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对待司法经验下研究与分析

第一篇：认真对待司法经验下研究与分析

认真对待司法经验下

四、司法经验的功能分析

前已述及，司法经验在为立法完善提供实践基础和素材、“无法”司法、填补法律空白和漏洞、影响甚至指导法官进行法律思维、进行法律选择、克服成文法局限性等方面具有诸多功能。但是在我国的成文法背景下，司法经验的功能主要体现在法官的事实审理过程中。具体地讲，司法经验在司法认知、事实推定、法律和证据选择、证据判断和证据采信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1、司法经验在司法认知中的作用

司法认知是指对于应当适用的法律或某些待认定的事实，法官依申请或者依职权认定其为真实的一种诉讼证明方式。司法认知具有客观性(司法认知的事项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公认性(司法认知的事项为大众所知晓并得到普遍认同)和绝对性(司法认知的事项双方无提出反证的可能性)三个特征。

司法经验在司法认知方面的作用可从司法认知的对象中集中得到反映。法学界一般认为，司法认知的对象包括“众所周知的事实”、“自然规律和科学原理”以及“法律”三类。“众所周知的事实”又称为常识性事实，是指在一定区域内大多数人都知道的事实。但是一定区域到底是多大一个范围，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人们也大多语焉不详。有人认为：“在审判程序中，判断一项事实是否众所周知的事实，应以审理法院的地域管辖范围为准。在审理法院的地域管辖范围内为公众所普遍知悉的事实，即为众所周知的事实。” [1]笔者认为此观点值得商榷。理由在于：第一，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不在审理法院的辖区怎么办?采用审理法院的辖区作为判断标准是否有失公正?第二，即使双方当事人均在审理法院的辖区，但是上诉

法院的辖区显然更大，上诉审法官认为不属于众所周知的事实怎么办?第三，以审理法院的辖区为判断标准必然造成全国各级法院的判断标准不一致，案件审理结果自然也会不一致，势必影响法制的统一。因此，判断是否众所周知的事实只能由经验法则来完成，由审判法官根据司法经验进行自主判断。“自然规律和科学原理”有的为公众熟知，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如日出日落，四季更替，生物体的新陈代谢等;有的尽管不为众人所知，但是通过一定的原始资料可以迅速确定其科学性，法官也可以直接进行司法认知。对于作为司法认知的对象的“法律”，一般认为，法官必须认知法律是一条基本的法律原则。但是对于外国法是否是司法认知的对象，存在较大争议。笔者认为外国法不应当是司法认知的对象，因为司法认知是建立在经验法则之上的，而本国法官对外国法一般知之不详。

2、司法经验在事实推定方面的作用

推定有法律推定和事实推定之分。这里主要讨论事实推定。所谓事实推定是指在诉讼过程中，根据已经确认的事实，按照一定的经验法则和逻辑规则，推断另一事实的存在。其中“已经确认的事实”称为基础事实，根据基础事实而假定存在的事实，称为推定的事实。法律上的推定法则把两种事实之间的关系规范化，只要确定了基础事实，就可据以假定推定事实存在，如果没有提出反证，就应当认为这种假定能够成立。事实推定免除了一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但是另一方当事人有权提出反驳。因此事实推定的实质意义在于举证责任的转移。在诉讼实践中，事实推定作为一种替代证明的技术性手段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事实推定是在直接证据不能获得或者难以取得的情况下，采取比较容易的然而也是不很精确的先验性的推理方法，因此推定源于经验，并且随环境和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事实推定只具有高度盖然性，而非绝对真理。

3、司法经验在法律和证据选择方面的作用

法律是立法者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就各种具体社会关系归纳、概括、分类和定型后的产物，抽象性是法律的基本属性之一。纸上的法律要适用于具体的案件，需要法官的创造性工作，法官需要根据案件事实选择适用最为恰当的法律，这是法官的“一次选择”。但是由于法律规范的抽象性和法律语言的开放

性(法律规范的“语境含义”)，法官还需要对法律进行加工和理解，形成对法律的“二次选择”，以填补“法的空缺结构”。在此过程中，法官的司法经验无疑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并不存在一个‘空脑袋’这样的东西，不能把人们从他们的语境中抽象出来，所以，法官纳入个人经验是因为这些经验与合理人的认知和信念一致” [2]。在民事司法过程中，法官对法律的适用是以对有限的证据可以还原为多个“事实”的选择和法律规范的选择为前提的。证据的选择涉及证据的可采性问题。证据的可采性又称为证据能力，即在诉讼证明中能够成为证据的资格。证据的可采性实质上是指证据是否需要排除的问题。英美法系设置了庞大的排除规则，通过证据开示等程序在审前对证据的可采性进行审查，以确定证据在审理过程中是否具有证据能力。但是判断证据可采性的标准是“普通的人”的标准，并不具有客观性。大陆法系对于证据的可采性很少加以限制，交由法官通过良知和理性来判断。无论是采用“普通的人”的标准，还是法官通过良知和理性来判断，都离不开经验法则。

4、司法经验在证据判断和采信方面的作用

事实上，证据是介于事实与法官内心之间，使二者联系起来的重要纽带。当事人向法官提出证据，逐步深入法官的内心，并向其心幕映射出自己的影像。主张事实的一方不断提出证据(本证)，企图明亮和巩固法官脑海中的影像。而对方当事人则不断地提出相反的证据(反证)，以模糊和消灭其影像。

于是在证据媒介的作用下，反映在法官大脑中的关于案件事实的影像，将在清晰和模糊之间不断变化，法官关于主张事实的存在与否的心证处于动摇不定之中 [3]。这种对于法官在证据判断时心证过程的描述表明，法官的司法经验无时无刻不起作用。“在司法审判中，广泛的背景知识对于发现事实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证据的逻辑性取决于常识性的推理，因而经验非常重要” [4]。在对证据进行选择和判断的基础上，法官认证得出的结论必须内涵对一切证据进行的衡量和分析，每个证据之间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和彼此印证的。特别是在间接证据的认定和证据效力的评判方面，法官利用经验法则在所难免，但是必须形成“内心确信”才是可靠的，才能对全部案件事实做出正确的判断。

五、我国现实中的司法经验问题

我国法官队伍的主体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法官的来源主要有四：一是从党政机关调入，二是从复转军人中安排，三是从企事业单位职工中选拔，四是从社会待业青年中招考。这些人员经过短时间的培训后就走上了审判岗位。长期的审判实践，使他们积累了丰富的办案经验，逐渐成为中、基层法院的工作骨干，其中很多已经成为中、基层法院的院、庭领导。人们把这些法官称为经验型的法官，他们的特点是：第一，有丰富的审判实践经验，善于审理常见的各类案件，有很高的办案效率;第二，学历大部分为大专或专业证书层次，而且大部分都是在进入法院后依靠各种成人教育取得;第三，讨论案件较少从法理上阐明理由，多从常理或情理上分析;第四，对新型案件和法律关系复杂的案件，依靠层层请示解决;第五，能够熟练引用相关法律条文处理案件，但是对于法律条文背后的法律原理却不善于研究;第六，法律文书缺乏深入的说理和分析，使人对判决结果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经验型法官当然主要依靠经验办案。由于我国法官队伍的主体或骨干均为经验型法官，换句话说，我国的司法现实中主要或者相当程度上是在靠经验办案。

但是，这是一种扭曲了的司法经验观。因为在我国，“经验”一词常常与“实践”联系在一起，被称为“实践经验”。而“实践经验”与“理论知识”常常是相对应或者对立并且被关联使用。我国经验型法官的经验型司法实际上是将实践经验与理论知识对立起来了，因此成为人们诟病我国法官素质低下的主要理由，“靠经验办案”也常常成为人们的批判对象。那么，最高人民法院《证据规定》第64条的规定是否有不合时宜之嫌呢?

