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浙江省公务员面试问题-二级公路收费站不能总“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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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关于公务员的高跳槽率，引发网上一片议论。网友观点不一，有人表示不大相信，有人怀有疑问，更有人表示了一丝担忧。对此现象，我们究竟该持有什么样的态度?
网友表情之一：惊讶!
——“铁饭碗”变身跨界跳槽最活跃人群，怎么可能!
节后离职潮中，哪个行业人群最活跃?在近日某招聘网站发布的调查报告中令人惊诧的是，被认为抱着“铁饭碗”的公务员竟成为了跨界跳槽最活跃的白领人群。调查显示，跨行业跳槽人群最活跃的是公务员，同比去年增加超过三成，这令不少人感到惊诧。
人们选择当公务员，大多基于“工作稳定、有稳定的收入，有一定的权力”这三个因素，但现在一些中基层公务员觉得，在公务员岗位上所得报酬，和能力、付出是不匹配的。有媒体报道，公务员“跳槽”主要原因在于“过于稳定和具有压抑性的工作环境束缚了公务员的创造力”等8个原因。
当然，之所以出现跳槽同比去年增加三成，想必与中央全面推进深化改革有关。特别是在破除养老保险“双轨制”后，公务员和机关事业人员将与普通企业员工一样要自己掏腰包购买社保，这就意味着“铁饭碗”变成了玻璃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务员被纳入了普通社会保障体系的正轨，那么对于公务员来说就出现了这样的选择。比如，之前想跳槽而又不想放弃“退休金”的公务员们，这回终于可以下定决心了，反正都跟普通职工差不多了，也就没有了选择性遗憾这个说法了，所以放开手脚，辞职又何妨?再比如，一些在踏进公务员门槛之初就是奔着“铁饭碗”而来的人，夙愿想必是难以实现了，跳槽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吧?
其实，之前公务员职业稳定得异乎寻常，现在有了正常的流动，社会不必大惊小怪。用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来分析，公务员“跳槽潮”只是对于需求价值得不到满足的正常反应。同时，人和所有的植物一样，都必须要趋向阳光、水和肥料这样的优质资源。如果公务员们一门心思地谋求在体制内得到各种欲望满足，这样的现实才更可怕。
今年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强调让“有权者不再任性”，这意味着简政放权已然是大势所趋。科学地剥离基层公务员手中特权，既是将权力制度化也是对干部的保护。去掉公务员头上的权力光环，回归社会本色，淡化“官念”，使得这个职业不再“突兀”，公务员跳槽热就不再吸引眼球，而只是社会普通人才的流动而已了。
网友表情之二：疑问?
——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对于这一现象，舆论呈现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公务员这个“金饭碗”失却成色是一个好现象，这让公务员从原来世人眼里“人上人的职业”，到普通的“三百六十行”，是理性回归;另一种观点认为公务员跳槽过于频繁有可能对公务员队伍建设造成负面影响，有可能破坏公务员群体的整体性，也有可能降低公务员群体的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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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公职不再是人人争抢的“香饽饽”，充分说明了人们的择业观念在转变，根深蒂固的传统“官念”在逐渐淡化。扭曲的“官念”已经不能适应新常态下社会发展，试图混进公务员队伍后舒坦悠闲过着“喝茶看报就是一天”的理想也只是梦想而已。
放眼全球，公务员本不应是一份能够迅速“发家致富”的高收益职业，其主要优势在于社会地位较高、工作和收入较稳定、退休待遇可预期等。这就是习总书记所说的：“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当干部就不要想发财，想发财就不要当干部。要发财可以合法发财，自己经营，靠勤劳致富、靠能力致富”。值得一提的是，在反腐败所带来的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中实现个人价值，成就自主创业梦想，恰恰是今天“人人皆可出彩”的中国梦的新注脚。
所以，对于公务员离职，不仅要理解和尊重每个人的个人选择，更要看到这是一种良性的流动和发展趋势，而这，也正是多项改革措施到位后，巨大成果和积极效应的集中显现。
部分公务员跳槽之后，有利于让政府机关的人数与所承担的工作量更匹配。而且，公务员跳槽到其他行业，人才的流动也有利于其他行业发展。另外，对于想考公务员的人来说，也增加了被录取的机会，可见是多赢的。
网友表情之三：担忧......——会不会造成国家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才的短缺?
