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公务员面试问题 - “象牙塔”里,那些出卖灵魂的校长们

第一篇：浙江省公务员面试问题 - “象牙塔”里,那些出卖灵魂的校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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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次人才也能“高规格腐败”

张忠元，成都中医药大学原党委书记，教授、硕士生导师。范昕建，成都中医药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据检察机关指控，二人在2006年至2012年之间，收受工程承包商所送财物共计1280万余元。目前二人已被提起公诉。

曾黄麟，四川理工学院原院长、党委副书记，曾是神经网络研究方面的专家，也是该领域在国内的领军人物。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2002年至 2013年期间，曾黄麟先后在学院的工程建设、后勤服务等工作中，收受贿赂共计353.5万元。2014年6月26日，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苏智先，四川省绵阳师范学院原党委书记，2004年至2012年期间，在学校新校区扩建中多次批条子、打招呼，先后收受现金860万元。该案涉及学院多名中层干部，涉案金额均在100万元以上。案发后，四川省纪委责成该学院重新审计涉案工程，仅核减资金就达1.78亿元。2014年2月8日，四川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苏智先犯受贿罪和国有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决定执行无期徒刑。

张忠元：在高校当官没有更多实权，既不是官，也不是僚，只不过相当于封建社会时期的“品”而已。因此，总是想把这种虚名与实惠结合起来。正道不行就走歪道，把权欲变为对利益、金钱占有的欲望，从而走上重大经济犯罪的道路。

总是把社会负面消极的东西看得太多，想得过重，自己丢掉了做人的底线，反而还认为天经地义、理直气壮，用流氓理论、强盗逻辑为自己的无耻与荒诞辩护，为自己的心虚与理亏壮胆，但最终必然是受到党纪和法律的严惩，为自己的罪孽埋单。

范昕建：从1994年11月党组织派我到宜宾筠连县任科技副县长，到2005年6月成为成都中医药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10年间组织上一直把我作为“四川省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培养，但我没有正确对待和珍惜。18年间我从没有参加过组织上安排的任何一次党校或行政学院的脱产学习，平常又以忙为由不加强个人的学习，逐渐产生了骄傲自满和享乐主义的思想。

曾黄麟：在我的脑袋里，总有一个“攀比”和“贪”字在作怪。我以前还公开说过，我的博士同学中任何一个人，不管他在国内还是海外，没有一个人不是千万富翁。而我奋斗了一辈子，夫妻俩合伙的收入存款才不到200万元。

自从当上领导之后，结交的人多了，出入于一些形形色色的社会场所，贪图享受的思想开始蔓延泛滥，以前单纯的学者思维和品性被冲击殆尽，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更是被抛之脑后。在花花世界中，立场不坚定，不辨真善美与假丑恶。事实上，我以各种方式收了钱，还认识不到自己是在收受贿赂，这是贪欲使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扭曲。

高校基建：一任性就放肆，一插手就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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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各地高校相继迎来大发展、大投入时期，一些高校物资采购和后勤服务资金动辄上亿元，大学城的建设投资更高达数十亿元。一些主管基建的高校官员与开发商、承建商互相利用，结成利益同盟，共同侵蚀学校基建项目费用，高校腐败问题在这一领域集中显现。

张忠元：口里讲反腐倡廉，干的却是腐败勾当。对涉及人财物的部门和高层岗位人员，甚至包括校领导，我都注意谈话，提出要求，对自己却放任、放纵、放肆。在工程项目上来者不拒，甚至连人际关系还不清楚，就敢安心收受。不管金额大小，都敢通吃，也没有想过能否为其办事，也不推辞，没能给别人办成事也心安理得。

范昕建：最初在一些蝇头小利上尝到甜头，然后一发不可收拾，就像染上毒瘾一样，与社会上各种唯利是图的商人从吃喝逐渐演变为权钱交易。

我插手了一些基建工程项目，谋取了私利，以至于学校基建工程建设几年来乱象环生，一些中层干部违纪违规行为较为普遍，校风受到影响。“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次我校一批干部被查处，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苏智先：我作为学校班子的班长，从2009年学校建设工作开始，就被蜂拥而至的金钱利益攻破，冲昏了头脑，进入了怪圈，走向了邪路。另一方面，对家人也没有管好。我的家人在与一些部门接触过程中，忘掉了自己的身份，在一些不该家人参与的场合也参加了，而我没有及时阻止或者阻止不力，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独揽大权：拍脑袋决策，拍屁股落马

随着高校自主管理权的扩大，权力封闭运行的趋势也加大。强势的校领导藐视民主集中制原则，把“群英会”变成“一言堂”，权力过度集中，内部监督流于形式，外部监督机制缺失，尤其是基建部门权力大且缺乏应有的控制，为权力寻租提供了温床。

