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谐社会下解决纠纷

第一篇：在和谐社会下解决纠纷

构建和谐社会是当代中国执政党的政治目标与公众社会理想的真正契合，也是最容易取得社会各阶层共识、最能反映其现实需求，从而也最具动员力的政治倡导。当构建和谐社会成为执政党政治目标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主题时，社会纠纷的解决也获得了新的意义，纠纷解决之道也有异于先前。

首先是解决纠纷的理念的更新。近二十多年来，基于对法治理想的追求，法律的形式化受到普遍的推崇。体现在纠纷解决方面，司法机构偏向于对纠纷涉及的是非作出明确而严格的判定，而不太顾及纠纷各方的情感状态及纠纷处理可能引发的其他社会后果。人们往往把最终的司法或仲裁裁决的作出等同于纠纷解决。而事实上，裁决的作出(乃至裁决内容被强制执行)并不完全等同于纠纷主体之间冲突的消弥。某些情况下，这种冲突还会因国家(或社会)强制力的介入而进一步激化。这些年，涉法上访案件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与此相关(尽管还有其他更复杂的原因)。依据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纠纷解决不应仅仅停留于对纠纷是非的法律判定，也应注重主体间冲突的真正化解，特别是注重当事人对抗情绪的消融。尽管在实践层面，两者往往不可兼得，但理念上对后者的重视会促使司法逐步走出一条更切合社会现实、更富于人性化的道路；促使司法在严格的法律形式与法律的实用之间寻求某种平衡。

其次是解决纠纷资源的综合、合理利用。在普遍的认识中，解决纠纷是司法等专门机构的职责，诉讼是解决纠纷的最有效途径。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任何机构、任何社会力量都应成为解决和处理社会纠纷的资源；组织和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同时也应是解决、协调及处置社会纠纷和社会冲突的过程。事实表明，仅仅依靠(哪怕是主要依赖)司法等专门机构解决社会纠纷是远远不够的，各机构、各种正当的社会力量都有责任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主题下，依据自己特有的条件与方式，参与纠纷的解决。当然，解决纠纷的诸种力量之间应有恰当的分工，有规范化的秩序与程序，以保证解决纠纷的各种资源的合理利用(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司法资源与其他资源的恰当配置)。

再次是纠纷的识别机制与应对机制的健全。以和谐社会构建为目标，对社会纠纷的认知和识别也会有一定的变化。牵涉到阶层间、群体间冲突，关联到区域之间、民族之间的社会矛盾，以及影响人与自然关系的事件，被置于更突出的地位，作为纠纷解决过程中的战略重点。这一方面要求全社会对这些“非常规性”纠纷有明确认识，另一方面更应有解决这类纠纷的特殊方式与方法。在司法过程中，需要司法工作者有更强的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超越技术主义的局限，全面考量和斟酌相关司法行为的社会后果，使解决这类纠纷的方式与手段同和谐社会构建的总体要求相一致。

顺便说及，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要求法律人重新审视在现代法治化潮流下所形成的一系列经验和判断。这对命运多桀的中国法治化进程来说，无疑又多了一重压力。但如果能在纠纷解决之道方面作出成功的探索，中国特色的法治化道路或许就会不再迷惘。

第二篇：化解矛盾在基层解决纠纷在萌芽

化解矛盾在基层

消灭纠纷在萌芽

企业基层中的矛盾纠纷，是在职工群众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矛盾纠纷，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方面都有着不同的内容。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社会生活的不断改变，在人们的工作学习、生活交往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新矛盾。近年来，我们板桥作业区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创造性地发挥基层组织作用，把矛盾和纠纷消灭在萌芽状态。

当前基层矛盾纠纷主要有六个方面的特点：一是矛盾纠纷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涉及问题内容多样化和主体成分多元化、发生时间具有不确定性、苗头的透明度明显增加。二是干群之间的矛盾纠纷相对增多，干部是矛盾纠纷的主要方 面。三是矛盾纠纷大多表现在经济利益冲突，反映了当前改革的力度和深度波及员工切身利益。四是矛盾纠纷的产生大都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具有可预防性。五是矛盾纠纷有时会迅速演变发展，带有一定的倾向性。六是矛盾纠纷将长期存在，在一定时期和阶段内可能比较复杂。

