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企业内部矛盾纠纷心得

第一篇：解决企业内部矛盾纠纷心得

解决企业内部矛盾纠纷的心得

【摘 要】在国有企业近二十年的改革发展和经营拓展过程中，由于新旧观念碰撞、切身权益冲突、经济利益摩擦等原因引发的职工与企业，职工与职工之间的矛盾纠纷时有出现，笔者从数十年的综治维稳工作中总结出树立权威、讲究策略、依法而行、重在疏导的矛盾纠纷调处经验，成功地守住综治维稳的最后防线。在国有企业近二十年的改革发展和经营拓展过程中，由于新旧观念碰撞、切身权益冲突、经济利益摩擦等原因引发的职工与企业，职工与职工之间的矛盾纠纷时有出现，这些矛盾纠纷虽然发生企业内部，影响局部，表现不激烈，但是如不及时解决，也可能激化升级，从而影响企业的稳定发展和社会和谐。笔者所在的建筑企业，近年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维稳是第一责任”，努力将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从而促进了企业的稳定和发展，并多次获得市、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单位的荣誉。结合多年的工作实践，笔者认为，企业内部矛盾纠纷在所难免，作为综治维稳工作的责任部门，关键在于提高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的质量和效率，为企业经营发展提供和谐发展的内部环境。

一、树立权威，使被调解者信服

我们去调处群众性矛盾纠纷时，扮演的是仲裁者角色，仲裁者有权威，被仲裁的双方才能服气。而要树立权威，调处人员本身必须做到：

（一）律己正人，依法而行

纠纷一方或双方往往认为自己利益受损，需要依法维权，这“法”是指广义的法，即除了法律法规，还包括双方都要遵守的民约、规则。因此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的立足点必须合法合理。首先调处过程和手段要合法。属人民内部矛盾纠纷才能进行调解，应追究刑责的就不能用调解，敌对的矛盾更不能调解。调处应用以理服人之法，不能用以势压人的手段；其次是作出仲裁处理要依据相关法规和条约。对合理合法的诉求给予满足解决，对无理要求则万不可无原则迁就，纠纷一方或双方若触犯刑律的，就应交由司法机关依法对其作出处理。

（二）公正廉明，以德服人

古人云“公生明，廉生威，”公正廉洁，就能产生威信，要不偏不倚才能端平一碗水，如果仲裁者偏袒一方，有失公道，就会从仲裁者的地位上滑到对立面一方，使冲突更加复杂化。“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纠纷双方的陈述，往往是趋利避害，往往说自己是而对方非，因此在调处矛盾纠纷时，一定要充分听取双方的意见，只听一面之词而武断去仲裁，往往会造成错误的后果，留下更为复杂的后遗症。调解人员要想让人口服心服，除讲情、讲理外，还要讲德。德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你讲的道理，要求大家所做的事情要符合德的标准。二是调解人员本身要有德，只有调解人员本身具有较高的品德和人格，遇事能襟怀坦白，公正无私，言行一致，处事能够做到先公后私、大公无私，既示之以行，又昭之以德，这样必具有较强的感召力和亲和力，使人心悦诚服。

（三）帮助解难，增加信赖

对纠纷一方或双方解决纠纷存在实际困难的，调解者应想方设法为其解决，超出能力范围的可帮助其联系有关单位或部门给予解决。帮助他们解决难题，不必完全满足他们的要求，只要尽力就行。调解者既做思想政治工作，又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说明调解者对纠纷双方帮助，不只是在口头上，更在行动上，这样做可以感人，令纠纷一方或双方对你产生感激与信赖，调解往往就能收到良好效果。例如2003年小包工头韩某与几名班长及工程项目部就计件工资结算产生纠纷，韩某与几名班长投诉项目部克扣工资。我们介入调解后，经过听取各方陈述和详细分析后，发现造成纠纷的原因是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项目与韩某管理都存在不到位，分工不合理，有误工现象；二是工人本身工作效率低、质量差，返工多，但并非工程项目部克扣。据此，我们依据项目部与韩某及韩某与班组长签订的协议和各自应承担的责任，为他们作出仲裁，并出面向工人作了解释，纠纷得到解决。尽管调处的结果并未达到韩某的最初要求，但由于我们秉公办理，获得了矛盾双方的信任和接受，事后韩某还专程给我们赠送“公断纠纷，媲美法官”的锦旗。

二、对症下药，找准突破口 有因才有果，调处工作的第一步是要分析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根据不同的原因，才能采取不同的调处方法，即是“对症下药”。如果找不到原因，调处就无从下手，找到原因就能找到突破口，找到突破口，往往能很容易攻陷难题。笔者所在的国有建筑企业常见矛盾纠纷可划分为以下几类：

