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2015年公务员面试资料 监管医保骗保及过度医疗

第一篇：浙江省2015年公务员面试资料 监管医保骗保及过度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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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治国”战略已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医疗、公交、气象、食品安全、防灾减灾等被认为是具有大数据基础的政府治理领域，以这些领域为突破口，可以带动公共服务的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服务创新。随着医保覆盖面不断扩大，骗取医保基金及过度医疗问题多发，为此，浙江省2014年以来通过建立信息化的“智慧平台”，加强对医疗服务行为的监管，实现了医保监管方式的重大转变。

骗保多发 花样不少

当前，医保欺诈的形势相当严峻。药店卖生活用品、倒卖医保药品赚取差价已是“小儿科”手段，医保欺诈的数额越来越大，手段也不断花样翻新。“骗保不再仅仅是个人行为，不少医药机构也加入了骗保套现的行列。”浙江省医保中心主任卞正法说。

舟山市一家眼科医院打着“光明行·免费义诊”的旗号，吸引大批病人就诊。浙江省医保部门组织的专项检查发现：从2013年1月至2014年3月6日，该院白内障手术病人300人次，发生医疗费用164.76万元，涉及医保基金98万余元。而这家医院实际上是通过虚开化验单、伪造住院病历等手段将门诊进行的白内障手术，以住院形式刷卡结算，大量套取医保基金。

近年来，此类涉及范围较广、金额较大的骗保行为，不断浮出水面。浙江省2014年组织了为期6个月的医保反欺诈“亮剑”专项行动，包括核查大额报销票据、检查定点医疗机构、巡查定点零售药店、排查门诊医疗费较高人员等6项主要内容。截至2014年12月中旬，仅杭州市就有近200家医药机构因为冒名就诊、挂床住院或利用社会保障卡非法牟利等行为受到处罚。

卞正法告诉记者，有的犯罪团伙以医疗机构为活动场所，以参保病人为目标人群，提供制售虚假发票骗保的“一条龙服务”。义乌市的王某从朋友那里学到这个“发财路子”后，先后多次利用虚假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等医疗机构的发票，骗取医保基金55万余元。

据相关部门统计，浙江全省医疗保险参保人员有5000多万，定点医疗服务机构6000多家(不含药店)，年就诊人次高达4亿，医保基金年支出600多亿。

“面对海量的数据、信息，如果仍像过去那样依靠人工手段审核，发现问题无疑像大海捞针。”有专家表示。

大数据全程监控

为遏制骗保案件频发及过度医疗问题，浙江省在加大打击力度的同时，通过信息化手段，建立起“智能化”的长效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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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万参保人信息整合，走遍全省一张卡。以往新农合医保报销都是先自费，再通过发票手工操作报销，信息上的滞后统计使不法分子能够在不同医院，以医保的价格囤积大量同类药品，再以市场价售出，在套取现金的同时赚取差价。

2014年9月，浙江省实现居民医保与新农合的合并统筹管理，全省5000多万居民只要有一张社会保障卡，就能在省内定点医疗机构看病就医，并且能够实时结算。“参保人信息的整合是实现智慧管理的第一步，统一报销标准、提高信息化程度是大数据监管的基础。”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医保处处长王平洋表示。

——医保医师“一人一码”，规范准入和退出机制。“病人的大部分医保基金，都是通过医生的处方用出去的，只有管理好了医保医师，才能真正管好老百姓的救命钱。”王平洋介绍说，违规开大处方、超量配药、跨科室跨病种配药等违反医保管理规定的行为都会被“记录在案”，扣完了分数的医生必须重新参加医保政策培训，通过考试后才能恢复行医资格。

同时，建立医师准入和退出机制。医保经办机构可以中止或解除医保医师服务协议，情节严重的可注销其服务编码，省内五年内不与其签订医保医师服务协议。“由于现在大部分正规医疗机构都是医保定点医院，这样相当于该医生在省内不会有正规单位聘用了。”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宣传教育中心副主任诸葛晓荣说。

——智能审核，医生身后有“电子眼”。病人在医院看个感冒，常常会要求医生“您顺便帮我开两盒降血压的药吧”，以往医生都会顺手帮病人这个“小忙”，但是有了医保监管平台后，再这么做电脑就立刻会跳出警示语——违规操作。浙江省组织专家制定了首批60个门诊常见病诊疗用药规范。“生什么病，用什么药，大概需要多少费用都在监管平台上有规定。”王平洋说，有了这个智慧系统，就像是在医生身后安装了“电子眼”，时刻规范医生的行为。

医保监管平台还运用大数据，按照预先设定的规则参数，对医院上传的结算数据逐一检查，筛选并标记出可疑数据。“智能审核系统彻底改变了对海量信息逐一审核的传统方式，转变为从可疑信息中发现问题，提升了审核效率。” 卞正法表示。

异地医保更需“大数据一盘棋”