苏智先：2007年在一项融资过程中，由于对行业不熟悉，对政策不熟悉，对招商引资风险评估缺乏意识，前期调研工作也不深入，只凭拍脑袋去做事，给学校带来了很大损失。

曾黄麟：在新校区建设中，我没有坚持凡事先在党委会上讨论、汇报，常常由基建委员会代替党委进行决策，而且决策过程缺乏民主，导致监审不力，学校的发展、建设出现问题。我认为自己是学院的法人代表，权力欲望膨胀，集学校的权力于一身，成为行贿受贿的关键人物，成为违反党纪国法、污染清净校园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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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浙江省公务员面试问题 - 聚焦公务员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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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似乎一直是一个围城，外面的人想进来，他们看到的是福利待遇，体面安稳;而里面的人想出来，因为不愿意忍受低工资，因为还有对更广阔前途的向往。

有数据表明，政府/公共事业/非营利机构行业的从业人员跨行业跳槽人数比去年同期上涨34%，近年来的公务员考试热也有所降低。与1992年和2003年的公务员辞职潮相比，现在的离职现象能否成“潮”仍待观察。无论如何，让优秀的人才自由流动，为他们施展才能提供制度保障，都是一个重大课题。

只待一纸批文，任明就将离开他工作了17个年头的法院，成为一名律师。

任明是中部某地级市中院的一名副庭长，假如辞职成为律师，他的收入起码要加一个“0”。

扔掉铁饭碗，走到体制外，公务员辞职正越来越受关注。前不久，智联招聘发布的《2015春季人才流动分析报告》显示，政府/公共事业/非营利机构行业的从业人员跨行业跳槽人数比去年同期上涨34%，这让人想到1992年和2003年的公务员辞职潮。

近年来，公务员这一曾经象征着体面、稳定和高福利的职业，正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2015年的公务员考试，虽然招考人数刷新历史纪录，但是报名人数和平均竞争比都创下近5年来的新低。

几年前，任明也曾动过离职的念头。那时候，离职的想法几乎遭到家人和所有朋友的反对，然而今年的辞职，迄今为止却只有一个朋友反对。

虽然官员辞职的消息不时出现，但对于大多数一般事务性的公务员来说，离职能否成“潮”仍待观察。“毕竟公务员还是稳定、体面，而且大部分非技术类的公务员辞职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拥有1000多个成员的“公务员辞职共勉群”QQ群主李志说。

好日子过去了

刚刚辞职的时候，毛平有些不习惯，“忽然之间没上级、没束缚了，不知道向谁汇报”。

辞职之前，毛平已经在东部某市的家乡做了十多年的公务员，是城建系统内的一个副科级干部。这份职业曾带给他体面、安稳的生活，近年来，他的想法产生了一些变化，收入偏低，晋升无望，在体制内要做点事情又很难，最终毛平选择了离开，“最起码收入会翻很多倍”。

毛平心中，值得怀念的公务员黄金时代还要追溯到他刚刚考上公务员的时候。那是2002年，当时的毛平已经在一家改制后的央企里工作超过10年。因为历史负担重，企业的收入很低，看着一茬茬的年轻人学会技术就选择离开，毛平觉得前途无望，于是回老家考了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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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正是公务员热的前夜。1999年，中国高校开始扩招，逐年增加的毕业生在日后逐步成为公务员考试的主力军。虽然与正在崛起的外企白领和央企相比，公务员并未体现出十分明显的优势，但稳定和体面仍然让公务员成为很多人的选择。

公开数据显示，从第一次公务员考试到2001年，参加考试的人数相对稳定，报考总人数不足5万。但2002年报考人数超过前几年的总和。而自1996年实行辞退制度至2003年的8年间，全国公务员辞退率仅0.05%，人员流动率为1.25%，是中国“最稳定的群体”。

“选择考公务员的时候就是考虑稳定，那时候考上公务员大家都很羡慕。”虽然是从北京回到地方，毛平的收入却不降反升。他在北京的时候年收入六万多元，在老家，算上各种福利补贴，还有招商引资的奖金，一年能达到十几万元。

公务员的工作让毛平过上了安稳而体面的生活。考上公务员的第二年，毛平还解决了副科级待遇，并很快买了房子，体制内的身份也让他觉得很有面子。虽然2008年的时候，阳光工资开始实行，诸如招商引资奖金这样的收入被砍掉，但与金融危机中的企业相比，公务员“安稳”的生活还是让人觉得踏实。

2013年开始，事情起了变化。“八项规定”实施以来，公务员的隐性收入减少，强力反腐也波及了毛平所在的城市，这个经历过大拆大建的城市，数名重要官员落马，城建系统看上去变得有些危险。

体制内特有的一些压力也让他时常感到精神紧张。身在建设系统，他曾经被委派负责过修补群众的安置房，“可有些安置房，施工单位本身用料就有问题，不是你想做就能做好的”。有时候，毛平还要被派去做接待上访者的工作，假如访民闹到领导那儿，他又要被批评一顿，“可这是我能解决的吗?”

