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提升与和谐社会的互动发展

第一篇：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提升与和谐社会的互动发展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提升与和谐社会建设的互动发展

——以上海为例

一个党、一个政府执政能力的高低最终要靠社会的和谐程度来检验。在长期处于执政地位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检验党的执政能力的提升，主要是看党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能力的高低。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执政能力建设的问题，十六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指出，“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同时也明确提出，作为执政党，要“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在当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提升，不仅关系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实现全面小康的历史任务的成败，甚至是关系到党能不能长期执政的重大问题。深入探讨党的执政能力与和谐社会建设之间的内在关系，寻求和达成二者之间的互动发展，对于推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和谐社会的发展，具都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关联

1、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战略目标。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是党在我国处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针对当前经济和社会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为实现社会全面协调发展而确定的重大战略任务。改革开放以来，经过30多年发展，我国整体达到小康水平，但也积累了一系列问题，影响了社会的整体和谐。一是地区和城乡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区域差距等日益扩大，社会成员贫富差距也趋于扩大。二是各种利益之间的矛盾突出，问题错综复杂。三是社会就业压力增加。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国企改革、产业升级产生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农村还有大量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四是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人口之间的关系还不协调。五是社会管理体制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和谐社会与小康社会在提法上具有本质的不同。小康社会更多的是从经济的角度对社会发展水平进行衡量的一个标准；而和谐社会则主要是对社会的整体角度对社会的评价。建设小康社会把 1

蛋糕做大，为和谐社会提供物质基础；和谐社会则以公平正义的原则，“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利益”问题，“公平正义”问题，是一切和谐问题最核心的焦点。只有不断消除不和谐因素，不断增加和谐因素，才能促使全面小康的目标在和谐的状态中实现。构建和谐社会并不是放弃全面小康社会而另搞一套，而是为了切实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而提出的战略举措。和谐社会建设又为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提供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以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实现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创造条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多种目标与和谐社会的建设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

2、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和重要保证。

只有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才能使我们的政策更能体现时代的要求，才能更加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的支持，也才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包含着许多方面的内容，党的十六大概括了最基本的五个方面，即科学判断形势、驾驭市场经济、应对复杂局面、依法执政及总揽全局的能力。这是从党的整体的高度进行的概括，作为党员群众、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的要求也不尽相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具备这五种最基本的能力，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是无法想象的。如果不能科学地判断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不能科学的判断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等形势，就会做出错误的判断；如果缺乏对市场经济及其基本规律的把握，不能有效地驾驭市场经济，就会在经济建设和国际经济交往中处于不利地位；在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的今天，如果缺乏对复杂局面的深刻认识，就会对社会的稳定、经济的持续发展产生不良影响。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群体性事件中暴露了一些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应对复杂能力的不足。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就必须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党的执政活动也要遵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作为执政党从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出发考虑和处理问题，“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凡事从全局出发，处理好不同区域、不同部门之间的关系。

如果党的执政能力提升不能跟上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就不能真正发挥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领导地位，不能有效地管理各项社会公共事务，就不能把人民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落实好。因此，作为执政党，不仅要有执政为民的理念，还要有把执政为民的理念落实好、落实到位的能力作为保证。

3、实现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两者的双向互动是可能的、必要的。

通过和谐社会的构建可以提高党执政的有效性，强化党长期执政的政治合法性，也有助于党的执政能力的提升。政治学概念的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

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合法性的本质是民众的政治认同，这种认同一方面可以有效减少民众对党的政策的或明或暗的抵制，还可以大大增强党的政治动员能力；另一方面在党出现失误和挫折的时候，民众予以宽容和谅解。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艰困奋斗建立了新中国，从而取得了执政的历史合法性。但是，党的执政合法性不是静态的、永久不变的。我们党执政的合法性不仅要有历史合法性，还应当有更加坚实的现实合法性基础。经济的增长并不必然导致党的合法性资源的增强，如果各阶层受益程度不均，贫富分化加剧，严重时甚至会导致执政合法性危机。近来突尼斯、利比亚发生的政局动荡也说明了这一点。而我们之所以能够保持社会的长治久安，实际上与我们党长期以来坚持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社会成员之间的平等是密切相关的。因此，社会主义要想巩固，党要继续长期执政，就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推动社会的公平正义，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在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不断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执政能力的不断提升，也能更加有效地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执政能力的实质和关键是执政为民，要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解决好人民群众最直接、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随着党的执政能力提升，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形势、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应对各种可能的问题和挑战，协调好社会各方面、各阶层的利益关系，从而更有效地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社会无论处于现代化发展阶段还是其它状态中，执政为民应是我们在各个阶段共同的历史使命。提高执政能力的关键还在于要与时俱进地出台能保障民生、覆盖弱势群体的制度，能让制度解决社会在进步中凸显的矛盾，这样才能从真正意义上构建和谐社会。

