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与刑事诉讼法修改问题的研究_刑事证据的简单理论分析_.

第一篇：司法改革与刑事诉讼法修改问题的研究_刑事证据的简单理论分析_.

司法改革与刑事诉讼法修改问题的研究 ——刑事证据的简单理论分析 伍 竞

摘 要 刑事诉讼法在 1996年再次修订, 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化发展刑事司法的程序化问题, 国际人权组织在刑 事诉讼过程中的统计公民权利数据突显的问题与国家司法程序与实体的矛盾使得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又被提上议程。作为 我国制度改革与创新的阶段, 司法改革与刑事诉讼修改的问题已经凸显, 辩护人制度、强制手段导致的超期羁押、刑事侦查 阶段的刑讯逼供问题、证据边缘化问题和简繁审判分流体系这五大内容都是目前刑事司法改革的重点。本文就其证据的 一般理论进行简单的分析以窥蠡测。

关键词 证据特征 非法证据 排除规则 作者简介:伍竞, 西南政法学大学法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1 07-292-02

一、证据的概述(一 证据的概念

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对 “证据” 的含义作出了三种解释:一是 “证据事实” , 即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二是 “证据材料” , 即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书证、物证、证人证言等在内的七种法定 证据形式;三是 “定案根据” , 即经过查证属实的证据材料。当然 在现在的学界对也有一些学理上的定义, 如形式定义为证据是指 与案件有关联的、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 方法定义为证据是 用以证明案件事实的手段或方法, 原因定义为证据是指法官对于 案件事实的认定形成的内心确定的原因等。为了便于理解, 我引 用徐静村教授的观点:蕴含了证据信息的物质载体是证据, 这种 载体有两类, 即自然人或物。① 根据徐教授的分析, 法定的七种证 据(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陈述和 辩解、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 在现实的刑事司法活 动中都蕴含有证明案件事实的 “证据信息” ，通过办案人员的审查 鉴别, 剔除原件不相关的部分, 将相关部分提交与法官, 然后经法 官采信后成为定案的证据事实, 故证据信息所载的自然人与有形 或无形的物为证据的源, 所以七种证据中包含证据信息的相关人 员的陈述、辩解、供词, 以及勘验纪录、鉴定结论、视听资料不是证 据, 由此法定证据的形式只剩下两种, 即人证和书证。

(二 证据的特征

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的研究, 证据的基本特征有三个: 1.客观性, 又称真实性。是指作为案件证据的客观物质痕迹 和主观知觉痕迹都是已发生的案件事实的客观反映, 不是主观想 象猜测和捏造的事物。即 “事实之所以为事实在于它是对事物感 性呈现的如实陈述, 是对事实实际情况的一种断定。” ② 所以作为 证据就应该能证明案件中的特征事实, 同时具有证明力和证据能 力。如前所述, 证据分为人证和物证, 人证如证人、鉴定人、被害 人的证言, 物证如书证, 纪录等, 这都可能被参入人的主观因素, 就有可能被人利用、伪造, 而且在收集的过程中亦可能人为失误 而造成证据真实性的残缺。所以在对证据的评判上一定要注意 审查那些带有瑕疵的证据以免其影响法官自由心证从而损害司 法公正和当事人的权利。

2.关联性, 也称相关性, 是指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客观联系, 他 是证据的一种客观属性,根源与案件与证据事实之间的客观联 系, 不以办案人员地主观意想或强加联系, 他的表现形成多元化, 而且十分复杂。其表现的主要方式为因果联系, 又分为直接与间 接, 必然与偶然, 肯定与否定等, 具体而言就是与案件情节, 诸如 犯罪动机、犯罪人情况、犯罪手段、犯罪过程和实施犯罪的环境条 件等。由此就关联性的紧密而言就是决定对案件事实证明力的 强弱。

3.合法性, 也称法律性, 主要包含三方面内容:一是应当由法 定人员依法定程序收集;二是必须具备法定形式和合法来源;三 是必须经法定程序出示和查证。该特征核心问题就是确保证据 的能力, 而我国目前的问题是非法取证和刑讯逼供。

以上的三个特征是我国证据的基本特征, 可以综合归纳为两 点:一是证据为事实和逻辑上的可采信, 二是法律上的可采信, 以 此来确保证据真实客观。

(一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非法证据, 二是排 除规则。非法证据从广义来讲学者们归纳为主题不合法的证据、形式不合法的证据以及程序和手段不合法的证据三类。为了理 论研究的整体性, 学者们从狭义上将其定义为:在刑事诉讼中通 常指政府一方通过违反宪法或法律的方法所收集到的言词证据 和实物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并没有渊源, 这是起源于英国早期 对传闻证据的排除, 后来美国沿袭了该项规则, 其理论依据就是 传闻证据没有剥夺了被告人询问证人的权利, 而且陪审团也无从 对没有宣誓的言词证据进行公证客观的判断。

大陆法系的国家以德国为代表, 排除规则指的是 “非自主性 证据使用禁止” , 确切来说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享有侦查权或调查 权的国家季候在手机证据中有错误或有违法行为导致的证据使 用禁止。综合以上两个方面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政府一方以 非法的方法或违反法定程序所取得的证据资粮应当在刑事诉讼 中被排除的规则。根据各国的立法来看, 该项规则主要包括对非

◆理论新探

法言词证据、非法实物证据和 “毒树之果” 的排除。我国的刑事立 法上却没有过多的规定, 从形式上来讲也只有 《刑事诉讼法》 43条、最高人民法院 《解释》 61条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 《规则》 265条 有所涉及。普通的教科书也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定义为执法、司 法人员经由非法程序或使用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 不得在刑事诉 讼中用作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的规则。只是简单说 非法证据的 “不得” 并没有严格规定将其排除。可以看出从刑事 诉讼法再修改提上议程以来,我国初步确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 则, 内容只是涉及到非法言词证据(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诉、被告 人供述 , 同时在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证明标准和具体程序 等方面的操作性太小。

