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0读书报告

第一篇：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0读书报告

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读书报告

日本法学者棚濑孝雄以纠纷解决和审判程序方面的开拓性学说而闻名，特别倡导以行为主体为中心的过程分析（也称方法论个人主义）。本书选取了数篇棚濑在此问题上的代表性论文，学生认为，对于理解其所倡导的过程分析理论，有重要的作用。

一、跳出审判棚濑指出，现代法律学研究，大多把焦点集中在审判本身，认为法学的任务仅仅是对于作为决定基准的法律规范和判例进行解释、分析。只关心判决，而对判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漠不关心；只考虑判决的做出，而对判决之后的效果漠不关心。法律学研究视角的狭窄，导致了理论上和现实中的双重缺陷：在现实法律生活中，社会上的纠纷并不都通过审判解决，即使是通过审判解决的纠纷也与诉讼外解决的纠纷紧密联系。在理论上，引起了反对法官根据裁量权进行任何立法性的创新的法条主义者，同允许法律解释和使用有弹性见解的现实主义的对立分歧。由于“现实中的审判既超越法律规定二呈现出复杂的形态，又不是与法学脱节的纯属事实领域之中的问题。”棚濑认为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跳出审判封闭空间，将审判视为过程，即程序参与者的互动作用的过程。

二、过程与个人跳出审判的棚濑，将纠纷解决的过程和个人在法律实施中的能动作用，纳入人们的视野。棚濑将作为社会规范体系的制度移向个人行动层次的社会过程。重视个人在法律实施中的能动作用。注重研究审判之外的纠纷解决机制，在这里，棚濑主要分析了合意型的纠纷处理。这种合意的基础在于价值多元的角色过程模式，制度变化的着眼点是个人以及私人自治的秩序。形成方式时强调个别价值实现及自由的交涉行为。同时将合意型纠纷解决处理与决定型纠纷处理（主要表现为审判）进行对比。可以看出，棚濑的合意与其理论中的“过程”、“个人”紧密相连，在纠纷解决中有重要地位。合意不仅是解决纠纷的重点，也是处理纠纷的起点。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棚濑的过程与个人并不等于否定了制度的意义。他充分肯定了社会科学的任务之一是将研究焦点集中在制度之上。即从实际观察到人们互动的过程中抽象出各种规则和制度，并考察它们与其他制度或社会整个构造、功能的相互关系。但制度的抽象化，往往使研究者忽略现实中使规范运作的个人。棚濑的理论恰恰发现这一点，使纠纷解决过程不失去内涵的前提下进行分析。

三、现实意义棚濑构思的依据使对美国小额法庭审案过程的考察，棚濑的理论引发日本的司法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变。审判的重点不仅仅局限于当事人与法官的沟通，更重视当事人之间的沟通。小额法庭、ADR、司法改革、和解等都是我国近年来法学界，特别是诉讼法学界的热点探讨问题，棚濑的理论对我们改革的基础构建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此外，棚濑的理论中，有很强的东方传统思想。比如我们一直倡导的“和为贵”思想，常常是我们解决纠纷的主要依托。还由于传统的厌讼思想，比较审判，调解往往在现实中得到更好的应用。西方一些法学家也开始研究东方的调解方式，这样既可以减少诉讼成本，也可以提高纠纷解决的效率。

第二篇：关于请求解决纠纷的报告

关于请求解决纠纷的报告

尊敬的州森林生态试验站领导：

我从2013年3月18日起至今，在青坪州林业生态实验站看守房屋和搞森林抚育。在过来的期间中，我与试验站分管生产的姚卫红副站长发生了纠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2013年我方承包了试验站森林抚育工程260亩。姚卫红副站长和吴志学同志递给我方抚育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中规定，森林抚育每亩造价85元，我方表示同意。按260亩计算应有22100元，当我完成了抚育工程后要求站里付款时，姚卫红副站长提出要从260亩中减去45亩，按215亩计算付款，我方当然不同意。时至今日我只领得抚育款9000元，尚欠13100元（22100元-9000元=13100元）。我认为协议对当事人来说就是法律，单方面不能随意更改，否则，就要依法承担违约责任。

