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司法审判制度中建立判例法制度利大于弊问题2

第一篇：在我国司法审判制度中建立判例法制度利大于弊问题2

在我国司法审判制度中建立判例法制度利大于弊问题

1、对方辩友你们的利弊比较的标准是什么？

2、对方辩友难道不知道近二十年来两大法系逐渐融合的趋势吗？

3、对方辩友难道不知道兼容成文法和判例法二者之长是历史的必然吗？

4、成文法和判例法两者必取其一吗？法律渊源只能有一种吗？

5、请对方辩友解释一下为什么在我国司法审判制度中建立判例法制度弊大于利？

6、对方一辨所提弊端是不是可以被。。解决呢？

7、2（对方提英美判例法不适合中国国情）按对方辩友所说在我国建立判例法制度是照搬照抄而不加以改造吗？

8、

第二篇：我国建立判例制度法理考察论文

我国建立判例制度的法理考察论文

导读：我根据大家的需要整理了一份关于《我国建立判例制度的法理考察论文》的内容，具体内容：判例的定义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达。在古老时期，判例因源于人类对社会冲突解决的经验，故判例被称为法律科学，更准确地讲是法的实践科学。判例是人类处理具体的社会矛盾的理性智慧结晶。古罗马时期，...判例的定义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达。在古老时期，判例因源于人类对社会冲突解决的经验，故判例被称为法律科学，更准确地讲是法的实践科学。判例是人类处理具体的社会矛盾的理性智慧结晶。古罗马时期，判例没有现在司法先例的意思，但在古罗马，法学家活动具有判例的雏形。古罗马的大法官告示和法学家的解答都是在司法实践的基础上建立的，是他们作为法律实践者和学者进行的活动中得出的方法。这两种法学家的活动在古罗马时期都具有一定的法律权威。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我国建立判例制度的法理考察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我国建立判例制度的法理考察全文如下：

法学是研究法律以及相关法律现象的科学，当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更加复杂和多变的社会关系时，法律的滞后性就显现出来了。当今我国就面临着法律缺位、法律体系不够健全等诸多问题。判例制度对弥补我国成文法的漏洞，健全法律体系和统一法律适用等方面都有重要作用。

一、判例本体论

判例本质上是由特定主体创制的一种法律渊源，在不同的法律体系中起

着不同的作用。要想建立判例制度，首先要明确什么是判例。

(一)判例的概念。判例法意义上的判例是指法院在审判过程中所做出的对其后相同或类似案件具有拘束力的案件裁决。判例和判例法是判例制度的要素不同角度的称谓，虽然有许多学者主张判例法和判例是不同的概念，笔者认为可以通用。判例本质上是法律渊源的一种。在不同法律体系中，判例的地位也不同，但现在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将判例作为本国法律体系中的法律渊源之一，而英美法系国家中的判例更是作为主要渊源。

(二)判例制度的基本原则。

作为判例制度的代表，英美法系中的判例制度是在经验主义哲学的指导之下发展起来的，法律的原则是通过总结大量判例中的共同价值追求归纳而出的。判例制度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判例拘束力原则，即相似的案件应当与以前的案件判决相同的对待。此原则将判决中法官的意见分为两部分：判决原理和附随意见。判决原理是指就案件中的争点所做的法律原则和法理的说明，是判决约束力的主要来源;附随意见是指法官就争点之外的事项发表的意见，并不具备约束力。判例约束力原则在英美法系国家的运用有严格的规定。

以英国为例，英国现在所采用的是严格判例约束力原则为主，约束力原则的突破为例外，即上级法院的判决对下级法院有绝对的约束力的，但当有确切理由证明在违反前例所做的判决仍然正当时，法院可不受前例拘束。这点对我国判例制度的建设有极大的启示作用。

(三)判例制度的特征。

判例法的特点是相对于制定法来说的。制定法是由法定的制定机关按照

法定程序制定的，判例法则是在诉讼过程中由法官在案件中创造的法，法官起着立法者和裁判者双重身份。判例法是经验主义哲学的应用和实践，是一个归纳演绎过程;制定法则是从一般到个别的应用，是演绎推理的过程。

二、我国建立判例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制定法发达的国家，但判例在我国古代的司法体系中也占据着中国要的地位。当今我国的法治进程也遇到一些难题，因此我国建立判例制度很有必要。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升级带来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我国的法源体系在某些方面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

(一)建立判例制度的必要性

1、制定法固有的局限性。有句著名的法彦说道：“法律在制定出来的那一刻就是落后的了。”制定法的滞后性主要体现在对新的社会关系的调整无法达到理性期望。以当今的行政诉讼法为例，虽然今年实行的行政诉讼法修正案在许多方面都进行了升级和优化，检测包括可起诉的范围扩大，复议机关所在地法院的管辖权扩大等，但随着近些年来城市化进程的非常速发展，出现大量的群体性行政案件，而我国行政诉讼法对此仍没有很好的应对制度，对当事人众多的案件只能通过共同诉讼来解决，而没有建立行政公益诉讼机制。这也是制定法适应性差的体现。

2、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制定法本质上是人的理性的法律化体现，是基于先验主义哲学下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具象化。然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类的认识水平在一定时期内总是有限的，人的理性也并非永远正确，因而以此为基础的制定法不可能是完备的。而这些人类的理性所无法

观察和认识到的角落就成为了制定法的盲区或空白，制定法内容的缺位是在所难免的。

3、制定法的文字本身的歧义性。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几乎所有的语言及文字都难以做到完全消除歧义。汉语博大精深，古时多以单字为词，字意很复杂。现代汉语的语义虽已相对明确，但仍会造成对法律的不同解读。语言本身的模糊性，立法者为了法律的灵活性有意为之，都会造成制定法的不确定性。

