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纠纷解决调查问卷

第一篇：法院纠纷解决调查问卷

法院纠纷解决调查问卷

本调查为纯属学术研究之用，答案没有对错之分，采用无记名形式填写，请您不必有任何顾虑，按个人实际情况回答，请在相应的选项上打勾。

调查地区(调查员填写)

省 市县

1、请问您的性别是（）

Ａ女Ｂ男

2、请问您的年龄是（）

A 20岁以下B20---27C28---35D 36---43E44—50F50岁以上

3、您的文化程度是（）

A小学B 初中C高中、技校或职校D大专E 本科F 硕士及以上

4、您的职业是（）

A企业员工B个体户C学生D无业E其他

5、您有过在法院上诉的经历吗（）

A有B无

6、您关注我国的司法改革吗（）

A是B否

7、假如您现在有纠纷您选择怎么处理（）

A私了B起诉C调解

8、您觉得法院的审理程序合理公正吗（）

A非常公正合理B一般C不了解

9、您觉得我国司法体系完善吗（）

A非常完善B还可以C不完善D不清楚

1O、您觉得我们的法官能胜任他所做的工作吗（）

A能B不能C不清楚

11、您觉得我们的司法环境如何（）

A良好B一般C又乱又差D不了解

12、您觉得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的个人素质影响案件的判决吗（）A影响B不影响C不了解

13、假如您在法院有起诉的案件您同意法官做出调解吗（）

A同意B不同意C无所谓

14、您觉得对于我国的司法改革进程个人的力量起作用吗（）

A非常重要B一般C不起作用D无所谓

15、您觉得法院纠纷解决效率如何（）

A高B一般C低D非常低E不清楚

16、您觉得您所在地区的法院设置合理吗（）

A非常合理B合理C一般D不合理E不了解

17、您了解法院的职能吗（）

A非常了解B一般了解C不了解

18、假如有一次学习了解有关法院的基础知识的机会您会参加吗（）A会B不会C不感兴趣

第二篇：江西法院探索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纪实

法院内外齐用力 矛盾化解谱新篇

——江西法院探索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纪实

【编者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实施以来，江西各级法院认真贯彻落实《意见》精神，广泛开展立案、庭前、庭中、庭后等各个诉讼阶段的调解工作，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陪审员、司法协理员和基层组织代表协助、参与法院调解工作，积极探索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省法院研究室对此进行调研总结，并形成了调研报告。现将该报告予以刊发，供各级法院参阅。一、三项举措全面铺开诉调对接工作

调动多元主体。坚决贯彻落实最高法院牡丹江会议提出的“加强指导，民调优先，互动协作，各显优势，多元解纷，社会和谐”的工作原则和目标，充分调动多元主体和社会各方力量参与诉讼调解，进一步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努力实现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的有效衔接，已建立起多元调解机制融合发展的调解工作新格局。

加强横向沟通。截止2010年12月底，江西高院已与省工商局、省环保局、省保监局、省保险行业协会、南昌海关等十二家行政机关和行业协会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建立起联系人制度、交流制度、联合调解机制以及案件办理协助机制，对于上述行政机关和行业协会主持下形成的调解意见，法院可依据当事人的申请予以司法确认。

强化纵向指导。针对诉调对接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江西高院专门下发指导意见，将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作为全省法院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的重要内容，规定上级法院应当加强对下级法院的指导和监督，引导下级法院逐步建立健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努力形成“法院主导，多方参与”的纠纷解决格局。二、五类范本创新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上饶范本：“司法协理网络”机制。上饶市两级法院经过长期实践，构建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司法协理网络，在基层群众中选聘大批司法协理员，司法协理员不仅要协助法官开展司法审判工作，还负担着诉前的人民调解、诉后的社会维稳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司法协理员2008年参与调解并促成调解、撤诉结案的有7387件，占参与案件总数的71%；协助调处涉诉信访案件417件，已息诉罢访209件，息诉罢访率达50.6%。2009件参与法院调解案件4294件，调解成功3256件；接受委托调解案件425件，调解成功370件。该市婺源、鄱阳等基层法院在建成覆盖全县范围的司法协理网络的基础上，还为司法协理工作建立台帐，进行归口管理。

崇仁范本：“四定四对接”机制。一是定点引入，实现调解程序的对接，根据各诉讼环节的特点，分别确定对接重点：“诉前重分流、诉中重委托、诉后重协助”；二是定期联络，实现调解信息的对接，成立专门的指导委员会，由县法院、司法局、工会、妇联、社区等相关单位派员，每季召开一次联席会议，通报有关情况，分析矛盾纠纷新动向，会诊重大、疑难纠纷；三是定人指导，实现调解人员的对接，固定一批业务能力强、经验丰富的审判人员担任各乡镇人民调解组织的业务指导员，提高人民调解员业务水平；四是定向互动，实现调解业务的对接，围绕民事纠纷的热点、难点问题及根据参调人员特长，确定对接案件，防止行外人调解行内纠纷。2007年以来，崇仁县法院在民事案件逐年下降的同时，调解率、执结率、自动履行率、群众满意度显著上升，形成案件数量和司法绩效反向运动的良性发展模式。

安源范本：“诉前司法性调停”机制。为实现诉讼分流，萍乡市安源区法院自2010年推行“诉前司法性调停机制”，在立案前由法院从律师、司法所、人民调解员、行业协会的专业人士中选聘的调停员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进行调停，在平等、自愿基础上促使双方达成调停协议，达到于诉讼外解决纠纷的机制。调停中心自成立以来共接待立案咨询、来访群众3400余人次，其中息诉2300余人次，息访160余人次，解决涉法涉诉积案14件；受理各类案件192件，已调停101件，调停成功率达52.6%；为当事人减少各种诉讼开支30余万元，平均每件案件为当事人节省时间二个月以上。

