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浙江省公务员面试问题 - 卫计委不允许开展互联网医疗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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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互联网时代，很多人都已经习惯了通过网络解决很多问题，包括看病找医生。在线辅助问诊是否合法?对此，国家卫计委新闻发言人宋树立表示：互联网上涉及医学诊断治疗是不允许开展的，只能做健康方面的咨询。
宋树立介绍说，按照医疗实施主体，远程医疗包括两类：
宋树立：一类是医疗机构之间的远程医疗，医疗机构之间特别是条件比较差、医疗水平比较低的机构向一些专科的或者综合力量比较强的大型医院的专家来寻求帮助，这是医疗机构之间给患者提供远程医疗服务。第二类是医疗机构利用信息化技术向患者直接提供医疗服务，我们把这个称为“远程医疗”。
宋树立说，由于远程医疗不同于面对面的诊治，国家卫计委为了确保远程医疗的质量和安全监管，对相关机构和人员都有着严格要求。
宋树立 ：比如这些服务只允许医疗机构开展，医疗机构开展某一个类别的、某一个专科的服务要具有相应的资质，不能没有这个专科去开展这个专科的远程医疗服务。开展远程医疗服务的医生也要具有相应的执业资质，医疗机构在开展远程医疗服务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行为规范，保证质量与安全，同时还要保障患者的知情权。
据了解，今年1月份，国家卫计委和国家发改委同意在宁夏、云南等五省区开展远程医疗政策试点，解放军总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和中日友好医院，要面向五省区放开全部的优质医疗资源。宋树立表示，其他涉及医学诊治的工作不允许在互联网上开展。
宋树立：互联网上其他一些涉及医学诊断治疗是不允许开展的，可以做健康方面的咨询，但是不能开展诊治工作。当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新的情况在不断出现，我们也要不断完善政策，对这些行为加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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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2014浙江公务员面试时事热点：国家卫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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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浙江公务员面试时事热点：国家卫计委:医务人员工资待遇低是
不争的事实
国家卫计委:医务人员工资待遇低是不争的事实
国家卫生计生委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卫计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司长毛群安就医改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他指出，医改五年来，中央政府和各级政府总共投入的经费达到了3万亿左右。全民基本医保的制度框架全面建成，病有所医的目标迈出了关键性步伐。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已经基本建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持续深化。基层公共卫生服务深入开展，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
公立医院不能靠卖药挣钱
毛群安介绍，县级公立医院改革是全面推进公立医院改革的重要内容，是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关键环节。今年的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扩大到了1011个县，覆盖农村5亿人口。过去，公立医院的补偿机制是三个渠道：政府补贴、药品加成收入和医疗服务收费。此次公立医院改革要破除以药补医机制，公立医院的补偿机制由原来的三个渠道变成了两个渠道，应当增加政府投入和调整医疗服务价格，使医院的运行机制能够得到保障。在医疗服务价格调整方面，确定总量控制、结构调整、有升有降，逐步到位的原则。
针对药品采购中存在的问题，毛群安表示，要借鉴基层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的经验，以省级为单位，按照质量优先、价格合理的原则，采取招采合一、量价挂钩等办法，开展集中招标采购。
伤医不是医患关系问题，是违法犯罪
毛群安说，对于暴力伤医，卫计委长期以来态度非常明确，暴力伤医属于违法犯罪行为，要实行零容忍，要按照有关的法律来严肃惩处。
“对于在医疗活动中产生的医疗纠纷，国家现有的法律法规也有不同的渠道可以进行解决，比如说人民调解制度。”毛群安说，“我们将进一步完善医疗纠纷的人民调解工作，健全医疗风险的分担机制。特别强调的是，伤医案件不是医患关系问题，伤医案件就是违法犯罪行为，要严厉打击涉医违法犯罪行为。”