国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模式我们应学习什么?我国 以后的排除规则应当如何建立?考虑我国的司法实践和基本国 情应该注意哪些问题?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理性的分析, “人们从事活动或建立制度, 通常确实抱有不止一个目的, 并且这 些目的相冲突时, 人们要对之进行调和或平衡” ③ 所以我们在建立 这个规则时不能盲目地照搬西方的模式或者是日本模式, 正如德 国赫尔曼教授指出, “我们探讨的不是中国是否应当设立非法证 据排除规则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设立该规则, 而应当是为什么设立 该规则。” 就以往的司法实践来看, 刑讯逼供和程序违法是照成刑 事冤假错案的主要原因, 所以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在于对人权的 保护和对程序公正性的维护。我们在现在就应该明确对被告和 犯罪嫌人的人权保护在刑事诉讼的地位。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首先要去除 “非法 ” 二字, 已订立完备的法 律为起始点, 建立详尽的刑事诉讼规则。对于改革我国非法证据 排除规则, 主要应从三方面着手:一是明确非法证据的派出范围, 首先对侵犯人权而取得的证据资料,应当通过立法形式予以排 除, 特别是侵犯宪法所规定的基本人权, 即侵犯嫌疑人或被告的 身体健康权和意志自由权, 其次对于一些侵犯公民权利的程度较 轻或者是违反法定程序不是出于人为的主观故意没有与非法证 据排除规则的目的相冲突的证据, 法官可以裁量不予排除。二是 在立法之外进行程序化的构建以支撑该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可 行性, 不至于成为一纸空文, 首先应当确保凡是人权受到侵犯的 受害人都应当有权提起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 其次提出排除非法 证据的申请时间应该以审前提出为主要原则, 有法定的情形出现 可在庭审中提出并由法官裁量是否予以接受, 若申请人无正当原 因超过法定期限的则可以认为放弃该权利, 再次非法证据排除规 则的审理方式应采取直接言词和辩论原则, 然后法官根据双方的 书面陈述和证据自由裁量, 最后是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再救 济, 为此建立上诉制度以保护当事人的权利。三是确定非法证据 排除规则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 在刑事诉讼中控方占有优势, 为了保护嫌疑人应该由控方就其证据的合法性进行证明, 若不能 排除法官的合理怀疑则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二 传闻证据规则

传闻证据规则又叫传闻证据排除规则, 这个规则的核心词就 是传闻证据, 指非证人亲自所看到、听到或以其他方式观察到的 证据, 而是来自他人就调查中的事实所听到的证据。主要包括两 个要素:一是该陈诉是在法庭审理之外形成的;二是提出该项陈 诉证据的目的是证明其所说内容的真实性。主要形式是指他人 在审判期日以证人亲身感知事实向法庭所作的转述。传闻证据 的特点有三个:第一, 至少涉及两个陈述主体;第二, 至少涉及两 个陈述环节;第三, 提出该项陈述的目的是为了证明该陈述所属 的内容为真。由此传闻证据规则就被定义为除具有法定例外情 形, 传闻证据不具有可采性, 不得提交法庭调查质证的规则。为 了更好的将其适用于司法实践, 我们应该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传 闻证据规则的适用阶段是什么?传闻证据在立法上应该如何去 界定?传闻证据规则适用哪些证据种类?传闻证据应该建立怎 样的排除程序? 要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回到传闻证据的普通法渊源。这种 规则是普通法上最为复杂、争议最大、不断修正和变化的规则。在各个国家的适用实践中皆有差异, 对于我国的诉讼模式来说, 传闻证据的最大缺点是不经过交叉询问。这就使得该证据首先 不利于发现案件真实的情况;其次不能在诉讼中实现双方当事 人攻击和防御上的平等性,保障诉讼的公开性和当事人的主体 性和主导性;再次会造成诉讼的延迟, 影响诉讼的效率;这就使 得我国向庭审对抗制改革又添新烦恼。所以基于以上几点我们 在对传闻证据规则的确立需要明确以下要求:陈述者要亲自出 席法庭作出陈述并且经过双方交叉询问。所以根据学术界的研 究, 在构建传闻证据规则是应该从以下三方面开始:一是明确传 闻证据一般原则, 即 “传闻证据, 除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 应当予 以排除, 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二是应当合理设定该规则的适 当例外。三是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建立以法院审判为中 性的诉讼模式。

(三 补强证据规则

补强证据规则在我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 干规定》 于 2002年首先确定, 是指某一证据能够证明案件事实, 但没有完全的证明力, 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必须 有其他证据以佐证方式补强其证明力的情况下, 才能作为案件的 定案根据。补强证据在我国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主要意义:第一, 建立证据

补强规则有助于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第二, 在证明 责任上减轻辩护方的责任, 更加明确辩护人的证明方向。在实践 中同时应该注意以下主要问题:(1 我国证据补强规则所适用的 证据 , 其本身并不属于补强证据, 而属于被补强的证据;(2 补强 证据是证据种类中的一种;(3 犯罪嫌疑人供述也是一种被补强 证据;(4 补强证据需要达到何种证明程度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 实的依据,通说认为最低标准为补强证据与被补强证据相互结 合, 共同证明案件事实的存在。

注释: ①徐静村主编.刑事诉讼前沿研究(第二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 5页.②彭涟漪.事实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 72页.③ [美 ]迈克尔・ D ・贝勒斯著.法律的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 版社.1996年版.第 21页.◆理论新探

第二篇：刑事起诉证据标准问题分析思考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其中的“证据确实”是对证据质的要求，“证据充分”是对证据量的要求。理论界通说据此认为刑事起诉证据标准即为“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笔者观

点与其相左。因为这条所谓的标准并没有为判断主体对案件事实的主观认识设定明确的幅度和标准，如果没有其他辅助标准或具体指标，难免致使这种标准既大且空，难以掌握而且不便操作，因而只能说是刑事起诉活动总体性的、一般性的原则。实际上“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 本身也是需要解释的，必须为其确立可分析、可操作的准则性规范。

一、是“客观真实”还是“法律真实”

“犯罪事实已经查清”最理想的情况是所有的犯罪事实和情节都已查清。关于“犯罪事实”的内涵与性质，目前学理界主要有两种意见：有的学者认为刑事诉讼应以客观真实为证明标准，即只有在正确反映了犯罪事实真相时，才能裁判被告有罪；也有学者认为刑事诉讼应以法律真实为证明标准，即以法律所确立的标准作为裁判的尺度，裁判者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只要达到法定的要求，即视为真实并可据此作出有罪判决。笔者支持后一种观点，也就是说在司法实践中，公诉机关应当予以查清的只能是“法律真实”。