一、构建两级组织网络，全方位覆盖不留空白。我们根据信访维稳和综合治理工作的实际情况，建立健全作业区、井区两级员工纠纷调解理事网络组织。在作业区，建立了以总支书记、支部书记为主体纠纷调解理事会，同时将触角向下延伸，在井区和班组建立和完善了调解、普法、帮教等组织。配备调解信息员、法制宣传员组织力量，他们与基层员工长期生活、工作在一起，彼此熟悉了解，能在第一时间掌握到矛盾纠纷发生发展的信息，并及时上报矛盾纠纷信息，为第一时间掌握纠纷，化解矛盾提供先机。

在当前基层，员工所关注关心的热点难点，就是与员工息息相关衣食住行。去年，我们曾处理过一个井区反映的井区干部管理工作混乱，员工伙食差的干群矛盾。员工反映井区食堂伙食差，伙食费开支不公开等问题，且员工情绪相对激动，有个别年龄偏大的员工暗中扇动并意图组织员工集体越级上访。井区的信息员及时将情况上报到了作业区，作业区立即组织了民事调解委员会人员深入到该井区，及时与大龄员工沟通，让他们先冷静下来，并一对一找员工谈话谈心，了解具体情况。在掌握了解了真实情况之后，对由作业区总支书记对该井区干部进行批评教育和规章制度教育，使他主动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性和严重性，在事实和制度面前，该井区干部退还了不当所得，并在井区召开员工会议，当众向员工道谦，取得了员工的谅解。避免了一起越级上访事件的发生。这起越级上访事件成功化解，得益于基层组织网络建设。

二、积极采取各种有效的方式方法，做好矛盾纠纷化解工作。

在实际工作中，矛盾纠纷的排查调处方式 方法很多，关键要坚持“可疏不可堵、可散不可聚、可解不可结、可顺不可逆”的原则，既要讲感情，又要讲政策，还要讲策略，更要讲方法。

老李和老王，两人同时是从另一个单位转岗到我们作业区的。两人在原单位就是同事且关系一直不错，转岗过来后，他俩也同时要求在同一个井区工作。前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两人在房子喝了点小酒后，不知道因为一点什么小事，一言不和竟拳脚相向。老李因为年龄偏大，被老王推倒时碰在了床沿上。第二天，老李因疼痛难忍去了医院，发现一根肋骨骨裂并要住院治疗。经过十来天的治疗的痊愈了，可产生了2千多的医疗费用。老李拿着这2千多的票据要求老王全额负责，老王却只负责一半。两人各持已见，各不相让，井区同事、干部纷纷相劝，不但没有效果，反而矛盾渐渐激化。作业区知道此事后，把两人请到作业区来，叫在一起，泡上一壶茶，点上一根烟，从他们俩在原单位的工作履历到现单位的工作岗位，从情感到缘分，从制度到感情，给他们进行了耐心劝解。最后，俩人分别承认负担一半医疗费用，并相互道谦，握手言和。

一般说来，矛盾纠纷化解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第一，预防为主。要对自己职责范围内的整体情况以及可能出现矛盾的潜在问题了如指掌，深入分析，超前预测，以取得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的主动权。第二，源头根治。要注意从把握矛盾纠纷的实质、发现矛盾纠纷的根源入手，从源头上解决 矛盾纠纷，做到见微知著，防微杜渐，一旦发现苗头，应当及时靠上，采取有力措施平息，防止个别问题群体化、简单问题复杂化、内部问题突出化、局部问题扩大化。第三，关心员工。要重视关心职工群众的疾苦，把解决他们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作为解决矛盾纠纷的重要环节。第四，教育疏导。要坚持“区分性质、讲究策略、把握时机、冷静稳妥”的方法策略，根据不同矛盾、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的方法。使矛盾纠纷 各方认清其中危害，本着自愿、合情、合理、合法的原则，达到缓解矛盾、化解纠纷的目的。