万载范本：“流动调解庭”机制。万载县法院在每个行政村、街道及社区建立调解室，在未设人民法庭的乡镇设立巡回审判点，作为“流动调解庭”的工作点。“流动调解庭”由法律知识丰富、业务能力强、善于做群众工作的老法官组成，对各乡镇采取定时、定人、定点的办法，每月在全县组织排查，调解成功的纠纷，以纠纷当事人所在地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名义制作调解书。“流动调解庭”设立以来，该院的案件调撤率在2008年63.77%的基础上上升了15个百分点。

大余范本：“法官挂点包片”机制。2007年大余县法院实行“法官挂点包片”制度，对各乡镇推选确认的矛盾纠纷频发村，由一名法官挂点包片一个或数个村，负责对挂点片村提供司法服务，要求法官负责加强与乡镇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中心的沟通，提供法律咨询，协助基层组织化解矛盾纠纷，指导人民调解工作，开展巡回审判活动等。活动开展以来，该院在诉外有效化解了大量矛盾纠纷，诉讼案件数量较之前下降了20%，近四年来案件的平均调撤率达75.5%。三、三大支点趟出矛盾化解新路子

支点一：依靠党委领导。严格执行中央《关于深入推进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的指导意见》，坚持“党委领导、步调一致、分工负责、密切协作”的工作思路，在党委的领导下开展矛盾纠纷解决工作。全省法院均与本级党委、政府部门建立起有关协调机制，充分发挥人民法院、行政机关、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各方面力量，积极构建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格局。

支点二：拓展调解范围。积极拓展调解范围，延伸调解职能，由诉中向诉前、判后、执行、信访环节延伸；由一审向二审、再审阶段延伸；由普通的民商事案件向疑难、复杂、新型民商事案件、刑事案件、行政案件延伸，构建起“全方位，宽领域”的诉讼调解局面。全省法院着力加强立案前调解工作，探索新时期法院立案调解的新思路和新方法，相当一部分民事案件在立案阶段调解完成。如南昌市西湖区法院、瑞昌市法院、兴国县法院等基层法院开展了庭前准备程序、立案调解、立案速裁等工作，逐步建立起统一规范、配套衔接的诉讼程序体系，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支点三：推动诉调对接。充分发挥审判权的规范、引导和监督作用，大力支持、依法监督行政机关、仲裁机构、行业协会、企事业单位、人民调解组织、商事调解组织和社会组织的调解工作。在诉讼调解过程中，吸纳法院以外的各方面力量，通过多种纠纷解决渠道，创造了“诉-调”、“调-诉”、“协同调解”等多种诉调对接形式，实现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和全面发展。一些地方法院还加强对人民调解的指导和培训，提升人民调解组织的纠纷化解能力，努力实现诉调无缝对接。

第三篇：朝阳工会进驻法院提速劳动纠纷解决

朝阳工会进驻法院提速劳动纠纷解决

向阳区总工会和向阳法院联合创建的劳动争议调处中心工作室，昨日在向阳法院正式挂牌。据有关负责人介绍，该调处中心工作室此前已试运行5个月，担当向阳法院委托调处案20件，此中16件调处成功。

劳动争议案件逐年递增

向阳法院副院长龙云斌介绍，比年来，向阳法院劳动争议案件不停处于高位运行状态，数量逐年递增，近两年劳动争议审判庭法官人均了案均在220件以上，并且案件裁决比例高、上诉率高、一审息诉服判率低，抵牾化解难度大。同时，比年来，劳动关系复杂化，新范例案件不竭涌现，这也增加了审理难度。

针对上述问题，向阳法院之前与区总工会、区法律局、区信访办等6家单元形成联动调处机制。此次向阳区总工会调处员进驻法院，一方面能便利当事人诉讼调处，另一方面是分流化解案件，节省法律资源。

诉讼全程均可进行调处

劳动争议案件在庭前、庭中、判前等整个诉讼步伐傍边均可以进行调处，以化解双方抵牾。向阳法院专门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民五庭庭长全军介绍，为进步调处服从，法院限定的调处时间是在15日内，如不能调处，法院则继承进行审理和裁决；而调处方法除当面和谐外，也可通过德律风等其他方法进行，为当事人提供便当。

■案例

扣发工资胶葛获调处

在签署协议确当天，法院和工会调处员即调处成功了一项劳动争议案件。

某家政公司保洁主管小蔡于客岁告退，但公司认为其工作交代仓皇，且有些昂贵的设备流失，故回绝付出其最后一个月的工资6000元。小蔡提起仲裁后获支持。公司不服仲裁，于是向向阳法院提告状。该案件包办法官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交由联念头制调处中心调处，在工会调处员的调处下，双方同意调处结果，即公司当庭付出4500元。最后，法院出具调处书，该案件即闭幕。

此案调处员马文佳暗示，调处成功了，当事人就会自愿执行，若当事人不服最终的裁决，执行起来很麻烦。详细资料参考： 增城律师 宝鸡律师

http://china.findlaw.cn/zengcheng http://china.findlaw.cn/baoji

第四篇：从法院改革中探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2016050030014从法院改革中探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衔接与构建