不过，浙江通过“智慧平台”实现医保监管方式重大转变的同时，也遭遇了一些需要上级部门协调帮助才能破解的难题。例如异地医保欺诈难题，就不是浙江以一省之力所能彻底解决的。

2014年上半年，浙江省医保中心工作人员多次奔赴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地，追查大额报销票据的真实性。“事前要与外地医疗机构取得联系，得到其配合，发现发票造假情况后，还要向公安部门报案。异地追查牵涉多地多部门，工作难度很大。”卞正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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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中，相关人士建议，国家卫生计生委或者人社部可以考虑建立一个医疗票据全国协查系统，通过掌握及时、准确、有效的数据，并做好数据挖掘和分析处理，进而对医保欺诈行为做出快速准确的判断和决策，堵上异地就医骗保的“漏洞”，降低工作人员核查的成本。

杜绝药店售卖非医保用品也一直是各地医保监管部门的“老大难”，安装摄像头、不定期突击检查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王平洋认为，最有效的措施应是跟互联网相关——对药品实行电子码监管，把所有药品的信息数据都放在一个分门别类的“货架”里，“每一盒药品在出厂时都有唯一的电子码，进入流通环节后，批发、入库、采购、零售都通过扫码完成，就跟快递一样，到哪一个环节实时显示，透明的追踪能够关闭串换、倒卖药品的一扇门，大数据呈现的开放、平等、共享特征充分实现。”

此外，医保管理人员的思维也需要转变。互联网思维最重要的一点是重视客户体验。对于医保监管部门而言，医疗机构、医生、病人都是“客户”，以往“我出文件你执行”的传统管理思路难以应对监管的新形势，也无法调动医务人员控费控药的积极性。王平洋等认为，未来应寓监管于服务之中。“虽然监管更严格细致了，但老百姓和医生应该感受到的是看病更方便、报销更快捷、基金使用更透明。”(半月谈记者 黄筱 岳德亮)【联系我们】

金华华图：金华市八一北街118号汇金国际商务中心15楼 义乌华图：义乌市丹溪北路18号雪峰银座14楼1406-1409室 浙师大分店：浙江师范大学杏园商贸街218-219(中国银行楼上)编辑：金华华图)

第二篇：浙江省公务员面试热点-监管医保骗保及过度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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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保多发 花样不少

当前，医保欺诈的形势相当严峻。药店卖生活用品、倒卖医保药品赚取差价已是“小儿科”手段，医保欺诈的数额越来越大，手段也不断花样翻新。“骗保不再仅仅是个人行为，不少医药机构也加入了骗保套现的行列。”浙江省医保中心主任卞正法说。

舟山市一家眼科医院打着“光明行·免费义诊”的旗号，吸引大批病人就诊。浙江省医保部门组织的专项检查发现：从2013年1月至2014年3月6 日，该院白内障手术病人300人次，发生医疗费用164.76万元，涉及医保基金98万余元。而这家医院实际上是通过虚开化验单、伪造住院病历等手段将门诊进行的白内障手术，以住院形式刷卡结算，大量套取医保基金。

近年来，此类涉及范围较广、金额较大的骗保行为，不断浮出水面。浙江省2014年组织了为期6个月的医保反欺诈“亮剑”专项行动，包括核查大额报销票据、检查定点医疗机构、巡查定点零售药店、排查门诊医疗费较高人员等6项主要内容。截至2014年12月中旬，仅杭州市就有近200家医药机构因为冒名就诊、挂床住院或利用社会保障卡非法牟利等行为受到处罚。

卞正法告诉记者，有的犯罪团伙以医疗机构为活动场所，以参保病人为目标人群，提供制售虚假发票骗保的“一条龙服务”。义乌市的王某从朋友那里学到这个“发财路子”后，先后多次利用虚假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等医疗机构的发票，骗取医保基金55万余元。

据相关部门统计，浙江全省医疗保险参保人员有5000多万，定点医疗服务机构6000多家(不含药店)，年就诊人次高达4亿，医保基金年支出600多亿。

“面对海量的数据、信息，如果仍像过去那样依靠人工手段审核，发现问题无疑像大海捞针。”有专家表示。

大数据全程监控

为遏制骗保案件频发及过度医疗问题，浙江省在加大打击力度的同时，通过信息化手段，建立起“智能化”的长效管理机制。

——5000万参保人信息整合，走遍全省一张卡。以往新农合医保报销都是先自费，再通过发票手工操作报销，信息上的滞后统计使不法分子能够在不同医院，以医保的价格囤积大量同类药品，再以市场价售出，在套取现金的同时赚取差价。

2014年9月，浙江省实现居民医保与新农合的合并统筹管理，全省5000多万居民只要有一张社会保障卡，就能在省内定点医疗机构看病就医，并且能够实时结算。“参保人信息的整合是实现智慧管理的第一步，统一报销标准、提高信息化程度是大数据监管的基础。”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医保处处长王平洋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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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医师“一人一码”，规范准入和退出机制。“病人的大部分医保基金，都是通过医生的处方用出去的，只有管理好了医保医师，才能真正管好老百姓的救命钱。”王平洋介绍说，违规开大处方、超量配药、跨科室跨病种配药等违反医保管理规定的行为都会被“记录在案”，扣完了分数的医生必须重新参加医保政策培训，通过考试后才能恢复行医资格。

