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审判制度

第一篇：美国的审判制度

美国的审判制度

——美国司法制度简介之三

发布时间：2008-12-02 15:33:20

一、美国民事审判制度

美国联邦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实行三级二审终审制。一般民事案件由联邦地区法院作为初审法院，当事人不服初审法院的判决，可以向联邦上诉法院提起上诉。如对法院适用的法律有异议，可以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司法审查的请求。

在美国法律中，民事案件是指公民、法人之间的索赔或者要求补救的纠纷。民事诉讼往往是因一方当事人的违约行为或者不法行为或者民事侵权行为所引起的。由于美国是一个成文法和判例法并存的普通法系国家，因此在民事审判制度中许多内容是由法院的判例所确认的，而不同于其它成文法国家，凭借一部完整的民事诉讼法，确认该国的民事审判制度。从美国的联邦民事诉讼程序规则和民事判例看，其民事审判制度大致如下。

（一）起诉与受理

如果公民或法人认为自己已经受到其它公民或法人的不法侵犯或损害，他就开始去聘请律师，并向律师陈述自己起诉的理由及有关情况。在接受当事人的聘请之后，律师就开始着手调查，会见证人，查看有关法令或法院的判例，以决定当事人是否有理由起诉。如果认为当事人起诉理由充分，且又有足够的法律依据，律师便决定起草起诉书。

起诉书必须列举出明确的被告人，提出充分的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律师必须选择适当的法院进行起诉，原告律师还必须向法庭书记官提出关于要求发出传票的命令状，请求法庭书记官发出传票，或通知、指示司法行政长官将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司法行政长官将传票送达被告人后，必须将传票的原本送返法院，并向法院说明送达传票的主要情况。送达传票是向被告人发出的诉讼正式通知诉讼就从提交起诉书和送达传票开始。

法院受理案件的条件是，法院必须能够对被告人实行控制，或者与案件有关的财产必须坐落在该法院的管辖区域内。也就是说，有些诉讼是采用属人原则，只要找到被告人并送达传票的任何州的任何地区都可以起诉。例如，人身伤害案件，就是由被告人所在地法院受理。有些诉讼则采用属地原则，即这些诉讼只能在诉讼标的所在地法院受理。例如有关房屋买卖、租赁所引起的诉讼案件。

在某种情况下，如果法院审判案件前当地新闻媒体或其它社会团体已对案件进行了足以引起法官偏见的宣传，经当事人申请可以变更法院的管辖权。如果当事人认为法官与另一方当事人、或其律师有某种联系，足以影响法官进行公正审判的，可以申请变更法院的管辖权。

（二）庭前准备

答辩。开庭前法官并不主动调查有关案件的详细情况，因此，原、被告人的律师就必须搜集和整理好与案件有关的全部材料，其中被告人的律师必须及时提交答辩状。针对原告人的起诉书，被告人可以通过答辩状提出如下请求：

１、要求宣布传票送达无效；

２、要求法院去掉起诉书中不相干的、容易引起偏见的或者其他不恰当的事项；

３、要求原告人对诉讼请求作出更加详细的说明；

４、如果原告人在起诉书中没有说明法律上的正当理由，则只要求法院撤销该案件。

如果被告人没有理由提出以上四点请求之一，则可以通过答辩状作以下答辩：否认原告人起诉书中所作的事实陈述；承认部分事实；或者全部承认但提出答辩的理由。当然，被告人也可以提出反诉。针对被告人的反诉，被反诉人也必须提出答辩状。

证据的搜集。为了有利于法院对案情的全面了解，美国法律允许民事诉讼中的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采用对方当事人或其他证人的证词，其中院外作证书就是民事诉讼中重要的证据之一。所谓院外作证书，是指证人在法庭外，经过宣誓所作出的供法庭使用或供准备审判之用的口头或者书面陈述。院外作证书对于不能出庭作证或者居住在外地证人证言的取得是十分必要的，这种证言既可能是有利于当事人的，也可能是不利于当事人的。当事人希望获得证人的证言，必须由想要得到这一证据的当事人向正在承办此案的法院申请发出委托书，由法院将委托书发至证人所在地辖区的一名司法行政官员或一名律师，授权他（她）录取证人的宣誓证词，然后送至法院。当证人不能亲自出庭作证时，他的宣誓证据可以在法庭上宣读。如果证人已经提交了院外作证书，又亲自出庭作证，前后证词的内容必须保持一致，否则将会被对方当事人利用来攻击他（她）的信用，从而影响证人证言的效力。

除了采用院外作证书来证明自己的陈述或推翻他人的指控外，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向对方提出书面问题，要求对方宣誓后予以回答。调查证据的方法还有要求对方当事人出示相关簿册、记录和文件以进行查证、接受体验等。

审前会议。双方当事人提供了全部诉讼材料后，法院通过审前会议对案件进行预审。审前会议性质与我国法院调解有相似之处。在预审中，双方当事人并不出庭，而是由双方律师代理，他们在法官的参与下，对案件的某些事实往往达成一致意见。预审的目的是在不侵犯任何一方当事人的权利的前提下，缩短审判时间。因此，不少案件往往无须通过审判而在预审阶段就得到解决。

组庭。如果在审前会议中不能解决诉讼，就必须开庭审理。主审法官是在由选举产生或任命的法官中由首席法官指定，主审法官在法庭书记官的帮助下，负责整个案件的审判工作。如果有陪审团参加审判，主审法官必须对有关审判程序、证据及与本案有关的法律问题作出说明；如果没有陪审团参加审判，则主审法官还必须对案件的事实作出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判决。

法庭书记官在审判前，根据主审法官的指示，给全体陪审团成员一份誓词。陪审团成员在宣誓中保证，如果自己在被确认担任陪审员资格时，他将会如实地回答有关本人担任该案陪审员的资格的任何问题。之后，书记官将从有资格担任陪审员的候选人员名单中抽出１２人担任陪审员。陪审员确认后，书记官要求所有被选出的陪审员宣誓：“正直、忠实地审理案件”。

法庭笔录员负责记录法庭的一切程序及其证人的证言、律师对证据提出的异议及法庭作出的裁决。

法警的职责是维持法庭秩序、传唤证人以及按照法庭的指示在陪审团可能不在审判庭时，如退庭评议判决时，防止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和陪审团谈话或试图影响陪审员。