二、2015年5月27日，姚卫红副站长安排几个民工给林地打药，民工按照他指定的范围，包括我所住的房屋前后左右、猪栏边、牛栏边和公路边都打了药，这些地方打药前和打药后都没有告知我户，更没有插公告牌子，致使我户的耕牛、牲猪和鸡中毒，请兽医给耕牛和牲猪打针用药，已花200多元，有一头猪还在打针，鸡死了16只。姚卫红副站长完全不顾及别人生命财产安全的行为，给我户造成了很大的损害，依照民法规定的过错责任原则，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以上所述纠纷，请求上级领导给予及时解决为盼，为之谢谢。

此致

湘西自治州森林生态试验站

报告人：秦桂英

（住址：永顺县青坪镇桐油堡村）2015年7月20日

第三篇：客服纠纷解决协议(范本)

客服纠纷解决协议

甲方：

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之规定，本着平等、自愿、诚信、公平的原则，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就双方之间出现的纠纷达成如下协议，以资共同遵守。

一、纠纷事项1、2、3、二、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同意按照如下方案解决双方纠纷：1、2、3、三、乙方确认并承诺：

1、甲方履行本协议第三条约定义务后，乙方应在接到甲方通知后3个工作日内验收并在《客服部受理事项处理确认函》（详见附件）上签字确认；逾期不予验收的，视为乙方认可并接受甲方的处理结果。

2、甲方按照第三条项下双方约定的方案履行后，乙方承诺不再就本协议第二条项下的问题或者（如某某单元商品房或事项）向甲方提出其他要求或主张。

3、本协议约定的解决方案系双方协商的结果，仅适用于本案，乙方承诺不以任何方式泄露本协议内容。否则，乙方应当退还甲方因履行本协议约定所支出的各项费用，并赔偿甲方因乙方泄密行为造成的损失。

四、其他事项

1、附件系本协议的有效组成部分，与本协议的其他条款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因本协议发生纠纷，甲乙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由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诉讼管辖解决纠纷。

3、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协议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方（盖章）：乙方（盖章）：授权代表：身份证号码：联系地址：联系地址：签约时间：签约时间：

附 件：

客服部受理事项处理确认函

本人为业主，对贵司针对本人反映的问题及贵我双方纠纷的如下处理结果表示接受，特予认可！反映问题：1、2、3、处理结果：1、2、3、责任方 ：项目部 ：客服部：

纠纷诉求人：确认时间：

第四篇：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调研报告

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调研报告

近年来，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各项事业的不断进步，农村社会结构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各种利益关系在不断调整，一些深层次矛盾不断显露。社会稳定工作已成为当前的主要任务之一，与经济发展并驾齐驱。为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探索多元化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努力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根据上级要求，我镇对开展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进行了调研，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加强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的意义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格局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各种利益关系在不断调整，人民群众对自身的利益需求也在不断增强，社会矛盾也因此频繁发生，仅靠单一的诉讼解决已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倡导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手段，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一是减轻了法院的压力，节省了司法资源，降低了成本，减少了对抗性和紧张性；二是方式灵活、时间短、不伤和气，有利于化干戈为玉帛，是维护社会稳定，有效防止“民转刑”案件的发生的重要手段。三是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大量的矛盾纠纷当事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解决纠纷后仍然要在一起工作、生活，通过多元化解决矛盾纠纷有利于把当事人的思想工作做通、做透，彻底消除矛盾，理顺社会关系，有效地减少“民转刑”案件的发生。四是当事人自愿达成的协议，一般都容易得到自觉履行，可以避免诉讼过程中“判而不决”的问题。不会留下后遗症。