三、突出实际效果，创新宣传教育手段。

采用多种形式加强对员工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加强对企业的合规管理和正面引导，是把矛盾纠纷化解消灭有萌芽状态的有效手段。在推动合规管理、依法管理的过程中，我们着力打造全员学规学法新平台，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党员骨干、关键岗位等人员宣传教育，秉乘“六五”普法和合规管理宣传的东风，凭借“法律六进”、“平安油区”活动等平台优势，积极开展和谐油区创建活动，扎实推进合规管理，强化纪律监督，营造浓厚的法规文化氛围，形成全员崇尚法规、依法办事、合规管理的法治文化氛围。我们单位的由于转岗职工居多且人员构成复杂、素质参差不齐，在一段时期里干部与干部、员工与员工之间矛盾纠纷不断，严重影响了生产工作秩序。通过建立员工调解互助理事网络，积极发挥基层骨干的群体优势和独特作用，充分运用各种有利途径和有效方式，积极稳妥地在员工中理顺情绪，化解矛盾，凝聚人心，先后化解各类矛盾纠 纷 20 多起次，有效地促进了员工队 伍稳定、思想稳定和生产稳定，短短几年就把作业区建设成为一个和谐稳定、发展稳健的千吨级作业区，成为合水油田创建“和谐油区”的典范。

第三篇：关于和谐社会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定稿]

和谐社会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

王德新

【摘要】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矛盾的凸现期，社会纠纷的频繁发生已经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但是，我国目前以诉讼机制为主导，以人民调解、仲裁、行政解决为补充的纠纷解决体系，在应对日益增多的社会纠纷方面显然有些力不从心。因此，应当从分析现行纠纷解决体系的结构性问题入手，以分析新时期社会矛盾的类型和成因为基础，以国外相关经验教训为参照，适时地调整和重塑我国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逐步建立科学、多元和拥有社会公信力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并使之与诉讼机制有效衔接。

世界各国的社会发展规律表明：在人均GDP达到1000-3000美元这个阶段，既是经济发展的黄金期，又是各种社会矛盾的“凸现期”。[1](P12)近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2003年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大关，到2008年已达到2460美元。但与此同时，随着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和变革，各种社会矛盾、纠纷也呈集中爆发的态势。以全国法院受案量为例，1998年全国法院共受理各类案件541万件，2003年共受理569万件，到2008年已达到1055万件，前五年间增长了105%，后五年间增幅高达179%。这种社会纠纷频发的态势，注定了诉讼机制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应当研究新时期社会矛盾纠纷的特点和成因，探索和构建新型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这对于促进当前社会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新时期社会矛盾的表现形式及其原因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纵深推进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调整，我国近年来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期，社会利益结构正发生着深刻的调整和变化，社会矛盾众多，各类纠纷频发。

我国新时期社会矛盾纠纷具体表现形式主要有：(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之间发生的大量的合同纠纷、知识产权纠纷、金融证券纠纷方面的矛盾纠纷;(2)涉及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劳务市场管理、劳动争议、工伤保险等社会救济方面的矛盾纠纷;(3)农村经济政策、经营和财务管理、土地承包等方面的矛盾纠纷;(4)有关土地的征用和划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争议、土地有偿转让、农村宅基地的使用，以及滥占滥用耕地等方面的矛盾纠纷;(5)城乡建设规划、城镇管理、以及拆迁补偿和安置等方面的矛盾纠纷;(6)城乡环境保护方面的矛盾纠纷;(7)消费者权益、商品质量纠纷、经济合同纠纷、城乡市场监督和管理、查处违法经营、个体工商户的管理等方面的矛盾纠纷;(8)医疗事故等方面的矛盾纠纷;(9)涉及企业改制、安全生产等方面的矛盾纠纷;(10)涉及农民和城市职工群体性上访的矛盾纠纷等。

上述矛盾和纠纷大多属于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产物，并呈现类型多样化、主体多元化、调处疑难化、内容复杂化、矛盾易激化等特点，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因素。总体来看，这些矛盾和纠纷产生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种：

第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使原有的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产品分配矛盾，逐渐演化成多样化的经济利益矛盾，各种类型的经济纠纷案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以全国法院系统受理的经济纠纷案件为例，1983年仅受理4.6万件，到1993年共受理94.9万件，10年间增长了20倍;到2006年全国法院共受理298万件，相当于1983年的65倍、1993年的30倍。从案件类型上看，知识产权纠纷，海事、海商纠纷，金融纠纷和企业兼并、破产、产权转让纠纷等新型经济纠纷层出不穷。从所占比例看，2006年全国法院受理的经济案件占民事案件总量的36.8%，经济纠纷已经成为我国新时期社会纠纷的主流。

