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司法审判制度研究

第一篇：清代司法审判制度研究

《清代司法审判制度研究》

作者:郑秦著 页数:256 出版社:长沙市：湖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05

《中国法律思想史纲 上》

作者:张国华，饶鑫贤主编 页数:526 出版社:兰州市：甘肃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

《中国法制史自学精要》

作者:王振安编 页数:206 出版社:乌鲁木齐市：新疆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

《青少年犯罪新论》

作者:董颖著 页数:330 出版社:北京市：中国妇女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08

《中国传统行刑文化研究》

作者:孟祥沛著 页数:265 出版社:北京市：法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11

简介:本书主要内容包括概论、中国传统行刑思想及其表现、中国传统行刑制度研究、中国传统行刑行为研究、中国传统行刑相关人研究、刑讯用刑和监狱行刑、清末行刑制度的改革和中国传统行刑文化的近代转型等。

《中国法律思想史纲》

作者:马作武著 页数:396 出版社:广州市：中山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简介:本书将以秦三代、春秋战国、秦汉、唐宋及明清之际共五个部分作为古代法律思想史的时期划分，阐述古代法律思想的产生、发展、主流的形成以及演变的基本过程。

《天有凶年 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

作者:李文海，夏明方编 页数:572 出版社:北京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7

简介:这是一本会议论文集，涉及清代灾荒及其社会影响、清代官方救灾制度与实践、清代基层社会与民间救荒机制、官义合办与中国救荒制度的近代转型、清代救荒观念的变迁。

《中国法律形象的一面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法》

作者:张中秋编 页数:339 出版社:北京市：法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

简介:本书主要内容包括：论中国的法律观；传统中国法律的基本观念；中国法思想的基础；中国早期法治传统比较观等

《法苑谈往》

作者:洪丕谟著 页数:315 出版社:上海市：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05

《中国法律之最》

作者:王健安，唐域编写 页数:230 出版社:武汉市：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1

第二篇：对司法现状的解读(二)-----关于公开审判制度

对司法现状的解读

（二）-----关于公开审判制度

公开审判制度在我国宪法、人民法院组织法和几大诉讼法中都作了规定，通常是指人民法院审理刑事、民事、行政等各类案件，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外，一律公开进行，无论是否公开审理的案件，宣告判决，一律公开进行。

作为一项基本的司法制度，公开审判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呈现出认识不断深化、范围不断扩大、内涵不断延伸的特点。初期的公开审判主要指的是庭审的公开，其主要形式表现为允许公民旁听或召开公审大会，其他的诉讼活动则高度保密，当事人始终处于配角的地位被动地接受审判的结果；八十年代随着庭审方式改革的进行，公开审判虽仍以庭审公开为主要内容，但其形式已在原来基础上增加了公开举证、质证、认证，也因此，谁主张谁举证、举证不能承担败诉责任等的诉讼权利义务从此深入人心，公开审判原则已初步指向了程序正义和当事人为自己诉讼行为负责的目标所在；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网络社会的发展及公民权利和监督意识的进一步高涨，庭审公开由于其环节的局限性，已不能满足当事人和社会对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的渴求，公开审判也逐渐向司法透明公开转身演变，其公开范围从庭审逐步扩大到立案公开、执行公开、裁判文书公开及重大司法政策和司法解释公开，裁判文书的说理也不断被重视。“阳光司法”成为此时期各地法院工作总结中普遍的关键词。

从公开审判的简略的历史回顾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的司法公开实际上是伴随着当事人诉讼主体地位和主体权利的落实不断发展的。这里既有司法改革的主动选择，但更是社会和当事人基于对司法不透明所导致司法不公的强烈不满所推动。从当前的司法地位现状及现代法治社会司法应有的政治地位来讲，选择更进一步的司法公开，应该成为社会和法院共同的追求。因为对于当事人而言，透明的司法意味着可预期、可信赖，而对于法院而言，司法公开如能切实得以推进，或将成为重塑司法公信、发挥司法权对行政权制衡作用及真正落实独立审判原则的契机。最近司法公开问题在全国法院系统又成一个热门话题。最高院于2009年月公布了《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今年10月底再度下发了包含立案、庭审、执行、听证、文书、审务和工作机制全面公开内容的《司法公开示范法院标准》,同时公布了100个“司法公开示范法院”,提出了相应的考核标准和考评分值。笔者所在省高院也正紧锣密鼓开展调研，拟出台本省的细化标准。在笔者的印象中，最高院出台的工作措施能引起各地法院如此自觉、主动且迅速响应的并不多见。足见这一问题确实点中了当前司法的要害。但中国的文字有时就是这么奇妙，当大家都在讨论同一话题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对该话题的内涵的理解却可能有着天壤之别，最终的结果就如基督教一般分成了天主教、东正教等不同的流派。对司法公开的讨论也是如此，最高院出台的司法公开标准对公开的范围、对象和具体内容已经予以了明确，但从司法公开的长远追求目标看，这样的规定显然还是太为形式化，与当事人所期盼的及社会所热血沸腾的还有很大的差距。而且从各地法院的实际情况看，经过近些年的强调与落实，上述标准的绝大部分事实上已经得到执行。一言以蔽之，这一标准并未直指司法公开问题的核心-----当事人的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

司法公开的对象，毫无疑问不仅包括当事人也包括整个社会，最高院的标准中也是按这样的思路进行安排的，但更加毫无疑问的还有，中国现在的司法公开最最缺乏的是对当事人知情权和参与权的尊重及具体机制上的安排，而对于缺乏知情权和参与权的当事人来说，监督司法的最终结果可能而且极可能是司法腐败莫须有。这既是当事人的无奈，更是法院的不幸。而解决这一问题，主动权掌握在法院手中。

对于当事人知情权和参与权的保障，笔者愚见，当前重在以下环节：一是立案环节。除立案条件、程序、费用、权利义务公开外，还应赋予当事人诉讼程序选择权，包括适用普通程序还是简易程序，是否采用陪审制，是否接受案外调解或人民调解组织调解等等。二是审理环节。由于信息技术已在法院广泛应用，因此可充分利用网络加强与当事人的互动，一方面即时公开案件流转的节点情况，并告知每一程序节点相关的规定及下一步程序，另一方面对当事人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权利义务应及时予以必要的法律及后果释明，并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志及选择。三是庭审环节。在坚持当事人主义的基础上，重点保证弱势当事人的诉讼地位，通过适当的释明引导，确保弱势方当事人能平等参与诉讼。四是裁判文书环节。在强调裁判文书基本格式规范化的前提下，提倡法官心证公开，鼓励法官在说理部分体现个人风格。同时对合议庭的不同意见应在裁判文书中予以体现，这既是裁判结果公开的应有之义，也能使当事人和社会对司法判断这一独特的行为产生更为理性的认识，减少对司法的重重误解。五是司法解释及司法政策类文件环节。从各地法院司法权实际运作情况看，由于法律及司法解释天然的滞后性，不少法院采用了自行出台地方性司法政策或指导性意见来弥补漏洞。但这种司法政策和指导性意见较少直接向当事人公开，从而影响了当事人对司法结果的预期，而当事人对司法结果的可预期性是增强公众法治信心的重要内容。因此这一环节同样值得关注。

第三篇：漳平清代茶业文化发展研究

漳平清代茶业文化发展研究

漳平，一座具有五百年历史的古城，虽经沧海桑田，但颇具当地传统特色的茶乡文化却沿袭至今。民间以祖传工艺制作的水仙茶，就是漳平悠久茶文化的经典之作。

漳平是我国南方茶叶的重要产地之一。水仙茶属乌龙茶系列。传说水仙茶最早产自境内一条叫做“九鹏溪”的周边地区。九鹏溪水滋润着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两岸人民占据着亚热带的气候优势和优越的自然环境条件，从元代就开始了茶叶种植，到明清时期已有相当规模，并有了专门茶叶加工作坊。清朝光绪二十年，由“泰昌茶庄”选送的漳平水仙茶叶获得了巴拿马博览会和上海博览会金奖。而在境内出土的明代紫砂茶壶，说明漳平很早以前就盛行功夫茶、讲究饮茶文化了。所有这些史料足以道出漳平水仙茶叶生产的历史悠久和茶文化的深远厚重。在南洋乡北寮和双洋镇中村的交界地有一座海拔1365米的 山峰——石牛岽，崖峰峭壁，终年云雾缭绕，山顶至今还遗存着几十株郁郁葱葱的水仙茶母本树，其中一棵最大的高达7.35米，这株罕见的水仙茶古树被专家妙称为水仙茶母本活化石，被当地群众誉为“仙茶”，所说有治腹痛和拉痢的奇效。

说起水茶饼，在漳平民间流传一段精彩的故事。相传清朝年间，乾隆帝下江南至福建时，巡府大人为了讨主子的欢心备了两厅的大龙虾，不料皇帝吃了不久，便感到上腹肚之间叽喱咕噜似翻江倒海，这可急坏了拍马屁的巡府，心想咋一不小心就惹来杀身之祸，而那些平时欺上瞒下的狗官门此时也一个个呆若木鸡，不知如何是好。此刻，在屋内服待巡府老母的丫环叫水仙的走入室内，说她从家乡闽西漳平带来的茶饼或许可以帮助巡府，百般无奈的巡府急忙照水仙交代取出两个茶饼放入紫砂壶部入滚滚开水，随后请万岁爷用茶。被折腾得心烦意乱的乾隆接过茶一闻，那空谷幽馨香似的茶香沁人心脾，押一口，清醇爽回甘无穷，满满一大壶酽茶一口气喝了下去，真是神了，不到一袋烟功夫乾隆顿觉腹胀消减，精神抖擞，身体恢复如初。乾隆大喜，问这是什么茶，巡府一时答不出来便召来水仙，乾隆一见水仙，竟被水仙姑娘即清纯自然的美貌迷得好久回不过神来，连水仙的话也听得半懂不懂。最后，他高兴的说，今后就把这茶叶叫水仙茶吧。从此，漳平水仙茶名声大振，成为乾隆每年必要的贡茶。

漳平水仙茶史由来已久，在清代光绪年间最为鼎盛，曾是漳平市（原宁洋县）历史上外销的一大土特产品，也是当地农民的一项主要副业收入。这一景象至今在漳平市双洋集镇的四周山上还依稀可见不少梯带状的茶畦遗址，并且还有保留完好的东洋村古民居，如赖氏二大院、吴氏二大院，以及温坑余氏大土楼（现已毁，遗址在），其建筑风格精致高雅又宏伟壮观，成为了双洋古民居的一大特色，这些古民居都是清代中叶经营茶叶发家致富所构建的，有的是茶馆会所，有的是学堂，拥有规模宏伟的古民居建筑成为当时富庶一方的富豪象征，这些古民居的存在如今成为漳平近代水仙茶史繁荣昌盛的一个有力佐证。

在双洋镇城外村一带还有不少平房，原来都是加工茶叶的“茶馆”，现还仍然保存着，最著名的当然是横街的“泰昌茶庄”了。泰昌茶庄是清光绪年间由上杭人陈长济在城外下桥（青云桥）横街开设茶厂，收购茶叶加工外销，其大宗产品为乌龙茶，产品畅销潮、汕及东南亚地区。如今城外横街还保留着当时泰昌茶庄的加工厂旧址，在楼板上还依稀可见张贴着泰昌茶庄的茶叶广告单。

