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说央企压减
说 央 企“ 压 减 ”
樊卫勋
2016年5月，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力争在3年内使多数央企管理层级由目前的5-9层减至3-4层以下，法人单位减少20%左右。此后，国务院国资委发文要求加大央企层级缩减力度，以破解央企管理层级多、法人链条长、管理效率不高的问题。各央企迅速行动，出台政策要求各级单位采取各种措施落实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压减”的指示，明确了时间和数量要求，即：三年内，将管理层级压到3-4层以下，法人单位减少20%。同时制定了考核办法进行推进。笔者所在单位是一家建筑央企所属的二级企业，从企业的现况看，管理层级多、管理链条长，实体单位大小不一造成管理幅度大、总体管理费用高等问题确实存在，此时提出“压减”恰逢其时。现结合单位情况，谈谈“压减”工作的推进情况及一些建议意见。
一、现状。
笔者所在单位职工两万多人，是有着60多年历史的老国企。长期以来大家说下属单位26家，包括各类子分公司。自国资委及上级总公司要求压减以来，我们进行了清理。共有各级各种子、分公司111家。其中：法人单位67家。包括三级法人54个，四级法人13个；三级分公司44个。不清理不知道，一清理吓一跳。当清理的结果出来之后，连领导也不相信这个数字！我们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下属单位？给领导解释：54个三级法人中实体公司20个，项目公司13个，为经营开发而设的空壳公司6个，境外公司15个，其中境外的公司很多都是空壳公司；44个三级分公司中实体分公司仅有8个，经营性空壳分公司达30个，境外分公司6个。其中一两个人的空壳公司就有近40家！这些子、分公司的人数从最多的一家有4000人到最少的一家一个人！
二、形成的原因。
作为一个二级单位有这么多的下属企业，其形成既有自身发展的原因，也有外部环境的原因。总结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1、快速扩张的设立。近几年，央企的整体发展都很快。规模做大的结果是不断成立新的公司。所有的二级单位都在全国布局，新设子分公司，占领市场。单位自然越设越多。不乏有些单位几年间从几十个人的小公司发展成为上千人的大公司，且效益好，发展质量好。另外,随着PPP项目越来越多,每投资一个PPP项目就要成立一个项目公司,项目公司都是法人子公司。一个央企二级公司如每年投资200亿元，平均每个项目30亿就得成立七八个项目子公司。
2、战略多元化形成。很多央企主业很多个，主业间有相关的有不相关的。每个主业都达到了相当的规模，每个主 业板块下都有若干公司。即便同一地区的两个公司也因为分属两个业务板块而并不能合并。
3、“走出去”的结果。近几年，央企均加快了走向海外的步伐，在一些业务量比较大的国家设立了独立公司，即便没有业务为了开拓市场也应该国法律等要求成立了公司。我们叫国别公司。
4、历史原因设立。其实央企很多都是“先有儿子后有爹”，这些“儿子”们都是原国家部委下属的局级企业，都有几十年的发展史，后被集中到一起成立个总公司由国资委进行管理，这些单位成为总公司下属的二级公司。作为名副其实的共和国长子，其承担了很多社会职能。就拿我们单位来说，原来就是一个小社会。学校医院，甚至派出所都有，现在还有医院。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了安置职工子弟成立了很多多种经营公司，为集体所有制企业，员工都是集体性质的，人数少则几十个多则百十个，这些公司目前或濒临倒闭、或发展的都不是很好。
5、外部市场环境不得已设立。央企大多全国经营，到地方投标或投资，地方基于税收等原因，很多地方政府都要求在当地设置子公司。这就形成了很多为了经营投标而设立的空壳公司。这些公司只为投标没有实质的经营行为。
三、问题及措施。
这么多的下属公司，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管理中出现 的问题及风险很多。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
首先说空壳公司。作为二级公司我们平时仅将实体公司作为重点进行了管理，年初有目标年底有考核。而对于空壳公司几乎就没有进行管理或疏于管理。总认为是为了投标，放个人把公司的牌子扛上就行。其实，我们叫空壳公司，而《公司法》是不分空壳不空壳的。这些公司对外的经营行为要由母公司或上级公司承担责任。空壳公司有法定代表人，有公章，代表公司在经营，如果任由一个人全面全程管理，所有的公章一个人拿在手上，风险很大！这么多的空壳公司不知道那个啥时候会出现问题。曾出现一个经营开发人员已调往外单位很长时间了，还担任着我们某个空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这些空壳公司必须进行清理，如果市场环境已经变化不再需要就抓紧注销。实在注销不了，要制定专门的办法进行管理，对其法定代表人、公章等有个详细的管理规定，避免发生经济案件或法律讼诉事件。
其次说僵尸企业。大家把处于停产或半停产、连年亏损，有各种历史遗留问题无法解决，虽停产资不抵债但不能或无法破产、靠母公司补贴生存的企业叫僵尸企业。这种企业在国企不少。在央企，三级及以下企业一般不允许自行到银行借款，缺乏资金都从上级公司借，这样一来公司即便破产也逃不了债务；另外，作为领导谁也不愿意让一个几十年的企业在自己手里破产掉，说出去不好听；再说，破产后职工安 置也是头疼的事！毕竟是国企，承担着很多社会责任。这就是人们经常看到的给僵尸企业输血的现象。不断地输血国有资产不断地流失，实际上就是把人养着不要让闹事。对于这些僵尸企业我们的措施是要么重组要么合并，或将人分解消化到其它单位企业注销，总之不能让其永远吸着企业的血。
再说非主业的小单位，诸如酒店、物业、多种经营公司等，我们建筑施工企业中甚至还有汽车驾校等经营单位。这些单位因为不是主业，长期处于小规模、慢发展甚至难以为继的状态。尤其是物业、医院等单位，企业每年明里暗里都要支出一笔费用来补贴这些单位，显然是不行的。好多央企都是上市公司，这样的补贴行为无法对股东交代。好在自去年以来，国家已开始进行全国国有企业“三供一业”（供水、供电、供气和物业）的分离移交工作，提出剥离国企“办社会”职能工作要在2018年年底前基本完成，2019年起国企不再以任何方式为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承担相关费用。这个改革措施对国企无疑是个天大的好事，将为国企减轻很大的负担，没有国家这个顶层设计那个单位都不可能独立去做！以后的国企将全力在主营业务上努力经营，社会职能将从以前的直接承担变为以后的仅仅通过给国家缴税来承担。企业管好该企业管理的事，国家管好该国家管理的事。企业不再办社会。
最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需要提出：国资委开展 “压减”工作以来，要求中央企业大力压缩管理层级，精简业务链条，优化管理流程，提高管理效率。提出“压减”工作的目标是力争在3年内使多数央企管理层级由目前的5-9层减至3-4层以下，法人单位减少20%左右。没有说到非法人单位的分公司，也没有对分公司的数量做出“压减”要求。其实从企业整体瘦身健体、提质增效的角度看是不全面的！拿我所在的企业来说，管理层级虽然不多、链条不长，但规模大小不一的子、分公司太多，管理的幅度很大！本来1000人一个单位就行，现在是200人5个单位，这5个单位每个单位都有机关大楼，每个单位都配了不少的领导职数，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设部门，就像太平天国封王一样，到处都是王！造成企业管理组织林立，管理人员繁多，加大了企业内部沟通的难度和复杂性，增大了企业管理费用的支出，消耗了企业的利润。这种情况同样要采取措施。我们的做法是：对达不到一定规模的无论是分公司还是子公司都要进行重组或撤并，削减企业数量，达到全面瘦身健体、提质增效的目的。当然，具体到某个单位要从企业整体战略发展的要求制定具体的重组或撤并方案，即一企一策。
四、推进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国资委推进央企“压减”工作已近一年，因为各单位业务性质的不同，推进中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1、关于层级问题。要求在3年内使多数央企管理层级 由目前的5-9层减至3-4层以下。这里关于层级的计算有两个说法。拿我们建筑央企来说：第一种说法说股份公司为一级、集团公司为二级、工程公司为三级；第二种说法说，总公司为一级、股份公司为二级、集团公司为三级、工程公司四级，其下属公司成五级公司了。这就很麻烦了，整个要多压一个层级！按照基层的实际情况，客观地说一些大的工程公司下属的公司是需要的，不能再压了。
