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民事审判中对中小企业进行司法保护有关问题的调研

第一篇：关于在民事审判中对中小企业进行司法保护有关问题的调研

关于在民事审判中对中小企业进行司法保护有关问题的调研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我国的中小企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愈加突出，但中小企业的发展历史毕竟还较短，随着它的发展自身的弊端也逐步显露。笔者作为一名法律工作人员，随着参与涉及中小企业案件的增多感触颇多，深感中小企业法律意识淡薄已经严重制约其企业自身的发展。

一、法律意识淡薄的原因

我国的法律及政策在长期实施以来，已经使得中小企业产生了对政策的依靠心理和对法律权威的不恰当理解，大多数中小企业认为法律是统治的工具而不是维权的武器，因此对法律持怀疑和观望态度。当其权益受到侵犯时，“他们更愿意上访而不愿意诉讼，更愿意找党委和政府而不愿意找法院，更愿意找媒体曝光，而不愿意进行法律咨询”。这种心理误区的存在，导致中小企业不能正确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而且，中小企业也缺乏真正属于自己的保护其自身合法权益的自我保护组织，长此以往，中小企业无法形成较强的法律意识。

二、法律意识淡薄的表现及危害

中小企业的法律意识淡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内部组织结构所决定的。也就是说该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是否健全和完善、企业的法人和法人所领导的团队是否有法治理念。这是一个非常关键而又现实的问题。当然其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也是存在的，例如立法不够完备、个别执法不公正等都会促使企业的法律意识淡薄。笔者多年从事法律工作，总结了几点表现形式：

（一）中小企业在最初的设立时缺乏法律意识

中小企业在设立的过程中，难以与大企业相比拟，由于其发起人就可能法律意识淡薄，无法对企业进行充分的法律设计，没有充分的认识和计划，且不能完全履行设立时的义务，导致企业设立之初就存在着诸多法律问题。举个简单而又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企业设立后，发起人随意将注册资金取出挪做他用，使得企业及其发起人面临极大的法律风险。

（二）中小企业在签订、履行合同中法律意识淡薄

合同是地位平等的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协议。合同一旦签订，就具有法律效力。但是，由于签订者法律意识淡薄，在合同订立、生效、履行、变更和转让、终止及违约责任的确定过程中，就不可能做到完美无缺，难免会被他方利用，使合同中的漏洞变成危险的陷阱。

笔者经办了一个案子：一家规模较小的甲企业与某集团化的乙公司签订了一份价值数百万元的供货合同，该份合同对甲企业而讲起着生死攸关的作用。合同签订后，在履行的过程中乙公司没有切实履行合同义务，为此甲企业起诉到法院，诉乙公司违约并承担违约赔偿责任。笔者在审理过程中发现，合同中乙公司的签章是其下属的一个分公司的公章，且该分公司没有办理营业执照，因而导致该份合同的效力待定。如果该份合同没有得到乙公司的追认，甲企业就面临破产的危险。为此，在审理过程中笔者组织了数次调解，经努力双方达成和解协议。该案件所暴露出的根本问题就是中小企业法律意识淡薄，在合同签订后实际履行前没能依法要求乙公司进行追认。

（三）中小企业在并购、融资过程中的法律意识淡薄

企业并购涉及公司法、税收法、知识产权法等多个法律部门，操作程序十分复杂。中小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还会经常面临融资困难，既难以通过银行贷款方式获得融资，又难以达到通过资本市场融资的高门槛。企业在缺乏正规、有效融资渠道的情况下，往往通过民间借贷、集资、违规借贷等方式筹资。有的企业甚至靠拖欠贷款来获得经营所需资金。有的企业甚至为了融资而借高利贷，一旦遇到资金周转困难，便可能将企业推入绝境。还有的企业为了多贷款，制造虚假文件骗取贷款，最后被定为贷款诈骗罪。之所以导致上述情形出现，一

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法律意识淡薄，在具体实施时不能准确把握好尺寸，将企业推向违法的边缘，甚至触犯法律。

（四）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法律意识淡薄

商业秘密、专有技术等方面的知识产权缺乏有效保障，是中小企业最担心的问题之一。一些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营销人员在公司工作一段时间以后，掌握了公司里面的技术秘密或者其他商业秘密，然后跳槽或被高薪挖走。这些人跳槽时往往将企业的技术秘密、客户信息甚至客户关系带走。对于广告企业、展览企业、高科技企业等行业的中小企业而言，这种商业秘密的泄漏或丢失，往往会对一个企业造成致命影响。而目前，由于法律意识淡薄，多数中小企业还没有对知识产权的深入保护形成足够的保护机制和实际投入。事实上，如果法律意识增强了，完全可以避免知识产权受到侵犯，从法律风险的解决成本看，避免知识产权受到侵犯，比遭受侵权之后再索赔更为有效。

（五）人力资源管理方面法律意识淡薄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过程的各个环节，从招聘开始，面试、录用、签订劳动合同、员工待遇直至员工离职这一整个流程中，都受到劳动法律法规的约束。由于中小企业的法律意识淡薄，在实际操作中任何不遵守法律法规的行为，都有可能给企业带来劳动纠纷，给企业造成不良影响。实践中常见的有：招聘过程中招聘广告任意许诺、滥发求职申请表、面试过程中没有保障劳动者知情权、滥用试用期权利、薪酬管理不规范等。人力资源管理不善，除了可能导致劳动争议及遭受劳动部门的行政处罚外，还将导致员工流失、企业失去人才支撑等重大损失。

（六）中小企业参加诉讼、仲裁时法律意识淡薄

在诉讼、仲裁环节是最能体现出一个企业的法律意识及法律修养。但由于中小企业规模小，法律意识相对薄弱，在经营过程中只重生产经营而忽视法律知识的普及。一旦有了诉讼案件，由于对相关诉讼程序与实体方面的知识不熟悉，且不掌握必要的诉讼或仲裁处理技巧，容易导致身受诉讼对方的误导或限于诉讼之累。如此一来，在不熟悉基本的法律常识和诉讼或仲裁规则的情况下，必然要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三、中小企业法律意识淡薄的解决途径

（一）强化企业经营者的法律意识，同时培养员工的法制观念。企业经营者的法律意识，是防范控制企业免遭损失的关键。目前，大部分中小企业的经营决策是由经营者直接掌控。如果企业经营者的法律意识淡薄，那么在决策时往往忽视或者轻视了法律方面的问题，更注重于速度和效率，结果是不但达不到决策的预期目标，而且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甚至给企业生产经营带来严重危害。企业经营决策制定后，企业员工是执行者，员工的执行力好坏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因此培养员工的法制观念十分必要，必须有针对性地培养员工的法律意识。只有企业经营者和全体员工具有法律意识，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才可能减少或避免风险的存在。