二、新形势下矛盾纠纷表现形式、特点以及未来发展趋势

经过调研，我们发现新形势下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表现形式呈现多样化。

一是农村民间纠纷从传统的婚姻、家庭、宅基、赡养、抚养等纠纷，转化为土地流转、行政不作为、司法不公等方面的众多新型社会矛盾纠纷。过去社会矛盾纠纷多为民间纠纷，而现在村民与村委会、企业之间的纠纷则比较突出。部分干部官僚主义严重，遇到矛盾躲避、推脱，不能正确对待问题和矛盾，而是干一天算一天，将矛盾留给下一届，久而久之，矛盾越积越多，越来越复杂，使一些本来可以及时解决的问题因拖延时间太长，群众不满意、不冷静，解决起来也就有了一定的难度。因此，不少单位、村组织干群关系紧张，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二是是突发性、群体性矛盾纠纷增多。近年来，我镇发生了多起村小组与企业之间，村小组与村小组之间，村小组与村委会之间的纠纷，这类纠纷多是山林纠纷和土地纠纷，调解起来有一定的难度。而且容易导致大量群众越级上访。

三是是群众非正常解决问题的增多，而依靠法律解决问题的偏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动辄就上访。部分上访群众抱有“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错误心理，认为只要上访，政府越重视，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以此向政府施压，提出过高要求。这部分案件在要求解决劳资、损害赔偿等问题上表现尤为突出。从近年情况看，群众不愿依靠法律解决问题的原因是对某些官司没有把握，怕花钱，而直接向政府反映则不用花钱，成本低。另外，还有部分人认为政府就“怕上访”，只要上访，政府就会抓紧解决。一些群众往往还选择在上级重要会议和重大节庆期间上访，以此引起各级重视，向政府施压。四是调处难度大。由于目前农村分户经营，单独生产，群体性活动少、流动人员多，集体制约降低，传统的行政干预已难以奏效。同时，极少数群众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甚至过于片面化，给调处化解工作带来了一定难度。

三、多元化解决矛盾纠纷主体应有哪些，解决机制中面临的不足

构建和完善以人民调解为基础的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是推进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是落实党的依法治国、服务和保障民生的客观需要，是加强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全面提升法治泰和、平安泰和的重大举措。建立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其主体应是人民调解组织的建立，而其他调解机构是人民调解的补充和完善。通过调研，我镇近几年来发生的矛盾纠纷有70%是通过人民调解组织化解的，我镇的人民调解组织呈现多种形式，有治保会、调委会、妇幼会、心连心说事室等，以各种各样方式介入民事纠纷，使不稳定因素得以迅速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对维护我镇社会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则是人民调解的补充和完善，对我镇重大、突出矛盾纠纷的化解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它们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成为我镇社会稳定工作的基石。

但是，我镇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还存在不足。一是基层人民调解员队伍的年龄、文化、知识结构不合理，从事调解人员年龄偏大、文化偏低，法律知识不强，依法调解能力较差。据统计，全镇从事人民调解人员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年龄40岁以下的只有6人，占8%左右。二是在管理指导、协调联动上存在被动，有些人员工作主动性不强，对待发生的矛盾纠纷没有强烈的解决欲望，部分人员存在走过场，做样子，把问题向上级推，从而造成被动局面；三是考核机制不健全，没有建立有效的绩效考核制度，没有建立完善好奖惩制度，大家干好干坏一个样，对调解工作没有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在推动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工作上的创新和建议

建立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是一个迫切的课题，经过调研，我们发现要做好多元化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必须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建立健全领导协调机制。我镇在这个方面有成功的做法，综治办成立了社会管理服务中心，统领全镇矛盾纠纷的化解和社会稳定工作。中心设立在综治办，由党委书记任主任，党委副书记任副主任，配备了专职综治办副主任，对全镇19个村居委会和镇直部门进行统一指导、协调和监督调解工作，社会管理中心从矛盾纠纷的排查、信息的采集、案件的分流、包案调处、督查督办、结案回访等实施一条龙指挥，有效整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专业调解，实现了多元化调解机制的有序开展。

