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诉讼审判制度论略

第一篇：金朝诉讼审判制度论略

金朝入主中原的进程，正处于中华大地民族斗争和民族融合的高潮时期。它与两宋及辽、西夏互相对峙又频繁交往的历史氛围，造就了金朝诉讼审判制度的多元制特色。

一、诉讼制度

金朝诉讼制度，大体沿袭唐辽宋旧制，受女真传统习惯影响，也有一些颇具特色的新规定。金代案件起诉的方式分为官吏纠举、告诉和投案自首三种。官吏纠举，指监察官及其他官吏对犯罪案件的弹劾、检举。金代进一步强化了中央和地方监察机关纠举和弹劾官吏违法犯罪案件的职能。

中央监察机关御史台，又称宪台，是察官吏非违，正下民冤枉的法纪监察机关。其组织机构大体仿效唐制，而规模较小，仍以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为长官。御史大夫掌纠察朝仪，弹劾官邪，勘鞫官府公事。凡内外刑狱所属理断不当，有陈诉者付台治之。(《金史》卷五五《百官一》)御史中丞协助御史大夫执行其职务。随着金王朝中央集权的加强，朝廷对监察机关的建设越来越重视。御史台的职权不断明确和扩大。正隆五年（1160年），海陵王敕令御史大夫肖玉：朕将行幸南京，官吏多不法受赇，卿宜专纠劾，细务非所责也。

(《金史》卷七六《肖玉传》)大定二年（1162年）世宗敕御史台检察六部文移，稽而不行，行而失当，皆举劾之；后又诏御史台：卿等所劾，诸局行移稽缓，及缓于赴局者耳，此细事也。自三公以下，官僚善恶邪正，当审察之。若止理细务而略其大者，将治卿等罪矣。(《金史》卷七《世宗上》)纠弹之官知有犯法而不举者，减犯人罪一等科之，关亲者许回避；又谓宰臣：监察专任纠弹。宗州节度使阿思懑初之官，途中侵扰百姓，到官举动皆违法度。完颜守能为招讨使，贪冒狼籍。凡达官贵人皆未尝举劾。斡睹只群牧副使（从六品职，掌检校群牧畜养蕃息之事）仆散那也取部人球杖两枝，即便弹奏。自今，监察御史职事修举，然后迁除。不举职者，大则降罚，小则决责，仍不得去职。章宗泰和八年（1208年）定制：事有失纠察者，以怠慢治罪。贞

四年（1216年），宣宗采纳尚书右丞相术虎高琪建议，敕定：凡监察有失纠弹者从本法。若人使入国，私通言语，说知本国事情；宿卫、近侍官、承应人出入亲王、公主、宰执之家；灾伤阙食，体究不实，致伤人命；转运军储而有私载，及考试举人关防不严者，并的杖。在京犯至两次者，台官减监察一等，论赎，余止坐专差者，任满日议定升降，若任内有漏察之事应的决者，依格虽为称职，止从平常，平常者从降罚。兴定元年（1218年）宣宗修定监察御史失察法；兴定五年（1221年）又更定监察御史违犯的决法，使御史失职违法的责任制度化。

有金一代，监察官因违法失职而受到处罚的案件，不乏其例。例如，大定年间,御史大夫（从二品）张汝霖坐失纠举，降授棣州防御使（从四品）。监察御史董师中漏察大名总管承安二年（1197年），章宗敕御史台纠察谄佞趋走有实迹者，(《金史》卷一0《章宗二》)等等。

由此可见，监察机关在金代备受朝廷的宠信和倚重，被视为天子耳目，赋予行政监察和法律监督的重任，是统治者控制各级官吏和整饬吏治的主要工具。因此，金朝廷十分重视监察机关的管理及其自身的建设，发布了一系列监察法规、法令和诏制，建立起一套颇为严密的考核、赏罚制度，形成对监察机关严格管理、监督的机制。其中明确规定了监察官在执行职务中的法律责任。如天德三年（1155年），海陵王谓御史大夫赵资福曰：汝等多徇私情，未闻有所弹劾，朕甚不取。自今百官有不法者，必当举劾，无惮权贵。(《金史》卷六《海陵王纪》)世宗大定十九年（1179年）制纠忽剌不公事，及忽剌以罪诛，世宗怒曰：监察出使郡县，职在弹纠，忽剌亲贵，尤当用意，乃徇不以闻，削官一阶。⑦监察御史梁襄等，坐失纠察武器署丞奕、直长骨

受赃案，被罚俸一月。世宗斥责梁襄等：监察，人君之耳目，事由朕发，何以监察为！⑧

另一方面，由于朝廷的恩宠和法律的保障，在金代也不乏忠于职守，不畏权势的监察官。如海陵王视为忠直之臣的御史大夫高桢，长期主持御史台政务，弹劾无所避，每进对，必以区别流品进善退恶为言。尽管当路者忌之，⑨每欲中伤陷害，但也无可奈何。在宣宗时，甚至出现了敢于弹劾皇子的监察御史。兴定初年，程震任监察御史，弹劾无所挠。时皇子完颜守纯封荆王，任宰相，因纵容家奴侵扰百姓，被程震以法劾之。程震上奏宣宗的弹劾状指出：荆王以陛下之子，任天下之重，不能上赞君父，同济艰难，顾乃专恃权势，蔑弃典礼，开纳货赂，进退官吏。纵令奴隶侵渔细民，名为和市，其实胁取。诸所不法不可枚举。陛下不能正家，而欲正天下，难矣。将皇子违法乱纪的危害性，提到齐家治国的高度，使宣宗深为震动。于是，宣宗下诏切责皇子不法，并令出内府银以偿物直，杖大奴尤不法者数人。⑩通过补偿百姓物质损失，惩罚不法恶奴，以挽回不良影响。

金朝前期没有建立常设性的地方监察机关。地方行政监察和法律监督事务，通常由中央派遣御史台官员前往各地办理。由于人手和地域的限制，地方监察工作难以开展。大定十七年（1177年）陈言者乞设提刑司，以纠诸路刑狱之失。尚书省审议后认为久恐滋弊，未予采纳。直到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章宗诏曰朕初即位，忧劳万民，每念刑狱未平，农桑未勉，吏或不循法度，以隳吾治。朝廷遣使廉问，事难周悉。惟提刑劝农采访之官，自古有之。今分九路专设是职，尔其尽心，往懋乃事。(11)正式创设提刑司。不久，章宗又制提刑司设女直、契丹、汉儿知法各一人，(12)提刑司的组织机构初具规模。金代提刑司大体仿效宋制，设于路一级官署，具有中央派出机构的性质。但并非各路均置，而是若干路合设一提刑司，计有九个提刑司。

提刑司专纠察黜陟，号为外台，(13)其职权颇为广泛。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初定提刑司所掌三十二条，明昌三年又定提刑司条制8其具体内容虽然史佚其详，但从其它史料可知，纠举、查究地方官吏渎职违法行为乃是其主要职权之一。如承安二年章宗诏：比以军须、随路赋调，司县不度缓急，促期征敛，使民费及数倍，胥吏又乘之以侵暴。其令提刑司究察之。(14)

承安四年，章宗改提刑司为按察使司，进一步扩大地方监察机关的机构和职权。按察使司设按察使一员，掌审察刑狱，照刷案牍，纠察滥官污吏豪猾之人,私盐酒曲并应禁之事，兼劝农桑，与副使、签事更出巡案。(15)如承安五年，刑部员外郎马复奏：外官尚苛刻者不遵《铜杖式》，辄用大杖，多致人死。章宗诏令按察司纠劾黜之(16)等。

按察司官员渎职违法，亦须负法律责任。章宗泰和四年诏：诸按察司体访不实，辄加纠劾者，从故出入人罪论，仍勒停。若事涉私曲，各从本法。(17)泰和八年，诸路按察使司改称按察转运司，成为地方上权力最重的官署，既是执法机关，又握有财政经济大权。贞

三年（1215年）宣宗诏罢按察转运司。从此，金朝没有再设立专职地方监察机关。地方监察事务，由朝廷派遣监察御史办理。

此外，金朝对负有纠举职责的官吏规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世宗曾诏令：自今官长不法，其僚佐不能纠正又不言上者，并坐之，(18)以促使各级官吏认真履行纠举、监督上级官长的职责。

在封建时代，皇帝对可能危及皇权,觊觎皇位的诸王防范甚严。金朝在各亲王府设置傅、府尉、长史等属官，职司管理王府事务，监视亲王及其家人的活动，纠举其违法犯罪行为等。大定十二年，世宗召见诸王府长史谕之曰：朕选汝等，正欲劝导诸王，使之为善。如诸王所为有所未善，当力陈之，尚或不从，则具某日行某事以奏。若阿意不言，朕惟汝罪。(19)明昌元年章宗又敕定亲王家人有犯，其长史，府椽失察、故纵罪，(20)以防止亲王府属官与亲王及其家人相勾结，共谋不轨。明昌六年，章宗处死世宗长子、镐王永中及其二子案，就是由镐王府属官傅、府尉等纠举永中第四子阿离合懑因防禁严密，语涉不道(21)而提起诉讼的。在审理过程中，进而牵涉到永中及其第二子神徒门，发现他们亦有不逊、怨谤之辞。章宗遂据此赐永中死，将阿离合懑和神徒门弃市。

另一方面，金代监察官及有关官吏因纠举失职、违法，而受到处罚的事例，亦屡见不鲜。

告诉，即诉讼案件当事人及其家属，以及其他知情人向官府告发而提起诉讼。金律对告诉权的限制较少。一是不适用亲属相容隐的原则。自汉以降，华夏历代王朝的法律基于儒家伦常观念，均规定有亲属相为隐的诉讼原则，凡一定范围的亲属，犯罪非谋反、谋大逆、谋叛时，得互相容隐，告者反而有罪。金律则不然，听任亲属之间互相告发的行为。如大定年间，大兴府（今北京市）民赵无事带酒乱言，法当死，其父赵千捕之而告官府。赵千大义灭亲之举受到世宗赞许：为父不恤其子而告捕之，其正如此，人所甚难，可特减（赵无事）死一等。(22)若依唐宋律典之规定，赵千的行为，已构成犯罪：诸告缌麻、小功卑幼，虽得实，杖八十，大功以上递减一等。(23)据此，父告子乃为告期亲卑幼，应杖六十。