（二）完善以合同管理、商业秘密及知识产权管理、授权管理为核心的企业规章制度。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涉及较多的是合同的签订、变更、终止等企业行为。在合同行为中涵盖许多法律问题，存在诸多的法律风险。所以，必须建立和完善企业合同管理制度，对企业合同行为的事前预防、事中控制和事后补救作出明确规定。对于很大一部分中小企业来说，建立和完善企业合同管理制度，是有效防范控制企业法律风险的最关键工作。企业在商事活动中遇到需要授权的情况，应明确授权的范围、权限、时间、超越授权的法律责任等内容。同时，对于企业规章制度，应根据企业的发展和市场竞争环境的变化，适时作出相应的修改，保证企业规章制度合理合法，并适应企业的实际需要。

（三）健全劳动人事制度。

随着劳动法制的不断健全完善、职工法律意识的提高及人才流动的增多等因素，对企业劳动

制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目前中小企业中比较常见的相关问题是：企业不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或者签订劳动合同不规范；不按照法律程序解除劳动合同；不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费用；没有建立保密制度等。个别企业认为签订劳动合同是对企业的制约，就不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其实，企业应当意识到，签订劳动合同也是对企业的保护。只要用工事实存在，不签订劳动合同，也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如果发生劳资争议，仍然按照劳动法处理。但在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企业丧失了通过签订劳动合同保护企业利益、对劳动者约定义务的机会，在处理这类纠纷时，往往处于被动局面。

（四）充分利用法律专业人员。

对于一个现代企业而言，要有效防范运营中的法律风险，自身必须拥有精通法律的管理人才。另外，企业内部法务等专业职能部门的人员，其职能、权力往往存在一定的局限，这决定了他们有时难以发现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和风险。在此情况下，企业就需要通过聘请法律顾问等方式来弥补自身的不足，解决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

（五）加强司法保护制度，完善司法程序，加快司法体制改革，健全法律体系

首先，要制定由不同类别、不同层次、结构合理有序、既有分工又互相协调统一的中小企业法律体系。在制度上使中小企业充分享有公共事务信息知情权，经济利益表达权，政治民主参与权等。在此基础上，还必须完善司法程序。在当前，一方面要树立司法权威，改变司法的从属地位以追求公平、正义为司法的核心和宗旨；另一方面，要健全法制，保证程序公正，在行动上而不是在理论上，在司法的实际操作中而不是在原则的规定上，切实保护中小企业的权益，给中小企业以权利救济的司法保护屏障。

其次，当法律、法规、规章中如果出现了明显的侵害中小企业权益的规定时，我们应以《立法法》为依据，利用现有的法律争端解决机制化解矛盾，从而对中小企业进行切实有效的保护。

综上所述，在法制日益完善的今天，中小企业应当清醒认识到：对任何一个现代化企业而言，在运营中都应当具有足够的法律意识，让法律真正成为企业的保护之盾。只有这样，中小企业才能真正走上健康发展之路。

第二篇：论民事法律行为在司法审判实践中的意义

论民事法律行为在司法审判实践中的意义

民事法律行为制度是民法学理论的一项基本内容，它是联结权利主体制度、物权制度、债权制度这三大民法理论的纽带；是客观权利义务向主观权利义务跨越的桥梁；是法制度向法现实转化的接口。民事法律行为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是人们应商品经济发展规范化、简约化的要求，而对纷繁复杂的各种具体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行为进行的抽象和概括。可以说每一项民法基本精神的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无一不依赖于民事法律行为作用的发挥。所以对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考察民事法律行为概念的历史沿革，可以知道，民事法律行为原称为法律行为，起源于德国法学家贺古所著的《日耳曼普通法》一书中。法律行为原有意义含有合法性。既为合法表意行为，这在逻辑上显然存在着矛盾，于是引起了民事法律行为是否以合法性为要件的争论，学说理论莫衷一是。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在立法上，一方面肯定了民事法律行为专指合法行为，一方面特创民事行为这一新概念，从而结束了争论。《民法通则》的这些规定，虽然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理论上的矛盾，但从另外的角度，又制造了新的矛盾和混乱，使民法学理论处于潜在的困境之中。

第一，在理论上，引起理论的冲突和认识的混乱，导致民法学理论整体上的不协调

首先，我国《民法通则》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这一规定与具体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理论产生了冲突。例如：合同是一种双方民事法律行为，而无效合同也是合同，也应是民事法律行为，但无效合同却是不合法的法律行为。同样在婚姻关系中存在无效婚姻，在继承关系中存在无效遗嘱等不合法的民事法律行为。本来法律行为是从合同、遗嘱、婚姻等行为中抽象出来的概念，理应反映它们的共同特征和一般本质，从逻辑学上讲，其外延应比合同等下位概念要大，所以仅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违反了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其次，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与法理学关于法律行为的认识存在严重分歧。法理学认为法律行为是指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或能够产生法律后果的行为，包括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并不仅指合法行为。因而，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在整个法学系统中也存在不协调、不一致的问题。再次，民事行为的独创，由于《民法通则》未作明文规定，使得人们在对其含义的理解上莫衷一是：有人认为，民事行为是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民事行为和可变更、可撤销民事行为的属概念；有人认为，民事行为是能够产生民事法律后果的行为或具有民事法律意义的行为；甚至有人认为，民事行为是统率民法上所有行为的总概念，从而造成对民事法律事实理论内部结构认识上的混乱。

以上看法实际上也恰恰反映了立法者内心的矛盾心态：一方面引进了民事行为概念，概括一切合法、不合法的民事法律行为，以解决民事法律行为的合法却无效的矛盾；另一方面又不舍得放弃民事法律行为的统率性，因为它具有很丰富的历史传统和对所有意思自治领域民事活动强大的示范力量。

第三篇：论心理学战术在民事审判中的运用

论心理学战术在民事审判中的运用

作者： 张涛涛 发布时间： 2011-04-02 09:25:50

论文提要：

心理学战术在民事审判实践中广泛运用，但是无论司法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均对其重视不够。本文对心理学战术在民事审判中广泛运用原因进行深入的分析，根据对象不同将心理学战术的运用分为针对当事人的运用形态和针对诉讼代理人的运用形态，通过案例分析入手，描述心理学战术两种运用形态，并提出对心理学战术在民事审判中进行规制的一些建议。

