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危机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的研究（精选五篇）

第一篇：合法性危机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的研究

合法性危机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

张志成

一、何谓合法性问题?

在政治思想史上，合法性一直是以政治哲学的形式出现的。所谓合法性，也就是是对被统治者和统治者关系的评价。实质上，合法性就是正当性[2].从法律上讲，合理性主要是指正当性说明。指论者要有足够的理由说明听者，来证明自己行为的正当，并为对方接受[3].从历史上看，论说统治合法性的政治哲学大体经历了从神到人的发展过程。简单而言，在中国古代，商周时期是以“上帝”和祖先崇拜来为统治进行合法性说明的，而由于君主专制的统治形态所必然具有的弊端，孔子创造了以伦理为中心的政治哲学，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仁政”为两端，形成了“道统”和“君统”互相制约的统治合理化论说体系[4].而近代，随着西学东渐，更主要的由于“人”的意识的觉醒和个人利益的发达，合理化论说体系从“神”到“君”进而转变为以“人”为基础。随之而来的，政治运作的表现形式就是从“君主”转变为“民主”。但是，以欧美国家为榜样的所谓“民主”的政治体系面临着体制上的实质缺陷的困扰，这两个实质缺陷之一就是马克思所发现并论证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以及资本掠夺超额利润所必须的剥削，包括对本国人民的剥削和对殖民地人民的剥削和掠夺。这两个实质缺陷在近代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也导致了“民主”合理性在很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彻底破产。其表现形式就是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主义的蓬勃发展。在中国，历史就表现为：辛亥革命推翻“君主”争取“民主”-推翻“旧民主”(资本主义)争取“新民主”(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革命胜利、获得执政地位。

后工业时代，在以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为合法性论说、以资本主义和财产私有为经济模式的国家，随着民主的日益技巧化以及操控信息的技术日益成熟，加之政治在社会生活中的蜕化，更重要的由于其经济

和社会生活中面临的大量“民主”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以及“民主”和“自由”所直接导致的问题的泛滥，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民主主义的政治运作合法性地位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其合法性论说的辩护能力日益下降。有学者认为：“20世纪30年代开始，世界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1929年到1933年，爆发了席卷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全球性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社会初期自由放任式管理模式遭到怀疑，[5]”旧的否认资本主义存在危机的传统理论开始失效，资本主义制度处于风雨飘摇之中“[6].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下的政府也出现了合法性危机的问题。正是针对这样的危机，哈贝马斯提出了自己的关于合法性问题的论说。

二、哈贝马斯的合法性论说

哈贝马斯认为[7]：所谓合法性问题，也就是一个政治制度，一个政权的威严和权威能否得到人们信任和承认的问题。[8]他同时认为，一、后工业社会完全有能力采取措施，解决自身面临的问题，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干扰和不符合人们意愿的副作用就会减少，并且不一定能够转化为合法性的丧失。因此，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能够把社会中发生的利害冲突限制在个人的范围内，使之不能形成阶级的利害冲突[9].二、他强调人们行为的协调应以共同的规范为基础，而共同的规范是由人的统一认识促成的。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就是对话[10].其前提是：同行为规范联系在一起的公认的要求只能是用目的在于取得共识的辩护来实现[11].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是基于其对“晚期”资本主义的诸多现象的认识而提出的。例如，他提出有关危机的现象包括：生态的平衡、人类学的平衡和国际的平衡[12].同时，他也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飞速发展，使这个世界性的社会制度面临着一些问题;(但是，)不能把这些问题理解成为这个制度所特有的危机现象。

社会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人和制度互动的过程，关于这一点，哈贝马斯指出：社会本身不能单独实现进化，只有当它和行为主体结合在一起时，才能构成一个有进化能力的系统;一个社会，只有在吸取了社会

化的行为主体的学习能力的基础上，才能形成新的结构，从而使它的控制能力和调节能力达到一个新的水平[13].他认为马克思仅仅看到了生产领域，而没有人的交往行为和社会同一性的形成对社会进化的作用。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巨擘，作为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演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角色，哈贝马斯既看到了所谓“晚期”资本主义存在的合法化危机，又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式解释社会进化和发展背后的原因，提出了危机论，并以合法性论说的方式试图解决这样的危机，进而试图在渐进式的更新的前提下，以哈贝马斯式的“互相理解”[14]的“民主”来实现社会稳定。总体而言，哈贝马斯的理论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运用了马克思的分析方法，甚至对马克思的社会学方法还有较大发展，强调人与人之间客观联系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但是，他也不讳言其理论的辩护性基础：“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以资本主义制度为核心形成的，而这个制度的核心，(是)确定社会一体化的既定形式。”[15]

尽管哈贝马斯的思想是建立在保留现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的，但是，其思想仍然具有十分可观的借鉴价值。尤其重要的是，哈贝马斯通过“互相理解”的方式提出的新型民主思想。传统上，社会契约论、代议制民主和权利限制作为经典的资本主义社会组织方式，具有难以辩驳的“辩护水平”。尽管早至卢梭就曾提出：真正的民主从来没有过，而且将来也不会有，但是，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初期阶段，生产资料的小规模个人占有的经济关系和法律绝对保护私有财产的社会制度使改造传统的民主方式的任务并不紧迫。但是，随着跨国公司等法律、经济和文化巨人的出现，个人的意志和政治参与程度及效果受到极大的压迫，传统上的自由主义下的代议制民主遇到了一定的危机。哈贝马斯关于合法性问题的思路同时提供了以辩护水平为尺度的社会弥合的解释性手段，同时他的思想也不仅仅停留在“辩护”上，而是将合法性的辩护与解决性手段相结合，以解释来促进解决，这就“弥补”了马克思从社会更替的革命角度看待问题而提出的单一的“解决”性的手段，从而使历史唯物主义引进了人与社会的互动，克服了马克思“技术至上”论对人和社会互动的忽视。

三、社会主义政治的合法性问题

从前文可以看出，对于政治架构和运作的合法性论说对于政治权利是极为重要的。正如学者所说：“不论是哪种形式的统治，统治者命令能否被服从的命运都取决于是否建立并培养了被统治者对统治的普遍信仰。只有被人们认为是具有某种正当性理由的命令，才会获得被统治者的追随，从而具有合法性。”[16]历史和现实也都表明了这一点。可以说，社会主义的政治也无法回避合法性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会于2004年9月19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一文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得出了如下结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同时，中共中央认为，在当前的历史时期，“各种思想文化互相激荡，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没有改变，我们仍面临着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我国改革发展处在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这一决定既承认了党也存在执政合法性问题，也指出了执政合法性面临的主要问题。可以说，这一决定是对合法性问题的承认和思考。那么，社会主义政治的合法性来源是什么?合法性危机的实质又是什么?

