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与规律研究

第一篇：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与规律研究

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与规律研究

继培学院党总支：段远

光阴荏苒，中国共产党即将走过90年的成长历程。在这90年里，我们党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与执政理论，党的十六届四中全，深刻总结了我们党，在半个多世纪以来主要的治国经验。这些经验，对于党和国家事业的继往开来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原则。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在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的，从而在全国范围内执政，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党的执政史就是从1949年至今的。事实上，党的执政实践经历了一个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的历史过程。我们党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以来的执政实践，可以说是跌宕起伏，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但不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是我们付出巨大代价获得的，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坚持这些经验与理论，从而进一步把握党的执政规律。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应当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不动摇；二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指导实践；三是坚持与时俱进，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

在长期的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党的三代领导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它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及与时俱进的发展，实现了三次历史性的理论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大理论成果。这一系列理论上的飞跃，是我们党正确处理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典范。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不动摇与坚持与时俱进、立足实践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结合起来，不断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指导实践。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从而真正的实现共产主义。

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

社会主义制度是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先进、更优越的社会制度。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但是，社会主义制度也有一个不断完善、不断发展的过程。实践证明，国家要发展、民族要强盛、人民要富裕，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行，不改革、不完善社会主义也不行。“必须坚持推进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增强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这一执政经验，要求我们必须正确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

我们党在巩固社会主义、完善社会主义方面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探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通过不断改革，使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改革放开以来，全国上下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社会主义制度焕发出灿烂夺目的青春活力。在新的发展阶段，正确处理巩固社会主义与完善社会主义的关系，就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中发展社会主义，在发展社会主义中坚持社会主义，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其中，关键是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改革，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三、加强党的内部建设

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工程，包括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执政能力建设等。其中，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必须坚持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这一执政经验，要求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党的建设的关系，始终把执政能力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重点。

一定要坚持用改革的精神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党的建设包括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这四个方面相互联系、相辅相成，但在实施过程中应当根据国内外环境和党的队伍状况发生的重大变化，抓住关键环节，进行重点突破，全面推进整个党建工作的开展。必须坚持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高度重视在思想上建党。这是带动其他方面建设的根本性建设。用改革的精神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不断进行理论、制度、体制创新，我们就能切实解决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使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充满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一定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这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保证。我们党多年的实践经验证明，党执政的时间越长，越要从严要求党员和干部。落实从严治党方针，教育是基础，制度是保证，管理和监督是关键。三管齐下，必能取得成效。首先要从严治理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使党的各级组织对党员、干部实行有效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及时发现矛盾，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党内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一定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这是执政的共产党必须具备的本领，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党的各方面建设，最终都应体现为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体现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我们党要继承和发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行之有效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并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在实践中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付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和总揽全局的能力。

还要坚持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其先进性也在发展。我们党只有始终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始终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才能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同时，我们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庄严使命，必须根据我国社会阶层构成发生的新变化，不断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党的组织路线是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党的十六大确定，我们要重点做好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和干部中发展党员的工作，壮大党的队伍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和骨干力量，注意在生产、工作第一线和高知识群体、青年中发展党员。同时，要把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这样必将增强我们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四、处理好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

古语云：“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任何政权和政党，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民心向背。

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也是我们党始终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的根本保证。共产党执政以后，如何进一步保持和发展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兴亡。特别是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党必须十分注重防范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始终十分警惕党长期执政可能带来的影响，始终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始终不脱离群众。近年来，党中央和胡锦涛同志反复强调，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并告诫全党：我们提出“三个代表”的要求，根本的目的就在于保证我们党能够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三个代表”的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从多方面强调了执政为民的重要意义和实现途径。

我们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群众路线。胡锦涛同志指出：“坚持群众路线，就能保证党同群众的亲密联系，保证党的各项工作的成功。”这要求我们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在新形势下，我们要认真研究我国社会生活的新变化和群众工作的新特点，把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贯彻到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的各项工作中去。共产党员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学习和掌握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本领和方法，团结和带领群众不断前进。鉴于历史上由于法规、制度不健全而影响党群关系的教训，必须强调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同人民群众的平等关系。

共产党执政为民，“最重要的是必须首先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这始终关系党的执政的全局，关系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全局，关系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社会安定的全局。”利益是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在当代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最集中的体现，就是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定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基本着眼点就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的利益，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广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倾听群众的呼声，关心群众的疾苦，扎扎实实为群众排忧解难，实实在在为群众谋利益，对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暂时困难的群众，要格外关注，重点帮助，使他们切实感受到社会主义的温暖。同时，要坚决制止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和现象。

正确处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实践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关键是广大党员干部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树立正确的发展观、群众观、权力观、政绩观。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克服轻视群众、脱离群众、少数人关起门来冷冷清清办事情的错误倾向。要坚持以人为本，做决策、办事情充分考虑群众意愿和群众利益，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紧密结合起来，防止好大喜功、急于求成。要关心群众疾苦，围绕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问题，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得。