去年年底，中央审议通过了建立基层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的意见，这为基层公务员解决了起码的职业上升通道问题。同时，新一轮的公务员加薪方案据了解正在酝酿过程中。公务员群体的待遇、晋升问题，也正在纳入新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之中。将公务员这个“铁饭碗”放在整个社会之中，仍然是优越性十足的好职业。与每年火热的公务员考试热相比，公务员辞职的仍然是少数案例。公务员“辞职潮”，还远远没有达到值得担忧的地步。
要缓解公务员跳槽的问题，应该推行公务员职业化，探索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和晋升通道，这才是确保公务员队伍稳定的保障。破除养老保险“双轨制”也好，探索公务员聘任制也罢，亦或是反腐倡廉力度的加大，都是在打破现行公务员体制机制上做文章，其目的是公务员群体有新鲜的血液流进来，只有真正让公务员有归属感和成就感，才能够很好地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也才能很好地遏制腐败。
当然，公务员跳槽人数大幅增加也提醒有关方面：其一，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职级与待遇挂钩的制度要尽快落到实处，让公务员多条晋升通道;其二，公务员社保及工资改革要尽快走向合理;其三，今后跳槽的公务员可能会越来越多，招录新公务员时要考虑到这一点。另外，还要进一步规范和监督公务员离职后的从业行为。
因此，对于公务员“跳槽热”的现象，大可不必过分惊讶，应回归“辩证”和“理性”的思考。更何况，公务员作为一种服务职业，除了有选贤任能的选用机制外，也有优胜劣汰的淘汰机制。职业一点来看，公务员“跳槽”也是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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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浙江省公务员面试问题 - 聚焦公务员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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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似乎一直是一个围城，外面的人想进来，他们看到的是福利待遇，体面安稳;而里面的人想出来，因为不愿意忍受低工资，因为还有对更广阔前途的向往。
有数据表明，政府/公共事业/非营利机构行业的从业人员跨行业跳槽人数比去年同期上涨34%，近年来的公务员考试热也有所降低。与1992年和2003年的公务员辞职潮相比，现在的离职现象能否成“潮”仍待观察。无论如何，让优秀的人才自由流动，为他们施展才能提供制度保障，都是一个重大课题。
只待一纸批文，任明就将离开他工作了17个年头的法院，成为一名律师。
任明是中部某地级市中院的一名副庭长，假如辞职成为律师，他的收入起码要加一个“0”。
扔掉铁饭碗，走到体制外，公务员辞职正越来越受关注。前不久，智联招聘发布的《2015春季人才流动分析报告》显示，政府/公共事业/非营利机构行业的从业人员跨行业跳槽人数比去年同期上涨34%，这让人想到1992年和2003年的公务员辞职潮。
近年来，公务员这一曾经象征着体面、稳定和高福利的职业，正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2015年的公务员考试，虽然招考人数刷新历史纪录，但是报名人数和平均竞争比都创下近5年来的新低。
几年前，任明也曾动过离职的念头。那时候，离职的想法几乎遭到家人和所有朋友的反对，然而今年的辞职，迄今为止却只有一个朋友反对。
虽然官员辞职的消息不时出现，但对于大多数一般事务性的公务员来说，离职能否成“潮”仍待观察。“毕竟公务员还是稳定、体面，而且大部分非技术类的公务员辞职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拥有1000多个成员的“公务员辞职共勉群”QQ群主李志说。
好日子过去了
刚刚辞职的时候，毛平有些不习惯，“忽然之间没上级、没束缚了，不知道向谁汇报”。
辞职之前，毛平已经在东部某市的家乡做了十多年的公务员，是城建系统内的一个副科级干部。这份职业曾带给他体面、安稳的生活，近年来，他的想法产生了一些变化，收入偏低，晋升无望，在体制内要做点事情又很难，最终毛平选择了离开，“最起码收入会翻很多倍”。
毛平心中，值得怀念的公务员黄金时代还要追溯到他刚刚考上公务员的时候。那是2002年，当时的毛平已经在一家改制后的央企里工作超过10年。因为历史负担重，企业的收入很低，看着一茬茬的年轻人学会技术就选择离开，毛平觉得前途无望，于是回老家考了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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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正是公务员热的前夜。1999年，中国高校开始扩招，逐年增加的毕业生在日后逐步成为公务员考试的主力军。虽然与正在崛起的外企白领和央企相比，公务员并未体现出十分明显的优势，但稳定和体面仍然让公务员成为很多人的选择。