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理论，所谓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一样，其基础都是“一种对规范的规则模式‘合乎法律’以及根据这些规则有权发布命令的那些人的权利的确信”[16]，是指对一种现存统治秩序的信仰，以及由这种信仰指导下的对命令的自觉服从。也就是说，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信仰和在这种信仰下对政治运作的自觉服从同样应该是社会主义政治的合法性基础。

从历史上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合法性首先来源于资本主义自身危机。在资本主义不能克服其本身客观存在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的前提下，按照矛盾的观点，事物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并且经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资本主义本身必然会有“新”的、反映其危机的思潮和社会运动。这一思潮和社会运动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在经历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思潮的科学化、系统化总结之后，社会主义本身成为一种信仰，成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基础。

分析社会主义运动的合法性内涵，我们必须对资本主义危机进行具体分析。简单地讲，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合法性恰恰来自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自身危机，因此，资本主义的危机本身就应该是社会主义合法性基础。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的危机主要是经济危机。正是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不可克服的矛盾，也正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使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必然，也是社会主义本身成为合理。恩格斯认为：“从本世纪初以来，工业经常在繁荣时期和危机时期之间波动。这样的危机几乎定期地每五年到七年发生一次，每一次它都给工人带来极度的贫困，激起普遍的革命热情，给整个现存制度造成极大的危险。”[17]而所谓“革命”，在哈贝马斯那里就是“利害冲突”没有“限制在个人的范围内”，而是形成了“阶级的利害冲突”[18]的外在表现，也就是“合法性”遭到危机的最直接表现。

资本主义的危机也是政治危机。在原始资本主义时期，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所导致的无产者的贫困和经济权利的丧失，使无产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权利”丧失了实质意义。因此，恩格斯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19]，以替代破产了的资产阶级民主。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20]从国际关系而言，由于争夺资源和“夺取新的市场”[21]的斗争，使资本主义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不时激化，资本主义在既定的文化范畴内的意识形态上的破产就成为必然。在中国历史上，这一过程就表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五四”运动。“五四”之后，共产主义学说逐步成为中国革命者中占据主流的流派，与这一客观矛盾的存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事实上，社会主义合法性的现实基础乃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以及无产阶级民主权利的丧失，意识形态基础乃是马克思主义对这样的经济危机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和社会主义理想的构造。

四、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合法性矛盾、融合与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从马恩时代以来，主要是由于社会主义运动和其他工人运动的发展和冲击，其变化是显著的。目前来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是基本稳定的，社会危机还不突出。而社会主义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建立到目前，也经历了深刻变革。但是，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政治统治”，都存在“合法性”问题。它们之间的“合法性”问题既有客观必然的矛盾，也有相似之处。

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能够有效地解决经济增长问题[22].但是，他同时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的市场的功能除了日益严重的问题，行政系统无法完成从经济系统那里接受来的控制性任务，于是，合法性的系统无法维持它要求的群众表现的那种忠诚水平[23].简而言之，也就是说，哈贝马斯认为，虽然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能够保证经济的增长(但他也认为财富无法无尽增长)，但是，政治当局无法解决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问题，因此，“生活领域”会发生混乱，进而导致“群众”对政治当局的认可程度、忠诚度的降低。进而，合法性就会出现危机。

邓小平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显然，社会主义的执政党同样必须解决经济持续增长和在经济持续增长的过程中控制经济的政治任务，只有这样，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才能和谐发展，使合法性得到加强，并进一步促进政治当局(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增强，提高其控制能力，使经济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可能。《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要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扭住经济发展这个中心不动摇，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这表明，无论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和控制市场经济的能力是政治当局的合法性的基础。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首先，对于“晚期资本主义”而言，市场经济制度已经是一个事实，而对于中国社会主义而言，建设并完善市场经济制度仍是一个时期的任务。其次，合法性的核心不仅仅在于经济的持续增长，而是在于政治当局控制经济系统，并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导致的社会“生活领域”中出现的问题的能力。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而言，经济发展本身只能是社会目标之一，而社会目标和人的发展目标不容须瞬忽视，否则，最终不仅会使社会主义丧失制度优势，而且会随着合法性、忠诚度的降低而丧失对经济系统的控制能力，使经济运行失去可控性。

哈贝马斯认为，行政计划需要拥有合法的权利[24].日益增长的合法性需要，“今天必须用(建立在普选权基础上的)政治民主手段使其得到满足。但是，形式民主的手段费用巨大。”“(国家)必须考虑到居民的普遍利益，并把这种利益维持在必要的程度上，以免使群众对国家的忠诚降低到引起冲突，使国家失去合法性。”哈贝马斯一方面指出了利益妥协需要一种政治民主手段，但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形式民主”的困境-花费过大。他还指出了一种意见，那就是说，“国家可以随着使行政系统不依赖于合法的意志形成来摆脱合法性问题。”通过富有“表现力”的符号和象征同行政管理的工具性的功能的分离，来为国家避开合法性问题服务[25].其实，这样的观点就是使民主“形式化”，抛开民主的实质性的“决定”价值，而使行政系统的决定技术上合法化、“自我”合法化。哈贝马斯并没有指出合法性需求、利益妥协和分界以及花费巨大的形式民主之间的紧张关系如何缓解。

同样，《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不段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如果我们把人民当家作主理解为民主的实质决定作用，依法治国的“法”理解为利益的妥协和分界，那么，社会主义的中国同样面临这如哈贝马斯所言的实现民主的巨大成本问题、民主对利益分解的实质性决定价值问题两大历史性课题。而在民主实质性决定的问题上，不仅仅存在效率这一客观障碍，也存在国家间竞争这一影响利益分界的重要变量如何进入民主决定系统的问题。另外，尽管我们可以引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这样的技术性决定系统，但是，“技术性”的决定和貌似价值中立的行政系统“输出”的决定是有助于还是有损于政治当局的“合法性”地位最终也必须经过群众的合法性意识衡量，而没有体现“合法性意识”价值手段的技术性决策系统事实上是无法衡量合法性的，其实质必然也是有损于合法性和民主的实质决定价值的。

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关于合法性获得的建构。群众的合法性意识与政治当局的合法性建构是一对有着内在结构性矛盾的概念。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的获得，本身就是破坏性的，如果获得合法性的方法被看穿的话。有人试图通过有目的操控手段来弥补合法性的亏空;这种尝试在系统上的局限性就在于行政活

动和文化系统这两个领域间的结构差别。”[26]他更进一步指出，“国家不能简单地掌管文化系统;国家领域的扩张，致使文化的确信无疑状况发生了问题。”意义“成了一种能源匮乏，而且将越来越匮乏。”简单讲，也就是说，文化系统本身是生成合法性意识的基础之一[27]，合法性的存在是基于合法性意识的自我生成和主动衡量，一旦合法性意识到其生成和衡量是由政治当局所操控，那么合法性意识就会发生变化，就会基于其“自觉”后的意识重新对合法性进行衡量。一旦合法性意识中的“意义”失去自主性，群众就会用“价值”来衡量“合法性”，而和“意义”不同，国家所能提供的“价值”的合法性论说是有限的，因此，容易孳生合法性危机。