4、除了制定法本身的缺陷外，我国的法源体系也存在重大问题。首先是民法典的缺位使得我国法律体系残缺;其次是我国法源体系移植自西方，与我国的法律道德传统没有传承关系，法律认同感低;最后在司法实践中有过多的非相关因素干扰法律的正常运行。判例制度可以维护法律适用的统一，监督法律的执行，填补制定法的空白，减少两造讼累等，实现法律正义和秩序的双重价值。

(二)我国建立判例制度的可行性

1、我国有着深远的判例传统。

我国古代是成文法为主，成文法判例法并行的混合法制度，据《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记载，秦代在司法过程中不仅适用制定法典，还广泛的应用“廷行事”亦即司法机关做出的判决。如“盗封啬夫可论?廷行事以伪写印”即是对廷行事的运用，说明在秦代已将例作为正式法源的一种，将司法机关的判决运用到司法实践中了。判例制度在汉代完成了体系化。

《汉书刑法志》中有云：“廷尉所不能决,谨具为奏,傅所当比律令以闻”其中“比”又称“决事比”，是司法机关编订的典型判例集，官员在断狱审判

中可以直接引用决事比，承认其为正式法源。西汉中期以后尤其在董仲舒提倡下，引儒家经义断狱之风盛行，当遇到疑难案件而制定法没有相关规定时，可以运用儒家经典的原则进行裁判。董仲舒还做《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赋予儒家经典以法律效力，称“春秋决狱”。

唐宋时期已经发展出了较为完整的判例体系。唐的法律形式主要有律、令、格、式，凡触刑者此“一断于律”，而律本身是很精练的文字，多有语义不清楚之处，令、格和式则是律的实施规范、制度和细则等。此外还有“法例”的判例形式可以在无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况下适用。宋在唐的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敕令格式”的体系。宋代的判例制度有了很大的完善和发展。宋把对断狱有指导意义的判决和案例编纂成册，这种立法活动叫做编例，由此产生的判例集被称为“编例”，如《熙宁法寺断例》、《元符刑名断例》等。南宋时判例的地位更甚，先后编有《绍兴刑名疑难断例》、《乾道新编特旨断例》和《开禧刑名断例》等判例法，甚至要取代敕的地位了。当然古代的判例和当今的有很大不同，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2、我国实际上正在适用判例。

关于司法解释的性质，我国将其定义为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并不是立法活动，但其实质上已经具备判例法的所有要件，可以说是我国实质运行的判例制。我国现行司法体制中还有好多有名无实的“判例”制度：最高法院的案例指导制度本质上就是一种半公开的判例制度，这几乎可以看做是我国将来判例制度的雏形。与此类似的还有案例选编公告制度，当然这些案例都是经过最高法院的筛选和加工的;

疑难案件的请示批复制度几乎是我国司法实践中正在运用的判例制度，最高院的批复不仅对请示的个案发生效力，更是对其他各下级法院都发生效力，突破了个案的范畴。我国近年来的法治发展可以说是由一个个的个案推动进步的，其中许多冤假错案更是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启示作用。因此更加关注个案公平的判例制度在我国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有历史和现实土壤。法学教育的高速发展提供了人才基础，因此我国判例制度建设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三、对我国判例制度的一些建议

我国建立应建立以制定法为主，判例为辅的判例制度，判例主要功能除了衡平正义之外，还要弥补制定法的不足与空缺。判例的制定程序需要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规定，被选为判例的案例一定要具有典型性，选择程序也一定要法律规定。而判例的制定机关应该有最高人民法院或高级人民法院经由法定的程序制定，最高人民法院所制定的判例适用于全国，高级法院制定的判例只在辖区范围内适用，当判例与地方习惯冲突时，可以向判例制定机关申请作出调整。

当然判例的执行也是重中之重，法律权威和法官的权威需要法律的实施来体现，以达到法律的统一适用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此监督机制一定要有最高人民检察院来执行，并且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协同行使监督权，用法律的形式保障监督通道的畅通。

当今的判例法国家，尤其是英国和美国，由于日积月累的判例卷帙浩繁，内容和体系都过于庞杂，且今后会愈发复杂。这对于一般的公民来说，法律体系简直就像迷宫一般无法明了;对法律职业工作者来说，也是难以完全掌握。不过我们只要通过合理的制度建设，扬长避短，就能使其成为我国法源体系的重要拼图。

第三篇：我国离婚救济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情况

从我国司法实践中看离婚救济制度

一、绪论

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于此同时，居民的精神层次需求也随之提升。而这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21世纪以来，我国的离婚率逐年上升。随着离婚率的上升，离婚案例的数量也随之增多。而离婚救济制度作为离婚制度的一项重要制度，故我以离婚救济制度为主题，随机调查和统计了厦门市思明区基层法院2016年以及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6年上半年所受理的离婚案件数据并查找一些了具体的司法判例。希望能通过数据以及一些具体案例，具体了解我国离婚救济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情况以及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对此做出自己的思考。

二、数据和案例

首先，是我通过裁判文书网统计的两组有关离婚救济制度适用情况的数据：

第一组数据来自于我随机选取的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分别于2016年的离婚诉讼案件，其中有效样本为38件，全都是关于离婚当事人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一审案件。在38起提起离婚诉讼的案件中，请求离婚的理由有3种。分别是夫妻感情破裂无复原可能、夫妻一方对另一方实施家暴以及夫妻一方出轨或与其他异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其中，以感情破裂为理由的案例为29起，占到了总数的76%之多；以感情不和且存在家暴情节为请求离婚理由的案例为6起，占总数的16%；以夫妻一方出轨或与其他异性保持不正当关系为理由的案例为3起，占总数的8%。另外在以感情不和且存在家暴情节的离婚诉讼案件中，仅有1起案件中的受害人一方提出了离婚损害赔偿请求，仅占总数的2.6%。