（三）审理与判决

开庭。在法官宣布开庭后，由原告人的律师首先发言。他应当告知陪审团在本案中所要陈述的主要事实，但这种陈述不带有辩论性质，如同我国民事诉讼中原告宣读起诉状。被告的律师也可以作这样的陈述，由于如果出于自己的意愿而放弃这种陈述权并不会造成在诉讼中不利的局面，因此，在许多民事案件的审理中，开庭发言都没有作为必经程序。

出示证据。证据的出示是庭审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在出示证据过程中，证人出庭作证是出示证据的重要组成部分。证人可以就事实问题作证，他可以告诉法庭他所看到的、听到的、通过自己的感官感觉到的、闻到的或接触到的一切与案件有关的事实。律师还可以使用证人在审判中鉴别文件、图片或其它物证。但是证人不能证明传闻的事实，也不允许证明离题太远以至对本案的处理没有实际影响的事实。

法庭不允许律师向自己方证人提出倾向性的问题，即在提问中暗示证人所需要的回答内容。如果一方律师提出了倾向性的问题，对方律师则可以提出异议。异议通常是“我反对那一提问。因为它与本案无关，而且也不重要。”如果主审法官对异议表示支持，则律师必须重新提问或者改变提问的措词；如果主审法官对异议表示反对，则律师可以继续提问，证人也可以作出回答。

原告律师直接询问证人完毕后，被告律师可以就在直接询问中最初询问证人所涉及的任何事项反询证人。反询证人的律师可以提出具有倾向性的问题，以提醒证人那些本来打算置于不顾的事实。在对方律师进行反询完后，传讯证人一方的律师有权再次直接询问证人，再次直接询问可主要是针对反证中出现不利种种问题，从而恢复证人证言的法律效力。当然，对方律师还可以再次反询问。在询问证人之后，律师可以提出反驳的证据，任何一方律师对另一方律师提出的反驳证据都可以进行反驳。

在双方律师提供了全部证据之后，被告人律师可以提出抗辩或者请求指示裁决。如果抗辩或者裁决请求得到认可，调查就到此终结；如果抗辩或者裁决请求被驳回，审判就会继续进行。

辩论。在庭审终结前，双方律师还可以作最后的辩论。首先由原告律师作辩论发言，他可以根据对自己一方最有利的观点就证据进行总结和评论，他可以论及某些事实并作适当的推论，但不能超越该诉讼案件的范围，不能谈及未提示的证据。如果原告律师谈及了不适合的事项，对方律师可以提出抗议；如果这种言论被认为可能带来严重的偏见，对方律师可以要求法官指示陪审团不考虑这些言论；在某种情况下，他可以请求宣告这种审判终结，在近期另择时间重新审理。被告人的律师接着作终结性辩论发言，他可以指出原告人陈述的事实与理由的矛盾和不足之处，说明他的当事人在本案中不应或应负的法律责任。

判决。法官在辩论结束后，必须向陪审团宣读指令，在这些指令中，法官应当说明案件中争论的焦点，并对一些重要的法律术语和表述词句加以确切的解释，并告知这些问题如何解决，以及有利于原告人还是被告人。法官还应告知陪审团，在离开审判庭去作裁判时，必须选出一位陪审团长，陪审团必须在各个陪审员作出判断的基础上进行决议。法官下达完指令，法警带领陪审团到另外房间进行评议。任何人不准进入或者离开陪审团评议的房间，在陪审团进行评议时，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干预陪审团进行评议，以保证陪审团评议客观、公正。

陪审团的决议必须是在全体陪审团一致同意的基础上作出。如果陪审员不能在裁决上取得一致意见，这个案件就有可能在近期内由新的陪审团重新审理。有时在评议过程中，陪审团可以重新回到审判庭，就有关指令中的问题向法官提问。法官可以把先前下达的指令全部或部分重新宣读一遍，也可以再下指令加以补充或阐述。陪审团作出裁决后，由陪审团长签字后送到审判庭，然后由陪审团长当着法官、诉讼双方当事人和他们各自的律师宣读裁决，也可以由法庭书记官宣读。

根据陪审团对案件事实的裁决，由法官作出判决。

（四）上诉

不服初审法院的判决，诉讼双方当事人任何一方都可以向上诉法院提出上诉。提出上诉时，必须把初审法院审理案件的记录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交上诉法院。同时，上诉人在这段期限内提交上诉状，提出他要求推翻初审法院判决所根据的理由和法律。被上诉人有权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交答辩状。之后，上诉人可以提出

文章出处：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网

第二篇：清代司法审判制度研究

《清代司法审判制度研究》

作者:郑秦著 页数:256 出版社:长沙市：湖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05

《中国法律思想史纲 上》

作者:张国华，饶鑫贤主编 页数:526 出版社:兰州市：甘肃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

《中国法制史自学精要》

作者:王振安编 页数:206 出版社:乌鲁木齐市：新疆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

《青少年犯罪新论》

作者:董颖著 页数:330 出版社:北京市：中国妇女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08

《中国传统行刑文化研究》

作者:孟祥沛著 页数:265 出版社:北京市：法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11

简介:本书主要内容包括概论、中国传统行刑思想及其表现、中国传统行刑制度研究、中国传统行刑行为研究、中国传统行刑相关人研究、刑讯用刑和监狱行刑、清末行刑制度的改革和中国传统行刑文化的近代转型等。

《中国法律思想史纲》

作者:马作武著 页数:396 出版社:广州市：中山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简介:本书将以秦三代、春秋战国、秦汉、唐宋及明清之际共五个部分作为古代法律思想史的时期划分，阐述古代法律思想的产生、发展、主流的形成以及演变的基本过程。

《天有凶年 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

作者:李文海，夏明方编 页数:572 出版社:北京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7

简介:这是一本会议论文集，涉及清代灾荒及其社会影响、清代官方救灾制度与实践、清代基层社会与民间救荒机制、官义合办与中国救荒制度的近代转型、清代救荒观念的变迁。

《中国法律形象的一面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法》

作者:张中秋编 页数:339 出版社:北京市：法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

简介:本书主要内容包括：论中国的法律观；传统中国法律的基本观念；中国法思想的基础；中国早期法治传统比较观等

《法苑谈往》

作者:洪丕谟著 页数:315 出版社:上海市：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05

《中国法律之最》

作者:王健安，唐域编写 页数:230 出版社:武汉市：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1