从去年年底开始，卫计委和中央综治办等11个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维护医疗秩序、打击涉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保障人民群众就医安全，也保障医务人员有一个安全的执业环境。
禁止擅自给儿童进行群体性预防用药
前一段时间，个别地方发现幼儿园擅自给儿童进行群体性的预防用药事件。事发后，教育部、卫计委联合印发了通报，明令禁止擅自给儿童进行群体性预防用药。毛群安表示，喂药不符合国家对幼儿园学生健康服务工作管理的要求，“我们要求各地在4月10日之前排查这种情况，对反映和暴露的问题要进行认真的核实查处，强化责任追究，严肃处理责任人，并要向社会通报查处的结果。”毛群安说。
毛群安表示，国家对于幼儿园幼儿的健康服务有明确的规定，特别像预防性服药的行为，要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在医疗机构或者是公共卫生机构的指导下进行。预防性服药可能会对儿童的健康造成影响，所以必须慎之又慎，幼儿园要坚决禁止擅自用药的行为。
医疗领域法无禁止即向社会资本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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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群安指出，鼓励社会力量办医，就要使各项政策能够尽快地得到落实。关键是要做到“四个放宽”“一个简化”：一是放宽举办的主体，促进医疗机构举办主体的多元化，扩大境外资本在内地设立独资医院的范围。二是放宽服务的领域，凡是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止的领域都是向社会资本开放的。三是要放宽大型设备的配置，对于社会办医这些机构，要放宽大型设备的配置。四是要放宽人才有序流动的条件，特别是要推进医师的多点执业。“一个简化”是要简化审批的流程，提高办事效率，同时要清理各种阻碍社会资本进入医疗服务领域的不合理规定。
就医务人员待遇问题，毛群安指出，能否破除以药补医、把医务人员的薪酬待遇问题解决好，这是考验公立医院改革成败的两个硬指标。目前，医务人员的工资待遇比较低，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要研究制定符合医务人员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如果不能够保障医务人员有一个合理的收益，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恐怕就很难实现。在医务人员薪酬待遇问题上，我们希望能够有所创新、有所突破，真正实现人民群众得实惠、医务人员受鼓舞。(记者白剑峰)
本文来源：浙江中公教育
第三篇：浙江省公务员面试问题 - 聚焦公务员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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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似乎一直是一个围城，外面的人想进来，他们看到的是福利待遇，体面安稳;而里面的人想出来，因为不愿意忍受低工资，因为还有对更广阔前途的向往。
有数据表明，政府/公共事业/非营利机构行业的从业人员跨行业跳槽人数比去年同期上涨34%，近年来的公务员考试热也有所降低。与1992年和2003年的公务员辞职潮相比，现在的离职现象能否成“潮”仍待观察。无论如何，让优秀的人才自由流动，为他们施展才能提供制度保障，都是一个重大课题。
只待一纸批文，任明就将离开他工作了17个年头的法院，成为一名律师。
任明是中部某地级市中院的一名副庭长，假如辞职成为律师，他的收入起码要加一个“0”。
扔掉铁饭碗，走到体制外，公务员辞职正越来越受关注。前不久，智联招聘发布的《2015春季人才流动分析报告》显示，政府/公共事业/非营利机构行业的从业人员跨行业跳槽人数比去年同期上涨34%，这让人想到1992年和2003年的公务员辞职潮。
近年来，公务员这一曾经象征着体面、稳定和高福利的职业，正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2015年的公务员考试，虽然招考人数刷新历史纪录，但是报名人数和平均竞争比都创下近5年来的新低。
几年前，任明也曾动过离职的念头。那时候，离职的想法几乎遭到家人和所有朋友的反对，然而今年的辞职，迄今为止却只有一个朋友反对。
虽然官员辞职的消息不时出现，但对于大多数一般事务性的公务员来说，离职能否成“潮”仍待观察。“毕竟公务员还是稳定、体面，而且大部分非技术类的公务员辞职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拥有1000多个成员的“公务员辞职共勉群”QQ群主李志说。
好日子过去了
刚刚辞职的时候，毛平有些不习惯，“忽然之间没上级、没束缚了，不知道向谁汇报”。
辞职之前，毛平已经在东部某市的家乡做了十多年的公务员，是城建系统内的一个副科级干部。这份职业曾带给他体面、安稳的生活，近年来，他的想法产生了一些变化，收入偏低，晋升无望，在体制内要做点事情又很难，最终毛平选择了离开，“最起码收入会翻很多倍”。
