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浅论两岸四地区际刑事司法协助机制比较研究
内容摘要：
摘要:大陆与港澳的区际刑事司法协助虽然没有形成位阶较高的正式制度,但以个案协助为主要特点的刑事司法协助体现了双方的高度信任。而海峡两岸的刑事司法协助虽然在官方认可的民间组织的努力下,制定了正式的制度,但信任程度较低将会影响双方的合作。从警务合作的角度来讲,建立协调沟通机制和情报信息中心对于《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的有效运行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的区际司法协助最初是为了解决“一国两制”背景下,大陆与港澳的司法冲突而产生的,并且从司法合作逐渐走向司法协助。从香港、澳门回归至今,三地的法律机构和专家学者就没有停止过有关三地如何进行司法协助的探讨,在民事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区际刑事司法协助在没有成形法律文件指导的情况下,在实践中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论文 联盟
2009年4月26日,大陆与台湾方面签订了《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以下简称《协议》),构建了当前两岸刑事司法合作的基本框架。由于刑事司法协助中的刑事事务往往带有较强的公权力色彩,且关涉公民权利保障问题,在海峡两岸的现实状态下,会有更多的不确定因素;加之《协议》仅是一个框架性协议,规定相对粗疏,原则性强而操作性弱,需要双方根据实践需要进一步协商,解决具体操作性问题。因此,借鉴大陆与香港、澳门刑事司法协助的经验来展望海峡两岸的刑事司法协助就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大陆与港澳区际刑事司法协助机制的建立与运行
如前所述,大陆与港澳地区目前还没有建立起制度化的刑事司法协助机制。但民商事的司法协助已经为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个案协助模式的建立与运行
从广义上讲,虽然已经回归十余年,大陆与港澳的刑事司法协助目前仍主要局限于个案协助模式。这一模式主要是通过广东省与港澳的刑事司法实践而产生的,并经大陆方面一定形式的组织和制度化。改革开放以后,一些经济犯罪分子逃往港澳,广东检察机关在查处贪污贿赂案件方面面临着如何在港澳地区调查取证的问题。早期的合作,往往通过民间渠道甚至是秘密取证,极不规范。1986年,粤港两地反贪机关开始积极接触,以寻求在双方之间建立一种对个案进行协查的调查机制,开展有关共同打击职务犯罪的司法合作。1990年,广东省检察院和香港廉政公署的代表在珠海市举行会晤,对双方开展个案协查实践的情况进行小结,并在香港共同签署了《会晤纪要》,确定了开展个案协查的范围、协查的方式、联络的渠道。并于同年11月20日经外交部、国务院港澳办同意,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在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内设立“个案协查办公室”,对外称“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个案协查办公室”,规定今后凡是国内各级检察机关同香港廉政公署、澳门反贪公署相互协助调查职务案件,都要通过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个案协查办公室进行联系。
1993年2月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关于同港澳地区司法机关进行案件协助调查取证工作程序的规定》(以下简称《个案协查工作程序规定》)将个案协查工作纳入法制化的轨道。199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在珠海市检察院和深圳市检察院分别设立广东省检察院个案协查办公室珠海办事处和深圳办事处,主要承担本地涉港澳个案协查取证业务和协同出境调查任务。1999年4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对1993年的《个案协查工作程序规定》作了修改和补充。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规范涉港澳个案协查工作的通知》,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机关办理的案件需要请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有关部门协助的,须逐级报最高人民检察院“个案协查办公室”审批,香港特别行政区廉政公署、澳门特别行政区反贪公署办理的案件需请内地有关检察机关协助的,直接与最高人民检察院个案协查办公室联系安排。2000年最高检察院外事局叶锋与香港廉政公署副专员郭文伟在深圳会晤,对内地与香港地区区际司法协助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并形成了《备忘录》。2002年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在总结多年个案协查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为进一步规范个案协查的程序,下发《关于职务犯罪涉港澳个案协查工作程序的规定》,对于广东省各级检察院向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有关部门提出个案协查的请求及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有关部门进行个案协查规定了具体程序。
2.个案协助模式的特点
显然,个案协助模式是建立在双方高度信任基础之上的一种临时性活动。经过多年的实践,内地与港澳检察廉政机关就如何协助调查取证、追逃、追赃、证人出庭、预防犯罪以及司法协助本身的有关原则、主体、范围、方式、联络途径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其机制日趋完善,协查的内容也从单一的调查取证发展到查询银行资料、追缴赃款赃物、情报交换、联合行动等更多方面,合作层面有了较大的提升,为我国不同法域间的司法协助创设了一种行之有效的运作方式,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实践已经证明,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实践和创举。
但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在港澳已经回归祖国和签订《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背景之下,两岸三地在彼此信任上几乎不存在任何问题,但毕竟合作没有上升为位阶较高的制度层面,许多深层次问题的适用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例如,有学者认为个案协助活动属于三地之间的官方活动,因而带有明显的政治敏感性;三地依不同法系的法律制度进行个案协查说明法律性突出;同时也表现出时间性紧迫和取证难度大的特点。
第二篇：国际警务合作和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比较思考
国际警务合作和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比较思考
摘 要：全球化给国际秩序带来了新的问题，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和国际警务合作是当前全世界打击跨国犯罪和国际犯罪的主要合作手段。虽然目前在立法上、实践上和理论研究上关于二者并没有过多的区分，但他们在性质、合作主体、合作内容方面是不同的。国际警务合作由于其便捷性，国际间的合作越来越多，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已经是较为成熟的合作模式，在实践中二者相互补充共同发挥作用。
关键词：国际警务合作；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司法权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06-0315-02
全球化推动了超国界的世界市场的形成，在增加社会财富的同时，各种价值观相互影响，给国际社会带来了新的问题。传统的国内犯罪开始向国外发展，不局限于一国领域内的犯罪明显增加，单个国家对于跨国犯罪的单独打击显得束手无策，国际警务合作和刑事司法协助制度便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迅速发展。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一般是指一国的法院或者其他的主管机关，根据另一国法院、主管机关或相关当事人的请求，代为或协助实行与诉讼有关的一定的司法行为。它的产生是因为国家司法权的严格属地性，只有加强各国司法机关之间的合作，才能及时的解决问题。对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概念的理解，也在随着合作内容的发展而不断广义化。在本文我们便采用广义的理解。而关于国际警务合作，如果简单地理解为各国间警察合作办案，几乎与现代警务体制的历史同样久远。从为了政治目的展开的合作到为打击跨国犯罪而开展的合作，虽然它的实际开展已经有一段历史，但目前国内对它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现代意义上的国际警务合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打击跨国犯罪，维持国际社会的秩序。国际警务合作是指世界各国或者地区经主权国家授权的警察机关，在惩罚、预防跨国犯罪和维护国际社会秩序领域互相提供帮助，协调配合的一种执法行为。然而关于二者的关系，无论是从具体的立法上还是理论上都比较混乱，有的甚至将二者混为一谈。只有认清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分清界限才能发挥它们的作用。