二是金朝对中原王朝自古以来禁止奴婢告发主人的峻令，弃置不行，听任以至纵容奴婢告主，并经常依据奴婢的告发而大兴狱讼。故有金一代，奴婢告主的事件层出不穷，上自亲王，下至黎庶，因被家奴告发而陷于囹圄，以致丢官卸爵，身首异处者，不乏其人。

太宗时，卫州汲县（今河南汲县）人陈光的家奴谋良不可，告发陈光与贼杀人，致使陈光系狱，榜掠不胜，因自诬服。(24)后因其子陈颜自请代父死的孝行感动了官府，才获得赦免。海陵王时，昭义军节度使肖仲宣家奴告其主怨谤。(25)因肖仲宣政绩颇佳，深得海陵王信任，才免于缧绁之辱。海陵王之弟，西京留守完颜衮（又名蒲家）素为其兄猜忌，尝召日者问休咎。家奴喝里知海陵疑蒲家，乃上变告之，言与（西京兵马总管）谟卢瓦等谋反，尝召日者问天命，(26)经御史台和刑部会同审理，查无实据。但海陵王仍遣使臣拘捕蒲家等至中都，斩之于市。梁王兀术之子完颜亨（又名孛迭），封芮王，历任中京、东京留守，先后两次被家奴告发，最终冤死狱中。第一次是家奴梁遵告完颜亨与卫士符公弼谋反。虽经有关部门考验无状，却使完颜亨遭到海陵王深深的猜疑。第二次是家奴六斤与完颜亨侍婢私通，事泄遭训斥，遂怀恨于心，总想伺机告亨谋逆。后果然借故诬亨欲因间剌海陵，(27)致使完颜亨被捕下狱，不久惨死狱中。参知政事韩

的家奴告其主以马资送叛人出境。有司考之无状，以该奴归还韩。韩

待之如初，曰：奴诬主人以罪，求为良耳，何足怪哉。(28)大定时，海陵王之侄、应国公完颜和尚召日者妄卜休咎。日者李端称其当为天子，司天张友直亦云其当大贵。(29)此事经家奴李添寿向朝廷告发后，完颜和尚等伏诛。章宗时，镐王永中的家奴德哥检举其主尝与侍妾言：我得天下，子为大王，以尔为妃，(30)导致永中被朝廷赐死。此外，金律亦不禁妾告正室。如天德四年，平章政事徒单恭之妾忽挞，告正室、太祖长公主兀鲁语涉怨望。海陵王遂杀兀鲁而杖罢其夫。

金朝律令不禁奴婢告主和卑幼告尊长的规定，在中国古代法制史上颇具特色。早在西周时期，就有父子将狱，是无上下也，君臣、父子无狱讼(31)的教条。秦律设定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之制。(32)汉律本于儒家伦常观念，创立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卑幼告尊长乃干名犯义行为。《唐律疏议》和《宋刑统》之斗讼律更明确规定：诸部曲、奴婢告主，非谋反、逆、叛者，皆绞；告主之期亲及外祖父母者，流；大功以下亲，徒一年。……即奴婢诉良，妄称主压者，徒三年；部曲减一等。《疏议》曰：谓奴婢本无良状，而妄诉良，云主压充贱者，合徒三年。《大元通制》亦载：诸子证其父，奴讦其主，及妻妾弟侄不相容隐，凡干名犯义，为风化之玷者，并禁止之；诸以奴告主私事，主同自首，奴杖七十七；诸奴婢诬告其主者处死，本主求免者，听减一等；诸教令……奴告主者，各减告者罪一等。(33)明清律典均将卑幼告尊长，奴婢告主列入干名犯义门：诸子孙告祖父母、父母，妻妾告夫及夫之祖父母、父母者，杖一百徒三年。若奴婢告家长及家长缌麻以上亲者，与子孙卑幼罪同。若雇工人告家长及家长之亲者，各减奴婢罪一等。(34)《大清律例》所附条例，还对奴婢告主的处罚，作了具体的补充性规定：凡奴仆首告家主者，虽所告皆实，亦必将首告之奴仆，仍照律从重治罪，凡旗下家奴告主，犯该徒罪者，即于所犯附近地方充配，不准枷责完结，俟徒限满日，照例官卖，将身价给还原主。(35)

当然，金也同历代一样，对告诉失实（诉妄）及诬告者，亦给予处罚。如海陵王时，左宣徽使（正三品职）许霖之子与应国公完颜和尚发生纠纷。许霖父子被殴辱后诉于朝廷，使对方受罚。但许霖亦因所诉有妄，笞二十。(37)芮王完颜亨被家奴梁遵诬告谋反一案，经朝廷考验无状，遵坐诛(38)。大定二年（1162年），军士术里古等告同判大宗正事（从二品职）完颜谋衍之子斜哥寄书其父谋反，并以其书上之。世宗览书曰：此诬也，止讯告者(39)。经审理，果真为诬告，术里古伏诛。

投案自首，指刑事犯罪人和民事被告向官府自动投案，自我举发或托人代为自首。自首通常会受到减免刑罚的优待。如大定十年（1170年），河中府（今山西运城）民张锦为父报仇杀人，法当死。张锦犯案后主动向官府自首。此案经尚书省奏报皇帝后，世宗裁决：彼复父仇，又自言之，烈士也。以减死论。(40)

金代诉讼案件，一般归案发地官府管辖。但有的案件则须由被告原籍地官府受理。如章宗泰和年间，大兴府（今北京府）民靳向中都警巡院诉涞水人魏廷实为奴，及妄诉殴詈案。经查证，原被告的祖辈确有主奴关系，但早在数十年前已放良。于是警巡院驳回了靳

之诉求，并告之，若再行起诉，法当诉于本贯，即被告魏廷实原籍涞水县。后此案因诉讼程序不合法，及有关官员恃权枉判，引起中央御史台的干预，最终在皇帝过问下才得以解决。

然而，凡涉及六品以上官的诉讼案件，任何官署皆不得擅断和处罚，须奏闻皇帝而后决。如大定年间，平章政事乌古论元忠奉诏提控元妃李氏葬礼事务。都水监丞高杲寿治道路不如式，元忠不奏，决之四十。监察御史张景仁劾奏元忠辄断六品官，无人臣礼。世宗对此予以嘉许：卿劾奏甚当，并令左宣徽使蒲察鼎寿传诏戒敕元忠曰：监丞六品，有罪闻奏，今乃一切趋办，擅决六品官，法当如是耶？御史在尊朝廷，汝当自咎，勿复再！(41)

二、审判制度

（一）《州县官听讼条约》

金代州县官权力较重，各类诉讼案件，州县官各许专决(42)。这就使州县官得以舍法而任意，操纵地方司法。

有金一代，州官审理狱讼而自行杖杀人犯的案例，俯拾即是。如大定年间，磁州（今河北滋县）素多盗，既获而款伏者，审录官或不时至，系者多以杖杀，或死狱中。(43)杨伯仁任滨州（今山东滨县）刺史时，郡俗有遣奴出亡，捕之以规赏者，伯仁至，责其主而杖杀其奴，如是者数辈，其弊遂止。(44)淄州（今山东淄博市）剧盗刘奇久为民患，一日捕获，方讯鞫，闻赦将至，负责审理此案的同知军州事石抹元亟命杖杀之，阖郡称快。(45)滥施刑讯逼供，苦打成招，造成冤狱者，亦不乏其例。

海陵王时，某地以党人相结欲反为由，收捕田赡等下狱，且远捕四方党与，每得一人，先漆其面赴讯，使不相识，榜掠万状(46)，田赡等皆死狱中。兀术之子、广宁府尹完颜亨被家奴诬告而入狱。与其家奴并加榜掠，皆不伏。海陵王遂派人将其残杀于囚所。亨比至死，不胜痛楚，声达于外。海陵闻亨死，佯为泣下，遣人谕其母曰：尔子所犯法，当考掠，不意饮水致死(47)。可见金律规定有刑讯拷掠制度。大定年间，亲军百人长完颜阿思钵非值日带刀入宫，其夜入左藏库，杀都监郭良臣，盗取金珠。点检司逮捕嫌疑者八人，掠笞三人死，五人者自诬，其赃不可得。后真凶销赃时被查获，伏诛。世宗指出：棰楚之下，何求不得。奈何点检司不以情求之乎！(48)并敕令抚恤刑讯中的冤死者和诬服者，还亡羊补牢，禁止护卫亲军非值日，不得带刀入宫。

世宗时，一老妪与其儿媳憩道旁，儿媳与所私相从亡去。有人告知老妪其媳去向，老妪遂报告伍长并一道追寻。恰好有男子私杀牛，手持血刃，望见伍长，意其捕己，即走避之。妪与伍长疑是杀其妇也，捕送县，不胜楚毒，遂诬服。后老妪得其妇于所私者(49)，此冤狱才真相大白。

承安五年，翰林修撰杨庭秀向朝廷奏报了地方司法的黑暗状况：州县官往往以权势自居，喜怒自任，听讼之际，鲜克加审。但使译人往来传词，罪之轻重，成于其口，货赂公行，冤者至有三、二十年不能正者。鉴于此，章宗敕令订立《州县官听讼条约》，违者按察司纠之(50)，将州县官的司法活动纳入依法管理的范畴。这不仅使州县官在履行司法审判职责时有章可循，也为监察机关纠举州县官违法渎职提供了依据。

到金末宣宗南渡后，地方司法秩序又陷于混乱。正大二年（1225年），谏官陈规奏报哀宗：今河南一路便宜、行院、帅府、从宜凡二十处，陕西行尚书省

二、帅府五，皆得便宜杀人，冤狱在此不在州县。(51)