毛平心中，值得怀念的公务员黄金时代还要追溯到他刚刚考上公务员的时候。那是2002年，当时的毛平已经在一家改制后的央企里工作超过10年。因为历史负担重，企业的收入很低，看着一茬茬的年轻人学会技术就选择离开，毛平觉得前途无望，于是回老家考了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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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正是公务员热的前夜。1999年，中国高校开始扩招，逐年增加的毕业生在日后逐步成为公务员考试的主力军。虽然与正在崛起的外企白领和央企相比，公务员并未体现出十分明显的优势，但稳定和体面仍然让公务员成为很多人的选择。
公开数据显示，从第一次公务员考试到2001年，参加考试的人数相对稳定，报考总人数不足5万。但2002年报考人数超过前几年的总和。而自1996年实行辞退制度至2003年的8年间，全国公务员辞退率仅0.05%，人员流动率为1.25%，是中国“最稳定的群体”。
“选择考公务员的时候就是考虑稳定，那时候考上公务员大家都很羡慕。”虽然是从北京回到地方，毛平的收入却不降反升。他在北京的时候年收入六万多元，在老家，算上各种福利补贴，还有招商引资的奖金，一年能达到十几万元。
公务员的工作让毛平过上了安稳而体面的生活。考上公务员的第二年，毛平还解决了副科级待遇，并很快买了房子，体制内的身份也让他觉得很有面子。虽然2008年的时候，阳光工资开始实行，诸如招商引资奖金这样的收入被砍掉，但与金融危机中的企业相比，公务员“安稳”的生活还是让人觉得踏实。
2013年开始，事情起了变化。“八项规定”实施以来，公务员的隐性收入减少，强力反腐也波及了毛平所在的城市，这个经历过大拆大建的城市，数名重要官员落马，城建系统看上去变得有些危险。
体制内特有的一些压力也让他时常感到精神紧张。身在建设系统，他曾经被委派负责过修补群众的安置房，“可有些安置房，施工单位本身用料就有问题，不是你想做就能做好的”。有时候，毛平还要被派去做接待上访者的工作，假如访民闹到领导那儿，他又要被批评一顿，“可这是我能解决的吗?”
唯一稳定没变的就是基本工资和副科级了。毛平算了算，自己如今的年收入加起来只有8万元左右，提拔似乎也没什么指望，虽然对自己的专业能力有自信，可在毛平看来，升迁很多时候要看领导而不是专业。
先行者不断出现，2013年年底，毛平提出辞职，没能成功。2014年5月，毛平又一次提出辞职，这次他终于成功离开，“我们已经四十几岁了，再晚一些，真没有出来的必要了”。
法官的困惑
任明是10年来他所在法院第一个提出辞职的副庭长。
相比其他公务员岗位，司法系统的公务员，尤其是法官，正持续出现较大数量的人员流失。2014年年初北京两会期间，北京市高院曾介绍，5年来北京法院系统有500多人辞职调动离开法院。2014年全国两会上海代表团审议两高报告时则指出，5年来，上海法院每年平均流失法官67人，2013年达到了74人。而另据上海市高院统计，2014年上海流失的法官人数增加到了8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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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明算是庭里的业务骨干了，去年，他一个人办了100多件案子，带着合议庭3个人，一共做了大概300件案子。每天加班工作10小时以上，没有完整的周末几乎是他的工作常态，“假如每个案子都开一次庭的话，一年就300多个庭，算下来我几乎每天都要开庭。而作为副庭长，我每周还要有两个半天开会研究案件，还有很多宣传、调研的任务，很多案件的文书都要带回家加班写”。
与之相比，同在一个城市的律师，一年正常办案的数量也就是十几件。能办到30～50件的律师，就算是工作量很大了，而这样的律师通常会配备五六个助手。
繁重的任务对应的收入却并不算高。我国法官的收入目前仍然是参照公务员体系，按照行政级别来定收入。
任明说，在当地，一个成熟法官“非常轻松”就能在公司找到年薪30多万元的工作。而任明辞职后，可预期的收入起码要比现在多加一个“0”。
活儿多钱少，晋升空间狭窄，这是法官们面临的普遍情况。一名刚刚进入北京某法院工作一年多的公务员告诉记者，看着一个师兄从法院离开到律师事务所，一年挣了两百多万元，自己每个月3000多元的收入让人觉得前途渺茫。另一个刚刚离职的安徽法官则告诉记者，假如还留在体制内，她可能也希望调到其他政府部门，“法官太累了”。
当然，收入并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任明也明白，无论在哪儿，大牌律师的收入肯定都高于法官，而法官们更多的是从职业荣誉感中获得满足。
在新一轮司法改革中，司法去行政化、司法去地方化、司法人员精英化被视为改革方向，任明说自己其实很看好这次改革。
虽然改革对所有法律从业者都是很有利的，但任明觉得，体制内的改革掣肘太多，反而律师会先享受到司改的红利。他也注意到，虽然所在城市还没有多少法官辞职，但北京上海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法官离职潮。任明觉得，这或许是一个信号，说明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
偶尔，任明也会觉得遗憾，他始终觉得，自己的性格可能更适合做法官，而不是律师，只是时代变了，“这是一个出大律师的年代”。
离开体制还能干什么
离开政府部门后，毛平去了一家工程公司做政府项目，做的工作和以前相关。他坦言，对方是看重自己的体制内经历，“懂得怎么跟政府部门打交道”。