相比较而言，《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公报》提到：“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牢牢把握舆论导向，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优先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如前所述，社会主义的合法性资源的重要来源是其对社会的自觉意识和科学规律的把握，因此，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建设、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断修正来提供社会主义的合法性资源是必须的。但是，合法性建设的重要问题乃是如何提供“意义”资源。政治当局和行政系统直接操控文化系统会使合法性意识处于不断“反省”和“自觉”的过程，使合法性意识的形成背离其“自生”和“自觉”的客观规律，不仅不利于合法性问题的解决，而且会使社会丧失“意义”资源，而以“价值”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尺度。而由于价值的方向性，个人、团体、国家对于同一决定的价值衡量必然是不一致的，因此，最终往往导致社会分裂。

总之，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建构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总体而言，其合法性理论以社会弥合为目的，提出并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所导致的合法性危机，并从政治、文化和经济等方面提出了社会利益妥协和分界以及合法性意识建设的问题，对于我们建立“和谐社会”，维持政治当局的合法性和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来讲，同样需要考虑的是党的执政、民主、效率、利益妥协和分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合法性之间的紧密关系等重要社会分裂和弥合的变量。你好，谢谢你看这个资料

第二篇：政治合法性与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

政治合法性与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

（李琦 学号111300657）

政治合法性是任何一个执政党所面临的永恒的主题。所谓政治合法性，是指社会公众在合乎理性选择的基础上，对政治系统的自愿认同、服从和支持状况。

[1]这一概念最早是由马克思·韦伯在社会学领域中提出，并构建了三种理论模型来分析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即“传统型”（traditional）、“个人魅力型”（charismatic）和“法理型”（legal-rational）。政治合法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主体特性层面，即制度、权力和社会基本信仰、价值取向的内在一致性制度；另一方面是客体认可或认同方面，即权力的委托对对现实制度和权力的支持、认同和忠诚程度。”[2]美国的政治学学者李普塞特对政治合法性这一概念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合法性是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3]总之，政治合法性这一概念涉及到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一个政权政治统治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关系到社会秩序乃至国家政权的稳定。

一、政治合法性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大意义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许多外国学者认为，与世界上其他政党一样，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场新的革命：“期望值上升的革命。”各种政体下的公民都会问他们的政府“最近你为我们做了什么”。[4]因此满足不断上升的期望，保持政治合法性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条件。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或者政府如果缺乏必要程度的合法性，那它很快会土崩瓦解。

中国共产党是由革命获得执政合法性的，所以，它的执政合法性，首先来自人民对统治集团的反抗，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人民反抗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因这种作用而得到人民的支持和认同。[5]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和执政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经济绩效又对于巩固和提升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的合法性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苏东剧变表明以苏联模式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实践的失败，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

[2] 杨宏山，《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发展》，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林尚立，《中国共产党执政方略》，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3] [美]马丁·李普塞特著，张绍宗译，《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 沈大伟著，佚名译，《中国共产党改革的国际视角》，《中国治理评论》，2012年第1期。

[5] 王长江，《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中国治理评论》，2012年第1期。1

得到了人们的认同。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正在经历极其深刻的转变：一是从以农业为主导的经济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社会的逐渐转变；二是从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转变，从传统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向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体制逐渐转变。[6]完成了这两个转变，我们才会建设成为真正的现代化国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经历90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对自身的转变和面临的挑战也有了清晰的认识，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政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7]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转型期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对中国共产党巩固和提升其执政的合法性提出了新的严峻挑战。笔者认为主要有四点：一是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社会公平正义受损；二是政治腐败，廉洁程度降低；三是社会群体事件不断发生，干群关系不和谐，执政权威受到挑战；四是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民主所体现和强调的平等、竞争、参与的政治理念，也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带来了挑战。

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和提升政治合法性

政治合法性让我们知道一个执政党的权力是由人民赋予的，人民有权授予也就有权收回。政治权力的运用和行使要以维护人民的最根本利益作为唯一和最终目的。

党的执政合法性的高低强弱，取决于党实现对人民群众承诺的程度。这意味着，在经济上，共产党必须通过推动发展来提高自身合法性。计划经济无法为它提供这种合法性，市场经济成为必然选择。在政治上，共产党必须把人民当家作主真正落到实处，继续用包打天下、包办一切的方法来执政已经无法赢得支持。为此，需要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制度、体制和机制，来反映和体现人民和执政党授权和被授权的关系。[8] [6]

[7] 胡鞍钢，《中国发展前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8] 王长江，《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中国治理评论》，2012年第1期。

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提出要继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共产党已经深知自己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来巩固政治合法性，必须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真正地加强民主法治建设。近些年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外国学者对中共的改革和发展有不同的见解，但是自从十七届四中全会结束以来，几乎所有的外国学者都认为：三年来，中国共产党党内改革出现了停滞和退步，中共正在变的被动、没有安全感和不自信。[9]

因此，在“内部监督不力，外部制衡缺失”的执政大环境下，必须要加强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首先只有民主政治，才能从制度和机制上保证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得到尊重和维护，避免权力寻租，有利于执政党科学执政和民主执政；其次加强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离不开法治建设，因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是民主政治建设，而民主政治建设离不开法治建设”。[10]只有加强法治建设才能保障依法执政，使得民主监督、民主选举和民主决策有法可依，保证人民群众享有宪法规定的广泛的权利和自由。

第二，建设完善的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我国在转型的过程中，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价值观念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旧的体制逐渐丧失约束力，新的体制尚未形成，制度的短缺和权力约束的真空，导致党内腐败频发。在每年中国民众最关心的十大问题中，腐败问题每年都位居前列。据历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及相关资料统计显示，1979年至2008年间，国家检查机关立案侦查的贪污腐败、渎职侵权类职务犯罪125万件。其中，1979-1987年间共查处253225件，1988-1997年间共查处610670件，1998-2008年间则查处了386798件，[11]平均每年增长22%，“中国腐败的速度超过了同期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12]。另据资料显示，1979至2008年间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腐败官员达到390余万人，而1992-2002这两个五年间分别处分党员669300人和846150人。[13]

腐败现象的蔓延，毒害了社会风气，降低了执政党的执政权威和政治合法性。[9] 沈大伟著，佚名译，《中国共产党改革的国际视角》，《中国治理评论》，2012年第1期。

杨海坤，《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法治论坛》，2006年第4期。

[11] 宋为，佘廉，《新时期我国腐败现象与网络反腐探讨》，《政治学研究》，2011年第2期。

[12] 郭强华，《廉政审计》，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年版。

[13] 王寿林，《权力制约和监督研究》，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10]