同时，建立医师准入和退出机制。医保经办机构可以中止或解除医保医师服务协议，情节严重的可注销其服务编码，省内五年内不与其签订医保医师服务协议。“由于现在大部分正规医疗机构都是医保定点医院，这样相当于该医生在省内不会有正规单位聘用了。”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宣传教育中心副主任诸葛晓荣说。

——智能审核，医生身后有“电子眼”。病人在医院看个感冒，常常会要求医生“您顺便帮我开两盒降血压的药吧”，以往医生都会顺手帮病人这个“小忙”，但是有了医保监管平台后，再这么做电脑就立刻会跳出警示语——违规操作。浙江省组织专家制定了首批60个门诊常见病诊疗用药规范。“生什么病，用什么药，大概需要多少费用都在监管平台上有规定。”王平洋说，有了这个智慧系统，就像是在医生身后安装了“电子眼”，时刻规范医生的行为。

医保监管平台还运用大数据，按照预先设定的规则参数，对医院上传的结算数据逐一检查，筛选并标记出可疑数据。“智能审核系统彻底改变了对海量信息逐一审核的传统方式，转变为从可疑信息中发现问题，提升了审核效率。” 卞正法表示。

异地医保更需“大数据一盘棋”

不过，浙江通过“智慧平台”实现医保监管方式重大转变的同时，也遭遇了一些需要上级部门协调帮助才能破解的难题。例如异地医保欺诈难题，就不是浙江以一省之力所能彻底解决的。

2014年上半年，浙江省医保中心工作人员多次奔赴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地，追查大额报销票据的真实性。“事前要与外地医疗机构取得联系，得到其配合，发现发票造假情况后，还要向公安部门报案。异地追查牵涉多地多部门，工作难度很大。”卞正法说。

采访中，相关人士建议，国家卫生计生委或者人社部可以考虑建立一个医疗票据全国协查系统，通过掌握及时、准确、有效的数据，并做好数据挖掘和分析处理，进而对医保欺诈行为做出快速准确的判断和决策，堵上异地就医骗保的“漏洞”，降低工作人员核查的成本。

杜绝药店售卖非医保用品也一直是各地医保监管部门的“老大难”，安装摄像头、不定期突击检查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王平洋认为，最有效的措施应是跟互联网相关——对药品实行电子码监管，把所有药品的信息数据都放在一个分门别类的“货架”里，“每一盒药品在出厂时都有唯一的电子码，进入流通环节后，批发、入库、采购、零售都通过扫码完成，jinhua.huatu.com

就跟快递一样，到哪一个环节实时显示，透明的追踪能够关闭串换、倒卖药品的一扇门，大数据呈现的开放、平等、共享特征充分实现。”

此外，医保管理人员的思维也需要转变。互联网思维最重要的一点是重视客户体验。对于医保监管部门而言，医疗机构、医生、病人都是“客户”，以往“我出文件你执行”的传统管理思路难以应对监管的新形势，也无法调动医务人员控费控药的积极性。王平洋等认为，未来应寓监管于服务之中。“虽然监管更严格细致了，但老百姓和医生应该感受到的是看病更方便、报销更快捷、基金使用更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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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半月时谈：大数据发力,监管医保骗保及过度医疗

“大数据治国”战略已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医疗、公交、气象、食品安全、防灾减 灾等被认为是具有大数据基础的政府治理领域，以这些领域为突破口，可以带动公共服务的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服务创新。随着医保覆盖面不断扩大，骗取医保基 金及过度医疗问题多发，为此，浙江省2014年以来通过建立信息化的“智慧平台”，加强对医疗服务行为的监管，实现了医保监管方式的重大转变。

骗保多发 花样不少

当前，医保欺诈的形势相当严峻。药店卖生活用品、倒卖医保药品赚取差价已是“小儿科”手段，医保欺诈的数额越来越大，手段也不断花样翻新。“骗保不再仅仅是个人行为，不少医药机构也加入了骗保套现的行列。”浙江省医保中心主任卞正法说。

舟山市一家眼科医院打着“光明行·免费义诊”的旗号，吸引大批病人就诊。浙江省医保部门组织的专项检查发现：从2013年1月至2014年3月6 日，该院白内障手术病人300人次，发生医疗费用164.76万元，涉及医保基金98万余元。而这家医院实际上是通过虚开化验单、伪造住院病历等手段将门 诊进行的白内障手术，以住院形式刷卡结算，大量套取医保基金。