公开数据显示，从第一次公务员考试到2001年，参加考试的人数相对稳定，报考总人数不足5万。但2002年报考人数超过前几年的总和。而自1996年实行辞退制度至2003年的8年间，全国公务员辞退率仅0.05%，人员流动率为1.25%，是中国“最稳定的群体”。
“选择考公务员的时候就是考虑稳定，那时候考上公务员大家都很羡慕。”虽然是从北京回到地方，毛平的收入却不降反升。他在北京的时候年收入六万多元，在老家，算上各种福利补贴，还有招商引资的奖金，一年能达到十几万元。
公务员的工作让毛平过上了安稳而体面的生活。考上公务员的第二年，毛平还解决了副科级待遇，并很快买了房子，体制内的身份也让他觉得很有面子。虽然2008年的时候，阳光工资开始实行，诸如招商引资奖金这样的收入被砍掉，但与金融危机中的企业相比，公务员“安稳”的生活还是让人觉得踏实。
2013年开始，事情起了变化。“八项规定”实施以来，公务员的隐性收入减少，强力反腐也波及了毛平所在的城市，这个经历过大拆大建的城市，数名重要官员落马，城建系统看上去变得有些危险。
体制内特有的一些压力也让他时常感到精神紧张。身在建设系统，他曾经被委派负责过修补群众的安置房，“可有些安置房，施工单位本身用料就有问题，不是你想做就能做好的”。有时候，毛平还要被派去做接待上访者的工作，假如访民闹到领导那儿，他又要被批评一顿，“可这是我能解决的吗?”
唯一稳定没变的就是基本工资和副科级了。毛平算了算，自己如今的年收入加起来只有8万元左右，提拔似乎也没什么指望，虽然对自己的专业能力有自信，可在毛平看来，升迁很多时候要看领导而不是专业。
先行者不断出现，2013年年底，毛平提出辞职，没能成功。2014年5月，毛平又一次提出辞职，这次他终于成功离开，“我们已经四十几岁了，再晚一些，真没有出来的必要了”。
法官的困惑
任明是10年来他所在法院第一个提出辞职的副庭长。
相比其他公务员岗位，司法系统的公务员，尤其是法官，正持续出现较大数量的人员流失。2014年年初北京两会期间，北京市高院曾介绍，5年来北京法院系统有500多人辞职调动离开法院。2014年全国两会上海代表团审议两高报告时则指出，5年来，上海法院每年平均流失法官67人，2013年达到了74人。而另据上海市高院统计，2014年上海流失的法官人数增加到了8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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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明算是庭里的业务骨干了，去年，他一个人办了100多件案子，带着合议庭3个人，一共做了大概300件案子。每天加班工作10小时以上，没有完整的周末几乎是他的工作常态，“假如每个案子都开一次庭的话，一年就300多个庭，算下来我几乎每天都要开庭。而作为副庭长，我每周还要有两个半天开会研究案件，还有很多宣传、调研的任务，很多案件的文书都要带回家加班写”。
与之相比，同在一个城市的律师，一年正常办案的数量也就是十几件。能办到30～50件的律师，就算是工作量很大了，而这样的律师通常会配备五六个助手。
繁重的任务对应的收入却并不算高。我国法官的收入目前仍然是参照公务员体系，按照行政级别来定收入。
任明说，在当地，一个成熟法官“非常轻松”就能在公司找到年薪30多万元的工作。而任明辞职后，可预期的收入起码要比现在多加一个“0”。
活儿多钱少，晋升空间狭窄，这是法官们面临的普遍情况。一名刚刚进入北京某法院工作一年多的公务员告诉记者，看着一个师兄从法院离开到律师事务所，一年挣了两百多万元，自己每个月3000多元的收入让人觉得前途渺茫。另一个刚刚离职的安徽法官则告诉记者，假如还留在体制内，她可能也希望调到其他政府部门，“法官太累了”。
当然，收入并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任明也明白，无论在哪儿，大牌律师的收入肯定都高于法官，而法官们更多的是从职业荣誉感中获得满足。
在新一轮司法改革中，司法去行政化、司法去地方化、司法人员精英化被视为改革方向，任明说自己其实很看好这次改革。
虽然改革对所有法律从业者都是很有利的，但任明觉得，体制内的改革掣肘太多，反而律师会先享受到司改的红利。他也注意到，虽然所在城市还没有多少法官辞职，但北京上海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法官离职潮。任明觉得，这或许是一个信号，说明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
偶尔，任明也会觉得遗憾，他始终觉得，自己的性格可能更适合做法官，而不是律师，只是时代变了，“这是一个出大律师的年代”。
离开体制还能干什么
离开政府部门后，毛平去了一家工程公司做政府项目，做的工作和以前相关。他坦言，对方是看重自己的体制内经历，“懂得怎么跟政府部门打交道”。
像毛平一样依靠体制内资源积累跳槽到企业，实际上是很多官员的选择。2013年9月，广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处处长陈伟才辞职，担任格力副总裁。2014年3月，杭州金融办副主任俞胜法加盟阿里巴巴。俞胜法2004年6月起任杭州市商业银行副行长、党委委员，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行长、董事会副董事长、行长等职。2014年5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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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质检总局办公厅原新闻办公室主任、新闻发言人陈熙同出任360副总裁，主管市场及公关工作。