二是建立健全组织网络。目前，全镇已成立综治办、司法所、公安派出所、法律顾问所，19个村（居）委会均已成立了人民调解委员会、治保委员会、妇幼会、心连心说事室等矛盾纠纷调解组织，并建立了网格化管理平台，实行了资源信息共享，为多途径化解矛盾纠纷拓宽了渠道。

三是建立健全大调解格局。新时期我们将面临许多新的社会矛盾，具有复杂性、群体性、多样性特点，依靠单一的调解方式往往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而大调解格局的建立，多部门的联合调解则有意想不到的成效。我镇桂元水电站与周边村小组发生的矛盾纠纷多是采取多元化联合调处成功。

四是建立健全考核机制。要使多元化调解工作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建立健全完善的考核机制，实行严格的奖惩制度，充分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对兼职调解员实行补贴，提高专职调解员的报酬，建立工作考评激励机制，克服“工作无报酬，好坏一个样”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有效调动调解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目前，我镇在财政预算中按人均2元的标准落实了工作经费，在管理指导、协调联动、信息预警、绩效考核等层面，建立了奖惩机制，对推动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五是建立健全矛盾纠纷的预警机制。要从矛盾纠纷排查抓起，坚持镇每周一排查、村每日一排查，建立抓早、抓小、抓苗头的源头预防措施和运行机制，杜绝事后调解和“花钱买平安”的工作方法，要充分利用网格化平台的作用，在第一时间里收集、报送信息，达到预警在先，整体联动的效果。

六是进一步提升调解人员的政治、文化素质。司法行政部门要通过政策引导、业务培训、经验交流等形式，加强对各类调解组织和调解人员的管理指导和教育培训，切实提升调解组织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水平，提高调解人员对各类矛盾纠纷的预警、化解、管控、应急能力和综合素质。尤其是对村级人民调解组织要加强指导，帮助其规范组织建设，不断提高业务水平，保证他们依法履行职责。

（调研人 康敏）

第五篇：关于和谐社会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定稿]

和谐社会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

王德新

【摘要】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矛盾的凸现期，社会纠纷的频繁发生已经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但是，我国目前以诉讼机制为主导，以人民调解、仲裁、行政解决为补充的纠纷解决体系，在应对日益增多的社会纠纷方面显然有些力不从心。因此，应当从分析现行纠纷解决体系的结构性问题入手，以分析新时期社会矛盾的类型和成因为基础，以国外相关经验教训为参照，适时地调整和重塑我国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逐步建立科学、多元和拥有社会公信力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并使之与诉讼机制有效衔接。

世界各国的社会发展规律表明：在人均GDP达到1000-3000美元这个阶段，既是经济发展的黄金期，又是各种社会矛盾的“凸现期”。[1](P12)近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2003年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大关，到2008年已达到2460美元。但与此同时，随着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和变革，各种社会矛盾、纠纷也呈集中爆发的态势。以全国法院受案量为例，1998年全国法院共受理各类案件541万件，2003年共受理569万件，到2008年已达到1055万件，前五年间增长了105%，后五年间增幅高达179%。这种社会纠纷频发的态势，注定了诉讼机制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应当研究新时期社会矛盾纠纷的特点和成因，探索和构建新型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这对于促进当前社会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新时期社会矛盾的表现形式及其原因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纵深推进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调整，我国近年来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期，社会利益结构正发生着深刻的调整和变化，社会矛盾众多，各类纠纷频发。

我国新时期社会矛盾纠纷具体表现形式主要有：(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之间发生的大量的合同纠纷、知识产权纠纷、金融证券纠纷方面的矛盾纠纷;(2)涉及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劳务市场管理、劳动争议、工伤保险等社会救济方面的矛盾纠纷;(3)农村经济政策、经营和财务管理、土地承包等方面的矛盾纠纷;(4)有关土地的征用和划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争议、土地有偿转让、农村宅基地的使用，以及滥占滥用耕地等方面的矛盾纠纷;(5)城乡建设规划、城镇管理、以及拆迁补偿和安置等方面的矛盾纠纷;(6)城乡环境保护方面的矛盾纠纷;(7)消费者权益、商品质量纠纷、经济合同纠纷、城乡市场监督和管理、查处违法经营、个体工商户的管理等方面的矛盾纠纷;(8)医疗事故等方面的矛盾纠纷;(9)涉及企业改制、安全生产等方面的矛盾纠纷;(10)涉及农民和城市职工群体性上访的矛盾纠纷等。