一、国际警务合作和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区别
（一）国际警务合作和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性质不同
如果按照性质和逻辑关系来划分，国际上在有关法律方面的合作大概可分为立法合作、执法合作和司法合作。刑事司法协助作为诉讼内司法行为，当然属于司法合作。而关于国际警务合作的性质，目前有较大争议。在这里我们首先应当明确司法合作中对“司法”的理解，如果将其扩大理解为“为司法服务”或者“与司法相关”，那么国际警务合作似乎可以归入司法合作之中；然而这里应当理解为“司法中”，而不应当做扩大解释。在西方国家受三权分立思想的影响，对与国际警务合作的执法性质没有异议。在我们国家，回归到国际警务合作的主体―警察，从警察权的性质来考虑警务合作的性质。无论是从权力谱系还是从权力内容来说，警察权都属于行政权的内容。有的学者认为警察权中的侦查权是司法权的组成部分。然而，司法权的主要内容是裁判权，独立性是裁判权的主要特征，而侦查权的行使不仅要接受当地政府的领导，还要接受上级业务部门的指导，是不可能独立的。另外，司法权的启动具有被动性，相反拥有侦查权的机关都是肩负着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职责，有着明显的主动性，而这正是行政权的典型属性。所以说，侦查权有着完全的行政属性。无论是从国际角度还是国内角度来理解，国际警务合作都属于国际执法合作。由此可见，两者的性质不同。
（二）国际警务合作和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主体不完全相同
司法权的主权性决定了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主体只能是国家，而在实践中实施合作的主体也只能是国家授权的有关机关。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基本程序是请求国有权作出司法协助的主管当局以请求书的形式向被请求国提出请求，经被请求国的审查机关审查后作出拒绝或者接受请求的决定，如果接受请求，被请求国根据请求内容的不同依据相关的国内法律规定交付给主管机关具体办理。依据已经签订的有关国际公约和国家之间的条约可以看出审查机关为中央机关，而依据各国司法体制和对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含义理解的不同，对于中央机关的的规定也不尽相同，所以各国对于中央机关没有统一的规定。依据中国对外缔结的有关双边或多边条约，中国的中央机关一般是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或者外交部。而作为具体的办案机关――主管机关，是相对于作为联络审查的中央机关而言的，根据请求的内容和案件的不同而不同，那就可能是法院、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然而，中国参与的国际警务合作的主体具有唯一性和确定性，那就是公安机关。公安部既是负责进行国际联络的机关，也是具体的实施机关。另外，从合作主体的层级来看，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只能是国家间的合作，而国际警务合作由于其执法性质，所以合作并不局限于国家间，地方之间也可以直接开展合作。从国际的角度来看，国际警务合作的主体除了国家警察机构，私人跨国警务活动也正在不断地进入相关问题研究者的视野。基于一些国家私警务的日渐壮大，私人侦探所或者安保公司极有可能成为国际警务合作新的合作主体。
（三）国际警务合作和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内容不完全相同
关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内容和范围无论是从立法上还是实践上都相对确定，主要有送达文书、调查取证、引渡、刑事诉讼移管、承认和执行外国刑事裁判、被判刑人的移交等。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一般都是针对一国具体案件的诉讼程序有关的行为，而且是通过正规的法律程序进行的协助，协助的结果具有法律上的权威性并会在诉讼中产生法律后果。所以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部分内容的实现必然会涉及采取强制措施等司法活动，这就必须要依赖于警察职权的行使。因为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第三条的内容规定，对于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和预审，都由公安机关负责。这决定了刑事司法协助中的部分内容必须有警察的参与，其参与的这部分内容毫无疑问地构成了国际警务合作的内容。而国际警务合作的内容却远不局限于这些。虽然目前关于国际警务合作的内容和范围在理论界还没有定论，但首先国际警务合作的内容不仅有围绕某一具体案件的合作，还有已经形成常态的一般性的和常规性的合作，比如犯罪信息情报的一般性交流；其次国际警务合作的内容已经从打击、预防犯罪的具体执法措施扩展到了各国警察机关人员的地相互交流和培训以及刑事科学技术地相互学习。并且其合作范围在现实中仍在不断地探索扩展当中。
二、关于国际警务合作和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关系的现实处境
尽管在以上的论述中对二者从理论角度区别开来，然而无论是立法上还是实践中二者都没那么容易分清。从立法角度，国际警务合作作为一个国际性的独立概念虽然已经被广泛使用，然而我们国家在立法上仅在公安部制订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里，也就是说仅在部门规章的层面使用了该名词，这就导致一些学者认为“国际警务合作”并非为一个法律概念，在涉及警务合作内容的时候多数情况下使用了刑事司法协助这一概念；另外在具体的法律规定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十三章的内容是刑事司法协助和警务合作，其中的第365条规定了公安机关进行警务合作和刑事司法协助的范围。从法条中可见在公安机关的职务范围内并没有将二者做出具体的区分，而是采用并列的形式列举出来。从实践角度，现实中有许多采用刑事司法协助和国际警务合作途径合作成功的案例，在这些案例中多数是结合使用两种合作方式。如“10 ?5”湄公河案件，案件的犯罪地和犯罪嫌疑人都在境外，而由中国法院审判，在经历了多种合作方式后终于在2012年的11月份案件审理结束。并且中老缅泰四国就建立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达成共识，到目前为止已经完成了25次联合巡逻执法。在这个案件中，前期的联合侦查以及后期的联合执法都属于是国际警务合作的内容，而案件审理过程中的请求外国证人出庭作证以及请求与案件相关证据的移交等都属于是国际司法协助的内容。可见在具体实践活动中，往往是两者结合使用。
国际警务合作具有效率性和灵活性，既可以通过签订双边或者多边警务协定的方式，也可以在国际性组织国际刑警组织的框架内进行合作，且合作程序简便。随着犯罪形式和内容的不断变化，国际警务合作正在不断地扩大合作范围、探索新的合作方式。而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活动涉及国家司法主权等问题，所以各个国家在合作时都会更加谨慎，需要遵守严格的司法程序，需要以相关的公约或者条约存在为前提。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只能是主权国家间的合作，而国际警务合作并不局限于国家级的合作，地方警务机构之间也可以通过签订相关的合作协议而直接进行合作。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合作方式一般是请求他国“接受”或者“代为”而间接合作，而国际警务合作有的通过这种间接合作，更多的是直接合作，如联合侦查，域外调查取证等。各国针对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活动的严谨态度突显了国际警务合作的便捷。然而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目前已经广为国际社会所接受，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已成体系，合作机制相对完善、稳定。而国际警务合作多是问题驱动下合作，缺乏完善机制主导下的合作。