第三篇：中国法院人民陪审制度与美国法院陪审团审判制度的实质性差异

美国陪审制度是宪法的设计者们努力创造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但同时又坚持进一步防止司法专断而设置的当事人权利保障制度，它的功能在于防止为消灭仇敌而进行的无事实根据的指控和提防那些容易受更高当权者影响的法官。

在我国，随着司法威信急剧下降，加强审判监督力度的呼声不断高涨，推行以美国陪审审判制度为原形的陪审员制度也成为我国审判制度改革中的一股潮流。然而，“照猫画虎反类狗”的教训在我国改革中实在不是一二例了，不同法律文化背景下有着相似名称的制度所承担的功能及其实现方式往往迥然不同，本文对英美陪审审判制度增加一点背景介绍，试图提供一个“虎”的故原形，并与我国陪审审判制度加以对比，找出“猫”与虎之间的一些实质性差异。

（1）当事人对陪审审判程序的选择权。

美国陪审审判制度与我国陪审审判制度的一个最核心的、最有实质意义的差异在于，陪审审判是一种由宪法保障的权利-权利可以放弃。象有权选择由陪审团参加的审判一样，当事人也有权选择没有陪审团参加而仅由法官进行的审判（在刑事审判中他还有权选择供认犯罪而完全免予审判，即诉辩交易）。程序选择权赋予当事人根据自己的程序利益和实际需要作出自主判断的机会，当事人可以选择对他而言最为有利的程序，从而使不同审判程序制度的不可避免的内在缺陷在这种选择中得到过滤。比如，由陪审团参加的审判可能使审判的公正性有更多的保障，却比仅由法官进行的审判要复杂得多，当事人为此付出的时间、精力和金钱都成倍于法官审判。如果当事人认为陪审团的非理性的同情心并非总是帮助好人，或者当事人认为不值得为案件付出昂贵的成本或付不起如此昂贵的代价，他可以放弃陪审审判的权利。

相比之下，我国的陪审审判程序是由法律作出原则性规定而由法院作出自由裁量的制度设置，在实践中，是否由正式法官组成合议庭常常是法院根据在册法官是否够用而决定的。对于是否接受由陪审员参加的审判，当事人没有程序选择权。换言之，陪审审判是强加于当事人的程序，而被迫行使某种“权利”实质上构成了一种义务。即使当事人认为由专业法官组成的合议庭审判比由法律外行参与审判的混合法庭更能保障审判结果的正确性，他也只能接受法院为他安排的陪审审判程序，反之亦然。

（2）陪审员的产生方式及以此为基础的相对独立性。

美国陪审团成员的相对独立性首先是由陪审员的遴选程序保障的。陪审团候选人是法院辖区的选民，法官从选民民单中摇奖式的随机选择组成具体案件陪审团，全过程均由双方律师参与，如果律师有正当理由认为某公民不宜担任本案陪审员，比如他事先熟悉案情，则可以提出申请，经过双方辩论后排除；各方当事人还有一定名额的“无条件异议”权。陪审员选择的随机性使陪审员没有职业法官那样屈从于腐败或滥用权力的动机，因为他们既不依赖于司法当局而生存，也不会因为追求职业升迁而屈从于政治干预；与此同时，自案件审判开始审判员与世隔绝的制度性安排使审判员也独立于社会舆论；当事人双方律师对选择陪审员过程的参与承担了与回避制度同样的使命，使陪审员独立于某种社会角色或人身关系。

我国的陪审员是由法院聘任的，其身份与美国法院中的司法辅助人员差别不大。他们在法院辖区有某种身份，比如法学专家，或某种有代表性的模范、先进人物，或曾经有过正规、非正规司法经历的退休人员，经法官“选拔”、聘任之后，即作为法院常设的编外法官并接受法院支付的定期或定额报酬。参与具体案件审判，也是由法院临时指定的，不过没有随机产生程序。这些陪审员之所以能够作为案件的裁判者，往往是基于他们对当地情况的熟悉或在当地的威望。如果经过人大常委会以正式程序任命的法官且不能作为人民的“公仆”而免于受任何政治势力和社会利益集团的操纵，那么，这些把陪审员身份作为一种荣誉、奖赏或把参加陪审作为第二职业机会的人，这些没有任何哪怕只是掩人耳目的遴选程序保障的普通人，在熟人社会中行使与法官同样的权力，并且不承担任何职业责任，按照正常的人性推论，他们滥用权力的危险性岂不比法官大得多？

（3）陪审员的审判权力。

以陪审员身份相对独立性为基础，法律赋予陪审团以相对独立的审判权力。陪审团与官分别对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分别做出裁决-陪审团的裁决称为verdict，而法官的判决称为judgment.在刑事案件中，有罪无罪由陪审团作出结论，而量刑则是法官的权力；在民事案件中，陪审团对事实加以认定（find），法官就原告胜诉或败诉的金钱数额作出相应判决（decide）以为执行依据。如本案所示，不服陪审团裁决的一方当事人可以在上诉之前请求原审法院对审理中的程序性错误或支持裁决的证据缺陷作出补救，即动议重新审理或作出不顾陪审团判决的判决（“judgement n.o.v”），实际上是法律赋予法官重新评判陪审团裁决正确性的权力。但法官只能宣告陪审团的裁决无效而裁定重新审理，但无权直接作出判决。初审法院对于上述动议的自由裁量权受到上诉法院的严格审查，审查以最有利于初审胜诉方的原则进行，亦即假定陪审团裁决完全正确为前提。在这一基础上，陪审团有关证据的结论具有终局性。法官与陪审团之间在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上的这种明确职能分工除了具有相互制约的意义之外，还具有一种合理分配资源以最大限度求取正当性的价值-陪审团以普通人的智识对事实作出的判断最有可能获得普通公众的认同，而法官作为法律专家对于法律问题的判断显然也具有更高正确率。