————以杭锦旗人民法院为例

张海龙

内蒙古杭锦旗人民法院 司法改革已经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为响应党的号召，遵循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同时各地法院的司改举措也正式起航。因此如何拓宽纠纷解决渠道，建立多元化解决纠纷工作机制，是各级党委政府、政法部门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人民法院作为化解纠纷的主要职能部门，在认真履行司法职责的前提下，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成为人民法院保障和谐社会建立的重要途径。

杭锦旗人民法院被确定为改革试点法院，积极探索审判权运行改革机制的同时，积极创新工作思路，拓展调解工作新领域，认真探索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有机衔接的工作机制，致力于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化解大量矛盾纠纷，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一、法院探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动因

（一）拓宽纠纷解决渠道，减轻法院压力

摆脱单纯从诉讼程序上解决纠纷的狭隘视野，拓宽纠纷解决渠道，推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发挥应有的作用，成为人民法院减轻压力有力手段。面临群众司法需求日益增长的形势，法院工作正在承受着巨大的诉讼压力：

1、案件数量剧增，法院不堪重负。近年来，法院受理案件数量一直呈持续上升态势，疑难、新类型案件与日俱增，有限的司法资源已难以承受案件之重。

2、办案程序复杂，审理迟延。案件数量剧增不仅使基层法院因超负荷运转而不堪重负，而且容易在客观上产生久审不决、久拖不执、积案居高不下和审判质量下降等不良后果，进而影响到法院的司法信用和审判的公信力。同时由于办案规范化管理和当事人不服审判提出上诉、抗诉、申诉等原因，从而造成办案程序复杂，审理一再迟延。

3、诉讼成本高昂，当事人负担增加。当事人不仅要支付案件受理费、鉴定费，还要承担律师代理费、车旅费等。由于提起上诉、抗诉、申诉更要支付昂贵的费用。同时法院为此所付出的人力、物力、财力也不断增加。

（二）解决矛盾纠纷，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通过在司法实践中运用多元化调解机制，可以最大限度地解决人民群众的矛盾纠纷，最大范围地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将民主与法制相统一，公正与效率相统一。当前，社会矛盾凸显利益主体多、关联因素复杂、处理难度大等特点，如果依靠某种单方面的纠纷解决机制，许多社会矛盾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建立完善以法院为核心的多元、文明、和谐的纠纷解决模式，这既是坚持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神圣使命，也是关注民生、保障民生的本质要求。

二、杭锦旗人民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深化和实践

杭锦旗人民法院坚持以公正高效司法为基础，以搭建分流平台为纽带，以主体桥梁作用为支撑，以良性互动机制为保障，以调解活动为载体，构建了全方位、立体式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模式。2015年，杭锦旗人民法院各项工作顺利开展，解决了一大批矛盾纠纷，为维护社会稳定和谐做出了应有努力，一是加强刑事审判，坚持“严打”方针，严厉惩处各类刑事犯罪，保障社会和谐，共受理刑事案件128件；二是充分发挥化解社会矛盾、调解经济关系、规范社会管理的职能作用，大力加强民商事审判工作，共受理民商事案件2797件；三是监督和维护行政执法，积极开展行政审判工作，共受理行政案件23件，审查非诉行政执行案件2件；四是加强和改进执行工作，积极探索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新方法、新思路、新途径，共受理执行案件1567件；五是做好涉诉信访和审监工作，做到有访必接、有诉必办，共处理群众来信200件，接待来访980人次。其中有80%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62.9%的民商事案件、40%的行政案件和63%的执行案件，都是通过调解或和解方式结案。在我院基层法庭中，沿河地区中心人民法庭2015调撤率创历史新高，到达94.3%，巴拉贡地区中心人民法庭的调撤率也达到93%。

（一）立案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对接

立案是诉讼开始,是私权引起司法救济的唯一途径,因此人民法院的立案准确、及时是司法文明的看点，也是法院解决矛盾纠纷起点。

自今年实行立案登记制以来，杭锦旗人民法院严格执行此制度，做到有案必立。同时加强诉前调解。对婚姻、赡养、乡邻及对社会可能造成严重影响的案件，在立案阶段，启动诉前调解程序，减少当事人之间的抵触情绪，以便于进一步化解矛盾。对双方当事人一起来立案的，及时组成速裁庭，为双方当事人做工作，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问题妥善处理好的同时，及时制作调解书给当事人，有效减少诉讼周期，节约诉讼成本。

（二）民事诉讼调解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对接 推行立案登记制是司法改革进程中迈出的重大步伐，社会纠纷大量涌入法院的事实也是不容置疑的。如何在实行立案登记制的现实背景下，一方面方便老百姓诉讼，一方面又能有效化解纠纷，这是摆在法院和社会各界面前的一个不得不认真思考的课题。杭锦旗法院在借鉴各种多元化解纠纷的经验下，在全市范围内率先推行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与司法职能有机结合起来，从源头上化解社会矛盾的工作机制——非诉讼调解协议司法确认，获得了群众的认同，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笔者认为这一矛盾化解方式，是一条既能方便老百姓诉讼，又能缓解“案多人少”问题的有效、便捷的通道。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金柱在2013年12月30日全区法院司法确认与裁判文书改革现场经验交流会上讲到：司法确认是人民法院运用司法权对人民调解工作给予的一种司法支持，也是对当事人的司法救济和司法保障，使得人民调解制度焕发出法治的光芒。这项制度为老百姓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的纠纷解决渠道，可以减少诉讼，实现民间调解与诉讼制度的有效衔接，真正达到控制、化解纠纷的目的。