遗憾的是泰昌之子陈瑞庆、之孙陈必生都于前二年相距过逝，只为我们留下了可见证茶庄历史的四样文物，一是泰昌茶庄的各品种茶说明的宣传广告单；二是为警示假冒泰昌茶庄茶品的广告宣传单；三是泰昌茶庄铁盒包装的商标印刷样品；四是印有泰昌茶庄篆书、宣传茶叶品牌、相当于瓦当底纹的八言对联模本等，可供人用笔墨直接在上面书写对联张贴使用的红底纸对联模本。2007年，为了保护来之不易的文物，我们将此四样文物归送到漳平市博物馆保存。在对四种泰昌茶庄文物的考究过程中，发现水仙茶在清朝中叶曾是十分鼎盛的时期，“泰昌茶品”成了上层建筑人士、社会各界人士乃至国内外友人的重要饮品。

从泰昌茶庄的产品广告单来看，清光绪年间泰昌茶庄在省内外各地设有分售处达12家之多，它们共分布在龙岩、汀州、永定、漳州及广东的兴宁、河源等地。泰昌茶庄经营的茶品上等、品种较多，共有九种，它们是“野山茶”、“水仙茶”、“太苍种”、“七里柑”、“玉桂种”、“奇兰种”、“苦瓜种”、“正素种”、“金菊种”等，这些茶品中除了非人工种植的野生茶外，人工种植的茶品均属乌龙类茶，人工种植茶中就属“水仙茶”品种价格最高，每矸为洋毫六角，其余品种每矸才洋毫五角、三角不等。

从泰昌茶庄的商标来看，泰昌茶庄的茶品包装十分精致，有自己的商标品牌——中国泰昌（china tai chong），在光绪癸丑（1903年）改换了精致的铁盒包装，包装十分精致，这在当时的市场中是极为少见的，可见已经成为人们相互传送品茗的礼品了。商标在民国六年（1917年）又改换洋版新印刷，印有彩色的“鹿啣芝草”图，这在当时的印刷业中也是很少见的，制作相当昂贵，可见其用心之苦，成本之高，经营之大了。

从防伪申明广告单和商标改版申明来看，说明当时市场上已经出现了许多的假冒泰昌茶品，由此也证明了当时泰昌茶品在社会已经广泛得到认可，泰昌茶品在社会的知名度已经很高，成为人人皆知、喜爱的茶品。也证明了泰昌茶品在上个世纪就已经备受社会各界人士所钟爱，说明了泰昌茶品营销鼎盛。由于商标有英文品牌及注解，充分说明了国外人士也十分钟爱泰昌茶品，因此也为漳平水仙茶在清代就已经飘扬过海销往国外得到了有力的佐证。从泰昌茶庄防伪广告单、及商标改版申明，可见泰昌茶庄在当时已经具有很强的商标品牌意识了。由于泰昌茶庄的茶品上乘，曾在巴拿马博览会和上海博览会上获金奖，茶品在福建省第三次国货陈列会上被评为一等品（在茶品广告单的宣传内容中也提到了“泰昌茶品制造精良，各种名茶早已驰名中外，在各处展览会上多次得奖”），由此可见泰昌茶品得到了当时官方的一致认可、支持与扶持。在茶品宣传广告单中，可以清晰可见陆续得到了当时宁洋县正堂戴培基“香国同春”的题词，宁洋县知事吴锦“云胰妙品”的题词，福建省实业厅（相当于现在的农业厅）李厚恩厅长“余甘旧种”的题词（因茶品时在第三次国货陈列会上被评为一等品而题词）。由此可见，当时泰昌茶庄的茶品不仅得到社会群众的喜爱，同样也得到了官方的认可，成为上层建筑人士、社会各界人士和中外友人的推崇和喜爱，漳平水仙成为漳平（原宁洋）县的一个大品牌。清末列强侵华，漳平（原宁洋县）的茶叶生产开始日趋衰落。抗日战争爆发后，因战乱，海、陆交通受阻，外销不畅，曾经红极一时的泰昌茶庄被迫歇业了，漳平（原宁洋县）的茶叶规模性发展也由此而受到了限制。

图一：泰昌茶庄茶品宣传广告单

图二：中国泰昌商标

漳平水仙茶饼古色古香，极具浓郁的传统风味，香气清高幽长，具有如兰气质的天然花香，滋味醇爽细润，鲜灵活泼，这些都因为其制作讲究，极具灵活性、艺术性。

首先，鲜叶必须是来自绿色无公害的茶树。这茶树都种在山高林密雾多无污染的山坡上，茶农们只用农家肥给茶树下肥。这里的茶农犹如茶树的保健医生，时不时给茶树松松土，整整形，洒洒水。茶季到了。人们总是挑选风和日丽的日子，从茶树上采摘露水刚刚风干的三片标准叶尖。茶青从山上运回农舍后，繁杂而神秘的制作过程开始了。

第一道工序叫“晾青”。这是让采下的茶叶重新“活”起来，制茶师傅们有个生动的比喻，说是让茶叶内部“走走水”。

接下来的是“晒青”。茶叶静静地躺着接受阳光，别看茶叶一地沉默无语，其实每分钟每秒钟都在起化学变化，都在酝酿着它的芳香。

最有技巧的“摇青”开始了。摇摇停停，停停摇摇，缓缓急急，前后四次。这种对茶叶的“蹂躏”过程，是进一步促进茶叶走水和发酵，一直摇到茶叶“红边绿肚”，散发出浓浓的花果香为止。

为了守住“摇”来的成果，必须借以烈火。这就是“杀青”工序了。“杀青”就像中国烹调一样讲究热锅快炒，锅多热，茶多少，翻几次，都有讲究。茶师傅们知道，这是茶叶色、香、味形成的关键。经过火的洗礼，茶叶逆来顺受，全没山里的一点脾气，服服贴贴地任人揉搓。这是“揉捻”，也就是给茶叶“美容造型”。几翻揉捻后，别具一格的工序开始了。看，用木模具压筑茶叶成型，而后包纸定型。别以为这是多么老土的工序，其实那正是独特茶香的脸谱，古老品牌的象征。

用纸包好的茶饼，此时进入最后一道工序：烘烤。正如中国菜讲究火候，烤茶更需要火候。静静地用炭火慢慢煨着，烤着，一缕缕浓浓的茶香，淡淡的茶味飘在烤房内外，吸引几十米远的过路人进房探问究竟，享受着一阵阵兰花香。经过十几道生产出的水仙茶饼，经久藏，耐冲泡，茶色赤黄，细品有水仙花香，喉润好，有回甘，更有久饮多饮而不伤胃的特点，除醒脑提神外，还兼有健胃通肠，排毒，去湿等功能，实属茶中极品，不可貌相。

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香气满乾坤。正是这看似简陋包装的艺术品，民国初期便飘洋过海，大量出口香港、台湾、日本等东南亚地区和国家。在近年来的茶叶发展中，漳平市在传承、保留“漳平水仙”独特成分的同时，不断改进制作工艺，走品牌、标准发展之路。为探求低产水仙茶园最佳改造技术，在南洋乡北寮村、梧溪村、南洋村进行低产水仙茶园改造试点，通过50亩的试点推广到了5000多亩，通过培育茶业企业龙头带动，推广茶园连片整合、水仙茶新技术、新工艺，突出漳平水仙茶福建地方标准和标准化茶园建设。

中国现代茶业事业的开拓者，被列为继陆羽之后的当代十大茶叶专家之一的张天福先生2007年9月份到漳平时再度认为，漳平水仙茶品种在福建茶品种中算是极品：味香，适合做乌龙茶、红茶、绿茶、白茶等茶种。目前，漳平南洋、双洋等乡镇，水仙茶叶发展势头良好，成为农民致富的重要途径。实施科技兴茶战略，领先科技培育龙头企业。依托省农林大学技术优势，积极扶持茶叶龙头企业技改，同时开展水仙茶的新工艺研究，大力革新制茶工艺与设备，并做好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的示范推广，有力提高了全市茶叶科技水平，提升了“漳平水仙”的科技含量和产品附加值，使产品更加适应市场、。漳平水仙主要产地为南洋乡，南洋乡也因此成为著名的“水仙茶乡”。漳平水仙品种鲜叶具有梗粗壮、节间长、叶张肥厚、含水量高、容易发酵红变的特点，种植地方环境天然山林中，绝对零工业污染，漳平水仙茶经环境检测评估和茶叶抽检化验，各项指标均符合无公害要求，经漳平市茶叶协会组织申报，日前已与省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签订了无公害标志使用协议。水仙茶饼古色古香，极具浓郁的传统风味，香气清高幽长，具有天然水仙花香或兰花香，滋味醇爽细润，鲜灵活泼。中国茶叶泰斗张天福老先生，曾为“漳平水仙”提笔写下“典清和静”。1995年，水仙茶饼在全国第二届农业博览会上获金奖，多次在福建省茶叶评奖中获奖，并被收入《中国名茶录》。2000年7月，国内唯一乌龙茶类紧压茶－－漳平水仙饼获国内先进水平，被中国茶叶博物馆作为名优茶收藏陈列，曾在中国博览会、厦门“中日韩”国际文化交流会、省鉴评会获得13个金奖。2006年 第四届“闽茶杯”名优茶鉴评会上，漳平水仙荣获第四届“闽茶杯”2006年名优茶特等奖。2007年 第七届广州茶文化博览会金奖。

实施名牌战略，紧紧围绕“优质、精品、名牌”为中心，靠优质闯市场，靠精品占市场，靠名牌扩市场。全力打造“漳平水仙”大品牌形象，一方面，通过举办“漳平水仙”茶王赛和品尝会，促进制茶技术水平全面提高，打造茶乡文化氛围；另一方面，下厦门、上福州举办“漳平水仙”推介会，全面提高名茶知名度。积极开展漳平水仙茶饼原产地标记地理标志和原产地域产品认定注册申报工作，充分发挥水仙茶饼的独特性、历史性、优越性。

今天，“漳平水仙”不再是“空谷幽兰”，不再是“深闺佳人”，而是穿着各式各样的精美的时装的清纯少女，给广大消费者带去了纯纯的、浓浓的乡村的芬芳。九鹏大地茶园绿，水仙飘香诱人来。走进茶乡，远山黛，近山青，到处可见连绵起伏的水仙茶园。到处可闻心人心肺的水仙茶香。

第四篇：清代族谱字辈问题研究

清代族谱字辈问题研究

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珍藏着许多族谱，它们是研究历史的重要史料之一。笔者查阅了馆藏的部分清代族谱，对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字辈（名称不统一，本文称字辈）进行了一些探讨，谈谈清代族谱字辈问题，以期有助于对清代时期这一问题的历史、文化及民俗现象的认识。

一

在馆藏十三姓二十二种清代族谱（家谱、生庚薄、清明坟会薄。下称《某谱》）中，我们从各姓入蜀的时间看，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元末明初入蜀，明末清初避乱外逃，清初稳定后回籍，或落业原籍附近，或落业它县。典型的是钟姓。钟在明在元末至正十二年（1352）入蜀，居内江县大通乡梧桐里草延镇金紫桥，传十二世。明末清初因“蔺贼奢崇明”、张献忠及部下三次过邑和“吴三桂又变”，族人“避兵远徙，窜入夜郎”，钟植伦“三走遵义，数年吴逆平”回原籍，老业被别人报占，因祖坟所在，“故不忍远离，仍就近居焉。”二种是清初康熙至乾隆年间（1662—1795），“湖广填四川”等入蜀落业。《周谱》记载了康熙三十一年（1692）御批湖南填川文，周嘉虞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入川。同年入川还有朱姓的朱光先。他们是这些填川者中最早入蜀的。最迟的是资中陈姓和简阳城钟姓，分别是乾隆元年（1736）、三年（1738）入蜀的。