二、党的执政能力提升推动和谐社会发展及其成果——以上海为例

和谐社会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是一个大多数人能够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社会。在和谐社会建设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即在社会公共资源、财富的分配中体现公平、公正。而在当前，党的执政能力不仅要体现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上，更应体现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能力上。

上海在改革开放实践的进程中，始终把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问题的能力提升作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把解决老百姓的就业、住房、出行、医疗、教育等民生问题的能力作为党的执政能力提升的重中之重。

1、促进就业，帮扶社会弱势群体。建立促进就业的政府责任体系，增加就业岗位和控制城镇登记失业率。经过多年努力，成效显著。“十一五”期间城镇登记失业率始终控制在4.5％以内。平均每年新增就业岗位超过60万个。2011年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坚持鼓

励创业带动就业，创新小额贷款模式、完善房租补贴政策，帮助1万人成功创业”，有效解决创业者在资金、场地、能力等方面瓶颈。实行就业补贴，对大龄协保和失业人员凡实现市场化就业和灵活就业的，给予相当于月最低工资一半的就业补贴。通过这项政策，不少大龄协保和失业人员积极寻找工作或自谋职业，尽快实现就业。加强职业培训，对失业人员给予培训费100%补贴，对在职人员和大专院校即将毕业学生参加技能培训给予培训费50%补贴。平均每年培训在20万人以上，培训后就业率近60%。

2、推动居住正义与社会和谐建设

努力解决好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保障居者有其屋。政府部门统筹各项社会资源，进行合理的调剂，拿出资金和相应的土地，建设保障性住房工程。《上海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试行办法》明确规定：“区（县）每年度配建的经济适用住房面积，原则上不低于该行政区域内商品住宅建设项目开发建设住宅总面积的5%。”按照市政府的规划，5年内建30万套2000万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上海今后5年新增保障性住房100万套，保障性住房和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用地不低于住房用地供应总量的70%。廉租房方面，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11月底，上海廉租房的受益家庭累计已达6.15万户，比2006年同期增长超过1.8倍。目前，上海廉租房政策的覆盖面，已从“低保”住房困难家庭扩展到低收入（“低收入”标准约为“低保”标准的2.2倍）住房困难家庭。并将逐步放宽廉租住房准入标准，对符合条件的申请家庭要做到“应保尽保”，并努力提高实物配租比例。公共租赁住房方面今年将启动的项目选址，主要在中外环间交通便利、配套健全、中小户型住房租赁需求比较突出的区域，且供应对象不限户籍。

加快旧区改造，不断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从1991至2008年底，上海旧区改造经过了上世纪90年代的“365改造”（365万危棚简屋改造）“十五”的新一轮改造、“十一五”成片两级旧里改造这三个阶段。整个中心城区和郊区部分地区共拆除危旧房屋7000多万平方米，改善了约120万户家庭的住房条件。上海的旧区改造概括起来就是“拆、改、留”三种方式。拆就是对功能不全的棚户区拆除改造。改就是对一些功能不全的房屋进行改善性改造，比如现在的“平改坡”和成套改造。留就是对一些历史建筑进行保留性改造。通过大规模的旧区改造，住房条件大大改善。据统计，2009年年末，上海市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4平方米。

3、推动交通正义与和谐社会建设

上海把扶持公交优先建设作为体现交通正义，推动社会和谐的重要环节。一是真正实行了公交优先、复合式的交通网络方便人们出行。目前，上海已经基本形成以轨道交通为骨干、地面公交为基础、出租汽车为补充、交通枢纽为衔接的一体化公共交通体系。上海轨道交通达到440公里以上，中心城区市民出门500米就可以到达轨道站点。按照规划，上海最终的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将突破1000公里。为方便市民乘车，轨道交通在全网络实现“一卡通”和“一票通”。在地铁一号线至5号线沿线的81个轨道交通车站周边，做到了至少有1条以上的主要公交线路的末班车与轨道交通末班车衔接，等待最后一班地铁的乘客。上海的公交专用道达到300公里。作为后世博进一步推进公交优先的举措之一，最近有关方面正在进行公交信号灯优先放行的研究，通过路口信号灯绿灯延时或提前将红灯变绿灯，提高公交车通过路口的速度，以吸引更多市民乘公交，提高上下班准点率。政府推出免费公共自行车解决市民乘坐公共交通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最早试点的闵行区目前已经投放自行车2万多辆，建设租赁点556个，运行良好。宝山等区也启动了免费公共自行车的试点。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对交通正义的重塑。

根据上海建设交通“十二五”规划，中心城公共交通占机动化出行比例达到50%，其中轨道交通占50%以上。再建成轨道交通和城际铁路约200公里，轨道交通运营线路长度达到650公里左右，实现“区区通轨交”(除崇明县外)。再建成高速公路和快速道路约200公里，全市高速公路和快速道路总里程接近1200公里。到2015年，基本形成“45、60、90”的通行格局，即中心城内出行平均时间不超过45分钟，郊区新城到市中心区出行平均时间不超过60分钟，上海到长三角核心地区主要城市出行平均时间不超过90分钟。公共交通网的建设，体现了对每一个人的关心，尤其是对普通市民、弱势群体的关心。