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在国际上已经是一种较为成熟的合作模式，国际警务合作尚没有形成独立的理论体系，依然需要依附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总之，无论是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还是国际警务合作制度都是维护国际社会秩序和保障人权的一种手段，实践中需要两者相互补充，共同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1] 马进保.国际犯罪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24-81.[2] 马修?戴弗雷姆.警务全球化――国际警务合作的历史基础[M].薛丹云，孙茗，沈莉莉，译.南京：南京出版社，2013：37-57.[3] 向党.国际警务合作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1-6.[4] 成良文.刑事司法协助[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7-35.[5] 许燕.全球化时代的跨国犯罪与国际警务合作[D].广州：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27-29.[6] 付凤.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刑事警务合作[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97-100.[责任编辑 魏 杰]
第三篇：澳门与内地商事区际司法协助的起源、现状、框架及前景
一、澳门与内地区际司法协助的概念与原则
2（一）、区际司法协助的起源与概念
2（二）、区际司法协助的原则
3二、澳门与内地民商事区际司法协助现状
4（一）、澳门与内地区际司法协助的法律渊源
4（二）、澳门司法协助的内容范围与司法协助机关
5（三）、澳门司法协助情况统计 6
三、澳门统一区际司法协助草案的内容探索 7
（一）、总则 7
（二）、司法文书送达与调查取证 9
（三）、法院民商事裁决（判决等）与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9
1）、民商事裁决与仲裁的范围 10
2）、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的提出及附件 10
3）、提交裁决承认与执行请求的两地主管法院 1
14）、作出裁决法院的管辖权确定标准 1
15）有关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的程序问题 1
26）、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的条件及其拒绝的标准 1
27）、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的效力与费用 1
38）、附则 1
3四、澳门与内地区际司法协助的前景 1
3一、澳门与内地区际司法协助的概念与原则
（一）、区际司法协助的起源与概念
从14世纪起, 后期的注释学派代表巴特鲁士（Bartolus,1314-1357）与他的学生巴尔杜斯（Bardus,1327-1400）在研究法律冲突式时所提出的法则区别说成为区际私法和国际私法的基础。以后又出现了国与国之间的司法协助，它被称为国际司法协助。
然而，从区际司法协助上的主权性质来分析，区际司法协助与国际司法协助是有区别的。区际司法协助是在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内独立法域之间为保证实现本法域司法权，相互代为履行某些诉讼职能或提供某些便利的制度, 区际司法协助是与一个国家主权有关的司法协助，它属于（单一制或联邦制）复合法域国家的国内法。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其中一个国家内与另一国家内的法域之间的司法协助（包括国与国之间的司法协助）属于国际条约的范畴，是一种国与国之间的与两个以上主权有关的司法协助，它不属于区际司法协助，也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国内法。虽然在主权的标准上，区际冲突法与国际（私法）冲突法也以是否在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内来区分区际冲突法与国际（私法）冲突法，但是区际司法协助却往往并不像区际冲突法与国际（私法）冲突法那样仅限于具有域外效力的民商法领域。区际司法协助可以包括私法与公法的内容，它可分为民事司法协助、刑事司法协助和行政司法协助(比如：欧洲委员会1977年通过的《关于在行政案件中向国外送达文书的欧洲公约》)，但尤以刑法与民商法的协助为主。
除此之外，从区际司法协助内容上分析，区际司法协助还可分为狭义区际司法协助和广义区际司法协助。持狭义观点的认为，司法协助仅限于一国中独立法域之间送达诉讼文书、代为询问当事人和证人以及收集证据。英美国家、德国和日本的学者多持此种狭义观点。澳门与中国内地有些学者与司法界对司法协助也作狭义理解，认为区际司法协助只包括诉讼文书的送达、询问证人和调查取证。持广义观点的认为，区际司法协助不只限于一国中独立法域之间送达诉讼文书、代为询问证人、调查取证，还包括法院裁决（判决等）和仲裁机构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欧盟的法国和匈牙利等国学者多持此种广义观点。尤其是在法国，法学界把司法协助作更为广泛的理解，它基本上包含了在民事诉讼中的各种国际合作，除上述狭义司法协助内容外，还包括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以及免除外国人的诉讼费用和诉讼费用担保等。中国内地也有学者持广义的司法协助观点。而且中国内地司法实践是持广义司法协助做法的。由于葡国法除了受到德国法的巨大影响外，也受到过法国法的影响，而澳门也受到内地作法的影响，所以澳门学者和司法界也有主张广义司法协助。
总之，澳门与内地的区际司法协助可定义为：在一个中国的复合法域的主权领土内，澳门或内地法院或两地的其它主管机关根据另一个独立法域的法院或主管机关的请求，相互代为履行某些诉讼职能或提供某些便利的制度，它包括澳门与内地民商司法协助和刑事以及行政司法协助。
（二）、区际司法协助的原则
澳门区际司法协助的原则主要是：
（l）一个国家的主权原则。公共秩序保留在区际协助中也应像在区际冲突中那样受到一定的限制，各法域应以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为根本原则。要注意国际私法协助与区际司法协助的区别。
（2）尊重两种不同的制度的格局的原则。要尊重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社会制度还是不同于内地的社会制度的现实，尊重基本法一国两制的规定。只要这种尊重不违背一个国家的主权原则，就应该确保其高度的自治权。
（3）平等互利的双赢原则。各不同的法域为保证实现本法域司法权，在相互代为履行某些诉讼职能或提供某些便利时，或者探究签订相互之间的协议时要遵守平等互利的双赢原则。要遵守各独立法域的平等地位（当然在澳门有效的全国性法律除外），要遵守各法院及主管机关之间的平等性。不但在司法文书送达与调查取证上，而且在法院民商事裁决（判决等）和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中均不得有任何歧视与偏见。要互相信任、互相谅解，以取得双赢局面。
(4)公平与效益兼顾原则。在司法协助时，既要考虑到本法域法律的公平性，也要考虑法律的效益。迟到的司法协助往往不能体现法律的公平性。迟到的司法协助的本身就是对法律的效益的破坏，从而有可能影响应有的公正。在此，还需区别区际冲突法、区际民商事案件的管辖权冲突与区际民商事司法协助问题，这样才能正确理解与执行在区际司法协助中的公平与效益兼顾原则。
（5）参照相关国际公约与国际惯例的原则。由于司法协助领域还有一些空白，所以应参照相关国际公约与国际惯例。如上所述，由于区际司法协助
经济法领域。而从所请求的内地法院来看，主要集中在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占请求数的31.43%, 其次是广东高级人民法院，占请求数的17.14%, 依次为福建高级人民法院、北京高级人民法院与广西高级人民法院，再次为最高人民法院，较少的为江苏与浙江以及四川高级人民法院。从中可以看到，除了上海作为中国民商经济交往的中心以外，与其它地方的司法协助主要与地域性民商经济关系有关。随着澳门的博采旅游及其它加工业的发展，尤其是CEpA的落实这种趋势仍然会保持下去。
三、澳门统一区际司法协助草案的内容探索
由于澳门与内地的CEpA的落实与澳门经济的发展，区际司法协助草案的内容必须扩大。以往一般有两种形式来处理 区际司法协助草案：（l）只规定民事、商事方面司法协助内容的条约或协议。（2）兼有民事、刑事方面内容的司法协助条约或协议。在不远的将来，澳门应该正视现实，不但要推进两地的司法文书送达与调查取证，还可考虑在一定的时间与用一定的方式去平等地与内地达成法院民商事裁决（判决等）与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的司法协助，当然也要有澳门与内地刑事司法协助与行政司法协助方面的内容。我本人认为，在民商事方面可以先如香港那样就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的司法协助达成协议，以后再考虑内地与澳门的法院民商事裁决（判决等）司法协助协议，最后可以达成综合的统一的民商事司法协助草案。但本人认为，如果以后需要达成综合的民商事司法协助草案，那么至少应包含以下内容：
（一）、总则