以下正文：

心理学战术[1]在民事审判实践当中广泛应用，但是由于制度规范的缺位，该战术的应用在现实中导致法官权利不合理膨胀、当事人诉讼权利得不到保障。当然，心理学战术的广泛应用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纠纷的和解，从根本上解决了矛盾，对于当前构建和谐社会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为了能够充分发挥心理学战术的优势，最大可能的减少其负面影响，确保公正、廉洁、高效的行使司法权，我们必须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心理学战术在民事审判中广泛应用的原因 当前，我国法院系统司法指导思想从“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转向“调解优先，调判结合”，衡量法官办案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是调解率。调解率直接与法官职级晋升、奖金津贴挂钩，导致法官们在审判实践中更倾向于调解。

我国不合理的信访制度也是导致法官们选择调解结案的重要原因。由于司法的不独立，党委、人大、政府等国家机构的个别领导通过各种方式向法院及案件承办法官施压，影响案件的裁判结果。裁判结果的不公正导致社会公众对法官的不信任，从而要求国家对法院、法官进一步加大监督力度，而这所谓的监督就给了其他国家机构一些领导进一步干涉法院独立审判的权力。其中对法院审判干涉最为常见的方式就是信访。当事人不满法院判决不是通过正常的司法途径上诉、申诉，而是选择通过信访、上访向党委政府人大反映情况，这些接受信访上访的机构便通过函件等方式反馈给法院。一旦当事人信访上访，某些上级领导一般不去考虑案件审理本身是否正确，而且很多领导本就不是法律专业出身，仅仅看到当事人煽情的信访上访便直接认为法院审理有问题、没有最终解决矛盾、给党委政府添乱。法院的领导虽然知道案件的审理绝大部分情况下没有错误，但是迫于上级压力不得不给案件承办法官惩戒。而调解结案便消除了当事人信访上访的可能性。

为了提高调解的成功率，法官们在调解过程中通过各种心理学战术向双方当事人引导甚至施压，虽然一定程度上侵害了当事人的处分权，但是由于调解过程并不记录在案，法官们运用心理学战术的方式一般比较隐晦，在经过技术处理的调解笔录中不会反映出来，当事人也由于案件最终解决，自己也没有吃太大的亏，最终服从调解。即使法官通过运用各种心理学战术后，当事人并未接受调解，双方当事人也更倾向于服从判决。

二、心理学战术在民事审判中运用的形态

（一）针对当事人的心理学战术运用形态

1.直接提出调解意见。法官在主持双方当事人调解的过程中，强势的提出自己对纠纷发生原因及双方责任划分的认识，并暗示当事人如果一方不接受调解意见，将会承担更大的责任[2]。例如，王某某诉李某某父子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

王某某与李某某是同村村民，在一次帮同村一村民修房子的过程中发生口角，王某某激动之下冲上前去打了李某某一巴掌，李某某不甘受辱动手反击。刚好路过的李某某的儿子看到父亲被王某某打，顺手拿起一块砖头冲上前拍在王某某头上，王某某应声倒下。王某某被送去医院住院一个月，花费2000余元，经鉴定王某某头部创伤构成轻伤。后王某某诉至法院请求李某某父子赔偿共24000元。

本案在调解过程中，承办法官直接向双方当事人提出，两被告共赔偿原告王某某16000元，双方纠纷就此了结。由于双方当事人均表示难以接受法官意见，承办法官分别和双方当事人单独协商调解意见。承办法官对原告王某某说，“这次纠纷是你先动手打人，你对纠纷的后果富有更大的责任。况且从现在的证据来看，到底是李某某的儿子用板砖打伤你头部，还是你自己不慎摔倒碰伤头部并不明确，虽然两被告在调解中承认是李某某的儿子将你打伤，但是调解中双方的自认不得作为判决的依据，一旦调解不成，被告在审理过程中指认是你自己不慎跌倒碰上头部，那我也只能依据法律规定来判决了。[3]”同时，承办法官对被告李某某父子说，“你们既然承认是李某某的儿子将王某某打伤，事情已经很明确了，责任完全在你们一方，如果你们不接受调解，我依法判决可就不是现在这个赔偿数额了。另外，王某某的伤势已经构成轻伤，如果你们不接受调解，我也只有向领导汇报，考虑是否移送公安机关按犯罪来处理此案。”最终原被告双方接受承办法官调解意见。

在本案的调解过程中，承办法官通过直接提出自己的调解意见，让双方当事人感受到法官对此纠纷的态度。给双方当事人如果不接受调解意见便会得罪法官的感觉。承办法官在进一步和双方当事人的单独接触中，通过言辞暗示原告如果不接受调解意见，他将会损失更大的利益；对被告则有意夸大法律制裁的严厉程度或其行为的严重法律后果（当然这种方式必须以当事人对制定法的具体规定不了解为前提），而法官却表现出一副通情达理的样子，为以后裁决留下一定的空间。最终双方迫于法官的压力接受调解意见。2.设身处地为当事人分析案情。法官真心的去关怀当事人，了解他的世界及感受，设身处地的为当事人争取最大的利益，得到当事人充分的信任，从而使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例如，郭某某诉中国电信绵阳分公司侵权纠纷一案。

被告中国电信绵阳分公司因架设通信光缆在原告郭某某所有的房屋上安置支架，事前，被告通知原告将在其房屋上安置光缆支架，但原告并未明确表示同意。被告安装光缆支架后的15年中，原告没有提出过异议。“5.12”地震后，原告的房屋在被告安装光缆支架的侧墙产生裂痕，必须进行加固维修，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决被告拆除光缆支架，赔偿经济损失并支付15年来占用房屋侧墙的费用。