只有加强廉政制度建设，才能从根本上遏制住腐败不断蔓延的势头。改革开放以来，围绕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建立准则规范和法律制度，相继颁布修改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等规章，着力制定和完善监督法规，增强相关实体法的效用性、力求做到宽严相济，严格遵守程序法、切实依法反腐，并以预防腐败为新焦点加快相关立法。到目前为止已经形成了以宪法、法律、法规为核心，党的纪律规定与之相互补充、协调统一的廉政法制体系。[14]

同时，也应高度重视公民监督和舆论监督在反腐倡廉中的重大作用。公民有 权向检查机关、政府监察部门和反贪局等机关举报、检举涉嫌腐败问题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并可将其批评意见、申诉以及控告通过媒体特别是网络途径公开表达。舆论监督也更有效的实施监督权，真正反映人民群众的真实意见。

第三，遏制分配不公，促进社会公平。胡鞍钢在其著作《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中指出，社会分配不公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终极根源。因此，遏制分配不公，纠正社会不公平现象已经不仅是伦理问题，也是危及社会稳定的社会问题以及危及国家政权稳定的政治问题。[15]如何满足不同利益群体的需求、解决弱势群体和社会贫富分化问题，都极大地考验着中共的政治合法性。正如亨廷顿所说：“经济增长不仅会用一种速度改善人们的物质和福利，还会以更快的速度增加着人们的社会挫折感。”[16]国家发改委2009年的调查数据显示，从1988年到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2006年，我国常年救助贫困人口城市222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1900多万。虽然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和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但在“马太效应”作用下，这种差距扩大化的趋势仍然没能得到有效遏制。[17]

因此实现社会公平，中国共产党需要提高社会整合的能力，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以巩固党执政的绩效基础。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主体结构和利益机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带来了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和无秩序，中国共产党要提高社会利益整合的能力，化解社会矛盾。利益整合是指通过多种有效的方式和途径，在保证各群体利益的基础上，使群体各个部分组合起来，达成[14]

[15] 亓光，《论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倡廉建设》，《政治学研究》，2011年第3期。肖光荣，《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研究现状及其评价》，《当代世界和社会主义》，2004年第5期。

[16] [美]萨缪尔·亨廷顿著，刘军宁译，《 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17] 杨爱杰，《社会转型期利益分化与执政党利益整合的路径选择》，《理论月刊》，2011年第3期。

利益共识，构成利益共同体。[18]也就是一个对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调整，使之逐步走向有序和谐的过程。

社会和谐的核心是社会利益关系的和谐。[19]公平公正是和谐社会的本质特征，也是执政党进行利益整合的根本原则。[20]因此逐步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分配和保障体系，这是我国新时期经济上进行利益整合的关键所在。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和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并且要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真正的让全民共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成果。此外要构建利益表达、利益分配、利益矛盾处理等的利益整合机制。

同时要发扬民主，确保党的政策真正体现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发扬民主在现阶段的国情下，笔者认为比较可行的是逐步扩大差额选举，以增强党内民主的竞争性。在今天的中国，差额选举是有必要的，因为“差额选举必然包含着候选人之间的竞争性，为了使这种竞争性有一个制度化的轨道并符合选举制的基本价值，应该让候选人有机会进行政策意向的表达，使党内选举的重心由‘人’逐渐转向政策”[21]所以差额选举是将政策作为选举的对象和内容，凡是能充分综合和表达人民利益的政策就是符合人民意愿的政策，也就是在差额选举中能够获胜的政策。这样人民群众的利益就能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障，从而能够有力地整合各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实现社会利益的和谐。

与此同时，建立各种利益整合机制要求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的有效性，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所谓服务型政府，是指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的指导下，按照公民意志组织起来的以公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服务责任的政府。

[22]建立服务型政府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战略举措，中国共产党必须努力推行政府运行“在管理理念上树立以民为本的思想；在管理方式上实行民[18]

[19] 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杨爱杰，《社会转型期利益分化与执政党利益整合的路径选择》，《理论月刊》，2011年第3期。

[20] 李朋，许东雪，《论党的利益整合功能》，《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4期。

[21] 王邦佐，《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2] 刘熙瑞，《服务型政府：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府改革的目标选择》，《中国行政管理》，2000年第7期。

主管理；在管理目的上追求公共利益；在管理责任上推行可问责制”。[23]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深刻意识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的不等于永远拥有。党要承担起人民和历史赋予的重大使命，必须认真研究自身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领导改革发展中不断认识自己、加强自己、提高自己。[24]也就是说，“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25]因此巩固和提升政治合法性，有利于党巩固执政地位，也使人们深入认识和把握我国政治发展的实质和未来的发展趋势。从我国政治发展的角度来看，“合法性的根本意义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切实代表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26]因为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政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基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进行领导和执政，才能实现长治久安。[23]

[24] 蔡平，《从企业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行政论坛》，2006年第2期。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5] 《中国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人民日报》，2004-9-27。

[26] 王宝林，《论政治合法性的二元张力：兼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的选择》，《中共南昌市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4期。

第三篇：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及其重构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及其重构

摘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中国共产党执政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了。在这六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民主富强的道路的道路。中共经过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取得了国家政权。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就是一部对自身合法性不断探索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以来的实践也说明政党的合法性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但是，时代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来自全球化与社会转型的挑战促使了中共对政治合法性基础进行重构。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执政合法性

基础

重构

一、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

“合法性”是指政治权力符合政治共同体普遍约定的一种正当性。[1]政治权力的产生和行使不仅要符合现行法律的规定，而且必须得到社会成员的广泛支持和认同。判定某一政党的执政是否具有合法性，在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民众是否真正认同。但民众的认同是动态变化的，因而执政党的合法性不是一成不变的。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中国共产党执政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了。在这六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民主富强的道路的道路。中共经过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取得了国家政权。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就是一部对自身合法性不断探索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以来的实践也说明政党的合法性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2] 事物都是变化发展的，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在不同的时期也有着不同的基础。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世纪70年代末，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主要来源于党在长期武装斗争中所取得的历史功绩，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个人魅力，以及意识形态的魅力。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二十八年的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共又进行了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生产关系，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中共还进行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探索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新道路，通过稳定物价、统一财经、保护民族工商业等各种措施恢复国民经济，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长期的战乱之后逐渐恢复了经济，这符合人民的普遍愿望，全国人民感谢中国共产党，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称他为“大救星”“红太阳”，他的丰功伟绩、传奇经历和人格魅力在全国人民心中产生了崇高的威望和个人人格魅力。正是因为这种超凡魅力的合法性权威的作用和党的历史功绩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提供了合法性基础。[3] 意识形态方面的构建也是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方式和基础。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由夺取政权的党转变为取得政权并将长期执政的党，马克思主义上升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在国家机器对于意识形态的持续宣传和强力灌输下，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证明了自己执政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也使得我国社会各个阶层的民众确立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带领全体中国人民走向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等坚定信念。到1956年底,我国顺利地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获得了不可动摇的合法性地位和执政基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得到确立。可以说，意识形态是执政合法性的思想基础。