以上所述归结起来，就是共产党执政必须坚决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全党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也是共产党执政必须始终遵循的治党治国之道。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因此，我们要进一步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关键在于掌握好党的执政规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这是我们党在长期执政实践中积累的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务必牢记。

第二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

摘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历了革命根据地执政和全国执政两个阶段。根据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的长期实践，党执政的基本经验是：重视民心、民主、民生。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

2011年将迎来中国共产党建立90周年。在这个时候，研究一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和，很有意义。中国共产党从根据地执政到全国执政的艰辛历程，特别是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的执政实践，可以说是波澜壮阔，也可以说是跌宕起伏，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实践过程和曲折的认识过程。我们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可以说，不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是我们付出巨大代价获得的，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我们党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在许多场合从多方面总结过我们的执政经验。其中，分量最重、影响最大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一届六中全会和十二大以后历次党代会的总结。近期对党的执政经验作过全面总结的，主要是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其中第二部分讲的就是“五十五年来党执政的主要经验”，一共讲了六条：一是，必须坚持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二是，必须坚持推进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增强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三是，必须坚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四是，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五是，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六是，必须坚持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十六届四中全会总结的这六条执政经验，很系统、很深刻、很到位，应该根据中央的要求“在实践中长期坚持并丰富和完善。”[1]

这里，我们换一个角度，依据党执政的历史过程及其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来研究和总结我们党的执政经验。

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一道理在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中再一次得到了证明。中国共产党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的漫长实践，有一个历史转折点，这就是1947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2]和中共中央在1948年4月30日发表的“五一”口号[3]。在著名的“五一”口号中，最重要的是第五句口号：“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条件成熟了。这个条件，不仅是人民解放军已经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掌握了主动权，而且是全国范围内的人心所向已经发生了有利于我们党的根本变化。在1947年12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即“十二月会议”

上，毛泽东专门分析过“政治方面，人心变动向了。蒋介石孤立起来，群众站在我们方面。”他说，这个问题在长时期内没有解决，内战时期我们比较孤立，抗战时期蒋介石逐渐失掉人心，我们逐渐得到人心，但问题仍没有根本解决，直到抗战胜利以后这一两年来才解决了这个问题。”[4]这个人心向背问题，是经过重庆谈判、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和取缔民主党派活动、共产党在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等一系列历史事件出现的社会动向。因此，“五一”口号一提出，就得到各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广泛响应，最后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总结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第一条就是要得民心。

民主。怎么建立新中国，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这个问题，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已经提出。在党的七大，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讲的就是要通过民主的道路，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当时，毛泽东所讲的“联合政府”也好，“民主”也好，是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但由于国民党不仅没有接受这一反映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主张，反而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因此在解放战争的战场形势发生有利于人民的转变后，中国共产党在决定夺取全国政权时，毛泽东考虑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未来新中国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性质的政权。他对这个问题的考虑，非常深入。在“十二月会议”上，他认为人心向背问题有利于我们，并不等于我们就能够夺取政权。他说，人民不喜欢蒋介石，也不喜欢共产党。这个可能性完全有，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他明确提出，这里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要采取正确的政策，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按照毛泽东的思路，就是要通过统一战线建立新中国，建立一个统一战线的新政权。这个“统一战线”是不包括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及其追随者，但包括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阶级力量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换句话说，就是要通过人民民主建立新中国，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新中国。“五一”口号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这个建国思路。1948年9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即“九月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未来新中国政权的性质是人民民主专政。用“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概念来取代过去的“工农民主专政”，是因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不仅仅是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4]在“五一”口号发表后，中共中央在同民主党派的协商过程中，形成和提出了一整套民主建政的构想，包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长期存在；政权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实行西方的议会制；国家制度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不实行联邦制；等等。西方有些人歪曲我们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思想，污蔑我们是依靠枪杆子支撑的极权制度。他们完全不懂得，中国共产党拿起枪杆子，是因为我们的敌人手中不

仅拿着枪杆子，还用这个枪杆子屠杀人民。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民主力量的代表，作为一个长期为民主而奋斗的党，在战场上取得决定性优势的时候并没有凭借枪杆子的力量独霸政权，而是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一起，采取民主的方式，共同来建立新中国。因此，总结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坚持民主，实行民主。