第二组数据来自于我随机选取的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上半年所审理的离婚诉讼案件，其中有效案例22件。在22起案件中，共存在五种请求离婚的理由，分别是夫妻之间感情破裂、夫妻一方出轨或与其他异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家庭暴力、夫妻一方婚前隐瞒患有疾病且婚后未治愈、夫妻一方吸毒。其中，亦是感情破裂为理由的最多，达到了15起，占到了总数的68%；其次是夫妻一方出轨或与其他异性保持不正当关系，达到了4起，占总数的18%；以另外三种理由请求离婚的案件分别有1起，各占总数的4.5%。另外在以夫妻一方出轨或与其他异性保持不正当关系的4起案例中，仅有一起提出了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费。

由以上两组数据中我们不难发现：1.在我国的离婚诉讼中，夫妻感情破裂始终是导致夫妻离婚的最主要原因；2.在导致离婚的原因中，夫妻一方实施家庭暴力也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3.在上述两组数据中，除去夫妻感情破裂的44起，以其他理由请求离婚的案件为16起。而我们从中不难发现，这16起案件中，夫妻间的一方当事人是存在过错的，而在这16起案件中，仅有2起提出了相关的过错损害赔偿请求，而其他14起，都只是将其作为促进法院判决离婚的又一理由而已。

另外，由于基层法院的案例多较为简单，不易发现有代表性的有关案例，随后我又在司法案例网上寻找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司法实务中处理有关离婚救济制度的案件，以了解我国离婚救济制度具体的施行情况。

以下是具体的案件名：案例一 疯狂英语李阳离婚案

案例二 邸欣诉哲辉涉刑离婚精神损害赔偿纠纷案

案例三 赖桂娣妹诉蔡文生因其离婚经济困难应予经济帮助案

……

三、结论

结合以上数据以及具体的案例，我发现了以下几个关于我国司法实践中离婚救济制度存在的问题：

1、在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离婚救济制度的适用情形较少，尤其是经济帮助制度以及家务补偿制度。我认为导致这种情形的原因如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水平飞速提升，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也随着提高。而由于《司法解释三》中对于经济帮助制度的使用条件过于严格，仅限于低于当地基本生活水平以下的情况。却忽视了居民生活水平整体提高的情况，因而导致了适用经济帮助制度的限制。而对于家务补偿制度之所以适用较少的情况，我认为出于以下原因：家务补偿制度主要适用于婚后分别财产制。而根据调查，我国的婚姻关系中，超过90%的家庭都是采用共同财产制，这无疑在一开始就限制了家务补偿制度的适用。

2、由以上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在我国一方过错导致的离婚案件中，无过错方往往不因对方过错而向对方请求损害赔偿，而仅仅将其作为一个促使法官判决其离婚的理由。虽然这样确实使无过错方的诉求更加容易得到实现，但实际上无过错方也就是放弃了自己对于所受损害的赔偿请求权。这并不符合真正的公平正义原则。而我认为，导致这种情形的，有以下原因：

1、在制度设计上，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条件范围过小：就已有的4点来说，如仅适用于重婚或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的，却不包含与他人通奸、婚外情的情况。二者的程度虽然存在差距，但我个人认为，二者对于婚姻关系中的无过错方所造成的精神损害，是相差无几的。而在制度设计上，却完全忽略了这一损害后果近乎相同的情形，这也就大大限制了无过错方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范围。此外，例如我在法院案例中所发现的一方婚前隐瞒疾病、吸毒等情形，毫无疑问这对于无过错一方造成的精神以及物质上的损害也是十分巨大的，而在离婚诉讼中，当事人却只能以此作为一个促使法官做出离婚判决的条件却不能向过错方提出相应的损害赔偿请求。这是对婚姻中的无过错方严重不公的。

3、从具体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个问题： ①我国的离婚损害赔偿数额较小，不易达到惩戒和预防离婚损害事由发生的目的。在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的离婚案件中，李阳曾先后两次殴打其妻子并且在社会上都引起了巨大影响和讨论，而在他的离婚诉讼中，他的妻子提出的5万元离婚损害赔偿虽然被法院所认可，但是仅仅5万元的离婚损害赔偿款，相比于离婚案件涉及的几千万家产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而且这还仅是特例，我所了解的更多的，往往是更少的赔偿，或者根本不赔。

②在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中，适用较多的是以家暴或者非法同居为由请求离婚损害赔偿。而尴尬的是，恰巧是这两种发生最多的情形，偏偏存在比另外两种情形复杂得多的举证责任。就在我调查的厦门思明区的唯一一起以家暴为由请求损害赔偿的案例，就因为无法出具相关证明而被法院否定了诉讼请求；而非法同居亦存在举证难的问题。由于非法同居的不道德性和不正当性，过错方在进行非法同居时往往是十分隐秘的，无过错方要取得证据更是难上加难。

四、解决上述问题的一些思路

针对以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我的一些建议和思考：

1、扩大离婚经济帮助的适用范围。我认为，随着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将有越来越少的夫妻会在离婚后存在一方会生活水平低于地方最低生活标准的情况，然而这并不是件好事。在这一方面，我认为我们应该借鉴外国的相关制度。如生活是否困难的标准不应该取当地基本生活水平，而应该比照当事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生活水平。对于年轻的当事人，离婚后经济优势的一方应该在一定期限内使经济弱势一方的生活得以继续保持在婚前的状态。而对于年老体弱或失去工作能力的当事人，离婚后经济优势的一方则应该始终使弱势一方的生活得以继续保持在婚前的状态水平，或者按照一定的比例给与物质帮助，直至相应情形消失。