再说，压减层级也不宜搞“一刀切”。不是说层级越少就越好，也不是所有单位要层级一样。每家单位多少层级合适要根据企业的经营规模、主业数量、业务特点等因素来确定。不能一概而论。
2、压减数量问题。要求将法人单位数量减少20%左右，这个数字也要因单位而异，不能绝对。有的单位可能压30%都没问题，有的单位压10%都困难。尤其是考核时要根据单位的具体情况而定，考虑包括历史沿革、业务性质、市场形势等等因素。再比如目前的PPP模式，已经成为经营的主要形式,企业要投资就必须成立项目公司。这边压减那边成立也是没办法的事。这也是以前没有的情况。从“压减”的总数量上可能降不了。建议项目公司再考核时数量不做计算。“压减”是企业提质增效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不能为了压减而压减。好比给身体减肥，不科学的减肥方法反而会伤到健康。
3、地方隐形政策环境问题。尽管前年李克强总理在主持召开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建筑市场应该是统一的市场，不能搞地方分割!”，但目前可能因为经济增长的压力，一些地方政府还是暗地里要求承揽任务必须要在当地注册实体子公司，或者把在当地注册公司作为一项评标加分的条件，如不在当地注册公司就中不了标。迫使企业不得不在当地注册公司！
4、要大力推进央企剥离办社会职能。承担过多的企业办社会职能是造成央企层级过多、子企业数量庞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作为央企要借本次“三供一业”移交的东风，大力推进企业办的其它的社会职能，逐步缩小甚至剥离这些副业。进而在主业上下功夫，做大做强主业，成为专业鲜明、效益良好的优秀行业企业。
5、要形成长效机制。有人说，同样的这些问题为什么不会出现在民营企业？值得思考。这一波的“压减”工作无疑会取得很大成效，然要保持这种成效，变企业被动控制为主动控制，建立长效机制，恐怕还需要制定各种规章制度及考核机制来规范和引导。否则，还会出现反复和反弹。
第二篇：央企薪酬范文
央企薪酬：中石油处级干部年薪25万普通工人3万
8月25日，国资委网站发布公告，要求在10月31日前开展2013年国资委系统监管企业职工薪酬调查工作。
这次调查主要针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以及各中央企业，并首度将央企职工“工资外收入情况”纳入调查范围。
“目前，央企高管与普通人员工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平均差距接近20倍，有的企业CEO工资甚至比普通员工高出上百倍。”国资委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脱明忠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以往，央企职工的工资外收入，包括职工福利性收入、补充养老保险费(企业年金)、补充医疗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各类商业保险等，一直没有纳入国资委对国企工资总额统计及规范管理。
在脱明忠看来，国务院国资委日前启动国企职工薪酬调查可能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响应国务院年初公布《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的举动，预示着国资委正在抓紧研究国企系统收入分配改革的配套方案和实施细则。
二是为了加强国有企业收入分配调控的基础工作，提高国资委系统监管企业收入分配调控工作的科学化、合理化和精准化水平。
实际上，国资委主导的薪酬调查工作自2007年始每年进行，但结果从未公布。而央企及主管部门的讳莫如深也引起了人们对这个话题的高度好奇：央企员工的工资和福利究竟如何？
福利削减
在很多人眼里，央企是“高富帅”单位—工资高、福利好、前程似锦。当陈平还是学生时，他也如此认为，但美好的想象在他进入这座“围城”后碎了一地。
2011年，研究生毕业后，陈平考入中国移动浙江省某地市级分公司，从事网络维护工作。两年里，他从6岗升至7岗，基本工资涨至每月2000元，加上绩效工资，扣除个税，每月到手4000多元；再加上一万多的年终奖，这便是他工资的全部。
在这家公司的人事架构里，8岗及以上属于领导岗位，依靠提拔与竞聘。陈平顶着维护员“最高岗”的天花板，年薪6万—7万。用他的话说，“日子还能过，但实在好不到哪里去。” 此前，刚入职时，单位里每月还会发几百块消费卡，春节、清明和中秋稍多一些，一年到头总共七八千元，足够陈平给父亲买两条中华，为母亲添几件衣裳，但今年，这些隐性收入全都淹死在“厉行勤俭节约”的改革浪潮里。
而仅剩的福利，陈平记得公司每年会往工资卡里打一两千元医药费，其余无非是“春天发一包红豆，夏天又有一包绿豆，等到中秋分一盒月饼，过年时再有点年货。”
陈平唯一庆幸的是，自己至少还是个正式工。据他观察，中国移动地市级的公司里，正式工的比例只有15%—20%，相当部分都是派遣工与聘用工，他们的福利也不好，而且工资更低。
不过，同样是央企的子公司、同样两年工龄，欧阳的生活却比陈平舒心很多。他是南方电网某沿海分公司的基层职员。这家单位的运行部下设多个巡视维护中心，每个中心配备1名站长、3个值班长以及值班员若干。
欧阳是其中一名值班员，他的月薪并不算高，税后6000多元。过去，在10月、11月等用电高峰季，他可以拿到3倍的工资，而不久前工资改革后，这种涨幅被控制在30%以内，但过年前后，他有时仍然可以得到双薪甚至三薪。
此外，他的年终奖为半年的工资，大约4万，同时还能享受五花八门的福利项目：首先，每逢过节，公司会发过节费，以千为单位，年终另有1万过年费；此外，还有不定期的购物卡和消费券，“今年少一些，但上半年到手的有五六千元。”
其次，这家单位拥有自己的员工食堂，提供早饭与午餐，同时，每天补贴15元伙食费，“因为食堂的饭菜便宜，饭卡里的钱通常吃不完。”欧阳透露。
不止如此，公司还每月举行1—2次文体活动，凡出席者全部有奖，奖金几百至几千元不等；而且，公司还以不低的比例为员工缴纳补充养老保险费。
类似陈平与欧阳的待遇差异在央企圈里司空见惯，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中国储备棉，虽与中石油、中国电信同为央企、同处垄断行业，但员工的工资和福利与后者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垄断程度较高的企业，员工的工资与福利通常要比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企业好。同时，这也与历史沿革有关，比如电力行业自上而下普遍待遇较好，而大多数垄断行业虽然赚钱，一线职工的收入却不高。”国企改制重组专家、上海天强管理公司董事长祝波善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而据2008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财务决算反映，中央企业人均福利费支出为3387元，占工资总额的7%，其中最高的企业人均福利费支出为4.46万元，占工资总额的26%，而最低只有149元，在工资总额中的占比仅为0.6%，两者相差近300倍。
薪酬级差
而据时代周报记者了解，即便同一行业，同一企业，央企的薪酬差别依然巨大。
老梁是中国石油辽河油田公司一位有着15年工龄的普通工人。辽河公司隶属于中石油，是全国最大的稠油、高凝油生产基地，每年向国家和集团公司上缴利税逾2500亿元。
在这样一家富余的企业里，老梁的收入称不上好。他提供的一张本某月的工资单显示：基本工资2235元、工龄津贴240元、野外津贴113元、上岗津贴196元、住房补贴99元、夜班费210元、加班费308元、午餐费294元，应发工资3695元，扣除住房公积金500元、养老金444元、失业保险金50元、企业年金55.57元，实发工资2640元。
另一位辽河公司员工透露，他们家的生活日用品很少自己买，单位里一般半年发一次，够用很久，而且孩子的医药费也可以报销一半。“如此计算，每年的福利性收入大约为7000元”。
不过，辽河公司上级干部的薪酬远非这两个数字之和。“通常，正式工人的工资每月2000元—3000元，科级干部比普通工人高一倍，处级干部又比科级干部高一倍；至于年终奖部分，普通工人大约2万，领导干部拿得更多。而总的来说，一个处级干部的年薪可以达到25万。”