唯一稳定没变的就是基本工资和副科级了。毛平算了算，自己如今的年收入加起来只有8万元左右，提拔似乎也没什么指望，虽然对自己的专业能力有自信，可在毛平看来，升迁很多时候要看领导而不是专业。

先行者不断出现，2013年年底，毛平提出辞职，没能成功。2014年5月，毛平又一次提出辞职，这次他终于成功离开，“我们已经四十几岁了，再晚一些，真没有出来的必要了”。

法官的困惑

任明是10年来他所在法院第一个提出辞职的副庭长。

相比其他公务员岗位，司法系统的公务员，尤其是法官，正持续出现较大数量的人员流失。2014年年初北京两会期间，北京市高院曾介绍，5年来北京法院系统有500多人辞职调动离开法院。2014年全国两会上海代表团审议两高报告时则指出，5年来，上海法院每年平均流失法官67人，2013年达到了74人。而另据上海市高院统计，2014年上海流失的法官人数增加到了8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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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明算是庭里的业务骨干了，去年，他一个人办了100多件案子，带着合议庭3个人，一共做了大概300件案子。每天加班工作10小时以上，没有完整的周末几乎是他的工作常态，“假如每个案子都开一次庭的话，一年就300多个庭，算下来我几乎每天都要开庭。而作为副庭长，我每周还要有两个半天开会研究案件，还有很多宣传、调研的任务，很多案件的文书都要带回家加班写”。

与之相比，同在一个城市的律师，一年正常办案的数量也就是十几件。能办到30～50件的律师，就算是工作量很大了，而这样的律师通常会配备五六个助手。

繁重的任务对应的收入却并不算高。我国法官的收入目前仍然是参照公务员体系，按照行政级别来定收入。

任明说，在当地，一个成熟法官“非常轻松”就能在公司找到年薪30多万元的工作。而任明辞职后，可预期的收入起码要比现在多加一个“0”。

活儿多钱少，晋升空间狭窄，这是法官们面临的普遍情况。一名刚刚进入北京某法院工作一年多的公务员告诉记者，看着一个师兄从法院离开到律师事务所，一年挣了两百多万元，自己每个月3000多元的收入让人觉得前途渺茫。另一个刚刚离职的安徽法官则告诉记者，假如还留在体制内，她可能也希望调到其他政府部门，“法官太累了”。

当然，收入并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任明也明白，无论在哪儿，大牌律师的收入肯定都高于法官，而法官们更多的是从职业荣誉感中获得满足。

在新一轮司法改革中，司法去行政化、司法去地方化、司法人员精英化被视为改革方向，任明说自己其实很看好这次改革。

虽然改革对所有法律从业者都是很有利的，但任明觉得，体制内的改革掣肘太多，反而律师会先享受到司改的红利。他也注意到，虽然所在城市还没有多少法官辞职，但北京上海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法官离职潮。任明觉得，这或许是一个信号，说明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

偶尔，任明也会觉得遗憾，他始终觉得，自己的性格可能更适合做法官，而不是律师，只是时代变了，“这是一个出大律师的年代”。

离开体制还能干什么

离开政府部门后，毛平去了一家工程公司做政府项目，做的工作和以前相关。他坦言，对方是看重自己的体制内经历，“懂得怎么跟政府部门打交道”。

像毛平一样依靠体制内资源积累跳槽到企业，实际上是很多官员的选择。2013年9月，广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处处长陈伟才辞职，担任格力副总裁。2014年3月，杭州金融办副主任俞胜法加盟阿里巴巴。俞胜法2004年6月起任杭州市商业银行副行长、党委委员，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行长、董事会副董事长、行长等职。2014年5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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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质检总局办公厅原新闻办公室主任、新闻发言人陈熙同出任360副总裁，主管市场及公关工作。

此外，如任明一样的技术性人才转型也很容易。今年3月，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与反垄断局法制工作处副处长薛强就辞职加入了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

在加入众达之前，薛强曾负责起草国家发改委反垄断相关规章和文件，还参与了许多重大反垄断案件的调查工作。而薛强加入的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是一家国际性的律师事务所，反垄断与竞争法业务一直是众达律师事务所的擅长业务。据财新披露，2014年全年，证监会约有30名处级以上干部离职，其中大多数投身市场机构。目前正在办理离职手续的也不下20人。

然而，对于大多数基层公务员来说，离职后能做什么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多人纠结来纠结去，就是不知道自己离开体制还能干什么。”李志说。

一年半以前，在镇党委办工作的李志发现自己实在不喜欢机关里的生活，于是在QQ上组了一个“公务员辞职共勉群”。最开始只有几十个人，大家相互吐槽，讨论出路。后来人数慢慢增加，在媒体介入报道之后，越来越多想辞职的和辞职的人加了群，最多的一天有500多人加入。

异地、太辛苦、工资低、压抑、提拔无望，看多了进进出出的围城心态，李志觉得，可能很难出现所谓的“离职潮”，因为大多数基层公务员进入体制后，很难找到心仪的下家，“没有一技之长”。

去年，《解放日报》曾经刊登了一位80后公务员的辞职自述。这位公务员说，“碌碌无为过7年，都不知道留下了什么。收入7年没涨，职级7年没变，能力是‘听话加写报告’，社会关系是‘领导加同事’。而人生却已步入而立之年，在那一刻，深深感觉到自己是loser。”