2、在共同财产制度中适用家务补偿制度。分别财产制适用家务补偿制度，无可厚非。但是在共同财产制度中适用家务补偿制度，也十分必要。总所周知，不论是谁，当他对某一方面倾注了更多的心力时，自然会导致对其他事物的懈怠或放弃。反之，当一个人在一方面事物不需要花费太多精力时，自然可以在其他方面发展地更好。在婚姻家庭中，亦是如此。当婚姻关系中的一方为照顾家庭中子女和老人、处理家务等倾注较多心血时，必然导致其放缓在事业的发展；而另一方则将因为在事业发展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取得事业上的进步，并且这种进步是对一个人的价值的永久的提升。而在婚姻家庭中倾注更多心力的一方，其事业无疑将会被放弃或停滞。即使在离婚时，双方都取得了平均财产。但是在离婚后，双方在生活水平上的差别，必将因为各自事业发展的不同水平而导致差别。

3、扩大离婚损害补偿制度的适用范围，或者直接设置第五条兜底性条款。从上文的案例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在请求离婚的时候，夫妻一方存在的过错是不仅仅限于《婚姻法》46条所规定的四种情形的。而在现实中，还存在许多对婚姻一方当事人造成损害的情形，比如一方与他人通奸、婚内吸毒犯罪等等。我个人认为，这些都应该作为无过错方请求损害赔偿的理由。我认为，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条件扩大只不过是加重对婚姻存续关系中的过错方在经济方面的惩罚，而不是刑法上的对人的人身自由等方面的不利。因此，我认为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中因充分体现保护无过错方的原则，而不应通过限制请求损害赔偿适用条件的方式，这将一定程度上导致婚姻当事人对婚姻的不珍视。

4、完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举证责任分配，适当降低无过错方证据的认定采用标准。除去重婚以及遗弃家庭成员的情形，其他的情形均存在举证难的问题。在个别案例中，我们还发现，即使在当事人提出了损害赔偿请求，最后却因为无法提出有效证据而被法院驳回了请求。如家暴，由于家暴行为造成的人身损害具有可恢复性，所以当被施暴方无法出具有关的医学证明时，则难以认定证据。又比如与他人同居，由于同居这件事本身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举证方要取得证据自然也是难上加难。以上，因此我认为，应该适当降低无过错方的举证责任，即无过错方举出一定的但不足以明确的证据时，对方若是不能反证其证据不成立，则应当认定证据有效。

5、确定合理的离婚损害赔偿计算标准。在上文中，我也提到，即使最终过错方被确定存在婚姻法四十六条所规定的过错，但最终赔偿的数额却也是寥寥无几。这不仅无法抚慰在婚姻中受到精神和物质双重伤害的无过错方，更不足以惩戒过错方对于婚姻不负责的态度和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将恶化婚姻关系中过错方不负责任的态度，也不利于婚姻的稳定。因此我认为，应该适当调高离婚损害赔偿的数额，或者出台一定的计算标准，如按夫妻共同财产的比例确定赔偿数额。只有惩戒力度到位，方能在一定程度上扼制婚姻关系中不负责任的事情的发生。

第四篇：我国电影审查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范文

我国电影审查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3D版Titanic于2012年4月10日零点在我国内地开始公映，引发了各界的关注和热议，焦点就是影片中一幕不到两秒的Rose全裸镜头。1998年，中影公司引入国外爱情大片Titanic时宣称“一刀不剪”，被视为电影界的一次突破；而到了2012年在我国内地上映3D版本时，却把Rose全裸镜头删除了。对此，大家意见不一。那么，大家为什么偏偏对Titanic里一个2秒的全裸镜头如此情有独钟？究其原因，还是由于我国电影审查制度“一刀切”的做法这些年来一直饱受争议。

一、我国电影审查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电影审查制度，就是电影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一定的审查标准对各类电影的内容、艺术、技术等予以把关，从而规范电影的发行、放映、进口和出口。我国的电影审查制度采取事先审查制，审查机关是国家广电总局设立的电影审查委员会和电影复查委员会。目前我国也在积极探索电影审查制度的改革，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如2003年广电总局允许广东、吉林、浙江和上海实行电影属地审查，放宽了事先审查的尺度，但其发挥的作用有限，因此在实践中仍存在着一些问题亟待解决。www.xiexiebang.com

（一）审查标准缺乏操作性

目前我国的电影审查标准主要是2002年开始实施的《电影管理条例》，其中第25条明确规定了电影中禁止出现的十项内容：①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②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③泄漏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④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或者侵害民族风俗、习惯的；⑤宣扬邪教、迷信的；⑥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⑦宣扬淫秽、赌博、暴力或者教唆犯罪的；⑧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⑨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⑩有法律和国家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2011年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征求意见稿）》，对此进行了修改。与《电影管理条例》比较，电影被禁内容由10项增至13项，并对部分被禁条款的描述进行了修改，主要包括：①煽动抗拒或者破坏《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实施；②宣扬宗教狂热，危害宗教和睦，伤害信教公民宗教感情，破坏信教公民和不信教公民团结；③宣传吸毒，渲染恐怖；④传授犯罪方法；⑤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或者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等。

由上可见，无论是2002年的《电影管理条例》，还是2011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征求意见稿）》，这些禁止性的规定都过于原则性，缺乏实际操作性，因而出现了一些让人费解的现象。

如2012年2月3日杜琪峰执导的《夺命金》在内地上映的版本中，特意用黑体字加了一段字幕，大意是警方很快破案，何韵诗饰演的银行职员在私吞500万非法款项后，马上自首并获得从轻处罚。而原版中，何韵诗饰演的角色由于无证可查而逍遥法外。电影审查时要求增加这一段，就符合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社会主流思潮，就得以审查通过了。

此外，许多电影未能通过审查的原因仅仅是因为片名不符合审查口味。如路学长的《钢铁是这样炼成的》由于标题太反叛，后被改成《长大成人》；王朔的《我是你爸爸》被认为是骂人的，后把标题改为《冤家父子》终获通过。