我们再从各姓入蜀来源看，他们分别来自湖广（含湖南、湖北，楚）、广东、江西、陕西等省（承宣布政使司）。湖广有十姓，来自麻城县、桃源县、新化县、新宁县、陵零县、衡阳县。广东有三姓，来自长乐县、永安县、博罗县。来自江西一姓。来自陕西扶风县一姓。各姓回籍和入蜀落业后，大多数获得一定土地，随着清初逐步稳定，以及清代统治者赋税政策的优惠和生产上的一些扶持，蜀中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由于生产的继续发展，客观上需要劳动力的支持，加之主观上壮大宗族（家族）力量、封建伦理多子多福思想的影响等等，促进了人口快速增长。宗族内人口增多，为维护宗族制度，族谱的编修和续修成为了重要的内容之一。《雷谱》说：“迄于今，生齿渐繁，基址宏开，衣食既足，礼义宜兴。倘不将谱参阅校订修明，数世而后则昭穆无所考证，凡我同宗亲疏等相遇，恐视至亲如秦越者也矣。”《朱谱》也说：族谱“列以尊卑，纲纪正焉；序以昭穆，人伦明焉。纲纪正而人伦明，则一本之绪传不紊，斯百世之宗派自清，且一脉所流班次可据，名号可考，包括无余，胥备至当矣。”《马谱》还说：“家谱之修何为乎？上稽宗祧，述遗徽，彰祖德；下定班行，依字派，正人伦也。”《陶谱》称“谱者，所以敬祖宗而合宗族也。”我国修续族谱的历史悠久，郑樵说：“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通志》卷25《氏族略第一•氏族序》），“由汉到唐，崇尚门阀谱系”（《古代的礼制和宗法》李学勤）。唐末农民战争对门阀制度毁灭性打击，“谱遂大废”（《嘉祐集》卷13《谱例》）。经过北宋苏洵、欧阳修等编修本家新族谱的大力倡导，族谱修续又兴。四川在清代是一个移民大省，通过修续族谱追叙宗族和先辈创业历史，增强宗族凝聚力尤为重要和突出。因此，四川在整个清代期间，以至民国，族谱的修续工作方兴未艾。在各族谱中，修谱时间最早、续修次数最多的是《李谱》。第一次修谱是康熙甲午年（1714），第二次续修是道光十年（1830），第三次续修是光绪丁丑年（1877），第四次续修民国元年（1912）。各姓在修谱前，族谱的传、存主要有四种情况：一种是在明末清初之乱遗失明代族谱，回籍后无谱而修谱。李姓称：“我族在有明一代，谱凡数数修矣，……无如献贼屠川，川南卅县户口百无一存，而谱牒亦因之荡失。”邓姓也是“当明季之乱，旧谱失遗”。二种是清初入蜀未带谱牒，或无谱可稽而修谱。威远叶姓 “昔高祖辈入蜀，未带谱牒”，朱姓“旧谱未传于蜀地，新谱宜修于家庭。”三种是入蜀落业后回原籍抄来族谱。周姓旧谱是入蜀落业后，由周尚金、周尚银于雍正元年（1723）回楚抄来。四种是明代族谱在明末清初因乱散失外地，回籍后辗转访寻抄回旧谱。内江钟姓族人避乱携族谱逃遵义等地未归，而钟志吾“窜黔回蜀时未有老谱”，咸丰五年（1855）才抄得黔省老谱。基于这些情况，各姓在清代修续谱时，资料来源不一。有老谱的依据老谱，或寻得老谱后，修订已修的谱。如《周谱》依据“旧修于宋淳祐戊申（1248）理宗十七年（1241，戊申为理宗在位的二十四年，有误），重修于明洪武甲寅（1374）十七年（1384，甲寅为洪武七年，有误）”的旧谱而修。《雷谱》也远追雷开宪于元成宗二年（1296）所修族谱。内江《钟谱》嘉庆十年（1805）修，后获得散失黔省老谱，“较原地更为清楚”，咸丰六年（1856）续修时进行了说明。无老谱的凭先辈口授传闻，或记录的零星有关材料，或参考史书、县志记载，甚至搜寻族中明时旧墓旧碑文字修谱。许多族谱在叙述明代或入蜀前宗族中族人事情都有不少口授传闻，有一定文化的有一些文字记录。内江《钟谱》、跳墩坝《张谱》等在记述明代事时，参考了内江县志、《明史》等。《邓谱》对族中先辈“生卒有考庐墓”。跳墩坝《张谱》对入蜀或回籍后修谱情况则说的非常详细：明时族中名宦乡贤“有县志可稽，家乘、修祠记足据”，“兵燹后文献无征”，“爰是据觉悟公碑阴之记，中丞公临难自叙之谱，且更据县中遗志，遍采各祖墓碑”而谱之。对于入蜀和回籍后宗族中族人事情，各姓则按照实际搜集记述或续记谱中。但在缺乏先辈传闻、文字记录，或族人分散，收集材料困难，以及修谱者水平局限，甚至修谱时间比较晚的，谱中有些记载也不准确。内江、威远叶姓为一族，威远《叶谱》修于道光十四年（1834），属入蜀后第五代，但不清楚清初由何省入蜀。而内江《叶谱》在同治年间（1862—1874）编，清楚记载入蜀第二代叶国征生于湖广常德府桃源县，依靠先辈生庚簿准确记录传

存，这明确了威远叶姓入蜀来自湖广常德府桃源县。这是我们档案馆研究族谱需要重视的问题，要根据族谱资料来源理性地对待族谱中的史料和价值。

各族谱的体例、内容、形式等诸方面各具风格，也具有许多共同点。其中，必须在各自族谱中记述宗族字辈，专门列出“派名”、“字派”、“命名派行”等专篇，或通过“族规”、“祠规”、“凡例”、“例言”、“条规”，明确规定和要求宗族内族人取名遵守字辈，违反者要受到族内的责惩，确保字辈在宗族内的正常使用。如《周谱》、《李谱》等专门列有“派名”篇，《陶谱》有“班次说”等等，族谱“班次可据”。可见字辈在宗族和族谱内的重要性。甚至有的族人死后，在墓碑上还要刻上字辈。如《周谱》就记载周懿墓碑上刻有“讳懿，班次长，字运金”的文字，说明周懿属“长”字辈。不仅如此，如果宗族内字辈出现紊乱或者不明确，还会促进族谱的修续工作。内江《钟谱》说：“迄今传远而生齿日繁，死葬愈多，而班行又紊，不复起而修之，何以承先以裕后，异日椒衍瓜绵，后世子孙必有数典而忘其祖者，是不可不急讲也。”《李谱》称“家谱者，所以记名号而叙班次也，续家谱者，以名号班次之日繁复，从而记叙之也。”还说“所谓名号班次之日繁者，不思有以统系之，则族属散漫，咎将安辞。”因此，当宗族内字辈“紊”、“繁”时，必须修续族谱。

二

字辈，是宗族内规定族人取名统一使用的表明辈（代、世）次用字（偏旁）联缀的成语、对联或诗句。各族谱中对字辈的称谓不统一。称呼“字辈”的有资中《陈谱》；称呼“字派”的有《罗谱》、《马谱》、《王谱》、内江《钟谱》；称呼“班次”的有《朱谱》、《马谱》、内江《钟谱》、《邓谱》、《周谱》；称呼“班行”、“班排”的有内江《钟谱》；称呼“班派”的有《王谱》；称呼“班辈”的有跳墩坝《张谱》；称呼“班位”的有资阳《叶谱》；称呼“辈数”的有染坊坝《张谱》；称呼“派名”的有《周谱》、《李谱》；称呼“派弟”的有内江《钟谱》；称呼“派行”的有简阳河东《钟谱》；称呼“名次”的有简阳城《钟谱》等等。有的同谱内也称谓不一，《马谱》不同称谓有三种，内江《钟谱》不同称谓达五种。这是无规范统一的名称或同谱多修等原因造成的。我国按照字辈取名起源较早，称为“排行”，即“兄弟双名，其上一字或下一字相同”，“单名以偏旁为排行”。《左传》中有长狄兄弟四人，名为侨如、焚如、荣如、简如，“这是排行之始。”汉末的刘琦、刘琮兄弟，三国魏的应璩、应玚兄弟，都是用“玉”作偏旁（《中国文化史词典》浙江古籍出版社）。《李谱》“派名”中说：“命名之谊详于中（申）繻，班次则肇始羲和。成周八士，分伯、仲、叔、季，后世昆季，以一字联缀，谊实本此。秦、汉以来，二名特少，如元方、季方，其仅见也。新莽禁二名，迄于魏、晋，此风少歇。右军、大令父子同派，斯实紊矣。”其中关于命名问题，提及了鲁桓公的嫡长子出生后，曾经问名于大夫申繻的典故（《左传•桓公六年》），但认为“班次则肇始羲和”是不可信的，羲和是神话人物，在屈原《离骚》和《山海经•大荒南经》中有记载；同时讲了先秦已经有了“以一字联缀”昆季的命名，但在秦至魏、晋间，“二名特少”，有王莽禁止二名的原因。至于认为王羲之和王献之因为“之”字而是同辈“实紊矣”，则是不知道晋至南朝间的人，取名喜用“之”字缀后，父子间也如此，非以字辈取名。

字辈在宗族中维护宗族制度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简阳河东《钟谱》“命名派行” 里有一段话，高度概括了字辈的作用。“世系源流，国史赖以序始终，而家乘则赖以序昭穆。乃近世之宗支混淆，昭穆亦因之失序者，果世系之不明与，亦派行之未立故耳。故兹者公同酌定……预派五十六字，……挨行命名。且命名不得犯此五十六字，混淆派行，庶几归于画一。虽错处九州，而行列相符，甫一问名，而即知尊卑，别亲疏也。尚何有昭穆之失序乎？”我们从具体作用讲，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字辈可以明确宗族内世系。宗族内族人通过字辈取名，确保宗族世系清楚明确，“一脉所流班次可据”。字辈未立，世系不明，宗支混淆，昭穆失序，这就关系着宗族制度的维护问题。《李谱》说：我族“子孙蕃衍，有名以辨之，派以统之，则伯霜仲雪，秩序厘然。于以永敦和睦，绵绵延延，传之无穷，不其伟欤！”

其次，字辈可以规范宗族内族人取名。依据字辈取名，使宗族内族人名字具有统一、整齐特点，有规可寻，“归于画一”。同辈间字辈相同，双名的姓名同辈就有两个字相同，单名字辈偏旁相同；不同辈间字辈不相同。

再次，字辈在宗族内可以分辩尊卑。字辈中每字的先后顺序依序反映了宗族内不同的辈次，字辈某字的前一字高一辈，依序前推高两、三、四等辈；某字的后一字低一辈，依序后推低两、三、四等辈。依照字辈取名，可以知道宗族内族人辈份高低。辈份高为尊，辈份低为卑。辈份低的要尊重、尊敬辈份高的，“列以尊卑，纲纪正焉”。在修谱时，字辈还可以对不详的族人依照所属字辈排序。《马谱》中规定：“旧谱有序其名而不详者，为何人之子者，仍依班次序于其后而已，何敢妄加注解。”实际也是按照字辈分辩尊卑。

第四，字辈在宗族内可以区别亲疏。字辈通常是以每一个宗族为单位制订的，同姓之间能够区别不同的宗族。同姓同字辈就同宗族，自然就亲；虽然同姓，但字辈不同，一般就不同宗族，当然就疏。《马谱》“马氏祠规”要求，“凡老谱所未载，来历不清，班排不合，不敢窜入，庶非妄拜汾阳。”以避免乱攀、妄攀而乱宗族。乱攀望族是修谱历史上的通病，虽然经过苏洵、欧阳修等创立族谱编修新方法的冲击，但其风未绝。因而，各族谱中对此都努力杜绝，确难以完全克服。