离职以后的毛平对此也深有感触，他甚至会劝说相熟的老板不要招只呆过办公室的公务员，“体制里的分工太细，很封闭，能力很难得到提升”。

“辞职是好事”

“八项规定”、反腐风暴、养老金并轨„„越来越细致的规定正让考公务员的热情降低。

2015年国考，120多个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单位参加，计划招录2.2万余人，相比去年增多约3000人，招录人数创历史新高。

然而，通过资格审查的报名人数为140.9万人，比去年少11.5万人。无论是报名人数，还是招考的平均竞争比，都创下5年来最低。

“总体来讲，公务员报名人数下降是个好现象，社会不应该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周志忍认为，政府把所有人才都吸引到体制内，这本身就不太正常，jinhua.huatu.com

“一个国家，一流人才都往政府走，这说明社会没有提供一流人才发挥的机会和条件，因为大家都觉得，只有当官才能享受到这种机会”。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也认为，“公务员辞职其实是好的现象，因为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职业，应该有更多选择的空间。”

历史上两次大的离职潮，一次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很多人停薪留职，下海创业。当时下海失败，还可以重新回到原来的单位工作。另一次是2003年前后，政府部门合并，也有一批人以一次性买断工龄等形式下海。

“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市场秩序和管理都比较规范，并且想要下海经商办企业，没有几把刷子和资金支持是不可能的，不能再和当时的情况相提并论。”庄德水认为，中央“八项规定”以及对政府工作人员行为的规范等系列措施，并不足以成为公务员离职的主要理由。而除非是法官这样的专业人才，一般的事务性公务员辞职成本很高。

不过，如何激励体制内专业性人才，以及提高基层公务员待遇的问题仍然存在。

毛平就觉得，旧的收入被压缩了，却一直没有新的补偿，影响公务员工作的动力，“这样下去，可能很多本来不在乎收入的就混日子，懒政，你也很难治理，因为标准太难定了，可干可不干我就不干”。

庄德水认为，公务员的薪酬制度和绩效考核体制确实需要进一步完善，提高业务岗位人才的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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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浙江省公务员面试热点-忏悔录里看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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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湖南省交通系统要案频发，被称为塌方式腐败。居于高风险的职位，面对找上门的各色人等，贪官落马前与之大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力成为他们的寻租工具。对于工程招投标中的“围标”等行为，他们更是毫无顾忌地直接给业主打招呼，并从中收受贿赂。

经湖南省纪委调查，湖南交通系统系列腐败案涉案人员27人，包括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原局长冯伟林，湖南省交通厅原党组书记、副厅长陈明宪，以及原副厅长邹和平、李晓希等4名厅级干部和16名处级干部先后落马。2014年6月，冯伟林因受贿4000多万元，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2014年7月，邹和平因受贿2000余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陈明宪被控单独或伙同他人受贿和索要他人财物折合共 5000余万元，已于2014年11月开庭审理。

从身居高位，一呼百应的厅官到独自面对办案人员，他们的心理落差和腐败劣迹从忏悔录里一览无遗。

功绩无法为“失足”买单，权力欲使人在陶醉中沉沦

冯伟林、邹和平、陈明宪3人的权力之大、资金支配之巨，不容小觑。从自信到自负，从自满到骄狂，内心的贪欲在失控权力的牵引下，越来越张狂，最后翻车落马。3名厅官都出身贫寒，也曾努力工作，甚至成为专家型干部。能够走上领导岗位，他们都付出了大量心血。然而，工作业绩也无法抵消他们犯下的罪过。

陈明宪：带走我的那一刻，我眼前一黑，真如晴天霹雳。我还幻想着明天要上矮寨大桥，3 月31日参加我亲任大桥指挥长的大桥通车典礼，接受鲜花、赞誉和媒体采访„„然而现实是，我已身陷囹圄。我曾日夜操劳，一心扑在事业上，为湖南交通“十五”计划任务圆满完成，为“十一五”发展作好铺垫、打好基础。但是，另外一种负面“阴霾”逐渐笼罩着我，关系成了工程招投标的灵丹妙药，处于权力漩涡中央的我，自然地成为主要目标。

我自1995年5月开始任路桥总经理，6年间，党政职务一肩挑，一呼百应威信高，这种权力欲使人陶醉，令人飘飘然。尽管这时候我还比较谨慎，还能以事业为重，但这种对权力的倚重和争取更大权力的欲望与日俱增。

冯伟林：我在高墙里、在忏悔中度日如年。高速公路管理局和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是政企合一，拥有几千个亿的资产，权力是很大的，涉及的利益也很多。我在上任之初，也曾雄心勃勃，慷慨激昂。但是我并没有从心底里去问问权从哪来、权为谁用、怎样用权。到了后来，滥用权力，为家人、亲人和朋友办事。

我家是一个半边户，出身比较苦。党把我培养成一个副厅级干部，我情系高速，倾注汗水。但是我最终走向了反面，现在我要为我的违纪违法行为付出惨痛的代价。

邹和平：我曾经也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上进心的青年，但是随着职务提升、权力加大，我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一失足成千古恨。特别是近几年来，自己对权力看得极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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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知自己快到退休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于是为他人打招呼、揽业务而收取贿赂，进行赤裸裸的权钱交易。