民生。近代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人民群众最热切的愿望，就是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改变广大人民群众贫苦的生活状况。在中国实行民主，决不能离开民生空谈民主。这就是中国的国情。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得人心，就在于围绕民生推进民主，依靠民主解决民生。最典型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领导的土地改革，在民主与民生的互动中获得了民心。在中国共产党决定夺取全国政权的时候，毛泽东根据党历来坚持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提出了三大经济纲领，这就是：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与此同时，制定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这样的经济纲领，这样的经济工作指导方针，核心就是要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是为了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更是明确地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其次，保护民族工商业，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是为了团结广大工商业者，但归根到底也是为了解决民生问题。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论述“不要四面出击”的思想时说得很明白，我们实行调整工商业政策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减少工人失业。正由于实行了这样一整套符合国情特别是当时实际状况的政策，新中国成立不到三年时间，我们就恢复了国民经济，创造了一个奇迹。与此同时，人民政府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还在社会建设方面包括废除陋习、取缔妓女、扫除文盲等方面取得了伟大的进步和成就。因此，总结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不可缺少的一条就是要重视民生，改善民生。

重视民心、民主、民生，尽管是我党在建国前后积累的成功经验，但这些经验具有普遍性。我党要为人民长期执好政、掌好权，始终要重视这“三民”。

参考文献

[1]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2]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93—1949年)：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2]

第三篇：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程和经验学习心得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程和经验学习心得

近日我认真学习了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谢春涛教授讲授的《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程和经验》。课程主要涉及了从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拓展、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经验四个方面内容，讲课内容生动具体，让我对中国共产党的的执政历程和经验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在不断的发展和摸索中，既经历过失败、磨难，也取得过世人瞩目的成绩和发展。总结提炼这些经验，不仅对于今后进一步提升执政绩效具有重要的借鉴，而且还为当代世界的政党政治提供了宝贵的富有特色的政治智慧。

一、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并指引着中国革命和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正是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实践中的指导地位，才保证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保证了我国改革开放始终沿着进步的方向前进，这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年来的一条最基本经验之一。马克思主义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执政治国的基本原则，也是全党全国人民的精神脊梁。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现在，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的头脑，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让广大人民群众能够读懂、用会马克思主义真理。

翻开党的历史，不难发现，历次党内集体学习都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中心内容。其目的在于在我国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能够让全党、全国人民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始终坚持在思想和行动上保持一致。这样，既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又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这也是我们党执政多年来的基本经验。

二、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中国共产党长期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总结。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这是由我们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所决定的。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准，是我们党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关键。江泽民指出：“我们党是在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共同战斗中诞生、发展、壮大、成熟起来的。党离不开人民，人民离不开党。”共产党的执政经验告诉我们，必须始终永葆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才能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前进的不竭力量。

三、始终把团结稳定作为执政的根本保证。团结稳定是国家的大局，是人民的愿望，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和保证。改革开放实践充分说明，社会稳定是我们一切事业的必要保证，是改革和发展得以顺利推进的基本前提。如果没有社会稳定，整个社会处于动荡之中，就意味着改革和发展进程的中断及已有成果的丧失，意味着综合国力的削弱，意味着人民生活要陷入苦难的状态之中，甚至可能引发其他一系列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近年来，特大洪涝灾害、金融危机、雪灾、地震，种种的内忧外患，无不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我们党在积极应对的同时，如何保持国家和社会的稳定是我们党执政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保持国家和社会稳定,是顺利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必要前提,也是确保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基本条件。没有稳定,一切都无从谈起。高度重视并正确处理好各种矛盾，既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又是其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

第四篇：“执政经验与执政规律”理论研讨会观点摘编

“执政经验与执政规律”理论研讨会观点摘编

人民网记者 谢磊 整理

2009年07月24日15:39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编者按：光阴荏苒，中国共产党即将走过60年的执政历程。在这60年里，我们党积累了丰富的执政经验，党的执政理论也不断完善。7月21至22日，由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全国党建研究会党建理论教学与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承办的全国党校系统“执政经验与执政规律”理论研讨会在沈阳召开。此次研讨会共有来自全国党校系统100余名代表参加，专家学者们就建国60年来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执政经验和执政规律问题进行深入研讨。我们整理了此次研讨会的专家观点，供党建研究者和广大网友参考借鉴。

●李书磊：增强学术责任感 搞好执政规律研究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任务十分迫切，研究执政经验、探求执政规律变得更加重要。党建理论研究要针对新形势、新挑战，回答实践当中面临的现实问题，要培养强烈的学术责任感，把党建研究尤其是执政规律的研究不断推向深入。具体来说，党建理论研究工作可以从在三方面加以改进：

第一，要更多地深入社会基层进行调研，从基层生动的实践中抽象概括出研究课题。第二，要有坚实的学术基础，用各个学科的研究方法来支撑党建研究，不断丰富、完善党建研究的分析框架，不能画地为牢、固步自封。第三，树立良好的文风，避免学术论文空洞无物甚至互相抄袭。在使用文献方面，中央历年来的各种重要文件是党建研究的起点，但党建研究不是简单的重复文件内容，而是要用理论的思维提出问题和研讨问题。