4、推动教育、医疗公平，加大义务教育和基本医疗的保障力度

社会公共资源的分配上公平体现在教育文化资源空间配置问题上，上海市通过开设分院以及重点校合并一般校及教师流动制，上海推进了普教、小教、幼教资源的逐步均衡化。上海在保障非本地户籍人口适龄子女求学方面，通过优先安排进入公办学校就读、政府向民办学校购买学位等方式，至2010年秋季开学，共有47.05万名农民工同住子女在沪接受义务教育。“十二五”期间，上海将以常住人口而非户籍人口为基数，并考虑各学段生源波动特点，形成合理配置义务教育资源的机制。这意味着上海的义务教育将保障所有常住人口适龄子女的基础教育需求作为发展目标。

上海市为在优化优质医疗资源，启动了旨在实现优质医疗资源全覆盖的 “5+3+1”工程，开展了郊区三级医院的建设。上海目标是打造成“1560”就医圈，即中心城区的居民步行15分钟到达医疗机构，郊区居民在60分钟内就可到达三级医院。目前已经率先实现了“1560”计划的“15”的目标。为进一步提高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障水平，自2011年4月

1日起，上海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的最高支付限额（简称“封顶线”）从7万元提高到28万元，“封顶线”以上的医疗费用，由地方附加医疗保险基金支付80%。

此外，从城市管理中大联动、网格化，到最低工资标准的不断调高，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逐年提高，稳定居民菜篮子价格的努力，有效应对食盐抢购稳定市场等一系列事件，都体现了执政能力的提升，也使我们的城市变得更加和谐。

和谐社会建设中党的执政能力提升要实现的两个根本性的转变。一是实现了从推动经济发展的能力提升到推动社会整体和谐发展能力的转变。从上海的发展的实践中不难看出，在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的情况下，如果仍然单纯强调经济的高速发展，只关注经济发展水平，就无法更好地推动社会的持续发展，最终也会影响经济发展。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整体发展。提高党的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能力已经成为当前执政能力建设中最为紧迫、最为现实的要求。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社会管理“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也体现了这一要求。二是实现了从关注社会整体利益的基本实现向关注社会民生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生存发展的转变。上海的经验告诉我们，在经济发展，社会整体走向富裕的时候，如何更好地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便具有了比经济快速发展更加重大的意义。因此，上海两会把2011年GDP增速定在了8%，低于“十一五”期间的两位数增速。而在民生领域的投资大规模增加，则体现了对社会民生、对社会和谐的重视。这也是上海发展进程中长期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卢先福，执政能力建设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刘杰，执政能力建设：从理论创新到战略推进，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3、刘子平，构建和谐社会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关系探析，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9期。

4、施秀莉 张士海，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史论，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5期。

5、丁俊萍、甘信奎，近年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研究述评，同济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第二篇：政治合法性与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

政治合法性与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

（李琦 学号111300657）

政治合法性是任何一个执政党所面临的永恒的主题。所谓政治合法性，是指社会公众在合乎理性选择的基础上，对政治系统的自愿认同、服从和支持状况。

[1]这一概念最早是由马克思·韦伯在社会学领域中提出，并构建了三种理论模型来分析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即“传统型”（traditional）、“个人魅力型”（charismatic）和“法理型”（legal-rational）。政治合法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主体特性层面，即制度、权力和社会基本信仰、价值取向的内在一致性制度；另一方面是客体认可或认同方面，即权力的委托对对现实制度和权力的支持、认同和忠诚程度。”[2]美国的政治学学者李普塞特对政治合法性这一概念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合法性是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3]总之，政治合法性这一概念涉及到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一个政权政治统治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关系到社会秩序乃至国家政权的稳定。

一、政治合法性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大意义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许多外国学者认为，与世界上其他政党一样，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场新的革命：“期望值上升的革命。”各种政体下的公民都会问他们的政府“最近你为我们做了什么”。[4]因此满足不断上升的期望，保持政治合法性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条件。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或者政府如果缺乏必要程度的合法性，那它很快会土崩瓦解。

中国共产党是由革命获得执政合法性的，所以，它的执政合法性，首先来自人民对统治集团的反抗，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人民反抗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因这种作用而得到人民的支持和认同。[5]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和执政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经济绩效又对于巩固和提升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的合法性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苏东剧变表明以苏联模式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实践的失败，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

[2] 杨宏山，《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发展》，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林尚立，《中国共产党执政方略》，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3] [美]马丁·李普塞特著，张绍宗译，《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 沈大伟著，佚名译，《中国共产党改革的国际视角》，《中国治理评论》，2012年第1期。