从认识论角度来看，人类的认识活动是一种以发现客观真实为目的，由感性到理性，由现象深入本质的过程。但在具体实践中，人们的认识往往因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干扰而无法将已逝去的客观真实完全原样再现，套用一句平面解析几何里的经典术语来形容：客观真实是一个能够“无限接近，但永不能达到”的目标。

从经济、效率角度看，我国目前的诉讼体制下，如果一味地追求客观真实，就会违背刑事诉讼的时效性要求，造成诉讼资源的无谓浪费，而且会导致某些本来可以及时实现的司法公正也因此而丧失，从而有悖于司法活动追求正义的终极目的。

从法律规定来看，我国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疑罪处理原则”（疑罪从无、疑罪从轻）所追求的显然不是“客观真实”。假设某案中被告人实际年龄19周岁（被告人自己心里清楚），但其为减轻惩罚，坚称自己仅为17周岁，且被告人的身份证、户籍资料、出生证明等等证据都没有，而根据骨龄鉴定，结论为被告人属于18周岁以上成年人。在这种情况下，根据“证据有疑点则利益归于被告”的精神，法院就会认定被告人系未成年人，并予以从轻处罚。就本案中的被告人年龄问题而言，“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是完全相反的。这样的判决虽然使被告人的谎言起到了预期的作用，造成对其犯罪的放纵，但在法律适用和事实认定上却并不存在瑕疵。

二、刑事起诉证据标准应该达到的程度

有一种观点认为，公诉标准与判决标准有程度上的区别，因为公诉标准前面使用了“检察机关认为”这样的具有主观色彩的修饰词，这样从语感上可以体现出其与法院的有罪判决标准略有区别。这种观点表面上看是为检察机关起诉活动松绑，其实是不可取的。

我国司法体制实行侦、诉分开，因此审查起诉工作从一定意义上看，的确与国外的大陪审团或预审法庭相类似——在法国，预审法官经审查，根据充分的理由估计被告人将来可能被确定有罪，即可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其意义就在于审查案件是否符合提起公诉的条件。当检察机关根据自己所掌握证据“相信”被告人构成犯罪且应当受到刑事处罚，即使存在某些不确定因素时，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一般应对案件提起公诉。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英美法系国家对起诉采用较低的证据标准是有其特殊司法环境的。他们的检察官不具有对羁押犯罪嫌疑人的批准权，检察官对警方的办结的案子是收案不收人，逮捕拘押犯罪嫌疑人要向法官申请令状，检察官的起诉也要经过治安法官或大陪审团的批准，法院的非审判法官要防止检察官不负责地滥用诉权而侵犯人权。而我国则完全不同，检察官自己批捕或决定逮捕犯罪嫌疑人，自己起诉，所以必然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在没有相应诉讼风险保证措施的情况下，在公诉证明标准上起码要高到足以定罪的标准才行。

在实践中，我国检察机关也基本按照法院定罪要求来掌握公诉标准。因为审判结果是考核公诉案件质量高低的主要标准之一，无罪判决率越高，意味着公诉的水平、效率和效益越低。这就要求公诉机关与审判机关掌握的标准趋于一致。如果公诉部门不依据法院的认定标准提供案件，就很可能导致起诉失败。由于检察机关的公诉部门长期与法院刑事审判庭交往，对法院判决实际把握的标准比较熟悉。为了保证起诉的有效性，公诉部门案件承办人基本按照法院可能作出有罪判决的要求来把握公诉的证据标准。

三、刑事起诉证据标准的合理界定

刑事起诉证据标准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嫌疑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是此罪抑或彼罪，其次是诉讼程序是否合法。检察机关对案件提起公诉时，对案件事实的认知已经完成并且具有了明确的诉讼主张，就是对犯罪嫌疑人能够依法定罪量刑，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就应当继续取证，否则就不能获得对起诉的最终诉讼确认——有罪判决。因此，公诉案件的证据标准就是指检察

机关对案件进行审查后，为有效指控犯罪而使案件在证据上所应达到的“度”，而笔者认为这个“度”就是刑法所规定的犯罪构成。

从我国司法实践中侦、检、法三者的活动来看，也只有犯罪构成才能成为刑事起诉的证据标准：公安机关根据自己查明的事实，进行分析、综合、判断事实是否符合某一犯罪构成要件，如果不符合，这些查明的事实并不具有法律意义；如果符合，则将案件材料移送给检察机关。检察机关依据其查明的案件事实，进行审查判断，如果不符合某罪的构成要件，则应当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或作出不起诉决定。

例如：某甲因涉嫌盗窃他人手机一只，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起诉。作为公诉部门承办人，在受案后首先要审查嫌犯的主体身份问题，就盗窃罪而言，关键在于其实际年龄是否已达到或超过法定的刑事责任年龄。如果嫌犯推翻以前所作供述，向检察官辩称其只有十三周岁，而公安机关仅根据骨龄鉴定结论认为其超过十四周岁，但是没有其他证据予以证明的，检察机关就应当要求侦查机关就此提供新证据，否则就达不到起诉标准。再如，对赃物手机的价值若只有被害人陈述和价格事务所据此所作的估价结论，根据法院目前的定罪标准，其犯罪数额也无法认定，同样需要进行补充侦查。

如果检察机关经过审查认为案件事实实体上符合某一犯罪的构成要件，程序上又不存在违法之处，就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而审判机关更是注重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是否能证明行为人的犯罪事实符合某一犯罪的犯罪构成，若符合则作出有罪判决，若不符合则判决无罪。可见，公安司法机关的侦查、起诉、审判活动均是围绕一个共同的基点即是否具备犯罪构成要件而展开的。而且这一标准也为证据的调查和运用指明了方向，具有简明扼要、操作性强的特点。

笔者认为，审查起诉工作实质上就是检察官对案件事实是否符合相关犯罪构成所进行的反复论证。如果侦查机关提供的论据程序合法，能够形成闭合的锁链，得出排他性结论，并最终达到刑法对这一犯罪所规定的主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客体的要求，这时提起公诉所需要的证据便已“达标”。因此检察机关刑事起诉的证明标准应包括：一是实体标准，即犯罪构成是否具备，二是程序标准，即侦查活动的程序是否合乎法律规定。