老梁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我们有一个既定的工资总额，比如说公司总共1000人，中石油1年给1000万，那么，所有员工的工资都从这里出。工资总额每年都涨，但落实到工人头上的涨幅很小，因为科长、处长等拿得多，占比大。”
而中石油下属西部钻探公司的一位员工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普通员工与领导的差别主要在于奖金，“比如一个采油厂，员工的季度奖金如果是3000元，那么厂长起码要乘以10，拿3万。而其他小领导也要按照系数拿，组长、班长1.1，车间主任1.5，以此类推。”
其他不少央企中，企业干部和普通职工的收入同样“断裂”。在黑龙江一家大型煤矿里，时代周报记者发现，该公司普通工人一年的平均工资3万左右，但矿领导的年薪都在20万以上。2012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曾配合发改委，对垄断行业进行过收入调查，范围涉及数十家大中型国有企业，而调查结果显示，垄断行业内部的收入差距已接近5倍，差距最大的为石油行业，个别企业最高收入者与最低收入者的差距接近100倍。
“其实，一线职工与中高层管理者在福利上的差距往往比工资更大。我们通常说的五险一金属于法定福利，而央企内部会有针对管理层的差别化福利，有些还不能用货币衡量，比如职务消费、出国经费、公车配备，等等。”祝波善说。
此外，不少央企内部还存在大量的聘用工与派遣工，他们与编制内的一线职工及管理人员在工资、福利上又有差距。以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下属某科研院为例，这个研究所拥有自己的医院。“我没有编制，和有编制的员工看同样的病，却要花几倍的钱。”员工林德向时代周报记者抱怨。
这种薪酬鸿沟曾引发过巨大矛盾。据时代周报记者了解，像中石油一类的企业，为了维护稳定，他们通常将普通职工和企业干部的薪酬分开发放，普通员工的工资和奖金在公司层面发，高层领导的收入则由上级公司发，并且是年薪制，同时，不在基层公司的工资表上有任何体现。
央企收入级差根在垄断
尽管工资待遇平平，在中石油下属西部钻探公司工作了大半辈子的章明却享受着一项令很多人羡慕的待遇：福利房。
这项住房福利已延续多年。老章过去住的就是单位的福利房，但只有60平方米。去年，他上交旧房，拿到了新房的钥匙。
这套住宅面积135平方米，三室两厅，附近区域商品房的市场价为每平5000元，但老章的购入价只有2000多元/平方米。
“房子是单位自建的，按照员工工龄一批一批走。而且，新入职的大学生，只要结婚，都可以参与分房。”章明说。
这种现象在中西部地区的中小城市并不鲜见。据祝波善观察，一些央企在地方上非常强势，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渠道拿到便宜的土地，集资建房后再以远低于市场均价的价格定向发售给员工。虽然这种操作不能绕过现行的政策和监管，但当地政府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此前，中石油曾在北京爆出团购房上市交易，2年利润翻4倍的消息。这个备受争议的小区名为丰和园，去年5月的单价超过了3.3万/m2，但中石油员工2009年的买入价只有8170元/m2。
而2013年5月，审计署接连公布2013年第3-15号审计结果，央企部分违规的隐形福利被起底。比如，华能集团所属的扎赉诺尔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在2008-2011年，将计提的煤炭生产安全费用、煤矿维简费1085.43万元违规用于建设职工住宅楼、厂区道路等。
2012年12月，中国第一份《企业员工福利保障指数调研报告》在北京发布。该调查指出，企业员工反映最需要增加的福利主要集中在住房、养老、医疗“三座大山”上。
对于住房福利，正略钧策咨询顾问邓明时表示，“变相集资建房在很多央企、国企广泛存在，这是民企无法企及的。”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也认为，在住房问题上，国企、央企提供的保障要比民企更加优越。“比如住房公积金，民营企业通常按照最低的比例缴纳，而国企、央企大多参照上限。”
不过，从另一角度来看，住房保障已是章明的最大利益。作为西部钻探的班车司机，章明每天往返于戈壁滩上，工作条件艰苦。他的工龄接近30年，月薪4000多元，年终奖也极少，只有2000元。
“其实，央企对于普通员工的福利更多只是为了满足基础型的需求。而且，好公司好福利是应该的，问题就在于员工的招聘，如果选拔是一场社会化、公平公开的竞争，那就没有问题。”一位供职于华润集团的项目经理向时代周报透露。
在他看来，国企与外企完全是两种企业文化，比如，很多老牌国企几乎不炒人，这使得福利的激励作用在国企很难见效，故而，它也就没有动力为员工提供超越基本生活需求的更好的福利。
“简单从统计数字来看，央企的福利并非最好。外企的福利投入很大，而民企为吸引人才也尝试了很多更有竞争力、更加灵活的做法。”韬睿惠锐福利咨询中国区总经理伍海川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表示，“但民众为何会对央企提出质疑，这与他们认为央企拥有垄断的市场资源、没有完全放开市场竞争有着直接关系。央企在工资福利上的投入会让人认为它偏离了人才管理成长机制。而这种矛盾的缓解需要更大范围的信息共享以及更加透明的监督管理。”
这样的种种不公与鸿沟可能不会长久，国务院有动刀的迹象。2013年2月，国务院批转了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制定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
其中指出，对行政任命的国有企业高管人员薪酬水平要实行限高，推广薪酬延期支付和追索扣回制度。缩小国有企业内部分配差距，高管人员薪酬增幅应低于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增幅。
脱明忠认为，目前这番调查之后，国资委可能会出台一个关于落实《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的实施细则，“否则，国务院的这个文件还是难以落实，没有抓手。国资委主导的薪酬制度调查工作已经进行多年，调查结果应该逐步公开，至于公开到什么程度，这可能涉及利益格局调整以及权益博弈的问题。”他谈道。
在调查结果未知的情况下，提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时，陈平感到害怕，“我不会被划入工资、福利过高的部分吧？”
伍海川则主张，目前一个总体的情况是，央企与外企的福利差距正在逐渐缩小，但市场数据并不支持“福利的改善使得央企在人才市场上的竞争力大幅提升”的观点。相反，很多人选择央企更多是出于工作环境、工作压力、稳定性等维度的考虑。
“从福利优化的角度来看，民企要优于央企，比如，民企会针对职工提供更有特点、灵活的养老金计划和医疗计划。这一点上，国企和央企应当学习民企的做法，对关键岗位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福利进行创新和改善，毕竟，这些都是一个企业最有创造价值的岗位。” 伍海川说。
朱列玉认为，目前，在垄断的国企和央企里，最突出的问题是高管以及中层管理人员的工资、福利太高，内部收入不均衡，贫富差距悬殊。
公开资料显示，2010年和2011年两年，国资委下属央企负责人平均年薪在65万—70万之间，此前，2004-2007年，这一数值自35万、42万、47.8万一路涨至55万。
与之相对，“一些央企内部，一线工人以临时工为主，企业人员按照编制内、编制外、正式工、合同工、派遣工等被分为三六九等，而派遣工和临时工，即便劳动强度很大，工资收入依然很低，而且几乎没有福利。”朱列玉说。
朱列玉建议垄断央企中高层管理人员的收入应当参照公务员的待遇，或是拟定一个倍数，比如1.2或者1.5。“其实，央企高管收入过高是一个伪命题。如果在完全市场化的机制里，经理人由市场聘任，他的收入多高都不是问题。但在我们的体制里，又由国资委层面主导，那么，这个问题几乎无解。”祝波善表示。
“央企内部的收入差距必须通过突破垄断来消除，但反垄断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个过程中，对于一线员工以及专业技术人员，国家应该参照工作强度、技术要求，根据社会平均收入制定薪酬标准，真正实现同工同酬。”朱列玉呼吁。