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证据规定》第64条的规定非常及时，也完全正确，关键是要准确理解和把握这条法律规定的精神实质。具体有以下几点：

1、全面理解日常生活经验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中，将日常生活经验概括为经验法则，强调了司法经验在事实审理和证据判断中的作用。但是司法经验的作用关涉司法过程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对其内含的“无法”司法原理重要性的认识不能有些许忽视。所谓“无法”司法原理是指在法律没有规

定、法律规定不明或者法律规定相互冲突等情况下，由于法官不能拒绝裁判理念的要求，法官必须解决现实的社会纠纷。此时法官必须运用自己的司法经验和人性良知，在逻辑分析的基础上，根据法律的原则和精神，做出公正合理的裁判。因此笔者认为，将日常生活经验简单地概括为经验法则，忽视了司法经验在整个纠纷解决过程中的作用，是对“无法”司法原理认识不足的反映。当然，尽管“无法”司法在司法过程中客观存在，但“无法”司法毕竟与严格依法原则有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因此必须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严格依法是原则，“无法”司法是补充。“无法”司法必须进行严格的制度规制，必须控制在既不影响严格依法原则的贯彻，又能够有效解决社会纠纷的合理维度范围内。

2、依法和运用日常生活经验的关系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证据规定》第64条规定，依照法律规定是运用日常生活经验的前提。在我国，许多民间纠纷特别是大量基层民间纠纷不是依照法律或者法学理论而是凭借法官的司法经验去解决的[5]。这在我国现阶段的社会条件下，似乎具有历史必然性。因为这既符合我国的民事司法传统，又符合我国的民事司法现实。从传统方面看，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马锡五审判方式”一直作为我国民事司法的基本精神得以代代传承，并且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每一位民事司法者。在当时的情况下，马锡五不可能接受法律职业的专门训练，但是他所创立的审判与调解相结合的原则，司法人员与群众共同断案的方式以及简便利民的诉讼程序至今在我国基层民事司法实践中经常见到。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我国有3000多个基层法院，1.2万个人民法庭，80%以上的审判人员在基层工作，90%以上的民事案件在基层审理。基层法官的司法专业素质和生活环境决定了他们与广大人民群众具有密切的联系，民间纠纷的发生也往往与人民群众的生活环境息息相关，按照日常生活经验处理民间纠纷，既符合基层法官的职业经验和习惯思维，又能够增强人民群众的可接受度和社会的认同感，也符合解决纠纷的民事司法目的。但是，传统和现实的状况不能妨碍我们对“依法治国”目标的追求，在严格依法前提下合理运用日常生活经验，摒弃将司法经验与理论知识对立起来的错误观念，培养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知识的具有较高综合素质的知识型法官，在纠纷解决和依法办事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契合点仍然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原则。

3、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的关系问题

从上文的论述中我们已经知道，经验主义是反对逻辑推理的，而理性主义又特别强调逻辑推理在司法审判中的运用。从《证据规定》第64条的规定看，我国是将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相结合加以规定的。笔者认为这种规定具有相当的合理性，理由在于：无论任何法系，任何国家，司法审判都是按照三段论的逻辑形式来进行的，法官首先认定事实(小前提)，然后适用法律(大前提)，最后得出判决(结论)。当然，这里的“法律”应当作广义的理解，既可以是成文法，也可以是判例法或者习惯法，有时也包括抽象的正义观念和公平原则等。从民事司法过程看，法官做出判决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思维过程和行为过程，其中融科学性、技术性、形式性和实质性于一体。事实认定需要质证、认证和证据判断，适用法律则需要理解法律的本旨和真意，这些都需要将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结合运用。即使是特别强调“背景知识”作用的判例法国家，法官在运用判例法解决纠纷的时候，也离不开类比推理、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等逻辑推理方法。因此，片面的过分强调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都不是辩证的态度。正如美国法哲学家博登海默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不是完全无视道德与社会方面的考虑，也不是错误地把逻辑认为是机械式的推理行为，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够得出结论说，逻辑和经验在行使司法职能过程中与其说是敌人，毋宁说是盟友。”

4、认真对待司法经验

诚然，日常生活经验无时无刻不在司法审判过程中发生作用，因此，我们应当重视司法经验，并且在司法实践中合理利用司法经验。但是，司法经验重要性的强调，意味着允许法官在司法过程中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容易造成审判上的恣意和司法的随意性，使社会对司法的认同感降低，民众对司法甚至法律的尊重变得可有可无。因此，防止司法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将司法经验的使用限制在合理的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就成为日益受到人们关注的问题。要实现上述目标，必须做到以下几点：第一，提升程序法的作用。程序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所占的比重越小、重要性越低，诉讼当事人在司法过程中的参与程度越低，法官自由裁量权就越大;第二，完善立法，增强法律的明确性，杜绝法律漏洞，减少法律规范的内部冲突，压

缩司法经验特别是恣意司法的空间;第三，加强基本原则立法，发挥法律基本原则克服成文法局限性的功能;第四，加强法官职业道德教育。“判决是法官道德过滤后的法律” [7]，法官的职业道德越低，就越容易受到法外因素的影响，审判的恣意性就越强。司法经验特别强调法官的良知和理性，这与法官的职业道德实际上具有同质性。第五，法官司法经验中的“错误信息板块”最小化。由司法经验的个性化特征所决定，法官的司法经验中必然包括一些偏见的成分。司法实践中，许多冲突的解决并不取决于程序形式的有效，而取决于法官以经验为支撑的直觉，以及在这种直觉基础上所选择的行为。“直觉判断和行为越有效，就越能强化法官的经验偏见” [8]。而法官存在或坚持这种偏见的必然后果是：“把水源搞坏了”。所以，笔者认为，在对待司法经验问题上，我们必须采取客观而辩证的态度。司法经验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我们应该正视司法经验的正面效用;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忽视司法经验的负面影响。一句话，认真对待司法经验。

第二篇：浅析法社会学研究方法——以“案件社会学”与“社会学视野下的司法”为分析视角

《法律社会学专题》期末论文

浅析法社会学研究方法

——以“案件社会学”与“社会学视野下的司法”为分析视角

摘要：作为纯粹法社会学的创始人和行为法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布莱克开创了一个法社会学新的研究方法；案件社会学以“法律量”为分析变量，距离、亲密度等可量化因素成为关键自变量；社会学视野下的司法倾向于用社会学理论来剖析现实中的司法活动、法律适用，涉及组织与个人、合作社团、社会信息等，并尝试提出解决司法歧视现象的方法；这两个视角都关注社会结构对法律适用过程和结果的影响，排除价值因素，在法律因素的基础上更关注社会性因素的作用；而在适应法社会学要求方面，都有其优势与不足，应该在借鉴的基础上建立起更为完善的体系。

关键字：纯粹法社会学案件社会学社会学视野下的司法社会结构

一、案件社会学

案件社会学是布莱克纯粹法社会学的组成部分，其最显著的就是它关注点在于研究案件的社会结构，基于日常生活中一些情况基本类似的案件，经审理后却得出截然不同的判决的这样奇怪现象，于是法律的运用并不严格地遵循既有的规定，已有的法律没有显现出其应有的约束力、预测力和解释力。那么是什么在“主宰”或影响着案件的判决呢？案件社会学将视角集中于社会结构，认为“每一个案件都是社会地位和关系的复杂结构”①，只有对案件的社会结构进行研究，才可预测和解释案件的判决和处理方法。