（一）劳动关系终止或转移的出现的矛盾纠纷；

（二）“五险一金”购买和工资结算支付出现矛盾纠纷；

（三）工程款、材料款结算支付出现的矛盾纠纷；

（四）退休工人社会化管理过程出现的矛盾纠纷；

（五）历史遗留的员工福利待遇、集资建房矛盾纠纷；

（六）员工（包括农民工）之间打架斗殴出现矛盾纠纷；

（七）其它矛盾纠纷。

上述几类矛盾纠纷，多数为切身利益问题冲突，职工思想观念的碰撞、经济利益的摩擦导致。其中，第（一）、（二）、（三）类的原因是违约，多是由于一方违反合同、协议，无履行合约而引发的，这类矛盾纠纷调处最好有合同、协议涉及的单位、部门以及工会组织介入处理，按原合约执行。第（四）类原因是利益冲突，往往是双方为维护各自局部利益而产生，调处的关键在于使双方利益得到保障。第（五）类原因是历史遗留，是由于时过境迁，主客观条件和环境条件变化使原定政策、规制无法执行而使原政策、规制受益者的利益受损而导致的，调处的关键应引导利益受损方尊重历史事实，适应环境，同时促另一方尽可能作出适当补偿。第（六）类原因较为复杂，有的是因误会造成；有的是因报复产生；还有的是因派性纷争导致。误会造成的多是由于信息沟通不畅，讲话用词不妥造成误解、猜疑而产生的，调处关键应向双方说明真相；因报复而产生的，多是由于成见、嫉妒、敌视和报复心理，并因某一具体事件而引发的，调处关键在于明确指出报复他人一方行为不但于情于理不合，还存在违法性；派性纷争导致的，则多数是由于“哥们义气”、“打抱不平”、“老乡帮老乡”等引起的，这类纠纷涉及的人较多，调处较困难，调解时应说明真相，指出江湖义气的危害。

三、把握原则，巧用策略方法

原则就是人们说话与办事依照的法则；策略，即用计策、谋略；方法就指为达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途径、步骤、手段等。在调处矛盾纠纷时，如果能把握好原则，正确运用一些策略方法，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对群体性矛盾纠纷的调处，宜散不宜聚，重在分化，各个击破。当矛盾纠纷双方或一方为涉及多人、多单位的群体时，不能当着众人做说教工作，因为人多意见就多，七嘴八舌，难以统一，即使你讲得有理，当中认同的人也常常难以在众人面前表示支持；相反，一旦有人别有用心起哄、煸动，场面就难以控制，他们会众口一词，把无理变成有理。此时要遵从“宜散不宜聚”原则，避免他们扭成一股绳，应化整为零，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办法。可以要求双方派出谈判代表，或在对众人作迅速的观察、摸查、分析的基础上，找出个别有认识、有觉悟、不十分激进、估计容易接受调解条件的人作为突破点，从易到难，分别谈话，个别达成协议，最终实现整体调解。例如曾有一宗275名职工住户代表为集资房的建造、维修及房产证等问题联名信访，企业最初为了统一答复而召开住户大会，结果一些职工和几个外单位的职工家属歪曲煸动，造成不明真相的住户烘动并追打会议主持人，场面一度失控。这就是典型的违反“宜散不宜聚”原则。后来企业改变策略，采取与选出的代表谈判，并分别做骨干职工的思想工作，广为宣传当时房价上升的市场形势，切实为住户解决房屋的水电问题，使他们感受到企业解决问题的诚意，最终息访罢诉。

（二）对有形成死结趋向的矛盾纠纷调处，宜解不宜结，重在疏导，活血化瘀。矛盾隔阂往往不是一下子产生，纠纷也不是一下子激化，总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由小到大、由潜到显的过程。企业内部的矛盾纠纷，大多数是很小的事情，是初起矛盾，通常仅是一方或双方的人思想不通，无法达成共识才有所谓矛盾纠纷。在这个时候，需防止简单问题变为复杂问题，个别问题变成群体问题，调处人员要本着“宜解不宜结”的原则，注意缓和矛盾，打开死结，避免冲突，运用思想教育、政策攻心等办法进行正面教育。思想教育，就是要求调解人员要用自己的真情感化人，用有力的道理说通人，用高尚的人格诚服人，用灵活的方法疏通人的思想，医治人的“心”病。政策攻心，是指调解人员应向违法的一方讲清政策法规，利用法律威慑力和政策处理上的宽严差别，突破其心理防线，促使其认识错误，接受处理。通过上述既疏且导的办法，使双方思想开通，矛盾得以化解。