“朋友既是‘玫瑰’，也可能是‘罂粟’”

近些年，湖南高速公路建设迅猛发展，投资量多达数千亿元。作为手握大权，一个招呼、一个条子就可使人一夜暴富的厅官们，自然成为各路人马竞相拉拢甚至腐蚀的对象。

邹和平：多年来，我利用职权，插手工程招投标，为一些施工队伍和个人在交通工程特别是高速公路建设上打招呼、揽业务，干扰和破坏了正常的招投标程序。我从中获取了大量钱财。

陈明宪：招呼招呼，可使人一夜致富;帮忙帮忙，把自己帮进牢房。2008年南方冰灾后，湖南掀起了一场一举甩掉湖南高速公路落后帽子，3年开工建设43条共近5000公里高速公路的新高潮。5000公里高速公路，投资3000多个亿。于是，各路老板纷纷涌进湖南，谁都想分一杯羹。

短兵相接，各显神通，关系成了灵丹妙药。谁有关系谁就能执牛耳，谁就会成为赢家。而处于关系网中心位置的我，就成了各路老板的座上宾。那些长期以来在高速公路市场上拉皮条当中介的对我更是趋之若鹜。

一般来讲，视工程难易程度、国内施工企业的水平和速度及业主对工期要求的高低，湖南高速公路标段的划分都是1～3亿元(一个标段)左右。同时，按照国内中介费用的潜规则，中介费一般为工程合同价格的3%-5%。假定这个标段合同价为2亿元，那么中介人可提成600万到1000万的中介费，只要搞定一个标段，那他就一夜致富了。

我这个人有个特点，就是讲义气、讲感情、爱面子、肯帮忙。我在给别人打招呼时，根本没有想后果，答应了即办。不外乎三种形式：一是当面交办。如果正好业主(项目经理)在场就三头对六面交办，如果不在，打个电话叫过来，当面交办。二是批条子。从未顾及留下什么把柄，就在纸条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三是打电话，或者发短信给业主，电话里头交办。过程很简单，一般都是短平快，分把钟就给办了，所以事后也忘记得快。

现在想想，朋友既是“玫瑰”，也可能是“罂粟”，交友不慎会让你吃尽苦头。就是在帮这些所谓的“朋友”打招呼帮忙的同时，我忘掉了党性，忘记了原则，忘记了党纪国法!

“在亲情上没有自制力，注定会打败仗”

在对冯伟林、邹和平审判的同时，冯伟林的妻子、弟弟、妹妹先后受审并获刑;邹和平的儿子也被判刑;而陈明宪的诸多亲属也一并被审查。面对“领导干部要管好配偶子女”的谆谆教诲，冯、邹、陈3人当作了耳边风，一些亲属成为“中介”，最后害了整个家庭。

冯伟林：我的主要违纪违法犯罪金额，是为弟弟妹妹打招呼，让他们谋取重大利益而获得的。父母早逝，我是长兄，本应严格要求他们，让他们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而且他们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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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也有一个好的职业。但是，我逐步放松了对他们的要求。重温曾国藩提出的治家八字诀，想想这些先贤前辈的教导，我真是无地自容。“君子不欺暗室，佛子不作非法”，而我在亲情上没有自制力，注定会打败仗。

做人要有底线，做事要有底线，交朋友、处理亲情也要有底线。“最铁的是规律，最硬的是法律，最严的是纪律，最需要的是他律，最重要的是自律”，而我没有很好地把握，一步一步，越过了“雷池”和“高压线”，换来的是牢狱之灾。

邹和平：对子女的关爱是每个父亲都会做的，这种关爱应是教育和鼓励子女努力地工作、走正道。但我利用自己的权势为儿子谋取不义之财去打招呼，铺平道路，包庇和支持他收受别人送的好处费，使他也陷入犯罪的泥潭，还以为这是在帮他。其实，这是一个父亲在害亲生儿子，在毁掉亲生儿子的美好前途和幸福生活。

古人说：“天下富贵有三，贵莫大于无罪，乐莫过于无忧，富莫过于知足。”无论是冯伟林、邹和平还是陈明宪，他们本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有一番更大的作为，但终究自食恶果。就像陈明宪在其忏悔书中写的：“当你手中有了权力，权力又在某种程度上失去制约、失去监督的时候，这时候的权力者，最容易利令智昏、胡作非为。”

权力是一柄双刃剑，用好了可以造福社会，用不好则伤人、伤己、贻害社会。冯、邹、陈如此下场，固然有自身的根本原因，但亦要反思：反腐制度设计是否可以更加科学、有效?监督应当如何更有力度?唯有扎好制度的笼子，将权力紧关，才能真正减少如湖南交通系统这样的塌方式腐败，才能真正使官员不敢腐、不能腐甚至不想腐。权力变现两大路径：卖官帽、插手工程