在研究案件的社会结构这一最重要的变量时，布莱克提出了“法律量”的概念，将其细分为四个小变量，即对手效应、律师效应、第三方效应和讲话方式。概括而言，即关注的是案件中的当事人（原被告、律师、法官、证人等）所牵引到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每个群体内部、与他人的距离、亲密度等，都将这些方面作为可量化的因素。案件社会学认为以上的各个要素构成了案件的整个社会结构，每个因素都会对社会结构产生影响，只要认识了这些要素，即可对案件的处理作出预测和解释。在1976年布莱克发表的《法的行为》中，“提出把法作为可变量, 全面考察法的量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之间的函数关系”②，将社会生活领域分为五个方面，“即分层（纵的方面）、形态（横的方面，包括分工、亲密性、结合性）、组织（合作方面）、文化（符号方面）和社会控制（规范方面）”，③，论述法的量是如何随着以上几个方面的变化而变化的。通过这样的分析方法，布莱克提出了各项公式，如法于分层的量之间关系的公式是“法的量与分层的量成正比”，换言之，即“政府的社会控制是随着分层的出现而产生的, 并随着分层的量的增加而增加, 没有分层也就没有法”。④

二、社会学视野下的司法

社会学视野下的司法关注法律实践中的诉讼、协调、法律的非社会特征化和社会的非法律化，其中司法过程中的社会歧视现象是重要的研究焦点。这种研究方法的特点就是分析社会学知识是如何被运用于律师、诉讼等司法实践中的。日常生活中“犯罪分子等违法者可运①

② 详见课件《布莱克的纯粹法社会学》朱景文，“论布莱克的纯粹法社会学”第1页，《当代法学》1993年03期

③同上，第3页

④同上，第3页

用其来逃避惩罚，律师可用各种社会特征来标榜自己”①。比如，在分析冲突的协调时，注意到“组织”这一要素在实践中扮演的角色和地位：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个人主义，个人相对于组织而言是处于劣势的一方，因此在现实生活中，个人会归属于某个组织，在遇到冲突陷入困境时，寻求组织的庇护和帮助，“法律合作社团”孕育而生，它能够“提供一种社会技术，赋予个人与组织相同的优势”②；司法过程中存在或多或少的歧视，布莱克将其归咎于社会异质性，即案件之间的社会结构差异、双方当事人的社会异质性、第三方的影响等，在这个层面上类似于案件社会学的分析。再者，将法律与社会信息相联系，把社会信息作为定量变量，首先是法律环境的变化会引起社会信息的量的变化，然后社会信息影响法律对案件的适用。在法庭的审理过程中，将其进行非社会特征化，即排除社会性因素，减少社会信息对审判过程的影响；当然，这是在承认社会性因素对司法的影响的基础上作出的为减少歧视的措施。而相对应的，另一种研究视角则是社会的非法律化，即通过削减社会中的法律来达到法律更好适用的目的。比如增加法律的替代物、降低对法律的过分依赖、创造出一种反法律的环境来达到法律的最小化程度等。

三、分析——与法社会学研究要求的契合以往在对法律现象进行研究时，忽略了法律中的社会学维度，特别是法律条文主义在研究中占据着主要位置，其只适用于同质性很高的缺少个人特征的社会中，所以只有当案件在法律技术上、社会结构上都高度相似，这样法律条文才能得以发挥作用。③而现代社会早已没有了这样的环境和条件，多样化和民主化的法律生活，异质性的提高等，都更加注重社会因素的影响，一味的只强调法律因素已无法得到大家的认可。

法社会学不同于传统法学，其研究方法应更契合法社会学的特点和要求。举例而言，传统法学研究注重用既有的规则来评价案件，更倾向于机械化和固定化，将法律规则作为评判的工具和尺度；而法社会学需要转移视角，集中研究案件的社会结构，案件社会学“法律量”中涉及了诸多社会因素，如对手、律师、法官、陪审员等，就可以较好地满足这一研究需求，特别是不是单独得考察社会角色，更是将其角色的社会阶级、亲密关系、文化状况等作为自变量，涉及度较广。再者，与法学研究的逻辑过程不同的是，法社会学研究事实层面，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将法看着是可变的，用社会因素来“解释判决与审判过程中参与者之间实际发生的行为的关系”④比如，法律因素基本相同的案件，由于参与者社会因素的不同，最后会得出不用的处理判决。法律因素固然应该是研究法律现象的重要方面，但却无法完全很好得解释日常现实生活中的审判差别；这就是法学研究所存在的漏洞，而法社会学就担当其了弥补这一缺陷的任务，因此就需要考察社会因素的影响，即案件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作为纯粹法社会学的开创者，布莱克认为法社会学是研究法律事实的一门科学，要能明确科学与政策的关系，批评传统研究中一味注重效率。这就是布莱克研究方法中的价值中立无涉的立场。法理学与社会学模式在研究的焦点、过程、范围、视角、目标等存在着相异，法理学将社会特征、社会结构排除出考察视野，社会学则相反。

布莱克不赞同塞尔兹尼克提出的法社会学与自然法、价值判断不可分的观点，认为“法

⑤社会学是经验的, 可以用科学立法证明的, 它不应对法律政策作出评价”。由于法律政策涉

及了太多的价值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价值立场的体现，因此不能作为法社会学研究的范畴。传统法社会学在对法的效用的研究中的特点就是将法律现实与某种法律理想相比较，力图展示出两者的差距，而这也是布莱克所反对的。传统法社会学所具有的两种形式都存在不①

②详见课件《布莱克的纯粹法社会学》 同上

③详见课件《布莱克的纯粹法社会学》

④朱景文，“论布莱克的纯粹法社会学”第2页，《当代法学》1993年03期

⑤朱景文，“论布莱克的纯粹法社会学”第1页，《当代法学》1993年03期

可克服的缺陷；如应用法社会学中，“将法律现实与制定法或判决相对照, 当制定法或判决的含义清楚时, 这类研究有希望表明它们在实际上是否被执行,①”但是这严重依赖于纯粹法社会学，独立性较差；而另一种形式是把法律现实同某种理想（如“法治”“合法性”“正当程序”等）相比较，但因缺少确定的经验内容作为铺垫，研究者会很容易地将自己的理想当着法律理想，这样的研究就涉入太多的道德因素，因研究者价值立场的不同，其研究成果各式各样，也就存在偏见，缺乏说服力。因此，布莱克的纯粹法社会学更注重法律现象（法律事实）的研究，坚持“实然与应然被严格区分，客观的、价值中性的实证主义立场”②。这当然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它倾向于法社会学研究方法论中的行为主义，排除价值影响，关注现象和经验世界；延续孔德实证主义社会学，布莱克寻找所有能够影响司法裁判的社会因素（当然，无法完全包含），将其进行系统分类，建立起一套体系，在量化后用其进行预测和解释。

张乃根教授在《法社会学分析：框架与范例》中提出了法社会学分析的理论框架，即以“狭义的实证法”为起点，以“广义的实证法”为分析重点，将“理想的法”作为分析的价值尺度，从而将分析的归宿落脚于“实现的理想法”；作者认为“法社会学家的研究不应以主观性的概念, 而以客观性的事实为起点”③，寻找实证的法作为分析对象。法社会学的分析不应局限于法律条文或规范本身，要能够透过条文或规范内容去准确把握法与社会的关系，摆脱“司法中心论”的束缚，建立起“狭义实证法一广义实证法一实证法反映的社会现实”的分析框架。④