（三）对冲突性明显、情绪激动的纠纷调处，宜顺不宜激，重在消气，冷却降温。

有些纠纷是不能“热”处理的，因为这些纠纷往往冲突明显，双方开始很激动，正在火头上，不易考虑别人的意见，任何说教都无济于事，如果立即进行调解，不但收效甚微，搞不好还会火上加油，此时要遵从“宜顺不宜激”的原则，用转移或暂时搁置来冷却降温，消气息怒，即设法将双方暂时分开，避免接触，设法转移双方注意力，弱化乃至减轻矛盾，待双方冷静下来再调解。此过程，调解人员要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语言、行为，设法避开焦点，防止正面冲突，这样才能“降温消气”，有效地控制事态向恶化方向发展。例如在处理工地民工打群架时，我们往往先不表态谁是谁非，而是把两班人分开，必要时把其中一帮人撤离现场，同时将受伤人员送医院治疗。当肇事者见到恶果，出现思想触动，无过激言行时，我们才组织调解，指出危害，分析原因，确定责任，提出意见或作出仲裁，这样调处往往比较成功。

矛盾纠纷是多种多样的，调处策略方法也是很多的，除上述方法，我们还常对一些棘手纠纷采用“外围造势，迂回突破”办法；对一些存在以我为中心，只考虑自己利益的纠纷采用“互换立场，彼此退让”办法；对一方或双方陈述存在明显矛盾的，采用“诱敌深入，欲擒故纵”，利用矛盾解决矛盾办法；对无原则性的，难辩是非分明的纠纷，采用“搅拌稀泥，各打五十”办法等等，但应知道，没有一种是通用的，不可能套定用哪一种或几种模式，要视实际情况灵活运用。调处应弄清原因，针对不同情况，依情施策，并且公正去仲裁，才能收到良好效果。

第二篇：公司内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制度

公司内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制度

一、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制度坚持“统一领导，协调有力，职责明确、运作规范、工作高效”原则，全员参与，齐抓共管。

二、健全领导责任机制。建立领导责任制，形成总经理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负责，社会服务管理办公室牵头协调，做到工作靠前，督办调处有力，矛盾纠纷疏导化解成绩明显。

三、健全道德法制教育机制。使公司员工恪守社会美德和知法、懂法、守法，把全公司员工的道德法制教育与化解内部矛盾纠纷结合起来，使大家学会用法律手段解决矛盾纠纷，真正把化解矛盾纠纷纳入法制轨道，从根本上加以解决。

四、健全制度运作机制。公司调解员对单位发生的纠纷情况和可能发生纠纷的苗头、隐患，要深入进行排查调处，对每起纠纷要实行包案调处制度，做到“三定”、“三包”，即定牵头领导，定责任人，定办结时限和包调处，包跟踪、包反馈。

五、建立调处工作报告制度。上报材料包括调解数量，主要类型，纠纷的特点、动向和规律及解决办法，预防措施等。

第三篇：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解决的一点心得

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解决的一点心得

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和农业产业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大量农民离土离乡，成为城市或农业产业工人，造成了大量农地的闲置，农村土地的流转变得频繁。特别是十七届三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规定允许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将极大地推动农村土地的流转。随着农村土地的流转，产生了一种新的现象，即作为土地承包人的农民并不实际耕种土地，而实际耕种人也并非土地承包权人。这也就产生了一个新的法律问题，如何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与土地实际使用人相分离的情况下，保护土地承包权人的利益。

下面一件事就比较有代表意义。十几户村民于2002年分别与本村村民孙某签订合同，采用转包的方式将其所承包的土地流转给孙某，合同有效至2027年，合同当时并未约定流转费用。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村内的土地价值不断增高，这些村民认为土地不应该再免费给孙某使用，要求孙某按照指导价格支付流转费。但孙某不同意，认为依据合同，他没有付款义务。于是，这十几户村民联名要求调解。我站详细了解纠纷情况，多次前往法院进行咨询。最后给出如下调解意见：（1）从土地使用权流转合同上看，合同有双方当事人的签名，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且在程序上也不存在问题，因此合同本身在效力上是不存在问题的。（2）虽然合同并没有约定流转费用，但是根据《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应当遵循平等协调、自愿、有偿原则，土地承包权的流转应为有偿的。现土地承包权人对于流转费用提出请求，是于法有据的，应当得到支持。（3）从合同本身来看，未约定流转费用明显损害了土地承包权人的利益，违背了民法中的公平原则。因而从民法角度上出发也应该赋予土地承包权人土地流转费用的请求权。