本案在调解过程中，承办法官和郭某某聊天一般拉起家常，先讲到地震造成的巨大损失，再聊起郭某某经营小商铺的成功之处，不知不觉回到本案。承办法官指出，“电信光缆属于涉及社会重大利益的范畴，我们根本不可能要求被告立刻拆除光缆支架，而且根据90年代的《电信条例》电信公司使用你的房屋侧墙安装光缆支架只需通知你，并不需要经过你同意，而且你要求的十五年侧墙使用费用法律中也没有明确的规定啊。即使，我们判决被告赔偿你损失，可是你要知道被告可是中国电信，如果被告拒绝履行判决，法院强制执行的难度可想而知，以后你还不知道跑多少次冤枉路呢，还不如少要点钱把事情了结，回去好好经营你的商铺，有这些跑法院的功夫早把钱挣回来了。”承办法官和被告交换意见则侧重从中国电信央企的身份入手，强调案子久拖下决，损害的必然是中国电信的形象，为了维护企业的形象即使损失些金钱也是值得的。最终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在本案的调解过程中，承办法官直接站在当事人的立场考虑问题，针对当事人最关心、最重视的方面提出建议，令当事人感觉法官其实是在为自己的利益才提出调解的建议，从而自觉地接受调解。3.适当的恭维当事人。很多矛盾纠纷发生之后，双方当事人其实已经感受到到底谁对谁错，只是碍于面子不愿意承认自己错了罢了。在这种情况下，承办法官适当的恭维当事人，让他（或他们）感觉到法官都认为自己的的行为有一定合理性，面子上已经有了，从而接受调解。例如，在李某某诉杨某某离婚纠纷一案中，明明是原告优柔寡断，甚至婚姻问题都听从母亲个人安排，这才诉至法院请求与被告离婚，承办法官却恭维原告做事有主见，自己的婚姻问题一定会由自己来做主，结果李某某男儿血性在承办法官的恭维声中被激起，当庭撤回起诉，向被告道歉并表示以后会好好待被告，尽一个丈夫应尽的所有义务；在贾某某诉杨某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明明是杨某某恶意拖欠，到期不归还贾某某的借款，承办法官却恭维被告讲义气，即使在家庭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仍然积极承认欠原告的债务，并尽力先归还利息，同时，承办法官通过和原告商谈，原告表示理解被告的拖欠行为，只要被告尽快归还欠款，双方仍是朋友，结果案件调解后仅仅3日被告就将欠款归还原告。4.邀请对当事人拥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参加调解。处于纠纷中的当事人也许因为情绪过于激动，对法官等人的意见特别排斥，但是对一些在他们眼中地位尊崇的人的意见，他们还是能够听进去的[4]。因此，在调解的过程中法官们可以通过邀请这些对当事人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参与调解（有些时候甚至不需要这些人真正参加庭审，只需要抬出他们的名号就能起到震慑的作用），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这些对当事人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包括双方当事人共同的长辈、亲人朋友、所在社区的居委会工作人员（或村社干部）、所在单位的领导等等。如在调解一起打架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中，承办法官邀请原、被告所在村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参加调解。老人在村里辈分、威望均极高，做过几十年村小学老师，村里绝大多数人祖孙三代都是他的学生。老人来到法庭，当着法官的面，用拐杖分别敲原、被告几下，严厉地说，“你们两个小娃怎么这么不懂事，多大点事还到法院来麻烦法官同志，你们彻底把我们村的脸丢光了，回去我一定把你们爸爸爷爷都叫一起，好好让他们管教好自己的子孙。还嫌脸丢的不够啊！都跟我回去！”结果，原告当庭撤诉，被告自愿赔偿了原告的相关损失并赔礼道歉。

5.权力符号的广泛应用。无论是法院恢弘的罗马建筑风格、门口怒目而视的独角兽、多达十几甚至几十级的台阶，还是法官们庄重的制服、警车、不为一般人熟知的法律语言，抑或是肃穆的庭审现场，等等，均是一种权力符号。这种权力符号彰显的是国家强制力，是一种让普通老百姓顺从的权力，并且使法律、司法活动及法官获得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和权威。当案件的双方当事人置身于这样的权力符号包围圈之中，他们总会油然而生一种战栗感，面对着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个人的力量似乎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让人失去与之抗争的勇气，从而自觉接受国家法律的统治，服从法院的裁判。这种权力符号运用最典型的实例体现在基层法院的巡回审理中[5]，例如，朱某某诉虞某某离婚纠纷一案。

原告朱某某起诉虞某某要求法院准予双方离婚，由于被告虞某某下肢残疾，承办法官为了方便被告参加诉讼，决定到原、被告所在的村村委会办公室巡回审理。开庭当天，承办法官身着法官制服带领一名书记员、一名法院办公室干事驾驶一辆警车赴庭审地点。到达目的地后，承办法官让司机将警车停在村委会办公室门前最显眼的地方，通知该村村支书一起到办公室旁听庭审。双方当事人及村支书均到庭后，承办法官安排他们按顺序坐下（村支书坐在法官的右手边），然后掏出专门带来的法槌敲三声，才宣布正式开庭。随车来的办公室干事则在一旁负责照相，记录庭审现场秩序情况。该案在审理过程中，由于被告亲属情绪过于激动，与原告亲属发生肢体碰撞，在村支书制止未果后，承办法官电话通知当地派出所派来两名民警维持法庭秩序。在承办法官、民警及村支书的共同努力下，当事人双方终于停止无谓的纠缠，庭审得以顺利进行。虽然最终双方当事人没有达成调解协议，但是均表示服从法院判决，双方矛盾得以化解。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承办法官运用了多种权力符号向当事人施加影响。庭审场所所在地村委会办公室及村支书的在场均向双方当事人暗示，这次法庭庭审得到村社内的“官员”的全力支持；法官身着的制服、专门携带的法槌均明确显示，此次庭审中法官代表的是国家权力机构的意志；村委会办公室门口停放的警车、维持法庭秩序的民警更是直接向当事人及旁听的群众表明，法官背后依靠的是国家暴力机器的强制力；随车而来负责信息宣传的办公室干事拿着专业的照相机拍摄庭审现场，并将庭审秩序状况记录下来的情形，在当事人及村里的群众看来，更像是记者在采访，一旦想到自己的“丑事”会传播到尽人皆知，当事人心里便会忐忑不安，希望尽可能无声无息的解决纠纷。

（二）针对诉讼代理人的心理学战术运用形态

在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经常代理案件的代理人一般都是本辖区内律师事务所或法律服务所的律师（以及法律工作者），法官与代理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通过单单一个案子，而是通过长期的工作、生活接触形成的，这也导致法官针对代理人运用心理学战术的形态与针对当事人运用心理学战术的形态迥然不同[6]。某些法官针对诉讼代理人的心理学战术运用形态主要包括如下两大方面：