近年来，此类涉及范围较广、金额较大的骗保行为，不断浮出水面。浙江省2014年组织了为期6个月的医保反欺诈“亮剑”专项行动，包括核查大额报销 票据、检查定点医疗机构、巡查定点零售药店、排查门诊医疗费较高人员等6项主要内容。截至2014年12月中旬，仅杭州市就有近200家医药机构因为冒名 就诊、挂床住院或利用社会保障卡非法牟利等行为受到处罚。

卞正法告诉记者，有的犯罪团伙以医疗机构为活动场所，以参保病人为目标人群，提供制售虚假发票骗保的“一条龙服务”。义乌市的王某从朋友那里学到这 个“发财路子”后，先后多次利用虚假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等医疗机构的发票，骗取医保基金55万余元。据相关部门统计，浙江全省医疗保险参保人员有5000多万，定点医疗服务机构6000多家(不含药店)，年就诊人次高达4亿，医保基金年支出600多亿。“面对海量的数据、信息，如果仍像过去那样依靠人工手段审核，发现问题无疑像大海捞针。”有专家表示。大数据全程监控

为遏制骗保案件频发及过度医疗问题，浙江省在加大打击力度的同时，通过信息化手段，建立起“智能化”的长效管理机制。

——5000万参保人信息整合，走遍全省一张卡。以往新农合医保报销都是先自费，再通过发票手工操作报销，信息上的滞后统计使不法分子能够在不同医院，以医保的价格囤积大量同类药品，再以市场价售出，在套取现金的同时赚取差价。2014年9月，浙江省实现居民医保与新农合的合并统筹管理，全省5000多万居民只要有一张社会保障卡，就能在省内定点医疗机构看病就医，并且能 够实时结算。“参保人信息的整合是实现智慧管理的第一步，统一报销标准、提高信息化程度是大数据监管的基础。”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医保处处长王平洋表示。

——医保医师“一人一码”，规范准入和退出机制。“病人的大部分医保基金，都是通过医生的处方用出去的，只有管理好了医保医师，才能真正管好老百姓 的救命钱。”王平洋介绍说，违规开大处方、超量配药、跨科室跨病种配药等违反医保管理规定的行为都会被“记录在案”，扣完了分数的医生必须重新参加医保政 策培训，通过考试后才能恢复行医资格。

同时，建立医师准入和退出机制。医保经办机构可以中止或解除医保医师服务协议，情节严重的可注销其服务编码，省内五年内不与其签订医保医师服务协 议。“由于现在大部分正规医疗机构都是医保定点医院，这样相当于该医生在省内不会有正规单位聘用了。”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宣传教育中心副主任诸葛晓荣说。

——智能审核，医生身后有“电子眼”。病人在医院看个感冒，常常会要求医生“您顺便帮我开两盒降血压的药吧”，以往医生都会顺手帮病人这个“小 忙”，但是有了医保监管平台后，再这么做电脑就立刻会跳出警示语——违规操作。浙江省组织专家制定了首批60个门诊常见病诊疗用药规范。“生什么病，用什 么药，大概需要多少费用都在监管平台上有规定。”王平洋说，有了这个智慧系统，就像是在医生身后安装了“电子眼”，时刻规范医生的行为。

医保监管平台还运用大数据，按照预先设定的规则参数，对医院上传的结算数据逐一检查，筛选并标记出可疑数据。“智能审核系统彻底改变了对海量信息逐一审核的传统方式，转变为从可疑信息中发现问题，提升了审核效率。” 卞正法表示。异地医保更需“大数据一盘棋”

不过，浙江通过“智慧平台”实现医保监管方式重大转变的同时，也遭遇了一些需要上级部门协调帮助才能破解的难题。例如异地医保欺诈难题，就不是浙江以一省之力所能彻底解决的。

2014年上半年，浙江省医保中心工作人员多次奔赴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地，追查大额报销票据的真实性。“事前要与外地医疗机构取得联系，得到其配合，发现发票造假情况后，还要向公安部门报案。异地追查牵涉多地多部门，工作难度很大。”卞正法说。

采访中，相关人士建议，国家卫生计生委或者人社部可以考虑建立一个医疗票据全国协查系统，通过掌握及时、准确、有效的数据，并做好数据挖掘和分析处理，进而对医保欺诈行为做出快速准确的判断和决策，堵上异地就医骗保的“漏洞”，降低工作人员核查的成本。

杜绝药店售卖非医保用品也一直是各地医保监管部门的“老大难”，安装摄像头、不定期突击检查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王平洋认为，最有效的措施应是跟 互联网相关——对药品实行电子码监管，把所有药品的信息数据都放在一个分门别类的“货架”里，“每一盒药品在出厂时都有唯一的电子码，进入流通环节后，批 发、入库、采购、零售都通过扫码完成，就跟快递一样，到哪一个环节实时显示，透明的追踪能够关闭串换、倒卖药品的一扇门，大数据呈现的开放、平等、共享特 征充分实现。”