在上述调解意见的基础，并耐心地做双方当事人的工作，最终双方达成协议，从2008年起，孙某以每亩400元/年的价格向农户支付流转费。

土地问题是一个宏观的、系统的问题，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利益关系错综复杂，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土地法》、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掌握最新的土地政策，把握新特点。但是《土地法》、《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为调解土地关系的一个基本法律和方针政策，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宏观性、概括性、抽象性太强，制度性和可操作性不强，无法面面俱到等缺陷，仅仅依据《土地法》无法解决所有的土地问题。因此我们不仅需要学习《土地法》，掌握我国的基本土地政策，也需要学习作为《土地法》细化和具体化的其他土地法律法规，包括《土地承包法》、《房地产管理法》等等，更需要学习和了解民事法律的原则和制度，以形成保护土地权利人的完整的法律体系，更好地保护土地权利人的正当权益。

第四篇：企业内部矛盾调排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企业生产活动安全顺利举办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根据县《关于集中组织开展排查调处矛盾纠纷、排查整治治安混乱地区和突出治安问题活动》文件精神，为认真落实公司内部的矛盾纠纷排查工作，按照镇综治委文件要求，现就我厂关于集中开展排查调处矛盾纠纷活动制定了本方案。

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七大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维护社会稳定为目标，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县综治委的工作部署，认真扎实开展排查调处矛盾纠纷，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确保公司工作顺利开展，构建和谐平安社会。

目标任务

通过开展排查调处矛盾纠纷，进一步提高各类矛盾纠纷和处置能力，要实现“五无”工作目标，即无刑事案件发生、无治安案件发生、无灾害事故发生、无越级上访事件发生，无参与邪教组织人员和邪教组织活动。整体工作绩效要实现“五个”提高，即：维护社会稳定能力明显提高；社会治安防控能力明显提高；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水平明显提高；执行政策法规的水平明显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明显提高。

主要工作和措施

（一）深入扎实地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工作。及时准确排查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各种矛盾纠纷，是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前提和基础。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全面掌握本单位矛盾纠纷的总体情况，完善预警预测分析机制，及时发现矛盾纠纷的苗头和隐患，尤其对可能引发重大治安问题和群体性事件的苗头要高度警惕，及时列入排查调处工作日程，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摸清情况，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工作措施，坚决防止形成现实危害。要坚持属地管理、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把系统全方位、多层面地深入开展调查摸排，切实把各种不安全、不稳定的矛盾和问题排查彻底，为解决矛盾和问题打下坚实的基础。要认真抓好重点区域和重点矛盾纠纷排查工作，组织工作组深入基层，通过走访用户、接待用户来访、召开大客户及行风监督员代表会议等办法，进行摸排梳理，扩大排查的覆盖面，确保把已经发生和正在酝酿的矛盾纠纷一件一件搞清楚，不留盲点和死角。对于排查出的矛盾纠纷和问题隐患，要逐一进行登记建档，归类梳理，逐件落实责任单位和责任人。

（二）切实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要切实解决一批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对于排查出来的重大、复杂、疑难矛盾纠纷，要实行领导包案、挂牌督办，由公司矛盾纠纷排查调处领导组协调有关部门密切配合，集中力量调处解决，切实把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当地、解决在萌芽状态。对于短期内难以彻底化解的矛盾纠纷，要积极主动地做好群众思想工作，帮助群众解疑释惑、理顺情绪、排忧解难，同时要逐一落实措施，防止矛盾积累，防止矛盾激化，防止矛盾汇集到上级。

（三）充分利用调解手段化解矛盾纠纷。要增强调解意识，坚持把调解作为化解矛盾纠纷的主要手段，在集中排查调处矛盾纠纷活动中进一步完善大调解工作格局，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要增强工作主动性、积极性，引导群众互谅互让、平等协商，心平气和地解决问题，消除分歧和隔阂，真正达到定分止争、息事宁人的目的。要坚持依法、及时、就地解决问题和疏导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充分发挥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教育引导群众通过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从实际出发考虑问题，妥善解决矛盾纠纷。同时，要坚持依法按政策办事，防止为求得一时一事的解决而引起攀比和引发新的矛盾。

（四）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单位要以这次集中活动为契机，及时总结基层典型经验做法，固化有效工作模式，进一步整合综治、维稳、调解、信访等方面的工作力量和社会资源，健全完善相应的工作制度和工作程序，着力构建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紧密协调配合、联调联动的大调解工作格局，切实形成及时、就地解决矛盾纠纷的长效工作机制。要充分发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这个平台的作用，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化解社会矛盾纠纷。要努力推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为实现全面、动态、可持续的和谐稳定打牢基础。