像毛平一样依靠体制内资源积累跳槽到企业，实际上是很多官员的选择。2013年9月，广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处处长陈伟才辞职，担任格力副总裁。2014年3月，杭州金融办副主任俞胜法加盟阿里巴巴。俞胜法2004年6月起任杭州市商业银行副行长、党委委员，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行长、董事会副董事长、行长等职。2014年5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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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质检总局办公厅原新闻办公室主任、新闻发言人陈熙同出任360副总裁，主管市场及公关工作。
此外，如任明一样的技术性人才转型也很容易。今年3月，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与反垄断局法制工作处副处长薛强就辞职加入了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
在加入众达之前，薛强曾负责起草国家发改委反垄断相关规章和文件，还参与了许多重大反垄断案件的调查工作。而薛强加入的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是一家国际性的律师事务所，反垄断与竞争法业务一直是众达律师事务所的擅长业务。据财新披露，2014年全年，证监会约有30名处级以上干部离职，其中大多数投身市场机构。目前正在办理离职手续的也不下20人。
然而，对于大多数基层公务员来说，离职后能做什么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多人纠结来纠结去，就是不知道自己离开体制还能干什么。”李志说。
一年半以前，在镇党委办工作的李志发现自己实在不喜欢机关里的生活，于是在QQ上组了一个“公务员辞职共勉群”。最开始只有几十个人，大家相互吐槽，讨论出路。后来人数慢慢增加，在媒体介入报道之后，越来越多想辞职的和辞职的人加了群，最多的一天有500多人加入。
异地、太辛苦、工资低、压抑、提拔无望，看多了进进出出的围城心态，李志觉得，可能很难出现所谓的“离职潮”，因为大多数基层公务员进入体制后，很难找到心仪的下家，“没有一技之长”。
去年，《解放日报》曾经刊登了一位80后公务员的辞职自述。这位公务员说，“碌碌无为过7年，都不知道留下了什么。收入7年没涨，职级7年没变，能力是‘听话加写报告’，社会关系是‘领导加同事’。而人生却已步入而立之年，在那一刻，深深感觉到自己是loser。”
离职以后的毛平对此也深有感触，他甚至会劝说相熟的老板不要招只呆过办公室的公务员，“体制里的分工太细，很封闭，能力很难得到提升”。
“辞职是好事”
“八项规定”、反腐风暴、养老金并轨„„越来越细致的规定正让考公务员的热情降低。
2015年国考，120多个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单位参加，计划招录2.2万余人，相比去年增多约3000人，招录人数创历史新高。
然而，通过资格审查的报名人数为140.9万人，比去年少11.5万人。无论是报名人数，还是招考的平均竞争比，都创下5年来最低。
“总体来讲，公务员报名人数下降是个好现象，社会不应该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周志忍认为，政府把所有人才都吸引到体制内，这本身就不太正常，jinhua.huatu.com
“一个国家，一流人才都往政府走，这说明社会没有提供一流人才发挥的机会和条件，因为大家都觉得，只有当官才能享受到这种机会”。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也认为，“公务员辞职其实是好的现象，因为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职业，应该有更多选择的空间。”
历史上两次大的离职潮，一次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很多人停薪留职，下海创业。当时下海失败，还可以重新回到原来的单位工作。另一次是2003年前后，政府部门合并，也有一批人以一次性买断工龄等形式下海。
“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市场秩序和管理都比较规范，并且想要下海经商办企业，没有几把刷子和资金支持是不可能的，不能再和当时的情况相提并论。”庄德水认为，中央“八项规定”以及对政府工作人员行为的规范等系列措施，并不足以成为公务员离职的主要理由。而除非是法官这样的专业人才，一般的事务性公务员辞职成本很高。
不过，如何激励体制内专业性人才，以及提高基层公务员待遇的问题仍然存在。
毛平就觉得，旧的收入被压缩了，却一直没有新的补偿，影响公务员工作的动力，“这样下去，可能很多本来不在乎收入的就混日子，懒政，你也很难治理，因为标准太难定了，可干可不干我就不干”。
庄德水认为，公务员的薪酬制度和绩效考核体制确实需要进一步完善，提高业务岗位人才的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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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浙江省公务员面试问题 -习近平扶贫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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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持召开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并发表讲话后，会议指出，发展乡村教育，让每个乡村孩子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扶贫不是一句空口号，得有真办法、实举措、硬功夫。早在23年前出版的《摆脱贫困》一书中，在闽东工作的习近平就阐发了“脱贫”“扶贫”的重要意义和实现途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就扶贫问题发表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在贫困地区”，“要看真贫、扶真贫、真扶贫，少搞一些盆景，多搞一些惠及广大贫困人口的实事”，“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等重要论述。