第二，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滋生了一些盲目追求经济发展而无视群众利益的违法行为的发生，如违法征用土地、拆迁房屋、工业灾害、环境污染等问题。这些问题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如果处理不当极容易导致矛盾激化，最终引发诉讼和上访事件。据统计，2006年全国发生各类群众上访事

件约2.3万起，农民所占比重近五成;农民上访的主要问题是土地征占、村级财务和环境污染，其中，土地征占问题约占50%;农村财务和环境污染问题各占30%和20%。

第三，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由于法制不健全，市场机制不完善，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矛盾或纠纷。例如，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产生的企业改制、工人下岗问题，会引起某些社会成员的不满;新旧体制之间产生摩擦和脱节也会滋生一些社会矛盾，如涉及社会保障问题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纠纷等。再如，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目前，由于法制不健全，市场经济固有的各种弊病开始产生，受利益驱动，引发的各种纠纷层出不穷，如安全生产问题、产品质量纠纷、消费者权益纠纷等。

第四，近年来，我国不同阶层收入分配差别、城乡差别、区域差别呈持续拉大的趋势。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5年社会蓝皮书》显示，2004年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接近50%，收入最低的10%家庭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仅维持在1%以下。[3](P23)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导致原有的社会阶层发生了分化，某些新的阶层和利益群体产生;社会成员流动性加大，这又进一步促进了人员的分化与重组;社会利益格局多元化，利益关系更加复杂，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矛盾尖锐的重要社会背景。

二、我国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现状及其困境

我国新时期社会矛盾纠纷是由于多种原因促成的，解决这些矛盾和纠纷是一个系统工程，既需要国家政策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也需要从法律的角度来不断完善纠纷的解决机制。

就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法律纠纷的解决途径主要有如下几种：一类是根据民事、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司法的途径来解决，这是目前纠纷解决最重要的途径;第二类是行业自治组织的调解，例如律师、会计师、医师、金融、房地产、家电、化工、旅游等行业的自治组织对行业内纠纷的调解;第三类是民间准司法解决机制，例如仲裁委员会对合同争议的仲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对劳动争

议的仲裁等;第四类是行政机关解决民事争议的机制，主要包括行政调解和行政裁决两种方式，例如各主管行政机关处理土地权属纠纷、房屋拆迁纠纷、知识产权纠纷、消费者争议、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以及医疗事故赔偿纠纷等。但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这种“以诉讼为重心、以其他纠纷解决机制为补充”的纠纷解决体系，因其存在先天的结构性缺陷而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并出现了某种危机：

1.诉讼纠纷解决机制面临“诉讼爆炸”的困境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依法治国和民主法治的观念日渐深入人心，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权利观念不断增强，逐渐形成了一种热衷于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的法律文化。同时，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新型经济纠纷案件的大量增加，改革开放及社会利益格局调整导致新型社会矛盾频发，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促使法院受案数量逐年攀升，尤其在1998年以后已经呈现“诉讼爆炸”的态势(参见图示1)。

图示1：(此部分内容未能提交成功——网站注)

法院“诉讼爆炸”的现象，在实践中造成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给法院和法官带了沉重的审判工作压力，诉讼效率明显降低。例如，2008年北京市各级法院共受理各类案件393917件，全市法官人均结案169.1件，周末和节假日加班已经是法院工作的常态。二是法官面对堆积如山的案件，为追求快速结案和降低上诉率，往往采用强制调解、变相强制调解的做法，名为贯彻落实和谐的司法理念，实则是违法办案、侵犯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三是积案现象导致了审判质量下降(不可否认，也有因司法腐败造成司法不公的因素)，并进而导致上诉率高、再审率高和申诉上访率高的“三高”现象。据统计，1978-1982年，全国法院处理民事申诉来信来访共计8.37万件;而1998-2002年，全国法院共接待处理群众来信来访4224万件，[2]同比上升了504倍，人民法院俨然已成为一个信访机关。