上述矛盾和纠纷大多属于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产物，并呈现类型多样化、主体多元化、调处疑难化、内容复杂化、矛盾易激化等特点，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因素。总体来看，这些矛盾和纠纷产生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种：

第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使原有的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产品分配矛盾，逐渐演化成多样化的经济利益矛盾，各种类型的经济纠纷案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以全国法院系统受理的经济纠纷案件为例，1983年仅受理4.6万件，到1993年共受理94.9万件，10年间增长了20倍;到2006年全国法院共受理298万件，相当于1983年的65倍、1993年的30倍。从案件类型上看，知识产权纠纷，海事、海商纠纷，金融纠纷和企业兼并、破产、产权转让纠纷等新型经济纠纷层出不穷。从所占比例看，2006年全国法院受理的经济案件占民事案件总量的36.8%，经济纠纷已经成为我国新时期社会纠纷的主流。

第二，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滋生了一些盲目追求经济发展而无视群众利益的违法行为的发生，如违法征用土地、拆迁房屋、工业灾害、环境污染等问题。这些问题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如果处理不当极容易导致矛盾激化，最终引发诉讼和上访事件。据统计，2006年全国发生各类群众上访事

件约2.3万起，农民所占比重近五成;农民上访的主要问题是土地征占、村级财务和环境污染，其中，土地征占问题约占50%;农村财务和环境污染问题各占30%和20%。

第三，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由于法制不健全，市场机制不完善，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矛盾或纠纷。例如，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产生的企业改制、工人下岗问题，会引起某些社会成员的不满;新旧体制之间产生摩擦和脱节也会滋生一些社会矛盾，如涉及社会保障问题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纠纷等。再如，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目前，由于法制不健全，市场经济固有的各种弊病开始产生，受利益驱动，引发的各种纠纷层出不穷，如安全生产问题、产品质量纠纷、消费者权益纠纷等。

第四，近年来，我国不同阶层收入分配差别、城乡差别、区域差别呈持续拉大的趋势。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5年社会蓝皮书》显示，2004年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接近50%，收入最低的10%家庭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仅维持在1%以下。[3](P23)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导致原有的社会阶层发生了分化，某些新的阶层和利益群体产生;社会成员流动性加大，这又进一步促进了人员的分化与重组;社会利益格局多元化，利益关系更加复杂，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矛盾尖锐的重要社会背景。

二、我国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现状及其困境

我国新时期社会矛盾纠纷是由于多种原因促成的，解决这些矛盾和纠纷是一个系统工程，既需要国家政策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也需要从法律的角度来不断完善纠纷的解决机制。

就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法律纠纷的解决途径主要有如下几种：一类是根据民事、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司法的途径来解决，这是目前纠纷解决最重要的途径;第二类是行业自治组织的调解，例如律师、会计师、医师、金融、房地产、家电、化工、旅游等行业的自治组织对行业内纠纷的调解;第三类是民间准司法解决机制，例如仲裁委员会对合同争议的仲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对劳动争

议的仲裁等;第四类是行政机关解决民事争议的机制，主要包括行政调解和行政裁决两种方式，例如各主管行政机关处理土地权属纠纷、房屋拆迁纠纷、知识产权纠纷、消费者争议、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以及医疗事故赔偿纠纷等。但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这种“以诉讼为重心、以其他纠纷解决机制为补充”的纠纷解决体系，因其存在先天的结构性缺陷而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并出现了某种危机：