案件社会学存在一定缺陷，用“法律量”作为自变量对案件的运作过程进行分析、推论，应该注意这种方法接近于自然科学的模式，忽视了法律实际运作中所固有的正义或公正的各种规则和要求，如程序正义、证据规则、司法人员的职业道德等；这样的量化分析方法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且能提高操作的可能性，涉及社会结构中的多个层面和要素，但是始终无法完全涵盖了所有的会对法律运用产生作用的因素。要想做到将所有要素进行分析，不仅工作量大，而且完成的可能性极低。

四、小结

在对法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选择中，我赞同老师在课堂上所论述的那样，“关键是建立起一套符码体系，它将用一套科学、客观有效的知识符码体系，去破译和解码社会中既存的法律现象与法律事实”。法社会学最大的特点或者本质就是用社会学理论去研究法律现象和法律事实，如何产生、如何形成、如何消亡、有何影响等；而形成一套统一的符码体系就是研究的基础和工具。布莱克案件社会学中用接近与自然科学的模式建立起的一套以“法律量”为基点而涉及众多社会因素的分析模型具有借鉴意义，特别是在法律因素之外，将重点转移至社会因素对法律适用实施的影响上，案件的社会结构成为分析焦点。但其也存在不足：社会结构纷繁复杂，社会因素多样，这套模型只能将其一部分纳入研究范围，而无法完全涵盖。这也就使得研究结果存在片面性。而社会学视野下的司法大致延续着纯粹法社会学的特点，认为案件本身的社会结构会对案件的处理过程和结果产生影响。相比于案件社会学，在其细化的研究因素上有所不同，更倾向于对现实司法实践进行分析，组织与个人、合作社团、社会信息等社会异质性的构成，特别是法律适用中歧视现象的存在；根据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法律的非社会特征化和社会的非法律化。

因此，我认为这两者都各有千秋，有值得借鉴之处，应该在其基础上建立起更有效的方法论模式。①

②同上张凌鹰，“布莱克纯粹法社会学理论概要及其借鉴意义”第2页，《经济研究导刊》2009年02期 ③ 张乃根，“法社会学分析：框架与范例”第2页，《社会学研究》1993年06期

④ 同上，第3页

参考文献：

陈明华，“法社会学研究引论”，《社会学研究》1988年01期

丁卫，“法律社会学在当代中国的兴起”，《法律科学》2010年03期

张乃根，“法社会学分析：框架与范例”，《社会学研究》1993年06期

张凌鹰，“布莱克纯粹法社会学理论概要及其借鉴意义”，《经济研究导刊》2009年02期

张文显，“西方法社会学的发展、基调、范围和方法”，《社会学研究》1988年03期

朱景文，“论布莱克的纯粹法社会学”，《当代法学》1993年03期

第三篇：司法改革研究

《司法改革研究》书评

从前，司法制度问题很少引起主流法学界的关注。其中原因，除了法制建设过程中通常对立法建构更重视外，还跟传统上规范法学的主导地位以及法律学科自身的分类有关。司法研究并非法学的分支学科，虽然宪法、法理学、诉讼程序法以及法律史等领域的学者都有所涉及，但是学科划分开辟了视野，又遮蔽了视野；仿佛探照灯，强烈的光柱无法避免明显的死角，令我们对司法制度这一法律秩序中至关重要的因素难以展开深入的研究，从事法律学习的人们在知识和技术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方面的缺陷。

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司法研究这个领域，司法改革成为各种学术研讨会的主题，大量论文、著作涌现出来，并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著名民法学家王利明教授也加入到司法研究的学者行列中，而且出手不凡，一下子就是五十万言，这是很令人兴奋的事情。

本书是时下关于中国司法改革最全面的著作。书分两编，凡十三章，第一编总论，涉及司法制度而不只是司法改革的一系列基本的理论问题，例如司法权的性质、程序公正、司法独立、司法权威与司法民主等等。第二编则分门别类地对改革所涉及到的各方面问题作了细致的阐述。这样的写作布局表现了作者宏大的视野和勃勃雄心，而且也为读者全方位地理解司法制度以及中国的司法改革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框架和基本的知识基础。

当然，体系宏大本身未必总是优点，因为体系化的叙事总需要作者提出一种新的核心理论，并且由于这个核心理论从而使具体问题有了与前人不同的解读。体系化理论是对常规的突破，它不拘泥于细枝末节，又能够获得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和谐。与此同时，不拘细节并不是无视细节；理论家的论证也需要历史家的功夫。在今天这样一个学术分工越来越细化和深化的时代，追求体系化和全方位可能意味着不得不在一些作者平常缺乏研究的领域里依赖二手资料，而且容易出现鉴别能力方面的困难。在本书里，我们看得到这样的例子。例如在涉及中国古典法律制度时，对行政、司法诸权合一的历史成因和权力形态的解释（页4－5，98－9，等等），对于所谓中国古代判例法传统以及对现行判决拘束力的论说（页255－256），中国古代已经有“陪审思想”的说法（页384注2），涉及我国现行宪政体制时不断地将其称为“议行合一”体制（全书至少六次），司法现代化的命题及其论证（页40及以下）以及在论述英国司法制度的发展历史时作者所表达的见解，都因为所依据资料或论著本身所存在问题而弱化了相关论证的说服力。尽管如此，作者还是在许多方面显示了他的洞察

力。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地方包括我国何以应当更多地借鉴对抗制（页314及以下），现行司法管理制度中面临的法官素质与司法独立之间的悖论或恶性循环（页318，321，465等），判决理由在司法决策中的价值（页352－354），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关系如何合理化（页119－120，456及以下），等等，作者的解说不仅具有相当强有力的理论和逻辑的力量，而且也具有对策性研究所应有的可操作性，对于今后中国司法改革的战略以及具体措施的选择都是具有很好的启示意义的。

理论与对策之间的平衡是一个不容易达到的境界。实际上，在这背后是作者的自我角色定位问题。定位不同，话语风格、叙事方式甚至所持观点便会出现差异。本书作者既是一位学者，同时又是这一代学者中参与实际制度改革的活跃人物。这样的双重身份在本书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注意将相关观点解释为与官方见解相一致，以经典作家及领导人的话语作为论据，对某些尖锐问题缺少超越官方话语的论证（尤其是政党领导与司法独立之间关系，参看页88，105－107，117－8），等等，都是这方面的例证。虽然这样的话语风格以及观点的呈现方式在实际上具有“托„今‟改制”的效果，有助于减少相关主张在接受过程中的阻力，但是，其中的代价也不小。以政治话语为主导的旧有法律学术研究范式难以通过这种研究实现真正的转换。没有这种转换，中国的法律学术便无以自立，法学没有自家独立的话语，也难以产生以此种话语以及知识调整社会关系的独立的法律职业阶层或集团，难以产生社会对法律知识的依赖，依法治国云云终究不过是托诸空言而已。

不仅如此，托今改制还可能使“戴帽”话语与实际主张之间出现内在的矛盾。举一个明显的例子。在本书中，作者一方面强调我们不实行三权分立，而是议行合一，另一方面，又认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对法院的监督只能表现为对财政、人事等方面的控制，议会不能干预司法独立，不能从事所谓“个案监督”。实际上，作者所主张的议会与法院之间关系的具体内容与美国这样的实行三权分立的国家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别，或者说，基本上属于实行议会制民主的国家所实行的模式。然而，作者还是要说我们实行的是议行合一，并且认定“司法独立具有一定的虚伪性，司法独立是按照三权分离〖立〗学说建立起来的制度，但三权分离〖立〗只是资产阶级国家权利〖力〗的一种分工”（页97）。这是很难自圆其说的。