[5] 王长江，《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中国治理评论》，2012年第1期。1

得到了人们的认同。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正在经历极其深刻的转变：一是从以农业为主导的经济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社会的逐渐转变；二是从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转变，从传统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向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体制逐渐转变。[6]完成了这两个转变，我们才会建设成为真正的现代化国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经历90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对自身的转变和面临的挑战也有了清晰的认识，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政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7]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转型期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对中国共产党巩固和提升其执政的合法性提出了新的严峻挑战。笔者认为主要有四点：一是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社会公平正义受损；二是政治腐败，廉洁程度降低；三是社会群体事件不断发生，干群关系不和谐，执政权威受到挑战；四是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民主所体现和强调的平等、竞争、参与的政治理念，也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带来了挑战。

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和提升政治合法性

政治合法性让我们知道一个执政党的权力是由人民赋予的，人民有权授予也就有权收回。政治权力的运用和行使要以维护人民的最根本利益作为唯一和最终目的。

党的执政合法性的高低强弱，取决于党实现对人民群众承诺的程度。这意味着，在经济上，共产党必须通过推动发展来提高自身合法性。计划经济无法为它提供这种合法性，市场经济成为必然选择。在政治上，共产党必须把人民当家作主真正落到实处，继续用包打天下、包办一切的方法来执政已经无法赢得支持。为此，需要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制度、体制和机制，来反映和体现人民和执政党授权和被授权的关系。[8] [6]

[7] 胡鞍钢，《中国发展前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8] 王长江，《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中国治理评论》，2012年第1期。

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提出要继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共产党已经深知自己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来巩固政治合法性，必须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真正地加强民主法治建设。近些年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外国学者对中共的改革和发展有不同的见解，但是自从十七届四中全会结束以来，几乎所有的外国学者都认为：三年来，中国共产党党内改革出现了停滞和退步，中共正在变的被动、没有安全感和不自信。[9]

因此，在“内部监督不力，外部制衡缺失”的执政大环境下，必须要加强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首先只有民主政治，才能从制度和机制上保证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得到尊重和维护，避免权力寻租，有利于执政党科学执政和民主执政；其次加强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离不开法治建设，因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是民主政治建设，而民主政治建设离不开法治建设”。[10]只有加强法治建设才能保障依法执政，使得民主监督、民主选举和民主决策有法可依，保证人民群众享有宪法规定的广泛的权利和自由。

第二，建设完善的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我国在转型的过程中，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价值观念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旧的体制逐渐丧失约束力，新的体制尚未形成，制度的短缺和权力约束的真空，导致党内腐败频发。在每年中国民众最关心的十大问题中，腐败问题每年都位居前列。据历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及相关资料统计显示，1979年至2008年间，国家检查机关立案侦查的贪污腐败、渎职侵权类职务犯罪125万件。其中，1979-1987年间共查处253225件，1988-1997年间共查处610670件，1998-2008年间则查处了386798件，[11]平均每年增长22%，“中国腐败的速度超过了同期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12]。另据资料显示，1979至2008年间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腐败官员达到390余万人，而1992-2002这两个五年间分别处分党员669300人和846150人。[13]

腐败现象的蔓延，毒害了社会风气，降低了执政党的执政权威和政治合法性。[9] 沈大伟著，佚名译，《中国共产党改革的国际视角》，《中国治理评论》，2012年第1期。

杨海坤，《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法治论坛》，2006年第4期。

[11] 宋为，佘廉，《新时期我国腐败现象与网络反腐探讨》，《政治学研究》，2011年第2期。

[12] 郭强华，《廉政审计》，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年版。

[13] 王寿林，《权力制约和监督研究》，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10]

只有加强廉政制度建设，才能从根本上遏制住腐败不断蔓延的势头。改革开放以来，围绕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建立准则规范和法律制度，相继颁布修改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等规章，着力制定和完善监督法规，增强相关实体法的效用性、力求做到宽严相济，严格遵守程序法、切实依法反腐，并以预防腐败为新焦点加快相关立法。到目前为止已经形成了以宪法、法律、法规为核心，党的纪律规定与之相互补充、协调统一的廉政法制体系。[14]

同时，也应高度重视公民监督和舆论监督在反腐倡廉中的重大作用。公民有 权向检查机关、政府监察部门和反贪局等机关举报、检举涉嫌腐败问题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并可将其批评意见、申诉以及控告通过媒体特别是网络途径公开表达。舆论监督也更有效的实施监督权，真正反映人民群众的真实意见。