依靠字辈寻得同宗的事在内江《钟谱》里有记载：邑南“长峰镇钟氏一支，其祖正文公系逃遵义回内江者，与吾

祖正良公同属一派弟，不识为兄为弟，亲疏何若耳。先是其祖常言，欲识宗亲，须向破堰寻觅。乾隆年间（1736—1795），其孙成琏、成瑞来访，见有正良公、正乾公字派，不禁跃然曰得之矣！”并于嘉庆四年（1799）合族捐资在破堰桥同修祖祠。这个字辈寻宗事中，同时还反映出一个“同属一派弟”，“亲疏何若”的问题，也就是同宗族同辈也有亲疏之分。同宗同支（派、房）的相对亲，同宗不同支的相对疏。还有同宗内不同支各自制订字辈的情况，又在同宗内支与支之间通过字辈同否区别亲疏。一般辈数越远的越疏，而辈数越近的越亲。这是由于封建宗法制度决定的。以自己上、下四世内计算，即从高祖至玄孙纵向为九族，九族内为亲，出九族相对疏。高祖“高者，言最在上。”玄孙“玄者，言亲属微昧也。”（《尔雅义疏•二•释亲四》）这是从纵向讲的；“父之从父晜弟为从祖父，父之从祖晜弟为族父，族父之子相谓为族晜弟，族晜弟之子相谓为亲同姓。”（《尔雅•释亲》）也就是祖父的兄或弟称为从祖父，从祖父的子开始称为族父，族父的子称为族兄弟，而族兄弟的子就已经称为亲同姓了。这从横向表明三代以内不同支的亲疏关系。跳墩坝《张谱》有“谱之远祖则略，近祖则详，以先后之势然也。本支加详，他支从略，以亲疏传闻异也”的修谱原则，也可以帮助我们深刻理解亲疏问题。

三

各姓字辈的形成和来源因宗族发展情况不一，各不相同，但存在着许多共同点。

第一，修续族谱制订字辈，字辈因谱而立。各姓在修续谱时，宗族内必须讨论、议订字辈，形成宗族内族人取名共同遵守的字辈，并且记载于谱中。一是修谱时归纳先辈取名用字形成字辈。其中，先辈取名有可能有字辈，依照字辈取名，或有意识按照字辈原理取名；也可能无字辈，随意取名。这种情况形成的字辈已经是过去的事实。有的族谱是归纳明代及以前的先辈取名，如《李谱》、资中《陈谱》等。《李谱》在第一次修谱时，就上追十二辈，从明代洪武时（1368—1398）的先辈取名开始归纳；有的族谱是从入蜀或回籍时的先辈开始归纳，如简阳河东《钟谱》、《周谱》、《邓谱》等，以入蜀或回籍的先辈为一世祖或入蜀始祖；还有的是从入蜀或回籍以后几代起，如《陶谱》是从回籍以后四世开始归纳的。二是修谱时新议、公议字辈。在归纳先辈取名形成字辈同时，还议定以后数辈字辈。《雷谱》在嘉庆元年（1796）修谱时，从父辈开始议定字辈。跳墩坝《张谱》在同治辛末年（1871）重修时，“前二十代皆无班辈，实望弟与吾议，自二十一辈以后，须遵班辈字样改名，……爰拟二十字载在谱后。”三是续修族谱时续议、改订字辈。续议字辈是在已有字辈外“增议”、“新议”字辈，与已有字辈各自独立；还有是在已有字辈后增补字辈，联系紧密，形成一体。《李谱》在原有二十八字字辈外，又独立“增议派名”十六字。《邓谱》也在已有二十字字辈外，光绪十六年（1890）修谱时，“合族又绪以二十字”字辈。内江、威远叶姓各自修谱时，于原有十字字辈基础上，又在其后续增十字，与原字辈形成完整的二十字字辈。改定字辈是在已有字辈上进行修改，形成新的字辈。最具典型的是简阳河东《钟谱》。道光辛丑年（1841）修谱“排行五十六字”，光绪丁酉年（1897）续谱时又认为“近因本族藩衍，名多雷同，除首句外，各房另拟二十一字，以免命名重复。”因此，原有字辈除首句保留外，完全废除，另外改定新字辈。《罗谱》记载，光绪时（1875—1908）任族长的罗笔峰规定有“万世永昌”为字辈，后增衍为二十字字辈，也形成新字辈；另有“长房萱公派国桢公系及笃之公系，别立‘文章华国’四字为字派。”在二十字字辈使用后，“不能再用，以昭统一而免混淆。”这也是改定和废除字辈的情况。

第二，入蜀前议订的字辈在入蜀后继续使用，新议字辈也来自入蜀前的原籍。《周谱》说：“吾族命名世次，始于南宋，以迄清初，新议班次，来自湖广，支派皆同。”所以，《周谱》中的“历代班次”和“新议班次”都来自入蜀前的原籍。在《朱谱》中也有入蜀前原籍议定的“楚次”字辈，入蜀后第三代使用完。《王谱》道光八年（1828）修谱，记载有“承登子”“三字乃湖广所议之派”。

第三，无族谱规定字辈，宗族内约定字辈遵行。许多姓在入蜀或回籍时没有族谱和字辈，就在宗族内由长辈或有威望、有学问的族长、族人约定、议订字辈，供宗族内族人取名使用。《邓谱》修谱前的字辈是因为清初邓联芳回籍，“鹭序之班未详”，所以，“咸丰壬子（1852）春，有族廷彪、思溥、思彰等倡首竖碑，培补祖茔，宣明班次，庶几云礽之次第可稽，瓜瓞之绵延不绝矣。”在“培补祖茔”同时，也向族人“宣明班次”，约定遵行。内江、威远叶姓皆从入蜀第二代开始约定字辈取名，编修族谱时记载谱内。还有的虽然没有形成字辈，但取名时有字辈用字的约定。《陶谱》中记载回籍第二世有五子，为“之”字辈，三世为单名，五子各自分别以“金”、木、“水”、“火”、“土”偏旁选字为自己儿子取名，第四世就开始统一按照议订字辈取名。

第四，入蜀或回籍后，因为宗族内族人迁徙或散居形成新字辈。许多宗族内族人由于多方面原因，不断迁徙，出现散居，这样就导致同宗字辈不相同情况出现。同宗字辈不同有多种形式。内江、威远《叶谱》记载，内江、威远、资中叶姓入蜀初约定“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 字辈，乾隆乙亥年（1855）冬叶国祥迁移威远，修谱时将“官清民自安”改为“家齐业必昌”，并续增“奉先思孝友，诗书继世长。”而内江、资中叶姓依然按原字辈取名，内江叶姓也续增有“世家真有道，裕后必光前。” 威远的“家”为第六代，“世”为十九代，而内江的两字分别为十二代，十一代。这样形成同宗因迁徙分处不同地域而字辈变化，甚至出现相同的字辈字辈次混乱。简阳河东《钟谱》“各房另拟”字辈是一种同宗不同房、字辈不同的情况，但它是有意识改定并记载谱内的，有椐可查。乾隆壬

子年（1792）马纯程修《马谱》时，回籍后以马纯程以上两代、以下四代共有六代了，九支并散居，他“观前后之名讳，竞有混同，盖因谱未修而派未确也。”于是，“六世以后作六言四句，循字以立派焉。”结果，在六言中概括的取名字辈就有同辈多达八字（偏旁）的，查阅《马谱》中该辈名字，实际还没有概括完。这是同宗无字辈、宗支不同和散居造成的。因而，《马谱》“马氏祠规”告戒族人“凡排行同班一字，多拟数字则亲而反疏，决不妄改。”避免同辈多字辈。

四

各谱字辈在形式上有一定的要求和原则，一般按照辈次先后依序联缀成句、对联或诗句。内江《钟谱》认为“族中班排字样，或单或双，古颇不拘”。从字辈句数上讲，二句至数句不等，多为偶句，尤以四句为多。在各谱中，两句的有《朱谱》“楚次”；四句的有《朱谱》“川续”、《罗谱》、《马谱》“四句”、《邓谱》、跳墩坝和染坊坝《张谱》、简阳城《钟谱》、简阳河东《钟谱》“分房续”、《雷谱》、资中《陈谱》、《李谱》“增议”、《陶谱》“二十字”、《周谱》、威远和内江《叶谱》字辈；八句的有简阳河东《钟谱》、《王谱》、安岳《陈谱》、《陶谱》“四十字”、《周谱》“新议”字辈。从字数上来看，每句四字（言）至数字。四字句的有《王谱》、《李谱》字辈；五字句的有《周谱》、《朱谱》、《罗谱》、《邓谱》、《陶谱》、威远和内江《叶谱》、《雷谱》、跳墩坝《张谱》、简阳城《钟谱》字辈；六字句的《马谱》、安岳《陈谱》字辈；七字句的有资中《陈谱》、简阳河东《钟谱》、染坊坝《张谱》字辈。此外，也有一句或者七句的。《罗谱》“万世永昌”、“文章华国”为一句字辈，《李谱》原字辈就为七句。更有联缀不能成句的。《马谱》六世字辈属于罗列式的，第一世为“东、火、天、氵、王、龙”，第二世为“传”，第三世为“纯”，第四世为“家、文、广、言、车、正、振、心”，第五世为“德、再、佑”，第六世为“麟、国、兴”等字和偏旁，同辈多字和偏旁，不能成句。《王谱》的“承登子”也不能成句。各谱字辈的总字数都达二十字以上，其中三十字以上的达八姓，四十字以上达五姓，尤其以《周谱》六十字为最多，次为简阳河东《钟谱》五十六字。我们不妨将《周谱》字辈录于文中：“历代班次”是“士梦以思可，友文志永兴，庭奉朝承嘉，尚正大益长。”“新议班次”是“荣先维继述，裕后乐英贤，秩序本天定，彝伦在人全，谟烈由今绍，奕叶普相传，家乘恪遵守，祥发永绵长。”从字辈形成过程和字数多的情况不难说明：一是各姓在修谱时，喜欢续订或新议字辈，不断追求寓意完美；二是字辈崇尚多字，反映了修谱者希望宗族人丁兴旺、永远发达的一种理想意愿。马纯程在修《马谱》时还说：“苟四句话竭之后，有能承其志者，择其无重复者而继续之，庶几谱牒无蒙，字派不尽。是殆予之厚望也夫！”一个修谱者希望“谱牒无蒙，字派不尽”的殷殷之情跃然谱上。从各谱使用字辈字数看，在整个清代二百六十余年中，一般使用了十字左右，因此，各谱字辈如果在清代后继续使用，至少还要使用二百至四百年了。