1、在总则中应确定澳门与内地的中心机关。中心机关 是指根据区际司法协助协议而指定建立的在司法协助中起联系或转递作用的机关。提供司法协助，除本协议另有规定外，应当通过缔约双方各自指定或建立的中心机关进行。缔约双方的中心机关负责相互转递协议相关项目规定范围内的各项请求书以及执行请求的结果。缔约双方应相互通知各自指定或建立的中央机关的名称和地址。我个人认为，通常这样的中心机关为内地的司法部（必要时可以司法部的名义委托3-4个中心）与澳门的行政法务司或者为内地的高级人民法院与澳门的终审法院。当然，最高人民法院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可以直接相互委托司法协助，尤其是协调互相之间的问题。
此外，重要的是需规定司法协助的主管机关。它是指根据协议和不同法域的法律规定有权向对方提出司法协助请求并有权执行对方提出的司法协助请求的机关。由于与上述中心机关的联系与转递职能不同，主管机关主要是完成一种诉讼行为，所以以司法机关为宜。这里一般是指内地与澳门的法院。实际上，本人认为承认与执行裁决按内地的民事诉讼法第267条与269条应向有管辖权的中级法院提交，按澳门的9/1999文件由中级法院受理，按澳门民事诉讼法第24条由初级法院执行。
2、应规定区际司法协助的范围及拒绝司法协助的原则。在区际司法协助的范围方面，缔约双方应根据协议相互提供下列司法协助：1）送达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2）代为调查取证；3）承认和执行法院裁决和仲裁裁决。3)协议规定的其它协助。如协议是兼有民事、刑事方面内容的司法协助条约或协议，还需加上其它内容。
司法协助的拒绝是指如果被请求的缔约一方认为提供某项司法协助有损于本法域的公共利益或违反本法域公共政策，或者认为按照本法域法律，该项请求不属本司法协助所指主管机关的职权范围，可以拒绝提供司法协助，但须将拒绝的理由通知提出请求的缔约一方。在刑法等方面另有规定，比如被请求方认为请求所涉及的犯罪具有政治性质或为军事犯罪时，而按照被请求方法律，请求所涉及的行为并不构成犯罪时，需要本着“一国两制”精神论证理由才可以拒绝等。
3.应规定区际司法协助的适用法。缔约双方在本法域内实施司法协助的措施，各自适用其本法域法律，但司法协助协议另有规定的除外。被请求一方的中心机关按照本法域的法律规定，决定采用最适当的方式送达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被请求一方的法院代为调查取证的方式，适用本法域法律，必要时可以实施本法域法律规定的适当的强制措施。在执行司法协助请求时，被请求机关应适用其本法域的法律，根据请求，它也可以采用请求书所特别要求的方式，但以不违反上述法律为限。
此外，可参照相关的司法协助公约去规定诉讼费用的预付、减免（法律援助）、诉讼费用的保证金、中文文字与翻译文字。在民商兼有刑事与行政的司法协助协议中，还需对证人、鉴定人和被害人的保护与费用的补偿做出规定。
（二）、司法文书送达与调查取证
如上述所述，行政长官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第3/1999号法律第6条第1款及第5条（3）项的规定，已命令公布关于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送达司法文书和调取证据 的安排（注意与香港相比，香港没有调查取证的内容）。所以，就澳门与内地的民商事协助而言，如有必要，可根据此协议结合双方的实践对相关条款作出修改与补充。在此不再阐述。
（三）、法院民商事裁决（判决等）与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澳门与内地在法院民商事裁决（判决等）与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方面目前还没有司法协助协议。而香港与内地已有了互相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澳门可以加以参考。此外，葡萄牙虽然于1994年10月18日有保留 批准加入纽约公约，但是并没有将公约延伸到澳门。但是中国大陆于1987年1月22日保留 批准加入此公约，并在澳门回归后将其延伸到澳门适用。此公约也可以加以参考，但因其不是区际司法协助的协议，所以不能肆意照搬。
但是澳门与内地，在法院民商事裁决（判决等）的承认与执行方面还是空白。本人认为，如果以后要商讨两地法院民商事裁决（判决等）与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的司法协助问题，澳门相
关部门就需关注以下内容，尤其是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的程序要求与实质要件中管辖权的冲突、裁决拒绝承认与执行的条件以及相关的公共秩序的实际运用的轨迹等。以下仅例举式地做出排立：
1）、民商事裁决与仲裁的范围
缔约双方应根据协议规定的条件，在其法域内承认或执行协议生效后的缔约另一方法域内作出的下列裁决：a）、条约生效后作出的已经确定的民事、商事裁决，法院对刑事案件中有关赔偿请求所作出的裁决也是相应的内容。其中，因有关破产和倒闭程序问题造成的损失及因核能造成的损失可以考虑除外 b）、仲裁庭作出的裁决。协议中所指“裁决”也包括司法调解书。c）对诉讼费用的裁决；其中依裁决性质应执行者，则予以执行。
协议中所指的“法院裁决”，在内地方面系指法院出的判决、裁定、决定和调解书；在澳门方面系指法院作出的裁判书、法院批准的司法和解书等。
2）、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的提出及附件
申请应由当事人直接向有权承认与执行的法院提出。为便于提出上述申请，缔约双方的中心机关可以根据请求提供一切有用的情况。
申请承认与执行裁决的当事人应当提交下列文件：a）裁决的真实和完整的副本 ；b）证明裁决已经生效和可以执行的文件，除非裁决中对此已予说明 ；c）证明在缺席判决的情况下被告已经合法传唤的文件，除非裁决中对此已于说明 ；d）证明无诉讼行为能力的人已得到适当代理的文件，除非裁决中对此已予说明；e）上述裁决和文件的被请求承认与执行的文字为中文。
申请承认调解书的当事人应当提交调解书的真实副本和一份证明其可以执行的文件，文件文字为中文。
本条所述请求书和所附文件需已证明有准确无误的中译本。中葡文发生解释冲突须以司法协助的目的为标准，并参照已有的准确无误的中译本的证明确定。
3）、提交裁决承认与执行请求的两地主管法院
如上所述，主管机关主要是完成一种诉讼行为，所以一般是指内地与澳门的法院。就内地而言，承认与执行裁决按内地的民事诉讼法第267条与269条应向有管辖权的中级法院提交，按澳门的民事诉讼法典第24条应向有管辖权的初级法院提交。完成这种诉讼行为也可通过各高级人民法院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或澳门中级法院转办。必要时，最高人民法院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可以直接相互提交裁决承认与执行请求。
4）、作出裁决法院的管辖权确定标准
为更好更明确地实施区际司法协助条约，在协议规定的范围，可以规定在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作出裁决的法院即被视为对案件有管辖权：
首先是：
a）在提起诉讼时，被告在该缔约一方法域内有住所或居所 ；
b）被告因其商业性活动引起的纠纷而被提起诉讼时，在该缔约一方法域内设有代表机构；
c）被告已明示接受该缔约一方法院的管辖；
d)被告就争议的实质问题进行了答辩，未就管辖权问题提出异议；
f）在合同案件中，合同在作出裁决的缔约一方法域内签订，或者已经或应当在该缔约一方法域内履行，或者诉讼的直接标的物在该缔约一方法域内；
g）在合同外的侵权责任案件中，侵权行为或结果发生在该缔约一方的法域内；
h)在身份关系诉讼中，在提起诉讼时，身份关系人在作出裁决的缔约一方法域内有住所或居所；此种情况也考虑不适用该协议本款第a)项的规定；
i）在扶养责任案件中，债权人在提起诉讼时在该缔约一方法域内有住所或居所；
j）在继承案件中，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或主要遗产所在地在作出裁决的缔约一方法域内；
其次是：争议的对象是位于作出裁决的缔约一方法域内的不动产权。
除上述情形之外，需注意被请求的缔约一方法律中有关专属管辖权的规定仍然适用。
5）有关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的程序问题
关于承认与执行裁决的程序，缔约双方适用各自法域的法律。被请求的缔约一方法院应仅限于审查裁决是否符合区际协议的条件，不应对裁决作实质性审查。
6）、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的条件及其拒绝的标准
承认与执行裁决的条件往往指： a)根据作出裁决的缔约一方法律，该裁决是最终的和可执行的；b)据以作出裁决的案件不属于被请求的缔约一方法院的专属管辖 ；c)在缺席裁决的情况下，根据在其法域内作出裁决的缔约一方的法律，未参加诉讼并被缺席裁决的一方当事人已被适当地通知应诉；d)被请求的缔约一方法院事先未就相同当事人之间的同一诉讼标的作出最终裁决；f)在作出该裁决的诉讼程序开始前，相同当事人未就同一诉讼标的在被请求的缔约一方法院提起诉讼；g)被请求的缔约一方认为裁决的承认或执行不损害公共利益与法律；h)根据被请求的缔约一方的法律，裁决不论基于何种理由，都不是不可执行的；i)裁决或其结果均不与被请求的缔约一方任何法律的基本的与绝对的原则相抵触；j）根据法律规定，裁决不是由无管辖权的法院作出的。
但是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裁决，不予承认和执行：a)按照被请求一方法律有关管辖权的规则，裁决是由无管辖权的法院作出的；b)在自然人的身份或能力方面，请求一方法院没有适用按照被请求一方区际私法冲突规则应适用的法律，但其所适用的法律可以得到相同结果的除外；c)根据作出裁决一方的法律，该裁决尚未确定或不具有执行力；d)败诉一方当事人未经合法传唤，因而没有出庭参加诉讼 ；e)裁决的强制执行有损于被请求一方的中国作为主权国的安全、影响内地与澳门的安全或基本的公共利益与秩序 ；e)被请求的缔约一方法院对于相同当事人之间就同一标的和同一事实的案件已经作出了终审裁决，或已承认了对方法域的法院对该案作出的终审裁决；f)被请求的缔约一方法院对于相同当事人之间就同一标的和同一事实的案件正在进行审理，且这一审理是先于提出请求的缔约一方法院开始的。