因此，电影审查标准缺乏实际操作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电影产业的发展。

（二）审查机关自由裁量权无限扩大

由于审查标准不具有实际操作性，导致在实践中审查规则的不确定，进而使得审查机关的自由裁量权无限扩大。如《唐山大地震》中有方大强和李元妮的“车震”戏，显然是不适合儿童们观赏的，但却被列入了爱国主义影片名单，被众多的中小学生观看。此外，《无间道1》港版和内地版结局大相径庭：港版中最后刘德华没有暴露身份，而内地上映时刘德华因卧底身份暴露而被抓，这一结局只考虑了“不能让坏人逍遥法外”的社会影响，而未考虑这就等于完全否定了《无间道2》《无间道3》存在的必要。

正是由于审查机关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缺乏法律的限定，才导致了上述结果，也造成了1998年和2012年Titanic在我国公映时受到的不同待遇：1998年“一刀不剪”，而2012年却“剪了一刀”，但我国1998年和2012年的电影审查标准并未发生实质变更。

二、我国电影审查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如今的电影市场是多元的、商业化的，市场需求也多元化起来。而现行的电影审查制度，无法满足多元的、商业化的电影市场需求，因此急需改革。

（一）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需要

随着《色?戒》《唐山大地震》《让子弹飞》等影片的相继公映，对于其中有关色情、暴力、恐怖的镜头，在禁与不禁、剪与不剪的口水战后，“电影分级制”往往会被提起。电影分级制度的核心是为了保护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审查电影内容中的暴力、情色等因素，划分电影等级，以年龄限定影片的观众范围。其实，我国早在1989年就对电影分级制度有了尝试，指出了不适宜少年儿童观看的内容，只是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记得这个规定了。在中国目前电影审查标准不全面、流程不透明的情况下，有关部门审出的影片，饱受争议。如《金陵十三钗》当日本人闯进教堂时强奸女学生的镜头，再加上逼真的视听效果，制造出的紧张不安情绪，必定会在孩子心里留下心理阴影。而2011年12月23日《金陵十三钗》在美国上演时，美国电影协会(MPAA)由于该片有强烈的暴力、性侵犯、令人不安的画面和语言而将此片定为R级，即限制级，要求17岁以下未成年人必须由父母或者监护人陪伴才能观看。因此，我国应加快电影审查制度的改革，使青少年的身心得以健康发展，远离暴力、情色等。

（二）满足精神文化生活多样性的需要

由于中国电影审查标准过于笼统，使得有些不适合青少年和儿童看的电影一律被剪掉或封杀，致使很多优秀的国内外影片都无缘成年观众。国外影片如李安的《断背山》，获得第62届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影片，第63届金球奖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BAFTA最佳电影、导演、剧本和男配角，却因为同性恋题材而无缘中国内地市场。国内影片如宁浩导演的《无人区》，虽获得圈内外人士的一致好评，但就是不见这部作品公映。因而人们对于3D版Titanic全裸镜头删减的热议，实际上关注的还是我国电影审查制度的改革，关注以后能否看到像《断背山》《无人区》《鬼子来了》之类的优秀影片。因此，社会要发展，人们的物质及精神文化水平要提高，就需要改革现有的电影审查制度，使成年观众能够欣赏到“儿童不宜”的优秀影片，确保我们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多样性。

（三）发展我国电影产业的需要

刘庆邦的小说《神木》曾获得2002年老舍文学奖，然而由这部小说改编、李扬执导的电影《盲井》，却因为题材“敏感”审查未获通过。由于审查时存在着诸多变数，导致敏感题材的电影没有人愿意拍了，就连一些比较有深度的现实题材作品也乏人问津，回避便成为更多人的明智选择。冯小刚曾说过，严苛的审查让创作者无所适从，大家为了安全过审，只能一窝蜂地去拍历史题材。由于担心电影审查不能通过、投资打水漂，担心主题脱离社会主义建设、不适合孩子的成长等，造成了当前我国电影题材类型较单一，而且呈现扎堆现象。如谍战戏火了，《风声》《东风雨》《忠诚与背叛》等都来了；警匪戏热了，《证人》《无间道》《线人》等也来了。而纵观国外影片，很多风靡全球的电影如《哈利?波特》《变形金刚》《终结者》等在我国公映时都取得了不俗的票房，但我国在这类题材的电影上几乎毫无建树，并不是我国没有这样的创作人才，而是电影公司由于无法准确把握审查规则，为规避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往往采取保守做法，不得不放弃一些优秀的剧本。事实上，这样的情形十分不利于我国电影产业的发展。

三、我国电影审查制度改革应注意的问题

（一）适应我国的国情

我国现行的电影审查制度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这是由我国特定的历史发展背景所决定的。在电影审查制度改革中，实行电影分级制度呼声最高。从理论上说，电影分级可以保证不同层次、不同年龄观众的需求，但目前在实践中各国都没有非常成功的经验，包括一些发达的电影国家，由于在电影市场管理中存在“漏洞”，使得市场还存在很多难以有效控制青少年观众等人群进入市场、影院、网络和网吧，观看并不适宜其观看的级别的电影的情况。因而电影审查制度不是光凭实行电影分级制度就能完善的。

目前中国在电影管理制度上也在不断创新，加大了依法管理、科学管理、有效管理的力度，就中国目前的情况，如何减少政府部门管制比实行电影分级更重要。在当前我国影片实行“分类管理”的背景下，可以由相关行业组织或社会公益组织出面，对近期上映的电影进行科学的简易分类，给观众、特别是家长提供指导。如2011年西班牙惊悚片《孤堡惊情》公映时，发行方就在影院设立了观影警示“未成年人慎看”，以免给青少年造成不良的影响。因此，改革我国现有的电影审查制度，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首先要改善政府部门的管理，其次在未来条件成熟时可以逐步实现电影分级制度，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