第三，遏制分配不公，促进社会公平。胡鞍钢在其著作《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中指出，社会分配不公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终极根源。因此，遏制分配不公，纠正社会不公平现象已经不仅是伦理问题，也是危及社会稳定的社会问题以及危及国家政权稳定的政治问题。[15]如何满足不同利益群体的需求、解决弱势群体和社会贫富分化问题，都极大地考验着中共的政治合法性。正如亨廷顿所说：“经济增长不仅会用一种速度改善人们的物质和福利，还会以更快的速度增加着人们的社会挫折感。”[16]国家发改委2009年的调查数据显示，从1988年到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2006年，我国常年救助贫困人口城市222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1900多万。虽然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和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但在“马太效应”作用下，这种差距扩大化的趋势仍然没能得到有效遏制。[17]

因此实现社会公平，中国共产党需要提高社会整合的能力，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以巩固党执政的绩效基础。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主体结构和利益机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带来了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和无秩序，中国共产党要提高社会利益整合的能力，化解社会矛盾。利益整合是指通过多种有效的方式和途径，在保证各群体利益的基础上，使群体各个部分组合起来，达成[14]

[15] 亓光，《论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倡廉建设》，《政治学研究》，2011年第3期。肖光荣，《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研究现状及其评价》，《当代世界和社会主义》，2004年第5期。

[16] [美]萨缪尔·亨廷顿著，刘军宁译，《 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17] 杨爱杰，《社会转型期利益分化与执政党利益整合的路径选择》，《理论月刊》，2011年第3期。

利益共识，构成利益共同体。[18]也就是一个对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调整，使之逐步走向有序和谐的过程。

社会和谐的核心是社会利益关系的和谐。[19]公平公正是和谐社会的本质特征，也是执政党进行利益整合的根本原则。[20]因此逐步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分配和保障体系，这是我国新时期经济上进行利益整合的关键所在。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和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并且要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真正的让全民共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成果。此外要构建利益表达、利益分配、利益矛盾处理等的利益整合机制。

同时要发扬民主，确保党的政策真正体现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发扬民主在现阶段的国情下，笔者认为比较可行的是逐步扩大差额选举，以增强党内民主的竞争性。在今天的中国，差额选举是有必要的，因为“差额选举必然包含着候选人之间的竞争性，为了使这种竞争性有一个制度化的轨道并符合选举制的基本价值，应该让候选人有机会进行政策意向的表达，使党内选举的重心由‘人’逐渐转向政策”[21]所以差额选举是将政策作为选举的对象和内容，凡是能充分综合和表达人民利益的政策就是符合人民意愿的政策，也就是在差额选举中能够获胜的政策。这样人民群众的利益就能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障，从而能够有力地整合各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实现社会利益的和谐。

与此同时，建立各种利益整合机制要求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的有效性，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所谓服务型政府，是指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的指导下，按照公民意志组织起来的以公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服务责任的政府。

[22]建立服务型政府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战略举措，中国共产党必须努力推行政府运行“在管理理念上树立以民为本的思想；在管理方式上实行民[18]

[19] 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杨爱杰，《社会转型期利益分化与执政党利益整合的路径选择》，《理论月刊》，2011年第3期。

[20] 李朋，许东雪，《论党的利益整合功能》，《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4期。

[21] 王邦佐，《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2] 刘熙瑞，《服务型政府：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府改革的目标选择》，《中国行政管理》，2000年第7期。

主管理；在管理目的上追求公共利益；在管理责任上推行可问责制”。[23]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深刻意识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的不等于永远拥有。党要承担起人民和历史赋予的重大使命，必须认真研究自身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领导改革发展中不断认识自己、加强自己、提高自己。[24]也就是说，“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25]因此巩固和提升政治合法性，有利于党巩固执政地位，也使人们深入认识和把握我国政治发展的实质和未来的发展趋势。从我国政治发展的角度来看，“合法性的根本意义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切实代表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26]因为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政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基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进行领导和执政，才能实现长治久安。[23]

[24] 蔡平，《从企业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行政论坛》，2006年第2期。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5] 《中国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人民日报》，2004-9-27。

[26] 王宝林，《论政治合法性的二元张力：兼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的选择》，《中共南昌市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4期。

第三篇：从汶川大地震看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提升

从汶川大地震看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提升

马 方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社科部，吉林 长春 130000）

〔摘要〕汶川特大地震所造成的破坏程度、救助难度、重建速度震撼了世界，让全世界认知了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中国执政者的身体力行、全国人民的齐心协力不仅诠释了灾难中国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同时也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党能力的完美提升。

〔关键词〕地震；以人为本；执政能力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7（12009）01-0067-03 〔收稿日期〕2008 － 12 － 07

〔作者简介〕马 方（1962 －），男，吉林长春人，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社科部副教授，法学硕士。

汶川大地震是一场中国建国以来破坏性最大、波及范围最广的地震灾害，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以及我国人民的一次严峻考验。面对灾难，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无疑向广大人民提交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中国执政者以人为本、身体力行、举国动员、迅速行动，不仅成为灾难中国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也彰显了其执政能力的极大提升。

什么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呢？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