7）、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的效力与费用
澳门或内地缔约一方的法院的裁决一经另一方法院的承认与执行，即与该方法院作出的裁决具有同等效力。承认与执行的费用由被请求一方法院依其本国法律
确定并向请求人收取。
8）、附则
在附则中可以规定诸如：争议的解决、交换法律情报、证明法律（包括司法实践的证明文件）的方式、文书的证明效力、认证的免除、户籍等文件的送交、物品与资金的转移、与其它条约的关系等也是需要订立的内容。
以上的内容已经涉及一部分联结点的运用。在这里也隐含了一部分解决管辖权冲突及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的条件及其拒绝的规则。这些规则包括没有提及的一些规则，但它涉及：专属管辖、当事人选择、不存在诉讼竟合、不方便法院原则、禁止一事二诉、先受理优先管辖等。
四、澳门与内地区际司法协助的前景
以往在区际司法协助上有以下做法：
1、广东省的作法，也即由大陆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分别与港、澳、台的最高法院签订类似的协议，解决区际司法协助问题。但一个个省、市、自治区与澳门签订司法互助协议不但费力而且各个协议内容不统一，执行起来诸多不便。
2、在大陆地区分片设立中心机关，由该中心机关分别与澳门（包括香港与台湾）司法机构签订互助协议，解决区际司法协助问题。这种模式精简有效率，又能做到相对统一。特别是在四个法域难以就所有问题达成一致，签订统一的司法互助协议的情况下，是一种可行的办法。但是必须分清根据区际司法协助协议而指定建立的在司法协助中起联系或转递作用的中心机关与行使诉讼行为的主管机关的不同职能。
3、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之间签订统一的区际司法互助协议，并借助3-4个分片中心机关，全面解决区际司法协助问题。澳门（包括香港与台湾）指定一个中心机关即最高法院负责处理区际司法协助问题。众所周知，通过区际冲突法往往有一定的局限性，统一实体法和区际司法协助协议将有助于问题的有效解决。但是关键是签订一个统一的协议。
当然，目标的达到还可以有其它模式，即使是制定一个统一的协议民商区际司法协助，也可以有多种模式。本人认为应该在一国两制的条件下争取一个双赢的机制，不但在法律上还需在政治上做出平衡。但单就平衡这个问题，可以借用没有实体内容，仅是平衡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的适当原则（Grundsatz der Verhaeltnismaessigkeit）或比例原则（这是比例原则核心，所以欧洲国家许多专家员亦称它为比例原则proportionsprinzip）。这个原则由德国法学家 与判例 创立并加以发展，现已成为欧盟的不成文法的一部分。许多人认为他是一个公法的帝王原则（民诉法是公法，因而也适用），但是事实上它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中国的中庸（非指四书五经中的原意）原则具体化。尤其是狭义上的比例原则可理解为利益均衡。要取得一个双赢的机制它可能是其中一个可以用的工具。除此之外，最好能在学术上，判例上与立法上找出几个有效的模式或者规则，应用一定的工具做作法理上的平衡，那幺一个长远成本与机会成本较低的区际民商事协助就可以达成。
原文的注释编号，因网站的版本没能显示。原文被发表在《澳门研究》2004年第24期。作者是德国法学博士，现就职于澳门大学法学院。
注释：
1.司法协助在古希腊时代已记载。但是世界上第一个司法协助条约是德国和法国于1846年在德国巴登（Baden-Wuerttemburg）签订的。其后，许多国家陆续开展司法协助，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司法协助制度。
2.参见澳门第3/2002法律。
3.萨维尼等众多学者主张公共秩序保留在区际冲突法中要受到限制就是一例。
4.刑法、行政法等和程序法（包括民事诉讼法）等属于公法，具有严格的属地性，不能在立法者的域外发生效力，因而就难以发生区际法律冲突。但民商法则不同：某一国家或某一法域的民商法律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域外效力，这样就难免会产生内外国或内外法域之间民商法方面的冲突。
5.中国内地早在1982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试行）第5编第23章中，对包括法院判决的域外承认执行在内的司法协助作了原则规定。1991年通过的新《民事诉讼法》在第四编第29章“司法协助”的标题下对送达文书。调查取证和法院判决（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在我国跟外国缔结的司法协助协议或条约中，一般都对（民事）司法协助的三项主要内容，即：送达文书、调查取证以及外国法院民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一并加以规定。在我国跟法国缔结的司法协助协议中，更将“根据请求提供本国民事、商事法律、法规文本以及本国在民事、商事诉讼程序方面司法实践的情报资料”包括在内。
6.《Convention on the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between States and nationals of Other States》。澳门也可以使用此规定：参见：范剑虹, “澳门投资争端处理”，载《法域纵横》（perspectives do Direito, Direcção dos serciços de assuntos de justiça）, No.13, 2003, 29-55/57-93。
7.《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第28/2003号行政长官公告);《国家知识产权局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局关于在知识产权领域合作的协议》(第7/2004号行政长官公告);《关于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送达司法文书和调取证据的安排》（第39/2001号行政长官公告）。
8.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0》3号。此安排于2001年2月1日起施行。
9.澳门还参加了相关的公约，它们是：《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或司法外文书公约》（1965年11月15日于海牙）、《关于从国外调取民事或商事证据的公约》（1970年3月18日于海牙）、《民事诉讼程序公约》（1954年3月1 日于海牙）、《扶养儿童义务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公约》（1958年
4月15日于海牙）、《未成年人保护的管辖权和准据法公约》（1961年10月5日于海牙）、《关于取消外国公文认证要求公约》（1961年10月5日于海。
10.在1965年的海牙公约（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与司法外文文书）的公约中提出。中国内地于1991年加入此公约。澳门也加入了此公约。
11.比如可以定如下条文：
一、双方根据本条约的规定，相互提供刑事司法协助。有关“刑事”的定义，由双方根据各自根据内地法与澳门法确定。
二、提供的协助包括以下各项：
（一）送达刑事诉讼文书；
（二）查找和辨认有关人员；
（三）进行专家鉴定和现场司法勘验；
（四）调查取证和获取有关人员证词；
（五）搜查、扣押和移交书证、物证与赃款赃物；
（六）获取和提供鉴定人鉴定，安排证人和鉴定人出庭作证，准许或协助包括在押人员在内的有关人员赴请求方作证或协助调查取证；
（七）安排在押人员出庭作证；
（八）提供犯罪记录和法庭记录，通报刑事诉讼结果；
（九）提供有关司法记录和交换法律资料。
12.其它情况如：被请求方对请求所涉及的嫌疑犯或罪犯，就同一罪行正在进行刑事诉讼，或已作出了终审裁决。又如执行请求可能妨碍正在被请求方境内进行的刑事诉讼，被请求方可拒绝、推迟或有条件地执行请求。被请求方应及时将拒绝、推迟或有条件地执行请求的决定及其理由通知请求方。
13..澳门已加入《关于从国外调取民事或商事证据的公约》（1970年3月18日于海牙）。中国也在前几年加入。
1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0》3号。此安排于2001年2月1日起施行。
15.澳门的仲裁法律制度是深受葡萄牙的法律所影响，早于1962年，《葡萄牙民事诉讼法典》便引申适用于澳门地区。在这法典的第四卷对仲裁制度作出了规定。1986年，葡萄牙公布了8月29日第31/86号法律，但此法律从未延伸适用于澳门地区。以后在1990年初起草了澳门地区第一部有关仲裁的法律制度《自愿仲裁法》草案并于1996年6月11日在《澳门政府公报》颁 第29／96／M号法令（96年9月15日起开始生效）。同年7月22日，为补充29／96／M号法令，发布了第40／96／M号法令《订定进行机构自愿仲裁之条件》。在涉外仲裁方面，1998年11月23日《澳门政府公报》发布了55/98/M号法令，即《涉外商事仲裁法》。它是几平完全参照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于1985年6月21日通过并由同年12月11日联合国大会第40／72号决议采纳的《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而制定的。这两部法规和《民事诉讼法典》内第1199至1205条及有关的条例，比如：40/96/M,19/98/M,第109/GM/98号批示、《保险及私人退休基金争议仲裁中心规章》、《自愿仲裁中心内部规章》（世贸中心）等等。