在安徽萧县、泗县和太和县三地，县委书记贪腐引发的“多米诺效应”涉及当地干部少则数十人多则上百人。半月谈记者最近获取了三地落马县委书记的忏悔书，发现用人腐败和官商勾结成为权力滥用的两大风险点，一把手权力失范带来的官场逆淘汰和社会生态恶化成为塌方式腐败发生的加速器。

毋保良，萧县原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因犯受贿罪(非法收受共计人民币1869.2万元)被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刘家坤，在2007年至2012年担任太和县委书记、阜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期间，伙同情妇赵晓莉收受他人贿赂2929万余元，被判处无期徒刑。

晏金星，在泗县10年间受贿600余次，平均每周一次;受贿金额达520余万元，其中接受下属请托卖官近百次，所得300余万元。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

批发官帽子、权钱交易是落马县委书记主要贪腐表现。毋保良、晏金星案发后，萧县、泗县两地许多乡镇和县直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多有涉案，萧县先后有80多名干部免职，泗县也查处干部近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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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保良：担任县委书记期间，我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一些给我送钱的干部解决了提拔、重用和调动问题;还利用职务的影响，为一些建筑商承揽工程，给发包方打招呼，也为一些开发商的拆迁和楼房预售单独吃过“小灶”，还为一些给我送钱的企业在贷款和融资方面提供帮助。

到萧县担任常务副县长半年多之后，有时发现有的干部在节日期间没有给我送礼，思想上还会有想法，是不是这个干部对我有意见，我是不是在哪方面得罪他了，直到这个干部在节日过后补上礼金之后，我才算放下心来。

晏金星：手中有了权力，各种诱惑就纷至沓来。他们看中我手中的权力，有的拉关系，有的逢迎拍马，有的送钱送物。凡此种种，不外乎干部谋求职务升迁、得到工作支持;企业为了谋取更大利益。

刘家坤：我利用手中权力，以情妇为工具，收受太和晶宫集团董事长1300万元作为上海购房款。该公司在太和承建的民安路工程审计、房地产开发中碰到诸多方面的困难，如与地方铁路矛盾、缓交出让金、工程施工等，我就有求必应地帮其解决困难谋取利益。

思想底线如何步步失守

晏金星：看到商人出手大方，慢慢地思想发生了变化，认为作为县级干部，工作任务重、压力大，贡献不比他们小，但待遇和他们没法比，于是思想防线出现了滑坡。后来，对他们宴请和钱物的馈赠便欣然接受、心安理得，丧失了一个党员领导干部最起码的原则底线。

毋保良：参加工作30年，受党培养教育多年，但在我的思想深处，认为金钱就是实力的体现，有了钱就可以拥有一切;同时也认为，自己工作大半辈子，趁自己有权有势，多捞点钱留退休以后享用。

2005年下半年，我在贪婪和恐惧心态的共同作用下，采取了一个自己认为是“万全之策”的办法，动员我弟弟开办酱菜厂，把自己收受的钱财投入到酱菜厂，以便漂白赃款，规避组织调查，自作聪明地认为总算找到了一个“保险箱”。

到了2008年初，面对收受的如此多的钱财，我的恐惧心理逐渐加重，贪婪、侥幸和恐惧三种心态在激烈斗争。在这种混合的心态支配下，我玩弄了一套逃避打击、掩人耳目、自我安慰的花招。一是把酱菜厂搞股份制，以我朋友的名义占有500万元的股份，并安排我弟弟在以后组织调查时谎称其余股份都是他赚的钱。二是把有明确利益诉求的人送的钱，数额较大的钱和“口碑”不好的人送的钱，能退的退掉，以舍去一部分非法利益来达到保全另一部分非法利益的目的。

2012年春节前，我感觉组织上在调查我的腐败问题，心里十分害怕、惊慌失措。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没有积极退赃，主动向组织说清问题，还指使妻子转移财物，和个别送钱人订立攻守同盟，对抗调查，还多处找关系试图阻止组织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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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坤：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党员领导干部的职业操守，在我身上变成 “权为钱所用、利为己所谋、情为乐所系”。我违反社会主义道德准则，与一名女商人婚外恋，并且非婚生育一名男孩。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的成长，我和情妇整日忧虑重重，一有风吹草动就带着孩子东躲西藏，害怕组织查处，媒体曝光。为了孩子上学不受人背后指指点点，我们在上海为其买房用于生活学习。看到所住小区豪车出入，个个名牌、珠光宝气集一身，很是羡慕。加之我的年龄、职务任期将要结束权力生活，便利用权力乱伸手，收受了一笔笔贿赂。

权力集中不受监督是最大的腐败

刘家坤：在县内外都知道，太和县的工作没有刘书记的支持是干不成的，刘家坤的软肋是他的情妇。于是，我的情妇就成为想利用我手中权力办事之人的敲门砖。我受贿的方式，情妇是工具载体，是操手、仓库，我受贿的所有钱物、几乎全部是通过情妇实现的。权钱交易事实证明，不受约束监督的权力是最大的腐败。