（二）大理寺审判案件的期限。

金律限定：大理寺断狱，决死囚不过七日，徒刑五日，杖罪三日。(52)但实际上大理寺并未认真遵守此项制度，虽然法有程限，而辄违之，办案拖沓，以致事多滞留。大定十七年，世宗曾就此问题追究宰臣的责任：比闻大理寺断狱，虽无疑者亦经旬月，何耶？并敕令尚书省：凡法寺断轻重罪，各有期限，法官但犯皆的决，岂敢有违！(53)以期提高司法机关的办事效率。

三、判决的执行

（一）笞杖刑的执行

笞杖刑虽较轻，但属于身体刑，并带有耻辱刑的性质。故有一定身份地位者，往往通过以钱财赎刑等途径规避体罚的实际执行。为此，金律对于某些贵族官僚犯罪案件，在判处笞杖刑时，特别附加了的决的规定，要求必须实际执行，不得赎免。如大理寺受理的案件须在法定期限内审结，违者有罚，法官但犯皆的决另一项诏制规定：职官犯故违圣旨，徒年、杖数并的决。(54)不过，世大宗对贵族官僚颇为优容，职官犯罪大多可以赎免，附加的决之例，尚不多见。定间，监察坐罪大抵收赎，或至夺俸，则外降而已，间有的决者皆有为而然也。(55)明昌四年，拱卫直指挥使纥石烈执中，因监酒官移刺保迎谒后时，饮以酒，酒味薄，将移刺保殴伤，被的决五十。(56)泰和六年，章宗针对地方官吏查缉私盐不力，致使各地私煮盗贩者成党，国家盐课收入大量流失，敕令加重地方官的缉私责任。诸统军、招讨司，京府州军官，所部有犯者，两次则夺半月俸，一岁五次则奏裁，特别是专司缉私职责的巡捕官但犯则的决，令按察司、御史察之。(57)

到金末宣宗时，国势日蹙，对职官犯罪的处罚日渐加重，通常都规定的决。时任参知政事的张行信曾提到：今法，职官论罪，多从的决；并上疏宣宗，对当时监察御史多被的决的状况表示异议，认为无问事之大小，情之轻重，一概的决(58)，太过分了。

宣宗贞

四年（1216年）诏定：若人使入国，私通言语，说知本国事情；宿卫、近待官、承应人出入亲王、公主、宰执之家；灾伤阙食，体究不实，致伤人命；转运军储而有私载；及考试举人关防不严者，并的杖；监察官若任内有漏察之事应的决者，依格虽为称职，止从平常。平常者从降罚。(59)法杖仍有一定的规格。章宗明昌四年（1193年）颁行的《铜杖式》，明确限定了法杖的尺寸、厚薄，并向地方官署颁发了标准式样。

施刑的部位，金初罪无轻重悉笞背，熙宗时改为臀、背分决，海陵王又以脊近心腹，禁止杖背。但实际上，地方官往往不遵法式，任情立威，随意使用大杖，甚至置铁刃于杖端行刑，多致人死。

（二）徒刑的执行

金代徒刑判决的执行，通常要附加决杖，如徒五年加杖二百，徒四年加杖一百八十等。杖无大小，止以荆决臀。(60)决杖之后，即将徒囚投入强制劳作。管理徒囚的官署叫作院或都作院。作院设作院使和作院副使，掌监造军器，兼管徒囚，判院事，设牢长掌监管囚徒及差设牢子。(61)牢长和牢子是具体管理徒囚居作的人员。地方徒囚拘役之处，逐州有之，曰都作院(62)。随府节镇（都）作院使副，并以军器（库）使副兼之(63)。可见，金代徒囚有相当一部分从事兵器制作。所徒之人，或使之磨甲，或使之土工，无所不可。脚腕以铁为镣，镰锁之。罪轻者用一，罪重者用二，朝纵暮收，年限满日则逐之，使不得依旧为百姓。（11）

此外，金朝对某些特殊身份的徒罪犯人，如妇女及家无兼丁者，实行以杖代徒，即用决杖代替徒刑居作。

（三）死刑的执行

金代死刑判决的执行，仍实行秋冬行刑等适时行刑制度。世宗大定十三年诏：立春后，立秋前，及大祭祀，月朔、望，上下弦，二十四（节）气，雨未晴，夜未明，休暇并禁屠宰日，皆不听决死刑。惟强盗则不待秋后。(《金史》卷四五《刑志》)在死刑执行程序上，仍沿用华夏王朝传统的复奏制度。即死刑判决核准后，须反复奏闻皇帝才能执行。如承安元年，章宗敕尚书省：刑狱虽已奏行，其间恐有疑枉，其再议以闻。人命至重，不可不慎也。(②《金史》卷一0《章宗二》)

四、监狱管理制度

金初拘押人犯的场所比较简陋：其狱，掘地数丈，置囚于其中。(《历代小史》卷六二《金志》)太宗时，宗翰（即粘罕）专权，下令诸州县置地牢，深三丈，分三层，死罪居下层，流徒罪居中层，笞杖罪居上层。外起夹城，并以壕沟重[1][2]下一页

第二篇：金朝诉讼审判制度论略

金朝入主中原的进程，正处于中华大地民族斗争和民族融合的高潮时期。它与两宋及辽、西夏互相对峙又频繁交往的历史氛围，造就了金朝诉讼审判制度的多元制特色。

一、诉讼制度

金朝诉讼制度，大体沿袭唐辽宋旧制，受女真传统习惯影响，也有一些颇具特色的新规定。金代案件起诉的方式分为官吏纠举、告诉和投案自首三种。官吏纠举，指监察官及其他官吏对犯罪案件的弹劾、检举。金代进一步强化了中央和地方监察机关纠举和弹劾官吏违法犯罪案件的职能。

中央监察机关御史台，又称“宪台”，是“察官吏非违，正下民冤枉”的法纪监察机关。其组织机构大体仿效唐制，而规模较小，仍以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为长官。御史大夫“掌纠察朝仪，弹劾官邪，勘鞫官府公事。凡内外刑狱所属理断不当，有陈诉者付台治之。”(《金史》卷五五《百官一》)御史中丞协助御史大夫执行其职务。随着金王朝中央集权的加强，朝廷对监察机关的建设越来越重视。御史台的职权不断明确和扩大。正隆五年（1160年），海陵王敕令御史大夫肖玉：“朕将行幸南京，官吏多不法受赇，卿宜专纠劾，细务非所责也。”

(《金史》卷七六《肖玉传》)大定二年（1162年）世宗“敕御史台检察六部文移，稽而不行，行而失当，皆举劾之”；后又诏御史台：“卿等所劾，诸局行移稽缓，及缓于赴局者耳，此细事也。自三公以下，官僚善恶邪正，当审察之。若止理细务而略其大者，将治卿等罪矣。”(《金史》卷七《世宗上》)纠弹之官知有犯法而不举者，减犯人罪一等科之，关亲者许回避“；又谓宰臣：”监察专任纠弹。宗州节度使阿思懑初之官，途中侵扰百姓，到官举动皆违法度。完颜守能为招讨使，贪冒狼籍。凡达官贵人皆未尝举劾。斡睹只群牧副使（从六品职，掌检校群牧畜养蕃息之事）仆散那也取部人球杖两枝，即便弹奏。自今，监察御史职事修举，然后迁除。不举职者，大则降罚，小则决责，仍不得去职。“章宗泰和八年（1208年）定制：”事有失纠察者，以怠慢治罪“。贞

四年（1216年），宣宗采纳尚书右丞相术虎高琪建议，敕定：”凡监察有失纠弹者从本法。若人使入国，私通言语，说知本国事情；宿卫、近侍官、承应人出入亲王、公主、宰执之家；灾伤阙食，体究不实，致伤人命；转运军储而有私载，及考试举人关防不严者，并的杖。在京犯至两次者，台官减监察一等，论赎，余止坐专差者，任满日议定升降，若任内有漏察之事应的决者，依格虽为称职，止从平常，平常者从降罚。“兴定元年（1218年）宣宗修定”监察御史失察法“；兴定五年（1221年）又”更定监察御史违犯的决法“，使御史失职违法的责任制度化。

有金一代，监察官因违法失职而受到处罚的案件，不乏其例。例如，大定年间,御史大夫（从二品）张汝霖”坐失纠举，降授棣州防御使（从四品）“。监察御史董师中漏察大名总管承安二年（1197年），章宗”敕御史台纠察谄佞趋走有实迹者，“（《金史》卷一0《章宗二》)等等。

由此可见，监察机关在金代备受朝廷的宠信和倚重，被视为”天子耳目“，赋予行政监察和法律监督的重任，是统治者控制各级官吏和整饬吏治的主要工具。因此，金朝廷十分重视监察机关的管理及其自身的建设，发布了一系列监察法规、法令和诏制，建立起一套颇为严密的考核、赏罚制度，形成对监察机关严格管理、监督的机制。其中明确规定了监察官在执行职务中的法律责任。如天德三年（1155年），海陵王谓御史大夫赵资福曰：”汝等多徇私情，未闻有所弹劾，朕甚不取。自今百官有不法者，必当举劾，无惮权贵“。（《金史》卷六《海陵王纪》)世宗大定十九年（1179年）”制纠忽剌不公事，及忽剌以罪诛，世宗怒曰：“监察出使郡县，职在弹纠，忽剌亲贵，尤当用意，乃徇不以闻，削官一阶”。⑦监察御史梁襄等，坐失纠察武器署丞奕、直长骨

受赃案，被罚俸一月。世宗斥责梁襄等：“监察，人君之耳目，事由朕发，何以监察为！”⑧

另一方面，由于朝廷的恩宠和法律的保障，在金代也不乏忠于职守，不畏权势的监察官。如海陵王视为“忠直之臣”的御史大夫高桢，长期主持御史台政务，“弹劾无所避，每进对，必以区别流品进善退恶为言”。尽管“当路者忌之”，⑨每欲中伤陷害，但也无可奈何。在宣宗时，甚至出现了敢于弹劾皇子的监察御史。兴定初年，程震任监察御史，“弹劾无所挠”。时皇子完颜守纯封荆王，任宰相，因纵容家奴侵扰百姓，被程震“以法劾之”。程震上奏宣宗的弹劾状指出：“荆王以陛下之子，任天下之重，不能上赞君父，同济艰难，顾乃专恃权势，蔑弃典礼，开纳货赂，进退官吏。纵令奴隶侵渔细民，名为和市，其实胁取。诸所不法不可枚举。陛下不能正家，而欲正天下，难矣。”将皇子违法乱纪的危害性，提到齐家治国的高度，使宣宗深为震动。于是，宣宗下诏切责皇子不法，并令“出内府银以偿物直，杖大奴尤不法者数人”。⑩通过补偿百姓物质损失，惩罚不法恶奴，以挽回不良影响。