16.保留是：葡国适用公约规定仅限于承认和执行在另一个缔约国领土上做出的裁决。
17.保留是：
1、中国适用公约规定仅限于承认和执行在另一个缔约国领土上做出的裁决；
2、该国仅将公约仅将公约适用于根据国内法被认为是属于商业性质（无论是属于合同性质的任何问题）在法律上所产生的分歧。
18.协议也亦可考虑规定适用于该条约生效后作出的法院裁决、司法调解书及仲裁裁决，尽管其程序始于该条约生效之前。
19.参阅澳门民诉法典第1200条第1点。
20.参阅澳门民诉法典第1200条第2点。
21.参阅澳门民诉法典第1200条第5点。
22.参阅澳门民诉法典第17条。
23.参阅澳门民诉法典第20条。
24.参阅澳门民诉法典第1200条第5点。
25.参阅澳门民诉法典第1200条第6点。
26.普通审判籍（以原就被）中的住所等，国籍，被告财产所在地（注意德国为扩大管辖的办法：德国民诉法第23条。其它国家一般以申请扣押的财产作为联结点），诉讼原因发生地，诉讼标的所在地与当事人的协议与默示同意。香港因为按英国法，所以有些不一样，但是对物诉讼中权利必须有所归属，因而与大陆法的普通审判籍相似。两地管辖权的冲突度不大（注意由于法律拟制的原因，有关离婚、婚姻无效、亲子等属于对物诉讼）。
27.参阅[德] Ruprecht Kraus, Der Grundsatz der Verhaeltnismaessigkeit in seiner Bedeutung fuer die Notwendigkeit des Mittels im Verwaltungsrecht（《在行政法的措施必要性中比例原则之意义》）, Hamburg 1995, S.18。
28.参阅[德] peter Lerche, Uebermass und Verfassungsrecht（《过度与宪法》）, Koeln-Berlin-Bonn1961。二战以后，学术界将此原则引入了许多其它领域，虽然主要在公法领域（比如民事诉讼法、行政法，刑法，刑诉法，国际法），但原则部分或全部内容被运用在其它领域，比如说企业宪法（或称为企业组织法），罢工法，解雇保护法，民法，商法等等，在此时期，司法判例被德国最高法院作为重要原则使用。参阅：范剑虹: 德国的比例原则，载：浙江大学学报.5, 10/2000，转载:宪法与行政法,人大复印资料，1/2001北京。
29.此原则在民法中是被看作为利益斟酌原则，并常用于对诚实信用与违反善良风俗概念的解释。参阅德国最高法院民法判例：BGHZ8, 142(zur freien Entfaltung des Gewerbebetriebes), BGH in BB 1954, 457/BGHZ in GRUR1967, 430f.(zu Art.1.UWG,)。其
中有一判例运用比例原则（相当于狭义上的比例原则）来解释违反善良风俗：“假如对方的不利因素的增长与所追求的利益根本不成比例，（那己方为此）使用的手段就是违反善良风俗”。参阅参阅判例：RGZ 104, 330/71, 108。译文中括号为作者注。
30.70年代中期，共同体为缓和奶粉生产过剩的矛盾，制定了一项计划，规定在生产饲料时必须加入脱脂奶粉代替原来用以保证饲料蛋白质含量所使用的大豆。但奶粉的成本比大豆高出三倍，如此必然给饲料生产者造成损害。对此，共同体法院在1976年第116号案件中，判定有关此项计划的法规无效，理由之一就是违反了比例原则。因为强制购买脱脂奶粉并非是减少生产过剩的必不可少的办法，同时也不能以损害饲料生产者利益的手段达到这一目的，通过这一判例，德国的比例原则遂成为欧洲共同体法的不成文法的一部份。
31.参阅范剑虹 拙著：《资方合同撤销的法律基础及借助德国比例原则与中国调解式仲裁原则构造的控制结构》（德文版，共215页）（Rechtsgrundlagen und Kontrollstruktur der Arbeitgeberkuendigung nach den Grundsaetzen deutscher Verhaeltnismaessigkeit und chinesischer beilegungsimmanenter Schiedsentscheidung）,欧洲高校专着出版社（Europaeische Hochschulschriftreihe, Frankfurt-Berlin-Bern-New York-paris-Wien-Lang），1997版。
澳门与内地商事区际司法协助的起源、现状、框架及前景(第7页)一文由www.xiexiebang.com搜集整理，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第四篇：食品安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工作衔接机制
食品安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
衔 接 工 作 机 制
为严厉打击食品安全违法行为，依法惩处食品安全犯罪，保证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及时移送涉嫌食品安全犯罪案件，保障食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制定本机制。
一、建立联席会议和情况通报制度
市、县（区）食品安全综合协调部门、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建立联席会议、情况通报制度，加强工作联系，密切协调配合，实现食品安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
（一）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市、县（区）食品安全综合协调部门、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建立食品安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不同层次的联席会议，统一认识，通报情况，共同研究执法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协调解决疑难问题。市级联席会议的办事机构设在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市中级法院、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均要明确一名主管领导负责此项工作，并指定一名联络员，负责日常工作联系。
（二）建立情况通报制度。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定期通报查处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件情况以及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情况；公安机关定期通报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移送案件的受理、立案、销案情况；人民检察院定期通报立案监督、批捕、起诉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案件的情况；人民法院定期通报审判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案件的情况。
二、涉嫌犯罪案件线索及时移送制度
（一）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在查办案件过程中，对案情重大且复杂疑难、可能涉嫌犯罪的案件，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通报，并可以就涉嫌犯罪的标准、证据的固定和保全等问题进行咨询，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当认真研究，在三日内答复。
（二）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在查办案件过程中，应当妥善保存所收集的与违法行为有关的证据。对查获的涉案物品，应当如实填写涉案物品清单，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委托法定检验、鉴定机构进行检验、鉴定，出具检验报告或者鉴定结论。
紧急情况下，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现场查获的涉案货值或者案件其他情节明显达到刑事追诉标准、涉嫌犯罪的，应当立即移送公安机关查处。
（三）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对有证据表明可能涉嫌犯罪的行为人可能逃逸或者销毁证据的，可以书面商请公安机关提前介入，对涉嫌犯罪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依法立案侦查。对于公安机关提前介入并立案侦查的案件，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应当按照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规定，在法定时限内出具有关检验报告或鉴定结论，确保案件侦办工作顺利进行。