司法确认工作机制就是“诉调对接+三调联动+一确认”工作法。具体地说，就是为保证司法确认工作的全面开展，将司法重心延伸到诉外和诉前，充分利用和整合各类社会资源，支持、指导、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参与调解，扩大诉调对接新领域，强化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三调联动，在此基础上将调解成果经过必要的司法审查，效力上予以法律确认，赋予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

（一）对司法确认的优点：1.整合了纠纷化解力量，三大调解力量同时发力，并通过法院的确认，形成了合力。能够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老百姓的认可。同时，激发了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的活力与积极性。2.增强了调解组织的积极性和信心。过去调解组织千方百计，辛辛苦苦调解成一件案子，一夜之间当事人反悔，工作成果付之东流的情形屡见不鲜。现在，调解协议一经确认，工作成果就被依法固定下来，当事人不得随意反悔，用朴素的话说就是给调解协议上了一道法律保险。3.拓宽了化解纠纷的渠道，有效缓解了法院“案多人少”的困局，使“建立多元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构建大调解格局，努力化解社会矛盾”的工作指示迈出坚实的步伐。4.通过诉调联动、司法确认机制化解矛盾，让老百姓省时、省力、不花一分钱，避免繁琐的诉讼程序的情况下就能将矛盾纠纷及时解决，案结事了。5.切实提高了当事人自动履行的自觉性。矛盾纠纷通过调解组织的调解，当事人的申请，法院的确认，解开了当事人思想上的疙瘩。其后，让当事人清楚的认识到此调解非彼调解，而是具有强制执行力的调解。截止目前，我院所确认案件有90%的案件当场履行，剩余案件当事人也如约履行。6.通过这一联动机制，使调解组织和法院工作的配合、衔接更加顺畅，法院充分发挥业务优势，实时指导调解组织调解案件，切实提高了其调解案件的能力，锻炼了一批调解工作者。7.当事人在调解组织主持下达成协议，该协议一经法院确认，当事人的情绪也就稳定下来，不再反悔，这样一来，矛盾纠纷就消除在源头，化解在基层。经过一年的运行，目前，尚无当事人寻求救济途径，对此申请监督。

（二）杭锦旗人民法院司法确认案件的主要类型及经验积累

1.司法确认案件的类型。主要类型是在全旗有影响或有重大影响的人身损害类案件、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事实清楚、关系单一的民间借贷案件、相邻关系案件等等。今年，还将扩大司法确认案件的范围，向赡养、抚养、抚育、继承、合伙、农业承包合同、劳务合同、租赁合同、有金钱给付义务类型的民商事案件拓展。

2.有益经验。（1）必须坚持在党委政法委的领导下，整合各类调解组织的力量有序推进司法确认工作，并受到持续关注。法院要充分发挥好司法的引导保障作用。（2）司法确认工作得以顺利推行的根本保证是有一支责任心强、热心调解工作、有调解业务技能、技巧和业务知识的调解员队伍。我院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以会代训，编写调解工作手册，分赴各苏木镇培训，为开展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尽管去年调解成功的案件数量与得以确认的案件不是很多，但司法确认工作机制已经取得群众的认知和信任。尽管调解员队伍的素质还不够理想，参差不齐，但他们已初步能够自觉与法官一道运用法治思维和力量就地化解纠纷，还司法实惠于民，已是难能可贵。（3）为有效缓解“案多人少”这一制约法院工作的矛盾找到了突破口。杭锦旗法院“案多人少”矛盾在全市法院是最突出的，加之服务地域半径大，“白+黑”、“五+二”工作模式对于干警来说已渐成习惯，习以为常。每当遇到重大事故引发矛盾，人员调配问题令人头疼，矛盾化解却收效甚微，苦没少付，可不讨好。仔细分析原因，单打独斗没有形成合力是主要原因。司法确认工作开展后，遇到重大事件，成员单位一起发力，在很短的时间内妥善化解纠纷，党委、政府，当事人、纠纷单位、企业多方满意，有效节约了诉讼资源。如去年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期间发生的路政大队工作人员滥用职权致一人死亡，发生家属群体聚集非正常维权事件，我院发挥能动司法，提前介入，指导、协调、配合相关职能部门以最快速度妥处民事赔偿，并及时进行了司法确认，固定了调解成果，化干戈为玉帛。再如去年昊华化工安全责任致四人死亡事故，法院积极参与，及时化解纠纷并进行司法确认，在多赢的情况下息事宁人。（4）通过实践准确把握司法确认案件的范围。司法确认案件只需确认调解协议的效力，并不实质审查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争议，司法确认案件的受理范围应为具有民事给付内容的调解协议，其核心是赋予调解协议强制执行的效力。如涉及到确认身份关系的案件就不应受理。（5）严防别有用心的当事人借机进行虚假诉讼，钻空子，在确认时应认真甄别，尤其是数额较大，缺乏必要要素的具有民商事给付内容的“手拉手”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的审查范围主要限于程序审查，辅之以必要的实体审查，即审查调解协议是否侵害了案外人的合法利益，是否损害了公共利益。审查的重点应放在调解协议的自愿性和合法性上。（6）以逐步推开的思路，妥善适用司法确认。司法确认工作初步推开应从专门人员或重点庭室中择优开展，不宜一下全面推开，以免造成鱼龙混杂的局面，影响司法公信力。7.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社会各阶层对司法确认制度的知晓和理解。司法确认是一项崭新的制度，社会公众甚至部分司法工作人员、人民调解员对此也不太熟悉，只有主动宣传，提高司法确认制度的宣传度和告知率，才能使这项制度的实际价值得以实现。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建立多元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构建大调解格局，努力化解社会矛盾是时代之必然选择。