一方面，中共又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积累了巨大的组织资源。虽然中共在成立的时候仅有几十名党员，但因其指导理论的先进性，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和坚忍不拔的战斗性逐渐获得了人们的认同，到抗战后期共产党的威望和影响力急剧上升。抗战结束时，中共已成为有120多万党员的大党，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作为更是赢得了广大中国人民的普遍尊重，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可见，巨大的组织资源是执政合法性的组织保障。

另一方面，旧社会的负面合法性，人们对国民党认同感的迅速下降也是中共取得政权，获得合法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以及改组后的国民党是进步的、革命的，并通过自身努力获得了国人的认同。但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的性质就改变了，对外依靠帝国主义，对内镇压革命运动，倒行逆施，坚持并强化国民党***与蒋介石的个人独裁，维护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加强对各阶层人民的由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转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党，成为中国人民革命的对象。尤其是解放战争使得人民对国民党的认同感急剧下降，其执政也面临着合法性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要获得人民的认可是不可能的，没有人民的支持和认同，也就意味着执政基础的松动和销蚀，国民党在大陆的执政地位的丧失是必然的。

最终，中国共产党通过自身的努力，赢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和认同，取代了国民党而获得执政地位，取得了执政的历史合法性。中共的执政地位不是自封的，这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而对于一个政党来说，历史的合法性是其执政基础的一个重要方面，为执政地位的巩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民众的认同是动态变化的，因而执政党的合法性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有历史延续下来的合法性基础会逐渐退到次要位置，新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将会占据主导地位。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至1999年，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主要是意识形态的重构，政绩合法性的确立以及民主法制合法性的奠基。

执政的绩效性是合法性的最根本最有效的条件，如果执政党的政绩显著，社会经济持续不断地发展，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能够得到充分的满足，其执政地位自然就能获得人民的支持和肯定。相反，如果一个政党在执政期间没有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没有提高，停滞不前，即使有任何其他高亢的理由，这个政党也是不可能得到认可的。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致力于巩固意识形态赋予的合法性基础的同时，也开始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有效性基础的建构历程。首先果断地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并顺应了现代化的要求提出了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适时地把工作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认真总结了国内外的历史经验教训，充分认识到经济发展对于维护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意义。我国经济只有保持持续不断的增长，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只有给人民带来实际利益的政党和政府，才能最终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4] 正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三十多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为中共执政合法性打下了良好的有效性基础。

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政绩的最核心内容——经济增长，是当前我国政府合法性来源的必然选择，在一定时期内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仅仅建立在绩效合法性基础上的政权也是危险的，如果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变得缓慢，作为合法性基础的绩效性就会削弱，甚至危及合法性。另一方面，当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充分满足后，在精神方面的需求就会更迫切，人们追求的就不仅是物质生活的满足，对政治民主和法制的诉求就将增强。因此，中共寻求新的合法性基础的任务是刻不容缓的。

于是，中共就在这个时期提出了依法治国。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这种制度和法律不以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实行依法治国，最终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而这就必须要突破我国政治的人治模式，建立和完善一系列新的制度。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合法性的诉求从“超凡魅力型权威”转向了“法理型权威”，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加强和巩固自身的执政合法性提供了制度依据和保证。

进入21世纪，中国共产党又将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宪政制度作为构建政府合法性的基石。政府的工作重心正向建立健全民主法治逐渐过渡，通过民主法治建设，获得广大民众的认同，构建稳固可靠的合法性基础。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适时地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为法理型合法性基础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五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党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马克思主义政党赢得先进性固然不容易，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和长期执政的条件下保持和发展先进性更不容易。”胡锦涛强调指出：“民心向背，是检验一个政党是否具有先进性的试金石。一个政党，如果不能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如果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就会失去生命力，更谈不上先进性。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无往而不胜的法宝，也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的法宝。”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提高中国共产党政绩合法性的效绩尺度；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实现党的功能转换，扩大政治合法性的群众基础。“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不仅拓宽了党的执政基础，符合社会主义制度对党的先进性和历史任务的要求，同时也适应了党执政合法性现代结构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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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共执政合法性基础的重构

时代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基础也随时代发生了变化，来自全球化与社会转型的挑战促使了中共政治合法性的重构。虽然历史合法性在一定时期内所起的作用很大，但毕竟特殊时代以及特殊领导人已经过去，新的时代新的领导人需要新的合法性基础。意识形态也需要随时代的变化而重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利益普遍觉醒，文化和意识形态开始世俗化和理性化，原来的意识形态所积累的强大社会凝聚力和给政权以广泛合法性的能力开始削弱。经济改革的成效虽给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提供了一定的资源，但它所带来的许多问题仍对社会政治稳定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另外，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部分掌握权力的党员干部的腐败行为，败坏了党风政风，从而对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形成潜在威胁。

这些挑战都向中共提出了重构政治合法性的要求。因此，重构中共政治合法性的基础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宪政政府合法性的获得应通过民主选举。宪政是以良宪为前提、民主为基石、法治为载体、人权实现为宗旨的一种政治理念、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5] 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人民的权利意识也强化了，普遍希望自己的权利能够得到有效的保障，选举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应该得到充分的实现和保障。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国，其政府的产生必须通过民主选举，如果人民的基本政治权利被剥夺，那么即使这个政府产生看了，它也是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和认同的，甚至没有长期存在的可能。所以，中共应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构建一个合法的、民主的宪政政府，解决社会主义制度合法性的根本问题，构筑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石。

成为一个有效政府是宪政政府运作合法性的必然选择。一个毫无绩效可言的政府是不可能赢得民心的，而民心的向背是是检验一个政党是否具有先进性的试金石，也是影响政府合法性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变得缓慢，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在已取得的成就上应当继续努力保持政绩的稳定，只有这样，才能不失民心。

加强执政的能力建设是宪政政府合法性构建的根本保证。作为执政党，我们党处在执政的地位、担负执政的重任，不仅要从思想、组织、作风等各个方面不断加强党的建设，而且要始终紧紧扣住执政这个根本问题来做好党的建设的大文章。只有不断提高执政能力，才能经得起执政的考验，才能把国家的事情办得更好。作为政府官员，应当保持廉洁的工作作风，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这样才能提高执政能力，构建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廉洁高效是政府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中共要想获得长期的合法性就必须加强执政能力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这个历经九十年风雨的大党，通过自身的努力成为中国的执政党，并且引领新中国走上民主富强的道路，毋庸置疑，其中是有着深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共适时地对合法性基础进行调整和重构，这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政党所必须要做到的。愿中国在共产党的带领下能够更加繁荣昌盛！

参考文献：

(1)孙关宏 胡雨春 任军锋.政治学概论(第二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7(2)王宏亮 龚浩亮.建国六十年来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演变[J].魅力中国，2009（5）.（3）王先俊.1949—1956年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1).(4)王宏亮 龚浩亮.建国六十年来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演变[J].魅力中国，2009（5）.（5）商继政.宪政刍议[J].阴山学刊，2000,（9）.