字辈在用字方面非常考究，形成许多鲜明的特色。一是努力追求美好寓意，多选择吉祥兴旺、隆大昌盛、光宗耀祖、福禄寿长、忠孝仁义、诗书儒林、国家朝廷、文武安邦等等含义的文字，组成有寓意的句子。如 《马谱》“四句”字辈：“朝廷重用贤良，忠孝发为文章。厚德信能载福，盛名宜绍前光。”染坊坝《张谱》字辈：“廷乾可志宀凤金，士毓文昌作国臣。永耀邦家光祖德，诗书继世翼儒林。” 《李谱》“增议”字辈：“纲常克定，明庭增光，孝敬和顺，贞吉安康” 等。二是四句以上字辈多数类似诗句，有的就是一首诗，有平仄和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容易记忆，因此，选字除考虑寓意外，还注意音韵和对仗。如跳墩坝《张谱》同治辛未年（1871）议定字辈：“仁义传先圣，忠烈仰前光。孝友能时守，世代自绵长”等。三是选择偏旁代字，这是许多族谱字辈采用的，是一种重要的选字方法。《马谱》六世字辈中偏旁占有较大比例，染坊坝《张谱》字辈句“廷乾可志宀凤金”中的“宀”、“金”，《李谱》字辈句“守金思大，朝世之时，希木芳应”中的“金”、“之”、“木”都是偏旁。四是字辈用字避讳。清代避讳非常严格，字辈用字是不能犯讳的。这里讲的是宗族避讳。宗族内因为某方面原因，忌讳某字，就需要避讳，在字辈用字中也自然不用避讳字。如《王谱》字辈句“善显名扬”，“原议作‘善德名扬’，以‘德’字为吾族所共讳，因易之。”五是字辈用字在字辈内不得重复，避免辈次混乱。《马谱》就强调，在字辈用完后“择其无重复者而继续之”。但个别谱中也出现相同字的情况，《李谱》字辈“守金思大，朝世之时，希木芳应，先木果茂，正学文兴，木子洪昌，万代永登。”其中就有三个重复的“木”字。六是字辈中同辈选择多字。如《邓谱》字辈“文、国廷思君宠”句，“文、国”同辈。简阳城《钟谱》字辈“文、开道仁鸿昌”句，“文、开”也是同辈。《马谱》六世字辈也属同辈选择多字。这些是一种字辈中同辈选择多字的情况。特殊的同辈选择多字要数简阳河东《钟谱》“分房续”字辈。族内分为“瑅公派”、“琮公派”、“环公派”、“珘公派”、“珑公派”、“瑸公派” 共六派，每派各立字辈，除第一句相同外，其他三句二十一 字每派各不相同，即同辈选择了六个不同的字，但六个不同的字却偏旁相同。如“瑅公派”是“上曰佳人世廷永生，培树时煊守福循。敏伦详继思贞润，康逢邦国铨岳珍。”“琮公派”是“上曰佳人世廷永生，增楷昭炘安祥行。政伯谦维憲贡泽，度进邠因铭岑珣。” 各派“以土、木、日、火、宀、示、彳、文、亻、言、纟、心、贝、水、广、辶、阝、囗、金、山、玉等各偏旁”相同形成相互间的联系，“培”、“增”虽然字不同，偏旁相同，凡是字辈字偏旁相同，在族内就是同辈兄弟。这是多种字辈中同辈选择多字的情况。七是为使字辈成句有寓意或成词，字辈中选取与实际取名不一致的字。《王谱》字辈第一句“王国文武”，“王”字辈的实际取名是单名“亻”偏旁，如王仙、王作、王仪兄弟。可能一方面是为

组成“王国” 一词，二方面是表示“王”姓。《朱谱》的“枝南希世永”句中，“枝”字辈的实际取名用字是“毓”字，也应是求“枝南” 寓意。八是概括先辈字辈用字寓意性相对弱些，有意识新订字辈用字寓意性相对更强。正如《罗谱》所言：先辈取名用字“悉成过去，礼无追改，不能变更”。新订字辈是供现在和将来使用，用字具有选择性，寓意性就更强。如《雷谱》字辈：“汉扬洪山三，仁义礼智信。培德家声远，忠孝能定国。”第一句寓意性就弱。染坊坝《张谱》字辈等也是这种情况。此外，还有字辈用字未确定而入谱的情况。《王谱》字辈有三种，一种大约在咸丰（1851—1861）以前拟定，二种是咸丰初期对第三、四句“因易之一生孝友十六字，乃成武公所议，然尚未妥，以待酌拟可也。”三种是“为康之作。”因而，一、二种三、四句不一样，一、二种与三种二、三、四句不一样，属于用字未确定。《陶谱》也是两种字辈未确定，康熙四十五年（1706）“吾宗字派自四世起，原定为四十字”，嘉庆至同治（1816—1869）年间“七世祖绍绪公所拟字派为二十字”，两种字辈都在使用，所以，修谱的陶诗炎建议：“余意‘世’字以下，统归一派为宜。若以祖先所定，世守不渝，则当专依一派，勿致混乱”。

各姓为使本宗族字辈寓意完美尽善，都精心拟制字辈，有的还请当地名人代拟，表现出很高水平。一般在选用成句、古代诗词和典故，表达良好愿望外，还有的寓意是叙述宗族历史或发展内容。内江《叶谱》“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字辈句出自《警世通言》中。有的词语、句意出自《诗经》等，如《邓谱》字辈句“贻谋怀燕翼”，简阳河东《钟谱》字辈句“奕代渊源绳祖武”，《朱谱》“川续”字辈句“祖武克延雍”中的绳祖武、祖武等就出自《诗经》里。《罗谱》字辈“万世永昌大，孝友必贤良。善庆存诗训，养正绍书香”中，“善庆”为罗氏善庆祠名，“诗训”指罗氏“世传远祖”元末期入蜀，令子孙“散处各邑”避难，“当时，曾口授七律诗一首，叙明源流，以为乱平复合之证”，“养正”指罗氏兴办的养正学堂。跳墩坝《张谱》字辈句“仁义传先圣，忠烈仰前光。”其中“忠烈”指张氏十二世伯祖明安庐巡抚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张亮谥 “忠烈”事，《明史》中有记载。《邓谱》字辈句“东汉勋猷显，南阳世德长”中，显扬邓氏先辈邓禹在东汉扶助光武帝刘秀的显赫功勋，邓禹曾任大司徒，封酂侯，后改封高密侯，“南阳”指邓禹是南阳新野人。《朱谱》“川续”字辈的“枝南希世永，祖武克延雍，协典辉麟凤，云扬继我宗。”是内江名人“赐进士出身原任山东武定府知府河工议叙道”王果“拜撰”的。简阳河东《钟谱》“分房续”字辈也值得称赞，非常巧妙，充分利用汉字偏旁的特点，将分房不同字辈联系起来，达到“虽分而犹合”目的。

五

字辈确定以后，宗族内族人取名必须严格遵守，正确使用。如果不正确使用，宗族内要进行一定惩罚。跳墩坝《张谱》规定“自二十一辈起，以后须遵班辈字样改名”。《罗谱》说“族众规定以后改名必须将字派置于姓与名之间，以归划一，其有不合此规定者，由祠中为之改正，交房长通知本人遵改，务希注意为幸。” 《马谱》“马氏祠规”也讲“前订六言四句班次尚未改完，后添丁者仍照前循序立派，永远遵行。但派字当安在上一字，万不可颠倒，后若颠倒者，各支族长责惩之。” 内江钟姓分派订字辈，要求“分派之后，各房俱照字样改名，不得任意妄改，以致房数混乱。” 简阳河东《钟谱》也要求对“预派五十六字”“世世依定上、下，挨行命名。且命名不得犯此五十六字，混淆派行，庶几归于画一。”这些要求和规定都提出了正确使用字辈的方法。

第一，在使用字辈取名时，字辈字在名中有规定位置。宗族内族人取名，在严格遵守字辈同时，字辈字放置名中的位置必须正确，不能颠倒。简阳河东《钟谱》字辈每一字标明了“上”或“下”。如第一句是“上下曰上佳上世上廷上永上生下”，其中 “上”或“下” 表示字辈字在名中的位置。简阳城《钟谱》字辈也有标明。有的字辈虽然没有标明“上”或“下”，但宗族内也有约定。“上”就是字辈在双名第一字，“置于姓与名之间”，如《罗谱》“世庆”、“世文”兄弟，这是最普遍的位置。“下”就是字辈在双名第二字，如简阳河东《钟谱》的“成上”、“寅上”、“信上”、“明上”兄弟。在有的谱中，也出现用错位置的情况。《王谱》字辈“昌”应为“上”，谱中同辈有“忠昌”、“应昌”、“汝昌”、“果昌”兄弟，位置变为“下”。

第二，字辈字是偏旁的情况比较复杂，运用要准确。字辈字是偏旁的多是单名使用，这是字辈使用中比较复杂而重要的一部分。有的字辈字是不成字的偏旁，非常明确，如染坊坝《张谱》字辈的“宀”，是运用带“宀”的字表示字辈，同辈有“张宽”、“张宦”、“张密”、“张容”等等，《马谱》“六言”字辈许多也是非常明确的偏旁。而有的偏旁是成字的。再如染坊坝《张谱》字辈的“金”，不是直接使用该字，是作为偏旁使用，同辈有“张錺”、“张锟” 等等。更特别的是《李谱》字辈的“之”，也不是运用该字，而是取有“廴”、“辶” 旁的字，同辈有“李进”、“李逵”、“李筵”、“李廷”、“李延”等等。

第三，字辈字不是取名用字，而是表示单名。《邓谱》字辈“联仕芝单单名宏”句的“单”，标明“单名”，不是取名用字，是指该辈系单名，同辈有“邓珪”、“邓珩”、“邓玠”、“邓珣”兄弟，实际是使用有“玉” 旁的字。

第四，运用字辈字同音或近形字取名。如《邓谱》“芝”字，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的“邓仕华”墓碑上，刻有“男 之茂、-贤、-奇、-成、-林”，在取名中表示字辈的字用“之”，与字辈字“芝” 不合，但是同音和近形字。

第五，不符合字辈的取名，必须进行更改。宗族内族人取名必须符合字辈，这是

第五篇：清代族谱字辈问题研究

清代族谱字辈问题研究

清代族谱字辈问题研究

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珍藏着许多族谱，它们是研究历史的重要史料之一。笔者查阅了馆藏的部分清代族谱，对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字辈（名称不统一，本文称字辈）进行了一些探讨，谈谈清代族谱字辈问题，以期有助于对清代时期这一问题的历史、文化及民俗现象的认识。

一

在馆

藏十三姓二十二种清代族谱（家谱、生庚薄、清明坟会薄。下称《某谱》）中，我们从各姓入蜀的时间看，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元末明初入蜀，明末清初避乱外逃，清初稳定后回籍，或落业原籍附近，或落业它县。典型的是钟姓。钟在明在元末至正十二年（1352）入蜀，居内江县大通乡梧桐里草延镇金紫桥，传十二世。明末清初因“蔺贼奢崇明”、张献忠及部下三次过邑和“吴三桂又变”，族人“避兵远徙，窜入夜郎”，钟植伦“三走遵义，数年吴逆平”回原籍，老业被别人报占，因祖坟所在，“故不忍远离，仍就近居焉。”二种是清初康熙至乾隆年间（1662—1795），“湖广填四川”等入蜀落业。《周谱》记载了康熙三十一年（1692）御批湖南填川文，周嘉虞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入川。同年入川还有朱姓的朱光先。他们是这些填川者中最早入蜀的。最迟的是资中陈姓和简阳城钟姓，分别是乾隆元年（1736）、三年（1738）入蜀的。