晏金星：我拥有重大问题、重大项目、重要人事安排、大额资金拨付调度的决策权。由于一把手权力缺乏监督，加上个人私欲膨胀，久而久之，问题积累越来越多，到被举报查处后悔已晚。

毋保良：县委书记在一个县里，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到处都是说好话的，几乎没有人给我提意见，更没有人给我指出我身上廉洁自律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使我成为始终处在没有人监督的“真空”之下的一个“自由人”。

一个人带坏一个县

刘家坤：我是太和县委书记，又曾担任过阜阳市国土局长，由于我在开发商面前行为失范，上行下效，太和县的一些权力部门贪腐官员跟着我学，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乱买私卖土地、私改规划，私调建筑容积率、乱建小产权房、违章建筑随处可见。太和的发展环境受到了破坏，失去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很多外商想投资都不敢来，广大群众、干部看在眼里、气在心头。以我为首，分管县长、国土局长、规划局长等一批十几人从科级至副厅级的干部贪腐被查处。

毋保良：不少人用公款向我行贿得到提拔后，就要收回“成本”，甚至产生“利润”。还有一些问题干部在给我送钱后，获得了我的保护，带病在岗。许多正派的干部不想给我送钱，也无钱可送，看到一些送钱的干部都一一得到提拔重用了，感到仕途没希望，在工作上得过且过。

我作为县委书记，对干部的使用拥有实际决定权，收受人家的钱物，必然会对其提拔重用给予照顾，这给干部群众思想上带来混乱。“事事钱开路”的观念在萧县已经成为一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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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风气，许多干部处理和解决问题时，首先想到的不是政策规定和法律要求，而是想到给谁送钱，送多少钱才能“拿下”，才能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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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浙江省公务员面试问题 -习近平扶贫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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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持召开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并发表讲话后，会议指出，发展乡村教育，让每个乡村孩子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扶贫不是一句空口号，得有真办法、实举措、硬功夫。早在23年前出版的《摆脱贫困》一书中，在闽东工作的习近平就阐发了“脱贫”“扶贫”的重要意义和实现途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就扶贫问题发表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在贫困地区”，“要看真贫、扶真贫、真扶贫，少搞一些盆景，多搞一些惠及广大贫困人口的实事”，“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等重要论述。

23年前著书谈扶贫工作：“扶贫先要扶志”，“把经济建设当作最大的政治”

23年前，也就是1992年7月，习近平聚焦扶贫工作的著作《摆脱贫困》首次出版，该书收录了习近平1988年9月至1990年5月在福建宁德工作期间的重要讲话和文章，共29篇。全书围绕闽东地区如何脱贫致富、加快发展这一主题，涉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重要内容，思想丰富深刻，文风生动亲切。在《摆脱贫困》一书的跋中，习近平指出，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有些方面落伍了。落伍原因历史学家们可以慢慢探究;但对于更多的人来说，励精图治，发愤图强，以中国的繁荣昌盛为己任，尽短时间使整个国家“脱贫”，尽短时间使中国立于发达国家之林，才是更为紧迫、更为切实的思想和行动。“要实现这一目标，唯有全民把经济建设当作最大的政治!”，习近平着重强调经济建设对于扶贫的重要性。

习近平在该书多处强调，“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但能否实现‘先飞’、‘先富’，首先要看我们头脑里有无这种意识”，“贫困地区完全可能依靠自身的努力、政策、长处、优势在特定领域‘先飞’，以弥补贫困带来的劣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卢中原近日撰文认为，《摆脱贫困》一书从开篇到最后一篇再到跋，一以贯之的主旨是“把经济建设当作最大的政治”。

引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在贫困地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12年12月，习近平到河北阜平看望慰问困难群众时曾论述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贫困地区小康的辩证关系。“小康”一词，今天已经被中国共产党人赋予了更深刻的内涵。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处于引领地位的战略目标。全面小康与中国梦相互激荡，凝聚为全社会的“最大公约数”，成为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时代主题。

今年1月，习近平同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指出，“现在，距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只有五、六年了，但困难地区、困难群众还为数不少，必须时不我待地抓好扶贫开发工作，决不能让困难地区和困难群众掉队。”2月，习近平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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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召开陕甘宁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座谈会上再次强调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重要性，他指出，“我们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没有老区的全面小康，特别是没有老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那是不完整的。这就是我常说的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的涵义。”

如何实现贫困地区的全面小康，习近平给出了答案：要找准路子、突出特色。2012年在河北考察时，他曾谈到，“要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分类指导、因势利导，各项扶持政策要进一步向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倾斜。”2013年11月，在湖南考察时他进一步指出，“发展是甩掉贫困帽子的总办法，贫困地区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把种什么、养什么、从哪里增收想明白，帮助乡亲们寻找脱贫致富的好路子。”当年同月，在山东调研时，他谈到，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一样，都要努力转变发展方式，着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不能“捡进篮子都是菜”。

扶贫力量，依靠各级领导干部：“要心里装着困难群众”，“要立下军令状”