（五）加强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构建治安防范的长效机制，继续深入贯彻落实镇综治委《关于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精神，把思想认识、工作重点、力量配置、经费投入等切实转移到预防为主上来，构建有效预防和及时发现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的社会治安防范体系，完善公司治安防控网络。认真贯彻落实xx发布的《企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定期对单位内部进行安全检查，不断提升技术防范水平；扎实开展安全文明住宿小区创建活动，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坚决抵制和打击黄、赌、毒等社会丑陋现象，反对邪教。

（六）建章立制，落实工作制度，逐步健全开展排查矛盾纠纷的各项工作制度，落实工作机制。公司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联席会议主要研究重大矛盾纠纷和阶段性工作意见，由分管领导召集，公司矛盾纠纷排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和需要配合有关单位负责人参加。联席会议办事机构设在公司综治办。联席会议一般每半年召开一次，因工作需要，可临时召开，联席会议议定的事项，各单位应当认真贯彻，综治办加强督查。一旦发生突发性、群体性和其他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矛盾纠纷，所在部门应立即向综治办报告，各单位每月向综治办报告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情况。经排查没有发现矛盾纠纷的，也应当记录在案，并向综治办书面零报告。综治办将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作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的重要内容，每年组织1-2次专门检查或结合综治目标管理检查对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情况进行检查通报，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结果作为综治评先表彰的重要依据。

矛盾纠纷排查调解是综治办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我们除健全了矛盾纠纷排查调解工作机制外，按照“预防为主、教育疏导、依法处理、防止激化”的原则，把工作重心放在最基层，抓早抓小抓苗头。注意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协助

做好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工作，为确保我厂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第五篇：企业知识产权纠纷的多元化解决

企业知识产权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浅析

厦门大学2008届法律硕士张福兴

联系方式：snowcoco1213@hotmail.com

【摘要】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背景下，企业视角中的知识产权纠纷存在其特殊性。是否采用多元化纠纷解决（ADR）方式来应对知识产权纠纷，企业不仅应当从多方面细致考虑，从对抗走向对话协商，从胜负决斗走向争取双赢；而且在ADR的发展反应并促进着一种时代理念和精神的变化的背景下，既然在某些情况下知识产权纠纷不可避免，不妨改变一下思维方式，借助灵活多变的市场策略，变“堵”为“疏”，将知识产权纠纷扼杀在萌芽状态，减轻其负面影响，甚至化弊为利。

【关键字】知识产权纠纷 多元化纠纷解决 企业ADR市场策略

“知识产权”这一概念来自对英文Intellectual Property的意译，它是指智力成果的创造人或工商业标记的所有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统称。现代社会正在逐步向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社会迈进，经济活动的核心增长点便是知识产权，可以断定，掌握了科技就是掌握了市场竞争中的话语权。1

一、企业视角中的知识产权纠纷

创造力是人类产生、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源动力。然而，创新是有代价的，高成本的创新必须有相应的激励机制来维持和保障——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既是制度文明的典范，也是激发创造力和促进社会进步的加速器。同时，当代社会又是一个高度开放、高度交流的社会，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小到一个集团、一个公司，都必须在开放中获得生存，在交流中求得发展。企业不仅要自主研发属于自己的技术，对别人的技术也必须学习和运用。依赖于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和知识产权制度保障，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细胞的企业法人，自己寻求知识产权制度保护的同时，对别人已经取得的专利亦应当自觉遵守相应的规则。如此，方能够以自己合法掌握的发明创造，在激烈的竞争中“乱中求胜（Thriving on chaos）”。然而，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对知识产权理论和立法提出新的问题，冲击知识产权的保障体系，使得知识产权纠纷存在其特殊性：

1．制作原版的成本远远高于造假者的复制成本。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这都是知识产权的所有者都面临严峻的挑战，尤其对于数码产品来说，复制的成本就更是微乎其微。

2．由于知识产权自身的模糊性，实际上根本无法完全确定某项侵权(也许是很轻微的侵权)成立。

3．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是有局限性的。比如，专利产品经由第三方重新设计，即使它可以实现等同功效，但只要实现的方式有所不同，就不会被视为侵权。

4．知识产权具有极强的时间性，特别是专利权，企业普遍需要快速地解决纠纷，实现自身利益价值的最大化。

5．根据合理使用原则，使用者有权借用受保护资料中一些无法用语言表述的部分而无需受到处罚，而且此类“借用者”并非剽窃者，而是被侵权企业的客户，这些客户并非为获取非法利润而复制材料，只是为自己图个方便而超越了合约的范围。一个企业又怎能与客户为敌呢？2