此外，医保管理人员的思维也需要转变。互联网思维最重要的一点是重视客户体验。对于医保监管部门而言，医疗机构、医生、病人都是“客户”，以往“我 出文件你执行”的传统管理思路难以应对监管的新形势，也无法调动医务人员控费控药的积极性。王平洋等认为，未来应寓监管于服务之中。“虽然监管更严格细致 了，但老百姓和医生应该感受到的是看病更方便、报销更快捷、基金使用更透明。”

第四篇：2012公务员面试热点精析过度医疗

【背景链接】

所谓过度医疗，是指医生违背医学规范和伦理准则，脱离病情实际需求，实施不恰当、不规范、不道德的医疗行为，包括过度检查、过度治疗、过度用药等。

2011年，深圳召开深圳抗菌药物临床合理应用专项整治工作会议,卫人委与各医院签订责任状,要求用3年的时间明显提高医务人员合理使用抗生素的能力。对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前10名的医师,医院将进行公示,对于不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前10名的医师将在全院进行通报，将视情况予以警告、限期整改、吊销《医师执业证书》等处分,而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深圳一名患儿因无法排便在深圳市儿童医院就医，被诊断为先天性巨结肠，医院拍了十几次X光片，并称需进行高达10万元的手术治疗。但转至广州市儿童医院后，医生仅开了8毛钱的石蜡油就将病情治愈。

2012年初，一则“中国人每年人均输液8瓶”的新闻，揭开了过度医疗的冰山一角，引发了全社会的思考。

【标准表述】 [原因] 如今比比皆是的“看病难”与“看病贵”相结合，“大处方”与“大服务”相伴相随，抗生素滥用与检查项滥为交替出现，着实叫许多病友苦不堪言，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

其一，医疗改革某种程度助长了医疗机构的趋利性。

随着市场化和产权改革的不断深入，公立医疗机构的公益性质逐渐淡化，追求经济利益导向在卫生医疗领域蔓延开来。尤其是近些年来，医院和房地产业一样，已经成为“暴利行业”。例如，重庆市一家三甲医院5年间的年收入由5亿元增加到20亿元，这其实都是患者的“血汗钱”。由于政府对公立医院实行“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的政策，医院创收越多，奖金越多。因此，很多院长只想着如何让医院多赚钱，而不关心如何让患者少花钱治好病。现在，很多医院都在进行新一轮扩张，其背后隐藏的是难以抑制的逐利冲动。

其二，政府投入不足成为医院实施过度治疗敛财借口。因为医疗体制市场化的不断演进，政府卫生投入绝对额逐年增多，但是政府投入占总的卫生费用比重却在下降。于是，政府的投入不足，被当成是医院“不得已而为之”的创收借口和敛财“挡箭牌”。其实，国家与政府在对医疗投入的绝对数逐年增加外，还对许多国立医院实行了医保定点政策，大量固定的患者在指定地点看病，无疑将带去大量治疗经费的涌入，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医院经最有效的支持。只是很多人忽视了“医保经费也是政府补助医院的重要方式”这点。就这个层面说，财政补偿不足绝不是、也不应是医院逐利的借口。

其三，医德医风滑落致使医院医生大多“眼睛向钱看”。

医院本是救死扶伤的场所，医生本是治病救人的天使，但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原本是纯洁高尚的职业与领地，也被或多或少地沾染了“一切向钱看”的不良风气。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任何一个社会现象的背后，都有着复杂的经济关系。在过度医疗的利益链条上，医院和医生都是既得利益者。”

其四，医生有意误导患者以谋取“灰色收入”现象严重。

医疗消费是医生主导的消费，而不是患者的主动消费。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很多医生利用处方权，不断制造无效甚至有害的需求，把患者当成了牟利的对象。医生通过强制进行全套检查、大量使用高值药品、动辄安装心脏支架、人工关节收取回扣，已经成为尽人皆知的“潜规则”。其数额之大、利益之巨，远远超出了医生的“阳光收入”。更有甚者，要红包、乱开刀;小病大治、重病乱治;有病没病先吊针、有关无关全检查;向已故病人继续收治疗费、向男患者收女性护理费等等。

[表现及危害] 一方面，医院和医生对过度医疗的潜规则习以为常，多让患者做两项检查、多给患者开点药在医疗行业司空见惯；另一方面，信息不对等的患者对多做的检查和多开的药敢怒不敢言。这种淤积在心底的疑团长期得不到排解，久而久之就会让患者对医院失去信任。由此可见，过度医疗等问题长期积累，会导致医院失信的恶果。一旦患者对医院失去信任，不仅会导致医患关系紧张，损害医院利益，更会因为患者放弃治疗等问题，危及生命健康和社会稳定，后果难以估量。