●王长江：探索执政规律 深化执政党建设研究（研讨会主题报告）

（一）要围绕执政规律深化党建研究

基于执政60年和十七届中全会两大背景，研究执政规律具有重要性和迫切性。研究执政规律要注意三个问题：第一，现阶段改革已经进入深层次，政治体制改革和党的建设方面真正意义上的突破口已经不存在，各种因素相互交融，所以改革要全面推进才会取得效果。第二，研究执政规律要进行全面系统的思考，在个案中提升共性。第三，深入对“三大规律”（即共产党执政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要逐步深入，避免浮躁的总结。

（二）当前党建研究和教学中必须面对的三个重大问题

一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空间到底有多大？政治体制改革的空间需要不断地拓宽，对于国外先进的经验要坚持开放的心态。党的建设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具有特殊的地位，要面对当今社会的两个新变化：第一，民间组织快速发展，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正当的部分职能。第二，媒体的功能更加强大，独立性日趋增强。

二是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究竟是什么关系？十七大提出用党内民主促进社会民主。认识民主问题有大误区需要突破：一是强调发展党内民主，并不意味着发展社会民主尤其是基层村民自治的方向有所转变。社会民主取得的成绩是客观的，同样需要继续推进。二是决定搞

不搞民主的决定性因素不是人的素质而是利益问题。实行市场经济意味着社会利益产生分化，利益问题产生导致社会成员民主意识和参与意识增强。所以，人的素质决定民主的水平，不决定搞不搞民主。

三是党建研究究竟沿着什么的方向前进？要坚持两条腿走路，即坚持基本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路径。虽然党建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公认的研究框架和一些基本概念界定还没有形成共识，基本理论的研究还要不断地加强。党校系统在实证研究方面本来具有独特的优势，但是近年来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发挥出来，这一点值得注意。

（三）下一个阶段党建研究教学需要特别研究的三大课题

一是党的沟通渠道问题。执政党应该利用各种渠道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现阶段有两个问题特别值得注意：一方面，如何处理好执政党和民间组织的关系，对民间组织进行扶持和引导；另一方面，如何把握媒体规律，为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服务。要用好媒体，消极地“应对”媒体不是目标。

二是发展党内民主的着眼点问题。发展党内民主要关注整个党内民主的过程，从各个方面全面推进。在党内民主方面，有两个难题：一个是如何正确地坚持用好党管干部原则，科学地管好干部；另一个是正确地区分党内发表不同意见和搞党内派别。

三是制度体系建设的问题。制度体系是由各种要素组成的，各种制度要素有机地连接起来才是好的制度。现在我们对于单个制度的建设十分重视，但缺乏各种制度要素的有机连接。因此，下一个阶段的制度建设应该加强制度体系的建设。（王长江系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

●刘综洪：研究执政规律要重点研究三大问题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革命党想执政党的转变。今年，中国共产党走过了60年的执政历程，研究执政规律十分必要。新时期，研究执政规律问题，有三个方面必须关注：（1）公民社会环境下共产党如何执政？（2）如何预防和惩治党员领导干部腐败？（3）在非政党竞争环境下，如何保持执政党的先进性？（刘综洪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

●黄远固：对三个问题的肤浅认识

第一，研究执政党执政本身，绕不开三个问题，即共产党执政要做什么、谁来做、怎么做。由此，研究执政规律要回答好三个问题：执政任务是什么、怎样建设好党员干部队伍、怎样加强制度体系建设。第二，对于利益问题的认识上，要建立利益的动力机制。作为执政党，一是要把利益作为建立动力机制的基础，二是要注意判断好利益导向，体现好大多数人的利益，三是要做好利益的引导。第三，对于党建研究学科的学术化、学科化，党校系统要解决好党建学科规划和党建研究人才规划两个问题。（黄远固系中共重庆市委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

●林盛根：党建理论体系建设的一些问题

我们党的党建理论有两个来源，一方面是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另一方面是学习前苏联的党建理论。站在执政六十年的关节点上，党建理论的构建要避免两个倾向：一个是

在研究中用工作代替理论；一个是在实践中用原则代替具体的工作和措施。要通过扎实的理论研究区分一些概念，比如“长期执政”和“执好政”，“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等等来夯实研究基础。此外，理论研究和实践的衔接的问题，党建研究必须要和实践结合在一起，否则就失去价值。（林盛根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

●舒艾香：研究党内民主和执政风险问题

要避免党内民主可能产生的误区，民主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药，以票取人也并非科学的选人机制。在用人方面，要坚持选举、考核、任命三个路径相结合。迷信一选就灵，有时候反而会并不利于调动干部的积极性。另一个值得研究的是执政风险问题，执政风险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必须采取有效手段来防范和应对执政风险。具体来说，执政风险有四个：党的性质退化的风险、党的执政能力弱化的风险、党的社会资源流失的风险、党的执政地位削弱的风险。（舒艾香系中共湖北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