因此，对于企业而言，仅仅依靠滞后的法律体系来保障自身权利还远远不够；仅仅依赖于缓慢而刻板的诉讼程序来处理知识产权纠纷，更是远远不能适应企业营利的目的。

二、企业知识产权纠纷的ADR方式

纠纷是一个待解决的问题，而非一场非“赢”不可的比赛。对于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法人而言，是否在面对知识产权纠纷的时候采用ADR的策略，成本效益原则是其考虑的重要因素。诉讼是解决知识1刘春田.知识产权法.北京大学出版社[M].2003巴拉特·阿南德(Bharat Anand).保护知识产权的非法律手段[J].哈佛商业评论.2003(12)“A dispute is a problem to be solved, rather than a contest to be won.” Tom Arnold & William G.Schuurman,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Cases, 321 Pat.Litig.437, 443(1991).－1－

产权争议的有效方式，但并非惟一方式，通过非诉讼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简称ADR）同样可以达到公平、合理且有效地解决纠纷的目的。

（一）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这一概念起源于美国，最初是指20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现在已经引申为对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的、民事诉讼制度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和机制的总称。在美国，实践中已经有超过16种不同的ADR程序5，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模式：

1．仅涉及纠纷双方参与的程序，如谈判；

谈判是指双方或多方为寻求做某事或不做某事的合意所进行的一系列信息传递或交换过程，是一种旨在相互说服的交流或对话，其实质是一种两个或多个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相互协商的交易活动。谈判对于纠纷双方而言都是最先采取的手段。通过界定出现的问题、划定需要满足的利益需求、说服相对方达成协议的程序设计，有效的谈判能够使双方在不使用其他ADR方式或诉诸法庭的情况下达成和解协议。

2．有中立的、非裁判性质的第三方参与的程序，如调解；

调解是在第三方协助下进行的、当事人自主协商性的纠纷解决活动，是谈判交涉的延伸。在谈判不成的前提下，纠纷双方于是转向中立的第三方，冀望于第三方的经验与威望等来促进交流和打破僵局，从而在第三方所主持的建设性谈判环境中继续进行交涉。调解适用于大多数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尤其是在纠纷双方仍然希望保持彼此之间良好的商业合作关系的情况下，如专利授权，调解尤其受欢迎。

3．有第三方裁判参与的程序，如仲裁。

仲裁是ADR程序中最正式的一种。它是以准司法方式进行的一致程序或合意程序，通过该程序，双方或多方间的争议由仲裁员的决定最终解决，仲裁员的决定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且在法律上可以执行。64

（二）ADR在企业知识产权纠纷中的应用

正如爱因斯坦所言：“在困境中隐藏着机遇（In the middle of difficulty lies opportunity.）”，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引入知识产权纠纷中是一个相当新的举措。它是针对美国知识产权诉讼中，诉讼时间过长、诉讼成本过高而产生的一种补救方法。

1、知识产权纠纷中考虑采用ADR的因素

（1）在侵权纠纷中：

知识产权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有力保障，通过侵犯知识产权的指控实现经济目的，是当代企业进行商业竞争的趋势之一。有时候，法庭不过是市场之外的第二战场，指控的目的，无非是通过诉讼施压，增加谈判筹码，从而得到较高的知识产权使用费。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和解能够带来双赢的结果，各得其所：权利人既保护了知识产权，又收取了可观的使用费；使用人通过支付使用费不仅免去“侵权”恶名，为企业挽回了名誉，还可以继续使用权利人的专利获取自己应得的收益。

（2）在违约纠纷中：

1）裁判机构的确定性

知识产权的保护具有很强的地域性，但同时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交易越来越频繁地超越国界，以及相关国际条约的发展和统一化，同一知识产权的保护越来越国际化。在缔约时，通过仲裁条款确定双方均满意的纠纷解决机构，从而给予双方履约上的信心保证。

2）裁判机构的中立性

正如上一点所说，提前确定裁判机构，能够保证其不像法院一样受特定国家从属性的影响。尤其对于涉外知识产权纠纷，ADR的中立性的另一价值在于，它可以平衡不同法系直接的冲突。ADR程序并不预设任何需要遵循的特定程序，纠纷双方和第三方完全可以协商决定需要采用的程序、证据规则等等。