23年前著书谈扶贫工作：“扶贫先要扶志”，“把经济建设当作最大的政治”
23年前，也就是1992年7月，习近平聚焦扶贫工作的著作《摆脱贫困》首次出版，该书收录了习近平1988年9月至1990年5月在福建宁德工作期间的重要讲话和文章，共29篇。全书围绕闽东地区如何脱贫致富、加快发展这一主题，涉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重要内容，思想丰富深刻，文风生动亲切。在《摆脱贫困》一书的跋中，习近平指出，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有些方面落伍了。落伍原因历史学家们可以慢慢探究;但对于更多的人来说，励精图治，发愤图强，以中国的繁荣昌盛为己任，尽短时间使整个国家“脱贫”，尽短时间使中国立于发达国家之林，才是更为紧迫、更为切实的思想和行动。“要实现这一目标，唯有全民把经济建设当作最大的政治!”，习近平着重强调经济建设对于扶贫的重要性。
习近平在该书多处强调，“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但能否实现‘先飞’、‘先富’，首先要看我们头脑里有无这种意识”，“贫困地区完全可能依靠自身的努力、政策、长处、优势在特定领域‘先飞’，以弥补贫困带来的劣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卢中原近日撰文认为，《摆脱贫困》一书从开篇到最后一篇再到跋，一以贯之的主旨是“把经济建设当作最大的政治”。
引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在贫困地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12年12月，习近平到河北阜平看望慰问困难群众时曾论述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贫困地区小康的辩证关系。“小康”一词，今天已经被中国共产党人赋予了更深刻的内涵。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处于引领地位的战略目标。全面小康与中国梦相互激荡，凝聚为全社会的“最大公约数”，成为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时代主题。
今年1月，习近平同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指出，“现在，距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只有五、六年了，但困难地区、困难群众还为数不少，必须时不我待地抓好扶贫开发工作，决不能让困难地区和困难群众掉队。”2月，习近平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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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召开陕甘宁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座谈会上再次强调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重要性，他指出，“我们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没有老区的全面小康，特别是没有老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那是不完整的。这就是我常说的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的涵义。”
如何实现贫困地区的全面小康，习近平给出了答案：要找准路子、突出特色。2012年在河北考察时，他曾谈到，“要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分类指导、因势利导，各项扶持政策要进一步向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倾斜。”2013年11月，在湖南考察时他进一步指出，“发展是甩掉贫困帽子的总办法，贫困地区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把种什么、养什么、从哪里增收想明白，帮助乡亲们寻找脱贫致富的好路子。”当年同月，在山东调研时，他谈到，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一样，都要努力转变发展方式，着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不能“捡进篮子都是菜”。