1.针对律师（或法律工作者）本人的心理学战术运用形态。这种心理学战术运用的目的主要是让律师（或法律工作者）明白，如果在自己代理的案件中不配合法官更好的处理纠纷，自己在以后的工作中将会遭受很大的打压：相反，如果他们能够在自己代理的案件中主动配合法官处理纠纷，法官们也会在工作中给予这些律师（或法律工作者）适度的方便。这种心理学战术的运用并没有解决具体案件，但是为法官们在以后长期的工作中持续得到律师（或法律工作者）的配合奠定了基础。

a.立案过程中的抵制。对一些在自己代理的案件中拒绝积极配合法官促成案件调解的律师，法官们会通过内部网络传递到法院的各位工作人员耳中。因此，负责立案的法官一般会采取各种方式打压该律师（或法律工作者），例如，在立案审查中刁难该律师（或法律工作者），诉状即使出现很小的错误也要求其全面修改，提高立案证据的标准，要求提供被告准确的身份证明，甚至利用七天审查期拖延完全符合立案条件的案件。

b.审理过程中的抵制。法院负责送达的法官们对一些律师（或法律工作者）代理的全部案件消极送达，以至于立案一两个月后，案件还没有送达被告，原告往往会多次催促代理人，但是代理人对此却没有任何办法，这也导致委托人对代理人的不信任。法官们可以合理的利用“案情复杂”的标准将本应该很简单的案件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甚至在符合公告送达的条件时采取中止审理的手段。c.日常生活中的抵制。如果生活中律师（或法律工作者）能够与法官单独接触，甚至建立起一种较为紧密的关系，那么他们的地位在委托人的眼中也会大幅上升，这对他们扩大案源，提高收入具有不可忽略的影响。因此，律师（或法律工作者）很乐意生活中接触法官，能够约到法官一起吃饭、喝茶甚至娱乐会让他们在以后的律师生涯中感到更踏实。这也是法官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抵制一些律师的基础。法官们通过拒绝与这些律师的任何接触令其产生这样一种念头，“既然你在代理的案子中拒绝配合我将纠纷尽快解决，那在以后我和你之间只能公事公办，如果有适当的机会我也会很乐意修整一下你。”[7] d.对配合法官的律师（或法律工作者）给予一定好处。对于那些一直以来配合法官们积极解决纠纷的律师（或法律工作者），法官们会在职权范围内尽可能的给予其便利。例如，在立案的时候如果这些律师（或法律工作者）的材料不全允许其稍后补充而现在直接立案；立案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如果副本还未送达被告，法官们会允许这些律师（或法律工作者）直接用新的诉状更换立案时提交的诉状，而不用申请变更诉讼请求；在当事人面前，法官们会选择对这些律师（或法律工作者）和颜悦色，一般不会打断他们发言，适当听取他们的意见，给当事人一种这些律师（或法律工作者）在法官面前能说的上话的感觉；允许这些律师（或法律工作者）使用法院的复印机等设备；等等。

2.针对具体案件中的诉讼代理人的心理学战术运用形态。a.贬低诉讼代理人在委托人心目中的地位。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法官当众不给代理人面子，令其在委托人心目中形成一种在法官面前说不上话的形象，从而达到打压一些律师（或法律工作者）的目的。例如，在庭审过程中法官频繁打断诉讼代理人的发言，或者因为某些莫须有的原因当庭训诫诉讼代理人，或者对另一方诉讼代理人和颜悦色，而对这一方诉讼代理人疾言厉色。

b.动摇诉讼代理人与委托人之间的委托关系。在案件诉至人民法院后，法官们单独和当事人一方接触，通过言行向当事人表明其委托的律师（或法律工作者）能力不高或者不能为其争取最大的利益，从而动摇诉讼代理人与当事人之间的委托关系，甚至导致当事人单方接触与其诉讼代理人之间的委托关系。例如，王某某、陈某某诉杨某某、刘某某及B县某运输公司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一案。

原告王某某及陈某某的儿子在A区某地路边玩耍时被被告杨某某驾驶陈某某所有的汽车撞倒，当场死亡。据查，王某某、陈某某系A区居民，杨某某、刘某某系B县居民。王某某、陈某某委托C律师为其诉讼代理人，C选择A区法院立案。A区法院立案人员向C解释，其可以选择被告所在地B县法院立案，这样能够方便通知被告到庭应诉及处理此案。但C态度强硬，声称，“选择在你们A区法院立案是当事人的权利，你们法院没有任何权力剥夺我们选择管辖法院的权利。”立案法官迫于无奈接受本案立案。

立案后，承办法官单独将原告王某某和陈某某约至办公室，向其进一步解释为什么立案的时候，本院立案法官建议其诉讼代理人去B县法院立案，“一方面，三个被告均是B县居民，在B县法院立案有利于迅速通知被告到庭应诉；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方面，三被告所有的财产均在B县，一旦本案进入执行程序，我院作为外地法院进入B县强制执行三被告财产，难度可想而知，但是如果你们在B县法院立案诉讼，执行程序中B县法院将更容易查找被告财产线索及开展强制执行。你们的诉讼代理人之所以强烈要求在我院立案，其实只是为了方便他参加诉讼罢了，根本就不是为了你们的利益考虑。这样的代理人，哎，还不如没有。”接着承办法官就开始向原告建议，这种情况二原告应该申请法律援助，这样不但不用花费律师费，而且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律师更负责任。最后，二原告听从了承办法官建议，解除与C的委托关系，由法律援助中心指派了一位律师代其出庭。其实，针对具体案件中的诉讼代理人的心理学战术运用的目的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消磨一些律师（或法律工作者）的锐气，令其在以后代理的案件中主动配合法官们解决纠纷。由于律师（或法律工作者）是当事人请来帮其处理法律事务的人员，出于“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传统心理，当事人更加信任其诉讼代理人。一旦在诉讼中这些诉讼代理人自愿配合法官们解决纠纷，当事人很容易会接受法官们的裁判或调解。

三、心理学战术在民事审判中运用的规则构建

心理学战术在民事审判中的运用极大的提高了案件的调解率，降低了当事人信访缠访的可能性，提高了当事人的服判率；但由于我国并没有针对心理学战术的运用出台任何规则，法官们在实际运用中很容易丧失中立性、公开性，破坏当事人调解自愿的原则，导致当事人丧失程序利益及对诉讼的处分权，存在偏袒一方当事人之嫌。针对心理学战术在民事审判中运用存在的诸多不足，笔者认为应该构建以下规则，予以引导、规制。

（一）提高法官素质。心理学战术的运用更多的是一种精神方面的影响，很难通过外部观察到它运用的时候是否有违法律，因此，只有切实提高法官的道德水平及业务素质，才能保证心理学战术的运用成为提升法院公信力、推动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因素，而不是成为个别法官滥用审判权的避风港。