部分地方收社会抚养费发奖金：最高能返还92% 社会抚养费曝征收乱象：地方大比例返还基层部门
社会抚养费每年收了多少，去向何处，至今是个谜。
今年7月，浙江碧剑律师事务所创立人吴有水律师向全国31个省份计生委及财政厅（局）共62家单位申请公开“社会抚养费”。昨日，吴有水接受《每日经济新闻(微博)》记者采访时表示，共收到26个省级财政部门、20个省级计生部门的书面答复，“给出数据”的省份只有17个。
目前多位律师已联合向国家和各省财政、计生部门申请信息公开。
有乡镇计生干部告诉记者，目前各个乡镇征收的社会抚养费，按照不同的比例返还给了计生干部，有的乡镇返还50%，有的返还20%。
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王名提出 《关于停止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建议案》引起讨论。尽管有报道称“取消社会抚养费”甚至取得了不少基层计生系统工作人员认可，但这一提案在法律层面尚未获突破。
部分地方“社会抚养费”成糊涂账/
2002年9月1日，《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首次以法律形式规定，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收取“社会抚养费”。虽然从结果来看均是对“超生”家庭强制收费，和“超生罚款”提法不同的是，由于不是“行政处罚”，“社会抚养费”不再受《行政处罚法》两年追溯期限限制，这意味着“超生”家庭试图逃避缴纳高额“超生”费用的难度更大。
吴有水告诉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仅2012年一年，全国17个省份征收的社会抚养费就高达165亿元。
国家卫生计生委宣传司副司长、新闻发言人姚宏文近日回应舆论关注表示，社会抚养费全部上缴国库，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管理，该费用既不属于中央财政收入，也不属于卫生计生部门收入，不允许与计划生育支出挂钩。
由于缺少透明度，不少地方征收的“社会抚养费”有渐成糊涂账趋势，“对有些人征收，对有些人不征收，征收来的钱去了哪里最后都搞不清楚。”吴有水说。实际上，在各省财政预算中，“社会抚养费”未纳入每年公开内容，而地方计生委网站也鲜有该费用收支数据。
之前，河南审计人员曾撰文披露“社会抚养费”收支管理中种种“乱象”，包括截留坐支、挪用、乱罚款、打白条甚至不开票、滥发奖金、吃喝招待等。
尽管部分地方审计部门偶尔会对该费用组织专项资金审计，不过全国范围审计仍然缺乏。审计署日前表示，对“社会抚养费”关注度不够，未能全面掌握这些资金的底数。
社会抚养费大比例返还/
吴有水告诉记者，截至目前，“有26个省级财政部门给了答复，20个省级计生部门给了答复，但很多答复是不知道、不能公开，其中17个省给了数据。”即使部分地方已公布数据，多是只给一个“总数”。
继吴有水之后，全国另有14名律师近日分别向14个未答复的省份再次提出了申请，并表示如仍未获答复，将提起行政诉讼。记者获悉吴有水已向财政部和卫计委提起行政复议，并计划选取一两个省，向其中各县再次申请信息公开。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王名提交《关于停止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建议案》，认为“社会抚养费”在执行中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建议“尽快从政策上加以调整，停止征收，并尽快修订相关法律法规。”
《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目前对“社会抚养费”收费标准做出如下规定，“分别以当地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为计征的参考基本标准，结合当事人的实际收入水平和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情节，确定征收数额。社会抚养费的具体征收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
由于上述《办法》仅对收费标准做出原则性规定，地方执行部门具有巨大弹性空间和自由裁量权，具体执行中出现了多重标准。根据吴有水掌握的情况，实际征收“社会抚养费”时，收多收少、是否开票等问题容易受权力、关系影响，滋长腐败。
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地方，“社会抚养费”却逐渐异化为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手段。
根据国家相关预算管理要求，社会抚养费的管理体制实行“收支两条线”。收取方面，社会抚养费及滞纳金全部上缴国库，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管理。支出方面，计划生育工作必要的经费，由各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
据吴有水掌握的信息，地方财政向基层乡镇返还的“社会抚养费”比例惊人，“各个地方不一样，有90%的，95%的，有100%的。”基层计生部门收取的绝大部分费用，最后以财政返还形式到了基层计生部门。
甘肃省一乡镇计生干部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他们现在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力度很大，最终每个乡镇按照不同的比例来返还，有的乡镇返还50%，有的乡镇20%。
据媒体公开报道，云南昭通地区将社会抚养费的92%返还基层。
《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规定，县级计生行政部门有权做出征收决定，不过在执行中，乡镇计生部门通常扮演收费主体。这种制度安排的后果是，基层部门容易为了地方财政收入而默认 “超生创收”，偏离了其立法作用。
“如果像现在这样起不到立法本意，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我觉得值得考虑。”吴有水说。返回腾讯网首页>>
第三篇：央企信息化
初步的构想是：
央企目前的信息化水平和信息化需求分析， 运营商提供的产品分析
央企客户的维护发展
信息安全成重头戏 08央企信息化回顾与展望(图)
2009年01月22日17:59来源：我有话说
2008央企业处于全国企业信息化整体上市步伐的加快，中央企业对需要对集团大量异构的信息系统加以有效整合，提高系统间的数据交互、信息共享水平以及业务处理效率，从而增强信息系统对集团业务与管理的服务、支持能力，因此，信息化应用是中央企业的必经之路。2008年，中央企业信息集成应用进入了高速成长阶段，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市场竞争激烈，应用需求旺盛。总结特点如下：
政策环境利好，推动信息化应用需求增长
2008年10月16日，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党委副书记李伟在中央企业信息化工作会议上做了《全面推进信息化建设、充分开发利用信息资源以实际行动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报告。在报告中要求中央企业不仅要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国家队，也要成为我国信息化建设的国家队；中央企业信息化建设也是国家的《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的建设重点。由此可见，国家政策导向将推动中央企业信息化应用需求的进一步增长。
构建集团统一的信息化管理平台，成为中央企业信息化应用的主要模式面对在中央企业内部出现的“同类业务多套软件应用，同类软件多版本运行、下属企业信息化建设单独选型、独立运行、分散管理的问题”的问题，集团迫切需要解决信息化集成管理平台问题。以构建集团统一ERP系统为核心的集团统一信息化管理平台，成为中央企业信息化应用的主要模式。在集团统一信息化平台上可以满足集团财务、人力资源、主营业务等综合业务需求，保证集团上下基于协同的业务流程管理与功能贯通，满足集团发展战略的要求，全面提升集团运行效率，实现集团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整合。