3）纠纷解决的相对有效率性 4

范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M].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Nancy Neal Yeend and John Paul Jones, Making Sense Out Of ADR Alphabet Soup, ORANGE COUNTY LAWYER, August, 1994 at 31.林一飞.国际商事仲裁法律与实务[M].中信出版社.2005.P148由于各种政策制度上的原因，美国直到1982年方才通过法案，允许仲裁机构涉足专利案件，而在此之前，知识产权界普遍认为，知识产权案件只能由诉讼来解决。

对于企业而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诉讼并非赢得利益的最佳手段。如果进入诉讼程序，不但必须投入大量精力和费用，而且经过一审二审再加上“反诉”专利无效等程序，可能要经过几年才能够结束。而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和更新换代迅速的专利，即使企业赢了官司，也已经失去了最佳的市场机会。相对与诉讼程序，ADR程序提供给纠纷双方更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从而可以根据需要选择程序，加快进程。

4）专家的可选择性

知识产权纠纷大量涉及特定领域内的专业知识，掌握相关知识并且具有与纠纷双方一致的对争议标的价值判断的法官并不多。采用ADR方式，双方均可以选择合适的人选进行裁决，从而保证纠纷得到公正且专业的解决。

5）争议内容的保密性

诉外纠纷处理方式是专为希望非公开、秘密解决纠纷的当事人设立的，大多数非诉讼方式都是以私下商定的协议为依据的，其听证会通常不需要写出书面意见和报告，即使有书面材料，通常也不会公开。这一点对于涉及知识产权的纠纷尤其有利，因为当事人基于保护商业秘密的考虑，通常不愿意让竞争对手、新闻媒介或一般公众了解他们所涉及的内容。

6）补救方式的灵活性

在ADR方式下，双方可以达成多种创造性的补救方式：比如降低忠诚度评价、交叉许可（Cross licensing）等等商业解决方案，而这些是传统诉讼不能够提供的。

2、知识产权纠纷中不考虑采用ADR的因素

实践中，亦有许多知识产权纠纷并非经常采取ADR方式。这是由于ADR是基于纠纷双方的事前合意，而在占知识产权纠纷很大比重的侵权之诉中，纠纷双方事实上不可能在事前达成合意，而事后达成仲裁协议亦有难度。即使是纠纷双方在合同之中约定了仲裁条款，有时候基于以下考虑，ADR方式可能不会被采用：

（1）需要立即停止侵害行为

当受侵害者需要立即停止相对方的侵害行为时，通过受诉法院颁布临时禁令等措施和诉前财产保全、诉讼财产保全等制度，能够迅速而有效地防止对知识产权的进一步侵害。

（2）基于策略考虑

有些时候，企业需要通过公众关注度高的诉讼程序来澄清一些事实，从而扶正企业的社会形象，诉讼就成为企业的首选。例如当某企业受到了莫须有的侵犯知识产权指控并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时，企业就会考虑诉诸法庭而不是通过ADR解决问题，对企业而言，诉讼的目的是为了解除客户疑虑、恢复企业名誉，是基于营销策略或企业战略的考虑，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法律范畴。

三、基于ADR理念的进一步思考

莎士比亚说：“真相终将大白”，此话也适用于知识产权。信息本身向往自由——技术领域的大师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对于知识产权的拥有者而言，这决不是一个好消息。当信息被禁锢于知识产权的保护网之中时，必须依靠盗版者和抄袭者帮助它们实现逃亡、奔向自由。8 这或许也是知识产权纠纷在当今全球化趋势下越来越普遍的原因之一。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些商界故事，在进入知识产权保护还很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时，很多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总是疑虑重重，不敢贸然进入市场。在等待观望之中，常常也白白放弃了商机，而让更为大胆的对手捷足先登了。为何别人退避三舍的地方，有些公司却敢于冒险涉足？这是因为，这些企业明白即使在最佳环境下法律的保护网也远远不是天衣无缝的。

ADR的发展反应并促进着一种时代理念和精神的变化，既然知识产权纠纷在某些情况下不可避免，不妨改变一下思维方式，变“堵”为“疏”，从对抗走向对话协商，从单一价值走向多元化，从胜负决斗走向争取双赢。通过事前的精密设计，借助灵活多变的市场策略（market strategies），眼光敏锐的企业是完全可以将知识产权纠纷扼杀在萌芽状态，减轻其负面影响，甚至化弊为利：

1． 企业可以首先利用自己的核心资产——也就是凭借已经确立的技术优势，防患于未然，将合法的8 巴拉特·阿南德(Bharat Anand).保护知识产权的非法律手段[J].哈佛商业评论.2003(12)