（三）执行和解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对接

执行和解为化解人民群众内部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执行和解指在执行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就执行标的部分或全部经双方自行协商，互相让步，自愿达成协议，解决争议，从而结束执行程序的活动。一是积极探索执行和解机制，二是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1）以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自行和解为主，在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后，由法院监督和解协议的执行，如一方违约，还可由法院恢复执行。（2）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无法自行和解时，多作思想工作，促成和解。和解收到的社会效果比采取罚款拘留强制措施要好的多，工作中充分考虑当事人各方的利益均衡问题，特别是对一些当事人之间经济实力、社会地位、文化程度、信息获得途径等方面相差悬殊的案件，双方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通过谈判达成合意有时难以实现，对此要着重做另外一方的思想工作，鼓励、引导其做出让步，促成矛盾纠纷的彻底解决。而对于当事人提出不合理要求、期望值过高的案件，则要准确运用法律进行释法说理，使双方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从而缩小差距，达成共识。有时法院可通过电话、传真、发函等方式与双方进行沟通，这与几方坐到一起谈的效果是一样的，有时甚至还能产生更好的结果。这种方式就需要法院执行人员运用执行技巧，把握语言的运用，依据法律，以理服人；使债权人和债务人通过法院这个中间的桥梁而走到一起，达成一致。（3）执行和解应充分保护申请人的合法权利，一般不主张债权人放弃权利。有些债务人设法蒙骗执行人员，企图让执行人员考虑其经济困难，在和解时让对方放弃部分权利，达到减少债务的目的，使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对于利用执行和解躲避、抵抗执行的，坚决予以罚款拘留。（4）不片面追求执行效率，引诱强迫权利人和解。执行人员引诱甚至强迫权利人进行和解，不但损害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也使人民法院依法做出的生效判决变为一纸空文，违法执行和解有损法律权威，有损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不能自愿达成和解协议的，应当依法强制执行。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积极推进和解、调解、行政处理、仲裁、诉讼等多种纠纷解决方式的综合运用，高效、便捷地解决各类民事纠纷，以诉讼和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是良性互动、互相衔接、彼此支持、相互补充的有机体系，是矛盾调处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健全稳定的社会，仅有一套依法建立的司法系统是不够的，还 应有一个合理高效公平的、适应不同需求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作为基层法院，我们要认真探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努力化解矛盾，实现人民安居，社会和谐。

第五篇：法院：行政案件协调解决的调查与思考

尽管《行政诉讼法》没有把“调解”作为一种基本结案方式，但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的过程中，一直把协调当作妥善处理行政纠纷的一个重要手段。经法院协调做工作后被告改变行政行为或者满足原告诉求后原告撤诉，甚至成为一些法院行政案件主要的结案方式。[1]从而似乎出现了立法上明文禁止与实践中大量运用之悖论。那么，这真是一个“悖论”吗？如果

是，悖论原因何在；如果不是，制度理性何在？……，一系列的疑问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探究。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对湖南三级法院协调解决行政案件的情况进行了调查，揭示行政案件协调撤诉的运作动因与实践图景，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意见和建议，以期有益于行政审判实践和协调撤诉机制的完善。

一、法院对行政案件积极协调的动因

调查表明，之所以法院对行政案件热衷于协调，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建立和谐社会的政策导向。党中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要求在司法审判中尽力用和解的方式来解决当事人的争议，切实达到定分止争、案结事了的目的，有力促进社会和谐。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预防和化解行政争议健全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意见》；最高法院也强调，在审理行政案件中，要按照“坚持合法审查，促进执法完善，依法规范撤诉，力求案结事了”的原则，积极探索行政案件协调处理新机制。[2]这说明协调处理行政争议是党和政府积极倡导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解纷方式。“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以协调的方式化解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的矛盾，对促进和谐社会的建立起着非常大的作用。法院有必要在这方面做大胆的探索，不断积累经验，推进行政审判工作进一步发展。

其二，绩效考核的压力，成本收益的考虑。当前，各级法院普遍有绩效考核制度，对案件的上诉率、执结率、申诉率、上访率等都有严格的要求。[3]而法院（法官）面对的现实是，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和利益格局的调整，社会矛盾呈现相对复杂、尖锐的特征，导致上诉率、申诉率、上访率走高。，全国法院三大诉讼一审的1000多万案件中，行政案件不到2%，但是行政申诉案件却占全部申诉案件的18%。湖南法院的情况基本也亦是如此，、、、行政申诉案件所占比重，亦占全部申诉案件的10%以上。申诉上访案件多，显然会增加诉讼成本，浪费司法资源，影响工作绩效。相反，对行政案件进行协调，促使被告改变行政行为或者满足原告诉求后原告撤诉，能够使行政纠纷得以化解，真正做到案结事了。当事人的实质问题解决了，意味着不会上诉申诉上访，法院也不用为执行伤神，与行政机关的关系也处理好了，绩效指标亦好看，一举多得，何乐不为？

其三，法院解决行政争议的局限性。法院不是万能的，其解决纠纷的能力有限。这在行政审判中更为明显。行政审判只是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受案范围有限、审查强度有限、裁判方式也有限，刚性的行政裁判往往难以达到定纷止争、息事宁诉的效果。因为很多情况下，即便是法院判决行政行为违法，撤销该行政行为，行政纠纷仍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而老百姓打官司是为有效解决问题，而不仅仅为获得一纸判决书。这种期待从《行政诉讼法》文本上有时是不可欲的。为缓解当事人较高的解纷期待与行政审判能力有限之间的矛盾，促使行政纠纷的实质性解决，在办案过程中，法院不仅要考虑法律文本的规定，而且要考虑执政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不仅要解决合法性问题，而且要关注和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仅要解决案件本身的问题，而且要根据具体情况作好案外协调工作。