此外，如任明一样的技术性人才转型也很容易。今年3月，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与反垄断局法制工作处副处长薛强就辞职加入了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
在加入众达之前，薛强曾负责起草国家发改委反垄断相关规章和文件，还参与了许多重大反垄断案件的调查工作。而薛强加入的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是一家国际性的律师事务所，反垄断与竞争法业务一直是众达律师事务所的擅长业务。据财新披露，2014年全年，证监会约有30名处级以上干部离职，其中大多数投身市场机构。目前正在办理离职手续的也不下20人。
然而，对于大多数基层公务员来说，离职后能做什么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多人纠结来纠结去，就是不知道自己离开体制还能干什么。”李志说。
一年半以前，在镇党委办工作的李志发现自己实在不喜欢机关里的生活，于是在QQ上组了一个“公务员辞职共勉群”。最开始只有几十个人，大家相互吐槽，讨论出路。后来人数慢慢增加，在媒体介入报道之后，越来越多想辞职的和辞职的人加了群，最多的一天有500多人加入。
异地、太辛苦、工资低、压抑、提拔无望，看多了进进出出的围城心态，李志觉得，可能很难出现所谓的“离职潮”，因为大多数基层公务员进入体制后，很难找到心仪的下家，“没有一技之长”。
去年，《解放日报》曾经刊登了一位80后公务员的辞职自述。这位公务员说，“碌碌无为过7年，都不知道留下了什么。收入7年没涨，职级7年没变，能力是‘听话加写报告’，社会关系是‘领导加同事’。而人生却已步入而立之年，在那一刻，深深感觉到自己是loser。”
离职以后的毛平对此也深有感触，他甚至会劝说相熟的老板不要招只呆过办公室的公务员，“体制里的分工太细，很封闭，能力很难得到提升”。
“辞职是好事”
“八项规定”、反腐风暴、养老金并轨„„越来越细致的规定正让考公务员的热情降低。
2015年国考，120多个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单位参加，计划招录2.2万余人，相比去年增多约3000人，招录人数创历史新高。
然而，通过资格审查的报名人数为140.9万人，比去年少11.5万人。无论是报名人数，还是招考的平均竞争比，都创下5年来最低。
“总体来讲，公务员报名人数下降是个好现象，社会不应该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周志忍认为，政府把所有人才都吸引到体制内，这本身就不太正常，jinhua.huatu.com
“一个国家，一流人才都往政府走，这说明社会没有提供一流人才发挥的机会和条件，因为大家都觉得，只有当官才能享受到这种机会”。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也认为，“公务员辞职其实是好的现象，因为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职业，应该有更多选择的空间。”
历史上两次大的离职潮，一次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很多人停薪留职，下海创业。当时下海失败，还可以重新回到原来的单位工作。另一次是2003年前后，政府部门合并，也有一批人以一次性买断工龄等形式下海。
“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市场秩序和管理都比较规范，并且想要下海经商办企业，没有几把刷子和资金支持是不可能的，不能再和当时的情况相提并论。”庄德水认为，中央“八项规定”以及对政府工作人员行为的规范等系列措施，并不足以成为公务员离职的主要理由。而除非是法官这样的专业人才，一般的事务性公务员辞职成本很高。
不过，如何激励体制内专业性人才，以及提高基层公务员待遇的问题仍然存在。
毛平就觉得，旧的收入被压缩了，却一直没有新的补偿，影响公务员工作的动力，“这样下去，可能很多本来不在乎收入的就混日子，懒政，你也很难治理，因为标准太难定了，可干可不干我就不干”。
庄德水认为，公务员的薪酬制度和绩效考核体制确实需要进一步完善，提高业务岗位人才的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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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浙江省公务员面试问题 -习近平扶贫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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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持召开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并发表讲话后，会议指出，发展乡村教育，让每个乡村孩子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扶贫不是一句空口号，得有真办法、实举措、硬功夫。