第三篇：刑事诉讼中建立庭前证据展示制度问题研究

刑事诉讼中建立庭前证据展示制度问题研究作者： 李文成作者所在单位：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

文章来源：

发表时间： 人民法院司法公正理论与实务问题研究2002-02

我国新的《刑事诉讼法》自１９９７年１月１日施行后，起诉方

式由原来的卷宗移送式向仅移送主要证据式转变，庭审方式也由纠问

式向抗辩式转变，律师提前介入刑事诉讼阶段，但律师在侦查阶段不

得进行调查取证。刑事诉讼法第３６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

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

术性鉴定材料”。“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材料”。这些规定使律师所见到的仅限于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而见不到具有实际证明意义的证

摘要： 据材料，诸如证人证言和实物证据。在这一点上，１９９６年修改后的刑诉法较之１９７９年刑诉法的规定后退了一步，这种规定使律师

在调查取证及庭审举证、质证中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而掌握着全部

证据材料的控方，在庭审中侧重列举指控被告人有罪、罪重的证据，而对被告人无罪和罪轻的证据及各证据材料之间相互矛盾的证据，控

方则往往不予举证或不予全部举证，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法庭辩护

制度的功能和辩护人的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说，证据展示制度，这一

对保持控辩平衡和保护被告人免遭错误的刑事追究有重要作用的制度的建立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

我国新的《刑事诉讼法》自１９９７年１月１日施行后，起诉方式由原来的卷宗移送式向仅移送主要证据式转变，庭审方式也由纠问式向抗辩式转变，律师提前介入刑事诉讼阶段，但律师在侦查阶段不得进行调查取证。刑事诉讼法第３６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材料”。这些规定使律师所见到的仅限于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而见不到具有实际证明意义的证据材料，诸如证人证言和实物证据。在这一点上，１９９６年修改后的刑诉法较之１９７９年刑诉法的规定后退了一步，这种规定使律师在调查取证及庭审举证、质证中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而掌握着全部证据材料的控方，在庭审中侧重列举指控被告人有罪、罪重的证据，而对被告人无罪和罪轻的证据及各证据材料之间相互矛盾的证据，控方则往往不予举证或不予全部举证，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法庭辩护制度的功能和辩护人的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说，证据展示制度，这一对保持控辩平衡和保护被告人免遭错误的刑事追究有重要作用的制度的建立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

证据展示（discovery 或disclose）又称证据开示、证据公开。这一制度的核心要求是在辩护方提出合理申请的情况下，法庭可以要求指控方在审判前允许辩护方查阅或得到其掌握的证据材料，同时，在法律规定的特定情况下，法庭也可以要求辩护方将其准备在审判中提出的证据材料向指控方予以公开。建立证据展示制度的目的：英美学者看来，建立证据展示制度有助于实现代表国家提起公诉的检察官与被告人之间的资源平衡，确保控辩双方尽可能做到“平等武装”（equalityefarms）。

另一方面，建立证据展示制度，使控辩双方在审判前的专门程序中进行证据信息的交换，可以防止审判的拖延和无序，确保诉讼的高效、快捷，减少司法资源的浪费。

一、未建立证据展示制度带来的弊端

刑事诉讼法第３６条第二款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虽然刑事诉讼法赋予辩护律师以阅卷权，但由于审判方式的改革，司法人员总会将上述条款与刑诉法第１５６条的规定联系起来执行。也就是说，辩护律师在审判阶段“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只能是公诉机关移送到法院的“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

实践中，“公诉机关的证据目录”，往往只有目录没有证据，“证人名单”时常只有证人名单而没有证人证言，“主要证据”几乎只是被告人有罪或罪重证据，而基本上没有无罪或罪轻的证据，只有公诉人认为不是“主要证据”才会提供，而大量的无罪或罪轻的重要证据，公诉机关总会以不是“主要证据”为由不予提供。

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尚未建立证据展示制度，刑诉法规定律师在审判阶段到法院查阅的只是“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并非案件全部“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这一规定带来以下弊端！１.这一规定不符合国际准则要求。

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２１条规定，“主管当局有义务确保律师能有充分的时间查阅当局所拥有或管理的有关资料档案和文件，以便律师能向其当事人提供有效的法律协助，应该尽早在适当时机提供这种查阅。多个国家刑诉法规定，以提起公诉之后至开庭审判之前，辩护律师可查阅全部案卷材料，为法庭辩护工作作准备。日本刑诉法第４０条规定，“辩护人在提起公诉以后，可以在法院阅览和抄录与诉讼有关的文书及物证”。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十六条规定了控、辩双方须向对方透露证据目录的范围及例外情况。

２.不利于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修改后的刑诉法从原来“纠问式”改为“控辩式”庭审方式，法官保持中立，居中裁判。刑诉法规定公诉机关只向法院移送“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并不移送全部案卷材料，旨在防止法官先入为主，但不能因此也不能以此为据削弱辩护律师的阅卷权。《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例》和《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等多部国际公约规定控辩双方地位平等和对等，辩护律师对公诉机关拥有或管理的案卷材料更应具有完全的阅卷权。

在刑诉法修改前，全案证据随起诉全部移送到法院，律师可以到法院了解全部证据并据此进行防御的准备，在刑诉法修改后，由于检察院只向法院移送主要证据复印件及证人名单，使得这一切成为不可能。律师只有直接向检察院请求证据的展示。这就产生了如检察官不肯主动向律师开示自己手中的资料，是否可以强制开示，尤其是法院是否有权根据律师要求向检察院发布开示命令的问题。日本的判例认为：就进入了证据调查阶段之后对具体证据的开示而言，将案件的性质、审理的状况、被告请求阅读、观察的证据的种类及内容，证人及阅读、观察的时期、程度、方法等加以考虑，这对被告人的防御特别重要，且无毁灭罪证、威吓证人之危险的情况下，裁判所得依诉讼指挥命令、检察官开示证据（最高裁判所刑事判例集２３卷４号２４８页、１９６９年４月２５日）