由于过分地依赖或运用政治话语，作者对某些本来从学者的角度能够加以深入例证的问题失之交臂。例如上面提到的政党与司法之间的关系，问题虽然尖锐而敏感，但是学者在这里并非无所作为。首先我们需要对这种关系在我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差别给予清楚的辨析，而不是像书中那样，历数西方若干国家政党影响司法任命的事实后，一言以蔽之：“司

法也并不是完全超然独立于政党和政治之外的，它最终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页98）这样的结论可能引起误导，因为它忽视了政党与司法关系在不同语境下的深刻差异。其次，在目前的舆论气候下，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司法独立对社会稳定、市场经济、官场清廉等的重大价值的分析，对我国的政党与司法之间关系加以全新的构思，或者，从更技术化的角度对这类重大的价值问题作出新的回应。这样做，既有助于真正的制度创新，而且也可能具有学术或理论的意义。“对症亦知须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钱钟书诗句），质之王先生，不知以为然否？

本书在写作规范以及编校质量方面也存在着一些疏漏，拣其中明显者列出，以便修订版改正：Inns of Court译名不统一，页90为“法庭学院”，397、522为“法学会”（窃以为最好的译名也许是“律师会馆”）；Lord Chancellor译为“政府法律顾问”（页423），误；页348所引“正如伯曼所指出的”一段话，实际上是在伯曼编的那本书所收以研究法官问题而知名的名法学家John P.Dawson文章中的一段话（引注中此种笼统引之而不注出具体作者的例子尚有不少）；英国名法官Edward Coke在页90被误植为Edward Kock，他的同一段引文在两处由于出处不同而译文颇有差异；页45引《大宪章》时有遗漏（原文“卐xcept by the lawful judgement of his peers or by the law of the land”换成汉语，只剩下“除以国法外”）。另外，校对上的鲁鱼亥豕之误可谓比比皆是，不一一点出了。

第四篇：法院信息化与司法公开研究

法院信息化建设与司法公开研究

随着科技发展和社会民众对信息公开的需求，在工作中充分利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实现信息化已经成为法院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这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战略决策的重要行动，也是法院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和长远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从我国法院信息化建设的现状谈起，指出了法院信息化对司法公开的意义和作用，并就在信息化条件促进司法公开提出了意见和建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2013年人民法院信息化工作会议中强调“各级人民法院应适应信息时代新要求，大力推进信息化在司法为民公正司法以及司法审判管理、司法人事管理、司法政务管理等方面的应用，以信息化促进司法公开公正。”这一次会议中，又把法院信息化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将其与司法的公正公开的紧密结合，这体现了最高人民法院始终坚持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

当今世界已进入到一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信息时代，面对着网络和各种新媒体的普及，网络中的自由言论甚至是一些虚假性新闻报道也逐步增多，舆情也更加复杂，甚至出现了在某些案件中，妄图以舆情绑架司法审判的情况，在这一严峻的形势下，作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一个重要环节，法院的信息化和司法公开目前在建设中还稍显落后，因此加强我国的法院信息化与司法公开研究就有了其必要性。

对于法院信息化的界定，在马叶敏和郭叶撰写的《法院信息化建设初探》一文中还涉及了另一个概念，叫作“司法信息化”，指出“广义的司法信息化，主要是指在民事、刑事、行政三大诉讼活动中，从案件的立案、侦查、起诉，到审判、执行、结案的各个环节。”“涉及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监狱等多个部门，包括侦查工作、检察工作、审判工作、监狱管理工作的信息化。”“狭义的司法信息化，仅指法院信息化，是指在人民法院各项工作中，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搭建计算机网络硬件、软件平台，利用现代通信网络，实现人民法院信息采集、制作、传输、发布、存储、利用手段的现代化，实现法院系统的信息资源共享的系统建设工程。”“涉及审判流程、司法政务、队伍管理等各个方面，其目的是保证人民法院的整个诉讼活动合法、有序、高效地进行，促进司法公正，提高审判效率。”因笔者的工作性性质和认知范围，在此，仅根据以上的概念进行法院信息化的论述。

一、我国法院信息化的现状

近年来，数字化、信息化建设在我国各地法院得到不同程度的实行，也体现了迅速发展的特点。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法院的计算机应用和自动化办公的水平和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不少的差距。具体而言，现阶段，我国法院信息化建设具有以下特点：

（一）总体来讲，我国法院信息化建设尚处在起步阶段 虽然我国法院信息化建设在近几年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总体来讲，仍处在起步阶段，实现完全的信息化仍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比如，有的法院由于管理系统的原因，局域网络未投入正常运行，造成现有资源的闲臵和进一步发展的困难；有的法院的信息化建设已具有一定基础，但由于缺少信息化建设必需的网络或相应的硬件，未配臵办公管理软件，计算机的运用仅限于文字处理和单机版的司法统计等工作；有的法院虽然建立了局域网络和购臵了相关的办公管理软件，但运行效果不好等等。

（二）法院信息化建设发展很不平衡

受到经济条件、司法观念、法官素质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法院信息化建设在我国发展极不平衡。在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的部分法院，已建立了成熟的网上办公系统，实现了电子档案与纸质档案的同步生成，实现了审判流程计算机管理，书记员直接应用笔记本电脑进行庭审记录，总体上基本实现了常规办公无纸化、档案管理电子化、流程监控网络化和庭审记录电脑化。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经济条件落后地区，个别法院的个别法官还不会用电脑，或者把电脑只当打字机使用，造成了资源的闲臵和极大浪费。

（三）法院信息化建设面临着诸多困难

首先，信息化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经费紧缺已经成为许多法院信息化建设面临的首要困难。其次，法院干警信息化意识薄弱。在基层法院，有相当一部分老同志甚至包括一部分年轻同志，由于对计算机知识的缺乏，管理和应用计算机水平能力不足，在审判管理流程的数据录入等各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困难。再次，信息化建设需要懂法律、懂网络和懂管理的复合人才，复合人才紧缺也成为制约法院信息化建设的瓶颈。就目前而言，法院信息化要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还有一定的困难，而不可否认的是在信息时代的大潮下，人民法院的信息化建设，已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

二、法院信息化对司法公开的意义及作用

周强院长在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强人民法院信息化工作，是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实施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是服务人民群众、促进司法公开的迫切需要；是服务审判执行、保障司法公正廉洁高效的重要途径。运用信息化建设等新科技手段推进司法公开，既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又是司法实践的有益探讨和创新。”“最高人民法院及东中部14个省区市法院的生效裁判文书依法全部上

[1]网公布，其他省区法院3年内全部实现这一目标。”可见信息化建设作为司法公开和服务为民的助推器，对于强化司法为民各项措施的执行落实起着举足轻重的助推作用。

在李荣珍、黄永锋的《法院司法信息公开的初步研究》一文中将法院信息划分为司法审执信息和司法审务信息两大类。“司法审执信息是指与法院办理案件直接相关的司法信息，包括立案、审判、执行、听证、裁判文书等五个方面的信息。司法审务信息是指虽然与法院办理案件没有直接关系，但有助于人们了解法院运作情况的司法信息。主要包括法院的基本情况、审判管理制度、行政管理和队伍建设管理方面的工作规范、审判业务部门和审判职能、审判人员和相关工作人员的职务背景等信息。笔者认为，法院信息化除了对内有利于提高审判效率，提高工作质量，提升审判力之外，更重要的是对外能够司法便民，服务社会，提高法院公信力。