实施集团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加强集团科学管理和集中控制
实施集团综合管理信息系统有效满足了“集团知识资源中心、集团内部交流中心、集团辅助管理中心”的需求。以打通集团与下属企业的信息通道为出发点，搭建以协同办公系统为核心的综合管理系统，促进集团整体协同水平的提高，形成一个“上下协同、信息共享、动态监管”的管理网络，加强集团对下属企业的管控水平，从而实现集团的办公无纸化、资源信息化、管理科学化。同时集团还加强对下属企业的规范管理流程，提高集团决策与执行效率，支撑集团持续健康发展。
建设集团决策支持系统，提升集团决策的科学性和前瞻性
建立全集团的数据中心，通过集团管理驾驶舱系统、平衡计分卡系统形象化的展示手段，为领导提供相应的决策支持信息，对领导决策提供辅助作用。利用决策支持系统强大的分析功能，借助数学分析模型，对数据仓库的历史数据进行分析，为集团决策者提供有价值的分析结果。
IT厂商竞争加剧，集团信息化选型前瞻性和务实性并重
在旺盛的应用需求推动下，中央企业信息化应用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原来由用友（600588行情，股吧，信息化）、金蝶、浪潮、神州数码软件等国内厂商在中央企业及其下属企业为主导应用的市场局面正在悄然改变，随着SAP、Oracle等国外高端软件厂商在中央企业成功案例的增加，高端市场格局分化日渐明显。中央企业在信息化选型方面前瞻性与务实性并重，不仅考察厂商品牌、信息化集成应用理念先进性、数据交互高效性，更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厂商的中央企业成功案例、产品报价、实施服务能力、产品应用的安全性、可扩展性等方面。尽管全球金融危机的加剧，中央企业信息化建设的步伐不会因此而停止。展望2009中央企业信息化的发展，带给IT厂商的仍是市场增长的巨大潜力和先期抢占高端市场份额的优势。
基础设施和应用系统建设将引领中央企业信息化投资方向
从资金投向看，中央企业的信息化投资将主要在二方面展开。第一，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重点是集团数据中心和集团广域网络建设。第二，在应用系统方面投资重点还是以集团统一ERP系统(包括集团财务、集团人力资源、集团主营业务系统)、集团综合管理系统、集团门户系统、集团决策支持系统为主要的信息化应用系统。这二方面的投资将占中央企业信息化总体投资的80%以上，IT厂商应把握商机。>>
中央企业信息化建设将从“集团信息化规划”入手
中央企业作为国家信息化建设的国家队，在信息化建设之初将先做好集团信息化规划。通过聘请专业的咨询公司，调研集团现状与发展环境的分析，深刻理解集团的发展战略，并通过关键业务流程梳理、业务与管理体系分析，全面了解
集团的业务与管理特点，从集团战略决策、集团管控、业务协同等不同维度分析集团存在的问题与挑战，总结信息化应用需求，从而为制定适合的集团
信息化战略，构建先进的集团信息化架构与实施蓝图奠定基础。
图 1 赛迪顾问中央企业信息化规划“五步法”
完善中央企业基础设施和基础应用，铺设集团信息化“高速公路”
中央企业将进一步改善基础设施，尤其将重点建设集团数据中心、集团广域网，保障信息系统高效运行；大力普及应用安全的电子邮件系统、集团视频会议系统、集团IP电话系统等，扩大信息共享范围，提高经营管理效率；建立上下统一的内部门户系统和外部门户网站，加强工作交流和知识管理，规范在线服务。集团ERP系统还将成为中央企业信息集成应用的“主流”，PLM系统将成为“新亮点”
随着中央企业的发展和企业信息化水平的提高，中央企业对应用软件仍将有强烈的需求和更高的期望。其中，以选择集团同一ERP系统的需求最为旺盛。通过ERP系统来满足中央企业不同的集团管控模式，已经成为央企信息化集成建设的“主流”系统。在全球金融危机加剧的情况下，中央企业迫切需要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新产品研发能力。PLM系统可以有效解决中央企业新产品研发、及过程管理的难题。在这种背景下，中央企业引入PLM系统的可能性将大大提高，可以预见在未来几年，PLM系统在中央企业将有潜在的巨大需求市场，软件厂商应及时把握市场商机。
信息安全继续成为中央企业信息化建设的重头戏
中央企业将通过引入信息安全技术，建设与完善集团范围内的信息安全管理，进一步提升信息安全的管控力度，优化信息安全流程，规范信息安全管理制度，保证中央企业信息化建设的稳定运行。中央企业将提高信息安全防护能力，从不同技术层面提供对信息安全的技术支撑，对信息安全的运行进行全方位监控。建立和完善信息系统安全应急处理机制，加强重特大风险的识别、防范和控制，提高信息系统的灾难恢复能力，确保重要数据安全和信息系统稳定运行。加强IT管理建设，保障信息集成共享和管理科学高效
中央企业将通过引入IT管理体系及系统，制订符合企业特点的技术标准；加快信息代码、数据源定义、应用平台和业务流程等标准化建设；推进信息系统开发的标准化，确立统一的系统设计、程序开发和项目管理规范；推进系统间信息交换接口的标准化，实现系统集成；建立健全信息化管理规范体系，确立工作管理、规划计划、项目招投标、项目实施、项目验收、系统运行维护、安全和标准等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加大对技术标准和管理规范的执行力度。（责任编辑：朱晶）
第四篇：央企纪实
中央企业“十一五”时期改革发展纪实
2011-01-24
国家脊梁 负重致远
中央企业“十一五”时期改革发展纪实
新华社记者 张旭东、郑晓奕、何宗渝、陈玉明、安蓓
这是一个被誉为“共和国长子”的光荣群体：他们大多伴随共和国诞生，凝聚着几代人几十年的心血和汗水，托起了一个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的梦想；
这，就是中央企业。
“十一五”时期，是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中极不平凡的５年，也是中央企业改革发展极不平凡的５年。
５年来，中央企业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各项决策部署，有效应对各种挑战，保持平稳较快发展，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净利润、上缴税收均实现翻番，企业的活力和影响力进一步增强。
５年来，中央企业改革发展取得新进展，结构调整力度加大，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高，积极践行社会责任，在一系列大事难事中冲锋在前，勇挑重担，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披阅风雨，卓然而立。作为“共和国长子”的中央企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程中谱写出一曲瑰丽的时代壮歌。
骨干中坚促发展——抓机遇、迎挑战，中央企业的实力和效益持续增强，有力发挥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顶梁柱作用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日１８时５９分５７秒，拖着橘红色火焰的长征三号丙火箭直刺苍穹，将嫦娥二号卫星准确送入３８万公里的奔月轨道。
在发射成功的那一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马兴瑞却并没有松一口气：“我们的工作还在继续，后面还有嫦娥三号、嫦娥四号，还有一系列航天任务。”
航天科技是高科技产业，也是国家综合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体现。“作为央企，我们的事业事关国家安全、大国地位、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马兴瑞说。
马兴瑞的话，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央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独特地位和作用。
中央企业是名副其实的“国家队”，也是国有企业的骨干。