（四）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在依法查处违法行为过程中，发现违法事实涉及的金额、违法事实的情节、违法事实造成的后果等，根据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第一百四十三条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第一百四十四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的追诉标准等规定，涉嫌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依法应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必须及时向同级公安机关移送。
（五）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对应当向公安机关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须立即指定2名或者2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组成专案组专门负责，核实情况后提出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书面报告，报经本机关主要负责人审批，并按照国务院《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制作《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将案件向同级公安机关移送，并抄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备案。
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的案件，应当附涉嫌犯罪案件的调查报告、涉案物品清单、有关检验报告或者鉴定结论及其他有关涉嫌犯罪的材料。
（六）对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审查，自受理之日起十日以内作立案或者不立案的决定；案情重大、复杂的，可以在受理之日起三十日以内作出立案或者不立案的决定。公安机关作出立案或者不立案决定，应当书面告知移送案件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同级人民检察院及相关权利人。
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对公安机关决定立案的案件，应当自接到立案通知书之日起三日内将涉案物品以及案件有关的其他材料移送公安机关。
（七）人民检察院要对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移送刑事案件进行监督，防止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对涉嫌犯罪的案件应当移送而不移送。人民检察院对认为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应当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可以向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查询案件情况，要求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提供有关案件材料或者派员查阅案卷材料，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应当配合。
（八）人民检察院发现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对应当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不移送的，应当向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提出检察意见，建议其按照管辖规定向公安机关移送。对于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检察意见，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应当在三日以内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并向人民检察院反馈落实情况。
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接到检查意见后仍不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书面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并依照刑法规定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公安机关接到立案通知书后应当在十五日内立案，同时立案决定书送达人民检察院，并书面告知食品安全监管部门。
（九）公安机关对发现的违法行为，经审查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立案侦查后认为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但依法应当追究行政责任的，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应当依法作出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书面告知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
三、加强立案监督工作制度
（一）人民检察院对于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已经移送公安机关的涉嫌犯罪案件，应当跟踪了解公安机关的立案情况。对于公安机关未及时受理或者立案的，应当依法开展立案监督。
（二）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对公安机关不立案决定有异议的，在接到不立案通知书后三日以内，可以向作出不立案决定的公安机关提请复议，也可以建议人民检察院依法进行立案监督。公安机关接到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提请复议书后，应当在三日以内作出复议决定，并书面告知提请复议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对公安机关不立案的复议决定仍有异议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书后的三日以内，建议人民检察院依法进行立案监督。
（三）人民检察院接到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提出的对涉嫌犯罪案件进行立案监督的建议后，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公安机关应当在七日以内向人民检察院作出书面说明。对公安机关的说明，人民检察院应当进行审查，必要时可以进行调查，可以询问办案人员和有关当事人，可以查阅、复印公安机关相关法律文书和案件材料，公安机关应当配合。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成立的，应当将审查结论书面告知提出立案监督建议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立案通知书后应当在十五日以内立案，同时将立案决定书送达人民检察院，并书面告知食品安全监管部门。
（四）对重大、有影响的涉嫌犯罪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公安机关的请求派员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参加案件讨论，审查相关案件材料，提出取证建议，并对侦查活动实施法律监督。
四、依法惩治职务犯罪
（一）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在依法查处违法行为过程中，发现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等犯罪线索的，应当及时依法向人民检察院移送。
（二）人民检察院对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移送的职务犯罪线索应当认真审查，依法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及时通知移送案件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
