据调查资料显示，普通小学的教育经费农村人均水平为519.16元，城填的人均水平为841.11元，初中生的教育经费农村人均水平为861.64元，城镇人均水平为1423.85元。义务教育水平差距尚且与此，更不用说农村继续教育了。不少县、乡在“双基”达标过程中负债累累，难以成为农村教育的投入主体，教育经费的不足导致农村各类教育水平难以提高，是造成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的根本原因。中国农村劳动力素质状况问卷调查显示，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达到54.9%，但文盲、半文盲劳动力仍占8.5%,接受过农业职业 教育的仅占农村总劳力的7.3%，接受过有关资格培训的人数仅占劳动力的5.7%。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的程度，直接影响到谋求就业的机会、取得收入的渠道。现在，随着城市二、三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对劳动力素质要求的越来越高，不少原本在城市打工的低素质劳动力不得不重新返回农村，失去了取得工资性收入的机会，导使非农收入减入，农民收入的提高受到直接影响。

农民增收问题，就实质而言是二个方面：一是减负；二是农业收入和非农经营收入增长。因此要彻底解决农民收入增长问题，我们必须减法、加法一起干，建立和完善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

二、促进农民增收的对策

（一）切实做到精简机构与层次减轻农民负担

我国目前政权有中央、省、市、县、乡五级，可以说层次太多，而且均对口设置机构，机构与人员膨胀严重。从1998年开始，中国开展了乡镇撤并精简机构工作，到2003年底，五年撤并了7400多个乡镇，乡镇总数由撤并前的46400多个减少到39000多个。现在不少地方也正在进行撤村并村工作。随着农业税费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不少以农业税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乡镇，将逐步失去相应财力保障。因此，新一轮的行政管理体制必须要有大动作，以适应农村发展的新要求。可以考虑分几步走直至彻底减少政府层次。第一步，小村并大村，撤乡并镇。从水平层面彻底减少机构与人员。第二步，撤县建市撤销县级政权，把镇级政权改为派出机构，形成“3+1”行政格局。即政府层次分为中央、省、市三级，加上镇一级派出机构，从垂直层面减少机构与人员。同时重新界定和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职能，划分好各级政府事权，并给予相配套的财权。从现行政权运行的机制来看，县、乡两级政权职能主要是贯彻和执行中央和上级 政府的方针政策，实质上是执行机构，执行机构重置只会增加行政成本，导致效率低下。农业税的停征将使不少县、乡（镇）政府的行政事务大为减少，人员将更加富余。根据精简效能的原则，“3+1”的行政体制不仅可行，而且很有必要。而且这样变革对发展小城镇建设，推动农村城市化的进程，最终打破超稳定的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具有积极意义。

（二）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

1、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制度创新

现行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功能的发挥主要是依靠乡、镇党委领导下的党、政、经基层政权的组织体系，一个以农民为主，为农民服务的农村社区合作组织一直就没有建立起来，小农户与大市场矛盾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必须对传统合作组织进行改造，支持农民按照自愿、民主的原则，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通过制度变迁探寻农户以最低成本，最快捷方式，顺利实现小生产与大市场的对接，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2、积极推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

农业产业化实质上是一种集约化、市场化和社会化的农业，它的核心是把传统农业中相互分离的产前、产中和产后连接起来，实现产、供、销一体化。农业产业化是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带动力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农户找到了龙头企业就等于找到了市场。可以有效避免农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盲目性，同时也可以顺利实现农产品与市场对接，解决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矛盾。因此，各级政府要不遗余力地加强对龙头企业的创业扶持与服务，安排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专项资金，较大幅度地增加对龙头企业的投入。同时也要加 强引导与监督帮助农民与之建立起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

（三）努力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增加非农经营收入

目前，农村中有5亿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达2亿多。2002年底与1996年相比，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中，非农经营收入比重已从29.26%提升到51.7%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大的亮点，而支撑农民非农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外出务工。因此，如何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开辟“绿色”通道，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合理、有序的移动是各级政府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用。在二00四年中央发布的一号文件中，中央为破除农民工进城的体制性障碍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这无疑极大激发了广大农民进城务工的热忱。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随着科技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富余劳动力与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双增的态势不可避免。城镇就业压力的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构成障碍。目前，进城务工的1亿多农民中，农民身份并没有变化，大多数人不能也不愿意摆脱原先赖以生存的土地，使已经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处于不稳定的就业状态，难以完成形式和本质都兼备的就业领域转移。因此必须改革现行“户籍管理制度”，降低农民进城门槛。同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坚定农民退出农村的决心。积极推动小城镇建设，增强小城镇吸纳农村人口、带动农村发展的能力。落实一号文件鼓励农民自主创业的各项措施，增强转移劳动力资本积累能力，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稳定有效的转移。

（四）提高农民素质，提升农民的竞争力

目前农民素质的偏低的状况，已经成为制约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民增收的关键性因素，农民收入低又进一步影响到农民家庭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和教育消费。使他们的新生代在掌握知识和技能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因此，农村教育体制变革势在必行。首先，调整中、小学校布局，实行资源重组，加强农村中、小学师资队伍的建设和培训，提高师资水平。其次，改革农村教育费用制度，严格实行义务教育一费制，同时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投入主体由县、乡（镇）政府向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转换。以彻底改变农村中小学学生人数比例与费用比例的巨大反差；第三，加强农民继续教育和科技培训力量。利用农村教育制度改革的整合资源，创办农民培训学校或农民夜校，鼓励各类教育培训机构、用人单位开展对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采取多渠道的办学模式和灵活多变的教育方式，切实提高农民的素质。

参考文献：

《十六大报告》 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 二OO四年“中央一号文件” “人民网”的有关数据资料

安庆市委党校讲师

钱晓春

2004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