国企改革一直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上世纪９０年代，以国企改革脱困为标志，国有中小企业改革、国有困难企业关闭破产相继启动；从２００３年起，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纵深推进，体制机制的重大变革，极大地激发了国有企业的活力。
“经过这些年的改革调整，众多国有中小企业和国有大中型劣势企业逐步退出，国有资本进一步向关系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集中体现在中央企业层面。”国务院国资委研究局副局长赵欣说。
这是一组最新数据：
——到２０１０年底，全部１２２家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２４．３万亿元，净资产９．５万亿元，净利润８４８９．８亿元（其中，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５６２１．５亿元），上交税金１．４万亿元、超过全国税收的六分之一；
——中央企业目前超过８０％的资产集中在石油石化、电力、国防和通信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以及运输、矿业、冶金和机械等支柱行业；
——中央企业承担着全国几乎全部的原油、天然气和乙烯生产，提供了全部的基础电信服务和大部分增值服务，民航运输总周转量约占全国８０％，生产的高附加值钢材约占全国６０％，发电量约占全国５０％……
国之大企，国之根基。
“中央企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和带动，为维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百姓生活，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发挥关键作用。”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说。
２００６年到２００８年上半年，国际粮价大幅上涨，直接导致一场席卷全球的粮食危机；随后受金融危机影响，全球粮价又大幅下跌。然而，与国际粮价“惊涛骇浪”相比，中国粮价始终保持平稳。中储粮总公司坚决执行国家最低收购价、跨省移库等调控政策，有效抑制了市场波动。
“作为中央企业，就要想政府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中储粮总公司总经理包克辛说。
不论在哪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蒋洁敏每天清晨的“必修课”是三张报表，一张记录了最新的全球石油价格、美元指数，一张是全球天然气价格以及我国进口天然气情况，最后一张则是公司、全国和全球的大事要览。
石油与百姓生活、与中国经济甚至世界经济紧密相连。执掌全球第五大石油公司这艘“航母”，蒋洁敏每天都要从这三个角度审视中石油。
“每天赚多少钱并不是我最关心的，但哪个地方少了油、缺了气，则万万不可！”他说，“保障国家能源供应安全，是中石油首要职责。”
国之大企，国之命脉。
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从２００８年５月２０日到１２月５日，国际贸易先行指标波罗的海指数从１１７９３点的历史高位跌至６６３点，跌幅高达９４％。企业订单剧减，一批企业面临倒闭，失业加剧……中国经济遭遇严重冲击！
“２００８年底，全球汽车行业一片悲观。汽车产业链非常长，我们一家企业牵连着上下游钢铁、橡胶、玻璃、纺织等数十个行业、数千家企业。我们必须挺住。”东风汽车公司副总经理李绍烛说。
通过内部挖潜、外扩市场，东风公司最终实现逆势增长：２００９年销售汽车１９０万辆，实现利润２６０亿元，成为全球盈利最多的汽车公司，也助推中国成为全球第一汽车生产、销售大国。
沧海横流显本色。作为“共和国长子”，中央企业逆境奋起，化危为机。一方面严控风险，积极采取“过紧日子”的措施，另一方面紧抓机遇谋发展，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拓展国内外市场。
“我们在做投资决策时，首先考虑的是一定要和国家的发展战略需求结合起来，这是中央企业的首要职责！”国家开发投资公司董事长王会生说。水电、风电、光电、煤电一体化、铁路、港口、钾肥生产……金融危机爆发后，国投密集上马一大批工程项目。
在最困难的２００９年，中央企业实现营业收入和利润同比分别增长６．４％和１７．１％，成为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中流砥柱。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宇说：“完全有理由可以说，央企稳定了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又稳定了世界经济。”
国之大企，国之重器。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企业已成为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的主体，企业的竞争力成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召开的珠海航展上，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获得国内外１００架Ｃ９１９大型客机订单。美国《华尔街日报》称，中国揭开了一款旨在与波音和空客展开竞争的大型客机样机的面纱。
当前，一批作为“国家名片”的中央企业，正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中央企业在世界５００强上榜数量由２００６年的１０家攀升至３０家。
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发展已进入创新密集和产业结构加速调整的时代，能否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占领制高点，成为中国未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要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必须具有、也必须打造一批公司治理良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航母‟企业，使之成为国家的脊梁！”胡鞍钢说。
勇于担当显本色——靠得住、打得赢，在大事好事难事中，中央企业勇担重任，践行社会责任，充分发挥了骨干和表率作用
汶川大地震发生时，一列装载５００吨航空煤油的货车受损困于宝成铁路１０９号隧道中，阻断了抗震救灾的生命线！
一声令下，来自中国中铁电气化局的８００名将士火速集结。大火熊熊，浓烟滚滚，每前进一步都充满危险。抢险队员们义无反顾冲进隧道。
关键时刻，电气化局董事长王其增和总经理刘志远站在洞内摇摇欲坠的大石下和抢险队员并肩作战。刘志远动情地说：作为“国字号”队伍，必须拼了。如果塌方，我们大家在“那边”，还是一支队伍！
不只电气化局，中铁一局、中铁十二局等数家中央企业单位的抢险队也在现场奋战，成为抢险任务的“突击队”。经过１２个昼夜艰苦卓绝、舍生忘死的奋战，受损隧道在中断了２８３个小时后胜利抢通……
“在紧要关头，作为„共和国长子‟的队伍，就要冲锋在前，无所畏惧！”王其增说。
“长子”二字，意味着担当和奉献。
“中国中铁电气化局八百勇士”是央企人在抢险救灾中的一个缩影。保电、保油、保气、保通讯、保运输……在抗击低温雨雪冰冻、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等重大自然灾害中，电力电网、石油石化、航空运输、通信、建筑施工等众多中央企业挺身而出，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关键作用。
历史定格着难忘的一幕幕：
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６日，南方低温雨雪冰冻肆虐，正在高空除冰的罗海文、罗长明、周景华三位国家电网抢险队员，不幸因电线铁塔折断坍塌，壮烈殉职；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７日，在四川抗震救灾中奋不顾身抢修通信线路的中国移动职工刘建秋，不幸被山体滑坡飞石击中，献出了３６岁的生命；