[措施] 过度医疗本身就是一种“医疗病”，治理这种病症，也需要找准病根，对症下药。从医药卫生体制的角度看，过度医疗的泛滥，主要是由于国家对公立医院投入不足，强化了医院对药品收入和检查收入的依赖，使医生收入与其处方行为等机械挂钩。针对这方面的成因，治理过度医疗，需要加快推进医改，加大对公立医院的财政投入，取消药品加成，实行医药分开，解除医院对药品收入和检查收入的依赖，切断医生收入与其处方行为的直接联系。

而从医德医风建设的角度看，遏制过度医疗的泛滥，则需要加强医疗职业道德教育和医生职业荣誉的培养，在医疗界大力强化以过度医疗为医疗职业之耻、医生人格之耻的观念。在医疗职业道德比较薄弱、医生职业荣誉比较欠缺的当下，这方面的工作听起来似乎有些虚化，却显得尤为重要而紧迫，可谓须臾不可或缺。

其次，医疗行政部门应严格监督、规范医生的医疗行为，对过度用药、过度检查等行为要依法依规严加惩处。以用药为例，去年2月卫生部发布了《中国国家处方集（化学药品与生物制品卷）》，所遴选药品涵盖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国家医保药品目录中的全部药物和部分常用药物，可以基本满足119种常见病及一些多发病、重大疑难杂症抢救、治疗的需要。有了这部权威的国家药典，监督、规范医生用药，惩治医生开“豪华处方”、过度用药，就有了更加明确的依据。现在需要出台像《国家处方集》那样的专业规范，针对医院盲目购置昂贵设备仪器，以及医生为患者过度检查、“豪华检查”，依法依规予以监管和惩治。

第五篇：综合资料——中国医疗过度现状

一、过度医疗的概念

过度医疗是指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违背临床医学规范和伦理准则，不能为患者真正提高诊治价值，只是徒增医疗资源耗费的诊治行为。或者说，在治疗过程中，不恰当、不规范甚至不道德，脱离病人病情实际而进行的检查、治疗等医疗行为。简单说，过度医疗是超过疾病实际需求的诊断和治疗的行为,包括过度检查、过度治疗。过度医疗不是诊治病情所需，起码不是诊治病情完全所需。过度医疗是与道德相违背的，是法律以及相关制度所被禁止的。过度医疗不仅是指治疗方面的还包括过度检查、过度治疗（包括药物治疗、手术治疗和介入治疗等）、过度护理。

二、过度医疗的表现

过度医疗的表现，统而言之为“小病大医、多检查、多开药、多治疗、长住院”。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是在治疗方面，用“豪华疗法”：治疗普通疾病，开大方，用高价药，延长疗程或住院时间。

2、过度检查：是过度医疗的又一特征。过度检查是指在医院接受与自身病情无关的检查过多，超出范围。过度检查”有三大根源。一是现在国家规定了医院的“药收比”，即药品收入占医院总收入的比例。国家规定药收比的目的，是为了减少医院对病人大开处方，避免病人花巨额药费，医院收获暴利。但面对“药收比”的规定，医院和医生另有增收新招：过度检查，让检查费成为新增长点。二是医院为了减少仪器的闲置率，实现医疗仪器创造利润最大化，让一些病人做不必要的检查。对于一些医院来说，购买重要检查仪器，不仅仅是为了提高检查水平，同时这些仪器还成了院方的“印钞机”。此外，由于当前医患关系紧张，一些医生为避免医患纠纷，纷纷让仪器给病人“看病”，一切按照仪器的检查结果“对症下药”过度用药过度手术。北大人民医院心脏中心主任胡大一说，现在不少医生问诊三句半，立刻就让病人做CT、造影、核磁。事实上，这些检查的成本高、创伤大，还可能增加致癌的风险。根据卫生部《医院评价管理指南》要求，三级综合医院CT检查阳性率应达到70%以上，但很多医院都未达到。滥用心脏支架，是过度医疗的典型案例。目前，我国心脏支架使用量连续3年每年增加6万个以上。在新加坡，需要放支架的病人最多只能报销3个，如果超过这个数量，医生需要陈述理由。然而，我国有的病人竟然被放置了10多个心脏支架，被称为“钢铁长城”。对于冠心病患者，国际上放支架和做搭桥手术的比例是7∶1到8∶1，而我国高达12∶1，很多不该放支架的人。

3、过度用药：能用基本药物治愈的却用高价新特药，口服药物 能够治疗的却用针剂或用输液等；滥用抗生素；举例 据卫生部统计，我国68.9%的住院病人使用抗菌药物，37.0%的病人联合使用抗菌药物；平均100个患者1天消耗80.1人份的抗菌药物，是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全球平均值的一倍多。近年来，我国住院病人抗菌药物使用强度、处方平均金额、总使用量都在逐年攀升，这从侧面说明医生增加了患者的给药剂量和频次。抗生素滥用，直接导致了“超级耐药菌”的出现。另外，崇尚大“药”小用。如果你想依赖输液以求快速解决头痛脑热等小病，比如，宝宝一咳嗽，各种高等级抗生素就成为你首选——静脉输液由于药物直接进入血液，虽然吸收迅速，但被开放的静脉通道将失去天然屏障作用，从而引起不良反应。而儿童身体器官发育不成熟，滥用抗生素容易造成肝肾功能损害，导致细菌群失调，降低儿童机体免疫系统，反而容易引起过敏。