二、建立庭前证据展示制度的诉讼价值

１.有利于真实客观地反映案件的真实，实现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

一般来说，控辩式诉讼模式要求双方力量均衡。在我国，辩护人收集证据能力明显于弱于控方，因此从最大限度保护被告人权益的角度来说，证据展示也有其重要作用。只有辩方在庭前充分了解了控方的指控证据及其来源，才有可能对控方的证据进行质证，从而保障控辩双方在庭前对彼此的证据材料都有充分、彻底的调查了解，在庭审中就会有针对性地就争议焦点作出充分的辩论和质询，从而有利于法官发现案件的实体真实。

２.有利于保护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及支持检察官出庭公诉。

相对国家公诉而言，刑事被告人处于弱势地位。而通过庭前证据展示，其辩护律师将更多了解、掌握提起公诉的证据，从而有针对性地为其辩护。这样，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将得到更为实在的保障，同时，由于证据展示是双向的，检察官可以通过证据展示了解律师的辩护证据，特别是被告人不在现场和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等证据，从而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出庭准备，避免辩护人出庭出示这些证据，搞“突然袭击”造成控方不得不请求延期审理的尴尬局面。

３.有利于诉讼效率目标的实现。

在我国，庭审中虽然引进了对抗制，但如果不建立庭前证据展示制度，控辩双方相互不了解对方所掌握的证据情况，在庭审中对对方所提出的证据及主张准备不足，往往会申请延期审理，同时庭审中随时提出证据的做法，也会导致质证、辩论不充分，秩序混乱。法官为避免错案，只好依靠庭后阅卷，然后合议再行宣判。故在实际工作中，合议庭当庭宣判的比例不高。

三、建立庭前证据展示制度的具体建议

（一）证据展示的内容包括以下两方面

１.检察官向被告人的展示，即检察官向辩护律师展示本案全部起诉证据的复印件。《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１３条第二款规定：在庭审过程中，辩护律师在提供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时，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过程中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材料需要在法庭上出示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向人民检察院调取该证据材料，并可以到人民法院查阅、摘抄、复制该证据材料。１９９８年６月２９日最高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控方提供的证据目录和主要证据作出解释（第１１６条）的同时，还在第１１９条中首次规定了辩护人应于开庭５日前进行证据展示的内容，要求辩护人于开庭五日前提供出庭作证的身份、住址、通讯处明确的证人鉴定人名单及不出庭作证的证人、鉴定人名单和拟当庭宣读、出示的证据复印件、照片。

２.辩护方应展示的证据包括：（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证据；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证据；行为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证据；证明有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的证据。（２）拟传唤出庭或其证言将在法庭上出示的证人的姓名、地址及联系方法。

（二）证据展示的主体

根据有无法官的参与分为两种：一种有法官的参与，即在法官的主持下，控、辩双方按照法定次序、范围分别向对方展示本方的证据。在展示中遇到诸如某份证据是否属于展示范围等程序性问题时，可以由法官及时裁决。另一种是控、辩双方在法定的时间、地点、按法定程序进行证据展示，这两种模式各有利弊。我们更倾向于有法官参与的证据展示模式。因为只有在法官参与下，控辩双方证据展示的结果，才能得到法官的认同和配合，特别是在控辩双方在证据展示中出现争议时，没有中立的法官居中裁决，证据展

示很难进行。但是否每一次证据展示都必须有法官参与呢?当然也不能太过机械地理解。建立证据展示制度是为了能使控辩双方达到力量平衡，更好地保护被告人的权益，如果控辩双方的证据展示能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顺利进行，法官就没有介入的必要。

（三）证据展示的时间

为了保证证据开示和效果，使得公诉人和辩护律师能够为证据展示做好准备，对证据开示的时间，笔者认为定在公诉人对案件审查完毕以后，提起公诉前进行比较合适。

（四）证据展示的次数

英国证据展示分为预先提供信息和义务（duty toprovide advanceinformation），一是指检察官应当向辩护方告知他将要在法庭上作为指控根据使用的所有证据。在案件移送到法院之前，检察官就要将本方全部起诉证据的复印件移送给辩护一方。二是检察官应向辩护一方展示其不准备在审判过程中使用的任何相关材料。这种材料将在检察官的初次展示和二次展示中向辩护方展示出来。结合我国的司法实际，我们认为二次展示的模式既可以适应证据随时都在变化的现实，也符合保证诉讼质量与效率并重的原则，即在诉讼在进入庭审阶段之前与判决之前可以进行第二次证据交换。当然，二次展示也不是要求每个案子都要进行二次展示，要根据案件现实需要来决定进行二次展示与否。

（五）证据展示的内容

１.控方应展示的证据：

（１）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构成犯罪和罪行轻重、责任大小，可以在法庭上出示的证据材料。具体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前的供述及辩解；证人证言，被告人陈述，物证、书证、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等。

（２）不准备在法庭上出示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证据。鉴于我国证人出庭作证方面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对于证人、被害人的信息以不展示为宜。此外，控方也有权对于符合公共利益豁免原则的证据，拒绝向辩方展示，但应说明拒绝展示的原因。

２.辩护方应展示的证据有：

（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未达到刑事责任的证据，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证据，行为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证据，证明有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情节的证据。

（２）拟传唤出庭或其证言将在法庭上出示的证人的姓名、地址、联系方式。

（六）证据展示的互惠原则

证据展示是双向的制度，检察官向辩护律师展示证据，当然是主要的，但不是说辩护律师就可以不承担证据展示的义务。如果辩护方不承担向检察官展示证据的义务，一旦辩护方在法庭中突然提出有关证明被告人不在现场或患有精神疾病的证据，必然导致检察官措手不及，可能造成审判的拖延和混乱。因此在英美法中建立了“互惠”体制，这种“互惠性”程序设计带有保证控辩双方平等取得双方防御武器的意味，使辩护实现可以增强防御能力，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和风险，避免双方均采用“突然袭击”策略进行对抗。

如英国法律规定辩护方向检察官展示的材料还必须包括一份记载其与控诉方重要分歧及理由的“辩护陈述”。

（七）违反证据展示制度的制裁措施

证据展示过程中，有时难免会发生参与展示一方或多方违反证据展示规定的行为，对此如没有相应制裁性规定，证据展示制度难以推行。美国法律规定：不论是检察官还是辩护方只要没有依法向对方展示有关证据材料，法官均可以将该证据材料排除于法庭之外，使其不具有可采性。

将违反证据展示制度一方未展示的证据予以排除，虽然可以一定程度上制约双方，但不仅过于严苛，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因此宜根据不同的情形采取不同的措施。具体如下：