金朝前期没有建立常设性的地方监察机关。地方行政监察和法律监督事务，通常由中央派遣御史台官员前往各地办理。由于人手和地域的限制，地方监察工作难以开展。大定十七年（1177年）“陈言者乞设提刑司，以纠诸路刑狱之失。”尚书省审议后认为“久恐滋弊”，未予采纳。直到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章宗诏曰“朕初即位，忧劳万民，每念刑狱未平，农桑未勉，吏或不循法度，以隳吾治。朝廷遣使廉问，事难周悉。惟提刑劝农采访之官，自古有之。今分九路专设是职，尔其尽心，往懋乃事。”(11)正式创设提刑司。不久，章宗又“制提刑司设女直、契丹、汉儿知法各一人”，(12)提刑司的组织机构初具规模。金代提刑司大体仿效宋制，设于路一级官署，具有中央派出机构的性质。但并非各路均置，而是若干路合设一提刑司，计有九个提刑司。

室告，勿听“之制。(32)汉律本于儒家伦常观念，创立”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卑幼告尊长乃”干名犯义“行为。《唐律疏议》和《宋刑统》之”斗讼律“更明确规定：”诸部曲、奴婢告主，非谋反、逆、叛者，皆绞；告主之期亲及外祖父母者，流；大功以下亲，徒一年。……即奴婢诉良，妄称主压者，徒三年；部曲减一等“。《疏议》曰：”谓奴婢本无良状，而妄诉良，云主压充贱者，合徒三年“。《大元通制》亦载：”诸子证其父，奴讦其主，及妻妾弟侄不相容隐，凡干名犯义，为风化之玷者，并禁止之“；”诸以奴告主私事，主同自首，奴杖七十七“；”诸奴婢诬告其主者处死，本主求免者，听减一等“；”诸教令……奴告主者，各减告者罪一等“。(33)明清律典均将卑幼告尊长，奴婢告主列入”干名犯义“门：”诸子孙告祖父母、父母，妻妾告夫及夫之祖父母、父母者，杖一百徒三年“。”若奴婢告家长及家长缌麻以上亲者，与子孙卑幼罪同。若雇工人告家长及家长之亲者，各减奴婢罪一等“。(34)《大清律例》所附”条例“，还对奴婢告主的处罚，作了具体的补充性规定：”凡奴仆首告家主者，虽所告皆实，亦必将首告之奴仆，仍照律从重治罪“，”凡旗下家奴告主，犯该徒罪者，即于所犯附近地方充配，不准枷责完结，俟徒限满日，照例官卖，将身价给还原主。“(35)

可见，中国古代几乎所有王朝的法律，从维护宗法家族制度和等级特权出发，都禁止卑幼告尊长和奴婢告主，惟有金律例外。究其原因，在深层次上，是女真游牧部族人际关系相对平等的传统，与中原法律基于儒家的伦常观念的”同居相为隐“原则相碰撞的结果。在女真人占居统治地位的背景下，传统势力冲破了同居相隐原则编织限制家族成员之间告诉权的罗网。而更直接的原因则是金朝当权者出于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现实考虑。金王朝长期处于同南宋、西夏等国对峙的国际环境，战乱频仍，政局动荡。统治集团内部派系林立，权力倾轧剧烈，仅在位皇帝就有三人被政敌谋杀。故最高统治者不得不时时注视政敌的动向，防范其不轨活动。尤其是金朝皇帝继位秩序不正常。金代共历十帝，其中兄终弟（含堂弟）及者凡四帝，叔侄相继者二帝，其余四帝亦多未遵循中原传统的嫡长继承制。海陵王、世宗、宣帝三帝还是通过政变或利用政变后的混乱局面上台的。”法统“不正使最高统治者对谋反、叛逆言行极为敏感，为消除一切可能危及皇权的隐患煞费苦心。鼓励告奸是防止皇权旁落，消弥反叛，巩固帝位最有效的措施之一。家奴与其主人朝夕相处，对主人的所作所为了如指掌。听任和利用家奴检举、告发主人违法不轨行为，无疑有助于及时打击犯罪活动，防范反对派势力的不轨图谋。此外，金朝还实行”保伍连坐法“，强制邻里告奸。如泰和六年（1206年），章宗”以旧定保伍法，有司灭裂不行。其令结保，有匿奸细、盗贼者连坐。“(36)

当然，金也同历代一样，对告诉失实（诉妄）及诬告者，亦给予处罚。如海陵王时，左宣徽使（正三品职）许霖之子与应国公完颜和尚发生纠纷。许霖父子被殴辱后诉于朝廷，使对方受罚。但许霖亦因”所诉有妄，笞二十“。(37)芮王完颜亨被家奴梁遵诬告谋反一案，经朝廷”考验无状，遵坐诛“(38)。大定二年（1162年），军士术里古等告同判大宗正事（从二品职）完颜谋衍之子斜哥”寄书其父谋反，并以其书上之“。世宗览书曰：”此诬也，止讯告者“(39)。经审理，果真为诬告，术里古伏诛。

投案自首，指刑事犯罪人和民事被告向官府自动投案，自我举发或托人代为自首。自首通常会受到减免刑罚的优待。如大定十年（1170年），河中府（今山西运城）民张锦为父报仇杀人，法当死。张锦犯案后主动向官府自首。此案经尚书省奏报皇帝后，世宗裁决：”彼复父仇，又自言之，烈士也。以减死论。“(40)

金代诉讼案件，一般归案发地官府管辖。但有的案件则须由被告原籍地官府受理。如章宗泰和年间，大兴府（今北京府）民靳向中都警巡院诉涞水人魏廷实为奴，及妄诉殴詈案。经查证，原被告的祖辈确有主奴关系，但早在数十年前已放良。于是警巡院驳回了靳

之诉求，并告之，若再行起诉，”法当诉于本贯“，即被告魏廷实原籍涞水县。后此案因诉讼程序不合法，及有关官员恃权枉判，引起中央御史台的干预，最终在皇帝过问下才得以解决。

然而，凡涉及六品以上官的诉讼案件，任何官署皆不得擅断和处罚，须奏闻皇帝而后决。如大定年间，平章政事乌古论元忠奉诏提控元妃李氏葬礼事务。”都水监丞高杲寿治道路不如式，元忠不奏，决之四十。“监察御史张景仁劾奏元忠”辄断六品官，无人臣礼。“世宗对此予以嘉许：”卿劾奏甚当“，并令左宣徽使蒲察鼎寿传诏戒敕元忠曰：”监丞六品，有罪闻奏，今乃一切趋办，擅决六品官，法当如是耶？御史在尊朝廷，汝当自咎，勿复再！“(41)

二、审判制度

（一）《州县官听讼条约》

金代州县官权力较重，各类诉讼案件，”州县官各许专决“(42)。这就使州县官得以舍法而任意，操纵地方司法。

有金一代，州官审理狱讼而自行杖杀人犯的案例，俯拾即是。如大定年间，磁州（今河北滋县）”素多盗，既获而款伏者，审录官或不时至，系者多以杖杀，或死狱中。“(43)杨伯仁任滨州（今山东滨县）刺史时，”郡俗有遣奴出亡，捕之以规赏者，伯仁至，责其主而杖杀其奴，如是者数辈，其弊遂止。“(44)淄州（今山东淄博市）”剧盗刘奇久为民患，一日捕获，方讯鞫，闻赦将至“，负责审理此案的同知军州事石抹元”亟命杖杀之，阖郡称快。“(45)滥施刑讯逼供，苦打成招，造成冤狱者，亦不乏其例。

海陵王时，某地以”党人相结欲反“为由，收捕田赡等下狱，”且远捕四方党与，每得一人，先漆其面赴讯，使不相识，榜掠万状“(46)，田赡等皆死狱中。兀术之子、广宁府尹完颜亨被家奴诬告而入狱。”与其家奴并加榜掠，皆不伏“。海陵王遂派人将其残杀于囚所。”亨比至死，不胜痛楚，声达于外。“海陵闻亨死，佯为泣下，遣人谕其母曰：”尔子所犯法，当考掠，不意饮水致死“(47)。可见金律规定有刑讯拷掠制度。大定年间，亲军百人长完颜阿思钵非值日带

刀入宫，其夜入左藏库，杀都监郭良臣，盗取金珠。点检司逮捕嫌疑者八人，”掠笞三人死，五人者自诬，其赃不可得“。后真凶销赃时被查获，伏诛。世宗指出：”棰楚之下，何求不得。奈何点检司不以情求之乎！“(48)并敕令抚恤刑讯中的冤死者和诬服者，还亡羊补牢，禁止护卫亲军非值日，不得带刀入宫。

世宗时，一老妪与其儿媳憩道旁，儿媳与所私相从亡去。有人告知老妪其媳去向，老妪遂报告伍长并一道追寻。恰好”有男子私杀牛，手持血刃，望见伍长，意其捕己，即走避之。妪与伍长疑是杀其妇也，捕送县，不胜楚毒，遂诬服。“后老妪”得其妇于所私者“(49)，此冤狱才真相大白。

承安五年，翰林修撰杨庭秀向朝廷奏报了地方司法的黑暗状况：”州县官往往以权势自居，喜怒自任，听讼之际，鲜克加审。但使译人往来传词，罪之轻重，成于其口，货赂公行，冤者至有三、二十年不能正者。“鉴于此，章宗敕令订立《州县官听讼条约》，”违者按察司纠之“(50)，将州县官的司法活动纳入依法管理的范畴。这不仅使州县官在履行司法审判职责时有章可循，也为监察机关纠举州县官违法渎职提供了依据。