许多信息对于人们实现特定的目标是有重大价值的，因此，充分的相关信息可以减少行动者为实现特定目标而付出的代价。而信息公开与否，则直接影响着各方行动者所处的情势格局和最终所得利益。“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信息公开就是为了解决信息拥有者与信息匮乏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有助于平衡各方的利益。”司法信息公开也不例外，由于法院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有关信息往往并非法院以外的公众所能知悉，但这些信息对于公众实现自身利益又往往非常重要。

因此，法院信息化促进司法公开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具体而言，为平衡各方利益，保障司法制度有效运行，法院司法信息公开主要发挥着满足公众知情、确立司法威信、督促司法勤勉、制约司法腐败、提升司法水平、强化普法教育等方面的作用。

（一）满足公众知情

公开法院司法信息以满足公众知情是建立在公众享有知情权的基础之上的。知情权强调的是公众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的自由，特别是从官方获知特定信息情况的权利，主要包括向国家机关请求公开有关信息的权利以及在寻求获取信息过程中不受公权力妨碍与干涉的权利。知情权主要是一种政治性权利，因为“知情”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宪法》规定的公民参与和监督政府治理的权利得到落实。在民主宪政的框架下，公民的知情权是增进自身利益的必要补充措施。因此，对知情权的保障，使公民有机会、有途径充分获取那些对个人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信息，不但有利于公民协调自身的行为，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公民其他基本权利得以实现的基础。就法院司法领域而言，公开立案、审判、执行、听证、裁判文书等方面的司法审执信息以及有关法院部门设臵、人员构成、运作情况的司法审务信息，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就不但有助于公众了解司法审判活动的过程、结果、法律依据和相关的管理制度，而且有助于公众对相关的司法活动建立起一种较为稳定的预期和评判，并以此来指引和协调自身的行为。

（二）确立司法公信

“司法公信”的具体含义就是指社会公众因信任而认同并服从国家司法权的运作过程及运行结果的一种心理状态和社会现象，表明了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和尊重程度。司法公信的形成有赖于诸多因素，除了严格适用法律、实事求是、为民着想、客观公正等方面外，法院司法信息公开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司法的威信绝不是源自单纯的权力、威严或威慑，而是源自法院的审判活动和裁判结果能得到当事人和社会的认可，法院得到全社会的尊重和信任。而要是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让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尽可能充分地了解包括审执信息和审务信息在内的各方面法院司法信息，在增加司法透明度的同时减少误解和偏见。既让当事人打一场“公正、明白、便捷、受尊重”的官司，又让社会公众以看得见的方式真真切切地感受司法权“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运作过程和运行结果，从而确立并不断提升司法公信。

（三）督促司法勤勉

正如西方法谚中说的，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司法工作的生命线就是为了保证公正和效率。人民法院在保证案件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同时，还必须保证诉讼的及时。司法是否能够最终得到有效的贯彻和落实，与司法人员的勤勉程度是密不可分的。但如果有关法官参与司法活动的各类信息是不对外公开的，那么社会公众乃至具体案件的当事人就无从知晓法官是否履行了适当勤勉的职责，法院的内部管理机构也无法通过当事人反馈的方式来判断具体法官在履行职责时的勤勉程度，这样显然不利于提高司法活动的效率以及加强法院的内部管理。法院通过信息化建设，完全可以实现自动化办公、无纸化办公，从立案、排期、送达、到法庭记录甚至判决文书的生成，完全使用电脑在网络上进行操作，不仅可以有效降低诉讼成本，还可以大大提高审判效率。

（四）提升司法水平

提升司法水平是我国司法机关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不可忽视的重要任务。但司法水平的评判绝不仅仅是以司法机关自身的认定为依据的，其离不开纠纷当事人、相关利害关系人以及社会公众的感知和认同。这也是为什么诸如“彭宇案”、“许霆案”、“李昌奎案”、“李天一案”等案件的裁判结果会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的原因。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因为媒体公开报道了这些案件，才使得社会公众对法院和法官的司法水平得以认识、了解和批评，也才使得法院纠正了不被社会公众所认可的裁判结果。而如果有关案件的司法信息不对外公开、具体办案机关的司法水平全由司法系统内部自行认定的话，其最终必定是无法真正增强司法能力和提高司法水平的。因此，法院司法信息公开的制度设计对于提升法院和法官的司法水平非常重要。

(五)制约司法腐败

对于司法公正的重要性，英国著名的哲学家、法学家培根曾说过: “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水源。”众所周知，司法不公的根源主要在于司法腐败。当前，我国司法领域中的腐败问题不容乐观。概括而言，司法腐败的常见表现形式主要包括: 利用主管或承办案件的司法职权为当事人、律师或者妻儿、情人、亲戚等特定关系人谋取不当利益;利用委托中介机构评估、鉴定、拍卖、审计之机索贿受贿;受非法利益驱动，该立案的不立案，该追诉的不追诉，反倒是不该追诉却追诉，甚至设局陷害无辜;利用职权，与黑恶势力勾结，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在民事执行工作中，不依法采取诉讼保全措施、不履行法定执行职责，或者违法采取诉讼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致使当事人或其他人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等等。俗话说，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上述司法腐败行为之所以会发生或得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司法权的运作过程不透明，相关的司法信息不公开，从而导致司法活动难以得到有效的监督。法院通过信息化可以实现电脑立案，从而减少私自立案和随意销案的现象；排期法官利用电脑自动生成承办法官、书记员、开庭时间和地点，并自动将案件有关信息直接发送给承办法官，可以减少“人情案”的存在。另外，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能够充分利用数据、语音、图像等处理手段，真实地记录审判的全过程，并且根据需要，可以使审判的各个环节像播放电影一样真实再现，使审判真正成为阳光下的审判。阳光审判保证了诉讼程序的公开、公正，从而促进案件实体结果的公平正义。

(六)强化普法教育

对于建设法治社会而言，对公众进行持续不断的普法宣传教育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普法宣传教育的方式有多种多样，例如专题讲座、法庭观摩、流动宣传、法律援助，等等。但对于强化普法宣传教育的效果而言，法院司法信息公开的重要性不容臵疑和低估。这是因为，首先，无论社会公众接受了多少有关法律知识的普及教育，其最终还是要从司法的运作过程及其终端产品(即裁判结果)来进行理解和评判的。如果法院司法活动及其结果与法律宣讲所指明的情况是背道而驰的，公众就肯定不会轻易接受和认同法律;而如果法院司法活动及其结果与法律宣讲所指明的情况是相互吻合的，则必定能够强化公众对法律的接受和认同。其次，相对于其他普法宣传教育形式而言，法定的法院司法信息公开制度是一种更为便利、持久、稳定和长效的方式。任何时候公众都可以通过网络访问或书面申请的方式来获取其关注和感兴趣的法院司法信息，不受时间和地域的限制，这就使得公众能够更为便利和全面地接触与学习相关的法律知识，从而深化普法宣传教育的效果。

三、信息化条件下推进司法公开的路径

（一）培养强烈科技意识，树立现代化、科技化、信息化、数字化理念。

信息化不是简单地用计算机代替手工劳动，也不是将传统的管理方式照搬到计算机网络中，而是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引进现代管理理念，对落后的经营方式、僵化的组织结构、低效的管理流程等，进行全面而深刻的革命。因此，人民法院的科技化、信息化、数字化管理，不仅仅是要有先进的办公设备，更重要的是要有现代办公意识和科技化管理的理念，才能正确认识提高审判工作科技水平所进行的必要投入与实现公正与效率，最终降低司法成本的辩证关系，才能高效率的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才会有超前意识，创新意识。