第四篇：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与规律研究

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与规律研究

继培学院党总支：段远

光阴荏苒，中国共产党即将走过90年的成长历程。在这90年里，我们党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与执政理论，党的十六届四中全，深刻总结了我们党，在半个多世纪以来主要的治国经验。这些经验，对于党和国家事业的继往开来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原则。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在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的，从而在全国范围内执政，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党的执政史就是从1949年至今的。事实上，党的执政实践经历了一个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的历史过程。我们党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以来的执政实践，可以说是跌宕起伏，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但不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是我们付出巨大代价获得的，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坚持这些经验与理论，从而进一步把握党的执政规律。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应当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不动摇；二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指导实践；三是坚持与时俱进，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

在长期的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党的三代领导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它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及与时俱进的发展，实现了三次历史性的理论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大理论成果。这一系列理论上的飞跃，是我们党正确处理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典范。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不动摇与坚持与时俱进、立足实践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结合起来，不断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指导实践。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从而真正的实现共产主义。

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

社会主义制度是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先进、更优越的社会制度。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但是，社会主义制度也有一个不断完善、不断发展的过程。实践证明，国家要发展、民族要强盛、人民要富裕，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行，不改革、不完善社会主义也不行。“必须坚持推进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增强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这一执政经验，要求我们必须正确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

我们党在巩固社会主义、完善社会主义方面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探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通过不断改革，使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改革放开以来，全国上下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社会主义制度焕发出灿烂夺目的青春活力。在新的发展阶段，正确处理巩固社会主义与完善社会主义的关系，就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中发展社会主义，在发展社会主义中坚持社会主义，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其中，关键是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改革，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三、加强党的内部建设

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工程，包括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执政能力建设等。其中，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必须坚持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这一执政经验，要求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党的建设的关系，始终把执政能力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重点。

一定要坚持用改革的精神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党的建设包括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这四个方面相互联系、相辅相成，但在实施过程中应当根据国内外环境和党的队伍状况发生的重大变化，抓住关键环节，进行重点突破，全面推进整个党建工作的开展。必须坚持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高度重视在思想上建党。这是带动其他方面建设的根本性建设。用改革的精神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不断进行理论、制度、体制创新，我们就能切实解决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使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充满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一定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这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保证。我们党多年的实践经验证明，党执政的时间越长，越要从严要求党员和干部。落实从严治党方针，教育是基础，制度是保证，管理和监督是关键。三管齐下，必能取得成效。首先要从严治理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使党的各级组织对党员、干部实行有效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及时发现矛盾，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党内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一定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这是执政的共产党必须具备的本领，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党的各方面建设，最终都应体现为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体现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我们党要继承和发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行之有效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并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在实践中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付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和总揽全局的能力。

还要坚持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其先进性也在发展。我们党只有始终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始终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才能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同时，我们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庄严使命，必须根据我国社会阶层构成发生的新变化，不断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党的组织路线是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党的十六大确定，我们要重点做好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和干部中发展党员的工作，壮大党的队伍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和骨干力量，注意在生产、工作第一线和高知识群体、青年中发展党员。同时，要把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这样必将增强我们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四、处理好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

古语云：“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任何政权和政党，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民心向背。

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也是我们党始终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的根本保证。共产党执政以后，如何进一步保持和发展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兴亡。特别是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党必须十分注重防范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始终十分警惕党长期执政可能带来的影响，始终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始终不脱离群众。近年来，党中央和胡锦涛同志反复强调，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并告诫全党：我们提出“三个代表”的要求，根本的目的就在于保证我们党能够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三个代表”的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从多方面强调了执政为民的重要意义和实现途径。

我们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群众路线。胡锦涛同志指出：“坚持群众路线，就能保证党同群众的亲密联系，保证党的各项工作的成功。”这要求我们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在新形势下，我们要认真研究我国社会生活的新变化和群众工作的新特点，把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贯彻到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的各项工作中去。共产党员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学习和掌握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本领和方法，团结和带领群众不断前进。鉴于历史上由于法规、制度不健全而影响党群关系的教训，必须强调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同人民群众的平等关系。

共产党执政为民，“最重要的是必须首先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这始终关系党的执政的全局，关系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全局，关系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社会安定的全局。”利益是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在当代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最集中的体现，就是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定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基本着眼点就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的利益，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广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倾听群众的呼声，关心群众的疾苦，扎扎实实为群众排忧解难，实实在在为群众谋利益，对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暂时困难的群众，要格外关注，重点帮助，使他们切实感受到社会主义的温暖。同时，要坚决制止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和现象。

正确处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实践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关键是广大党员干部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树立正确的发展观、群众观、权力观、政绩观。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克服轻视群众、脱离群众、少数人关起门来冷冷清清办事情的错误倾向。要坚持以人为本，做决策、办事情充分考虑群众意愿和群众利益，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紧密结合起来，防止好大喜功、急于求成。要关心群众疾苦，围绕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问题，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得。

以上所述归结起来，就是共产党执政必须坚决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全党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也是共产党执政必须始终遵循的治党治国之道。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因此，我们要进一步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关键在于掌握好党的执政规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这是我们党在长期执政实践中积累的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务必牢记。

第五篇：国外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研究述论

国外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研究述论

2014-07-01来源： 杜鸿林 王其辉

西方学界特别是政治学者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和理论保持着持久不衰的热度,出版发表的论著文章甚多。由于西方学者的政治立场、学术派别、理论操守的差异,他们对我党执政的事实、执政的绩效、执政的挑战、执政的前景等作出了迥异多样的研析和阐发,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他们之间就有着尖锐的对立分歧。

一、关于中共执政理念

执政理念是执政文化的核心。在中共执政理念问题上一些西方学者达成若干基本共识。

务实治国理念。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林培瑞(PeryLink)教授、季北慈(BatesGil)教授认为,由于中国的现任领导人具备务实的态度,因而相对来说,这个执政党是比较成功的;德国学者托马斯•海贝勒(Thomas Heberer)也曾论述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正逐步从‘转型、巩固’,进入‘适应的阶段’。从而表现出了实用主义逐步取代意识形态的特征”[1]。新加坡学者林住君认为,贯穿中国走特色之路的精神,其实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响亮的口号覆盖了古今中外任何发展模式的经验和优点,而又可不受任何既定思想理论或意识形态的束缚。