1.诉讼纠纷解决机制面临“诉讼爆炸”的困境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依法治国和民主法治的观念日渐深入人心，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权利观念不断增强，逐渐形成了一种热衷于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的法律文化。同时，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新型经济纠纷案件的大量增加，改革开放及社会利益格局调整导致新型社会矛盾频发，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促使法院受案数量逐年攀升，尤其在1998年以后已经呈现“诉讼爆炸”的态势(参见图示1)。

图示1：(此部分内容未能提交成功——网站注)

法院“诉讼爆炸”的现象，在实践中造成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给法院和法官带了沉重的审判工作压力，诉讼效率明显降低。例如，2008年北京市各级法院共受理各类案件393917件，全市法官人均结案169.1件，周末和节假日加班已经是法院工作的常态。二是法官面对堆积如山的案件，为追求快速结案和降低上诉率，往往采用强制调解、变相强制调解的做法，名为贯彻落实和谐的司法理念，实则是违法办案、侵犯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三是积案现象导致了审判质量下降(不可否认，也有因司法腐败造成司法不公的因素)，并进而导致上诉率高、再审率高和申诉上访率高的“三高”现象。据统计，1978-1982年，全国法院处理民事申诉来信来访共计8.37万件;而1998-2002年，全国法院共接待处理群众来信来访4224万件，[2]同比上升了504倍，人民法院俨然已成为一个信访机关。

2.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与诉讼机制相对应，我国目前也存在为数众多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但显然它们在实践中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以人民调解制度为例：该制度自20世纪50年代初步建立，八、九十年代发展达到鼎盛期，在纠纷解决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90年代以后人民调解的作用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据统计：1986年人民调解的纠纷总量为730.7万件，同年法院受理的民事一审案件数量为98.94万件，诉讼案件只占调解案件的13.5%;1998年，法院受理案件数量达到336万件，诉讼案件占调解案件的63.8%;2002年，法院受理案件数量为441万件，人民调解则解决了314万件(参见图示2)。人民调解解决的纠纷与法院解决的纠纷之比，从20世纪80年代初一度高达10：1，转换为0.7：1。[4](P477)人民调解作用的弱化，已经成为我国新时期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集体边缘化的一个缩影。

图示2：(此部分内容未能提交成功——网站注)

通过非诉讼机制解决纠纷的数量稳步下降，与法院受案数量急剧增长形成了鲜明对比。非诉讼机制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方面的作用弱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以下几个方面最为重要：第一，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自身的程序利益和价值未得到充分的重视。例如，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一律以“依法调解”为宗旨，某些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程序设置甚至比诉讼程序更复杂，对自治性、协商性纠纷解决的正当性并未予以应有的尊重。第二，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效力仍未得到立法和司法的支持。如由政府和行政机关主持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何种效力，法律上至今没有明确规定，这大大影响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权威性。第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解决纠纷的能力较低。一方面是由于诉讼外纠纷解决人员的素质整体上相对低下，另一方面也与政府对公益性非诉讼纠纷解决组织和人员的经费投入较少有关。

3.现有纠纷解决机制系统在应对社会纠纷方面力不从心

由于我国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存在上诉结构性的矛盾，即：一方面，本应担负起社会纠纷解决的主要任务的非诉讼机制，却由于其缺乏权威性、规范性和效益性而逐渐失去了人们的信任;另一方面，作为保障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的诉讼机制却冲锋在前，承担了主要的纠纷解决功能——当大量的社会纠纷涌向法院，法院在重压之下其审判质量和效率不断下降的情况出现时，人们要么是对法院的判决不断上访，要么对法院的权威性和公正性也失去了信心而走向上访之路。据国家信访局统计，1979年到1982年全国老

百姓上访的数量是2万件左右，2005年全国上访的数量是约3000万件，增加了近1500倍。[5](P32)信访案件的激增，说明我国现有纠纷解决机制在化解当前社会矛盾纠纷方面显得力不从心。