（二）尽快完善和实施《电影产业促进法》

2011年的《电影产业促进法（征求意见稿）》从法律层面对很多问题予以表述，但仍然存在着规定过于笼统、缺乏实际操作性等不足。比如对电影中暴力内容的限制，具体量化成什么样的标准，这种在执行过程中不太好掌握量和度的地方，需要更细致的司法解释，否则很难操作。随着外国影片的进口数量不断增多和我国电影产业的快速发展，我们必须加速完善《电影产业促进法（征求意见稿）》的相关内容，并促使尽快出台《电影产业促进法》，审查标准实现透明化、确定化、技术化、可预测、可计量，为电影审查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

我国的电影审查制度改革，既需要适应我国的国情，还需尽快完善院线管理制度、版权保护及法律监管等一系列措施。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只有电影审查在法制化的轨道上运行，才能确保电影审查部门能够真正做到依法行政。

第五篇：浅论我国善意取得制度在不动产物权中的适用问题

浅论我国善意取得制度在不动产物权中的适用问题

目录 摘要 立法背景

不动产善意取得的概念界定

不动产善意取得在中国现阶段适用中出现的问题 探究问题背后的原因 解决措施及操作过程 结束语 摘要：

随着2007年物权法的出台，中国明确规定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不动产，但是，在新规定未出台之前，不动产善意取得实践中出现了很多弊端，激起了学术界的激烈讨论，最终还是确立了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但是此项制度是新诞生的婴儿，仍然须经过实践的验证，不断得到发展与完善。在本文中笔者主要通过分析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在我国实践中的现状，找出其弊端与不足，探究问题出现的背后原因，然后给出解决措施以及操作过程。有争议的事物，总是不断经过推敲与探讨才能日益完善，才更适用于其所处的时代，做出其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物权法 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 弊端 登记制度 解决措施

一、立法背景

2007年物权法第106：“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从此法条中我们可以看出法律已经明确设立了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对象已经扩大到不动产的范围内，自此结束了学术界一场无休止的争论。但是仍有学者认为我国不动产实行严格的登记生效要件主义，不动产的相关问题基于其登记的公信力予以调整，原则上不存在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人的有效理性的致命弱点，登记程序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诸如登记记载与当事人意思表示不符，物权变动未及时反映在登记簿中的这些错误，在此情况下，只要登记权利被处分，无权处分就会发生，这也是善意取得的前提条件。另外，在信赖利益表现中，动产交付和不动产登记作为权利的象征性质是同质的，它们目标一致，基础相同，结构类似，将动产善意取得和不动产善意取得同一建构应该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而且，将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对象扩大到动产物权和不动产物权，也有力的说明物权公示公信制度和善意取得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善意取得制度的设立细化了受让人取得无权处分之物的条件，可以减少仅凭物权公示公信制度就取得无权处分之物的泛滥现象的出现，较好的平衡能力各方当事人的利益。

二、不动产善意取得的概念界定

不动产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有五个:“

（一）不动产已经登记在册；

（二）受让人须以合理的价格有偿转让；

（三）转让的不动产已经完成变更登记；

（四）标的物为法律不禁止或者不限制转让的物；(五)转让合同本身应当合法有效;这是当下学术界对不动产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的界定。

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是以物权公示公信原则作为直接理论基础，它保护的是第三人对登记的信赖利益和不动产交易安全。所谓不动产善意取得，是指第三人出于善意信赖不动产登记簿的登记，而与登记记载的权利人发生交易，并且该转让的不动产已经登记于该第三人名下，此时，若登记记载的权利人与真正权利人不符，善意第三人也即时取得登记不动产所有权，而不受真正权利人追夺，真正权利人只能请求登记记载的权利人或者有过错的登记机关赔偿损失。现有的物权法第9条：“不动产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依法属于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所有权可以登记。”此条说明登记是物权发生的要件，也是不动产善意取得的前提条件，针对的是已经登记的不动产物权。物权法第21条：“当事人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登记，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登记错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登记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登记机构赔偿后，可以向造成登记错误的人追偿。”此条表明了不动产善意取得的法律后果，它对于平衡了各方的利益有着非常重要的立法意义。

这个概念已被多数人肯定。这它来源于人们对实践的总结，我们应该肯定它的科学性以及实用性。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个定义对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对象限定的范围过小，其仅仅适用已经完成登记的不动产物权，而尚未进行登记但不违章的不动产，尤其是农村的私有住房及其宅基地使用权未进行登记的现象比较普遍。那么在肯定受让人为善意第三人的前提下，对于这些农村房产的流转，是否可以也像登记了的不动产一样适用善意取得，这是一个现实问题，许多学者认为这个问题可以适用动产的无权占有规则，就好比汽车、船舶、飞机等特殊动产适用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一样。凡有原则，必有例外。或者在国情比较复杂的中国，现阶段出现各种特殊规定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笔者认为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城乡房产登记应该形成统一的体系，适用统一的规则，这样才能有利的避免不动产交易市场的各种风险，保护各方的利益，同时也能提高办事效率，对我国城乡体制的改革也起着促进作用。在我看来，不动产善意取得的概念仍然需要改进，限定条件越多，适用的范围就越小，我们应该逐渐完善不动产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使其更加适应当下经济的发展格局。

三、不动产善意取得在中国现阶段适用中出现的问题

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在实施的过程中，问题层出不穷，很多问题仍被激励的争论着，虽然2007物权法已经确认了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但是具体的内容欠缺，只是一个大的框架而已，所以，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完善仍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里，笔者主要通过提取现实中的案例，发现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问题所在，然后给出自己的见解，也希望能激发读者们一起讨论。