这个论断，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执政方略、执政方式、执政途径和执政目标来定义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既反映了执政党的一般要求，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特点。我个人认为，在这次抗震救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提升凸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尊重生命坚持以人为本原则

在这次抗震救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始终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把尊重生命，抢救生命作为抗震救灾工作的重中之重，写就了中国人权史上的辉煌纪录。从高层领导的果断决策、政府措施的高效运行，到及时通畅的信息披露、举国动员的生死营救、生命至上的国家信念，无不阐释着中国共产党人“生命至上、人民为先”的政治伦理，彰显出一个执政党的成熟与坚定。可以说，这场特大灾害，检验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检验了中国军队的意志力、战斗力，检验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尊重生命、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在抗震救灾的过程中得到了升华。

第一，人民的生命高于一切。在震后第一时间，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决策，紧急号令；震后不到 1 小时，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随电波传遍全国；震后不到 2 小时，温家宝总理飞赴灾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连夜召开，全面部署抗震救灾工作；抗震救灾总指挥部迅速成立，指挥机构高效运转。解放军、武警、公安快速反应，震后13分钟，全军启动应急机制。与此同时，受灾地区省委、省政府部署救灾，各级干部奔赴现场指挥；国家减灾委、中国地震局、民政部等启动应急预案，派遣救援队伍，调拨救灾物资；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等发出紧急呼吁，号召全社会伸出援手。一个个急促的时间刻度，清晰地记录下一个执政党、一个政府对生命的尊重、对人民的责任，真正体现了“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的执政理念。

第二，体现生命的尊严和价值。从 2008 年 5 月19 日至 21 日，国务院决定将其作为国家哀悼日。五千年中国文明史上，第一次，普通百姓可享国哀；新中国近60 年来，第一次，国旗为自然灾害中罹难同胞而降。显然，国旗不仅为汶川地震中的亡灵而降，也是为全体中国人而降。每一个为汶川地震亡灵垂首致哀的公民，都能透过鸣响的汽笛和半垂的国旗，感受到生命的尊严和价值。一个以人为本的政府，履行最庄严的承诺；一个把人的生命摆到最高位置的社会，刻下迈向现代文明的标记。当国旗缓缓垂下，人的尊严冉冉升起，把一个国家的品格提升到新的高度。

第三，从救助生命到抚慰心灵。从救财产，到救生命，再到救心灵，折射出我们的救灾理念的极大进步。2008 年 5 月 15 日下午，卫生部紧急调集配备合格的心理辅导医生奔赴灾区，对灾区群众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评估和心理干预治疗。能够在“第一时间”开展心理援助，是此次抗震救灾工作的亮点。社会心理危机的救援工作，本质上是一个社会生态系统的修复和调整问题，是一个从微观到宏观的系统工程。令人欣慰的是，此次抗震救灾，政府宏观层面的政策援助已在多方位稳步推进。例如，计生委在灾后迅速下发通知，震灾中有子女死伤的家庭将获生育政策照顾；教育部也要求直属高校紧急启动受灾学生资助工作，同时在川高考招生指标增加 2%；有关部门着手研究妥善安置“三孤”人员等问题。这些举措无疑是应对灾后社会心理危机的治本之举，也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把以人为本的执政伦理向更 深层次推进的重要体现。

二、身体力行诠释执政为民理念

地震发生后，中共中央政治局 9 个常委在不同的时间，先后出现在抗震救灾第一线，进行着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爱心接力赛，关心着灾区人民的安危，千方百计拯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安排好灾区人民的生活，排除灾区人民所面临的各种危险和困难。在抗震救灾第一线，有中国共产党 220 万名党员和 1.75万名官员全力奋战。中国共产党率领着全国人民践行着“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

许多外国媒体高度称赞中国共产党在这次灾难面前所表现出来的果断，认为中国共产党越来越成功。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始终没有断。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一个朝气蓬勃、与时俱进的政党。关键时刻，党的总书记来到了抗震救灾指挥前线；总理来到了抢险现场指导抗震救灾；人民解放军赶到了现场；共产党员走在了最前列。通过此次抗震救灾，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是中国政府的坦诚和信息的公开，让外国媒体自由地报道了地震的实际情况，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抗震救灾中的英雄壮举。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既然能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改变成为新中国，让人民群众当家作主，那么，中国共产党就更有能力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这场灾难，夺取抗震救灾的全面胜利，更有能力继续带领全中国人民向小康目标迈进，让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生活。

三、举国行动彰显政府组织效率

衡量一个现代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就是看它在大灾大难面前的国家意志和政府处理危机的能力。

第一，反应迅速，果断决策。地震发生当日，中央政治局常委立即召开会议，紧急部署抗震救灾。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迅即成立，恪尽职守及时调度，运筹帷幄从容指挥。