●刘益飞：制度机制建设要进一步推进

党执政60年来的经验和教训，可以概括为12个字，即立党为公、从严治党、依法治党。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党在60年的执政过程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许多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执政理念是十分先进的，旗帜是鲜明的，但是我们在制度机制完善上做的还不够，在不少方面制度机制运行的情况还不理想。我们应该加强制度建设，把先进的执政理念落到实处。（刘益飞系中共成都市委党校教授）

●杨振武：执政经验的“五个统一”

在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们党在探索实践中，正确处理了党和人民、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民生建设、党执政预期的社会结果和历史过程、党执政的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党执政的理念与方法五对关系，形成了“五个统一”，即党的主导和人民主体的统一、经济中心和民生根本的统一、历史过程与社会结果的统一、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统一、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与依法执政的统一。“五个统一”是新时期党的执政经验的总结和体现。（杨正武系中共厦门市委党校讲师）

●姚桓：党建理论研究要注重四大关系

从宏观角度，深化党建理论研究要重视四个问题。（1）科学与价值的关系。理论科学性不容置疑，但是理论是思想武器，研究者有自己的利益、立场和价值目标。党建理论从来就不是书斋里的学问，应该注重科学与价值的统一。（2）理论和现实的关系。理论要保持必要的的张力，也就是一定的弹性。理论无法和现实完全重合，理论变为现实需要很多的中间环节和条件。（3）问题和体系。应该有鲜明的问题意识，要在研究问题上建构理论体系。（4）内容和形式。应该慎重的使用理论概念，不能用生搬硬套甚至是杜撰一些概念来进行研究。（姚桓系北京市委党校原校务委员、教授）

●卢先福：看到成绩也要正视问题

我们党执政到今天，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有很多东西值得总结。总结这些经验首先要有一个历史的观点，那就是正确看待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关于执政规律，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比如，我们不但要研究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而且要研究新时期的执政环境。要研究执政环境发生了哪些变化，在新的条件下怎样有效地开展党的各项工作。再比如，对于我们取得的理论创新成果，一方面应该说清这些成果和马克思主义的老祖宗的关系是怎样的，是理论体系化的程度加强，另一方面要让广大人民群众接受和认同这些理论，保

持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统一。还有一点不可忽视，那就是要研究执政理念和制度机制怎样落到实处。从党内法规和规章的完备程度上看，许多方面制度框架上已经基本确定，下一步的重点在于不断地细化和完善。（卢先福系全国党建研究会副会长、党建理论教学与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教授）

●戴焰军：对执政规律研究的三点认识

第一，党建研究的目的要十分清楚，否则就没有动力。社会科学对问题的把握，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精准。但是对于社会科学特别对党建研究这样一个学科来说，加强对规律的研究，提高研究对象的预见性，可以有效地提高决策、行为质量，避免各种可能发生的巨大损失。第二，我们党已经执政60年，经历了各种困哪和风险，已经有资格讨论执政经验问题。现在各种研究的条件已经比较成熟，应该从理论上，客观分析、认真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来指导今后的实践。第三，研究执政规律要处理好几个关系：（1）要理好党建研究的规律和学科自身发展的规律的关系，要根据学科的自身特色，逐步形成党建学科特色的研究方法论。（2）处理好操作层面的规律和宏观上的规律之间的关系。应在重视具体对策问题研究的基础上，更重视宏观规律的研究。（3）把握好经验、启示和规律的关系。党建研究者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尝试，逐步从经验和启示概括出普遍性的结论进而上升到规律层面。（4）处理好执政党执政的一般规律和共产党执政的规律的关系。既要观察世界各国家政党发展的趋势，研究各国执政党执政的普遍规律，又要兼顾到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特殊性。（戴焰军系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第五篇：国外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研究述论

国外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研究述论

2014-07-01来源： 杜鸿林 王其辉

西方学界特别是政治学者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和理论保持着持久不衰的热度,出版发表的论著文章甚多。由于西方学者的政治立场、学术派别、理论操守的差异,他们对我党执政的事实、执政的绩效、执政的挑战、执政的前景等作出了迥异多样的研析和阐发,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他们之间就有着尖锐的对立分歧。

一、关于中共执政理念

执政理念是执政文化的核心。在中共执政理念问题上一些西方学者达成若干基本共识。

务实治国理念。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林培瑞(PeryLink)教授、季北慈(BatesGil)教授认为,由于中国的现任领导人具备务实的态度,因而相对来说,这个执政党是比较成功的;德国学者托马斯•海贝勒(Thomas Heberer)也曾论述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正逐步从‘转型、巩固’,进入‘适应的阶段’。从而表现出了实用主义逐步取代意识形态的特征”[1]。新加坡学者林住君认为,贯穿中国走特色之路的精神,其实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响亮的口号覆盖了古今中外任何发展模式的经验和优点,而又可不受任何既定思想理论或意识形态的束缚。