（二）法官运用心理学战术应当保证其公开性，避免与当事人一方单独接触，并注意心理学战术运用的场合和时机。法官若与一方当事人单独接触，无论接触的内容如何，都会引起另一方当事人对法官公正性的合理怀疑，损害法院裁判的公信力。

（三）法院应当将调解程序与审判程序分离，不同的程序由不同的法官承办。调解程序在审判程序之前。调解程序中有一名调解法官主持双方调解，如果双方未达成调解，则案件进入审判程序。审判程序中审判法官不再主持双方调解而是径直开庭做出裁判，当然如果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和解，法院仍然可以出具调解书。这样能够最大限度减少当事人因害怕如果不接受调解会得罪法官在裁判中吃亏而不得已接受调解的现象。

（四）法官会见当事人，调解案件及审判案件均应在特定场所，并对其进行录像。如果法官在会见当事人、调解案件或审判案件中不合理运用心理学战术影响当事人或诉讼代理人决策，并且情况相当严重，上级法院就应该把这种因素作为撤销调解文书、裁判文书的理由。

（五）法官运用心理学战术应当符合现行法律的规定及其规范精神。一旦法官运用心理学战术违反现行法律的规定及其规范精神，很可能导致最终的裁判因违反法律而被上级法院推翻或被本院提起再审而改判。即使有些情况下，法官运用心理学战术时的方式比较隐晦，并没有直接违反法律规定，只是有违有关法律的规范精神，所以该法官的裁判得以维持，但是这种裁判最终损害的将是法院的公信力，不利于群众形成对法律的信仰。例如，法官针对律师（及法律工作的）的心理学战术运用形态，均是以违反法律规定或有关法律的规范精神为前提的，极大的损害了法院中立、公正、廉洁的形象，损害了律师（或法律工作者）合法开展诉讼代理业务的权利。因此，对这类明显有违法律规定及其规范精神的心理学战术运用形态应予以取缔或通过出台具体条例予以规范。

结语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家园，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法院作为社会的“安全阀”和社会矛盾的“调解器”，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具有重大的作用。如果法官们能够在司法审判过程中自觉地合法运用心理学战术，那么司法的过程抑或是结果都将充满亲和力。这样的司法过程及结果也将提高群众对司法的信心，提升司法的公信力，进一步推动群众法律信仰的形成。但是，司法实务界对心理学战术在民事审判中的运用仍然不够重视，只是少数法官在自觉或不自觉的运用心理学战术而已。笔者对心理学战术在民事审判中运用形态的总结也只是其各种形态中很少的一部分罢了，而且其中仍有一些有违法律规定或其规范精神。对心理学战术在民事审判中如何合法运用，笔者提出了一些规则构建的建议，但是仍显不够深入和具体，不过笔者仍期望抛砖引玉，引起司法实务界对心理学战术在民事审判中运用的重视。

-----[1] 本文将“心理学战术”界定为，法官通过行动、言语、表情、周围环境等因素影响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决策的行为。

[2] 其实更多的情况是，当事人自己在不断地给自己灌输“如果不接受调解会得罪法官”的思想，有些法官则通过外界因素加强当事人的这种自我威吓。

[3] 法官一般不会直接向一方当事人明确如果双方当事人不接受调解自己将作出何种具体裁判，只是暗示作出的裁判将对其更加不利。[4] 越是在传统风俗保持完整的地方，这种方式也越能够取得良好的效果。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中描述的地方乡绅对于当地群众的影响其实比作为外来的国家法律更加大，但是地方乡绅在现代社会的冲击下正逐步在消失，这也将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关注的一个事实。[5] 朱苏力在《送法下乡》中强调，作为一种外来力量的国家法律在进入相对封闭的乡土社会时，必须通过战术的合理运用，在局部构建一种国家法律占优势的情势，其中最大的倚仗其实也就是权力符号。[6] 虽然司法实务中，采用下面列举的方式影响诉讼代理人的法官只是极个别，但是，为了本文的完整性以及为最高院或其他部门以后针对心理学战术出台更完善的规则，笔者特将其列出。

[7] 这种情况类似于当事人的自我威吓，代理人更多的情况是自己在向自己施压。当然也不排除，代理人遇到的个别法官真会采取代理人联想到的手段。来源： 中国法院网

第四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全国法院民事和行政审判部门开展“规范司法行

【发布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发布文号】法发〔2005〕11号 【发布日期】2005-07-15 【生效日期】2005-07-15 【失效日期】 【所属类别】政策参考

【文件来源】国务院法制办公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全国法院民事和行政审判部门开展“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专项

整改活动的通知

（2005年7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文件法发〔2005〕11号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开展“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专项整改活动的决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专项整改活动的总体部署，进一步规范司法行为，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树立司法权威，结合全国法院民事和行政审判工作（含海事审判工作）的实际情况，现就在全国法院民事和行政审判部门（含海事法院）认真开展专项整改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深刻认识专项整改活动的重要意义

“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专项整改活动，是人民法院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和坚持司法为民宗旨的具体体现；是加深与人民群众感情、密切联系群众并从根本上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问题的重要手段；是巩固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成果的重要步骤；是树立司法形象、维护司法权威的重要保证。全国法院负责民事和行政审判的各级领导必须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克服厌倦情绪、松懈和畏难情绪，按照立足长远、突出重点、整体推进的思路，精心组织，统筹安排，务求实效。通过专项整改活动，使民事和行政审判行为进一步规范，民事和行政审判工作中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社会各界对民事和行政审判工作的满意程度有较大提高。

二、民事和行政审判部门整改活动的目的和重点

根据中央政法委和最高人民法院“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电视电话会议的部署，这次整改活动的目的是全面提高人民法院审判队伍素质，进一步解决少数案件审判中存在的司法不公问题。各级法院民事和行政审判部门要从容易发生徇私枉法、权钱交易、权权交易的环节进行整改和规范，从容易侵犯当事人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的环节进行整改和规范，从容易发生地方、部门保护的环节上进行整改和规范，从人民群众最关心、反映最强烈的问题进行整改和规范。根据这次整改活动的总体要求，现确定以下九个方面为全国法院民事和行政审判部门整改活动的重点：

（一）重点解决一些民事和行政审判人员违法违纪的问题。近年来，民事和行政审判工作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迄今为止无法回避的现实是，民事审判中的违法违纪行为仍然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审判队伍的整体形象，影响了人民法院的权威。因此，要把解决审判人员违法违纪问题作为这次整改活动的重点。