2.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与诉讼机制相对应，我国目前也存在为数众多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但显然它们在实践中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以人民调解制度为例：该制度自20世纪50年代初步建立，八、九十年代发展达到鼎盛期，在纠纷解决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90年代以后人民调解的作用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据统计：1986年人民调解的纠纷总量为730.7万件，同年法院受理的民事一审案件数量为98.94万件，诉讼案件只占调解案件的13.5%;1998年，法院受理案件数量达到336万件，诉讼案件占调解案件的63.8%;2002年，法院受理案件数量为441万件，人民调解则解决了314万件(参见图示2)。人民调解解决的纠纷与法院解决的纠纷之比，从20世纪80年代初一度高达10：1，转换为0.7：1。[4](P477)人民调解作用的弱化，已经成为我国新时期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集体边缘化的一个缩影。

图示2：(此部分内容未能提交成功——网站注)

通过非诉讼机制解决纠纷的数量稳步下降，与法院受案数量急剧增长形成了鲜明对比。非诉讼机制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方面的作用弱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以下几个方面最为重要：第一，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自身的程序利益和价值未得到充分的重视。例如，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一律以“依法调解”为宗旨，某些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程序设置甚至比诉讼程序更复杂，对自治性、协商性纠纷解决的正当性并未予以应有的尊重。第二，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效力仍未得到立法和司法的支持。如由政府和行政机关主持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何种效力，法律上至今没有明确规定，这大大影响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权威性。第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解决纠纷的能力较低。一方面是由于诉讼外纠纷解决人员的素质整体上相对低下，另一方面也与政府对公益性非诉讼纠纷解决组织和人员的经费投入较少有关。

3.现有纠纷解决机制系统在应对社会纠纷方面力不从心

由于我国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存在上诉结构性的矛盾，即：一方面，本应担负起社会纠纷解决的主要任务的非诉讼机制，却由于其缺乏权威性、规范性和效益性而逐渐失去了人们的信任;另一方面，作为保障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的诉讼机制却冲锋在前，承担了主要的纠纷解决功能——当大量的社会纠纷涌向法院，法院在重压之下其审判质量和效率不断下降的情况出现时，人们要么是对法院的判决不断上访，要么对法院的权威性和公正性也失去了信心而走向上访之路。据国家信访局统计，1979年到1982年全国老

百姓上访的数量是2万件左右，2005年全国上访的数量是约3000万件，增加了近1500倍。[5](P32)信访案件的激增，说明我国现有纠纷解决机制在化解当前社会矛盾纠纷方面显得力不从心。

众所周知，信访是社会成员通过写信、访问等形式向社会组织管理者反映个人或集体意愿(主要表现为检举、控告、申诉、申请、询问、求决、批评、表扬、建议等形式)的一种社会政治交往活动，其本身并不是解决纠纷的一种正常的法律途径。人们选择信访的途径，是以对现存的纠纷解决机制失望为前提的;如果通过信访依然不能解决矛盾和纠纷，就极有可能激化矛盾而演化为群体性对抗社会事件。据统计，1993年全国共发生群体性社会事件约8709起，1999年为3.2万起，7年间增加了3倍;到2005年，全国群体性社会事件已达8.7万起。[6](P155)群体性社会事件多发表明，改革和完善我国纠纷解决机制已是刻不容缓。

三、重塑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基本思路

(一)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基本内涵

通常来说，“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就是以多种多样的方式来解决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期所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纠纷的一种机制。但对于“多种多样的方式”具体而言是指哪些方式，则存在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多种多样的方式”既包括正式的、诉讼的方式，也包括非正式的、非诉讼的方式，既包括官方的纠纷解决方式，也包括民间的纠纷解决方式;另一种观点认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就是民事诉讼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和机制的总称，从而将其与产生于美国的ADR(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等同起来。

范愉教授认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指一个社会中多样的纠纷解决方式(包括诉讼和非诉讼两大类型)以其特定的功能相互协调、共同存在，所构成的一种满足社会主体多种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调整系统。[4](P221)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概念既包括非诉讼机制，也包括司法和诉讼机制，从理论上看，应当强调以一种综合性视角研究诉讼与非诉讼、法律机制与其他社会控制、国家司法权与社会自治、公力