到金末宣宗南渡后，地方司法秩序又陷于混乱。正大二年（1225年），谏官陈规奏报哀宗：”今河南一路便宜、行院、帅府、从宜凡二十处，陕西行尚书省

二、帅府五，皆得便宜杀人，冤狱在此不在州县。“(51)

（二）大理寺审判案件的期限。

金律限定：大理寺断狱，”决死囚不过七日，徒刑五日，杖罪三日。“(52)但实际上大理寺并未认真遵守此项制度，虽然”法有程限，而辄违之“，办案拖沓，”以致事多滞留“。大定十七年，世宗曾就此问题追究宰臣的责任：”比闻大理寺断狱，虽无疑者亦经旬月，何耶？“并敕令尚书省：”凡法寺断轻重罪，各有期限，法官但犯皆的决，岂敢有违！“(53)以期提高司法机关的办事效率。

三、判决的执行

（一）笞杖刑的执行

笞杖刑虽较轻，但属于身体刑，并带有耻辱刑的性质。故有一定身份地位者，往往通过以钱财赎刑等途径规避体罚的实际执行。为此，金律对于某些贵族官僚犯罪案件，在判处笞杖刑时，特别附加了”的决“的规定，要求必须实际执行，不得赎免。如大理寺受理的案件须在法定期限内审结，违者有罚，”法官但犯皆的决“另一项诏制规定：”职官犯故违圣旨，徒年、杖数并的决。“(54)不过，世大宗对贵族官僚颇为优容，职官犯罪大多可以赎免，附加”的决“之例，尚不多见。”定间，监察坐罪大抵收赎，或至夺俸，则外降而已，间有的决者皆有为而然也。“(55)明昌四年，拱卫直指挥使纥石烈执中，因”监酒官移刺保迎谒后时，饮以酒，酒味薄“，将移刺保殴伤，被”的决五十“。(56)泰和六年，章宗针对地方官吏查缉私盐不力，致使各地私煮盗贩者成党，国家盐课收入大量流失，敕令加重地方官的缉私责任。”诸统军、招讨司，京府州军官，所部有犯者，两次则夺半月俸，一岁五次则奏裁“，特别是专司缉私职责的”巡捕官但犯则的决，令按察司、御史察之。“(57)

到金末宣宗时，国势日蹙，对职官犯罪的处罚日渐加重，通常都规定”的决“。时任参知政事的张行信曾提到：”今法，职官论罪，多从的决“；并上疏宣宗，对当时”监察御史多被的决“的状况表示异议，认为”无问事之大小，情之轻重，一概的决“(58)，太过分了。

宣宗贞

四年（1216年）诏定：”若人使入国，私通言语，说知本国事情；宿卫、近待官、承应人出入亲王、公主、宰执之家；灾伤阙食，体究不实，致伤人命；转运军储而有私载；及考试举人关防不严者，并的杖“；监察官”若任内有漏察之事应的决者，依格虽为称职，止从平常。平常者从降罚。“(59)

法杖仍有一定的规格。章宗明昌四年（1193年）颁行的《铜杖式》，明确限定了法杖的尺寸、厚薄，并向地方官署颁发了标准式样。

施刑的部位，金初罪无轻重悉笞背，熙宗时改为臀、背分决，海陵王又”以脊近心腹“，禁止杖背。但实际上，地方官往往不遵法式，任情立威，随意使用大杖，甚至置铁刃于杖端行刑，多致人死。

（二）徒刑的执行

金代徒刑判决的执行，通常要附加决杖，如徒五年加杖二百，徒四年加杖一百八十等。”杖无大小，止以荆决臀。“(60)决杖之后，即将徒囚投入强制劳作。管理徒囚的官署叫作院或都作院。作院设作院使和作院副使，”掌监造军器，兼管徒囚，判院事“，设牢长掌”监管囚徒及差设牢子。“(61)牢长和牢子是具体管理徒囚居作的人员。地方徒囚”拘役之处，逐州有之，曰都作院“(62)。”随府节镇（都）作院使副，并以军器（库）使副兼之“(63)。可见，金代徒囚有相当一部分从事兵器制作。”所徒之人，或使之磨甲，或使之土工，无所不可。脚腕以铁为镣，镰锁之。罪轻者用一，罪重者用二，朝纵暮收，年限满日则逐之，使不得依旧为百姓。“（11）

此外，金朝对某些特殊身份的徒罪犯人，如妇女及”家无兼丁“者，实行以杖代徒，即用决杖代替徒刑居作。

（三）死刑的执行

金代死刑判决的执行，仍实行秋冬行刑等适时行刑制度。世宗大定十三年诏：”立春后，立秋前，及大祭祀，月朔、望，上下弦，二十四（节）气，雨未晴，夜未明，休暇并禁屠宰日，皆不听决死刑。惟强盗则不待秋后。“(《金史》卷四五《刑志》)在死刑执行程序上，仍沿用华夏王朝传统的复奏制度。即死刑判决核准后，须反复奏闻皇帝才能执行。如承安元年，章宗敕尚书省：”刑狱虽已奏行，其间恐有疑枉，其再议以闻。人命至重，不可不慎也。“(②《金史》卷一0《章宗二》)

四、监狱管理制度

金初拘押人犯的场所比较简陋：”其狱，掘地数丈，置囚于其中。“(《历代小史》卷六二《金志》)太宗时，宗翰（即粘罕）专权，下令”诸州县置地牢，深三丈，分三层，死罪居下层，流徒罪居中层，笞杖罪居上层。外起夹城，并以壕沟重围。"(《大金国志·太宗纪》)金代监狱的主要功能，并非执行刑罚的场所，而是临时拘押人犯的地方。其监管的人员，不少是未决人犯或已决而

第三篇：中小学法制教育论略

中小学法制教育论略

郑承友

十年前小平同志就提出了“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笔者拟对此谈一点看法，以期有利于此项工作的开展。

在今天进行全民普法教育十分重要，而中小学法制教育尤为重要，笔者以为中小学法制教育是共和国民主法制建设的奠基工程、希望工程，其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这个国家明天的民主法制建设状况。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我们民主法制建设的百年大计，其“本”何在呢？是教育，是法制教育，中小学法制教育就是其“本”。民主法制建设可大致分为制度层的和观念层的两个方面，而后者又是更为根本的方面。我们今天的法制建设所面临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就是因为观念层出了问题。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国家现在的法律制度是现代的或近现代的，而我们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却是传统的或近传统的。如此制度层与观念层的脱节，造成了我们今天法制建设的不良状态。而要根治这一切，显然不是将制度退回到传统去，而是在观念上让人们进入到现代来。而我国人治思想根深蒂固，要想荡涤这一切只有大力开展普法教育，让人们的法制观念真正从传统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唯有此，我们的法制建设才有希望。自然，中小学法制教育也就成了当务之急，重中之重。

中小学教育是最佳场所、最佳阶段，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不得不说，中小学法制教育是国家民主法制建设的基础工程。

我们今天中小学法制教育的现状又是怎样的呢？笔者在此并无意否定“一五”、“二五”普法的成绩以及过去从事此工作的人的努力，并且也从有关报道中得知有的地方搞的还相当有特色，比如天津市的某些学校，《法制日报》等报刊曾多次报道过。但从总体上来说，笔者认为不尽如人意。那原因何在呢？

首先看一下历史的原因。我们这个国家有两千余年的封建史，又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跨入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经历过成熟的资本主义，因此“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这对我们今天的法制教育来说是一个不利因素。“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法制建设都不受重视，又遑论法制教育？小平同志说“十年最大的失误在教育”，是指什么教育？教育什么？笔者以为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法制教育、纪律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法制教育。

其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来自教育体制的。那就是应试教育结出的恶果。我们现在中小学法制教育的主渠道是思想政治课，该课的目标是基本正确的，但现实中为了应付升学考试，教育方针没有得到贯彻执行，结果好多地方变成了典型的应试教育。考前突击，考试也得了高分或基本还行，可考后也就基本忘光了，所起实效实在有限。

再次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小学法制教育的师资存在问题。现在从事此工作的恐怕鲜有受过系统的专门法律教育的，因此对他们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水平笔者不敢作过于乐观地估计。以

其昏昏，何以使人昭昭？连自己都没有正确的法津意识、法制观念又怎能培养出有正确的法制意识、法制观念的学生来？而这是现在普遍存在的问题。

最后一点原因笔者认为是由于法制教育的内容偏颇所致。受传统的法律意识影响，在内容上重刑轻民，重公法轻私法，重法律规定的学习轻法制观念的培养，法理、宪法和民法内容偏少。这样学生就会误以为法就是这些东西，法就是刑法，到头来培养的仍然是“法即刑”的传统法制观念者，导致了我不违法，法与我无关，学不学都无所谓的错误心态。

问题固然很多，但出路何在呢？笔者以为重要的是应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借“三五”普法的东风，为中小学法制教育营造一个好的社会大环境，对“一五”、“二五”普法的成绩，现实不容许我们作过于乐观地估计。“一五”我们普的是十法一条例，“二五”是以宪法为核心，以专业法为重点，但笔者以为二者皆未触及“灵魂深处”，即没有在观念上、思维方式上对人们有所触动，只是让大家知道了常识----即法律规定是什么，至于人们是否真正从内心里认可了法律，并将其内化为自己行动的指南，进而达到自律，“一五”、“二五”普法显然无力顾及此（前者已述及制度与观念的脱节）。因此才有有识之士基于对现实的清醒认识，认为“三五”普法要解决的正是这个问题，即让人们真正从内心里认可法律规定（我们传统的法律意识有一种对法律近乎本能的厌恶）。

二是将法制教育制度化、规范化，在中小学教育方针中固定下来，借素质教育的东风扭转不利局面。应试教育是英才教育，而现代社会不能、也不应抛弃任何人。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衡量一个国家水平的是其国民素质，即民众的常识水平而非少数高精尖。少数高精尖可以引进，而国民素质是既无法引进也无法输出的。素质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的不二法门。无疑，法制教育水平、法制观念是国民素质中众多组成部分之一。因此，必须下大力气使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使中小学法制教育规范化、制度化。