早在23年前出版的《摆脱贫困》一书中，在闽东工作的习近平就阐发了“脱贫”“扶贫”的重要意义和实现途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就扶贫问题发表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在贫困地区”，“要看真贫、扶真贫、真扶贫，少搞一些盆景，多搞一些惠及广大贫困人口的实事”，“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等重要论述。
23年前著书谈扶贫工作：“扶贫先要扶志”，“把经济建设当作最大的政治”
23年前，也就是1992年7月，习近平聚焦扶贫工作的著作《摆脱贫困》首次出版，该书收录了习近平1988年9月至1990年5月在福建宁德工作期间的重要讲话和文章，共29篇。全书围绕闽东地区如何脱贫致富、加快发展这一主题，涉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重要内容，思想丰富深刻，文风生动亲切。在《摆脱贫困》一书的跋中，习近平指出，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有些方面落伍了。落伍原因历史学家们可以慢慢探究;但对于更多的人来说，励精图治，发愤图强，以中国的繁荣昌盛为己任，尽短时间使整个国家“脱贫”，尽短时间使中国立于发达国家之林，才是更为紧迫、更为切实的思想和行动。“要实现这一目标，唯有全民把经济建设当作最大的政治!”，习近平着重强调经济建设对于扶贫的重要性。
习近平在该书多处强调，“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但能否实现‘先飞’、‘先富’，首先要看我们头脑里有无这种意识”，“贫困地区完全可能依靠自身的努力、政策、长处、优势在特定领域‘先飞’，以弥补贫困带来的劣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卢中原近日撰文认为，《摆脱贫困》一书从开篇到最后一篇再到跋，一以贯之的主旨是“把经济建设当作最大的政治”。
引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在贫困地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12年12月，习近平到河北阜平看望慰问困难群众时曾论述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贫困地区小康的辩证关系。“小康”一词，今天已经被中国共产党人赋予了更深刻的内涵。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处于引领地位的战略目标。全面小康与中国梦相互激荡，凝聚为全社会的“最大公约数”，成为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时代主题。
今年1月，习近平同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指出，“现在，距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只有五、六年了，但困难地区、困难群众还为数不少，必须时不我待地抓好扶贫开发工作，决不能让困难地区和困难群众掉队。”2月，习近平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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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召开陕甘宁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座谈会上再次强调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重要性，他指出，“我们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没有老区的全面小康，特别是没有老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那是不完整的。这就是我常说的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的涵义。”
如何实现贫困地区的全面小康，习近平给出了答案：要找准路子、突出特色。2012年在河北考察时，他曾谈到，“要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分类指导、因势利导，各项扶持政策要进一步向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倾斜。”2013年11月，在湖南考察时他进一步指出，“发展是甩掉贫困帽子的总办法，贫困地区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把种什么、养什么、从哪里增收想明白，帮助乡亲们寻找脱贫致富的好路子。”当年同月，在山东调研时，他谈到，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一样，都要努力转变发展方式，着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不能“捡进篮子都是菜”。