其四，诉讼参与人积极响应的态度。法院对行政案件积极协调，也得到了绝大多数诉讼参与人的积极响应。受我国“无讼”、“耻讼”等传统观念的影响，老百姓不到万不得已不愿打官司，尤其是民告官的官司，根本上也是要解决问题，在法院的主持下进行协调和解，既可以使自己的利益得到满足，又不会与行政机关关系搞僵，符合行政相对人的心理需求。同时，协调和解也符合行政机关的需要。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官本位”思想或多或少存在着，行政主体不愿意参加诉讼，如果在行政诉讼中败诉，行政机关不仅“面子上”过不去，而且还会影响本部门、当地政府的政绩；即使在行政诉讼中胜诉，原告由于不满意而进行上访，同样也会给行政机关的正常工作带来影响。行政主体需要的是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行政机关同样追求高效率和低成本。因此，在合法性和不损害公共利益的前提下，行政机关也乐意改变行政行为或同意和解。

二、当前法院协调处理行政案件的主要做法

1、协调的范围。为避免滥用协调权，影响行政诉讼立法宗旨的实现，不少法院规定，对于不含民事因素且被诉行政行为受法律羁束的行政案件，如限制人身自由等类案件，一律不适用协调。除此之外的行政行为，也只有存在一般违法或不合理，通过协调可以低成本、高效率地纠正这种违法或不合理时，才适用协调；对于

完全合法的行政行为以及无效行政行为，不适用协调。调查表明，每个行政案件法院受理后，法官都会积极作双方的协调工作。也就是说，司法实践中，协调的范围几乎没有限制。

2、协调的原则。在协调的原则方面，比较一致：一是自愿原则，充分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愿，不强迫接受协调；二是合法原则，协调结果不违反国家规定，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

公共利益和第三人合法权益；三是效率原则，人民法院不得以协调为名对案件久拖不决，对当事人达不成和解协议的，依法及时作出裁判。

3、协调的方式。科学的方法是化解矛盾的最好钥匙。在协调工作中，注重从实际上效果出发，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通过情理法的共同作用，努力促成和解。这其中运用得最多的是多方参与，共同协调法。法官根据案情需要，采取主动邀请地方政府、相关部门或组织甚至党委参与协调工作的方法，以更好地查清争议源头及影响范围，同时便于讲清政策、安定民心。必要时还邀请当地有威望、有影响的人士参与协调，用群众教育群众的方法，使当事人更易于接受法院的意见。对于有诉讼代理人的案件，注意发挥诉讼代理人熟悉法律以及当事人对其信任的优势和作用，从做代理人工作入手促成和解。借助法院以外的力量，不仅可以保障协调工作顺利进行，并能在很大程度上增加和解的成功率。

4、协调的环节。调查情况看，法院运用协调方式化解行政争议多是将协调贯穿于整个行政诉讼的全过程，即从立案开始直至裁判之前，对诉讼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尽量为当事人创造协调环境，促成和解，一些法院，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协凋后，中止案件审理，为当事人争取和提供更多的协调机会和时间，还有一些法院将协调效果延伸至立案之前、裁判之后。还有法院在判后协调，即在裁判之后就双方履行义务的内容、力式、时限进行协调，通过回访当事人，提高公民法制意识，促进行政主体依法行政，营造“官民”和谐，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5、协调的结果。通过协调和解结案的主要方式，是达成一个和解协议，记入笔录，然后依照的是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由原告申请撤诉，法院裁定准予撤诉，这是绝大多数法院采取的结案方式。实践中也有其它方式，如由行政机关当场出具行政协调意见书，合议庭直接宣告诉讼程序终结，这种方式在司法实践中很少适用。还有，由人民法院出具行政协调和解书，由当事人在该法律文书上签字生效，但碍于现行法律的限制，只有极个别法院有所突破。最主要的方式是撤诉。

6、协调和解协议的执行。行政案件当事人双方达成协调和解协议，原告申请撤诉之后，多数法院并不是一结案就了之，而是督促协调和解协议的执行，真正做到案结事了。对于任何一方当事人反悔的，设计了一定的制约措施：被告在和解协议履行期间已经变更或者撤销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原告反悔重新起诉的，根据法律规定裁定不予受理；原告撤诉之后，被告拒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一些法院选择再次组织当事人进行协调和解、向被诉行政机关发出书面司法建议或者向地方党委人大汇报，督促被告履行协议。少数法院对此种情形视为“新的理由”，允许原告重新起诉，作为对原告权利的救济。

三、协调成功之案件的基本特点

调查表明，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行政案件，通过协调，当事人撤诉的可能性最大：

（一）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执法程序等方面存在严重问题的案件。这类案件，法院依法完全可以判决撤销。通过开庭，行政机关明白后果。这种情况下，经法院做工作，行政机关一般会改变其具体行政行为，原告方因此满意而撤诉。相反，如果被诉行政行为主体合法、事实清楚、程序适当、适用法律正确，则协调很难。

（二）原告意识到胜算不大的案件。被诉行政行为仅存在合理性或瑕疵，通过法官释明做工作，促使原告认识到其官司胜算很小或没有，原告因此申请撤诉。

（三）解决了实际问题的案件。原告起诉的意图并不是为了合法性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如履行法定职责、减少罚款额度、增强补偿费用、缩短劳教期限等），这种案件，经法院协调，只要解决了实际问题，原告就会撤诉。