三是强化中小学法制教育师资队伍建设。一方面是现有师资队伍的建设。对这一部分人应该通过短期培训、函授等形式接受法制教育，或者请一些法学专家作一些专题报告，以期树立正确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二是后续师资队伍的建设问题。后续师资的建设更是关系重大，关系未来。笔者认为有必要在师范院校中开设法制教育专业，专门为中小学法制教育培养师资。近闻辽宁师范大学设置了为中等学校法律教育培养师资的法学专业，笔者认为此乃可贵之举。若条件尚不成熟，短时间之内不能设立此专业，可否在政教或政史专业中，隔几年对某一 届学生在现有基础上再加大法律课的比重，以培养法制教育的合格师资。还有就是能否让有条件的高等法律院系代为培养部分师资或与其联合培养。因为不接受系统的专业训练，是无法树立起角色意识、专业思维方式的。

四是有关法制教育内容的改革。要想树立起正确的现代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就必须对现代法有个人概的了解，明了现代法的精神，尤其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的精神，这要求必须改变以往重刑轻民，重公法轻私法的教育内容，突出法理方面的内容和法制观念的培养。当然对中小学法制教育内容的不同以及各部门法和法理等具体内容的安排，可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再由专家来论证决定。

至于其它措施，笔者不再赘述，唯期望有识之士亦能贡献出自己的高见来共同搞好此工作。总之，我们今天的民主法制建设关系社会主义的命运，丝毫不可懈担而树立现代法制观念、培养现代法律意识又是当务之急。若说对一般人进行普法教育是治标之举，那么中小学法制教育则为治本之举。

第四篇：传统文化在乡村论略

传统文化在乡村论略

艾莲

【摘 要】 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是新农村文化的生长点。乡村优秀文化可以从四个层面进行系统分析：物态文化层面包括乡村山水风貌、乡村聚落、乡村建筑、民间民俗工艺品等；行为文化层面包括生活习惯、传统文艺表演、传统节日等；制度文化，包括农村生产生活组织方式、社会规范、乡约村规等；精神文化即观念文化，包括孝文化、宗族家族文化、宗教文化等。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将发挥凝聚认同价值、塑造新农民的价值，保持文化多样性、原生态的特点，促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发展开发。

【关键词】 新农村；文化建设；传统文化；内涵价值；乡村软实力

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十一五”时期（2006－2010年）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打下坚实基础的关键时期。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其中，乡风文明的具体内容包括：加快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大规模开展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繁荣农村文化事业，加强县文化馆、图书馆和乡镇文化站、村文化室等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推动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扶持农村业余文化队伍，鼓励农民兴办文化产业，开展和谐家庭、和谐村组、和谐村镇创建活动。

实现乡风文明的途径有两个：一是现代城市文明、工业文明对农村社会的影响、浸润，移风易俗；二是在传统文化中寻找根基，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造，使之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迫切需要。2006年2月21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繁荣农村文化事业的方法之一是，保护和发展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农村文化生活的载体和手段。农村业余文化队伍的成立发展、农民兴办文化产业、和谐文化的创建等都有赖于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乡土性的文化，它产生并服务于农耕社会。优秀传统文化是新农村文化的生长点，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软实力”。新农村文化的建设，应该从梳理农村传统文化根基开始，努力寻找现代工业文明与农村传统文化的契合点，将传统文化的精华成分与当代生活对接，使其既从乡土的土壤中萌发，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指导新农村建设、提升农村居民素质，构建起广大农民从内心深处的认同的、适应新形势的新农村文化。

一、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

文化的内涵层次丰富，有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两分说；物质、制度、精神三层次说；物质、制度、风俗习惯、思想与价值四层次说；物质、社会关系、精神、艺术、语言符号、风俗习惯六大子系统说；等等。本文以四层次说展开论述。

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物态文化层面包括乡村山水风貌、乡村聚落、乡村建筑、民间民俗工艺品等；行为文化层面包括生活习惯、传统文艺表演、传统节日等；①制度文化，包括农村生产生活组织方式、社会规范、乡约村规等；精神文化即观念文化，包括孝文化、宗族家族文化、宗教文化等。②

（一）物态文化③乡村的物态文化层面是农村有别于城市的显在表现之一，其文化的异质性强烈吸引着城市人。乡村山水风貌、乡村聚落、乡村建筑、民间民俗工艺品、民族服饰都凝聚着一方乡土上人们的文化追求。

以乡村聚落乡村建筑为例，在农村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有不少地方出现了盲目追求小洋楼、建筑模式化城市化、千篇一律的现象。著名的作家、学者、民间民俗文化专家冯骥才在调研中发现，浙江杭州附近一些富裕的小县城，小村庄，村落里修建起一座座微型的“艾菲尔铁塔”；在广州的一些小村落，农民们修建起了小型的卢浮宫④；在海南岛，黎族传统的船形茅草民居在统一的钢筋水泥改造中岌岌可危„„

（二）行为文化层面⑤

农村传统文化的行为文化层面大致包括了民风民俗、生活习惯、传统文艺表演、传统节日等。

1.民族民间传统文艺表演

近年来，在农村经济复苏的大背景下，农村居民文化消费需求不断增长，各级地方政府开始重视农村的文化工作，农村的民族民间文艺表演有所改观。民营剧团是其中活跃的分子，据统计，浙江农村民营剧团的数量大约有4、500家，这些剧团不光在本地演出还外出巡演。部分剧团如嘉善县陶庄镇的等民间表演曾经上过中央电视台。浙江还出现了一支“农村文化经纪人”队伍，农村各类经营性演出中60%的演出场次是由农村文化经纪人安排的。云南曲靖市陆良县马街镇21个行政村拥有农村文化团体28个。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石屏县的花腰彝歌舞团除在本地长期演出外，还积极探索与旅游业相结合的路子。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冯嘴子村，家家都有学习花鼓灯舞蹈的传统。2003年，88名村民自发成立了“花鼓灯农民艺术团”。2005年，该艺术团被文化部评为“全国先进民营文艺表演团体”。海南的艺术院团送琼剧下乡、河北承德剪纸、热河二人转都极大地丰富了当地的农村演艺市场。

民间传统文艺表演在农村是富有生长性的，表演的内容素材取自当地，表演形式喜闻乐见，表演人才后继有人，应当比任何外来的艺术形式都有生命力。2.传统节日

重大节日、纪念日、民族民间传统节日，是繁荣和丰富农村文化的有效平台中国的传统节日、重大节日、纪念日，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承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之一．

传统的节庆习俗，如汉族的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少数民族的三月街、泼水节、火把节、花山节等，都是民俗文化的重要传承载体，要大力倡导。广东省番禺化龙镇南狮艺术、龙舟、飘色(抬阁)艺术展演；杭州萧山党山雷公庙会；浙江绍兴市红江村的龙舟竞渡、开渔、丰收、祭祀（祭祖、祭各种神）等等，都是利用传统节日进行文化活动的生动例子。

一些新开发出来的节日也为繁荣乡土文化增色不少。广西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四川成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等，搭建文化平台，宣传当地传统文化，增加了地方知名度，扩大了地方影响。3.民间艺术之乡

自20世纪80年代末始，文化部在全国开展了“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命名评选活动。该活动旨在弘扬中国民间艺术，促进民族民间艺术的繁荣和发展的工作。目前，我国已有400多个地方被授予“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和“中国民间特色艺术之乡”。这些民间艺术之乡是民间艺术之乡和民间文化传承基地，既保护了地方传统民间文化品牌，又在传承的基础上向经济市场渗透和延伸。浙江的江山、临安、桐庐；广东的东莞樟木头镇、湛江遂溪；甘肃的临夏、岷县、庆阳；湖北的宜昌青林寺；河南的桐柏县；河北的峰峰矿区、邯郸、永年等，有一批极富民间特色的民间艺术项目，很多地方都能推出具有传统和地域特色的剪纸、绘画、陶瓷、泥塑、雕刻、编织等民间工艺项目，戏曲、杂技、花灯、龙舟、舞狮舞龙等民间艺术和民俗表演项目，古镇游、生态游、农家乐等民俗旅游项目。

4.民间独特文化形态

民间独特的文化形态也是保持地域文化特色的重要载体。

以云南为例，纳西族东巴文化给丽江带来了无数好奇的游客；云南著名的旅游地宁蒗县永宁乡的落水村，其旅游发展所赖以安身立命的就是摩梭人（纳人）的母系制文化和“阿夏”走访婚民俗文化。

（三）制度文化

这个层面的文化也是非物态文化，包括社会法律法规、纪律制度、道德准则、社会约定等。当前农村大量兴起的非正式组织（又称非政府组织、民间组织、非正式制度）也属于这个层面。１.乡约

乡约是乡民基于一定的地缘和血缘关系，为某种共同目的而设立的生活规则及组织。传统的乡约在中国社会的秩序构造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教化乡里、促进乡治、劝善惩恶、御敌防匪、应付差徭、保护耕牛山林等方面有一定实效。传统乡约整体上呈现出不断消解的趋势。

云南的很多乡村有非常好的精神文明和伦理道德传统，民风真诚淳厚，各地乡村都有非常规范的社会控制、社会管理的机制，大量卓有成效的乡规民约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有效地促进和维护了当地的环境资源保护、公共财产安全、社区和谐和尊老敬幼的风气。２.非正式组织、非政府组织、非正式制度

非正式组织是把双刃剑，当它与正式组织兼容时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反之产生负面影响，约束正式组织的绩效。成功的非正式组织是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强力剂”，推动组织创新；失效的非正式组织是制度变迁过程中的“绊脚石”，阻碍组织创新。〔1〕 当前我国农村地区非正式制度有政治性组织、经济性组织、社区服务性组织、文化组织、娱乐组织等等。当然，各地农村由于经济发展的差异、文化传统和习俗的不同以及受到城市文明冲击的程度不同，非正式组织的存在情况并不相同。在各种非正式组织中，最具代表的是宗族组织、宗教组织、农民自发维权组织以及新型合作经济组织这几种类型。〔2〕