扶贫力量，依靠各级领导干部：“要心里装着困难群众”，“要立下军令状”
要让数千万人口脱贫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贫困人口一直是习近平的牵挂。扶贫要靠谁，要靠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各级领导干部要心里装着困难群众，多做雪中送炭的工作，满腔热情为困难群众办事。”2012年12月30日，习近平在河北省阜平县看望困难群众时强调领导干部的重要性。当日，在村委会，总书记听取了大家发言后再次强调，农村要发展，农民要致富，关键靠支部。他叮嘱当地干部和随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要原原本本把党的政策落实好，大家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处流，一定要想方设法尽快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要看真贫、扶真贫、真扶贫，少搞一些盆景，多搞一些惠及广大贫困人口的实事。”今年3月8日上午，习近平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广西代表团审议时进一步指出，要把扶贫攻坚抓紧抓准抓到位，倒排工期，算好明细账，决不让一个少数民族、一个地区掉队，坚决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他希望广大干部群众勤劳实干、加快发展，并要求中央有关部门注重解决扶贫攻坚工作面临的突出问题。贫困地区各级领导干部要立下军令状，好干部要到扶贫攻坚一线经受磨练。
扶贫难点，阻止贫困代际传递：“发展乡村教育，建设乡村教师队伍”
昨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指出，发展乡村教育，让每个乡村孩子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要把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多措并举，定向施策，精准发力。如何避免贫困的代际传递，完善扶贫的体制和机制建设，增强贫困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早在2013年9月，总书记在联合国“教育第一”全球倡议行动一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表视频贺词时就曾指出，“努力让每个孩子享有受教育的机会，努力让13亿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获得发展自身、奉献社会、造福人民的能力。”2014年6月，习近平在全国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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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会议上着重强调贫困地区教育的重要性。他指出，“要加大对农村地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职业教育支持力度，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经济学者辜胜阻在接受采访时就如何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给出过六条建议。一要构建新型“滴灌”式的“到人到户”扶贫模式;二要不断完善金融扶贫机制，积极发展普惠金融;三要更加重视贫困地区的“软环境”建设和人才开发，使扶贫工作从“输血式扶贫”走向“造血式扶贫”，切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四要改变资源分散、体制分割、管理分治的“多龙治水”的碎片化现象;五要加大对贫困地区低保的转移支付力度，在贫困地区将低保和扶贫政策相衔接;六要完善扶贫规划与城镇化规划统筹协调机制，通过发展小城镇，对不具生存条件的地方进行整体搬迁，使搬迁的群众享受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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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浙江省公务员面试问题 - “四风”犹存病根在“为官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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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社会上有这样一种怪论，认为部分干部中存在的“为官不为”现象，是反对“四风”带来的。果真如此吗?