与此不同的是，我国法律规定，陪审员在行使审判权时与法官居于同等地位。法官与陪审员之间没有职能分工，在混合合议庭中陪审员与法官共同评议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并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与法官享有平等的表决权而形成判决。这种与美国陪审团权力设置和权力行使方面的重大差异可能导致两种竭然相反的效果：一方面，在判断事实方面，陪审员受到习惯于法律思维的专业法官的诱导而把事实问题纳入法律的框架，从而与陪审审判的初衷背道而驰，因为陪审审判的原理在于，正义应当是普通公民关于正确与错误观念的体现。同时，以牵制法官权力为己任的陪审员们由于在认定“法律事实”方面处于劣势，反而被职业法官牵着鼻子走而成为合议庭中的傀儡法官；另一方面，在适用法律和真正把事实纳入法律框架的努力方面，为了使身为法盲的“同事”-陪审员-能够真正地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力，法官在整个审判特别是合议的过程中须得不厌其烦地向他们解释法律的规定和涵义，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懂法律的陪审员“依法”行使适用法律的权力恰恰是对审判权“合法”的滥用，无论对于公正和效率可能都成为障碍而不是帮助。正因如此，加强我国陪审审判制度建设的思路便“历史地”朝着陪审员专业化方向发展，媒介热情地报道某陪审员努力学习法律知识、提高自己的法律素质的感人事迹，真是对陪审制度的莫大讽刺。如果自学速成的陪审员可以比经过法律院校多年专业培训的法官更有可能保障国家法律的公正实施，那我们不妨思忖片刻：这是否意味着，要么是国家法学教育彻底失败，要么整个社会的“公正”取向有问题？

（4）陪审审判制度的适用范围。

尽管中美两国陪审审判制度存在上述种种差异，但这并没有根本性地妨碍它们以不同方式发挥各自的功能，重要原因在于它们各有与之相应的适用范围。如果以普通民事案件为对象，选择与之相应的程序，那么，严格、复杂的审判程序问题与重大、疑难的案件相适应，伴随着巨大的司法资源投入和相应的司法收益；反之，简易、宽松的司法程序应当与大量简易、小额的案件需求相适应。美国的陪审审判程序投入大、时间长、代价昂贵，主要适用于刑事案件和标的大、赔偿额高的民事侵权纠纷；而我国的陪审审判程序除与专业合议庭同样适用普通民事案件外，主要用于解决某种类型的案件，如婚姻家庭纠纷、社区邻里纠纷案件和少年犯罪案件，它的意义与其说在于监督司法、确保公正，不如说在于道德教化，实现社会综合治理。这种制度在以熟人社会为主要特征的我国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种陪审制的内在机理与改革家们倡导为我国陪审制改革样本的美国陪审审判制度完全不同。

不妨回头看看与我国法制传统有着亲缘关系的德国混合法庭制度，或许可以为改进我国的陪审审判制度提供另一种参考。与美国相同的是，德国以随机性的陪审员遴选程序保障了陪审员的相对独立性（这一点至关重要）；与美国不同的是，德国陪审员在参与案件审判时不受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划分的限制而与混合法庭中的法官共同评议。于是，德国以混合法庭审理的案件受到广泛而全面的上诉审查，并硬性要求法官对评议意见制作书面意见以供上诉审查之用。这种上诉审查对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进行重新审理，而且，陪审员在合议庭中所占的比例与案件的难易或重要程度成反比，越难、越重要的案件陪审员成份越少，高等法院以上的案件不适用陪审员。在德国上诉制度中出现越简单的案件上诉的法律容许度越大且上诉率越高的奇怪现象，尽管没有结论说，简易案件适用陪审审判是导致案件判决错误率高的直接原因，至少可以说，德国的陪审审判并不与判决质量成正比，陪审审判的结果也远不象美国那样不易质疑。

最后，当我们考虑借鉴国外陪审审判制度的时候，不能不注意一个重要趋势，即，民事纠纷日益呈现出技术化、专业化特点，陪审审判适用于民事案件的机率越来越小，无论是居于大陆法系代表地位的德国还是英美国家都是如此，英国干脆取消了在民事诉讼中适用陪审团审判的制度，美国对于陪审审判方式也进行了较大改革。在美国，陪审审判制度的存在价值与其说具有实质性或现实性，不如说具有更多潜在价值或象征意义，也就是说，当公民受到刑事追究或者与相对人发生纠纷的时候，宪法为他设置了一种他可以选择利用的制度，使他可以在自己可以信赖的被认为代表百姓说话的陪审团面前陈述故事，获得正义。如果我们适用陪审审判只不过是为了减轻法院的工作负荷，变相地扩大法院编制，将这些“代用法官”参与审判的诉讼程序强加于无可选择的当事人，我相信，引进陪审制既不会增加我国司法的正义性也不会增加判决的正当性。

第四篇：新时期公开审判制度的现状分析

新时期公开审判制度的现状分析

公开审判的原则的发展前景与中国独特的社会事实

一，公开审判权的历史渊源及在我国的发展。

对于公开审判的权的认识，有学者认为是15世纪对西班牙宗教法庭、英国星座法院和法国国王的秘密逮捕等形式的秘密审判的不信任（例如：在具有普通法传统的英格兰早在15世纪，就有法律专家对当时的秘密起诉、审判感到担忧，提出被告人公开质证起诉人的重要性。在其著作中提到：证人必须在12位值得信任的邻居出息的情况下就有争议的事实作证，避免秘密的、不诚实的起诉）。在1693年苏格兰通过了《议会法案》，其中保障公开审判的部分被看作继1689年革命后宪法的基础部分之一。在美国，宪法的第六修正案也规定了公开审判的原则。

而在我国公开审判权是宪法性原则和权力。《宪法》第12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在最高院颁发的《关于严格执行公开审判制度的若干规定》中，第一条提到：人民法院进行审判活动，必须坚持依法公开审判制度，做到公开开庭，公开举证、质证，公开宣判。在2007年6月，最高院颁布《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审判公开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最高院再次强调了公开审判的意义，并规定了在贯彻审判公开中应掌握的具体原则，即：依法公开，及时公开和全面公开。

随着世界环境的不断变化，各国的法律也都开始沿着自己的本国的国情做了相应的变更，然而，公开审判的争议也渐渐的被忽视，公开审判的随着矛盾中心的转移，逐渐成为各国所倡导的重要审判制度。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型，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法律体制也面对新的机遇与挑战，我国也紧跟时代的步伐，从宪法的角度订立了公开审判制度。但是公开审判制度存在问题是否应该得到重新的审视呢？个人认为，公正审判的制度应该得到合理的修正，才能更好的适应中国未来的发展。