救济与社会和私力救济之间的关系;在制度和实践层面，应当注重构建司法和非诉讼程序协调互动的解纷机制。

笔者对上述理解基本赞同，同时，在社会矛盾和纠纷解决的问题上，必须破除司法或诉讼机制“一元化”的错误观念。在法治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少国家都曾希望尽可能把纠纷解决统合到国家权力之下，出现过试图由司法垄断纠纷解决和法律适用的一元化倾向，表现为：国家对私力救济原则上予以禁止，对各种民间团体和民间自治性的纠纷解决的作用予以否定。这种倾向，一方面来源于对国家权力的迷信，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法律机制和司法机关能力的过高预期。实践表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各种矛盾集中而多样，原因复杂而交错，单一的诉讼解决方式不可能有效地应对。因此，当代国家和政府必须承认，为民众提供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让当事人自由选择纠纷解决途径，是政府应尽的职责。

(二)法院在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中的应然定位

由于法院在纠纷解决方面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不可能离开法院的参与。在社会综合治理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法院理应积极参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并逐步成为推进这种构建的主导力量。具体可从以下三方面进行：

第一，法院应当积极推进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当前，虽然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协商、社会调解、行政处理、仲裁和诉讼等多种纠纷解决方式，但并没有形成各种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统一协调、良性互动、功能互补、程序衔接的有效机制。问题主要在于，当事人协商、社会调解、行政处理等非诉讼纠纷解决对法院是否具有某种约束力，即是否具有法律权威性。在这方面，法院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比如，2002年9月最高法院作出了《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其中明确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效力，当事人仅能以调解违反自愿、合法原则为由申请法院撤销、确认无效。

第二，法院应当积极推进诉讼程序中的合意解决机制建设。法院审理中注重调解是我国司法的光荣传统，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国家不断强化诉讼中当事人合意解决纠纷的同时，我国却一直在试图弱化法院的调解工作。例如，20世纪80年代以前法院调解结案率一直在80%左右，而到了2000年已下降到了30%左右。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和调整，最高人民法院在2004年9月16日出台了《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2005年2月最高人民法民出台《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社会上义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确立了“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民事审判工作指导方针。今后，法院应当进一步扩大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在管辖问题、证据问题、程序适用、法院调解方面进一步赋予当事人合意选择的权利，实现诉讼的契约化。

第三，确保法院作为纠纷解决的最后一道防线的地位。在诉讼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的关系问题上，既要鼓励人们选用非诉讼方式、赋予其一定的法律效力，又要保障当事人不能、不愿通过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时的诉权。实践中，有些法院处于部门利益的考虑，对某些案件采取消极对待甚至拒绝受理的态度。例如，广西高院2003年就曾下发了“180号文件”，违法拒绝受理“涉及面广、敏感性强、社会关注度高”等13类案件。[8](P3)法院拒绝受理，不仅违反了法律、侵害了当事人权益，也是导致社会矛盾进一步复杂化、尖锐化的重要原因。今后，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构建的过程中，法院必须明确自己的定位，不能将不好处理的案件推给社会消化，应当坚守纠纷解决的最后防线。

(三)完善我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基本思路

我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之所以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原因无非主要有三个：即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不完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缺乏权威性，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不规范。基于此，完善我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应当遵循以下思路：

1.应进一步探索新型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类型

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纠纷解决的诉讼替代方式，并形成了一系列由法院之外的中立第三方参与协助解决纠纷的多元化的替代纠纷解决机制(ADR)，如早期中立评估、调解、小型审判和仲裁等。美国1998年还通过了《ADR法》，以进一步确认ADR机制并加以规范。目前，仲裁、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在我国已经经过了一段时期的发展，具有了相对成熟的经验。除此之外，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自治的发展趋势，培育公益性和盈利性民间ADR。公益性的ADR包括：(1)各种商会、律师协会、会计师协会等行业自治组织的纠纷解决机制，其纠纷解决范围主要是本行业成员之间的各类纠纷;(2)消费者协会、环境保护协会等各种非政府的公益组织的纠纷解决机制，其主要作为当事人或群体代表参与谈判，以及作为中立的第三方主持调解、斡旋等。营利性(市场化)的ADR，是指按照法律登记注册并按市场规律运营的专业纠纷解决服务机构。例如，以企业法人或合伙企业的形式出现的咨询、评估、鉴定、见证等机构，他们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提供专业服务，收取费用，并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在不断探索并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适时地就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运作进行立法。在立法步骤上，可以先进行地方性立法，待条件成熟后再由全国人大制定《非诉讼纠纷解决法》。立法的指导思想有两点：其一，要突出社会自治精神，鼓励人们利用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强调法院作为纠纷的最后解决机构而不是最先解决机构;其二，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进行必要的规范，并赋予其相当的法律权威。