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１日，连续多日在玉树震区抢险供电的国家电网职工杜金玉，因高原反应牺牲在岗位上，用生命为震区换来了光明；
……
这是一串铭刻在共和国史册上闪光的名字！正是在一次次抢险救灾的关键时刻，这些央企人忠于祖国、忠于职守，充分展现了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拼搏精神，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部感天动地的壮丽篇章。
缅怀这５年来１６名牺牲在工作岗位的员工，国家电网公司副总经理舒印彪感慨万分：“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我们义无反顾！”
难事、急事，中央企业冲锋一线；大事、好事，中央企业大局为先。
国庆６０周年阅兵仪式上，一个个车队整齐有序地经过天安门广场。从进线到出线，仅有２００米，车子只需开７２秒，但必须做到分秒不差！
早在阅兵前一年，航天科技集团就接到了阅兵特种车辆的研制任务：保质保量，万无一失！
“安装应急启动装置、改装转速表……我们昼夜研制调试，车辆转速表单位最终精确到了普通车辆的百分之一。”航天科技集团一院１５所特种车辆底盘研究室主任陈喜宝说。
在整个阅兵筹备中，兵器工业集团、兵器装备集团、中国电科、中航工业、航天科技、航天科工等中央企业以零缺陷、零故障为目标，高水平完成了武器装备生产和保障任务。
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等重大活动的设施保障服务中，处处都有中央企业的身影：
——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国家电网加大投资并投入上万人力，使电网供电能力提高了３３％，确保所有奥运场馆正常用电；
——在上海世博会期间，中航集团、南航集团、东航集团推出多项服务措施，全面完成世博会航空运输保障工作；
……
如果说“紧要关头挑重担”是中央企业所肩负的光荣使命的话，那么“促进发展保民生”则是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应有之义。
湖北食盐运送３０００多公里到中国最北端的黑龙江漠河，１斤成本价就超过２．５元，但售价只有１元多。
“黑龙江、甘肃、新疆等地山高路远，往往要赔本，只能抽肥补瘦、抽近补远、抽中补边，保障边远地区的百姓吃上质优价廉的盐。”中盐总公司食盐专营部主管王军峰说。
“作为国民经济主导的中央企业，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理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张宇说。
在金融危机中，大部分中央企业在严峻的经营形势下，承诺并切实做到不裁员，还增加大学生就业岗位。据不完全统计，中央企业２００９年招收应届毕业生２０多万人，比２００８年增长７％。
到２０１０年底，有４７家中央企业发布了社会责任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通过向利益相关方发布报告，有助于增强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形象。”联合国全球契约办公室给予高度评价。而国资委则要求，２０１２年前所有央企都要定期向社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
自觉将社会责任理念融入到企业战略和生产经营的每个环节，使之成为企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动力，这正是中央企业实现基业长青、科学发展的战略选择。
责任勇担当，努力无止境。
锐意改革增活力——求突破、练内功，中央企业不断开拓进取，深化改革，企业发展动力和活力不断增强
在中央企业中，中国黄金集团并不为太多人所熟知和关注，更鲜有人知道这家企业近年来发生了怎样的蜕变——
２００７年以来，中国黄金集团总资产、销售收入、利润总额分别增长了５倍、６倍和５．１倍，彻底摆脱了当初保行业地位、保央企“番号”的尴尬。
“得益于改革，我们已从一个单一的黄金生产企业转变为资本、产品、品牌综合经营的企业。”中国黄金集团总经理孙兆学说。
国企难，改革更难——曾几何时，人们还把国企改革脱困挂在嘴边。１９９８年全国所有国有企业一年总利润只有２１３．７亿元；短短１０多年过去，特别是经过最近５年的改革发展，如今中央企业月利润即可实现近千亿元。
改革，成了中央企业的共同行动。“央企是要踢世界杯的”“只要央企老板睡得着，我就睡不着”……国资委原主任李荣融的名言广为人知。
改革的真正动力是市场竞争的压力。
２００６年时，尽管中央企业的实力有了进一步增强，但布局和结构依然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行业分布面过宽，９５个大类行业中涉足８６个行业，企业资源配置不尽合理，产权结构单一，缺少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进展缓慢……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２００６年底，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资委《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加快推动了国企改革重组的进程。
２０１０年２月８日，东航和上航联合重组的“新东航”全新亮相，实现了“１＋１＞２”的聚合效应。
诸如“东上重组”，中央企业之间、中央企业与地方企业之间改革重组的大潮此起彼伏。５年来，中央企业数量从１６９家整合到目前的１２２家，但资产总额却实现了翻番，核心竞争力明显增强。
在改革重组波澜壮阔的同时，中央企业自身也在“强身健体”。
作为中国有色金属行业的龙头老大，中国铝业公司曾经是利润大户。然而，一场金融风暴让铝价“高台跳水”，中铝立时陷入了亏损泥淖。
２４万职工要吃饭，近４０００亿元资产要保值增值，怎么办？
中铝毅然选择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减少管理机构，管理人员压缩近３０％；实行新的战略管控型管理模式，下属企业直接面向市场；拓展业务链条，加快发展矿产资源产业；向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所有先进企业对标学习……
改革让中铝重新焕发了生机。“从２００８年到２０１０年１０月，每吨氧化铝和电解铝的完全成本分别降低３６５元、７２４元。”中铝总经理熊维平说，“２０１０年，我们实现了整体盈利。”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是增强中央企业活力和竞争力的关键环节。
以公开招聘高级经营管理者为突破口，把党管干部的原则和市场化选聘相结合，中央企业用人机制更加灵活。
目前中央企业已从海内外公开招聘了１００余名高管，其中还包括一部分正职。“公开招聘打破了地域、部门、行业、所有制和身份界限，形成了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使央企„官味‟越来越淡。”赵欣说。
公司制股份制改革不断深化，中央企业及其下属子企业改制面超过７０％，大部分中央企业的主业资产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
目前中央企业资产总额的５２．８８％、净资产的６８．０５％，营业收入的５９．６５％都在上市公司，中央企业的核心资产大多集中在所控股的上市公司。可以说，中央企业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有独资企业，而是产权多元化的独立市场主体。
公司治理结构和经营机制取得重要进展。目前已有３２家中央企业开展了建立和完善规范的董事会工作，外部董事占了半数以上，董事会在科学决策、风险防范等方面的作用进一步显现。
赵欣说，“譬如宝钢引入外部董事后举行的首次董事会上，外部董事就对一项投资计划提出了异议，要求分析风险点，提出防范措施。”
科学发展谱新篇——转方式、调结构，中央企业努力做强做优做大，踏上科学发展的新征程
新年伊始，在天津汉沽的滩涂上，国投北疆电厂海水淡化项目自来水供给能力由试运行阶段的每天８０００吨提高至３万吨，淡化海水大规模流入寻常百姓家。
但海水淡化只是北疆电厂循环经济链中的一个环节，一期工程全部投产后，将实现发电、制盐、土地节约整理、废物再利用等“一举多得”。