（一）关于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范围问题 案例一

金立与金平系兄弟俩，其母赵某有一处房产，领有产权证。2007年3月，金立谎称赵某去世（事实上2007年11月才去世）,骗取派出所出具了赵某的死亡证明。5月，金立持赵某的死亡证明，谎称自己系赵某的独子，到房管将赵某的房产过户到自己的名下，并领取了房产证。9月，金立持骗领的房产证，与何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一份，将该房屋卖给何某（何某不知金立的房产证是骗来的），10月，何某领取了该房的产权证。2008年1月，金平以金立的房产证系骗领的、金立事实上非该房屋的唯一所有人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金立与何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问题一：由于不动产登记簿以外的法律变动，金立一人独自办理了继承登记，导致不动产登记产生瑕疵，何某基于不动产登记的公信力与金立签订了买卖合同，请问何某能否取得不动产所有权，运用的法律规则是什么？金平因此受到的损失该由谁承担？

问题二：如果金立把赵某的房产变更登记为金立和金平二者共有，金立骗何某金平同意出卖房产，并拿出证明，何某并不知情，金立和何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那么何某能否取得房产所有权？运用什么规则?会出现怎样的法律效果？ 案例二

房主甲欲出售其名下房产，买主乙在与甲洽谈时将事先准备好的假房产证与甲出示的真房产证做了“调包”。之后乙冒充甲与买主丙签订买卖合同，办理登记手续时乙出示了调包取得的真实房产证以及伪造的高仿真身份证。登记机关审核后为其办理了过户登记，丙于次日支付了房款。之后，丙具体办理房屋交接时才发现此前与其交易的“甲”是骗子。甲诉至人民法院，要求撤销房屋管理部门所做出的房屋移转登记，或者登记部门按照市价赔偿全部房款。问题：丙能否取得房产所有权？ 案例三

在易通公司申请执行蓝天房地产开发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人民法院根据申请执行人提供的线索，查封了被执行人开发的房屋。在准备采取下一步执行措施时，案外人吴某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称其早已从被执行人处购得该房屋，并已支付了全部价款，同时也向法院出示了与被执行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及付款凭证。对此，执裁庭及时启动了执行异议的审查程序，对案外人的异议请求和证据材料予以审查。通过调查，执行人员发现，案外人与被执行人确实存在交易行为，异议成立。

问题：案外人吴某能否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

笔者主要通过以上三个案例来探讨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范围，在我看来，不动产善意取得的适用范围在实践中存在着很多的争议。但是被肯定的适用范围也不是不存在，例如:

（一）共有不动产的部分共有人擅自出卖共有财产的，受让人在善意时即可取得所有权。(二)不动产登记瑕疵，受让人信赖此发生的不动产所有权移转。这两个情况在案例一中都能体现。案例一中金立擅自变更登记，何某基于登记的公信力而善意的签订了合同，并完成了登记，支付了全部价款，因而能够基于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取得房产所以权。如果金立变更登记后，房产归属金立与金平二者共有，金立又擅自出卖共有人房产，何某仍然可以基于善意取得制度取得房产所以权。这些都是从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要件得出的。《瑞士民法典》对此作了明确规定:“出于善意而信赖不动产登记簿的登记，因而取得所有权或其他权利的人，均受保护”（第973条第1款）.“物权的登记不正当的，该登记对于知悉或知悉该瑕疵的第三人无效。凡无法律原因或依无约束力之法律行为而完成的登记，为不正当。因前款的登记使其物权收到侵害的人，得援引该登记的瑕疵，对抗恶意的第三人”（第974条）。我国的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对瑞士的善意取得制度也有所借鉴。

案例二中是有关不动产冒名处分行为的情况，至于丙能否基于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取得该房产的所有权还有待商榷。在这个案例中，法官最终适用了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丙取得所有权。王利明教授提供理论支持：

（一）冒名处分人出卖他人房产属于无权处分；

（二）第三人与冒名处分人之间存在有偿法律行为；

（三）第三人已支付价款并完成过户登记；

（四）第三人善意;据此，其认为不动产善意取得的全部构成要件均已符合，故善意第三人可以确定的取得房产所有权。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有学者认为王利明教授对不动产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存在重大误解，不动产善意取得的逻辑起点应该是不动产登记权利状况错误，而登记权利状况错误与无权处分并不等同，无权处分的外延远大于前者，如所举案例中冒名处分人因对该房产无所有权和处分权自然属于无权处分人，但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状况并无错误。不能适用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当然亦有学者认识到这一点，指出在冒名处分情形下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可以扩展适用。但是这里的扩展适用实在牵强。既然不动产冒名处分行为不能适用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那么该行为该如何定性呢？根据现代民法自己只对自己行为负责的意思自治原则，冒名行为原则上对被冒名人无效。但该原则也存在例外，如果冒名行为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时可以适用表见代理制度。此案例中丙未能核实交易对方的身份，应承担不能取得权利的风险。因此，笔者认为被冒名人不具有可归责性，丙不能取得该房产的所有权。

案例三是关于被执行的不动产能否适用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问题，对于这个疑问，早就有司法解释出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明确规定：“被执行人将其所有的需要办理过户登记的财产出卖给第三人，第三人已经支付部分或者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该，财产但尚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的，如果第三人对此没有过错，人民法院不得查封、扣押、冻结。”显然此项规定对物权变动的规则做出了突破性的规定，确立了不动产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为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异议的审查和处理提供了新的法律依据。本案例中，案外人吴某可以依据该规定善意取得所有权。小结：

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范围在现阶段仍然存在许多争议，如未进行登记但不违章的农村私有房产和宅基地使用权，虽然是不动产，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只是比照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来处理；还有城市中违章建造后来又取得合法手续，期间也存在交易行为，对于这样的问题仍然不适用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这一系列的问题都需要解决。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范围需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得到扩充。

（二）关于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取得方式的问题

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是以公示公信原则作为直接理论基础，它保护的是第三人对登记的信赖利益和不动产交易安全。要使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制度产生理想的效果，就必然要求建立合理的不动产登记制度，一方面尽可能地减少登记错误的发生，增强登记公信，另一方面维护真实权利人的合法权利，维持各方之间的利益平衡。而当下我国的不动产登记制度存在着许多的问题。案例四