（１）无正当理由而不予展示的，法庭可命令其展示；

（２）有正当理由，没有展示的，可延期审理；

（３）对没有适当理由而拒绝展示的，可拒绝采用该证据；

（４）故意伪造、隐匿证据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刑事诉讼法的功能在于约束和限制权力滥用，其目的是为被告人

提供权利保障。特别是从程序上力求能形成一个单一焦点和中心，能平等争辩和论战的条件，从这一意义上说，证据展示制度有它自身的价值，这也正是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在刑事法律中规定了这一制度的原因。我国的刑事法律无疑也在从“集权式”的诉讼体制向尊重人权、约束国家强力的方向发展，因此，在刑事诉讼中早日建立证据展示制度，正是适应这一趋势的应有之举。

第四篇：浅析民事诉讼证据制度存在的问题研究与分析

浅析民事诉讼证据制度存在的问题

崔可景 李向伟 白耀

为了保证人民法院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公正、及时审理民事案件，保证和便利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 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结合民事审判经验和实际情况，制定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该规定完善了我国民事诉讼证据的制度，明确了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范围和条件，规定了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和举证时限问题，进一步明确民事诉讼证据的要求和证明标准，同时还完善了法官依法独立审查判断证据的原则和非法证据的判断标准。该规定的公布实施是最高人民法院为实现民事审判公正与效率的又一重大举措，对于实现民事审判的公正与效率的目标，具有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是人民法院深化改革的重要措施，它对于加快审判改革的进程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将更加方便人民群众利用诉讼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更便于法官依法独立、公正、正确地行使审判权，也是最高人民法院为适应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民事审判的需要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但该规定在适用过程中也存在有一定的问题。

一、举证责任的属性与司法解释内容的兼容

举证责任，又称证明责任，是指当事人就诉讼上的特定待定事实，根据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为了满足法官形成某种确信心证的需要所应负担的相应责任。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中尽管以“谁主张，谁举证”的责任原则为基本点，但法官都以裁判者的角色居中裁判，享有“心证”的职权。证明责任又分为行为责

任和结果责任，证明责任是指当事人为避免不利裁判所承担风险而向法院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存在的责任，而行为责任却包括了主张责任与证据提供责任两方面的内容。其中：主张责任是当事人为赢得胜诉，向法院提出自己的利于自己事实的一种根据。主张责任一般先于提供责任而产生，当事人在提出诉讼请求之后，其主张事实根据就必然涉及证明责任的问题。我们通常所称的行为责任的转移，则是指行为责任中的证据提供责任的转移，而主张责任则作为一种权属能力，构成未然的结果责任产生的成因，不发生转移问题。因此，当事人一方提出请求，必须要有主张其请求原因的存在，否则其请求即失去依据，而有遭受不利裁判的风险。当事人在诉讼上既享有主张之权利，亦必为享有此种权利而承担提供证据的义务，这就是“主观上的证明责任”的实质内涵。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第一条即规定：“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被告提出反诉，应当附有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证据材料”。本条规定，即指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通常属原告一方，即本诉的原告与反诉的原告。《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又规定了起诉的条件，却没有从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规定，也就是说：《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并没有从负有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来加以设置、规定，所以，本条立法弥补了这种缺陷。为了更好地、正确地适用《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第二条与第七条规定，针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以及相应法律的根据及相应的证据，本条规定有助于法官从实体法的角度对具体当事人的证明责任加以确认。这些也是实行证据交换以及在法庭上由法官对证据进行调查的必要前提条件。证明责任分配是确定由哪一方当事人承担证明责任的固定规则，基于这一规则，证明责任归于特定的一方当事人实际负担，作为诉讼上的原告，在起诉时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主要是基于为法官确认当事人具体的证明责任作准备。否则，由法官依职权确认的待证事实尚不明确且当事人对事实争执点和法律争执点均持有不同意见，会给及时开展证据交换带来负面影响。但该司法解释对法官在哪一阶段依职权确认证据没有明确的规定，为了便于及时审结，可以在一审辩论终结的前提出，如果一审辩论终结后再要求进行证据交换，法官可以不予准许，这样便于与该司法解释的第三十五条衔接。《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事实上是对举证时限的一种例外规定。但第三十二条规定被告在答辩期届满前应当提出书面的答辩，但未硬性规定其必须提供相应的证据，也就无法避免举证时限上有效地对其加以制约的一种情况，可以这样说《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在此存在着重大缺陷。行为责任从主观上、程序上和动态上反映了证明责任的内容。随着诉讼活动的开展，行为意

义上的证明责任会发生转移。所以，行为责任此时在程序上呈现为动态，它随着庭审过程的不断深入而转移于当事人之间。在诉讼上，这种证明责任是否由一方转移给相对一方当事人，主要取决于在对某一当事人提供证据进行质证过程中，是否能够促使法官满足确信其心证的要求。在此，《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第二条二款规定：“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它体现的是证明责任的一种结果责任。

所谓结果责任，亦称客观的证明责任，或称实质上的证明责任，它指当诉讼进行到终结而案件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主张事实的人则要为此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对行为责任的履行，其目的是为了防止结果责任出现。承担结果意义上证明责任的可能性的存在，是促成当事人必须履行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原因。该种原因可以从两方面加以分析，承担行为责任的系在原因是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所主张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内在原因是为了避免当出现事实真伪不明状态时对其可能造成的不利诉讼后果。行为责任的履行正是适应了这一裁判机制。因此，当事人在提供证据证明他所主张的事实，并为法院所接受之后，即履行了行为责任，其法律效果是避免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

由此可知，证明责任在本质上具有双重性，即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前者指当事人对所主张的事实负有提供证据的责任;后者指当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主张该事实的当事人所承担的不利诉讼结果。所以，证明责任的法律性质为败诉风险负担。

二、对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司法救济与限定

在诉讼上由于实际证据裁判主义，凡当事人提出诉讼请求，必须就这种诉讼请求所根据的事实主张提出证据加以证明，凡未能提供证据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该诉讼请求就不能得到裁判上的支持。