第一，要结合近年来民事、行政审判队伍中发生的典型违法违纪案例，开展警示教育，针对典型案例中所暴露出来的滥用审判权力，办金钱案、人情案、关系案以及泄露审判秘密，法院使用查封、拍卖当事人财产的款项，财务管理混乱等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整改，坚决遏制此类现象的发生。

第二，要改革目前一些法院合议庭成员固定不变的做法，制定和完善相应的制约措施，防止合议庭成员放弃原则，“相互照顾”，形成不正当的“利益共同体”。

第三，要建立廉政谈话制度，强化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发现苗头，相关领导要有针对性地做好工作，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做到警钟长鸣，防微杜渐，并相应完善对法官的举报受理制度和经常性考察制度。

（二）重点解决办案不规范、审判管理制度缺失的问题。当前，一些法院审判案件程序不规范、不透明，审判管理制度缺失，即使建立了相应的规章制度，但也形同虚设，引起了当事人不满和社会各界的非议。审判活动的各个环节是否规范，审判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并得到有效落实，是确保司法公正和效率的重要标志。

第一，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要根据本院的实际情况，对一、二审案件、审判监督案件和适用法律问题的请示案件的办理程序、流程管理提出明确的操作性强的要求，对立案、审理、合议、审核等各个环节进行规范，防止审判过程的随意性，防止因办案程序模糊而影响司法公正和人民法院的形象。

第二，要规范非诉行政行为审查制度，防止混淆司法权和行政权的界限。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申请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必须认真履行合法性审查职责，不得以任何借口参与行政机关组织的拆迁工作，已经参与的应当立即退出；没有退出的，对相关拆迁行政案件和非诉执行案件不应行使管辖权，由上级人民法院管辖或者指定其他人民法院管辖。

第三，要克服地方保护主义，维护司法统一。要坚决抵制来自社会各方面对审判工作的干扰，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上下级法院之间不得对正在审理的民事和行政案件说情或以其他任何不正当方式施加影响，确保案件公正审理。

第四，各海事法院要结合海事审判特点，找准问题，深入进行整改，建立符合海事审判特点和规律的办案规范。

（三）重点解决审判监督指导不力、法律适用水平不高的问题。近年来，一些法院一审案件审判质量不高，甚至出现常识性错误，导致被二审法院改判或发回重审；另一方面，一些二审法院对于一些不存在程序障碍的民事案件，动辄以事实不清或证据不足发回重审，将责任推给下级法院。上述情况造成民事二审案件发回重审率和改判率一直高居不下，成为各方面较为关注的问题。

第一，最高人民法院要适时分析研究民事和行政案件改判、发回重审的原因，从中发现法律适用和司法解释中存在的问题，不断提高监督指导的水平和能力。

第二，各高、中级人民法院要建立改判、发回重审案件的分析评议制度，认真梳理和归纳近年来二审民事、行政案件改判和发回重审的原因，定期将案件质量评查情况向一审法院反馈和通报，逐步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案件评查制度和改判、发回重审分析机制，不断提高裁判水平。

第三，要正确认识和对待改判和发回重审的比例问题。改判和发回重审率是对案件承办人、合议庭乃至整个审判庭审判水平的重要考量标准，但不能为争先进或保先进，该改判却不改判，该发回重审却不发回重审以及推迟改判或发回重审的时机。

第四，高级人民法院要尽快建立健全统一的审判质量效率量化指标和科学的评估体系，在试点的基础上，逐步形成较为完善的工作机制，并在辖区内全面推行。

第五，对案情复杂或涉及新情况、新问题，原审法院受业务水平限制，确实难以审理的案件，二审法院应承担起依法查清事实、分清责任、及时作出裁判的责任，不能为减轻负担、片面追求结案率而发回重审，防止“踢皮球”现象的发生。

（四）重点解决审限管理不严、司法效率不高的问题。在审判实践中，少数从事民事、行政审判的法官司法效率观念淡薄、工作作风拖拉，一些案件无正当原因审理期限过长的问题仍然存在。在这次整改活动中，要把审限管理作为重点问题来抓。

第一，各级人民法院要建立科学高效的案件管理流程制度，对案件从收案到结案的全过程进行科学管理，尽可能地明确各主要环节的大体工作期限；建立科学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健全并落实承办人、合议庭责任制，确保绝大多数案件能够在审限内审结。

第二，针对涉外民商事案件没有法定审限的情况，要健全涉外民商海事海商案件内部审限制度，除因客观条件影响办案外，审判法官要在审限内提出案件审查意见并拟出文书，以此作为工作考核的重要标准。

（五）重点解决裁判文书不规范的问题。规范的裁判文书是树立司法权威，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体现。长期以来，一些法院的民事和行政裁判文书存在很多不规范之处，如有的未反映案件受理的时间及庭前调解、证据交换、庭审的概况；有的对当事人的诉讼主张和辩称未加概括，方言、土语、口语化严重；有的叙述事实不清晰，缺乏逻辑性；有的文书论理部分不充分，甚至“不讲理”；有的引用实体法和程序法不规范；有的判决主文冗长，指代不明，导致判决执行时引起异议等。在这次专项整改活动中，各级人民法院要进一步规范民事和行政裁判文书的制作，让胜诉的一方当事人清清楚楚，败诉的一方当事人明明白白。

第一，各级人民法院要严格按照人民法院改革纲要所提出的裁判文书改革要求，树立“辩法析理，胜败皆服”的价值追求，准确把握当事人争议焦点，强化对争议事实认定的说理，强化裁判理由的论证，避免一些基本的技术性错误等。

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将对民事裁判文书进行统一和规范，制定《关于人民法院制作和适用民事裁判文书的若干规定》，并结合涉外商事、知识产权审判的特点和要求，制定涉外商事裁判文书和知识产权裁判文书样式，促进全国法院民事案件裁判文书的规范化。

第三，上级人民法院要对下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行政裁判文书进行监督，如发现在基本格式、文书要素、引用法律法规、文字数据等方面存在严重技术性错误的裁判文书，要通过一定形式在全国范围或本辖区内进行通报批评。

（六）重点解决“重实体、轻程序”的问题。目前，在一些法院和审判人员中“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仍然存在。有些法院片面追求结案率，使个别法官为了加快案件审理进度而缩短、甚至剥夺被告答辩期限；一些法官在庭审时经常打断当事人的正常陈述和辩论，导致当事人不能充分发表质辩意见，以致在二审当庭宣判后尚未拿到裁判文书时就要求申请再审。还有个别法官强迫当事人调解或撤诉等。在这次专项整改活动中，要进一步规范诉讼程序，维护当事人正当行使诉讼权利，确保程序公正。