回顾一下可知，2013年习近平同志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动员部署会”上，曾明确指出要聚焦作风建设，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反对官僚主义，要着重解决在人民群众利益上不维护、不作为的问题”，“坚决整治消极应付、推诿扯皮、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
在“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上，习近平同志谈到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时列举了“25个有的”，其中便有许多“为官不为”的表现，比如有的办事拖拉、推诿扯皮，浑浑噩噩混日子，上班时间斗地主、嗑瓜子、玩手机、逛淘宝;有的“懒政”现象突出，出工不出力，懒懒散散;有的不敢担当、不愿负责，当“太平官”、“逍遥官”;还有诸如口号响当当、服务冷冰冰，在位不在岗，等等。
话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为官不为”，消极应付、推诿扯皮，正是官僚主义作风的一种突出表现，是纠正“四风”需要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如果说当下仍存在的这类现象，正表明我们反对“四风”不能随着教育实践活动结束而“曲终人散”，必须常抓不懈、持续发力。
那么，反“四风”反出了“为官不为”的错误论调是从何而起呢?
八项规定出台后，规矩多了，管得紧了，查得严了，媒体、网络曝光频繁了，人民群众的眼睛瞪得更大了，因而在一些官员看来，多作为则多出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企望于躲过“这阵子”，继续过“好日子”。
此种想法错上加错，可逐条驳斥之。
首先，真的是多作为则多出错?
要说清这个问题，就要分清“作为”和“乱作为”的区别。韩非子说过，“万物莫不有规矩”，“圣人尽随于万物之规矩”。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有了规矩才有是非对错、正确与不正确之分，才能止纷定争、维护秩序。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有了纪律和规矩，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健全党的组织，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充分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规矩重在规范人的行为，管的是乱作为、查的是违法乱纪，各种曝光是要将各类不齿之事和种种丑态暴露在阳光之下，让更多的人引以为戒。规矩使人们言有所依、行有所循，不乱言乱行，但绝不是让人们不言不行。
一些官员所谓的“多作为则多出错”，正确地表述应是“多乱作为则多出错”。更准确地说，“乱作为”本身就是错。查纠“四风”就是要坚决纠正种种乱作为，坚决查办胡作非为。
其二，真能躲过“这阵子”，继续过“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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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纠“四风”不是一阵子，是躲避不过去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横下一条心纠“四风”的决心天下尽知，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应当坚持原则，恪守规矩，严肃纲纪，嫉恶如仇，坚决反对和切实纠正“四风”，争当践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榜样。
“为官不为”是一种典型的官僚主义。周恩来在上世纪60年代曾经列举出官僚主义的二十种表现，其中讲到的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做官混饭吃的官僚主义、糊涂无用的官僚主义、懒汉式的官僚主义、机关式的官僚主义，都包含有“为官不为”的表现。
在封建残余思想、扭曲的权力观支配下，一些官员一旦在规矩的制约下不能公款挥霍、吃请送礼、吃拿卡要，就感到“生活不滋润”、“为官不易”了，便“无利不起早”、“为官不为”了。“为官不为”现象，从实质上看，是一些党员干部没有真正弄清楚作为共产党的“官”是什么，当干部为什么、应当干什么。问题的根子还是在党性观念的缺失、宗旨意识的淡漠、公与私的倒错，是一己私利和封建的“官特权”在作怪。
王岐山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报告中指出，“当前，‘四风’面上有所好转，但树倒根在，重压之下花样翻新，防止反弹任务艰巨。”
“为官不为”是当前“四风”树倒根在的一个重要病根，是不良积习的另一种集中表现。“为官不为”的背后夹杂着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形式主义的错误观念，不解决“为官不为”，必然会助推奢靡享乐之风的反弹复发，会使我们反对“四风”已经取得的成果功亏一篑。