持久发展经济理念。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已经认识到,江泽民所做的政治报告将为十六大后更长的一段时间中国的发展定下了基调。即中国将继续以“经济工作、经济建设”为重点,通过经济成就来巩固社会和政局的稳定与繁荣。西方学者把这条路线概括为“政治渐变,经济优先”。林培瑞教授、季北慈教授等认为,近年来,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从中国民众的支持度上得到了证明,而中国经济的不俗表现是中国共产党赢得公众支持的关键。中国执政党通过成功地推进中国的社会经济转型,维持了社会的稳定,提高了人民的生活质量。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大卫•沙姆鲍尔在接受新华网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过去60年里表现得相当不错。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通过振兴经济,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获得了民意的支持,证明了它的合法性,很好地保护了国家利益,提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民主建政理念。海外学者认为,增强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巩固政权的有效方式。中国共产党正在加强民主与法治的制度建设,通过改革行政管理体制,逐步从统治向治理转型。托马斯•海贝勒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从一个阶级的政党发展成为一个人民的政党;在意识形态上,政府的目标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共产主义”,而是一个不太遥远的“和谐社会”,政权的合法性不再基于意识形态之上,而是基于建立社会主义民主等的承诺[1]。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社会学家万尼•阿瑞基(Giovanni Arighi),在他2007年出版的《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一书中,对中国的发展模式进行了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政治经济历史分析,认为:中国的崛起象征着一个契机,一个摆脱迄今为止的、以压迫和剥削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契机。

科学发展理念。针对科学发展观提出的背景,俄罗斯学者季塔连科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充分考虑到本民族的传统因素的基础之上,基于对传统、现实和未来的前瞻,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执政思路。采取这一执政思路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将以实现共同发展、互利双赢的目标为己任。有的外国学者认为,中国强调的是发展的人民性,而不是特权的阶层性,如果说“华盛顿共识”的目的是帮助银行家、金融家,那么“北京共识”的目标,则是要帮助更多的普通人,更加强调“以人为本”。此外,在看待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价值与意义方面,有学者认为:科学发展观是“人类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

二、关于中共执政的“主义”之分

“新权威主义”论。1986年美国学者邹谠(Tang Tsou)发表文章,用“集权主义”来概括当代中国的改革思路;凯尼思•莱布丝尔(KennethLieberhal)和迈克尔•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t用“分化的权威主义”来形容中国的政治观念;爱德温•A.温克勒(Edwin A.Winckler)提出了“柔性权威主义”的观点。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学者冈部达味、毛理和子通过对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的比较,认为邓小平时代是走向新权威主义的过程;伊利沙白•J.皮埃尔从政权控制、市民社会、国际化等方面对中国政治层面和学术层面的新权威主义做了考察,认为1992年是中国全面试验新权威主义的一年。进入21世纪以后,美国学者郭苏建(Sujian Guo)出版了《后毛时代的中国:从极权主义到权威主义?》一书,认为后毛时代以来的中国是走向权威主义统治的过程。迈克尔•奥克森伯格发表了《中国的政治体制:21世纪的挑战》一文，对中国新权威主义做了系统的研究。

“中国式联邦主义”论。1995年,冈比瑞纳莫尼提洛那(Gabriela Montinola)等人在《世界政治》上发表论文,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走的是中国式联邦主义的路子。有人针对苏珊•舍克(Susan Shirk)的“没有政治改革的经济改革是中国后毛时代改革的特征”这一观点,认为中国自后毛时代以来,实际上实行的是一种事实联邦主义。并且认为,这种事实联邦主义在邓小平的中国已普遍流行,但其重要性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然而,它在中国经济改革与政治发展过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

“新保守主义”论。美国学者约瑟夫•傅士卓(Joseph Fewsmith)认为,邓主义时代在中国即将结束的意义不限于邓小平即将去世的前景;从那时起,一个不确定的转折期伴随旧保守性改革派力量的加强而出现,并且逐渐被新的和更复杂的关于怎样保持改革的成果同时指导市场化过程的张力所取代。派伊(Lucian W.Pye)也坚持新保守主义的观点,他认为,毛的中国的本质显然是意识形态的统治,邓的中国以实用主义为特征,但要找出几个词来描述江泽民的中国很不容易。有很多矛盾的趋向,很难说哪些是具有历史性的,哪些是暂时的。

三、关于“中国共产党能否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及自身政策行动、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变化,保住执政权力”