（四）精神文化（观念文化）

精神文化层面包括人的政治思想的树立、精神的塑造、道德修养的熏陶、文化科学知识的教育、素质能力的培训、思维方式的引导等方面。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会产生持续影响的精神层面文化包括了宗族文化、宗教文化、孝文化等。1.宗族文化

宗族文化曾在中国乡村发挥着悠久而重大的作用。近些年来，家族文化宗族文化有“复兴”之势，表现为修族谱、立宗祠、祭祖宗、恢复或重定族规族约等。在东南沿海地区农村宗族组织的发展最为突出。

必须辩证地看待宗族文化与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关系。前者是血缘的、封闭的；后者是法治的、开放的，前者势必给后者带来负面影响；但也有学者指出，家族文化对建设和谐社会，推进农村文化建设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2.宗教文化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近些年来，随着政府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曾被压抑的宗教活动从地下转入正常，各种宗教的入教人数都在不断增加，各种宗教都以农村为复兴的基地，使农村成为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

在广大的农村，修寺庙、传统节日求神拜佛的现象非常常见。这些活动聚集了族人、强化了村民的组织化程度，显示了村庄的团结与强大。这种组织化，如果能善加引导就能对提高农村宗族组织的内聚力、强化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组织意识、培养农民的集体主义观念不无裨益。如果放任发展，就会令崇佛信鬼思想肆意泛滥、集体事件增多，影响乡村的安定。所以，在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中一定要加强对农村居民宗教信仰的引导，决不能放任自流。3.孝文化 中国农民几千年来一直生活在一－个以儒教为主导的伦理社会中，孝意识可谓深入人心。近年来，随着农村社会的巨大变化，农村现实问题不断增多；加上封建家长制的社会经济基础消失，家庭意识弱化、生活节奏快，父母的年龄不再是知识与经验的象征，不是年轻人学习的主要来源、社会流动增大、青年农民的自我意识膨胀，孝文化受到很大挑战，经常有农村父母状告儿女不赡养老人的报道见诸报端。孝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在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

挖掘传承乡村传统文化，促进乡村传统文化的繁荣和发展，用乡村传统文化凝聚广大农民，重振乡村精神，增强农民的自豪感，重树农民的文化信仰，是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内涵。乡村传统文化是生活在特定区域内人们独特的精神创造和审美创造，其包含的风俗、礼仪、饮食、建筑、服饰等，构成了地方独具魅力的人文风景，是人们乡土情感、亲和力和自豪感的凭借，具有很强的亲和力、凝聚力和生命力。它既是教育后人、了解历史、凝聚国民、鼓舞人心、陶冶情操、净化灵魂的载体，又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它既是团结凝聚广大人民群众的重要纽带，也是长久的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

从上述乡村优秀文化各层面内涵来看，它们对于当前新农村文化建设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如在保护乡村聚落乡村建筑方面，近年来，建设部、国家文物局所评选出来的三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就比较完整地保持乡村乡镇朴素风貌。以云南为例，云南的乡村魅力首屈一指，保山市腾冲县和顺镇2005年被评为全国第一魅力名镇，主要得益于和顺独特而深厚的村落文化及其恬静优美的田园风光。浙江兰溪的新农村文化建设也很有特色：在硕范村，村民门把村庄整治和村子里300多棵古樟树的布局相结合，既节约了经费，又保留了硕范村的历史文化；长乐村利用当地山里一种叫“乌石”的石块，代替钢筋水泥来铺路，既节省了一大笔的钱，又保存了古村落的整体风格。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指出，要“加强村庄规划和人居环境治理。村庄治理要突出乡村特色、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保护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村落和古民宅。” 再比如，“现代”的乡约在规范农村社会秩序方面有良好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后，部分内地乡村出现了与宗族活动复活相联系的村落家族法，还有更多的地区在乡镇政府要求和指导下订立了村民守则或乡约。如王沪宁等所著《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中介绍的深圳市宝安区《公明镇楼村村规民约》、广西贵港市《桥圩镇永梧村村规民约》等。

还有，非正式组织、非正式制度在当前新农村建设中也有良好推动作用。以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农地制度为例，中国现行的农地制度主要包括家庭联产承包制及其次生的农地制度（非正式农地制度），其中次生制度主要包括北京顺义为代表的集体农场规模经营，江苏苏南和广东南海等地为代表的家庭农场和村农场经营模式、“区域种植、统种分管”形式，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反租倒包”形式，广东南海为代表的股份合作制等，这些次生制度如同20世纪80年代初的家庭联产承包制一样带来了巨大的制度绩效〔3〕。再看孝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促进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解决农村养老问题上也有积极的作用，当然必须要对其进行现代性转化。弘扬优秀传统孝文化，意义重大而深远。首先，弘扬优秀传统孝文化是人类种系繁衍的要求。优秀的孝文化也有利于家庭关系的和谐，渐成风气之后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就会呈现良性发展状态，这对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乃至国家和民族的稳定与团结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次，弘扬优秀传统孝文化是时代发展的要求。建立有时代特色的现代孝道以及以孝为起点和核心内容的家庭美德，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家庭关系及老龄化社会带来的一系列社会保障问题的时代需要。最后，弘扬优秀传统孝文化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以“孝”为核心的家庭美德建设是农村家庭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总体而言，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有如下价值：

（一）凝聚认同价值

乡村传统文化资源是一定区域内人民群众的共同的精神认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容易产生共鸣，保护和传承、利用这些文化资源，可以使人们形成认同感、归属感，进而产生对家乡的荣誉感和自豪感。乡音乡情乡风乡俗乡品是一个地方区别于另一个地方的文化标志，不仅对本土本乡人有吸引力，也是游走他乡、远赴异国的游子魂牵梦萦的牵挂。个体不断学习、接受传统文化的过程就是个体不断社会化过程，不断与群体产生千丝万缕联系的过程。这种个体对群体的认同感、归属感非常重要：从浅层次来看，是个人的心理需要、情感需要；从深层次来看，则是产生更为高尚的情感，如集体主义情感、民族主义情感的基础。群体认同、民族认同、社会认同是和谐社会建设的核心和目标，而文化认同则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某些情况下，这种文化认同还能促进地方经济文化建设。

2005年10月四川省成都市洛带镇成功举办的第20届“全球客家恳亲会”，就是利用扩大的家族、宗族认同来促进地方发展的好例子。与会者有多达3500多名的客属代表，大会组织了“龙种客家，龙行天下”祭龙仪式等一系列联谊活动、举办了 “世界华商峰会”等经贸洽谈活动，签订正式合同项目近20个，引资总额达45亿元人民币。真正达到了“团结全球所有客家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更大力量”的办会目的，进一步增强了客家人的宗族认同感，紧密团结了海内外勤劳奋进的客家人。①贵州团省委发起的“春晖行动”也是利用文化认同促进建设的典型。〔4〕

（二）保持文化多样性、原生态的特点

在全球一体化、信息化的大背景下，文化的同质化现象日趋严重，其中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同化有目共睹。在越来越快的城市化过程中，大量的农村居民成为城市居民，他们丢掉了土地、放弃了传统谋生方式、忘记了来自乡间的传统文化，迅速地融入了快节奏的城市生活。而即使身处乡间的人，由于信息沟通的日渐通畅，也在内心过起了城市化的生活（余秋雨语）。乡村传统文化的不断式微湮灭正在成为不争的事实。文化的多样性是促进文化繁荣、文明进步的重要因素，是健全文化生态的保证。在文化的发展中，既需要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需要文化的独立和自我完善，而后者是前者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任何一个民族或地域的传统文化都是重要的。没有多样、多元的民间、乡村传统文化的繁荣发展，很难获取文化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动力。

（三）文化事业发展的载体、文化产业开发的依托

千姿百态的乡村传统文化为开展丰富的文化事业活动、进行文化产业项目开发起到良好的支撑。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乡村文化，挖掘它们，开发它们，将它们打造成一个个富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深受农民喜爱的区域形象、活动和品牌，使每个新农村都拥有自己特定的文化符号和标识。现在很多地方都提出了自己的“一村一品”、“一镇一品”理念，如果没有乡村传统文化的给养，这种开发就会落空，就会进入虚假的“人造”，失去发展的活力与后劲。

乡村传统文化当中的物质载体、生活风俗，很多都可以作为商品开发、旅游开发。文化产品的开发，旅游业的兴起，又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当地第三产业的发展。四川绵竹的农民画、成都三圣乡乡村旅游的“五朵金花”、古镇黄龙溪的舞火龙表演、洛带古镇的会馆文化展示都是擅长开发其传统文化，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赢的好例子。

（四）塑造新农民

目前我国广大农村的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状况不容乐观。在农村，三听四难四无（“三听”即“早上听鸡叫，白天听鸟叫，晚上听狗叫”；“四难”即农民“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收听收看广播电视难”；“四无”状况，即无场地、无设备、无活动、无人管）的老问题依然不同程度存在，基础设施落后、基本没有演艺市场；一些村级文化活动场所“空空荡荡一间房，密密麻麻蜘蛛网，破旧不堪几本书，冷冷清清不见人”。农民缺乏娱乐消遣方式，导致一些地方黄赌毒、封建思想、攀比之风、致富返贫等新问题层出不穷。

农民是农村生产的主体，是传承创造新型农村文化的主体，他们素质的提高直接关系到整个农村的发展水平，为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持久的精神动力。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现代转型后，应该为培养有适应新形势的文化知识结构、新技能、创新精神和能力，相应的政治素养、审美能力的新农村新农民作出贡献。

优秀传统文化是新农村文化的生长点，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软实力”。无论外来制度、文化多么完美先进，它的功能发挥都有赖于人们内心深处的认同。正如美国著名现代问题专家英格尔斯谈到制度在国家间移植时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一个国家缺乏一种赋予这些制度以真正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的人手中变成废纸一堆。”〔5〕我们今天进行的新农村文化建设，也应该从梳理农村传统文化根基开始，努力寻找现代工业文明与农村传统文化的契合点，构建起适应新形势的新农村文化，将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生活对接，使其既从乡土的土壤中萌发，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指导新农村建设、提升农村居民素质，助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参考文献】

〔1〕〔3〕马贤磊.东西部农村非正式制度与农地制度创新〔J〕.江苏社会科学,2005,(6).〔2〕何兰萍，陈通.农村社会控制弱化与农村非正式组织的兴起〔J〕.中国农学通报,2007,(6).〔4〕夏单坤.新农村建设应建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当前中国实际〔J〕.中国改革论坛，2007,(9).春晖行动网；刘义.春晖行动在贵州〔J〕.半月谈,2005,(18).〔5〕〔美〕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等.文化的重要作用〔M〕.新华出版社，2001.