毛泽东曾经说过，“官僚主义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治理“为官不为”的唯一途径，就是坚定不移地把查纠“四风”引向深入，既刹奢靡之风，又治怠惰之气，在抓常、抓细、抓长上狠下功夫。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七十年前毛泽东回答黄炎培的至理名言，仍然是今天我们治理“为官不为”之利器。只有健全、强化并积极回应群众监督、社会监督和媒体监督，对懒政怠政公开曝光，才能让“为官不为”无处藏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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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浙江省公务员面试热点-政企联手套5亿拨款,不能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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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政企联手套取、骗取国家专项资金的问题屡见不鲜、屡查屡犯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只查不罚，或罚而不严，很难产生以儆效尤的作用。
近日媒体报道，抚顺铝厂与抚顺市国资委涉嫌联手造假，套取5亿国家专项拨款，并导致部分资金去向不明。对此，昨日抚顺市国资委回应，承认造假，但钱都用在老百姓身上了。
实际上，这些资金有没有用到工人身上，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为什么要采取政企联手造假方式套取和骗取国家财政专项资金，且不敢公开资金的去向。
众所周知，国家对经济薄弱地区、特别是东北老工业基地企业破产过程中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完全是为了帮助这些地区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确保破产企业职工利益不受影响，确保企业破产不产生严重的社会不安定因素。然而，一些地方却将此当做了侵占国家利益的机会，不惜利用财务造假、人员造假、假破产等手段，套取和骗取国家资金，甚至引发许多贪污腐败问题。
按理，抚顺市国资委作为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更应当知道如何维护国家利益，如何执行好国家财经纪律，如何维护好国有资产的合法权益。然而，在抚顺铝厂的破产案件中，却充当了套取国家专项资金的元凶，与企业一道，利用造假手段，恶意套取国家专项拨款。很难想象，这样的机构，怎么能够监管好国有资产，又怎么能够维护国有资产利益。
更为蹊跷的是，早在去年6月，《新京报》就已经对此事有过报道，指出了抚顺市国资委和抚顺铝厂伪造5427份职工档案，套取国家财政5个亿补助的问题。那么，为什么近一年时间过去了，这一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处理呢?难道5亿元资金就要这么稀里糊涂地被非法占用吗?
事实上，从近年来媒体报道的情况看，类似于抚顺市国资委和抚顺铝厂这种政企联手套取、骗取国家资金的问题，并不是个例，也不仅仅发生在破产案件中，几乎所有的国家专项资金，都曾发生过类似问题。如国家审计署发布的《2013年第25号公告：5044个能源节约利用、可再生能源和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审计结果》显示，共有102个项目单位编造虚假申报材料，套取、骗取国家专项资金5.56亿元，其中，不乏格力、TCL、长虹、汉能等知名企业。而国家审计署去年发布的2013年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跟踪审计结果则显示，共有38个单位和个人通过虚报资料、重复申报等方式，套取骗取棚户区改造资金15.41亿元。这其中，如果没有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联手，是不可能实现的。
那么，为什么政企联手套取、骗取国家专项资金的问题屡见不鲜、屡查屡犯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只查不罚，或罚而不严，很难产生以儆效尤的作用。就如抚顺市国资委和抚顺铝厂联手套取国家财政专项拨款一样，去年拖到现在，大有拖拖就过关的意思，如此对违规行为的宽纵，显然是个恶劣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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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对抚顺市的这起造假套取国家专项资金的问题，必须深入调查，查清资金的去向，更要对利用造假手段套取国家资金的行为进行严厉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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