竞争对手拒之门外。

如Intel公司就通过管理外部关系——顾客、终端用户和供应商来达到先发制人的目的：即使是一个不太复杂的集成电路图，也作出详尽的文字说明，因为这是日后证明竞争对手侵权的必备文件；同时Intel也通过对大客户实行定量分配供应的方式来保证它们不去购买其他公司的类似产品；另外Intel还针对最终用户展开声势浩大的品牌宣传，并投入巨资开发应用软件来充分展现新一代芯片的超强性能，从而彻底瓦解竞争对手盗用知识产权的利益驱动根源。

2． 如果企业没有足够实力控制旗鼓相当的对手，则可以通过交流合作，暗示对手不要盗用知识产权，否则将采取报复手段。

尽管交流蕴藏着风险，一些行业还是不愿意放弃共享交流带来的好处。如果行业中的竞争对手主动合作或被迫进行合作，那么就可以形成相互融通和相互依存的关系。如在电子行业中，交叉许可协议（cross-licensing agreements）可以起到定心丸的作用，签署协议的各方既是专有技术的让与人（transferor）

9又是接受者（recipient），这样就阻止了一方试图挖对方墙角或免费搭车的想法。

3． 一旦企业的核心技术受到威胁，企业可以通过创造关联效应，向客户提供一些不容易被盗用的互补产品或服务来增加产品附加值。

如果拥有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很困难，那么就可以考虑将能够控制的技术作为互补产品与核心产品捆绑销售。汽车公司在售车的同时提供服务合同，因为服务不容易被复制。例如购买某当红明星的正版CD，顾客可以得到的附赠品可以是一张演唱会门票抽奖券、一件亲笔签名T-shirt，也可能是网上与明星本人视频聊天机会等等，其中任何一样都可能吸引大批歌迷前来购买CD，而不是到网上非法下载。由此带来的增值效应会使得知识产权的盗用者付出惨痛代价。

4． 当公司的核心技术已经公开化，价值丧失殆尽时，企业就应该考虑进入那些从原有核心技术中吸取了价值的相邻产业，放弃相关核心技术，共享知识产权。

信息资产（知识产权）与实物资产的区别在于，前者可以在放弃的同时又保留下来。共享知识产权并不是只有风险而没有任何回报。要求对外包商帮助开发的任何事物保留独有权，对于实物资产而言是合理的，但对信息资产来说却是一种短视。允许外包商转售为客户所开发的信息资产，可以激励他们确保自己的产品卓尔不群，也可以让外包商将开发成本分摊到多个客户身上，从而实现各方共赢。这样，虽然公司牺牲了拥有一种独特技术所带来的某些竞争优势，但获得这种技术的成本也降低了。在离岸（offshoring）外包模式中，共享知识产权就显得更有意义。10 在知识产权法律含糊不清或极不严格的国家，如果外包商所在国无法强制要求外包商执行一份合理的知识产权合同，就应该假定部分知识产权将会丧失，并且学会从支付更低费用和享受更高质量服务中得到慰藉。11

【参考文献】

1． 范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2． 林一飞.国际商事仲裁法律与实务[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3． 刘春田主编.知识产权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4． 刘仁豪, 张学全, 姜启安主编.区域知识产权战略 [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

5． 王立民,黄武双.知识产权法研究（第3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6． 王公义,唐荣曼,Roman Tomasic主编.中国·澳大利亚“纠纷解决替代机制与现代法治”研讨会论文集[J] 北京：法律出

版社,2003.7． 巴拉特•阿南德(Bharat Anand).保护知识产权的非法律手段[J].哈佛商业评论.2003(12)9 巴拉特·阿南德(Bharat Anand).保护知识产权的非法律手段[J].哈佛商业评论.2003(12)

Eric Walden,James Wetherbe在《有舍方有得》一文中，介绍了一个相当有代表性的案例：1983年（信息技术外包的初期阶段），刚成立不久的系统开发商彭博公司（Bloomberg）找到美林证券（Merrill Lynch），提议开发一种程序，为美林员工提供最新交易数据。但是，美林并没有向彭博支付3000万美元用于开发专有软件，而是用这笔钱收购了彭博30％的股权，并拥有了所开发系统的短期独有权。彭博开发的软件获得了巨大成功，不久美林便放弃了对该软件的独有权，允许彭博销售给其他券商。然而美林仍然保持着在享有独有权期间所建立的先发优势，继续从该系统软件中获取价值。最终美林以1.55亿美元的价格出售了自己拥有的彭博股权的1/3，此时彭博早已经实现了长足的发展。Eric Walden,James Wetherbe.有舍方有得[J].哈佛商业评论.2005(12)

8． Eric Walden,James Wetherbe.有舍方有得[J].哈佛商业评论.200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