4、过度保健：在医疗保健方面，用“高、精、尖”设备进行普通体检，医务人员成了推销员，用吃补药或补品的方式代替保健。

5、过度手术：诱导患者进行不必要的手术。举例：在“湖北省神经科主任同济论坛”上，武汉同济医院神经科朱遂强教授说：“相当部分患者被手术‟了”。他指的是，近十年来国内开展的脑梗塞后放支架。由于脑血管远比心血管复杂，这一手术应该有更为严格的适应证，由有资质的高水平的医院实施。然而目前许多资质不足的医院都在开展这一手术。以下是几种常见的过度医疗：

（一）冠心病介入治疗

（二）剖腹产手术

（三）肝炎的治疗

（四）抗生素的使用

（五）大型设备的检查度未达到70%者，不用放支架。放支架有很多的并发症，且该技术远期效果尚未肯定。一位专家估计，接受了这样“手术”的患者在30%以上。心血管领域也存在“过度手术”。《心脏病实践规范化治疗2006》指出，只有急性心肌梗死、高危不稳定心绞痛、药物不能控制的顽固心绞痛患者才需要接受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非高危患者，PCI反而增加心肌梗死和死亡风险。

三、过度医疗的危害

1、不仅浪费了医疗资源，加重了百姓负担，而且影响了医疗卫生行业的形象,过度医疗不仅加剧了看病贵，而且给患者的健康带来巨大隐患。

2、过度医疗一方面损害了广大患者利益，给身心处于痛苦中的病人增加了不必要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少数医务人员的“丑劣行为”严重败坏了整个医务界形象，连累了那些“想病人所想，急病人所急”、兢兢业业为患者服务的医务工作者。

3、“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被颠覆，中国人用抗菌药物是全球平均值的一倍多。关于社会医疗费用增长，多数研究认为主要原因是医疗技术进步以及居民收入的增长，其他因素则包括人口老龄化、疾病谱的改变、医疗保险等等。但在中国，医疗费用上涨的原因中除了以上的国际共性因素外，“过度医疗”成为不合理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4、小病大治、大病久治屡见不鲜，医保基金流失过半。过度医疗导致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浪费和流失。人民网的报道称，中国医疗保险中的“六非”行为（非合理用药、非合理检查、非合理收费、非合理医药定价、非参保对象享受医保待遇、非离退休人员享受离退休待遇）一直较为严重，有些医生无视医保政策规定、放弃用药原则，甚至还存在医患暗合，徇私舞弊等严重违规的现象。据估算，医疗机构滥开药、滥检查等现象导致医疗资源的浪费在20％至30％，如再加上药品回扣、药品虚高定价、乱收费等现象，医保基金浪费和流失比例不低于50％。

四、过度医疗的具体例子

1、高额医疗费属于“过度医疗”

今年36岁的洪某因车祸伤致“闭合性胫骨平台粉碎性骨折”，住某医院治疗了104天，花费医疗费5.7万多元。根据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洪某致伤由肇事车辆负完全责任。患者出院后，交警部门主持进行调解，肇事车主及保险公司以洪某享有“过度医疗”为由，不同意为其支付高额医疗费用。

在交警部门调解失败后，洪某以交通损害赔偿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过程中，肇事方及保险公司再次以“过度医疗”为由进行答辩。法院以“医疗费用合理性”为由委托进行司法鉴定。鉴定结论认为，该争议中的“过度医疗”明显，建议剔除3.2万多元的“过度医疗”费用。法院依据司法鉴定结论审结了这起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

之后，洪某因“过度医疗”与医院发生纠纷，后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法院经审理，仍然以司法鉴定结论为据，判定被告医院退还洪某医疗费用3.2万多元，并赔偿因“过度医疗”增加的误工费、护理费等。案件分析：认定“过度医疗”应综合考虑

此纠纷案件的争议焦点是“过度医疗”问题，引出司法如何公平、公正审理此类案件，涉及过度医疗的争议应当“谁来界定”以及“以何为标准认定”等新的司法问题。

笔者认为，司法认定“过度医疗”行为，应充分考虑卫生管理法律法规对医务人员“执业义务”的严格要求，充分考虑患者就诊时的医疗技术水平、医疗机构等级、医师职称等多种因素。同时还应参考相应的诊疗常规及诊疗指南，结合患者受伤情况进行综合认定，确保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

第一，全面考评医师是否充分履行了法定的注意义务。

《执业医师法》对医师履行注意义务有明确的要求，其中第二十四条规定：“对急危患者，医师应当采取紧急措施进行诊治，不得拒绝急救处置。”司法界定医疗活动是否存在“过度医疗”时，必须充分考虑与法定注意义务相对应。“注意义务”要求医务人员不可以漏诊、误诊患者，应当及时、恰当地给患者作出诊断，并及早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