2.应进一步加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规范化建设

除了仲裁、劳动仲裁和行政复议之外，我国大多数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都缺乏明确、详细的法律依据。非诉讼解决机制运作不规范，使人们不愿选择的重要原因。因此，今后应加强非诉讼解决机制的法制化建设，通过立法使其运作规范化。具体来说，一是要不断提高纠纷解决人员的素质，通过资质考核、持证上岗、定期培训等机制具体落实;二是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健全和完善纠纷解决的程序，既要防止纠纷解决程序过于僵化又要避免过于随意;三是要明确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监督机制，确保纠纷解决过程的公正性和结果的公正性。在加强规范化建设的同时，应当注意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特点、优点和

独特价值内涵，如加强当事人合意性、程序的简便性、灵活性和保密性等，使其与诉讼机制相比较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3.应进一步加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权威性

除了仲裁、劳动仲裁和行政复议之外，我国其他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主要就是民间调解。“调解是天然的社会救济方法和机制，也是社会救济的主要形式，它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9](P98)但是，我国民间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往往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这大大影响了调解作为纠纷解决的手段的社会效果。2002年最高法院通过了《关于审理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协议具有合同的效力，该司法解释试图加强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约束力。但我们认为，对调解协议的效力还应进一步加强，建议将调解协议视为是通过特殊的纠纷解决机制形成的结果，它不属于纯粹的合同，其本身就具有拘束力和执行力：当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时，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据调解协议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当双方当事人对调解协议有争议时，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法院对调解协议的效力进行审查，此时法院只能就调解协议的形式进行审查，而不能对调解协议所涉及的实体法律关系进行审查。反之，只有调解协议在形式上不合法时，才能撤销调解协议。只有这样，各种民间调解机制才能不致沦为可有可无的摆设。你好哦啊，

第四篇：构建和谐社会解决民生问题

构建和谐社会要解决的民生问题

摘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这一战略举措，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伴随着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社会矛盾也日益凸显，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重大民生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在这样的形势下，改善民生已逐步成为社会建设的重点，只有着力解决好民生问题，不断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才能真正实现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关键词：和谐社会民生问题日常生活改善

所谓民生问题, 即有关国民的生计与生活问题。民生问题是这个时期面临的一大问题。抓住民生问题, 就抓住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民生问题解决得愈好, 经济社会就愈发展,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就会如期实现。解决民生问题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广大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生活，是让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具体应做到以下几点：1．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人为本，实现人民的愿望，把改善民生，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 加大政府财政对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社会事业等有关民生方面的投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建立和健全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切实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3． 就业是民生之本，解决就业问题是有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重大问题，也是改善民生的重大问题。要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发展以现代服务业为重点的第三产业，使之成为吸纳就业人口的主导力量4． 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加强对经济宏观调控，稳定物价；通过调整税收政策，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积极解决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目前大家较为关心的有以下几个问题：

一、住房问题

提起住房，就会想起杜甫的名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一个社会的和谐，最根本的是要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即有家可居，有业可乐。而住房问题就是和谐社会的根本之一。诚然，就目前的社会现状而言，如果说让每一个人都有家可居，是有点奢望。但是最起码也应该保证普通百姓、工薪阶层能买得起房，能住得起房吧？目前虚高的房价，恰恰是因为没有遵从市场经济的结果。虚高房价的背后，是房地产开发商的超高利润。房价居高不下，恰恰是因为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发展速度，片面强调政绩所致。如果每一级政府和领导，能有杜甫那样的胸怀，人民何愁无家可居？不论是经济学家，还是什么文化人士，必须记住的是“安居”是根本，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