“虽然目前海水淡化的经济效益还没体现出来，但作为中央企业，我们必须为未来发展做技术储备，也要在循环经济、科学发展方面发挥投资导向作用。”国投总经理冯世栋说。
中国华能燃煤发电年捕集二氧化碳３０００吨示范工程、国投雅砻江水电开发项目、中国建材余热发电技术改造……一大批中央企业积极探索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发展路径，在获得赞誉的同时，也赢得了发展新空间。
仅在２００９年，中央企业就投入８７８．４亿元实施节能减排；万元产值综合能耗下降超过２０％、二氧化硫排放量减少３８％、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减少３３％，中央企业全面完成“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
自主创新是企业进步的灵魂。５年来，中央企业创新能力显著提高，取得一批重大科技成果：
在高铁领域，中国人用５年走完发达国家４０年的路，创造了运营时速４８６．１公里的新纪录；
在航天领域，中国人用修２公里地铁的钱铺就了３８万公里的漫漫奔月路，这是中国“嫦娥”缔造的惊人效率；
在电力领域，中国人用５年研制出特高压输电核心技术，建成世界首个特高压交流输电工程，这是中国输电技术的巨大跨越；
在通信领域，中国人完成了“ＴＤ－ＳＣＤＭＡ”３Ｇ国际标准的产业化和市场化商用，推动“ＴＤ－ＬＴＥ－Ａ”入选４Ｇ国际标准，实现了从３Ｇ的追赶到４Ｇ的领先；
……
“中国创造”的背后，离不开中央企业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支撑。从２００６年到２００９年，中央企业科研投入年均增幅达３７．３％，３３家中央企业被命名为国家级创新企业，４６．２％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建立在中央企业，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全部由中央企业获得。
与此同时，中央企业的结构调整力度不断加大，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正在形成，新能源、新材料、电动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正成为新的增长点。
２００９年底，国电集团旗下风力发电领军企业——龙源电力在香港成功上市，总市值进入世界风电企业三甲，这更坚定了国电集团总经理朱永芃以大力发展新能源引领企业转型的决心。“谋定长远，必须加快转型升级。”
推广清洁煤发电技术、提高水电开发规模和质量、大力发展风电、太阳能、核电等清洁可再生能源……朱永芃说，凭借这些“绿色着力点”，到２０２０年，国电集团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将从现在的２０％提高到４０％。
许多中央企业抓住国际市场调整的机遇，还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中国五矿、中国有色等不断加大海外资源开发力度，完善产业链；中国建筑、中国铁建、中国中铁、中国水电等发挥技术和成本优势，争得了一大批大型海外工程项目……
作为行业的“排头兵”，一些中央企业在力争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还引领带动着民营企业的发展。
中国建材旗下的南方水泥有限公司成立３年，就重组近１５０家企业，改变了浙江等地水泥行业无序竞争格局，实现了各方共赢；中国移动一家企业就直接、间接带动产业链创造了７００多万个工作岗位……
百尺竿头，尤须进步。
当前的竞争，是全球性的竞争。我国大企业大集团数量和质量与我国经济地位还很不相称，在全球的市场份额和话语权还很小。中石化年销售收入不到壳牌的三分之二，中国移动营业收入仅为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的一半，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营业收入仅为波音三分之一，东风和一汽营业收入总和仅为丰田汽车的三分之一……
当前的竞争，是产业链高端的竞争。我国许多企业的产品长期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中央企业中只有极少数靠卖标准，少数靠卖专利，部分靠卖技术，大多数仍然处于卖产品的阶段，还有一部分主要靠卖劳动力。
“应该加快做强做优做大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提高我国经济的整体实力和国家竞争力。”张宇说。
目前，中央企业改革发展的任务仍很艰巨。与国际一流企业相比，中央企业的研发投入和自主创新能力还有很大差距，缺乏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国际知名品牌。中央企业母公司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相对落后，公司治理结构还不完善，转换经营机制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中央企业办社会等各种负担仍然比较重，一些历史遗留债务、人员安置等问题尚未完全化解。
“继续深化改革是推进中央企业做强做优的强劲动力，„十二五‟仍然是中央企业改革发展的攻坚阶段，必须下大力气予以推进。”赵欣说。
回顾“十一五”，中央企业成就斐然；展望“十二五”，中央企业既面临难得的机遇，也面临诸多挑战。
从国内形势看，中央企业结构调整压力将继续增大，资源和环境的约束力将进一步加强，节能减排的任务将更加艰巨；从国际形势看，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国际市场竞争将进一步加剧，而我们的劳动力和成本优势正逐渐丧失。
国资委已将“十二五”时期中央企业的改革发展目标定位为“做强做优中央企业，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把着力点始终放在做强做优、提升综合素质和业务核心竞争力上，通过实施转型升级、科技创新、国际化经营、人才强企和和谐发展战略，全面提升中央企业整体素质和发展质量。”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王勇说。
第五篇：2010央企成绩单
央企净利润成绩单：
中石油第一 中国联通垫底
国务院国资委21日发布《央企2010分户国有资产运营情况表》，披露了120家央企中102家去年的“成绩单”。中石油、中国移动、中海油、中石化、神华集团分别以1241．8亿元、972．7亿元、742．3亿元、721．2亿元、468．6亿元的净利润，排名“最赚钱央企”前五名，中国联通以亏损41．4亿元垫底。
数据显示，102家央企去年资产总额达244274．6亿元，净利润总额达8522．7亿元，归属母公司净利润总额为5534．2亿元，上交税金总额比上年增长31．7％，达到14840．4亿元。国资委研究中心专家许保利认为，央企这份“总成绩单”较之往年实属“亮丽”，央企总体发展态势和业绩增速与我国宏观经济大势相符又较为超前。
以归属母公司净利润看，102家央企中有6家企业亏损，中国联通亏损多达41．4亿元，其次为大唐集团亏损30．3亿元、中钢集团亏损14．7亿元、中国铝业亏损2．8亿元、中国印刷集团亏损0．4亿元、彩虹集团亏损0．2亿元。国资委在此前发布的2010分行业运行情况报告中称，通信企业受行业竞争激烈、终端补贴成本增加、网络规模扩大导致折旧及运维成本增加等因素影响，经济效益水平有所下降。
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情况看，102家央企总的保值增值率为108．9％。未实现保值增值的央企有8家，分别是中钢、中铝、大唐、彩虹、中国印刷、中国恒天、中铁建和中国华能，其中5家是亏损企业。而航空运输行业3家央企收入效益创历史新高，净利润总额达235．3亿元，比上年增利约172亿元，平均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为145．5％。其中，中国国航净利润达到123．7亿、东方航空净利润60．5亿、南方航空51．1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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