《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更加明确了当事人的证明责任以及不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事实主张所应当承担的不利诉讼后果。据此，应从证明责任的角度将审判上所认定的案件事实与客观上所实际发生的那种事实在一些情况下相互区别，以客观地反映诉讼论在审判上的这种特殊性。为此，《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针对我国目前当事人证明意识和证明能力上所出现的薄弱环节，要求人民法院应当在诉讼上负有向当事人阐明证明的要求及其法律后果的职责，以促使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积极、全面、正确、诚实地提供证据。

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对提供证据证明其事实主张的行为能力将在相当程度上直接决定着诉讼后果。我国目前法官的总体素质尚无法保障在当事人因客观因素证明能力受限制时，一方面予以必要救济，另一方面还要同时保障在诉讼上给双方当事人提供平等攻击与防御的机会。当事人委托律师为其诉讼代理人的，经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可以签发调查令，由委托律师调取证据。调查令因故未使用或者被调查人不能提供证据的，应当在调查令的有效期间届满后缴还人民法院，并说明未使用或者被调查人不能提供证据的情况。作为诉讼证据的合法性问题，由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律师前去调查，收集是欠妥当的，因为，由法官发出的这种命令，应针对诉讼外的第三人，而由一方当事人的律师持有这种命令向诉讼外第三人收集、调查证据，将有损司法的权威性，还极有可能危及有关证据来源的可信度。《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七条对此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一)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并须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资料;(二)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材料;(三)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这些特殊的例外情形，并不等于人民法院由此而成为证明主体或者举证主体，并且即使由人民法院依照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也是作为提出申请的一方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来看。

三、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免除与启动程序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明确规定了“谁主张、谁举证”这一原则。但在审判实践中，并非为当事人主张的所有事实都需要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有些情况下，对某些事实不需证据证明即可被视为真实，并免除有关当事人的证明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依职权对有关当事人的事实主张采用司法认知，从而导致免除该有关当事人证明责任的诉讼效果的产生。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承担证明责任，其

目的是通过当事人的证明能力，帮助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分清是非责任，正确处理案件。如果案件中的某些事实已经清楚，不必再由当事人负责证明，则可免除当事人的证明责任，证明责任的免除也是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重要内容。此外，《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所规定的当事人的处认亦应当属于免除相对一方当事人证明责任的范畴。

当人民法院对某一事项采用司法认知时，势必在当事人之间的抗辩对峙关系上造成某种失衡状况。因为，司法认知的采纳，意味着有关事实不需证据即可被认为系一种真实，从而免除了有关当事人的证明负担。根据《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二款，除了第九条一款(二)项规定的自然规律及定理外，在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这些事实的情况下，这些原本属于负证事实，将按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由当事人恢复其证明责任，以便于相对一方当事人提出的反证相抗辩，其反证是否能够构成足以推翻原免证事实，则由法官根据自由心证作出判断。所谓无需举证，是指在审判上免除了当事人的证明责任或证明负担。在诉讼效果上，产生这种负证事实应当与法官依职权在审判上予以认知或接受这些事实为真实来看待，其效果是，无需当事人的提供证据以及经过法庭辩论便可直接将这些事实作为裁判的基础。

由法院依职权采用司法认知，其对象一般限于应当予以认知的那些事项。而属于法院可以予以认知以及当事人认为应当属于认知范围的事项，一般以当事人的主动申请为条件。在立法上应当明确法官采用司法认知的程序规则，除了法官可依职权对某事项直接进行司法认知外，还应允许当事人就与待证事实有关的事项申请采用司法认知，同时赋予相对一方当事人享有抗辩权。

根据我国现实国情与证据法的法理，对于免证事实应当设置相应的操作程序。对于众知的事实，自然规律及定理，当事人的自认，可由法官依职权加以认定;对于推定事实，已为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已为仲裁机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由当事人申请法官予以认知，当事人在申请时，应当提供必要的证据或信息材料。另外，在一定条件下，对于有关特殊定理以及当事人的自认，亦可采取由当事人申请认知的方式。

四、当事人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

我国的《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此条规定设定了证明责任分担的一般原则。但是，仅此一项原则性规定，显得过于笼统，可操作性不强。《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指出：“案件的同一事实，除举证责任倒置外，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首先举证，然后由另一方当事人举证。另一方当事人不能提出足以推翻前一事实的证据的，对这一事实可以认定;提出足以推翻前一事实的证据的，再转由提出主张的当事人继续举证”。然而，这一解释中有关证明责任分配的设置，是在处理当事人在证明时的主张责任与行为责任之间关系，以及产生的相应的后果，仍然不能圆满地解决各种纷繁复杂的证明责任分配问题，如果在实践中当待证事实处于积极和消极状态时，仍按证明责任的一般规则就当事人的主张责任来分配证明责任或负担，在许多情形下是显失公平的。

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分配的问题非常复杂，在审判实践中的一些特殊情况下，存在看不属于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证明责任倒置，依照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又无法确定证明责任负担的情形。为此《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规定，在这种情况下，由人民法院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证明能力等因素确定证明责任的承担。该条规定是在有关法律、司法解释的适用前提基础上，赋予法官据情根据民法的基本原则和相应的规则，决定有关证据的证明责任分配的权力，是法官享有一定幅度自由裁量权的体现，该条规则的具体适用是有层次的效力性和适用前后顺序的排列性，只有出现了有关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形，并且《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和其他司法解释仍无法具体确定当事人的证明责任负担时，法官按照审判职能又不得拒绝裁判，只有在这种情形下，人民法院才可以根据民法上的公平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并结合当事人的证明能力等因素来具体确定证明责任的具体分配。有的因素属于主观因素，有的属于客观上的因素，当一个涉及相同的待证事实时，一方当事人所主张的合同内容系采用口头方式订立的，相比较就证明难易程度而言，后者所遇到的难度应当大于前者;再如，与证据的远近距离而言，当患者主张医疗机构并未对症下药，造成巨额医疗费用而构成侵权时，就这一待证事实而言，医疗机构较患者更接近于有关证据。

第五篇：诉讼证据制度改革与司法公正研究与分析

诉讼证据制度改革与司法公正

高大伟

提要: 在我国的审判方式改革中，诉讼证据制度不断趋于完善。然而，在不断推进法治的进程中，诉讼证据制度的不足和弊端也日益显露出来，从而不利于深化司法改革和实现司法公正。因此，应采取有效措施，推进诉讼证据制度改革，从而促进司法公正和法治秩序。