我们再从各姓入蜀来源看，他们分别来自湖广（含湖南、湖北，楚）、广东、江西、陕西等省（承宣布政使司）。湖广有十姓，来自麻城县、桃源县、新化县、新宁县、陵零县、衡阳县。广东有三姓，来自长乐县、永安县、博罗县。来自江西一姓。来自陕西扶风县一姓。各姓回籍和入蜀落业后，大多数获得一定土地，随着清初逐步稳定，以及清代统治者赋税政策的优惠和生产上的一些扶持，蜀中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由于生产的继续发展，客观上需要劳动力的支持，加之主观上壮大宗族（家族）力量、封建伦理多子多福思想的影响等等，促进了人口快速增长。宗族内人口增多，为维护宗族制度，族谱的编修和续修成为了重要的内容之一。《雷谱》说：“迄于今，生齿渐繁，基址宏开，衣食既足，礼义宜兴。倘不将谱参阅校订修明，数世而后则昭穆无所考证，凡我同宗亲疏等相遇，恐视至亲如秦越者也矣。”《朱谱》也说：族谱“列以尊卑，纲纪正焉；序以昭穆，人伦明焉。纲纪正而人伦明，则一本之绪传不紊，斯百世之宗派自清，且一脉所流班次可据，名号可考，包括无余，胥备至当矣。”《马谱》还说：“家谱之修何为乎？上稽宗祧，述遗徽，彰祖德；下定班行，依字派，正人伦也。”《陶谱》称“谱者，所以敬祖宗而合宗族也。”我国修续族谱的历史悠久，郑樵说：“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通志》卷25《氏族略第一•氏族序》），“由汉到唐，崇尚门阀谱系”（《古代的礼制和宗法》李学勤）。唐末农民战争对门阀制度毁灭性打击，“谱遂大废”（《嘉祐集》卷13《谱例》）。经过北宋苏洵、欧阳修等编修本家新族谱的大力倡导，族谱修续又兴。四川在清代是一个移民大省，通过修续族谱追叙宗族和先辈创业历史，增强宗族凝聚力尤为重要和突出。因此，四川在整个清代期间，以至民国，族谱的修续工作方兴未艾。在各族谱中，修谱时间最早、续修次数最多的是《李谱》。第一次修谱是康熙甲午年（1714），第二次续修是道光十年（1830），第三次续修是光绪丁丑年（1877），第四次续修民国元年（1912）。各姓在修谱前，族谱的传、存主要有四种情况：一种是在明末清初之乱遗失明代族谱，回籍后无谱而修谱。李姓称：“我族在有明一代，谱凡数数修矣，……无如献贼屠川，川南卅县户口百无一存，而谱牒亦因之荡失。”邓姓也是“当明季之乱，旧谱失遗”。二种是清初入蜀未带谱牒，或无谱可稽而修谱。威远叶姓“昔高祖辈入蜀，未带谱牒”，朱姓“旧谱未传于蜀地，新谱宜修于家庭。”三种是入蜀落业后回原籍抄来族谱。周姓旧谱是入蜀落业后，由周尚金、周尚银于雍正元年（1723）回楚抄来。四种是明代族谱在明末清初因乱散失外地，回籍后辗转访寻抄回旧谱。内江钟姓族人避乱携族谱逃遵义等地未归，而钟志吾“窜黔回蜀时未有老谱”，咸丰五年（1855）才抄得黔省老谱。基于这些情况，各姓在清代修续谱时，资料来源不一。有老谱的依据老谱，或寻得老谱后，修订已修的谱。如《周谱》依据“旧修于宋淳祐戊申（1248）理宗十七年（1241，戊申为理宗在位的二十四年，有误），重修于明洪武甲寅（1374）十七年（1384，甲寅为洪武七年，有误）”的旧谱而修。《雷谱》也远追雷开宪于元成宗二年（1296）所修族谱。内江《钟谱》嘉庆十年（1805）修，后获得散失黔省老谱，“较原地更为清楚”，咸丰六年（1856）续修时进行了说明。无老谱的凭先辈口授传闻，或记录的零星有关材料，或参考史书、县志记载，甚至搜寻族中明时旧墓旧碑文字修谱。许多族谱在叙述明代或入蜀前宗族中族人事情都有

不少口授传闻，有一定文化的有一些文字记录。内江《钟谱》、跳墩坝《张谱》等在记述明代事时，参考了内江县志、《明史》等。《邓谱》对族中先辈“生卒有考庐墓”。跳墩坝《张谱》对入蜀或回籍后修谱情况则说的非常详细：明时族中名宦乡贤“有县志可稽，家乘、修祠记足据”，“兵燹后文献无征”，“爰是据觉悟公碑阴之记，中丞公临难自叙之谱，且更据县中遗志，遍采各祖墓碑”而谱之。对于入蜀和回籍后宗族中族人事情，各姓则按照实际搜集记述或续记谱中。但在缺乏先辈传闻、文字记录，或族人分散，收集材料困难，以及修谱者水平局限，甚至修谱时间比较晚的，谱中有些记载也不准确。内江、威远叶姓为一族，威远《叶谱》修于道光十四年（1834），属入蜀后第五代，但不清楚清初由何省入蜀。而内江《叶谱》在同治年间（1862—1874）编，清楚记载入蜀第二代叶国征生于湖广常德府桃源县，依靠先辈生庚簿准确记录传存，这明确了威远叶姓入蜀来自湖广常德府桃源县。这是我们档案馆研究族谱需要重视的问题，要根据族谱资料来源理性地对待族谱中的史料和价值。

各族谱的体例、内容、形式等诸方面各具风格，也具有许多共同点。其中，必须在各自族谱中记述宗族字辈，专门列出“派名”、“字派”、“命名派行”等专篇，或通过“族规”、“祠规”、“凡例”、“例言”、“条规”，明确规定和要求宗族内族人取名遵守字辈，违反者要受到族内的责惩，确保字辈在宗族内的正常使用。如《周谱》、《李谱》等专门列有“派名”篇，《陶谱》有“班次说”等等，族谱“班次可据”。可见字辈在宗族和族谱内的重要性。甚至有的族人死后，在墓碑上还要刻上字辈。如《周谱》就记载周懿墓碑上刻有“讳懿，班次长，字运金”的文字，说明周懿属“长”字辈。不仅如此，如果宗族内字辈出现紊乱或者不明确，还会促进族谱的修续工作。内江《钟谱》说：“迄今传远而生齿日繁，死葬愈多，而班行又紊，不复起而修之，何以承先以裕后，异日椒衍瓜绵，后世子孙必有数典而忘其祖者，是不可不急讲也。”《李谱》称“家谱者，所以记名号而叙班次也，续家谱者，以名号班次之日繁复，从而记叙之也。”还说“所谓名号班次之日繁者，不思有以统系之，则族属散漫，咎将安辞。”因此，当宗族内字辈“紊”、“繁”时，必须修续族谱。

二

字辈，是宗族内规定族人取名统一使用的表明辈（代、世）次用字（偏旁）联缀的成语、对联或诗句。各族谱中对字辈的称谓不统一。称呼“字辈”的有资中《陈谱》；称呼“字派”的有《罗谱》、《马谱》、《王谱》、内江《钟谱》；称呼“班次”的有《朱谱》、《马谱》、内江《钟谱》、《邓谱》、《周谱》；称呼“班行”、“班排”的有内江《钟谱》；称呼“班派”的有《王谱》；称呼“班辈”的有跳墩坝《张谱》；称呼“班位”的有资阳《叶谱》；称呼“辈数”的有染坊坝《张谱》；称呼“派名”的有《周谱》、《李谱》；称呼“派弟”的有内江《钟谱》；称呼“派行”的有简阳河东《钟谱》；称呼“名次”的有简阳城《钟谱》等等。有的同谱内也称谓不一，《马谱》不同称谓有三种，内江《钟谱》不同称谓达五种。这是无规范统一的名称或同谱多修等原因造成的。我国按照字辈取名起源较早，称为“排行”，即“兄弟双名，其上一字或下一字相同”，“单名以偏旁为排行”。《左传》中有长狄兄弟四人，名为侨如、焚如、荣如、简如，“这是排行之始。”汉末的刘琦、刘琮兄弟，三国魏的应璩、应玚兄弟，都是用“玉”作偏旁（《中国文化史词典》浙江古籍出版社）。《李谱》“派名”中说：“命名之谊详于中（申）繻，班次则肇始羲和。成周八士，分伯、仲、叔、季，后世昆季，以一字联缀，谊实本此。秦、汉以来，二名特少，如元方、季方，其仅见也。新莽禁二名，迄于魏、晋，此风少歇。右军、大令父子同派，斯实紊矣。”其中关于命名问题，提及了鲁桓公的嫡长子出生后，曾经问名于大夫申繻的典故（《左传•桓公六年》），但认为“班次则肇始羲和”是不可信的，羲和是神话人物，在屈原《离骚》和《山海经•大荒南经》中有记载；同时讲了先秦已经有了“以一字联缀”昆季的命名，但在秦至魏、晋间，“二名特少”，有王莽禁止二名的原因。至于认为王羲之和王献之因为“之”字而是同辈“实紊矣”，则是不知道晋至南朝间的人，取名喜用“之”字缀后，父子间也如此，非以字辈取名。

字辈在宗族中维护宗族制度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简阳河东《钟谱》“命名派行”里有一段话，高度概括了字辈的作用。“世系源流，国史赖以序始终，而家乘则赖以序昭穆。乃近世之宗支混淆，昭穆亦因之失序者，果世系之不明与，亦派行之未立故耳。故兹者公同酌定……预派五十六字，……挨行命名。且命名不得犯此五十六字，混淆派行，庶几归于画一。虽错处九州，而行列相符，甫一问名，而即知尊卑，别亲疏也。尚何有昭穆之失序乎？”我们从具体作用讲，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字辈可以明确宗族内世系。宗族内族人通过字辈取名，确保宗族世系清楚明确，“一脉所流班次可据”。字辈未立，世系不明，宗支混淆，昭穆失序，这就关系着宗族制度的维护问题。《李谱》说：我族“子孙蕃衍，有名以辨之，派以统之，则伯霜仲雪，秩序厘然。于以永敦和睦，绵绵延延，传之无穷，不其伟欤！”

其次，字辈可以规范宗族内族人取名。依据字辈取名，使宗族内族人名字具有统一、整齐特点，有规可寻，“归于画一”。同辈间字辈相同，双名的姓名同辈就有两个字相同，单名字辈偏旁相同；不同辈间字辈不相同。

再次，字辈在宗族内可以分辩尊卑。字辈中每字的先后顺序依序反映了宗族内不同的辈次，字辈某字的前一字高一辈，依序前推高两、三、四等辈；某字的后一字低一辈，依序后推低两、三、四等辈。依照字辈取名，可以知道宗族内族人辈份高低。辈份高为尊，辈份低为卑。辈份低的要尊重、尊敬辈份高的，“列以尊卑，纲纪正焉”。在修谱时，字辈还可以对不详的族人依照所属字辈排序。《马谱》中规定：“旧谱有序其名而不详者，为何人之子者，仍依班次序于其后而已，何敢妄加注解。”实际也是按照字辈分辩尊卑。

第四，字辈在宗族内可以区别亲疏。字辈通常是以每一个宗族为单位制订的，同姓之间能够区别不同的宗族。同姓同字辈就同宗族，自然就亲；虽然同姓，但字辈不同，一般就不同宗族，当然就疏。《马谱》“马氏祠规”要求，“凡老谱所未载，来历不清，班排不合，不敢窜入，庶非妄拜汾阳。”以避免乱攀、妄攀而乱宗族。乱攀望族是修谱历史上的通病，虽然经过苏洵、欧阳修等创立族谱编修新方法的冲击，但其风未绝。因而，各族谱中对此都努力杜绝，确难以完全克服。