扶贫力量，依靠各级领导干部：“要心里装着困难群众”，“要立下军令状”
要让数千万人口脱贫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贫困人口一直是习近平的牵挂。扶贫要靠谁，要靠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各级领导干部要心里装着困难群众，多做雪中送炭的工作，满腔热情为困难群众办事。”2012年12月30日，习近平在河北省阜平县看望困难群众时强调领导干部的重要性。当日，在村委会，总书记听取了大家发言后再次强调，农村要发展，农民要致富，关键靠支部。他叮嘱当地干部和随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要原原本本把党的政策落实好，大家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处流，一定要想方设法尽快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要看真贫、扶真贫、真扶贫，少搞一些盆景，多搞一些惠及广大贫困人口的实事。”今年3月8日上午，习近平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广西代表团审议时进一步指出，要把扶贫攻坚抓紧抓准抓到位，倒排工期，算好明细账，决不让一个少数民族、一个地区掉队，坚决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他希望广大干部群众勤劳实干、加快发展，并要求中央有关部门注重解决扶贫攻坚工作面临的突出问题。贫困地区各级领导干部要立下军令状，好干部要到扶贫攻坚一线经受磨练。
扶贫难点，阻止贫困代际传递：“发展乡村教育，建设乡村教师队伍”
昨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指出，发展乡村教育，让每个乡村孩子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要把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多措并举，定向施策，精准发力。如何避免贫困的代际传递，完善扶贫的体制和机制建设，增强贫困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早在2013年9月，总书记在联合国“教育第一”全球倡议行动一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表视频贺词时就曾指出，“努力让每个孩子享有受教育的机会，努力让13亿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获得发展自身、奉献社会、造福人民的能力。”2014年6月，习近平在全国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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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会议上着重强调贫困地区教育的重要性。他指出，“要加大对农村地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职业教育支持力度，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经济学者辜胜阻在接受采访时就如何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给出过六条建议。一要构建新型“滴灌”式的“到人到户”扶贫模式;二要不断完善金融扶贫机制，积极发展普惠金融;三要更加重视贫困地区的“软环境”建设和人才开发，使扶贫工作从“输血式扶贫”走向“造血式扶贫”，切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四要改变资源分散、体制分割、管理分治的“多龙治水”的碎片化现象;五要加大对贫困地区低保的转移支付力度，在贫困地区将低保和扶贫政策相衔接;六要完善扶贫规划与城镇化规划统筹协调机制，通过发展小城镇，对不具生存条件的地方进行整体搬迁，使搬迁的群众享受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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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浙江省公务员面试热点-监管医保骗保及过度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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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保多发 花样不少
当前，医保欺诈的形势相当严峻。药店卖生活用品、倒卖医保药品赚取差价已是“小儿科”手段，医保欺诈的数额越来越大，手段也不断花样翻新。“骗保不再仅仅是个人行为，不少医药机构也加入了骗保套现的行列。”浙江省医保中心主任卞正法说。
舟山市一家眼科医院打着“光明行·免费义诊”的旗号，吸引大批病人就诊。浙江省医保部门组织的专项检查发现：从2013年1月至2014年3月6 日，该院白内障手术病人300人次，发生医疗费用164.76万元，涉及医保基金98万余元。而这家医院实际上是通过虚开化验单、伪造住院病历等手段将门诊进行的白内障手术，以住院形式刷卡结算，大量套取医保基金。