第五篇：论环境公益诉讼

论环境公益诉讼

07级法硕张洁学号 107262007649

摘要：环境公益诉讼是公益诉讼中的一种，是发生在环境资源领域，以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相关法为依据的一种公益诉讼。在我国,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非常严重，设置环境公益诉讼已经非常迫切。本文试从环境公益诉讼的特点，我国公益诉讼的现状来分析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并就环境公益诉讼的内容提出本人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公益诉讼环境

公益诉讼是与传统的维护私人利益的私益诉讼相对的一种诉讼模式，指公民个人或社会团体对于社会公共利益遭受损害或可能遭受损害而提起的诉讼，公益诉讼突破了传统诉讼法体系仅仅立足于维护个人私益,即仅就私益纠纷,公民可以通过法院以司法力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限制。公益诉讼起源于古罗马，被赋予现代意义并引起广泛关注,始于20世纪，科技进步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导致社会利益关系发生变化,一些传统的民事行为不再单纯影响当事人自己,而且影响社会公共利益,这类纠纷具有传统诉讼方式难以容纳的新要素。

一、环境公益诉讼的内涵及特点

环境公益诉讼是公益诉讼中的一种，是发生在环境资源领域，以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相关法为依据的一种公益诉讼。具体是指公民、社会团体和其它组织针对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或其它组织及个人的不当行为或违法行为致使环境受到或可能受到污染和破坏的情势下,为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不受损害而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环境公益诉讼与传统私诉讼私益诉讼相比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环境公益诉讼的诉讼条件不同于私益诉讼，环境公益诉讼被诉行为侵害或危及到的是社会性的公共环境权益,一般并不直接损害原告私人的利益。因此对原告的起诉资格不再是人身权和财产权受到非法侵害的人,环境的侵害成为具有原告资格的充分理由，申请人如能表明一些实质性的不负责任或滥用职权即为适格,而不在于是否涉及他的个人权利或利益。原告起诉资格的限制不断放宽,从而使越来越多的公民个人或其他组织(私人力量)通过司法力量维护(环境)社会

公共权益的渠道愈加畅通。

其次,环境公益诉讼具有公益性和显著的预防性。公益诉讼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和保全环境公共利益，与私益诉讼相比,公益诉讼的提起及最终裁决并不要求一定有损害事实发生,只要能根据有关情况合理判断有社会公益侵害的潜在可能,亦可提起诉讼,由违法行为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样可以有效地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不受违法侵害行为的侵害,把违法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在环境公益诉讼中,这种预防功能尤为明显且显得更为重要,因为环境一旦遭受破坏就难以恢复原状,所以法律有必要在环境侵害尚未发生或尚未完全发生时就容许公民适用司法手段加以排除,从而阻止环境公益遭受无法弥补的损失或危害。

再次,环境公益诉讼不能简单的归为一种独立的诉讼类型,这种诉讼形式根据被诉对象的不同分别适用于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程序。如果被诉的对象是对环境公益造成侵害或有侵害之虞的行政机关或其他公共权力机构,即为适用于行政诉讼程序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如被诉对象是公司、企业、其他组织或个人,即为适用民事诉讼程序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二、在我国构建环境公益诉讼的必要性

首先，在我国,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非常严重，深刻的环境危机不仅使人民的生命健康和社会生活遭受严重侵害,而且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环境问题是全球性的,不断恶化的环境形势,在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显得尤为严峻和突出。长期以来，对于环境的保护主要是通过各级政府的环境保护机关全面行使对环境保护的执行、监督、管理职能,并对全社会环境保护进行预测和决策,以实现对各类社会危害行为的监控,。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及经济的迅速发展，对环境的破坏形式和破坏程度较以前都有所扩展，仅以行政管理的力量已经不能全面的保护环境，行政监督的缺位与低效,及环境行政执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等所有这些因素,致使日益扩张的行政权力不仅未能有效地承担起维护环境公益的重任,甚至它本身还构成了对公共利益的威胁。我国是个人口大国，公民，社会团体等社会力量的监督能起到迅速制止各种环境侵害行为,及时地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作用。所以突破传统诉讼法理论，畅通公民提起公益诉讼的渠道,建立公众参与环境管理运作的环境公益诉讼机制已成为现实的迫切需要。

其次，当今中国的法律体系组含着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萌芽，在立法方面，出现大量含有环境公益诉讼内容或色彩的法律条款.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2条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第26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既然人民是一切公权力或国家权力的所有者，在国家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普通人民当然有权提出救济，法律等其他规范性文件，诸如《行政诉讼法》第2条，《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都隐含了关于环境问题受到侵害时公众、社会群体是有权提出救济的；在司法实践方面，已经有环境公益诉讼的成功案例。例如山东省德州市金鑫化工厂的污染事件，理论界学者认为这是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中国化的典型案例。二十余年来,我国环境法学界(近年来甚至包括部分宪法学者)对环境权理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从最初的介绍西方理论到结合我国国情进行深入研究,我国环境法学者在环境权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最后，社会公众维权意识和环保意识的提高为公益诉讼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环境意识是人们对环境和环境保护的认识水平和认识程度,又是人们为保护环境而不断的调整自身经济活动和社会行为,协调人与环境,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实践活动的自觉性。公民的环境意识是人类环保事业的基础和先决条件。任何国家的环保事业如果没有公众的参与和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随着物质财富的丰富，公民对生活环境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自觉参与到环境保护中,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热情空前高涨。另外,中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利益群体极其多样化,代表他们利益的社会团体,遍布社会的各种民间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其拥有的大小不等的社会权力的影响与支配力也无处不在。允许这些团体根据法律提起维护公益的诉讼,与当代权利多元化和社会化趋势正相契合。随着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出现了一些以维护环境公益为宗旨的环境团体组织,通过这些团体,公众可以更全面、更有效地参与管理环境事务。这些团体将一定范围内个人的力量聚合起来,并与公民个体一起奠定了环境公益诉讼的群众基础。

三、在我国建立环境公益诉讼的内容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是与传统诉讼具有质的差别的新型诉讼制度,其在我国的确立不仅需要实践上的要求和经验探索，也需要深细致的理论准备。笔者在此提出几点建议:

首先，从环境公益诉讼的客体上讲，要从立法上确立环境公益诉讼客体，即环境权。无论传统诉讼还是公益诉讼，其目的都是保护相应合法利益，如果没有利益可保护，也就没有诉讼的必要，而我国现存的相关法律对环境权没有确切的规定，导致人民法院对此类案件审判盲区的形成,法院对侵犯环境公益的行为束手无策,使环境违法行为得不到有效的控制。所以在宪法和环境保护法中明文确立环境权,以使环境公益诉讼具有可操作性，使公民的环境权落到实处。关于环境权的内涵可参考1972年《人类环境宣言》中的定义:人类有权在一种尊严的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证和改善这一代和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

其次，从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上讲，应赋予一切自然人和单位以诉权。环境的好坏事关每个人的生活质量和生存发展，既然是为保护国家环境权益和社会公共环境权益而设置的程序制度,就应当体现其社会性、公共性，任何人认为环境被损害，对自己的生活或社会公共利益造成影响都可以以环境权受到侵害为由提起公益诉讼。只有允许更广泛的更能代表不同层次利益的法律主体进行公益诉讼, 便于形成强大的诉讼合力,充分保障违反公益的行为受到法律追究，才能弥补国家行政机关在保护和监督环境方面的不足

第三，在举证责任方面，本人认为应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举证责任事关诉讼的成功与失败，如果在环境公益诉讼中适用我国民事诉中“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原则，则无疑给原告设置了诉讼障碍，影响公众提起公益诉讼的积极性，因为,在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作为原告,特别是公民个人作为原告,在许多情况下不可能就某些事实进行举证。一是由于受害人缺乏收集证据的技术手段;二是由于发生危害的复杂性和说明危害发生机制的困难性,使受害人无法举证;三是由于科技,文化水平的限制,一般人难以知道某种污染可能造成的危害。因此,为了实现原、被告双方力量均衡,许多国家在环境侵害案件中实行无过错责任和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规定主要证据由被告提供。比如美国《密歇根州环境保护法》第3条规定:原告只需提供表面证据,证明污染者已经或很有可能有污染行为,即完成了举证责任，若被告否认其有该污染行为，或否认其行为会造成那样的损害结果,则必须提供反证。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使公众的举证责任得到减轻,有利于公众为了维护公共环境利益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

最后，环境公益诉讼中其他相关制度的设置，关于诉讼费，由于环境的治理和恢复往往需要耗费巨大的资金，如果根据标的计算将是一笔高昂的费用，再加上《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的规定，该笔费用应该由原告预交，将不利于鼓励公众积极诉讼，所以对诉讼费用的承担上的适当改进，民众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是为了维护环境公益,受益人也不限于本人,往往是不特定的多数人或整个社会。如由原告独自承担诉讼费用就不公平,因此我认为应把民众的环境公益诉讼列入不预交案件受理费的范围。从而保证民众不致因负担诉讼费用显有困难而放弃对环境公益的保护。另外,对于需要做的鉴定及律师费用可根据公平原则由被告分担合理费用。

综上，由于我国环境破坏在程度和范围上都极为严重，影响了我国国民生活质量，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而以前仅靠政府力量单一，依靠公众力量保护环境已非常必要，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是公众维护环境，制止环境破坏的最有利的武器，加上我国公众环保意识的加强及理论和实践上努力，为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符合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