说法一:“否定说”,即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可能适应社会的变化,将会失去政权。1996年,美国胡佛研究所研究员亨利•S.罗文(Henry S.Rowen)认为,中国到2015年将会实行民主化[2](p.61);“中国崩溃论”的吹嘘者、美国华裔学者章家敦认为,中国共产党将会在2010年被推翻[3]。

说法二:“肯定说”,即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党内改革,能够适应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应对所面临的挑战,增强政党-国家体制(Party-state)的适应性,维持自己的执政地位。托马斯•海贝勒认为,中国的“政党-国家体制”经历了“转型”和“巩固”阶段,目前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即“适应”阶段。在这一阶段上,中国的一党领导体制有五个特征:第一,意识形态作用减弱;第二,新兴社会力量出现;第三,新政治精英出现;第四,批判性知识分子阶层再次出现;第五,地区与跨地区的社会集团和组织日益要求参与和影响政治过程。海贝勒从这些特征出发进而断定:中国的“政党-国家体制”并非一个同质的(Homogeneous)实体,而是一个多样化的实体[1]。

说法三:“成因说”,即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一直是成功者和胜利者,主要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积极适应和主动创新。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系教授阿列克谢•舍甫琴柯(Alex-ei Shevchenko)认为,中国共产党面向市场作出了“创意性导向”的适应逻辑[4];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员金山爱(Maria Edin)认为:“人们错误地以为中国共产党是旧时代的残余,会随着市场改革的深化而失去权力。相反,中国共产党正在使用市场力量来重造自身,已经证明了自己比人们所称赞的更富有创新精神。”[5]布鲁斯•迪克逊认为,中国共产党变得比以前 “更具适应性和坚韧性”,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改革来加强自己的权威,例如改造和提高干部和党员队伍的素质和结构,发展“先进生产力 ”的分子入党,重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行竞争性的选举等[6]。

四、关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挑战与执政合法性

合法性是西方学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流行范畴。有的西方学者认为,自从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两次执政合法性基础的转变:第一次发生在1978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从意识形态和道德激励或领袖的个人魅力转向经济表现和物质激励;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逐步转变为经济增长、稳定和民族主义。有的西方学者则认为,正是在这三个合法性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再一次面临着如下挑战: 挑战一:由于缺乏来源于民主选举所赋予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只能通过经济增长提高人民的福利,以便获取人民的支持。然而,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难以维持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持续多年的经济增长严重恶化了中国的环境,并且带来了失业和不平等等严重问题。

挑战二:由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加剧了社会紧张和冲突,必将在中国政治中产生新的紧张和力量。美国学者白思鼎(Thomas Bern-stein)认为,“到21世纪初,社会的不安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日常特征”[7]。因此,中国面临着“重大的社会管制危机 ”,并且 “政府的失灵是矛盾变成对抗性和危险的矛盾 ”[8]。

挑战三:西方多数学者认为,由于改革开放弱化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必将培养和宣传自

己的民族主义性质。此外,20世纪80年代经济危机的教训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偏见也促使中国共产党把民族主义作为合法性基础的重要因素[9](p.153)。民族主义对中国的政权合法性可能变成一把“双刃剑 ”,并不是解决政权合法性危机的长久之道,因为民族主义情绪很有可能会转向中国共产党自身[9](pp.12-13)。

挑战四:尽管从腐败产生之日中国就发动了反腐败斗争,但是中国的反腐败斗争仍然难以阻止腐败的发生。腐败问题是中国改革的“致命弱点”,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所面临的三大挑战之一,因为它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生死攸关的合法性危机[10](pp.330-336)。

通过对以上“挑战”的分析,有些西方学者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共产党正面临着第三次“合法性危机”,必须再次进行“合法性”转型。傅士卓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不可能再依靠持续的增长,而是取决于在维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满足各种社会需要,取决于正式程序规则和使民众形成正义感[11]。

也有西方学者认为,按照西方的合法性理论,从中国共产党的民众支持度来看,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存在合法性问题。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薄智跃认为,按照西方学术界和媒体界的“专家意见”来评估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是错误的做法,因为他们不可能判断中国共产党是否有权统治。要评估任何一个政权合法性,必须看被统治者对该政权的接受程度如何。从这个视角来看,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存在合法性危机。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承认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12]。美国学者沈大伟认为,在苏东剧变乃至更早的时间,中国 “政党-国家体制 ”的演变是一种“收缩(Atro-phy)”和“调适”(Adaptation)的双重过程。虽然, “政党-国家体制”的收缩削弱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的控制,使中国共产党也面临许多紧迫的挑战,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适应”措施来稳定乃至扭转了“萎缩”。这些政治改革表明,中国的一党制国家能够通过满足不同群体的需要来重新合法化自身,而且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和紧张并没有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构成尖锐的威胁。不像西方许多学者和记者所认为的那样“太小、太迟”,而是“相当有效地应对了许多挑战 „„从而维持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和权力”[13](p.9)。