二，公开审判制度在实施过程中的得与失。

首先，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公开审判制度是裁判公正的保障。是实现程序公正的重要措施。是树立司法的权威性的重要方式。其次，从现实意义上看，公开审判是满足公民知情权的必要措施，实行审判公开，可以密切法院同群众的关系，增强审判人员的责任感，防止发生违法乱纪现象。实行审判公开，可以充分发挥审判的教育作用，扩大办案的效果和影响，教育犯罪分子认罪伏法，教育广大群众积极同犯罪作斗争，预防犯罪，减少犯罪。

但是在公开审判制度的实施中，多数条款并不是真正的、很好的保护当事人的利益。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公开审判制度的若干规定》第二款： 人民法院对于第一审案件，除下列案件外，应当依法一律公开审理：

（一）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

（二）涉及个人隐私的案件；

（三）十四岁以上不满十六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经人民法院决定不公开审理的十六岁以上不满十八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

（四）经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决定不公开审理的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

（五）经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决定不公开审理的离婚案件；

（六）法律另有规定的其他不公开审理的案件。

对于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应当当庭宣布不公开审理的理由。

在上述的不公开审判中，涉及个人隐私的案件可以不公开审理，一些国际人权专家认为，公开审判应当保护当事人私生活利益，然而这个利益包括了家庭事务、性犯罪或其他案件。但是在公开审判中，如何保证当事人的个人信息不被泄露呢？在宣判之前过度公开个人信息必定会对当事人造成不必要的影响，造成当事人心里的负担，可能造成当事人在法庭中并不能完全地表达自己的意思。

在信息化的时代中，新闻舆论的存在，对我国司法体系的影响更是不可忽视的，审判者在舆论的导向中能否维持法律的天平公正，是否能不被大众的舆论影响，是否会造成判罚尺度不合理呢？这无疑是对司法人员的严峻挑战！

中国社会的独特的历史环境，给中国人思想中留下许多根深蒂固的东西，如：无讼是求，在中国当下，人们依旧对诉讼存在着厌弃的心理，对那些处于“官司”中的人更是敬而远之的态度。这不难发现，在中国诉讼并不是被大众认可的解决矛盾的方式，反而，大家对诉讼的偏见更是显而易见的。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公开审判是否会对当事人以后的生活造成更深的影响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从近几年最高院对公开审判的通知中，不难发现最高院一再强调对案件的公开，即“依法公开、及时公开和全面公开。”但是这样做是否真的就能保证司法权威的树立、是否真的保障法律程序的公正呢？结果可能会并不是一定的。在我国的诉讼法中并未明确规定当事人可申请不公开审理。这就可能造成对当事人造成不必要的影响。况且，在民事诉讼里当事人大多情况下并不影响第三方的利益，所以，公开审判制度在保护当事人隐私的范围更应该扩大，并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

所以，公开审判制度在中国司法体系发展中，是否应该继续全面公开，个人感觉中国当下不适合全面公开审判制度的实施。针对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应制定出具体的细则，来保护当事人的隐私和权益。

三，公开审判的历史走向，以及在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

历览公开审判在当下世界各国的发展中，个人认为：中国可以学习德国对公开审判的设定及认识。德国将庭审程序的公开分为:直接的公开——德国法院的组织法的规定对业已完成的诉讼程序进行监督手段的判决。间接的公开——通过口头或书面的对程序的报道。在中国无论是刑事诉讼、还是民事诉讼一律公开、并要求全面公开，是否过于笼统的制定公开审判制度，这便不言而喻。所以，公开审判是否应该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综合历史因素、社会因素来制定出适应当下的公开审判制度，个人认为这是一种不可否定的事实，也是司法文明的一种

体现，是我国司法体系更加人性化的新的一种标志。

第五篇：金朝诉讼审判制度论略

金朝入主中原的进程，正处于中华大地民族斗争和民族融合的高潮时期。它与两宋及辽、西夏互相对峙又频繁交往的历史氛围，造就了金朝诉讼审判制度的多元制特色。

一、诉讼制度

金朝诉讼制度，大体沿袭唐辽宋旧制，受女真传统习惯影响，也有一些颇具特色的新规定。金代案件起诉的方式分为官吏纠举、告诉和投案自首三种。官吏纠举，指监察官及其他官吏对犯罪案件的弹劾、检举。金代进一步强化了中央和地方监察机关纠举和弹劾官吏违法犯罪案件的职能。

中央监察机关御史台，又称“宪台”，是“察官吏非违，正下民冤枉”的法纪监察机关。其组织机构大体仿效唐制，而规模较小，仍以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为长官。御史大夫“掌纠察朝仪，弹劾官邪，勘鞫官府公事。凡内外刑狱所属理断不当，有陈诉者付台治之。”(《金史》卷五五《百官一》)御史中丞协助御史大夫执行其职务。随着金王朝中央集权的加强，朝廷对监察机关的建设越来越重视。御史台的职权不断明确和扩大。正隆五年（1160年），海陵王敕令御史大夫肖玉：“朕将行幸南京，官吏多不法受赇，卿宜专纠劾，细务非所责也。”

(《金史》卷七六《肖玉传》)大定二年（1162年）世宗“敕御史台检察六部文移，稽而不行，行而失当，皆举劾之”；后又诏御史台：“卿等所劾，诸局行移稽缓，及缓于赴局者耳，此细事也。自三公以下，官僚善恶邪正，当审察之。若止理细务而略其大者，将治卿等罪矣。”(《金史》卷七《世宗上》)纠弹之官知有犯法而不举者，减犯人罪一等科之，关亲者许回避“；又谓宰臣：”监察专任纠弹。宗州节度使阿思懑初之官，途中侵扰百姓，到官举动皆违法度。完颜守能为招讨使，贪冒狼籍。凡达官贵人皆未尝举劾。斡睹只群牧副使（从六品职，掌检校群牧畜养蕃息之事）仆散那也取部人球杖两枝，即便弹奏。自今，监察御史职事修举，然后迁除。不举职者，大则降罚，小则决责，仍不得去职。“章宗泰和八年（1208年）定制：”事有失纠察者，以怠慢治罪“。贞