（二）加强法院系统信息化、科技化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建立信息化专业机构，提升法院队伍整体计算机应用水平。法院工作要实现科技化、信息化、数字化管理，信息化建设需要很多人才，要维持科技化管理的技术手段，要开发出适合人民法院的审判管理、行政管理、人事管理的软件，对旧的技术手段进行更新改造等等，都离不开科技人才。这些科技人才包括电脑专家、声像技术专家、通讯专家、自动化管理专家等，根据人民法院的科技发展和需要进行培养和引进。这是实现法院工作科技化的关键所在。还要解决的是法官和法院其他工作人员对电脑知识的掌握和对电脑的实际操作能力不能适应发展要求的问题，最根本的前提和最重要的环节就是计算机的普及应用。如果电脑知识在法院得不到普及，人们不懂得如何使用电脑，那就谈不上办公的自动化、无纸化，更谈不上信息化、科技化管理。

（三）结合实际，不铺张浪费，建设与自身发展相适应的信息化工程。

目前，我国很多法院在信息化应用于法院工作和管理方法上尝到了甜头，形成了很多先进经验，值得推广。但许多先进经验、先进设备、先进方法的引进并不完全适合于我国国情或一些科技力量薄弱的法院，这与观念、体制、机制自身存在的问题有关，在一段时间内并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因此，对于一些在信息化建设薄弱的法院更应该当结合自身法院的发展实际和现有条件，制定出与自身法院发展相适应的信息化改造、建设工程，整体推进各项工作的创新发展，促进司法公正。

（四）强化信息化手段“服务人民”的效能。

法院的信息化建设不仅能够提高内部各项工作的效率，更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大量的信息和服务的有效“利器”，现今，依托法院对外网站为人民群众提供诉讼指南、网上立案、公开案例等服务就是信息化建设不断发展、服务人民的成果。然而信息化建设“服务人民”的效能远不止于此，还应该开辟新的功能，如“案件流程网上全程查阅”、“电子档案查询”、“执行案件威慑机制”、“信访、申诉即时反馈”、“公开审判实时点播”、“法官网上案例评论、判后答疑”“诉讼文书的电子化密道传送”、“异地远程取证、质证”等。只有最大化的为人民着想，高效地为人民提供便利和法律服务，人民群众才会相信法律，自觉遵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正确利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权益。

（五）在依照法律规定和遵循司法规律的前提下，全面推进司法公开，着力推进“阳光司法”。

以司法公开促进司法公正。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程序公正和形象公正，司法公开是程序公正和形象公正的重要载体，对实体公正也起到有力的监督和保障作用。在一些案件的处理中，社会公众对司法工作产生猜疑，部分原因在于司法信息不够及时、透明。在信息时代，人民法院要破除“怠于公开、选择公开”的陈旧理念，依法全程全面公开司法信息，促进和展现司法公正。这一工作模式在很多地方的推行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早上前几年就在新民网、腾讯网等门户网站开通了官方微博，向社会公开司法信息，与公众开展积极互动；很多法院在开展了判决文书上网、网络庭审直播、设臵“网络法院”等，皆取得良好的效果。

（七）以司法公开回应社会关切，以信息公开引导舆论工作。

信息时代，每一个新闻事件都可能在互联网上以极快的速度传播，并形成社会焦点。人民法院对焦点事件应对不及时、不妥当的，将可能导致社会负面评价，并损害司法公信。要改变以往“怕舆论、躲舆论”的思想，借助信息平台，主动发布工作信息、听取公众诉求、吸纳合理的意见建议，并适时引导公众正确认识和评判司法工作。

习近平同志指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核心价值追求。司法机关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当前，中国处于转型的特殊时期，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食品药品安全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领域问题较多，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多发，影响着国家的长治久安、制约着社会的和谐发展。转型社会的纠纷交织着情感与利益的深层次矛盾，进入诉讼后，法院处理的难度增大，加之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的差异，中国民众对实质正义的要求都决定了法官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必须考虑社会效果。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一方面需要法官具备坚实的法律修养，懂得国情、社情、民情，在裁判中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起来，满足实质正义的合理需求，注重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将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长远发展利益结合起来，获得公众的情感认可和尊重。另一方面，以法院信息化推进司法公开的工作也成为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追求司法公平、公正、公开的有力保障，从而在整体上推进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

第五篇：浅谈新媒体时代下法院信息化与司法公开的研究

浅谈新媒体时代下法院信息化与司法公开的研究

论文摘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网络科技已渗透到人们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也成为人们生活中沟通交流的信息平台。新媒体平台的快速发展，是挑战也是机遇，要求人民法院尽快适应新媒体时代的挑战，既要重视法院本职工作，也要做好舆论引导工作。人民法院要积极利用新媒体平台的优势和特点，由传统工作模式向创新型工作模式转变，化被动为主动，及时发现和化解矛盾纠纷，倾听群众诉求和意见建议，运用新媒体技术和平台推动司法公开工作的顺利进行，提升人民法院在群众中的亲和力和公信力。

论文关键词 新媒体 司法公开 法院信息化 微博 微信

近年来，各级法院不断推陈出新，将信息化建设充分运用于审判执行的各个环节，以信息化促进司法公开公正。笔者将从法院开通官网、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的角度阐述新媒体时代下法院信息化对于司法公开的影响，以及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一、新媒体的概念

媒体一词来源于拉丁语 “Medium”，是指信息在传递过程中，从信息源到受信者之间承载并传递信息的载体和工具。关于新媒体，在学术意义上目前并没有清晰的定义，一般意义上，新媒体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指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的媒体及其各种应用形式，通常认为的传统媒体是指报刊、杂志、广播、电视，那么除此以外的其他媒体类型及应用都可以被称为新媒体。

二、新媒体时代下法院信息化及司法公开的现状

2014年5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重庆法院调研时强调，要以信息化建设促进提高司法便民利民工作水平，充分运用信息技术拓展司法为民领域，更好地方便群众诉讼、减轻群众讼累，更好地满足群众多元司法需求。要以信息化建设促进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通过信息系统为执法办案提供智能化服务，以规范司法行为为重点加强审判流程管理，实现对审判执行工作全过程、全方位、实时化的监督，保障司法公正。要充分运用审判云计算，挖掘审判信息大数据，为推进刑事审判量刑规范化和民事审判类案裁量权行使规范化提供依据。要以信息化建设拓展司法公开的广度和深度，大力加强司法公开三大平台建设，充分运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增强司法公开的效果。要以信息化促进提升队伍素质，加强审判执行业绩实时评估，加强网络培训，提高法官司法能力和水平要加强组织领导，科学设置信息化工作机构，配齐人员力量，加强工作协调与制度保障，以“天平工程”为载体，努力构建工作全面覆盖、互联互通、资源共享的法院信息化工作网络。

从各地各级法院开通官方微博来看，2013年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官方微博正式上线，它的主要功能在于及时发布各级人民法院的重大审判信息、重要司法解释、重要新闻信息等内容。同日，福建省高院也在新浪微博上开通了自己的官方微博。之后福建省各级法院陆陆续续开通了官方微博。从整体上来看，大多数法院都已开通官方微博，系统化规模已形成，但是各个微博发布的内容却不尽相同，多为对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报等官方微博内容的转发，原创微博的内容也仅限于当地法院的新闻性信息。对于法院的其他信息，比如统计信息、行政信息及文件信息中可以公开的信息却少之又少，使法院官方微博仅起到司法宣传作用，司法公开效果十分有限。