（四）敏感性、群体性案件。因为这类案件影响大、涉及面广，无论判谁胜诉谁败诉都可能引起连锁反应，带来不稳定因素，法院只好加大协调力度，力促双方和解。

（五）法院难以裁判的案件。由于我国现阶段行政立法不尽完善，很多情况下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依据，而是基于政策、上级指示或行政目的，法院在审查这些行政行为时也缺乏法律依据。例如，对申请许可证和执照时“符合法定条件”、土地征用中的“补偿标准”、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迟延履行法定职责”，上述这些都需实体法加以明确，但相当多的行政法规和规章对此却语焉不详，法院无据审查其合法性。对这种案件加以协调显然是必要的。也正是这类案件，由于行政机关裁量权大，因此也容易协调。

四、现行法律框架下行政案件协调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困惑

1、协调的性质。调查中，相当多的法官及行政人员认为，从诉讼调解的本质看，行政诉讼中不存在法院主持的，对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问题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协调的机制。目前法院在行政诉讼中进行只是协调。也就是在双方当事人之间以及其他相关各方之章进行沟通，辩法析理，积极探索案件处理办法的活动。但也有人认为，协调的实质就是调解。而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因此，法院协调（调解）没有依据。

2、协调和解的表现形式及效力问题。目前，行政案件协调的表现形式只有结果没有过程。碍于现行行政诉讼法的“束缚”，绝大多数法院行政案件协调都是在不公开的情形下进行的，反映在结果上基本上就是双方和解，原告撤诉以及随后的结案，对于协调的过程这部分重头戏，很多法院都省略了，少数法院仅记入笔录，协调和解在表现形式上没有一份正式、公开的法律文书作为载体（如行政案件协调书）来记载双方当事人争议内容、争议焦点、和解内容、和解方式等。同时，表现形式的欠缺和非正规化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和解协议的效力，尽管当事人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是基于自愿，且协议的内容也经过合法性审查，但是法院仍然不能将其等同于民事调解书，赋予其相应的法律效力，在法律保护和救济方面呈现“弱化”状态。

3、协调的范围。对于可以适用协调的行政案件范围也存在争议：有人提出行政诉讼需要解决的是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而对合理性问题则不作评判（行政处罚除外），而现实中大量行政案件是由于合理性问题而诉至法院的，对于此类案件是否属于可以协调的范围值得商榷，是否有法院审查范围过宽过泛之嫌以及附随的法院行政案件受案压力过重之忧。这一问题又衍生出的另一分歧：主流观点认为行政案件协调的范围应该有所限制，但仍有不同观点认为行政诉讼协调的案件不受范围限制，任何性质的行政案件均可以协调，这是由协调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即使在赞同协调范围有限性的基础上，各地法院司法实践中亦没有统一的标尺，大多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能调则调，反之则判。

4、协调的时限。行政诉讼法对行政案件的审限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这是法律效率价值的体现。但是现实中的行政争议矛盾尖锐、关系错综复杂，协调较之裁判而言难度相对较大，法院在对行政争议进行审查之后，要针对双方矛盾的焦点策划出一个妥善的协调方案，往往要召集双方当事人多次进行座谈，有时还必须给予双方一定时间的情绪稳定期以及抉择考虑期，遇有不配合的情形，还需借助其他力量协调，在确实无法协调的情况下，先期的协调、斡旋工作甚至将付诸东流。由于协调所需时间较长，法律规定的审限似乎成为了协调和解工作的绊脚石。协调期限是否可以不计入审限，这又是—个亟待解决的法律问题。

5、协调和解协议的执行。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并不是行政协调的终点，要真正做到案结事了，必须是在和解协议履行完毕之后。司法实践中，协调和解协议的执行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由于法律没有明确认可协调程序，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效力大打折扣，协议没有强制执行力，只能依赖自觉履行和法院督促履行，特别是原告撤诉之后，行政机关反悔或者拒不履行和解协议，法院就只能以一些“非强制”的手段督促行政机关履行，而另一方面对原告因此而丧失的再次起诉权利，在救济方面还相对滞后，行政协调最终的社会效果很难体现出来。

6、协调手段和力度的把握。协凋的内容和过程比较抽象，外界直观感受到的协调只是通过结果来评判的，而对于主持协调的法官而言，手段和力度不仅是一门学问，而且是一门艺术，很难把握。何时当调，何时当判，本身就是一个主观判断问题，法官认为此案还有协调和解的可能，也许在当事人看来就是以压促调、以诱促调、以拖压调；法官为促成双方协调撤诉而费尽周折，当事人可能误解为“串通一气”或者有“猫腻”，法院不愿裁判或者不敢裁判。特别是遇有一些第三人参加诉讼的行政案件，法官在协调时必须兼顾三方利益，稍有不慎就可能招致非议，司法实践中的协调难，很大程度上就是因此而产生的。

五、评价与展望

上述调查表明，目前审判实践中进行得如火如荼的行政诉讼协调并不是一项法律制度，而是一种诉讼现象，是人民法院为促进行政争议的实质解决而采取一种手段（策略），是法院（法官）应对内（绩效考核）外（申诉上访）压力、回应现实的一种本能反应。这与当下中国民众对人民法院的职能定位相契合。人民法院作为一个纠纷处理机关和矛盾调和机关的本能反应。当下的中国，人民法院主要是一个纠纷处理机关和矛盾调和机关。在这样的语境下，行政诉讼中加强协调，就成为是行政审判的现实需要，也是人民法院适应社会的需要。因为如此，通过协调妥善解决行政争议、化解社会矛盾，就成为共识，得到法院、行政相对人、行政机关以及社会公众的热烈响应和支持。这是中国的现实所决定的。对现实承认和尊重，是任何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所必须坚持的。