四年（1216年），宣宗采纳尚书右丞相术虎高琪建议，敕定：”凡监察有失纠弹者从本法。若人使入国，私通言语，说知本国事情；宿卫、近侍官、承应人出入亲王、公主、宰执之家；灾伤阙食，体究不实，致伤人命；转运军储而有私载，及考试举人关防不严者，并的杖。在京犯至两次者，台官减监察一等，论赎，余止坐专差者，任满日议定升降，若任内有漏察之事应的决者，依格虽为称职，止从平常，平常者从降罚。“兴定元年（1218年）宣宗修定”监察御史失察法“；兴定五年（1221年）又”更定监察御史违犯的决法“，使御史失职违法的责任制度化。

有金一代，监察官因违法失职而受到处罚的案件，不乏其例。例如，大定年间,御史大夫（从二品）张汝霖”坐失纠举，降授棣州防御使（从四品）“。监察御史董师中漏察大名总管承安二年（1197年），章宗”敕御史台纠察谄佞趋走有实迹者，“（《金史》卷一0《章宗二》)等等。

由此可见，监察机关在金代备受朝廷的宠信和倚重，被视为”天子耳目“，赋予行政监察和法律监督的重任，是统治者控制各级官吏和整饬吏治的主要工具。因此，金朝廷十分重视监察机关的管理及其自身的建设，发布了一系列监察法规、法令和诏制，建立起一套颇为严密的考核、赏罚制度，形成对监察机关严格管理、监督的机制。其中明确规定了监察官在执行职务中的法律责任。如天德三年（1155年），海陵王谓御史大夫赵资福曰：”汝等多徇私情，未闻有所弹劾，朕甚不取。自今百官有不法者，必当举劾，无惮权贵“。（《金史》卷六《海陵王纪》)世宗大定十九年（1179年）”制纠忽剌不公事，及忽剌以罪诛，世宗怒曰：“监察出使郡县，职在弹纠，忽剌亲贵，尤当用意，乃徇不以闻，削官一阶”。⑦监察御史梁襄等，坐失纠察武器署丞奕、直长骨

受赃案，被罚俸一月。世宗斥责梁襄等：“监察，人君之耳目，事由朕发，何以监察为！”⑧

另一方面，由于朝廷的恩宠和法律的保障，在金代也不乏忠于职守，不畏权势的监察官。如海陵王视为“忠直之臣”的御史大夫高桢，长期主持御史台政务，“弹劾无所避，每进对，必以区别流品进善退恶为言”。尽管“当路者忌之”，⑨每欲中伤陷害，但也无可奈何。在宣宗时，甚至出现了敢于弹劾皇子的监察御史。兴定初年，程震任监察御史，“弹劾无所挠”。时皇子完颜守纯封荆王，任宰相，因纵容家奴侵扰百姓，被程震“以法劾之”。程震上奏宣宗的弹劾状指出：“荆王以陛下之子，任天下之重，不能上赞君父，同济艰难，顾乃专恃权势，蔑弃典礼，开纳货赂，进退官吏。纵令奴隶侵渔细民，名为和市，其实胁取。诸所不法不可枚举。陛下不能正家，而欲正天下，难矣。”将皇子违法乱纪的危害性，提到齐家治国的高度，使宣宗深为震动。于是，宣宗下诏切责皇子不法，并令“出内府银以偿物直，杖大奴尤不法者数人”。⑩通过补偿百姓物质损失，惩罚不法恶奴，以挽回不良影响。

金朝前期没有建立常设性的地方监察机关。地方行政监察和法律监督事务，通常由中央派遣御史台官员前往各地办理。由于人手和地域的限制，地方监察工作难以开展。大定十七年（1177年）“陈言者乞设提刑司，以纠诸路刑狱之失。”尚书省审议后认为“久恐滋弊”，未予采纳。直到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章宗诏曰“朕初即位，忧劳万民，每念刑狱未平，农桑未勉，吏或不循法度，以隳吾治。朝廷遣使廉问，事难周悉。惟提刑劝农采访之官，自古有之。今分九路专设是职，尔其尽心，往懋乃事。”(11)正式创设提刑司。不久，章宗又“制提刑司设女直、契丹、汉儿知法各一人”，(12)提刑司的组织机构初具规模。金代提刑司大体仿效宋制，设于路一级官署，具有中央派出机构的性质。但并非各路均置，而是若干路合设一提刑司，计有九个提刑司。

室告，勿听“之制。(32)汉律本于儒家伦常观念，创立”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卑幼告尊长乃”干名犯义“行为。《唐律疏议》和《宋刑统》之”斗讼律“更明确规定：”诸部曲、奴婢告主，非谋反、逆、叛者，皆绞；告主之期亲及外祖父母者，流；大功以下亲，徒一年。……即奴婢诉良，妄称主压者，徒三年；部曲减一等“。《疏议》曰：”谓奴婢本无良状，而妄诉良，云主压充贱者，合徒三年“。《大元通制》亦载：”诸子证其父，奴讦其主，及妻妾弟侄不相容隐，凡干名犯义，为风化之玷者，并禁止之“；”诸以奴告主私事，主同自首，奴杖七十七“；”诸奴婢诬告其主者处死，本主求免者，听减一等“；”诸教令……奴告主者，各减告者罪一等“。(33)明清律典均将卑幼告尊长，奴婢告主列入”干名犯义“门：”诸子孙告祖父母、父母，妻妾告夫及夫之祖父母、父母者，杖一百徒三年“。”若奴婢告家长及家长缌麻以上亲者，与子孙卑幼罪同。若雇工人告家长及家长之亲者，各减奴婢罪一等“。(34)《大清律例》所附”条例“，还对奴婢告主的处罚，作了具体的补充性规定：”凡奴仆首告家主者，虽所告皆实，亦必将首告之奴仆，仍照律从重治罪“，”凡旗下家奴告主，犯该徒罪者，即于所犯附近地方充配，不准枷责完结，俟徒限满日，照例官卖，将身价给还原主。“(35)