五、关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前景

研究中国政治的大多数西方学者对中国的政治民主都颇感兴趣,他们围绕中国政治民主化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关系来研究中国政治的变化和前景,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观点一:“非中国共产党主导的自由民主转型”。持这种观点的西方学者认定中国目前尚不是一个民主政体,而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景则是民主转型。但就中国民主转型的路径问题,西方学者们产生了分歧。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将通过暴力、激进的路径走向民主;也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将通过和平、渐进的方式走向民主。总的来说,他们都对中国民主化的前景表示乐观,认为经济增长、新兴的公民社会、自由主义的兴起、国际权力的制度化和去政治化、国际压力、具有远见的领导人和选举的遗产,将会帮助中国产生一种新的民主制度,“2020年将是中国民主化的‘最早’期限”[14](p.7)。

观点二:“中国共产党主导的非自由主义民主”。许多西方学者认为民主是一种普世的价值,中国当前的政治正处于转型之中,不论是陷入崩溃或混乱,还是通过和平的转型,终归都要走向民主。因此,一些西方学者从理论上讨论中国走向非自由主义民主(Iliberal Democracy)可能性。在他们看来,一切政治都是地方性的,因而没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就不是中国的民主。就中国未来的非自由主义民主政体而言,它可能是“政党-国家民主”(Party-stateDemocracy)、“合宜的民主集中制”(Decent Democratic Centralism)或者“法治的宪政”(Rule of Law Constitutionalism)[15]。

观点三:“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将会继续执政”。不论是那些认为中国通过崩溃走向民主的西方学者,还是那些认为将会出现和平的民主转型的学者,他们实际上都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难以维持下去的看法。但也有一些西方学者不予赞同。美国学者沈大伟认为,尽管中国共产党面临许多挑战,但是中国共产党已经成功地应对和适应了这些挑战,完全能够继续执政下去,因此,中国的政治制度不会发生诸如崩溃或民主化之类的重大变化。在他看来,中国的政治改革将像经济改革一样,也是渐进性的。中国正在形成一种新型的政治体制:“兼收并蓄型国家”(Eclectic State)[13](pp.179-181)。

西方学者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转型的探讨,无疑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思想话语和认识维度,有助于我们突破自身的视域盲点,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党情国情的认识。中西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的差异,也有助于我们观察和掌握不同文化视野下的认知逻辑,以便有效地构建自身的有力的话语系统,进而积极有效地应对西方学者所持的种种偏见。实际上,一些西方学者诸多刺眼的过头的乃至怀有恶意的表达,对我们是难得的

警醒。没有对立面的存在,只有一致的赞美,这对于我们党始终为民执政、依法执政、科学执政、长期执政才是可怕之极的。

参考文献: [1][德]托马斯•海贝勒.关于中国模式若干问题的研究[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5).[2]Henry S.Rowen.The Short March:China ’s Road toDemocracy[J].The National Interest,1996,[45].[3]Gordon G.Chang.The Coming Colapse of China[M].New York:Random House,2001.[4]Alexei Shevchenko.Bringing the Party Back in:the CCPand the Traject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in China[J].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2004,(37-2).[5]Maria Edin.Remaking the Communist Party-State:TheCadre Responsibility System at the Local Level in China[J].China:An international Journal,2003,(1-1).[6]Bruce j.Dickson.The Futur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trategies of Survival and Prospects forChange[C]//Chaeho Chong.Charting China ’s Fu-ture:Political,Social,and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Lanham:Rowman &Litledfield,2006.[7]Thomas Bernstein.Unrest in Rural China:A 2003As-ses ment[EB/OL].htp://repositories.cdlib.Org/csd/04-13/[August 1,2004.] [8]Muray Scot Tanner.China Rethinks Unrest[J].TheWashington Quarterly,2004,(27-3).[9]Robert Weatherley.Politics in China Since 1949:Le-gitimizing Authoritarian Rule[M].New York:Rout-ledge,2006.[10]Tony saich.Governance and Politics of China[M].London and 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an,2004.[11]Joseph Fewsmith.Generational Transition in China[J].The Washington Quarterly,2002,(25-4).[12]Bo Zhiyue.China ’s Model of Democrac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2010,(1-1).[13]David Shambaugh.China ’s Communist Party:Atro-phy and Adaption[M].Washington:Woodrow WilsonCenter Pres ,2008.[14]Lary Diamond,Bruce Giley.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Comparisons with Taiwan[M].Boulder &London:Lynne Riener,2008.[15]Brantly Womack.Democracy and the Governing Par-ty: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J].Journal of ChinesePolitical Science,2005,(10-1).(杜鸿林,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文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其辉,河南信阳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生。)（来源：《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