但是，承认并尊重现实绝非意味着要放弃司法权对公平、公正的追求，对合法权益的保障，更不意味着迁就和放任行政违法。法院进行协调，必须是基于司法能动回应社会的需要，并坚守维持公民基本权利的底线。既然是法院的行为，这种行为就需要规范，避免恣意。

如何规范协调行为，我们认为，有两个因素必须考虑，一是现实，加强协调能够促进行政争议的实质解决，满足现实的需要，因此不能放弃，而应积极探索；二是制度，法院是司法机关，其一切行为都应依法而行，保持克制，而不应过于能动。因此，对协调解决行政案件这一司法现象（行为）的规制，须从以下两个层面入手。

（一）对协调工作正确定位

从诉讼基本原理上说，案件能否调解，基本的前提是当事人具有实体上的处分权，民事案件中之所以能够适用调解，就是因为双方当事人有实体上的处分权。如果没有处分权，案件就不存在调解的余地。行政审判的对象是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因此，从诉讼调解的本质意义看，行政诉讼中不存在法院主持的、对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问题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调解的机制。

这也印证了我们调查中的发现，调查中，绝大多数行政审判法官及行政人员认为，《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宣告判决或者裁定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或者被告改变其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原告同意并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说明了法院可以通过协调等方式达到原告撤诉和行政机关主动纠错，从而使行政争议得到妥善解决的目的。《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主要是指不能以制作调解书的方式结案，并没有禁止人民法院通过协调的方式，在诉讼过程中对各方当事人作一些建议、协调工作，使各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从而解决行政争议。协调并不是诉讼法意义上的调解。因此，在行政诉讼中协调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不存在立法上明文禁止与实践中大量运用之悖论的问题。目前法院在行政案件处理过程中所进行的大量协调工作，协调的对象不是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是如何合理、合法地解决该行政纠纷的方式方法。这并不是诉讼法意义上的调解，只是协调，也就是在双方当事人之间以及其他相关各方之间进行沟通，辩法析理，积极探索案件处理办法的活动。

（二）对协调行为加以规范

理论与实务中均有相当多的人建议参照民事诉讼，在行政诉讼中引入调解原则。我们认为，这是对协调和调解的误读、误用。协调与调解的区别在于，协调注重过程，而调解强调结果；协调重视的是法院在案件处理过程中的沟通、说服，而调解注重的是当事人意愿的落实；协调注重的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调解注重的是达成协议。在行政诉讼中，如果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可以调解，很可能行政诉讼中就不会再有被告败诉的判决作出，甚至可以不会有判决作出。当依法行政尚未成为行政公务人员的共识，当违法行政行为仍普遍存在时，在行政诉讼中引入“调解原则”，很有可能导致对行政机关违法行政行为的放纵，行政审判的根基——合法性审查原则——将受到重创。在倡导依法行政不久，在刚刚提出建设服务型法治政府的中国，如果行政诉讼成为迁就被告行政机关的一种工作机制，则无疑是中国法治的悲哀。

在现行制度的框架下，由于法律自身稳定和滞后的特征以及法律修改长期性的程序要求，指望立即对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作出修改并不现实。但这些年来的探索还是为规范协调行为提供了诸多有价值的东西。我们认为，在修改行政诉讼法时，仍应坚持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的原则，不能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可以依法调解”。但是，考虑到行政诉讼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于解决纠纷，审判过程中，协调行政纠纷的解决方式在司法实践中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可以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过程中，可以根据自愿、合法的原则，对该行政纠纷的解决方法进行协调”。同时，还应规定，“当事人达成或选择的纠纷解决方式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从而构建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诉讼协调制度。

这其中，尤其是要强调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进行协调过程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行政诉讼协调的基本原则，我们认为有三个：

第一，合法性原则。人民法院组织协调，不得违反国家的法律规定，不得损害国家、集体和社会公共利益。①协调程序要合法。行政诉讼协调程序可借鉴民事调解的程序，在协调程序的起动阶段，可以由当事人一方或各方提出协调申请，也可以由合议庭提出协调建议，但只有在当事人各方均同意并由法院主导的情况下，方可进入协调程序。②协调内容要合法。人民法院进行协凋，协调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内柞，不能以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为代价，不得违背善良风俗和社会公共道德。③协调的方法要合法。以当遵循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的原则，注重保护相对人的实际利益，不得采用“以压促调”、“以判压调”、“以劝压调”、“以诱促调”、“以拖压调”等方式强迫任何一方接受协调。

第二，自愿原则。人民法院组织协调工作，要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允分保障当事人在意思表达自由、真实的基础上，形成共识，彻底化解纠纷、消除纠纷。坚持当事人自愿原则需贯穿在协调工作的始末，包括程序和实体两方面。

第三，有限协调原则。行政诉讼协调是的目的，是探寻如何合理、合法地解决该行政纠纷的方式方法。人民法院不得就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协调。

尽管如此，对协调加强规范还是比较困难的。一些基本的东西仍难把握，例如协调的范围是否要加以明确？如果明确规定了，对规定的协调范围内的事项，法院是可以还是应当组织协调？如果只是可以，有无必要加以规范？如果应当，不组织协调是否违法？这都有待于进一步探索研究。至于协调的方式、协调的时限、协调的参加人、协调之后的结案方式及执行等程序性问题，也仍需通过司法实践进行总结、归纳、提升，逐步规范、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