依靠字辈寻得同宗的事在内江《钟谱》里有记载：邑南“长峰镇钟氏一支，其祖正文公系逃遵义回内江者，与吾祖正良公同属一派弟，不识为兄为弟，亲疏何若耳。先是其祖常言，欲识宗亲，须向破堰寻觅。乾隆年间（1736—1795），其孙成琏、成瑞来访，见有正良公、正乾公字派，不禁跃然曰得之矣！”并于嘉庆四年（1799）合族捐资在破堰桥同修祖祠。这个字辈寻宗事中，同时还反映出一个“同属一派弟”，“亲疏何若”的问题，也就是同宗族同辈也有亲疏之分。同宗同支（派、房）的相对亲，同宗不同支的相对疏。还有同宗内不同支各自制订字辈的情况，又在同宗内支与支之间通过字辈同否区别亲疏。一般辈数越远的越疏，而辈数越近的越亲。这是由于封建宗法制度决定的。以自己上、下四世内计算，即从高祖至玄孙纵向为九族，九族内为亲，出九族相对疏。高祖“高者，言最在上。”玄孙“玄者，言亲属微昧也。”（《尔雅义疏•二•释亲四》）这是从纵向讲的；“父之从父晜弟为从祖父，父之从祖晜弟为族父，族父之子相谓为族晜弟，族晜弟之子相谓为亲同姓。”（《尔雅•释亲》）也就是祖父的兄或弟称为从祖父，从祖父的子开始称为族父，族父的子称为族兄弟，而族兄弟的子就已经称为亲同姓了。这从横向表明三代以内不同支的亲疏关系。跳墩坝《张谱》有“谱之远祖则略，近祖则详，以先后之势然也。本支加详，他支从略，以亲疏传闻异也”的修谱原则，也可以帮助我们深刻理解亲疏问题。

三

各姓字辈的形成和来源因宗族发展情况不一，各不相同，但存在着许多共同点。

第一，修续族谱制订字辈，字辈因谱而立。各姓在修续谱时，宗族内必须讨论、议订字辈，形成宗族内族人取名共同遵守的字辈，并且记载于谱中。一是修谱时归纳先辈取名用字形成字辈。其中，先辈取名有可能有字辈，依照字辈取名，或有意识按照字辈原理取名；也可能无字辈，随意取名。这种情况形成的字辈已经是过去的事实。有的族谱是归纳明代及以前的先辈取名，如《李谱》、资中《陈谱》等。《李谱》在第一次修谱时，就上追十二辈，从明代洪武时（1368—1398）的先辈取名开始归纳；有的族谱是从入蜀或回籍时的先辈开始归纳，如简阳河东《钟谱》、《周谱》、《邓谱》等，以入蜀或回籍的先辈为一世祖或入蜀始祖；还有的是从入蜀或回籍以后几代起，如《陶谱》是从回籍以后四世开始归纳的。二是修谱时新议、公议字辈。在归纳先辈取名形成字辈同时，还议定以后数辈字辈。《雷谱》在嘉庆元年（1796）修谱时，从父辈开始议定字辈。跳墩坝《张谱》在同治辛末年（1871）重修时，“前二十代皆无班辈，实望弟与吾议，自二十一辈以后，须遵班辈字样改名，……爰拟二十字载在谱后。”三是续修族谱时续议、改订字辈。续议字辈是在已有字辈外“增议”、“新议”字辈，与已有字辈各自独立；还有是在已有字辈后增补字辈，联系紧密，形成一体。《李谱》在原有二十八字字辈外，又独立“增议派名”十六字。《邓谱》也在已有二十字字辈外，光绪十六年（1890）修谱时，“合族又绪以二十字”字辈。内江、威远叶姓各自修谱时，于原有十字字辈基础上，又在其后续增十字，与原字辈形成完整的二十字字辈。改定字辈是在已有字辈上进行修改，形成新的字辈。最具典型的是简阳河东《钟谱》。道光辛丑年（1841）修谱“排行五十六字”，光绪丁酉年（1897）续谱时又认为“近因本族藩衍，名多雷同，除首句外，各房另拟二十一字，以免命名重复。”因此，原有字辈除首句保留外，完全废除，另外改定新字辈。《罗谱》记载，光绪时（1875—1908）任族长的罗笔峰规定有“万世永昌”为字辈，后增衍为二十字字辈，也形成新字辈；另有“长房萱公派国桢公系及笃之公系，别立‘文章华国’四字为字派。”在二十字字辈使用后，“不能再用，以昭统一而免混淆。”这也是改定和废除字辈的情况。

第二，入蜀前议订的字辈在入蜀后继续使用，新议字辈也来自入蜀前的原籍。《周谱》说：“吾族命名世次，始于南宋，以迄清初，新议班次，来自湖广，支派皆同。”所以，《周谱》中的“历代班次”和“新议班次”都来自入蜀前的原籍。在《朱谱》中也有入蜀前原籍议定的“楚次”字辈，入蜀后第三代使用完。《王谱》道光八年（1828）修谱，记载有“承登子”“三字乃湖广所议之派”。

第三，无族谱规定字辈，宗族内约定字辈遵行。许多姓在入蜀或回籍时没有族谱和字辈，就在宗族内由长辈或有威望、有学问的族长、族人约定、议订字辈，供宗族内族人取名使用。《邓谱》修谱前的字辈是因为清初邓联芳回籍，“鹭序之班未详”，所以，“咸丰壬子（1852）春，有族廷彪、思溥、思彰等倡首竖碑，培补祖茔，宣明班次，庶几云礽之次第可稽，瓜瓞之绵延不绝矣。”在“培补祖茔”同时，也向族人“宣明班次”，约定遵行。内江、威远叶姓皆从入蜀第二代开始约定字辈取名，编修族谱时记载谱内。还有的虽然没有形成字辈，但取名时有字辈用字的约定。《陶谱》中记载回籍第二世有五子，为“之”字辈，三世为单名，五子各自分别以“金”、木、“水”、“火”、“土”偏旁选字为自己儿子取名，第四世就开始统一按照议订字辈取名。

第四，入蜀或回籍后，因为宗族内族人迁徙或散居形成新字辈。许多宗族内族人由于多方面原因，不断迁徙，出现散居，这样就导致同宗字辈不相同情况出现。同宗字辈不同有多种形式。内江、威远《叶谱》记载，内江、威远、资中叶姓入蜀初约定“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字辈，乾隆乙亥年（1855）冬叶国祥迁移威远，修谱时将“官清民自安”改为“家齐业必昌”，并续增“奉先思孝友，诗书继世长。”而内江、资中叶姓依然按原字辈取名，内江叶姓也续增有“世家真有道，裕后必光前。”威远的“家”为第六代，“世”为十九代，而内江的两字分别为十二代，十一代。这样形成同宗因迁徙分处不同地域而字辈变化，甚至出现相同的字辈字辈次混乱。简阳河东《钟谱》“各房另拟”字辈是一种同宗不同房、字辈不同的情况，但它是有意识改定并记载谱内的，有椐可查。乾隆壬子年（1792）马纯程修《马谱》时，回籍后以马纯程以上两代、以下四代共有六代了，九支并散居，他“观前后之名讳，竞有混同，盖因谱未修而派未确也。”于是，“六世以后作六言四句，循字以立派焉。”结果，在六言中概括的取名字辈就有同辈多达八字（偏旁）的，查阅《马谱》中该辈名字，实际还没有概括完。这是同宗无字辈、宗支不同和散居造成的。因而，《马谱》“马氏祠规”告戒族人“凡排行同班一字，多拟数字则亲而反疏，决不妄改。”避免同辈多字辈。

四

各谱字辈在形式上有一定的要求和原则，一般按照辈次先后依序联缀成句、对联或诗句。内江《钟谱》认为“族中班排字样，或单或双，古颇不拘”。从字辈句数上讲，二句至数句不等，多为偶句，尤以四句为多。在各谱中，两句的有《朱谱》“楚次”；四句的有《朱谱》“川续”、《罗谱》、《马谱》“四句”、《邓谱》、跳墩坝和染坊坝《张谱》、简阳城《钟谱》、简阳河东《钟谱》“分房续”、《雷谱》、资中《陈谱》、《李谱》“增议”、《陶谱》“二十字”、《周谱》、威远和内江《叶谱》字辈；八句的有简阳河东《钟谱》、《王谱》、安岳《陈谱》、《陶谱》“四十字”、《周谱》“新议”字辈。从字数上来看，每句四字（言）至数字。四字句的有《王谱》、《李谱》字辈；五字句的有《周谱》、《朱谱》、《罗谱》、《邓谱》、《陶谱》、威远和内江《叶谱》、《雷谱》、跳墩坝《张谱》、简阳城《钟谱》字辈；六字句的《马谱》、安岳《陈谱》字辈；七字句的有资中《陈谱》、简阳河东《钟谱》、染坊坝《张谱》字辈。此外，也有一句或者七句的。《罗谱》“万世永昌”、“文章华国”为一句字辈，《李谱》原字辈就为七句。更有联缀不能成句的。《马谱》六世字辈属于罗列式的，第一世为“东、火、天、氵、王、龙”，第二世为“传”，第三世为“纯”，第四世为“家、文、广、言、车、正、振、心”，第五世为“德、再、佑”，第六世为“麟、国、兴”等字和偏旁，同辈多字和偏旁，不能成句。《王谱》的“承登子”也不能成句。各谱字辈的总字数都达二十字以上，其中三十字以上的达八姓，四十字以上达五姓，尤其以《周谱》六十字为最多，次为简阳河东《钟谱》五十六字。我们不妨将《周谱》字辈录于文中：“历代班次”是“士梦以思可，友文志永兴，庭奉朝承嘉，尚正大益长。”“新议班次”是“荣先维继述，裕后乐英贤，秩序本天定，彝伦在人全，谟烈由今绍，奕叶普相传，家乘恪遵守，祥发永绵长。”从字辈形成过程和字数多的情况不难说明：一是各姓在修谱时，喜欢续订或新议字辈，不断追求寓意完美；二是字辈崇尚多字，反映了修谱者希望宗族人丁兴旺、永远发达的一种理想意愿。马纯程在修《马谱》时还说：“苟四句话竭之后，有能承其志者，择其无重复者而继续之，庶几谱牒无蒙，字派不尽。是殆予之厚望也夫！”一个修谱者希望“谱牒无蒙，字派不尽”的殷殷之情跃然谱上。从各谱使用字辈字数看，在整个清代二百六十余年中，一般使用了十字左右，因此，各谱字辈如果在清代后继续使用，至少还要使用二百至四百年了。