可见，中国古代几乎所有王朝的法律，从维护宗法家族制度和等级特权出发，都禁止卑幼告尊长和奴婢告主，惟有金律例外。究其原因，在深层次上，是女真游牧部族人际关系相对平等的传统，与中原法律基于儒家的伦常观念的”同居相为隐“原则相碰撞的结果。在女真人占居统治地位的背景下，传统势力冲破了同居相隐原则编织限制家族成员之间告诉权的罗网。而更直接的原因则是金朝当权者出于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现实考虑。金王朝长期处于同南宋、西夏等国对峙的国际环境，战乱频仍，政局动荡。统治集团内部派系林立，权力倾轧剧烈，仅在位皇帝就有三人被政敌谋杀。故最高统治者不得不时时注视政敌的动向，防范其不轨活动。尤其是金朝皇帝继位秩序不正常。金代共历十帝，其中兄终弟（含堂弟）及者凡四帝，叔侄相继者二帝，其余四帝亦多未遵循中原传统的嫡长继承制。海陵王、世宗、宣帝三帝还是通过政变或利用政变后的混乱局面上台的。”法统“不正使最高统治者对谋反、叛逆言行极为敏感，为消除一切可能危及皇权的隐患煞费苦心。鼓励告奸是防止皇权旁落，消弥反叛，巩固帝位最有效的措施之一。家奴与其主人朝夕相处，对主人的所作所为了如指掌。听任和利用家奴检举、告发主人违法不轨行为，无疑有助于及时打击犯罪活动，防范反对派势力的不轨图谋。此外，金朝还实行”保伍连坐法“，强制邻里告奸。如泰和六年（1206年），章宗”以旧定保伍法，有司灭裂不行。其令结保，有匿奸细、盗贼者连坐。“(36)

当然，金也同历代一样，对告诉失实（诉妄）及诬告者，亦给予处罚。如海陵王时，左宣徽使（正三品职）许霖之子与应国公完颜和尚发生纠纷。许霖父子被殴辱后诉于朝廷，使对方受罚。但许霖亦因”所诉有妄，笞二十“。(37)芮王完颜亨被家奴梁遵诬告谋反一案，经朝廷”考验无状，遵坐诛“(38)。大定二年（1162年），军士术里古等告同判大宗正事（从二品职）完颜谋衍之子斜哥”寄书其父谋反，并以其书上之“。世宗览书曰：”此诬也，止讯告者“(39)。经审理，果真为诬告，术里古伏诛。

投案自首，指刑事犯罪人和民事被告向官府自动投案，自我举发或托人代为自首。自首通常会受到减免刑罚的优待。如大定十年（1170年），河中府（今山西运城）民张锦为父报仇杀人，法当死。张锦犯案后主动向官府自首。此案经尚书省奏报皇帝后，世宗裁决：”彼复父仇，又自言之，烈士也。以减死论。“(40)

金代诉讼案件，一般归案发地官府管辖。但有的案件则须由被告原籍地官府受理。如章宗泰和年间，大兴府（今北京府）民靳向中都警巡院诉涞水人魏廷实为奴，及妄诉殴詈案。经查证，原被告的祖辈确有主奴关系，但早在数十年前已放良。于是警巡院驳回了靳

之诉求，并告之，若再行起诉，”法当诉于本贯“，即被告魏廷实原籍涞水县。后此案因诉讼程序不合法，及有关官员恃权枉判，引起中央御史台的干预，最终在皇帝过问下才得以解决。

然而，凡涉及六品以上官的诉讼案件，任何官署皆不得擅断和处罚，须奏闻皇帝而后决。如大定年间，平章政事乌古论元忠奉诏提控元妃李氏葬礼事务。”都水监丞高杲寿治道路不如式，元忠不奏，决之四十。“监察御史张景仁劾奏元忠”辄断六品官，无人臣礼。“世宗对此予以嘉许：”卿劾奏甚当“，并令左宣徽使蒲察鼎寿传诏戒敕元忠曰：”监丞六品，有罪闻奏，今乃一切趋办，擅决六品官，法当如是耶？御史在尊朝廷，汝当自咎，勿复再！“(41)

二、审判制度

（一）《州县官听讼条约》

金代州县官权力较重，各类诉讼案件，”州县官各许专决“(42)。这就使州县官得以舍法而任意，操纵地方司法。

有金一代，州官审理狱讼而自行杖杀人犯的案例，俯拾即是。如大定年间，磁州（今河北滋县）”素多盗，既获而款伏者，审录官或不时至，系者多以杖杀，或死狱中。“(43)杨伯仁任滨州（今山东滨县）刺史时，”郡俗有遣奴出亡，捕之以规赏者，伯仁至，责其主而杖杀其奴，如是者数辈，其弊遂止。“(44)淄州（今山东淄博市）”剧盗刘奇久为民患，一日捕获，方讯鞫，闻赦将至“，负责审理此案的同知军州事石抹元”亟命杖杀之，阖郡称快。“(45)滥施刑讯逼供，苦打成招，造成冤狱者，亦不乏其例。

海陵王时，某地以”党人相结欲反“为由，收捕田赡等下狱，”且远捕四方党与，每得一人，先漆其面赴讯，使不相识，榜掠万状“(46)，田赡等皆死狱中。兀术之子、广宁府尹完颜亨被家奴诬告而入狱。”与其家奴并加榜掠，皆不伏“。海陵王遂派人将其残杀于囚所。”亨比至死，不胜痛楚，声达于外。“海陵闻亨死，佯为泣下，遣人谕其母曰：”尔子所犯法，当考掠，不意饮水致死“(47)。可见金律规定有刑讯拷掠制度。大定年间，亲军百人长完颜阿思钵非值日带

刀入宫，其夜入左藏库，杀都监郭良臣，盗取金珠。点检司逮捕嫌疑者八人，”掠笞三人死，五人者自诬，其赃不可得“。后真凶销赃时被查获，伏诛。世宗指出：”棰楚之下，何求不得。奈何点检司不以情求之乎！“(48)并敕令抚恤刑讯中的冤死者和诬服者，还亡羊补牢，禁止护卫亲军非值日，不得带刀入宫。

世宗时，一老妪与其儿媳憩道旁，儿媳与所私相从亡去。有人告知老妪其媳去向，老妪遂报告伍长并一道追寻。恰好”有男子私杀牛，手持血刃，望见伍长，意其捕己，即走避之。妪与伍长疑是杀其妇也，捕送县，不胜楚毒，遂诬服。“后老妪”得其妇于所私者“(49)，此冤狱才真相大白。