二、就业问题

我碰到过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人人都有稳定的工作，人人都有稳定的收入，谁还会干偷鸡摸狗的事呢？这话虽然不全面，却非常的有道理。百姓能有业可操、有业可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另一个根本。目前所存在的就业压力、大学生就业难、民工问题、农村孩子的留守问题等，都突出的说明了有业可乐的重要性。如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如何发展农村经济，如何完善和执行《劳动法》，是“有业可乐”的关键。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企业对打工者的工资克扣问题。由于打工者的流动性，很多企业对临时性质的打工者普遍采用延发工资的办法，致使打工者最终要被克扣少则一月、多则数月的工资。

三、医疗体制

人吃五谷杂粮，就难免身体有恙。而老百姓看病难、看不起病的问题，就变得非常突出。从药品的监管，到药品的价格，再到医疗机制，我们始终没有走向正规。而后果就是让老百姓承受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实事也说明政府的监管是不到位的，医疗体制的改革是不成功的。如何完善政府对药品的监管，如何让药品的价格降下来，如何完善医疗体制，是改善这个问题的关键。目前农村开始实施的医疗保障制度，是一个良好的开始。希望老百姓在未来的一天，不再为看病发愁。

四、教育问题

教育问题是事关国家前途与未来的大问题，是事关国家长期发展的根本。我们中华民族一直有个传统：学生所学，首要在学做人，其次才是学知识；老师所授，首要在于教做人，然后才是传知识。现在教育所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重视学知识，而忽视了学做人。这也是社会不文明的根本原因之一。做人的根本是从遵守规则做起，是自觉的遵守社会的公德和公则，是遵守国家的法律。可面对社会，又有多少人能做到自觉遵守社会公则呢？而大学现在存在的资源浪费更是突出。试问：这样的教育机制如何能让我们的孩子成为国家的栋梁呢？

五、文化建设

思想文化的水平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这恰恰是我们的软肋。衡量思想文化水平高低的尺度，不在于是否荣获了诺贝尔奖，也不在于是否荣获了奥斯卡奖；衡量思想文化水平高低的是人民的文化修养水平，是人民的道德素质水平，是人民的文明程度。思想文化的发展与进步，就会带动各种形式的艺术繁荣，就会带动人民文化修养水平的提高。所以说，思想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是国家进步的动力。

六、食品安全

国家固然有监管的责任，政府的确也有整治的义务，但食品安全的问题大多是因为我们中的所谓“人民”造成的。从这个意义说，我觉得悲哀，觉得是一种耻辱。为了绳头小利，而相互残害着。对食品安全的的治理如果仅仅靠国家和政府的努力是永远不会得到改善的，全民必须有不挣黑心钱、不挣丧良心钱的素质。往往那些施害者，同时又是另一种食品的受害者，我们的食品安全就是这样一个耻辱的恶性循环。我们在责怪这个社会的时候，也应该反省自己的行为。

七、贫富分化

富者穷奢极欲，穷者苦于生存。这样的现状，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分配不公，是因为富者的剥削，是因为富者的不道德资本，是因为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完善，是因为穷者的根本利益未受到保护，是因为垄断行业的强取豪夺。贫富分化现象如此之严重，不能不说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面镜子，它照亮了每个人的心。国家如何完善税收制度，如何调整分配制度，如何提高社会保障，是解决贫富分化的根本。

我们国家正在不断在以上方面做着探索性的改变，相信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这些问题会被很快解决，构建和谐社会不只是一个口号，他是我们共同的目标，我们对未来充满着憧憬和希望，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和谐社会很快就会到来！

第五篇：湖南省情与决策咨询研究课题项目“和谐社会视野下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研究”立项

湖南省情与决策咨询研究课题项目“和谐社会视野下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研究”立项

课题类别：湖南省省情与决策咨询研究 省级课题

课题名称: 和谐社会视野下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项目编号: 2013BZZ155

课题承担单位: 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政教部、执行系、法律系

宁乡县司法局

课题负责人：贺志明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政教部主任、教授

主要研究人员：

李云峰湘潭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

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党委书记、研究员、执行系教授罗旭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执行系主任、政教部教授刘最跃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法律系副教授、教务处处长侯启舞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法律系讲师、副主任

王艳艳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政教部教学干事

周爱民宁乡县司法局干警

喻普军宁乡县司法局白马桥乡司法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