持久发展经济理念。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已经认识到,江泽民所做的政治报告将为十六大后更长的一段时间中国的发展定下了基调。即中国将继续以“经济工作、经济建设”为重点,通过经济成就来巩固社会和政局的稳定与繁荣。西方学者把这条路线概括为“政治渐变,经济优先”。林培瑞教授、季北慈教授等认为,近年来,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从中国民众的支持度上得到了证明,而中国经济的不俗表现是中国共产党赢得公众支持的关键。中国执政党通过成功地推进中国的社会经济转型,维持了社会的稳定,提高了人民的生活质量。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大卫•沙姆鲍尔在接受新华网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过去60年里表现得相当不错。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通过振兴经济,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获得了民意的支持,证明了它的合法性,很好地保护了国家利益,提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民主建政理念。海外学者认为,增强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巩固政权的有效方式。中国共产党正在加强民主与法治的制度建设,通过改革行政管理体制,逐步从统治向治理转型。托马斯•海贝勒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从一个阶级的政党发展成为一个人民的政党;在意识形态上,政府的目标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共产主义”,而是一个不太遥远的“和谐社会”,政权的合法性不再基于意识形态之上,而是基于建立社会主义民主等的承诺[1]。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社会学家万尼•阿瑞基(Giovanni Arighi),在他2007年出版的《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一书中,对中国的发展模式进行了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政治经济历史分析,认为:中国的崛起象征着一个契机,一个摆脱迄今为止的、以压迫和剥削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契机。

科学发展理念。针对科学发展观提出的背景,俄罗斯学者季塔连科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充分考虑到本民族的传统因素的基础之上,基于对传统、现实和未来的前瞻,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执政思路。采取这一执政思路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将以实现共同发展、互利双赢的目标为己任。有的外国学者认为,中国强调的是发展的人民性,而不是特权的阶层性,如果说“华盛顿共识”的目的是帮助银行家、金融家,那么“北京共识”的目标,则是要帮助更多的普通人,更加强调“以人为本”。此外,在看待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价值与意义方面,有学者认为:科学发展观是“人类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

二、关于中共执政的“主义”之分

“新权威主义”论。1986年美国学者邹谠(Tang Tsou)发表文章,用“集权主义”来概括当代中国的改革思路;凯尼思•莱布丝尔(KennethLieberhal)和迈克尔•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t用“分化的权威主义”来形容中国的政治观念;爱德温•A.温克勒(Edwin A.Winckler)提出了“柔性权威主义”的观点。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学者冈部达味、毛理和子通过对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的比较,认为邓小平时代是走向新权威主义的过程;伊利沙白•J.皮埃尔从政权控制、市民社会、国际化等方面对中国政治层面和学术层面的新权威主义做了考察,认为1992年是中国全面试验新权威主义的一年。进入21世纪以后,美国学者郭苏建(Sujian Guo)出版了《后毛时代的中国:从极权主义到权威主义?》一书,认为后毛时代以来的中国是走向权威主义统治的过程。迈克尔•奥克森伯格发表了《中国的政治体制:21世纪的挑战》一文，对中国新权威主义做了系统的研究。

“中国式联邦主义”论。1995年,冈比瑞纳莫尼提洛那(Gabriela Montinola)等人在《世界政治》上发表论文,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走的是中国式联邦主义的路子。有人针对苏珊•舍克(Susan Shirk)的“没有政治改革的经济改革是中国后毛时代改革的特征”这一观点,认为中国自后毛时代以来,实际上实行的是一种事实联邦主义。并且认为,这种事实联邦主义在邓小平的中国已普遍流行,但其重要性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然而,它在中国经济改革与政治发展过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

“新保守主义”论。美国学者约瑟夫•傅士卓(Joseph Fewsmith)认为,邓主义时代在中国即将结束的意义不限于邓小平即将去世的前景;从那时起,一个不确定的转折期伴随旧保守性改革派力量的加强而出现,并且逐渐被新的和更复杂的关于怎样保持改革的成果同时指导市场化过程的张力所取代。派伊(Lucian W.Pye)也坚持新保守主义的观点,他认为,毛的中国的本质显然是意识形态的统治,邓的中国以实用主义为特征,但要找出几个词来描述江泽民的中国很不容易。有很多矛盾的趋向,很难说哪些是具有历史性的,哪些是暂时的。

三、关于“中国共产党能否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及自身政策行动、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变化,保住执政权力”

说法一:“否定说”,即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可能适应社会的变化,将会失去政权。1996年,美国胡佛研究所研究员亨利•S.罗文(Henry S.Rowen)认为,中国到2015年将会实行民主化[2](p.61);“中国崩溃论”的吹嘘者、美国华裔学者章家敦认为,中国共产党将会在2010年被推翻[3]。

说法二:“肯定说”,即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党内改革,能够适应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应对所面临的挑战,增强政党-国家体制(Party-state)的适应性,维持自己的执政地位。托马斯•海贝勒认为,中国的“政党-国家体制”经历了“转型”和“巩固”阶段,目前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即“适应”阶段。在这一阶段上,中国的一党领导体制有五个特征:第一,意识形态作用减弱;第二,新兴社会力量出现;第三,新政治精英出现;第四,批判性知识分子阶层再次出现;第五,地区与跨地区的社会集团和组织日益要求参与和影响政治过程。海贝勒从这些特征出发进而断定:中国的“政党-国家体制”并非一个同质的(Homogeneous)实体,而是一个多样化的实体[1]。

说法三:“成因说”,即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一直是成功者和胜利者,主要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积极适应和主动创新。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系教授阿列克谢•舍甫琴柯(Alex-ei Shevchenko)认为,中国共产党面向市场作出了“创意性导向”的适应逻辑[4];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员金山爱(Maria Edin)认为:“人们错误地以为中国共产党是旧时代的残余,会随着市场改革的深化而失去权力。相反,中国共产党正在使用市场力量来重造自身,已经证明了自己比人们所称赞的更富有创新精神。”[5]布鲁斯•迪克逊认为,中国共产党变得比以前 “更具适应性和坚韧性”,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改革来加强自己的权威,例如改造和提高干部和党员队伍的素质和结构,发展“先进生产力 ”的分子入党,重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行竞争性的选举等[6]。

四、关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挑战与执政合法性

合法性是西方学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流行范畴。有的西方学者认为,自从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两次执政合法性基础的转变:第一次发生在1978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从意识形态和道德激励或领袖的个人魅力转向经济表现和物质激励;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逐步转变为经济增长、稳定和民族主义。有的西方学者则认为,正是在这三个合法性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再一次面临着如下挑战: 挑战一:由于缺乏来源于民主选举所赋予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只能通过经济增长提高人民的福利,以便获取人民的支持。然而,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难以维持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持续多年的经济增长严重恶化了中国的环境,并且带来了失业和不平等等严重问题。

挑战二:由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加剧了社会紧张和冲突,必将在中国政治中产生新的紧张和力量。美国学者白思鼎(Thomas Bern-stein)认为,“到21世纪初,社会的不安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日常特征”[7]。因此,中国面临着“重大的社会管制危机 ”,并且 “政府的失灵是矛盾变成对抗性和危险的矛盾 ”[8]。