承安五年，翰林修撰杨庭秀向朝廷奏报了地方司法的黑暗状况：”州县官往往以权势自居，喜怒自任，听讼之际，鲜克加审。但使译人往来传词，罪之轻重，成于其口，货赂公行，冤者至有三、二十年不能正者。“鉴于此，章宗敕令订立《州县官听讼条约》，”违者按察司纠之“(50)，将州县官的司法活动纳入依法管理的范畴。这不仅使州县官在履行司法审判职责时有章可循，也为监察机关纠举州县官违法渎职提供了依据。

到金末宣宗南渡后，地方司法秩序又陷于混乱。正大二年（1225年），谏官陈规奏报哀宗：”今河南一路便宜、行院、帅府、从宜凡二十处，陕西行尚书省

二、帅府五，皆得便宜杀人，冤狱在此不在州县。“(51)

（二）大理寺审判案件的期限。

金律限定：大理寺断狱，”决死囚不过七日，徒刑五日，杖罪三日。“(52)但实际上大理寺并未认真遵守此项制度，虽然”法有程限，而辄违之“，办案拖沓，”以致事多滞留“。大定十七年，世宗曾就此问题追究宰臣的责任：”比闻大理寺断狱，虽无疑者亦经旬月，何耶？“并敕令尚书省：”凡法寺断轻重罪，各有期限，法官但犯皆的决，岂敢有违！“(53)以期提高司法机关的办事效率。

三、判决的执行

（一）笞杖刑的执行

笞杖刑虽较轻，但属于身体刑，并带有耻辱刑的性质。故有一定身份地位者，往往通过以钱财赎刑等途径规避体罚的实际执行。为此，金律对于某些贵族官僚犯罪案件，在判处笞杖刑时，特别附加了”的决“的规定，要求必须实际执行，不得赎免。如大理寺受理的案件须在法定期限内审结，违者有罚，”法官但犯皆的决“另一项诏制规定：”职官犯故违圣旨，徒年、杖数并的决。“(54)不过，世大宗对贵族官僚颇为优容，职官犯罪大多可以赎免，附加”的决“之例，尚不多见。”定间，监察坐罪大抵收赎，或至夺俸，则外降而已，间有的决者皆有为而然也。“(55)明昌四年，拱卫直指挥使纥石烈执中，因”监酒官移刺保迎谒后时，饮以酒，酒味薄“，将移刺保殴伤，被”的决五十“。(56)泰和六年，章宗针对地方官吏查缉私盐不力，致使各地私煮盗贩者成党，国家盐课收入大量流失，敕令加重地方官的缉私责任。”诸统军、招讨司，京府州军官，所部有犯者，两次则夺半月俸，一岁五次则奏裁“，特别是专司缉私职责的”巡捕官但犯则的决，令按察司、御史察之。“(57)

到金末宣宗时，国势日蹙，对职官犯罪的处罚日渐加重，通常都规定”的决“。时任参知政事的张行信曾提到：”今法，职官论罪，多从的决“；并上疏宣宗，对当时”监察御史多被的决“的状况表示异议，认为”无问事之大小，情之轻重，一概的决“(58)，太过分了。

宣宗贞

四年（1216年）诏定：”若人使入国，私通言语，说知本国事情；宿卫、近待官、承应人出入亲王、公主、宰执之家；灾伤阙食，体究不实，致伤人命；转运军储而有私载；及考试举人关防不严者，并的杖“；监察官”若任内有漏察之事应的决者，依格虽为称职，止从平常。平常者从降罚。“(59)

法杖仍有一定的规格。章宗明昌四年（1193年）颁行的《铜杖式》，明确限定了法杖的尺寸、厚薄，并向地方官署颁发了标准式样。

施刑的部位，金初罪无轻重悉笞背，熙宗时改为臀、背分决，海陵王又”以脊近心腹“，禁止杖背。但实际上，地方官往往不遵法式，任情立威，随意使用大杖，甚至置铁刃于杖端行刑，多致人死。

（二）徒刑的执行

金代徒刑判决的执行，通常要附加决杖，如徒五年加杖二百，徒四年加杖一百八十等。”杖无大小，止以荆决臀。“(60)决杖之后，即将徒囚投入强制劳作。管理徒囚的官署叫作院或都作院。作院设作院使和作院副使，”掌监造军器，兼管徒囚，判院事“，设牢长掌”监管囚徒及差设牢子。“(61)牢长和牢子是具体管理徒囚居作的人员。地方徒囚”拘役之处，逐州有之，曰都作院“(62)。”随府节镇（都）作院使副，并以军器（库）使副兼之“(63)。可见，金代徒囚有相当一部分从事兵器制作。”所徒之人，或使之磨甲，或使之土工，无所不可。脚腕以铁为镣，镰锁之。罪轻者用一，罪重者用二，朝纵暮收，年限满日则逐之，使不得依旧为百姓。“（11）

此外，金朝对某些特殊身份的徒罪犯人，如妇女及”家无兼丁“者，实行以杖代徒，即用决杖代替徒刑居作。

（三）死刑的执行

金代死刑判决的执行，仍实行秋冬行刑等适时行刑制度。世宗大定十三年诏：”立春后，立秋前，及大祭祀，月朔、望，上下弦，二十四（节）气，雨未晴，夜未明，休暇并禁屠宰日，皆不听决死刑。惟强盗则不待秋后。“(《金史》卷四五《刑志》)在死刑执行程序上，仍沿用华夏王朝传统的复奏制度。即死刑判决核准后，须反复奏闻皇帝才能执行。如承安元年，章宗敕尚书省：”刑狱虽已奏行，其间恐有疑枉，其再议以闻。人命至重，不可不慎也。“(②《金史》卷一0《章宗二》)

四、监狱管理制度

金初拘押人犯的场所比较简陋：”其狱，掘地数丈，置囚于其中。“(《历代小史》卷六二《金志》)太宗时，宗翰（即粘罕）专权，下令”诸州县置地牢，深三丈，分三层，死罪居下层，流徒罪居中层，笞杖罪居上层。外起夹城，并以壕沟重围。"(《大金国志·太宗纪》)金代监狱的主要功能，并非执行刑罚的场所，而是临时拘押人犯的地方。其监管的人员，不少是未决人犯或已决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