三、开展新媒体平台信息化建设的必要性

根据CNNIC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18亿，手机网民规模达5亿。

近年来，新媒体平台成为人们生活中了解资讯、沟通交流的新方式，利用新媒体平台的优势，加强与群众的沟通交流，对于增强法院在新媒体中的宣传力度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法院新媒体平台的不断发展，使得法院的舆论宣传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一些案件的审判、执行工作过程中，当事人情绪激动容易与办案人员发生矛盾冲突，这些事件很有可能通过互联网被传播扩散于新媒体平台上，不明真相的群众可能就此对法院产生误解，对司法机关产生不信任感。为此，新媒体时代下，开展信息化建设成为维护法院声誉树立司法形象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

四、新媒体时代下法院信息化面临的问题及原因

（一）法院态度保守，交流互动效果不理想

由于网络时代新媒体平台具有对外性和传播性，若微博主所发微博具有瑕疵，公众对其贬损可能产生放大效应，由此导致很多法院不敢过多的发表言论，担心引发不良效果。因此，法院在新媒体平台上多持保守态度，不仅法院的官方微博微信内容过于形式化，多为领导讲话、工作动态等内容，与审判、执行相关的内容则甚少，这就使得以新媒体平台为载体的司法公开模式流于形式。在发生舆情事件时，第一反应是如何将其删除，而不是正面引导，主动解释。长此以往，将会透支公众对法院新媒体平台的好感，使之丧失群众的支持和与信任。

（二）对新媒体的思想认识不足

很多人认为新媒体平台只具有传播法律知识、法院动态的作用，实际上，它还可以起到一个沟通交流的作用。新的社会意识形态下，对于法院而言，只有通过真正切实有效的创新型改革，才能让法院公正司法的良好形象真正树立起来。司法公开正是几代法律人通过不断研究摸索得出的必然要求，而新媒体不仅是具有创新性的司法公开平台，还是一个高效的司法服务、司法为民的平台。它的实事服务超出了媒介本身的传播功能，对于新媒体来说是一片值得开拓的广阔天地。

（三）缺乏懂法律、懂计算机网络的综合型人才

各级法院专门负责计算机信息化建设的人员短缺，多数法院仅配备两名甚至一名网络管理人员，这严重影响了法院的信息化工作。目前人民法院的计算机专业人员，大多是计算专业毕业，普遍缺乏对法院专业法律工作的了解和认识，因而很多仅能起到对网络进行维护、硬件进行维修、故障进行排除的作用。对于信

息化建设的后期维护工作仅依赖于外包公司或者厂家的技术人员，维修工作十分不便，容易出现被动状况。所以急需既熟悉法律知识，又懂得网络和计算机管理的专门人才。

（四）新媒体平台运用形式技术要求高，一般法院干警无法胜任

除官方网站外，大多数法院的微博及微信仅具有法院信息宣传、诉讼知识普及等功能，没有真正实现与人们群众的良性互动。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有很多，以微信公众平台为例，多数法院的微信公众平台采用的是编辑模式，该模式适合不懂得程序的用户，但实现的功能也较少，无法做到运营者与用户真正的沟通，而要实现消息交互必须启用微信公众号的开发模式，而开发模式所需的技术要求远远高于编辑模式，它是利用公共平台提供的编程接口（API），通过与微信客户端用户的交互，完成特定的任务或服务。此项工作专业针对性较高，法院干警多为法学专业毕业，对计算机尤其是网络技术方面无从下手，使得新媒体平台的运用无法得到最优化发展。

（五）新媒体平台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风险

网站、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依托的都是开放的互联网络，一旦出现法院网站被攻击、官方微信微博被盗的情况，不法分子利用这些新媒体平台的漏洞攻击法院官网、微博、微信平台，如何应对并及时处置，成为维护司法权威和法院声誉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这也对法院的信息化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六）资金保障不到位

信息化建设不仅需要前期投资，后期维护也需要资金的不断投入。近年来各地财政不断紧缩，法院经费有限，对于信息化建设的资金保障很难全部到位，这就导致很多信息化建设项目上马后难以继续，后期维护不到位甚至停滞。

五、新媒体平台信息化的优势及作用

（一）即时传递法院信息

以往法院信息多为传统方式传递，如电话、报纸、公告栏等等，传递的时间有限，且不利于当事人保存。通过微博、微信、网站等新媒体平台传递法院信息，得益于互联网的随时随地即时传播功能，不仅接收信息的人群范围更广，且可以即发即传，也便于当事人查询和保存。

（二）遏制司法腐败，提升司法公信力

司法公开是司法腐败最好的防腐剂，法院通过网站、微博、微信等电子信息公开平台主动公开司法工作信息和案件审理信息，让公众参与司法过程，使手中的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不仅增强了司法公开的透明度，也进一步完善了民意沟通渠道，让腐败无法渗入其中。

（三）促进群众监督，推动法律发展

梁慧星教授曾在书中写到过：“法律之设，目的在于规范社会生活。但因社会生活不断发生变化而法律条文有限，欲以一次立法而解决所有法律问题，实属不能”。通过新媒体平台进行司法公开，让人民群众更加贴近法律，也使得群众监督更加全面化透明化。在学习法律、监督法院工作的过程中可发现立法的漏洞及审判过程中的瑕疵，从长远来看，可推动法律良性发展，促进法治进步。

六、如何利用新媒体平台更好为司法公开服务的考虑

针对上文中提出当前面临的问题，笔者有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调整心态，看清形势。法院全体干警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认识到全力推进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已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要不断调整心态，客观看待新媒体平台上关于法院的负面言论，积极组织人员对舆情信息进行正确引导，扭转法院形象。

第二，合理配置计算机网络管理人员，加强人员培训，建立一支高素质的综合型人才队伍。一是各法院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配备合理数量的计算机网络管理人员，由专人负责新媒体平台的日常工作。二是要重视对计算机网络管理人员的培养，网络信息化技术不断更新，要定期对网管技术人员进行培训，计算机网络管理人员和书记员、审判员等可以进行交叉培训，提高计算机网络管理人员的法律知识水平的同时，也提高其他干警信息化技术应用的水平，形成一支高素质技术和管理队伍以应对高要求的工作。三是要求网管人员在日常工作中注意搜集新媒体平台上群众反馈的意见建议，针对群众反应强烈的问题或意见要及时改进。

第三，专人负责，任务分解，统筹规划。对新媒体信息化建设工作任务进行分解，指派专人负责统筹协调，并细化责任分工。让每一个干警都参与到司法公开这项大工程之中，实现整体工作的顺利进行。

第四，谨慎选择外包公司，制定网络应急预案。为保证新媒体平台的正常、安全运行，在寻找外包公司时需慎之又慎，严把信息流出关，并定期进行检查。对于外包公司，需要求其在技术上采取一系列措施加以保障，制定应急预案，确保新媒体平台受到网络病毒或黑客攻击时及时处置，不致酿成不良后果。

第五，要为新媒体平台信息化建设提供充分的资金保障。“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司法公开必须依托良好的信息化平台，切实落实新媒体平台信息化建设经费，及时解决信息化建设中资金短缺的问题，力争将维护资金纳入财政预算，积极与当地党委、政府进行沟通、协调，争取党委、政府的支持。

第六，建设新媒体平台应具有前瞻性。新媒体平台建设将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为了赶上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脚步，在建设中必须考虑到它的长远发展，不能仅仅只满足于目前的使用，要综合今后的发展规划做前瞻性部署。

新媒体时代法院的信息化工作应始终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在符合最高院总体要求的前提下，从自身实际出发，统一思想，实事求是，为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提供更加丰富多样的平台服务与技术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