五、支持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依法履行公务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支持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依法履行公务，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对于妨碍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依法履行公务的行为，公安机关应当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查处，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其他涉及人身健康安全产品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事宜，参照本机制执行。
第五篇：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法治化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法治化的思考
——兼谈如何实现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刑事案件的有效监督 行政执法机关“以罚代刑”现象严重，突出反映了行政权力的滥用和法律监督的软弱问题。为解决这一突出问题，保证涉嫌刑事案件顺利移送，国务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出台了诸多规定，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原则性规定，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这些规定与工作实践存在较大脱节，缺乏可操作性和执行性，检察权的监督职能难以有效发挥，因此探讨实现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在立法和适用上的有机衔接实有必要。
一、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刑事犯罪案件少的原因
目前行政执法机关移送刑事犯罪案件存在“两少”现象，即移送案件的行政机关少和移送案件数量少。原因在于：一是行政执法机关自身因素决定。一方面行政权具有天然的自我扩张特性，容易造成行政执法机关权力的滥用。随着社会事务的复杂化和多样化，行政权的内容和边界被扩大，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行政机关拥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权，若不受控制，就会导致权力滥用，造成严重后果。另一方面是行政执法机关存在狭隘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观念，认为案件移交给司法机关就转让了对违法者的部分控制权，会影响单位利益，因此存在能罚就罚，一罚了之的现象，使得犯罪案件线索流失。同时，实践中，行政执法活动中发现的涉嫌犯罪案件，有一部分都发生在对本地区贡献比较大的单位或部门，对他们的查处势必影响到本地区的利益，也会受到行政上的干预和阻挠。此外，行政执法人员认知和业务能力参差不齐，刑事案件意识不强也会导致案件线索流失。二是检察机关的外部监督不力。一方面是监督无措。相关法律规定过于粗糙，缺乏可操作性，例如移送案件的标准、程序以及责任等都没有具体规定，使得现行许多法律规定如同虚设。另一方面是监督“为难”。在现行检察机关双重领导体制下，检察院对地方行政机关存在着机构、人员和经费等依附关系，为了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不得不协调处理好与各个部门的关系，因此对于行政执法活动的监督，实在是勉为其难，导致监督职能不能充分发挥。
二、目前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现行的相关规定由于操作性和效力不强，导致实践效果不佳。一是现有规范的性质不一，作用存在局限性。国务院及所属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部门、机构可以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检察机关出台的规定只属于内部工作制度，其作用有局限性。二是行政机关和检察机关联合发布的各种办法和意见，有些仅是一些宣告式的权限规定，比较概括和抽象，没有详细的实施细则，缺乏操作性和执行性，虽明确了检察机关监督的职责和权力，但并未明确具体的监督手段和措施，对行政执法机关缺乏强制力，柔性有余，刚性不足。三是行政执法阶段形成的证据的法律地位不明造成案件司法认定上的困难。比如侦诉机关根据联合认可的文件接受行政机关移送涉嫌犯罪的行政违法案件，但在行政查处过程中形成的言词证据，因合法性原因不被法庭采纳。而许多案件查处的条件、时机，进入公安、检察环节后往往时过境迁，无法重新收集证据。对于书证、检验报告和鉴定结论等材料情况稍好，但也常常面临法庭关于证据合法性的质疑和当事人关于证明公正性问题的质证，法院对类证据的采纳、取舍缺乏统一标准，造成司法上的混乱。
三、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制度的法治化进路
目前，虽然各地区的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相衔接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还有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改进的地方，不能将该项协调制度视作一次专项行动，而是要建立和完善长效的工作机制，并将其纳入到法治的体系中来，才是长久之计。
（一）深化体制改革，确保检察权的独立行使。
现行检察机关的“双重领导”体制及其变异，对检察机关诸多方面造成了制约；使得检察机关地位的“附属化”和检察权的“地方化”，对本地行政执法进行法律监督更是难上加难。我们认为只有深化体制改革，在检察机关体系中设立上下级垂直领导的单层领导体制，确保检察权的独立行使，才能保证其对行政执法机关执法监督工作的有效开展。
（二）完善立法，明确行政执法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
1、结合刑法，充实行政法、刑事诉讼法关于移送案件的规定。一是制定统一的案件移送标准，为行政执法机关准确移送案件提供详细的法律依据。二是完善行政法与刑诉法。由于行政法对于案件移送的规定过于简单粗糙，而刑诉法也只规定了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立案监督制度，未涉及对其他行政执法机关案件移送的监督，实践中对案件移送没有详细的法律可依，随意性比较大，因此为规范移送工作，需要完善法律，将移送程序法定化，细化移送条件、期限、效力、责任等规定，使得移送工作有章可循，更具操作性和执行性。
2、明确行政执法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解决证据规则及司法认定难题。一是对于进入司法审查程序的行政执法案件，明确只对行政执法的合法性审查。二是明确赋予行政执法机关依法获取的证据材料的刑事诉讼法律地位。对行政执法扣押的书证、物证等实物证据，可直接转换为刑事诉讼证据；对有关检验报告、鉴定结论等专门性证据材料，司法机关做程序审查后决定是否作为刑事诉讼证据；对在执法过程中形成的言辞材料，原则上要求司法人员重新收集，但确因有不可抗拒原因经侦查机关查证与其他证据吻合，相互印证违法犯罪事实的，也可以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据使用，由此来解决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证据在司法认定上面临的法律难题。
（三）建立健全相关配套的工作制度
1、建立常态的联席会议制度。我们认为在相关法律法规尚未完善、健全情况下，应当允许检察机关和行政执法机关探索多样化的联系制度，并将制度逐渐规范化、常态化，这是实现检察监督的一个前提条件。在实务中，联席会议制度易被大多数地方接受，一方面联席会议可以定期交换行政处罚、移送案件等情况，研究执法、司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既可以掌握、总结工作，也可以适时解决问题。但目前的联席会议大多由侦查监督部门参加，建议反贪、反渎、预防等部门也共同参与进来，提高联席会议制度的有效性，同时还能积极发现渎职犯罪线索和问题，提高预防和反渎工作的针对性。
2、规范案件线索移送制度和检察机关案件查处的提前介入制度。一是行政执法部门对于发现的可能涉及到的犯罪线索必须在规定的时间移送侦查机关，并向检察机关备案。二是对可能涉及到犯罪的重大事故、重大案件，在行政执法部门调查处理的同时，检察机关有权及时介入调查，防止证据灭失，并对其中的渎职犯罪有权进行调查。
3、明确检察机关对移送案件的监督制度。一方面是确立行政执法部门在向侦查机关移送案件时，同时向检察机关通报备案制度，以便强化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立案的监督，另一方面确立检察机关对于移送案件的立案、撤案、结案统一审查制度，防止侦查机关以罚代刑。
4、强化相应责任追究制度。明确行政执法机关在案件移交过程中有关人员的责任，包括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四）探索创新多样化的监督方式。
目前很多地方已经发挥网络优势，在行政执法机关与检察机关之间搭建网络链接，实现信息共享，通过网络动态，全面监督案件线索移送、案件查询和管理，反映执法、司法动态，取得良好效果。建议经济和技术水平逐渐成熟的地区采取这一手段，加大监督力度，促进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有机衔接。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