需要提醒的是，在患者诊治过程中，没有相对全面的化验、仪器检查，许多疾病诊断是难以确立的。因为，临床医学既是经验科学，更是实验科学，仅规范临床医师及时、正确诊断的“义务”，而控制其进行相对全面的化验、检查的权利，最后再以“事后诸葛”的心态判定化验、检查的合理性、规范性，是不公平的司法审理医疗纠纷的做法。

在本案中，患者因车祸外伤就诊，要做到快速正确诊断，无疑要对患者受伤的部位进行全面检查，以确定受伤的脏器及受伤的严重程度。据临床经验看，许多车祸伤的患者多伴有内脏损伤，但临床表现并不明确，有些患者甚至没有任何症状和体征，如不进行腹部B超、CT等检查，无法做到早期诊断，更无法排除外伤起始阶段并不严重的内脏破裂伤。所以，本案中的司法鉴定以患者为“胫骨平台骨折”的最终诊断，评判患者在确诊过程中接受B超、CT等检查为“过度医疗”，是有违于临床医学科学的做法。

第二，应将卫生部门制定的“临床路径”及各医疗专科学会颁布的多种疾病诊疗常规、诊疗指南作为评判“过度医疗”的标准。

为了规范医疗行为、控制医疗费用增长，卫生部将于年内颁布实施106条“临床路径”，其中包括“可选项目”和“变异因素”等内容。它既是一种卫生行政部门的规章，也充分考虑了临床医学的特殊性，对保障患者生命健康权益和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都给予了充分的考量，是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必须要执行的。

根据临床路径管理的要求分析本案，可以更加明晰该案的诊断过程是否存在“过度医疗”。患者为“闭合性胫骨平台粉碎性骨折”，按规范的要求，其诊断过程除了进行必需的检查项目外，还应该根据患者的病情，选择膝关节三维重建CT、膝关节MRI、超声心动图、血气分析和肺功能检查等，必要时要请相关科室会诊。该案患者实施CT等项检查是诊断病情的需要。需要明确的是，对于临床路径中“根据患者病情可选择”的项目是否恰当，不能事后以检查结果为阴性就判定检查项目不需要，而检查结果为阳性才是项目选择恰当。笔者认为，只要实施的检查项目符合“临床路径”或诊疗规范、指南的要求，就不应视为是“过度医疗”。

五、过度医疗的原因

1、医院“创收”。在医疗服务市场化的背景下，为增加竞争力和医疗收入，各家医院都十分注重扩大规模、更新设备、引进新诊疗技术，小医院想变成大医院，专科医院想成为综合性医院，造成“医备竞赛”的局面。大量的医疗投入，势必要通过医疗服务收费来实现，为早日收回成本，一些医院鼓励、迫使医生多开检查单。这样一来，就出现了所谓的“大处方”、“大检查”。

2、医院现有制度息息相关。医院按科室收入完成情况来分配奖金和工资，而医疗收入的主要来源是检查收入，这迫使医院想方设法增加诊疗的项目、次数，以期获得较好的工资奖金收益。

3、“举证倒置”。现在我国的医疗事故实行“举证倒置”，就是说当发生医疗事故，患者状告医生的时候，不必由患者出示医生有过失的证据，而要求医生提供资金无罪的证明，否则即判定医生有罪。于是，医生为了减少不必要的医疗纠纷或医疗事故，便会要求患者做所谓的全面检查，是自己的诊断有更多方面的充足的依据，这样一来，就难免会扩大检查范围，造成过度医疗。

4、追求“根治”。很多人认为，治病求“断根”是天经地义的事，而从严格意义上讲，“根治”是指一次治疗后不再发病。其实，能一次治疗不再发病的疾病并不多，只有那些能获得永久性免疫的病，或一些经手术治疗摘除病灶后不再发生的疾病等。由于普通患者缺乏医疗卫生知识，不理解某些疾病在目前无法根治，不知道某些检查本身也是有害的，甚至不知道治疗目标在哪里，盲目认为贵的就是好的，急于求成，要求医生用好药，做各种检查。

5、医生技术水平和医院管理水平低下。部分医生临床基础知识和基本功差、临床能力低，过分依赖辅助检查来保证不出问题；有些医院缺乏合理临床流程和诊疗常规，医疗活动充满习惯性、随意性、不规范性，导致过度医疗；有些辅助检查科室技术水平低，结果常误报、漏报、错报，导致不必要的重复检查。

6、其他。目前医疗保险覆盖面过低，第三方制约机制不健全，医疗保险制度中缺乏对就医行为的合理性审查，政府和社会缺乏对医院医疗服务收入合理性进行监管和审查的机制，医保部门对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和需求者的制约机制不完善，导致了供方诱导需求，需方过度利用医疗服务。

六、控制过度医疗的对策（参考另一份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