众所周知，信访是社会成员通过写信、访问等形式向社会组织管理者反映个人或集体意愿(主要表现为检举、控告、申诉、申请、询问、求决、批评、表扬、建议等形式)的一种社会政治交往活动，其本身并不是解决纠纷的一种正常的法律途径。人们选择信访的途径，是以对现存的纠纷解决机制失望为前提的;如果通过信访依然不能解决矛盾和纠纷，就极有可能激化矛盾而演化为群体性对抗社会事件。据统计，1993年全国共发生群体性社会事件约8709起，1999年为3.2万起，7年间增加了3倍;到2005年，全国群体性社会事件已达8.7万起。[6](P155)群体性社会事件多发表明，改革和完善我国纠纷解决机制已是刻不容缓。

三、重塑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基本思路

(一)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基本内涵

通常来说，“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就是以多种多样的方式来解决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期所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纠纷的一种机制。但对于“多种多样的方式”具体而言是指哪些方式，则存在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多种多样的方式”既包括正式的、诉讼的方式，也包括非正式的、非诉讼的方式，既包括官方的纠纷解决方式，也包括民间的纠纷解决方式;另一种观点认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就是民事诉讼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和机制的总称，从而将其与产生于美国的ADR(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等同起来。

范愉教授认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指一个社会中多样的纠纷解决方式(包括诉讼和非诉讼两大类型)以其特定的功能相互协调、共同存在，所构成的一种满足社会主体多种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调整系统。[4](P221)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概念既包括非诉讼机制，也包括司法和诉讼机制，从理论上看，应当强调以一种综合性视角研究诉讼与非诉讼、法律机制与其他社会控制、国家司法权与社会自治、公力

救济与社会和私力救济之间的关系;在制度和实践层面，应当注重构建司法和非诉讼程序协调互动的解纷机制。

笔者对上述理解基本赞同，同时，在社会矛盾和纠纷解决的问题上，必须破除司法或诉讼机制“一元化”的错误观念。在法治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少国家都曾希望尽可能把纠纷解决统合到国家权力之下，出现过试图由司法垄断纠纷解决和法律适用的一元化倾向，表现为：国家对私力救济原则上予以禁止，对各种民间团体和民间自治性的纠纷解决的作用予以否定。这种倾向，一方面来源于对国家权力的迷信，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法律机制和司法机关能力的过高预期。实践表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各种矛盾集中而多样，原因复杂而交错，单一的诉讼解决方式不可能有效地应对。因此，当代国家和政府必须承认，为民众提供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让当事人自由选择纠纷解决途径，是政府应尽的职责。

(二)法院在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中的应然定位

由于法院在纠纷解决方面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不可能离开法院的参与。在社会综合治理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法院理应积极参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并逐步成为推进这种构建的主导力量。具体可从以下三方面进行：

第一，法院应当积极推进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当前，虽然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协商、社会调解、行政处理、仲裁和诉讼等多种纠纷解决方式，但并没有形成各种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统一协调、良性互动、功能互补、程序衔接的有效机制。问题主要在于，当事人协商、社会调解、行政处理等非诉讼纠纷解决对法院是否具有某种约束力，即是否具有法律权威性。在这方面，法院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比如，2002年9月最高法院作出了《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其中明确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效力，当事人仅能以调解违反自愿、合法原则为由申请法院撤销、确认无效。

第二，法院应当积极推进诉讼程序中的合意解决机制建设。法院审理中注重调解是我国司法的光荣传统，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国家不断强化诉讼中当事人合意解决纠纷的同时，我国却一直在试图弱化法院的调解工作。例如，20世纪80年代以前法院调解结案率一直在80%左右，而到了2000年已下降到了30%左右。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和调整，最高人民法院在2004年9月16日出台了《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2005年2月最高人民法民出台《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社会上义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确立了“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民事审判工作指导方针。今后，法院应当进一步扩大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在管辖问题、证据问题、程序适用、法院调解方面进一步赋予当事人合意选择的权利，实现诉讼的契约化。