要让数千万人口脱贫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贫困人口一直是习近平的牵挂。扶贫要靠谁，要靠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各级领导干部要心里装着困难群众，多做雪中送炭的工作，满腔热情为困难群众办事。”2012年12月30日，习近平在河北省阜平县看望困难群众时强调领导干部的重要性。当日，在村委会，总书记听取了大家发言后再次强调，农村要发展，农民要致富，关键靠支部。他叮嘱当地干部和随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要原原本本把党的政策落实好，大家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处流，一定要想方设法尽快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要看真贫、扶真贫、真扶贫，少搞一些盆景，多搞一些惠及广大贫困人口的实事。”今年3月8日上午，习近平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广西代表团审议时进一步指出，要把扶贫攻坚抓紧抓准抓到位，倒排工期，算好明细账，决不让一个少数民族、一个地区掉队，坚决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他希望广大干部群众勤劳实干、加快发展，并要求中央有关部门注重解决扶贫攻坚工作面临的突出问题。贫困地区各级领导干部要立下军令状，好干部要到扶贫攻坚一线经受磨练。

扶贫难点，阻止贫困代际传递：“发展乡村教育，建设乡村教师队伍”

昨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指出，发展乡村教育，让每个乡村孩子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要把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多措并举，定向施策，精准发力。如何避免贫困的代际传递，完善扶贫的体制和机制建设，增强贫困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早在2013年9月，总书记在联合国“教育第一”全球倡议行动一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表视频贺词时就曾指出，“努力让每个孩子享有受教育的机会，努力让13亿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获得发展自身、奉献社会、造福人民的能力。”2014年6月，习近平在全国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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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会议上着重强调贫困地区教育的重要性。他指出，“要加大对农村地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职业教育支持力度，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经济学者辜胜阻在接受采访时就如何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给出过六条建议。一要构建新型“滴灌”式的“到人到户”扶贫模式;二要不断完善金融扶贫机制，积极发展普惠金融;三要更加重视贫困地区的“软环境”建设和人才开发，使扶贫工作从“输血式扶贫”走向“造血式扶贫”，切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四要改变资源分散、体制分割、管理分治的“多龙治水”的碎片化现象;五要加大对贫困地区低保的转移支付力度，在贫困地区将低保和扶贫政策相衔接;六要完善扶贫规划与城镇化规划统筹协调机制，通过发展小城镇，对不具生存条件的地方进行整体搬迁，使搬迁的群众享受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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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浙江省公务员面试问题 - 透视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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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实施方案》近日下发。84项改革举措着眼于在解决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敢于啃硬骨头，突破利益格局的藩篱，逐项明确了责任单位、工作进度和成果要求，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绘就了路线图和时间表。针对实施方案中的焦点话题，记者采访了相关部门负责人和有关专家。

内外“双管”齐下防范司法“打招呼”

【任务】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建立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防止司法机关内部人员干预其他人员正在办理的案件。

【点评】一些领导干部出于个人私利或地方利益、部门利益，为案件当事人请托说情，对案件处理提出倾向性意见或者具体要求，甚至以公文公函等形式，直接向司法机关发号施令，以言代法，以权压法。一些司法机关内部人员利用上下级领导、同事、熟人等关系，通过各种方式打探案情、说情、施加压力，非法干预、阻碍办案，或者提出不符合办案规定的其他要求。只有排除外部干预加强内部监督相结合，建立一整套的防止干预司法的制度体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受各种因素非法干扰，办权力案、关系案、人情案的问题。

3月30日，中办、国办公布《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中央政法委同日公布了《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这两项规定的出台，分别从外部和内部构筑起防止干预司法的“防火墙”和“高压线”。

用符合职业特点的管理制度留住人才

【任务】加快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司法人员管理制度改革任务，建立健全法治工作人员管理制度，完善职业保障体系，建立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专业职务序列及工资制度。

【点评】长期以来，我国对司法人员等法治工作人员实行与普通公务员基本相同的管理模式，不能充分体现法律职业特点，不利于把优秀人才留在法治工作第一线。需要进一步推动实施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建立法官检察官员额制、专业职务序列和单独薪酬制度，强化职业保障，提升职业尊荣感，实现责权利相统一。

最高人民法院司改办主任贺小荣就法官员额制分析说，为确保这项改革稳妥推进，法官员额的设置一定要考虑法官职业群体的年龄结构和不同审级法院的要求，不能简单地论资排辈，搞“一刀切”，而是要根据法官业务水平、业务能力、职业品德进行选任，要让优秀的法官留在法官队伍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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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案倒查问责要明确启动程序

【任务】方案要求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的同时，还要求统一错案认定标准，明确纠错主体和启动程序，保证这一制度的顺利实施。

【点评】只有建立符合司法规律的办案责任制，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才有助于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实现司法公正。

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改办副主任张新泽介绍，去年以来，检察机关开展检察官办案责任制试点，择优选任460名主任检察官，赋予相应司法办案决定权，主任检察官对所办案件终身负责。为深入推进这项改革，最高检将进一步健全检察权运行监督制约机制，完善防止利益冲突、严格回避制度，研究建立终身禁止从事法律职业制度等，坚决落实责任追究制度，严肃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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