挑战三:西方多数学者认为,由于改革开放弱化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必将培养和宣传自

己的民族主义性质。此外,20世纪80年代经济危机的教训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偏见也促使中国共产党把民族主义作为合法性基础的重要因素[9](p.153)。民族主义对中国的政权合法性可能变成一把“双刃剑 ”,并不是解决政权合法性危机的长久之道,因为民族主义情绪很有可能会转向中国共产党自身[9](pp.12-13)。

挑战四:尽管从腐败产生之日中国就发动了反腐败斗争,但是中国的反腐败斗争仍然难以阻止腐败的发生。腐败问题是中国改革的“致命弱点”,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所面临的三大挑战之一,因为它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生死攸关的合法性危机[10](pp.330-336)。

通过对以上“挑战”的分析,有些西方学者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共产党正面临着第三次“合法性危机”,必须再次进行“合法性”转型。傅士卓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不可能再依靠持续的增长,而是取决于在维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满足各种社会需要,取决于正式程序规则和使民众形成正义感[11]。

也有西方学者认为,按照西方的合法性理论,从中国共产党的民众支持度来看,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存在合法性问题。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薄智跃认为,按照西方学术界和媒体界的“专家意见”来评估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是错误的做法,因为他们不可能判断中国共产党是否有权统治。要评估任何一个政权合法性,必须看被统治者对该政权的接受程度如何。从这个视角来看,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存在合法性危机。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承认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12]。美国学者沈大伟认为,在苏东剧变乃至更早的时间,中国 “政党-国家体制 ”的演变是一种“收缩(Atro-phy)”和“调适”(Adaptation)的双重过程。虽然, “政党-国家体制”的收缩削弱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的控制,使中国共产党也面临许多紧迫的挑战,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适应”措施来稳定乃至扭转了“萎缩”。这些政治改革表明,中国的一党制国家能够通过满足不同群体的需要来重新合法化自身,而且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和紧张并没有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构成尖锐的威胁。不像西方许多学者和记者所认为的那样“太小、太迟”,而是“相当有效地应对了许多挑战 „„从而维持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和权力”[13](p.9)。

五、关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前景

研究中国政治的大多数西方学者对中国的政治民主都颇感兴趣,他们围绕中国政治民主化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关系来研究中国政治的变化和前景,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观点一:“非中国共产党主导的自由民主转型”。持这种观点的西方学者认定中国目前尚不是一个民主政体,而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景则是民主转型。但就中国民主转型的路径问题,西方学者们产生了分歧。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将通过暴力、激进的路径走向民主;也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将通过和平、渐进的方式走向民主。总的来说,他们都对中国民主化的前景表示乐观,认为经济增长、新兴的公民社会、自由主义的兴起、国际权力的制度化和去政治化、国际压力、具有远见的领导人和选举的遗产,将会帮助中国产生一种新的民主制度,“2020年将是中国民主化的‘最早’期限”[14](p.7)。

观点二:“中国共产党主导的非自由主义民主”。许多西方学者认为民主是一种普世的价值,中国当前的政治正处于转型之中,不论是陷入崩溃或混乱,还是通过和平的转型,终归都要走向民主。因此,一些西方学者从理论上讨论中国走向非自由主义民主(Iliberal Democracy)可能性。在他们看来,一切政治都是地方性的,因而没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就不是中国的民主。就中国未来的非自由主义民主政体而言,它可能是“政党-国家民主”(Party-stateDemocracy)、“合宜的民主集中制”(Decent Democratic Centralism)或者“法治的宪政”(Rule of Law Constitutionalism)[15]。

观点三:“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将会继续执政”。不论是那些认为中国通过崩溃走向民主的西方学者,还是那些认为将会出现和平的民主转型的学者,他们实际上都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难以维持下去的看法。但也有一些西方学者不予赞同。美国学者沈大伟认为,尽管中国共产党面临许多挑战,但是中国共产党已经成功地应对和适应了这些挑战,完全能够继续执政下去,因此,中国的政治制度不会发生诸如崩溃或民主化之类的重大变化。在他看来,中国的政治改革将像经济改革一样,也是渐进性的。中国正在形成一种新型的政治体制:“兼收并蓄型国家”(Eclectic State)[13](pp.179-181)。

西方学者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转型的探讨,无疑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思想话语和认识维度,有助于我们突破自身的视域盲点,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党情国情的认识。中西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的差异,也有助于我们观察和掌握不同文化视野下的认知逻辑,以便有效地构建自身的有力的话语系统,进而积极有效地应对西方学者所持的种种偏见。实际上,一些西方学者诸多刺眼的过头的乃至怀有恶意的表达,对我们是难得的

警醒。没有对立面的存在,只有一致的赞美,这对于我们党始终为民执政、依法执政、科学执政、长期执政才是可怕之极的。

参考文献: [1][德]托马斯•海贝勒.关于中国模式若干问题的研究[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5).[2]Henry S.Rowen.The Short March:China ’s Road toDemocracy[J].The National Interest,1996,[45].[3]Gordon G.Chang.The Coming Colapse of China[M].New York:Random House,2001.[4]Alexei Shevchenko.Bringing the Party Back in:the CCPand the Traject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in China[J].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2004,(37-2).[5]Maria Edin.Remaking the Communist Party-State:TheCadre Responsibility System at the Local Level in China[J].China:An international Journal,2003,(1-1).[6]Bruce j.Dickson.The Futur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trategies of Survival and Prospects forChange[C]//Chaeho Chong.Charting China ’s Fu-ture:Political,Social,and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Lanham:Rowman &Litledfield,2006.[7]Thomas Bernstein.Unrest in Rural China:A 2003As-ses ment[EB/OL].htp://repositories.cdlib.Org/csd/04-13/[August 1,2004.] [8]Muray Scot Tanner.China Rethinks Unrest[J].TheWashington Quarterly,2004,(27-3).[9]Robert Weatherley.Politics in China Since 1949:Le-gitimizing Authoritarian Rule[M].New York:Rout-ledge,2006.[10]Tony saich.Governance and Politics of China[M].London and 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an,2004.[11]Joseph Fewsmith.Generational Transition in China[J].The Washington Quarterly,2002,(25-4).[12]Bo Zhiyue.China ’s Model of Democrac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2010,(1-1).[13]David Shambaugh.China ’s Communist Party:Atro-phy and Adaption[M].Washington:Woodrow WilsonCenter Pres ,2008.[14]Lary Diamond,Bruce Giley.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Comparisons with Taiwan[M].Boulder &London:Lynne Riener,2008.[15]Brantly Womack.Democracy and the Governing Par-ty: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J].Journal of ChinesePolitical Science,2005,(10-1).(杜鸿林,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文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其辉,河南信阳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生。)（来源：《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