第三，确保法院作为纠纷解决的最后一道防线的地位。在诉讼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的关系问题上，既要鼓励人们选用非诉讼方式、赋予其一定的法律效力，又要保障当事人不能、不愿通过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时的诉权。实践中，有些法院处于部门利益的考虑，对某些案件采取消极对待甚至拒绝受理的态度。例如，广西高院2003年就曾下发了“180号文件”，违法拒绝受理“涉及面广、敏感性强、社会关注度高”等13类案件。[8](P3)法院拒绝受理，不仅违反了法律、侵害了当事人权益，也是导致社会矛盾进一步复杂化、尖锐化的重要原因。今后，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构建的过程中，法院必须明确自己的定位，不能将不好处理的案件推给社会消化，应当坚守纠纷解决的最后防线。

(三)完善我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基本思路

我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之所以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原因无非主要有三个：即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不完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缺乏权威性，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不规范。基于此，完善我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应当遵循以下思路：

1.应进一步探索新型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类型

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纠纷解决的诉讼替代方式，并形成了一系列由法院之外的中立第三方参与协助解决纠纷的多元化的替代纠纷解决机制(ADR)，如早期中立评估、调解、小型审判和仲裁等。美国1998年还通过了《ADR法》，以进一步确认ADR机制并加以规范。目前，仲裁、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在我国已经经过了一段时期的发展，具有了相对成熟的经验。除此之外，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自治的发展趋势，培育公益性和盈利性民间ADR。公益性的ADR包括：(1)各种商会、律师协会、会计师协会等行业自治组织的纠纷解决机制，其纠纷解决范围主要是本行业成员之间的各类纠纷;(2)消费者协会、环境保护协会等各种非政府的公益组织的纠纷解决机制，其主要作为当事人或群体代表参与谈判，以及作为中立的第三方主持调解、斡旋等。营利性(市场化)的ADR，是指按照法律登记注册并按市场规律运营的专业纠纷解决服务机构。例如，以企业法人或合伙企业的形式出现的咨询、评估、鉴定、见证等机构，他们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提供专业服务，收取费用，并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在不断探索并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适时地就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运作进行立法。在立法步骤上，可以先进行地方性立法，待条件成熟后再由全国人大制定《非诉讼纠纷解决法》。立法的指导思想有两点：其一，要突出社会自治精神，鼓励人们利用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强调法院作为纠纷的最后解决机构而不是最先解决机构;其二，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进行必要的规范，并赋予其相当的法律权威。

2.应进一步加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规范化建设

除了仲裁、劳动仲裁和行政复议之外，我国大多数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都缺乏明确、详细的法律依据。非诉讼解决机制运作不规范，使人们不愿选择的重要原因。因此，今后应加强非诉讼解决机制的法制化建设，通过立法使其运作规范化。具体来说，一是要不断提高纠纷解决人员的素质，通过资质考核、持证上岗、定期培训等机制具体落实;二是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健全和完善纠纷解决的程序，既要防止纠纷解决程序过于僵化又要避免过于随意;三是要明确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监督机制，确保纠纷解决过程的公正性和结果的公正性。在加强规范化建设的同时，应当注意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特点、优点和

独特价值内涵，如加强当事人合意性、程序的简便性、灵活性和保密性等，使其与诉讼机制相比较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3.应进一步加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权威性

除了仲裁、劳动仲裁和行政复议之外，我国其他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主要就是民间调解。“调解是天然的社会救济方法和机制，也是社会救济的主要形式，它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9](P98)但是，我国民间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往往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这大大影响了调解作为纠纷解决的手段的社会效果。2002年最高法院通过了《关于审理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协议具有合同的效力，该司法解释试图加强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约束力。但我们认为，对调解协议的效力还应进一步加强，建议将调解协议视为是通过特殊的纠纷解决机制形成的结果，它不属于纯粹的合同，其本身就具有拘束力和执行力：当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时，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据调解协议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当双方当事人对调解协议有争议时，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法院对调解协议的效力进行审查，此时法院只能就调解协议的形式进行审查，而不能对调解协议所涉及的实体法律关系进行审查。反之，只有调解协议在形式上不合法时，才能撤销调解协议。只有这样，各种民间调解机制才能不致沦为可有可无的摆设。你好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