字辈在用字方面非常考究，形成许多鲜明的特色。一是努力追求美好寓意，多选择吉祥兴旺、隆大昌盛、光宗耀祖、福禄寿长、忠孝仁义、诗书儒林、国家朝廷、文武安邦等等含义的文字，组成有寓意的句子。如《马谱》“四句”字辈：“朝廷重用贤良，忠孝发为文章。厚德信能载福，盛名宜绍前光。”染坊坝《张谱》字辈：“廷乾可志宀凤金，士毓文昌作国臣。永耀邦家光祖德，诗书继世翼儒林。”《李谱》“增议”字辈：“纲常克定，明庭增光，孝敬和顺，贞吉安康”等。二是四句以上字辈多数类似诗句，有的就是一首诗，有平仄和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容易记忆，因此，选字除考虑寓意外，还注意音韵和对仗。如跳墩坝《张谱》同治辛未年（1871）议定字辈：“仁义传先圣，忠烈仰前光。孝友能时守，世代自绵长”等。三是选择偏旁代字，这是许多族谱字辈采用的，是一种重要的选字方法。《马谱》六世字辈中偏旁占有较大比例，染坊坝《张谱》字辈句“廷乾可志宀凤金”中的“宀”、“金”，《李谱》字辈句“守金思大，朝世之时，希木芳应”中的“金”、“之”、“木”都是偏旁。四是字辈用字避讳。清代避讳非常严格，字辈用字是不能犯讳的。这里讲的是宗族避讳。宗族内因为某方面原因，忌讳某字，就需要避讳，在字辈用字中也自然不用避讳字。如《王谱》字辈句“善显名扬”，“原议作‘善德名扬’，以‘德’字为吾族所共讳，因易之。”五是字辈用字在字辈内不得重复，避免辈次混乱。《马谱》就强调，在字辈用完后“择其无重复者而继续之”。但个别谱中也出现相同字的情况，《李谱》字辈“守金思大，朝世之时，希木芳应，先木果茂，正学文兴，木子洪昌，万代永登。”其中就有三个重复的“木”字。六是字辈中同辈选择多字。如《邓谱》字辈“文、国廷思君宠”句，“文、国”同辈。简阳城《钟谱》字辈“文、开道仁鸿昌”句，“文、开”也是同辈。《马谱》六世字辈也属同辈选择多字。这些是一种字辈中同辈选择多字的情况。特殊的同辈选择多字要数简阳河东《钟谱》“分房续”字辈。族内分为“瑅公派”、“琮公派”、“环公派”、“珘公派”、“珑公派”、“瑸公派”共六派，每派各立字辈，除第一句相同外，其他三句二十一字每派各不相同，即同辈选择了六个不同的字，但六个不同的字却偏旁相同。如“瑅公派”是“上曰佳人世廷永生，培树时煊守福循。敏伦详继思贞润，康逢邦国铨岳珍。”“琮公派”是“上曰佳人世廷永生，增楷昭炘安祥行。政伯谦维憲贡泽，度进邠因铭岑珣。”各派“以土、木、日、火、宀、示、彳、文、亻、言、纟、心、贝、水、广、辶、阝、囗、金、山、玉等各偏旁”相同形成相互间的联系，“培”、“增”虽然字不同，偏旁相同，凡是字辈字偏旁相同，在族内就是同辈兄弟。这是多种字辈中同辈选择多字的情况。七是为使字辈成句有寓意或成词，字辈中选取与实际取名不一致的字。《王谱》字辈第一句“王国文武”，“王”字辈的实际取名是单名“亻”偏旁，如王仙、王作、王仪兄弟。可能一方面是为组成“王国”一词，二方面是表示“王”姓。《朱谱》的“枝南希世永”句中，“枝”字辈的实际取名用字是“毓”字，也应是求“枝南”寓意。八是概括先辈字辈用字寓意性相对弱些，有意识新订字辈用字寓意性相对更强。正如《罗谱》所言：先辈取名用字“悉成过去，礼无追改，不能变更”。新订字辈是供现在和将来使用，用字具有选择性，寓意性就更强。如《雷谱》字辈：“汉扬洪山三，仁义礼智信。培德家声远，忠孝能定国。”第一句寓意性就弱。染坊坝《张谱》字辈等也是这种情况。此外，还有字辈用字未确定而入谱的情况。《王谱》字辈有三种，一种大约在咸丰（1851—1861）以前拟定，二种是咸丰初期对第三、四句“因易之一生孝友十六字，乃成武公所议，然尚未妥，以待酌拟可也。”三种是“为康之作。”因而，一、二种三、四句不一样，一、二种与三种二、三、四句不一样，属于用字未确定。《陶谱》也是两种字辈未确定，康熙四十五年（1706）“吾宗字派自四世起，原定为四十字”，嘉庆至同治（1816—1869）年间“七世祖绍绪公所拟字派为二十字”，两种字辈都在使用，所以，修谱的陶诗炎建议：“余意‘世’字以下，统归一派为宜。若以祖先所定，世守不渝，则当专依一派，勿致混乱”。

各姓为使本宗族字辈寓意完美尽善，都精心拟制字辈，有的还请当地名人代拟，表现出很高水平。一般在选用成句、古代诗词和典故，表达良好愿望外，还有的寓意是叙述宗族历史或发展内容。内江《叶谱》“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字辈句出自《警世通言》中。有的词语、句意出自《诗经》等，如《邓谱》字辈句“贻谋怀燕翼”，简阳河东《钟谱》字辈句“奕代渊源绳祖武”，《朱谱》“川续”字辈句“祖武克延雍”中的绳祖武、祖武等就出自《诗经》里。《罗谱》字辈“万世永昌大，孝友必贤良。善庆存诗训，养正绍书香”中，“善庆”为罗氏善庆祠名，“诗训”指罗氏“世传远祖”元末期入蜀，令子孙“散处各邑”避难，“当时，曾口授七律诗一首，叙明源流，以为乱平复合之证”，“养正”指罗氏兴办的养正学堂。跳墩坝《张谱》字辈句“仁义传先圣，忠烈仰前光。”其中“忠烈”指张氏十二世伯祖明安庐巡抚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张亮谥“忠烈”事，《明史》中有记载。《邓谱》字辈句“东汉勋猷显，南阳世德长”中，显扬邓氏先辈邓禹在东汉扶助光武帝刘秀的显赫功勋，邓禹曾任大司徒，封酂侯，后改封高密侯，“南阳”指邓禹是南阳新野人。《朱谱》“川续”字辈的“枝南希世永，祖武克延雍，协典辉麟凤，云扬继我宗。”是内江名人“赐进士出身原任山东武定府知府河工议叙道”王果“拜撰”的。简阳河东《钟谱》“分房续”字辈也值得称赞，非常巧妙，充分利用汉字偏旁的特点，将分房不同字辈联系起来，达到“虽分而犹合”目的。

五

字辈确定以后，宗族内族人取名必须严格遵守，正确使用。如果不正确使用，宗族内要进行一定惩罚。跳墩坝《张谱》规定“自二十一辈起，以后须遵班辈字样改名”。《罗谱》说“族众规定以后改名必须将字派置于姓与名之间，以归划一，其有不合此规定者，由祠中为之改正，交房长通知本人遵改，务希注意为幸。”《马谱》“马氏祠规”也讲“前订六言四句班次尚未改完，后添丁者仍照前循序立派，永远遵行。但派字当安在上一字，万不可颠倒，后若颠倒者，各支族长责惩之。”内江钟姓分派订字辈，要求“分派之后，各房俱照字样改名，不得任意妄改，以致房数混乱。”简阳河东《钟谱》也要求对“预派五十六字”“世世依定上、下，挨行命名。且命名不得犯此五十六字，混淆派行，庶几归于画一。”这些要求和规定都提出了正确使用字辈的方法。

第一，在使用字辈取名时，字辈字在名中有规定位置。宗族内族人取名，在严格遵守字辈同时，字辈字放置名中的位置必须正确，不能颠倒。简阳河东《钟谱》字辈每一字标明了“上”或“下”。如第一句是“上下曰上佳上世上廷上永上生下”，其中“上”或“下”表示字辈字在名中的位置。简阳城《钟谱》字辈也有标明。有的字辈虽然没有标明“上”或“下”，但宗族内也有约定。“上”就是字辈在双名第一字，“置于姓与名之间”，如《罗谱》“世庆”、“世文”兄弟，这是最普遍的位置。“下”就是字辈在双名第二字，如简阳河东《钟谱》的“成上”、“寅上”、“信上”、“明上”兄弟。在有的谱中，也出现用错位置的情况。《王谱》字辈“昌”应为“上”，谱中同辈有“忠昌”、“应昌”、“汝昌”、“果昌”兄弟，位置变为“下”。

第二，字辈字是偏旁的情况比较复杂，运用要准确。字辈字是偏旁的多是单名使用，这是字辈使用中比较复杂而重要的一部分。有的字辈字是不成字的偏旁，非常明确，如染坊坝《张谱》字辈的“宀”，是运用带“宀”的字表示字辈，同辈有“张宽”、“张宦”、“张密”、“张容”等等，《马谱》“六言”字辈许多也是非常明确的偏旁。而有的偏旁是成字的。再如染坊坝《张谱》字辈的“金”，不是直接使用该字，是作为偏旁使用，同辈有“张錺”、“张锟”等等。更特别的是《李谱》字辈的“之”，也不是运用该字，而是取有“廴”、“辶”旁的字，同辈有“李进”、“李逵”、“李筵”、“李廷”、“李延”等等。

第三，字辈字不是取名用字，而是表示单名。《邓谱》字辈“联仕芝单单名宏”句的“单”，标明“单名”，不是取名用字，是指该辈系单名，同辈有“邓珪”、“邓珩”、“邓玠”、“邓珣”兄弟，实际是使用有“玉”旁的字。

第四，运用字辈字同音或近形字取名。如《邓谱》“芝”字，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的“邓仕华”墓碑上，刻有“男之茂、-贤、-奇、-成、-林”，在取名中表示字辈的字用“之”，与字辈字“芝”不合，但是同音和近形字。

第五，不符合字辈的取名，必须进行更改。宗族内族人取名必须符合字辈，这是许多谱中所强调的。但因为某些原因，有的宗族内族人取名也有不符合字辈的情况，在修谱或族内集会时，要给以更改和注明，以求符合字辈。跳墩坝《张谱》规定“自二十一辈起”，按照“仁义传先圣”等字辈改名，在二十二辈中已经有族人取名为“诚”、“注”、“读”等的，修谱时就分别改名为“尚义”、“本义”、“正义”，以符合字辈“义”字，还在谱中注明。

在使用字辈取名过程中，由于同辈字辈相同，双名仅有一字区别，名中用字选择余地小；单名是同偏旁，选字也有一定局限性。加之宗族内族人或不同支、或不同地域，各自取名难免出现同名。仅据《周谱》中周尚玉长子支“维”字辈一百○三人的统计，同名“维富”六人、“维银”六人、“维金”三人，其他两人同名的有十二个，两人同音的有五个。针对这种情况，各姓采取了多种措施，以解决同名问题。内江《钟谱》认为“今族众人繁，一字一派碍难取义”，采取“分派”办法，简阳河东《钟谱》也是“近因族众人繁，易涉雷同”，六派分立字辈。这种“分派”各立字辈的办法，实际是对同辈增加字辈字，扩大字辈字范围。《周谱》规定：“族中子孙繁盛，命名不免雷同，宜以卑避尊，以幼避长。今后遇有同名者，便自更改。若先代不敢擅易。谱内注明某与同，庶不混淆，以便查考。”《周谱》和《李谱》都认为“子孙繁衍，命名皆以一字缀系，势必多同。今协议各房房长储一小册，每房生子命名何，必向房长举报登记，春祭咸会祠内，有同即易或志之，归使自易，如此办理，可免同名，并可以杜横累，含混牵涉。”《马谱》办法是：“今以吾内邑之宗支，六世之内，前后同名不同字派者，不复尽更，齐等同名不同字派者亦不复尽改，只将同派同名者而更改之。”可见，对宗族内族人同名运用了“分派”各立字辈，同辈增加字辈字；先代不敢擅易，谱内注明；同派同名者更改或便自更改；同名更改以卑避尊，以幼避长；房长储一小册登记取名，春祭集中对同名更改等等办法和原则，努力避免同名，防止混乱。内江《钟谱》中还讲了“我族中先年有同名者借债书约，其后年久同名未借之子孙竟替还之”的故事，强调“此即前车之炯戒也”。

综上所述，清代四川是一个移民大省，为维护宗族制度，族谱编修续修活动盛行，宗族重视字辈的制订和新续，对字辈的形成、使用、同名更改等等制定了一系列办法和规定，在宗族内起到了明确世系、规范族人取名、分辩尊卑、区别亲疏、寻觅同宗等作用，最终达到所谓纲纪正、人伦明和敬祖宗、合宗族的目的。同时，各族谱中的字辈取名内容也为我们的传统文化和民俗等提供了许多生动材料。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宗族制度对宗族内族人的压迫也体现在字辈取名中，如同名更改要以卑避尊，以幼避长，取名不符合字辈必须更改，限制了宗族内族人取名的自由权利；字辈本身也表现出封建思想意识的烙印；特别要强调的是字辈只限宗族内男性族人使用，对女性族人应是一种歧视。由于依照字辈取名的限制，存在表现单一和缺乏活力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