张三向李四借款600万元，张三以其办公楼、厂房作为抵押，评估为800万元，双方在房管登记部门办理了登记。张三向王五借款500万元，以该办公楼、厂房的占地作抵押，评估为700万元，双方在土地管理登记部门办理了登记。后来因张三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李四和王五都要实现抵押权，但如何实现抵押权，在执行中发生纠纷。

案例四是关于不动产登记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出案例中的登记机关有多个，这中情况在权利实现的过程中多有不便。我国目前在不动产登记机关的设置上存在“多头登记”的状况，不同的不动产，如土地、房屋、林地、草原、水面、滩涂、道路等分别由不同的行政部门来登记管理。鉴于这种现状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登记的公示公信效力。《物权法》第10条明确规定，国家对不动产实行统一的登记制度，但《物权法》将统一登记的范围、登记机构和登记办法委托由法律、行政法规来规定。目前，仍然保持了多头登记的现状。为了维护交易关系和流转秩序，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急需出台。

四、探究问题背后的原因

（一）我国出现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适用范围争议的原因

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适用范围存在争议的原因还是要从善意取得定义本身来看，善意取得制度是规范市场财产所有权转移的民法制度，从其目的来看是为了维护市场交易的安全，此制度所指向的物必须是能够在市场上进行自由交换的物，这是善意取得制度本身所应包含的应有之义。而法律禁止流转或者限制流转的物，如国家专有的物质、爆炸物、枪支弹药、麻醉物品、毒品等本身在市场上自由交换，既然不能在市场上自由交换，当然也就不得适用善意取得这一维护市场交易安全为目的的制度。针对不动产，约定排除适用，因为登记的公信力极强，即在不动产交易场合，权利外观取代权利本身，登记名义人就是不动产的权利人。就我国登记制度不够完善的现状而言，也不能一概而论的将所有不动产包括在善意取得的范围之内，而应视不同情况严格限定不动产善意取得的适用范围。

（二）我国不动产登记呈现“多头登记”状况的原因

在我国，房屋在房产管理部门登记，土地在土地行政部门登记，而且各自有各自的登记原则。这种分裂的局面是历史上形成的。1983年《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第5条将城市私有房屋的登记授权给房地产管理机关（以下简称房管机关）。1986年《土地管理法》规定由土地管理部门对土地权利（包括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登记。只是该法也已经意识到分别登记的弊端，在第62条授权地方政府可以设立一个部门统一负责房产管理和土地管理工作，制作、颁发统一的房地产权证书。之后，一些城市，如深圳、上海、重庆、等，实施了“两证合一”,但大部分地区仍然延续分立的局面。如果将不动产从建设用地和房屋扩展到整个不动产，那么登记机关更是五花八门了。如有关林木所有权的登记在林业管理部门，海域使用权的登记在海洋管理部门等。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的经济基本制度——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种制度决定了资源的公有性质，登记主体的行政性质，但是我国经济状况又比较复杂，因而对登记制度又有很多划分和限制，想在短时间能统一登记制度确实不是容易之事。因为登记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必须与现存的经济基础相适应。

五、解决措施及操作过程

物权法将不动产善意取得纳入立法范畴，弥补了司法实践中善意取得仅适用于动产领域的缺陷。不动产善意取得经过法律明确了其存在的依据，但是善意取得制度如何适用不动产已经是一个现实性的法律问题，当下我国正经历着大刀阔斧的改革，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都发生这深刻的变化，我国民事立法也应当具有前瞻性，顺应社会的发展方向，不拘泥于现有的体制。针对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完善，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对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范围加以明确

在物权法的司法解释中，笔者认为应当对适用善意取得的不动产范围加以明确，使善意第三人在进行交易时知晓哪些不动产可以适用善意取得，哪些不动产即使通过交易支付了对价依然无法取得不动产的所有权。使法官在判案时有法可以，避免了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保护并平衡各方利益。

（二）对不动产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加以明晰

不动产善意取得应该符合的要件，在我看来，应该有以下

（一）不动产已经登记在册；

（二）受让人须以合理的价格有偿转让；

（三）转让的不动产已经完成变更登记；

（四）标的物为法律不禁止或者不限制转让的物；(五)转让合同本身应当合法有效。在物权权法实施过程中，权利人对不动产（主要为房地产）的登记将越来越重视，这可能导致大量不动产登记的涌现，这就要求我国登记机关更加规范操作。特别是不动产价值相对动产较高，一旦损失将会对权利人造成重大影响，预见到这样的后果，当事人一般会主动到不动产登记管理机关去履行相关手续，主动进行不动产的登记、变更、涂销，从而从源头上解决了不动产登记权利与真实权利的不一致问题。而对善意第三人来讲，物权法的司法解释明确善意取得不动产的条件，善意第三人在进行不动产交易时也相应会更加注重取得不动产的登记，这对善意第三人的保护是一张很好的保障。

（三）对不动产善意取得相应制度的完善 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不是一项孤立的制度，其的有着深刻的理论支持和较长的发展完善路程。当下最急需完善的是不动产登记制度。笔者认为在不动产登记制度建立和完善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可以将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及其他房地产权利作为私权对待，因而可以将房地产权登记定位于私权保护，而不是国家干预或行政管制。登记制度的设计要淡化行政色彩，使登记成为确保交易安全的一项制度，而不仅仅是行政监管制度。2.要建立统一的房地产权利登记机关，至于谁来担任不动产登记机关仍然出于讨论之中，有学者建议有法院来统一管理。并且将之立法。3.尽快完善农村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的登记制度，以登记制度完善促进农村房地产交易，以农村房地产登记与城市房地产登记制度的统一，促进城市和农村房地产交易规则的统一。结束语：

笔者在本文中论述的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适用的问题比较浅显，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作为新确立的事物，仍须经过实践的检验，许多问题还会不断出现。在本文中，笔者只是就争议很大的问题发表一下自己的见解，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