诉讼证据制度是司法过程的重要环节。我国正在努力建设法治国家，深化审判方式改革，促进司法独立和公正也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因此，诉讼证据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也必然日显迫切。

一、我国诉讼证据制度的弊端和不足

1.当事人举证没有时间的限制

举证期限问题是审判实践中遇到的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法律对法院审理案件有审限的限制，但对当事人的举证期限则没有明确的规定，使审判实践中出现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当事人在诉讼的各个阶段都可以提出证据，使相当一些当事人在庭前故意不提交证据，而在庭审中突然提出新证，或只在二审中才提交关键性证据，以达到“突袭”对方当事人、限制对方当事人的答辩权或上诉权的目的。由此往往导致遭受“突袭”的当事人在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中由于对“新证据”缺乏了解而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进而有可能影响到法院裁判的公正性。二是拖延诉讼，浪费人力、物力、财力，增加诉讼成本。当一方当事人在法庭上突然提出“新证据”时，对方当事人自然不愿处在被动地位，其通常要考虑用一定时间对对方的“新证据”进行分析研究，并力求找到能够作为反驳意见的相关证据材料。由此产生的后果是，该当事人向法院提出延期审理的要求，而这一要求是合法的，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在个别情况下诉讼就有可能无限期地进行下去。这样，不仅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而且扰乱了法院的正常审理秩序，降低了审判效率，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院公正司法的形象。

2.举证责任不清

实践中，法院为了查明案件事实，过多地主动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甚至包揽调查取证，致使不少案件在收集和提出证据方面存在较大的任意性和随意性。这不仅造成了个案中当事人之间心态的不平衡，而且使一些当事人认为法院有意偏袒一方，进而怀疑法院裁判的公正性。同时，由于法院力量与任务的矛盾日益突出，尽管审判人员疲于奔命，而案件仍然大量积压。另一方面，助长了当事人提供证据的惰性和对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依赖性，从而导致诉讼责任不清，使当事人负举证责任的法律规定没有得到真正贯彻。

3.鉴定的效力认定比较混乱

在司法实践中，鉴定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一是对同一专门性问题存在着多头鉴定、重复鉴定的问题;二是鉴定结论互相矛盾，造成众多案件难以及时下判;三是鉴定、勘验人不出庭接受质询问题严重，影响和制约着审判工作的开展;四是鉴定的提起程序混乱，有诉讼前的鉴定，也有诉讼中的鉴定，有法院提起的鉴定，也有当事人委托的鉴定，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着鉴定效力的认定。

4.证人不出庭问题严重

目前，法律只规定了证人出庭作证是公民的法定义务，但对其出庭的费用如何补偿、其人身安全如何保护等等，均缺乏明确规定。实践中，证人拒不作证，或即使作证，出庭率也极低。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了证人证言作为证据的认定效力。

5.法庭质证与认证等做法不统一，有损法庭审判的严肃性

各法院对法庭证据的出示和质证上标准不一样，有的法院对于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全部出示，有的是有选择出示;在质证方式上有的采用一证一质，有的采用综合质证;证据在裁判文书中的表述不一，有的详细表述，有的综合表述，有的仅仅列举了证据名称便得出“足以认定”的结论。无法反映法院对证据的分析和采纳的过程，使当事人难以相信裁判的公正。

二、深化证据制度改革，促进司法公正和效率

1.关于法院调查取证与当事人举证的关系问题应当淡化法院调查取证的职权主义，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院一般不主动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法院的职权调查取证活动应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而启动。只有在当事人已充分举证，对于影响查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经过庭审质证仍无法认定其效力的情况下，法院方可依当事人的申请调查收集证据。一般情况下，调查收集证据的内容不得超出当事人申请的范围。

2.关于举证期限问题

鉴于目前我国的法律规定，可以采用当事人协商的方法解决:一是由当事人对举证期限进行协商，法院确认后，由诉讼各方共同遵守，当事人协商的举证期限应在开庭日之前;二是在当事人协商不一致时，可根据案情的需要，由法院在合理的期限内指定举证期限;三是如果当事人在上述期限内提交证据确有困

难，可以向法院申请延期，是否准许由法院决定。应处理好当事人在上述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证据时的一、二审之间的关系，充分保护及时举证一方当事人的权益。

3.关于证人出庭作证问题

一是将证人出庭作证作为当事人举证的一部分，规定证人除正当理由外，均应当出庭作证，并将“正当理由”予以明确限定，加重提举证人的诉讼方的责任;二是在现有条件下，尽量落实证人出庭作证所产生的必要费用，规定“证人出庭作证所产生的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等必要费用，证人要求补偿的，由法院审查决定，并计入必要的诉讼费用，由申请证人到庭的一方当事人先予支付，法院根据双方过错程度予以判定”。

4.关于鉴定、勘验问题

侧重解决鉴定的程序问题，增加当事人对鉴定结论的认可度。主要是通过尊重当事人合意意志、减少法院职权的方式实现，规定鉴定机构的确定由诉讼双方共同选择，同时增加对有争议鉴定结论的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的规定。

5.关于建立证据交换制度，突出证据公开性问题

近年来，各法院积极实践，在知识产权、民事、经济和行政审判的普通程序中尝试适用，取得了一定效果。主要表现在:一是使诉讼各方对对方的诉讼证据情况在开庭前能有基本了解，一定程度上防止了诉讼一方在法庭上搞“突袭”;二是有利于法院裁判的公开透明，增强了当事人对法院判案的信任度;三是有利于案件的快速审理，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审判效率;四是促进了当事人间的和解，使相当一些纠纷在开庭前可以得到解决。

6.关于证据的法庭质证与审查认定问题

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证据的质证与审查认证公开性不够。因此，应围绕民主、公平、透明和效率原则，根据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和实践经验的总结做出规定:一是除法律另有规定外，所有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公开出示，并由诉讼双方在庭审中进行质辩，凡未经法庭公开出示和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二是突出证据认定与否的说理性，明确证据经过诉讼双方质证后，法院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对之做出认证，说明认定与否的理由，并在法律文书中表述;三是强调认证包括当庭认证和判决书中的认证，并对适用简易程序、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的当庭认证及操作进行规定。

通过这些证据制度改革，可以推进审判方式的完善和司法公正，从而为法治国家的建立提供基础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