近年来，此类涉及范围较广、金额较大的骗保行为，不断浮出水面。浙江省2014年组织了为期6个月的医保反欺诈“亮剑”专项行动，包括核查大额报销票据、检查定点医疗机构、巡查定点零售药店、排查门诊医疗费较高人员等6项主要内容。截至2014年12月中旬，仅杭州市就有近200家医药机构因为冒名就诊、挂床住院或利用社会保障卡非法牟利等行为受到处罚。
卞正法告诉记者，有的犯罪团伙以医疗机构为活动场所，以参保病人为目标人群，提供制售虚假发票骗保的“一条龙服务”。义乌市的王某从朋友那里学到这个“发财路子”后，先后多次利用虚假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等医疗机构的发票，骗取医保基金55万余元。
据相关部门统计，浙江全省医疗保险参保人员有5000多万，定点医疗服务机构6000多家(不含药店)，年就诊人次高达4亿，医保基金年支出600多亿。
“面对海量的数据、信息，如果仍像过去那样依靠人工手段审核，发现问题无疑像大海捞针。”有专家表示。
大数据全程监控
为遏制骗保案件频发及过度医疗问题，浙江省在加大打击力度的同时，通过信息化手段，建立起“智能化”的长效管理机制。
——5000万参保人信息整合，走遍全省一张卡。以往新农合医保报销都是先自费，再通过发票手工操作报销，信息上的滞后统计使不法分子能够在不同医院，以医保的价格囤积大量同类药品，再以市场价售出，在套取现金的同时赚取差价。
2014年9月，浙江省实现居民医保与新农合的合并统筹管理，全省5000多万居民只要有一张社会保障卡，就能在省内定点医疗机构看病就医，并且能够实时结算。“参保人信息的整合是实现智慧管理的第一步，统一报销标准、提高信息化程度是大数据监管的基础。”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医保处处长王平洋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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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医师“一人一码”，规范准入和退出机制。“病人的大部分医保基金，都是通过医生的处方用出去的，只有管理好了医保医师，才能真正管好老百姓的救命钱。”王平洋介绍说，违规开大处方、超量配药、跨科室跨病种配药等违反医保管理规定的行为都会被“记录在案”，扣完了分数的医生必须重新参加医保政策培训，通过考试后才能恢复行医资格。
同时，建立医师准入和退出机制。医保经办机构可以中止或解除医保医师服务协议，情节严重的可注销其服务编码，省内五年内不与其签订医保医师服务协议。“由于现在大部分正规医疗机构都是医保定点医院，这样相当于该医生在省内不会有正规单位聘用了。”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宣传教育中心副主任诸葛晓荣说。
——智能审核，医生身后有“电子眼”。病人在医院看个感冒，常常会要求医生“您顺便帮我开两盒降血压的药吧”，以往医生都会顺手帮病人这个“小忙”，但是有了医保监管平台后，再这么做电脑就立刻会跳出警示语——违规操作。浙江省组织专家制定了首批60个门诊常见病诊疗用药规范。“生什么病，用什么药，大概需要多少费用都在监管平台上有规定。”王平洋说，有了这个智慧系统，就像是在医生身后安装了“电子眼”，时刻规范医生的行为。
医保监管平台还运用大数据，按照预先设定的规则参数，对医院上传的结算数据逐一检查，筛选并标记出可疑数据。“智能审核系统彻底改变了对海量信息逐一审核的传统方式，转变为从可疑信息中发现问题，提升了审核效率。” 卞正法表示。
异地医保更需“大数据一盘棋”
不过，浙江通过“智慧平台”实现医保监管方式重大转变的同时，也遭遇了一些需要上级部门协调帮助才能破解的难题。例如异地医保欺诈难题，就不是浙江以一省之力所能彻底解决的。
2014年上半年，浙江省医保中心工作人员多次奔赴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地，追查大额报销票据的真实性。“事前要与外地医疗机构取得联系，得到其配合，发现发票造假情况后，还要向公安部门报案。异地追查牵涉多地多部门，工作难度很大。”卞正法说。
采访中，相关人士建议，国家卫生计生委或者人社部可以考虑建立一个医疗票据全国协查系统，通过掌握及时、准确、有效的数据，并做好数据挖掘和分析处理，进而对医保欺诈行为做出快速准确的判断和决策，堵上异地就医骗保的“漏洞”，降低工作人员核查的成本。
杜绝药店售卖非医保用品也一直是各地医保监管部门的“老大难”，安装摄像头、不定期突击检查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王平洋认为，最有效的措施应是跟互联网相关——对药品实行电子码监管，把所有药品的信息数据都放在一个分门别类的“货架”里，“每一盒药品在出厂时都有唯一的电子码，进入流通环节后，批发、入库、采购、零售都通过扫码完成，jinhua.huatu.com
就跟快递一样，到哪一个环节实时显示，透明的追踪能够关闭串换、倒卖药品的一扇门，大数据呈现的开放、平等、共享特征充分实现。”
此外，医保管理人员的思维也需要转变。互联网思维最重要的一点是重视客户体验。对于医保监管部门而言，医疗机构、医生、病人都是“客户”，以往“我出文件你执行”的传统管理思路难以应对监管的新形势，也无法调动医务人员控费控药的积极性。王平洋等认为，未来应寓监管于服务之中。“虽然监管更严格细致了，但老百姓和医生应该感受到的是看病更方便、报销更快捷、基金使用更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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