第二，率先垂范，举国行动。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赴灾区，军队火速大集结，铁道公路快运输，医疗分队忙救人，救援队伍攻废墟，食品帐篷纯净水，通路通电加通讯，全国上下齐动员、共行动。这场举国参与的生命大营救，是对社会主义中国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强大的物质保障能力的集中检阅。

第三，打破常规，特事特办。为普通民众举办国殇；救灾款物由五部委全程监管；暂缓上调地震重灾区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启动灾后重建用地审批快速通道；开出“抢”字头

救灾列车；中央国家机关减少公用经费用于救灾；放宽地震孤儿收养条件。

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在应对巨大灾难时的强大号召力、行政运作的空前高效和灵活，赢得了人民的广泛赞誉。应该说，抗震救灾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与中央的迅速行动、紧急应对和中央领导的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是分不开的。在这次抗震救灾的斗争中，我们既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又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坦然地接受国际援助，体现了开放的中国对国际社会人道主义的认同。通过这次特殊的检阅，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清楚地看到，30年的改革开放，使我们的综合国力得到了极大增强，同时更看到了全国军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抗震救灾能力的增强，展现了社会主义中国的整体形象和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力量。

四、公民意识唤起民族精神凝聚

抗震救灾让中华民族空前凝聚，也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美国媒体载文指出：在这场举国上下的民族行动中，世界看到中国人民百折不挠，再铸民族之魂。俄新社则赞誉“：一个能够出动十万救援人员的国家，一个企业和私人捐款达到数十亿的国家，一个因争相献血、自愿抢救伤员而造成交通堵塞的国家，永远不会被打垮。”透过这场灾害，我们看到这样 的景象：

第一，民族精神的丰富升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传统文化迸发出凝聚力“；团结、奉献、互助、友爱”，现代志愿精神拓展着新内涵“；众志成城、和衷共济”，因千万个平民英雄的真情故事而鲜活；“坚守岗位、干好本职”，为爱国主义增添着理性的厚度。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注入了新时代元素。

第二，公民意识的蓬勃生长。公民意识的培育是民主政治的必由之路。抗震救灾筑就了公民精神的里程碑：民间爱心涌动，志愿大军汇集，社会资源与政府资源良性互动。灾难中无数百姓用朴素的行动，诠释着中华民族的主人翁意识。美国一家周刊这样评价：“这里的人民不仅懂得如何哀悼，而且懂得如何给予，中国的‘公民精神’并未缺失。”

第三，核心价值的集中展现。集中力量办大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军民鱼水情、民族一家亲„„抗震救灾让我们重新品读这样的字眼，再次看到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的价值取向，深切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利益诉求日趋多元化的今天，社会主义价值理念找到了生长壮大的空间。毫无疑问，灾难之中，国家政治文明的演进，民族内在精神的重塑，公民责任意识的增强，必将让“以人为本”的理念深植于国家的肌体。它会升华为一种文化力量，也会激发出一种制度动力，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底气所在，成为中华民族迈向未来的“软实力”根基。

五、开放透明改变政府媒体形象

这次抗震救灾的全过程，从第一刻起，就在前所未有的公开透明中进行，这种灵活、公开、透明的做法树立了政府和媒体的全新形象，也赢得世界各地的广泛关注和普遍赞誉。地震发生不到半小时，震情就得到了公开报道。几小时内，国家和地方数次召开新闻发布会披露最新震情统计数据；地震伤亡人数在互联网上实时更新；相关地方政府迅速通过手机短信发出上百万条安民信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受灾地区政府的发布会天天举行，及时、准确、公开、透明的信息传播安定了人心，稳定了局面，凝聚了力量。在第一时间，人们通过网络、广播、手机等工具中得知地震的信息，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召开紧急会议部署抗灾救灾，总理已经奔赴灾区，人民解放军已经投入救灾兵力等等。信息的及时、公开、透明，为抗震救灾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体现了对人的生命的尊重。信息公开改变了政府和媒体的形象，坦然接受国际社会的援助，也体现了我们更加开放的视角和姿态。公开透明、全程监督、阳光赈灾，充分保障了人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这场举国参与、万众一心的抗震救灾战役向人们昭示：在开放的新闻背后，是一个开放的政府；在开放的政府背后，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在开放的社会背后，是一个开

放包容、坚忍顽强、热情善良、守望相助的民族。

六、灾后重建贯彻科学发展观念

灾后重建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要考虑近期的需要，还要有长远的发展；不仅需要相关部门参与，更需要动员民众、群策群力。只有这样，通过科学长远的规划和脚踏实地的建设，灾区重建才能得到均衡全面的发展。因此，要深入调研、科学规划、精心建设，按照统筹规划、科学评估、分步实施的原则，在调查研究、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开展地质地理环境条件评估和建设项目选址工作，抓紧编制灾后重建总体规划，坚持防止地质灾害优先，同时要结合当地经济和自然条件，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努力实现经

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08 年 6 月 1 日宣布，根据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的决定，国家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组已经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研究讨论《国家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工作方案》，明确了灾后重建规划编制工作的主要任务、责任主体和进度要求。为保障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有力、有序、有效地开展，2008 年 6 月 8 日起施行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规定，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应当遵循6 项原则：受灾地区自力更生、生产自救与国家支持、对口支援相结合；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就地恢复重建与异地新建相结合；确保质量与注重效率相结合；立足当前与兼顾长远相结合；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资源保护相结合。此外，条例规定，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应当坚持以人为本、科学规划、统筹兼顾、分步实施、自力更生、国家支持、社会帮扶的方针。

当前，中央财政已经安排 700 亿元建立灾后重建基金，明后两年中央预算还将再作相应安排。同时，全国建立了对口支援机制，实行一个省份帮助一个重灾县、几个省份帮助一个重灾市（州）的计划，加快恢复重建。所有这些举措，无不体现了在灾后重建过程中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的原则。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个个美丽的家园定会在灾区重现。（下转第 66 明：高个子可以打好球，矮个子同样也可以打好球，有些时候，矮个子运动员在比赛中的作用甚至是巨大的。因此，在选拔队员时、在组织学生进行篮球比赛时，一定要合理选用矮个子队员，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利用他们的特点，使比赛取得优异的成绩，以推动篮球技术和运动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郑尚武，等.篮球“快攻”战术理论问题探析[J].解放军体育学院学报，2002（，1）.[2]田虹.篮球运动身体训练若干原则研究[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5（，4）.[3]孙民治，等.我国竞技篮球运动训练指导思想的研究[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05（，5）.

第四篇：提高执政能力才能构建和谐社会

文章标题：提高执政能力才能构建和谐社会

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发展的“黄金期”，却又是各种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张云泉之所以能成为党员干部的优秀代表，不仅因为他的崇高精神和可贵品质，还因为他具有做好群众工作的高超本领，乐于和群众打交道，善于为群众解难题。

人们评价张云泉的工作方法是“一般的报告中找不到，现成的课

本上学不到”。张云泉将之概括为“五心四力”工作法：“五心”，即为民服务的真心，换位思考的同情心，高度负责的责任心，解决问题的决心，长期作战的恒心；“四力”，即贴近群众亲和力，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临场处置问题的能力，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张云泉正是靠了这“五心四力”，在信访局长这个处于矛盾漩涡中心的岗位上，上百次上千次的化危机于安宁。

实践表明，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当前，我国正处在新旧体制转换时期，利益格局不断调整，必然会导致各种摩擦和碰撞时有发生。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群众的民主意识、法治意识、平等意识普遍增强，对如何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然而，在长期的执政过程中，群众观念在一些人的头脑中逐渐淡漠了。不学习做群众工作，不熟悉群众工作，不愿意做群众工作，不会做群众工作，已经成为一个带有倾向性的问题，也是我们当前工作中的薄弱环节。个别干部“隔着车门看，绕开矛盾转”，疏离群众，害怕群众甚至损害群众利益，结果有些本来可以及时化解的矛盾却积累下来，小矛盾变成大矛盾，这既影响了社会稳定，也影响到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给人民的根本利益带来损害。学会做群众工作，提高做群众工作的本领，已是我们党执政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建设和谐社会就要不断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张云泉的经验告诉我们，领导干部要提高执政能力，除了感情上要“忧民之忧、乐民之乐”之外，关键的一点，是要主动适应新形势，探索新方法，把握群众工作的规律，努力使自己成为群众工作的专家。只有这样，才能凝聚人心，和谐社会才不是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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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全面从严治党 提升执政能力

全面从严治党 提升执政能力

新华社记者徐扬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提出，全党要坚持不懈努力，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续写发展奇迹，推进复兴伟业，中国如同一艘巨轮驶向广阔的未来。中国共产党就是这艘巨轮的掌舵人，肩负着引领伟大航程的历史使命。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面临各种风险挑战。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巨轮能否抵御风险，破浪前行。

中国发展面临的考验，决定了必须全面从严治党，这是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一个严于律己的执政党，才能永葆生机与活力，才能在海雨天风中劈波斩浪，引领着巨轮不断驶向新的航程。

全面从严治党，才能不断提高执政能力。要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和锲而不舍的恒心意志，从严管党、治党，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提高，这是中国共产党能够挺立潮头，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执政兴国的力量源泉所在。

世间事，作于细，成与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铁的纪律正风肃纪，兴利除弊，激浊扬清，将全面从严治党提升到战略高度，开创了治国理政的新局面。实践证明，党风清则政风清，治党严则国运兴。全面从严治党，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保障。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这是十八届六中全会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作出的政治宣言，是带领13亿多中国人民奔向美好未来的坚强保障。面对新形势，要清醒不能麻木，要谦虚不能骄傲，始终保持忧患意识，将全面从严治党贯穿于治国理政各个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以出色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