第一，要严格执行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正确适用审理程序。能适用简易程序的，要尽量适用简易程序；该适用普通程序的，必须适用普通程序。

第二，要进一步规范民事和行政审判庭审行为，不得强迫原告撤诉，不得先入为主并在案件尚未审结前就下结论；除因维护法庭秩序和庭审的需要，不得随意打断和无端阻止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正常发言。若发现当事人或代理人的陈述、辩解与本案无关或发言冗长重复时，可以及时提醒当事人或代理人注意。

（七）重点解决法官的言行和形象问题。法庭是人民法院弘扬司法文明和树立司法权威的重要场所。个别民事、行政审判法官不尊重当事人及代理人的人格尊严，言谈举止欠缺文明，甚至态度粗暴蛮横，严重影响了人民法院的形象。“冷、横、硬、推”的不良作风和“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现象，成为近年来人民群众反映比较突出的问题。

第一，各级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审判部门要大力提倡司法文明，规范法官言行，维护人民法院的尊严和法官的良好形象。

第二，要对当事人或代理人的来访热情接待，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每位来访者都能感受到民事和行政审判法官的周到热情、耐心细致和人民法院的政治本色。

第三，要在庭审中保持良好的仪表和文明举止，使用语言应严肃、准确、规范、文明，禁用司法忌语，审判法官不得对当事人或其他代理人有任何不公的训诫和不恰当的言辞，坚决杜绝以权压人，以势压人。

第四，对当事人催办案件，法院一时又难以结案的，承办案件的法官和合议庭要做耐心细致的解释和说明，特别是在人员少、任务重、困难大的情况下，更要倡导理性司法。对于当事人及代理人的无理要求，要依法有理有据地做好工作。

第五，要严格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着装的规定，整洁、得体地穿着法袍和制服，严禁不按规定着装现象的发生。

（八）重点解决忽视调解、一判了之的问题。针对目前部分法院忽视对民事纠纷案件调解作用，收案后一判了之，或部分法院片面追求调解率，给审判人员下达硬性调解指标，个别法官强迫当事人调解的现象，各级人民法院要高度重视和正确认识调解在民事诉讼中的作用。坚决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发生。

第一，要按照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提出的“能调则调、当判则判、判调结合、案结事了”的要求，正确适用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使当事人通过公平便捷的程序，获得公正的处理结果，切实做到案结事了。

第二，行政审判工作要积极探索协调解决纠纷机制，对于相对人和行政机关均有较大处分权的行政案件，人民法院可以在合法性审查的基础上进行协调，选择妥善解决纠纷的适当方案。

第三，可以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将民事调解程序前置，即对适用普通诉讼程序的案件可以在开庭前进行调解，使调解贯彻在整个民事诉讼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发挥调解的作用。

（九）重点解决法律适用规则标准不统一的问题。随着市场经济迅猛发展，在民事和行政审判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即使对已有的规定，由于理解上不同，也出现了对类似案件法律适用规则标准不统一的问题，由此引发了各种非议。

第一，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要进一步加强对新情况和新问题的调研工作。最高人民法院要适时制定新的司法解释，并及时清理和修改现行的司法解释。对现行已不合时宜的法律法规，要向有关部门提出司法建议。

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要及时编撰典型案例，充分发挥案例的指导作用。

第三，要注意掌握好案件处理的时机和方法，严格执行重大案件报告制度。对于事关全局、政治性、政策性和敏感性强，涉及世贸组织规则，以及涉港澳台的社会影响大、国内外媒体和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案件，要审慎处理并及时沟通信息。

三、民事和行政审判部门专项整改活动的工作安排和主要措施

这次民事和行政审判部门专项整改活动分为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动员部署。各级人民法院民事和行政审判部门接到本通知后，要立即行动起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做好动员部署工作。

第二阶段规范整改。从今年7月至9月，各级人民法院要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以学习和提高认识为统领，以突出整改重点为目标，以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为根本，以检查落实为验收标准，集中对民事和行政审判司法行为进行整改。为此，要重点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加强学习，转变观念。各级人民法院民事和行政审判法官要把整改活动与政治理论学习和巩固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成果结合起来，与贯彻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精神和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精神结合起来，与加强法学理论、审判业务和审判技能的学习结合起来，与提高法官职业操守和素养结合起来，与向先进典型的学习结合起来，为全面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础。

第二，抓住重点，全面整改。民事和行政审判工作涉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广大法官直接接触人民群众，将民事和行政审判部门作为集中整改的重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上述九个方面的整改重点，进行全面整改，逐项加以落实。同时，各级人民法院还要围绕这些基本问题，结合自身工作实际情况，进一步确定好各自审判工作中的整改重点。

第三，健全制度，巩固根本。这次整改活动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着眼于行为规范，着眼于制度建设，着眼于形成长效机制。为此，各级人民法院民事和行政审判部门要高度重视制度建设，并以此为契机，整顿审判秩序，规范司法行为。要对已有的规章制度进行一次认真的清理，该修改的及时修改，尚不健全的，要尽快补充完善，并严格抓好监督落实，保证审判权的正确有效行使。目前，尤其要健全审判流程管理制度，完善公开审判制度，健全审判管理制度和审判质量效率评价制度。

第四，加强培训，提高素质。此次整改活动要按照中央政法委提出的“干什么、练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和全体参与、重在基层、立足岗位、注重实效的要求，根据自身业务实际情况，具体制定各自辖区内的业务培训计划。着力培训机制建设，推动培训工作的制度化、经常化和规范化。各级法院政治部门要高度重视本辖区内民事和行政审判法官的业务培训工作，特别要做好重要司法解释的培训工作。按照中央政法委的要求，严把考试考核关。培训结束后，要组织考试考核，一次不合格者，离岗培训；两次不合格者，再次培训；三次不合格者，通过法定程序取消审判资格。

第五，注意宣传，把握口径。此次专项整改活动中，各级人民法院要注意把握舆论导向，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严防炒作个案，防止别有用心的人趁机攻击我国的司法制度和政治制度。

第三阶段检查验收。今年第四季度最高人民法院将派出若干检查组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民事和行政审判部门整改情况进行检查。重点检查各地人民法院是否将中央政法委和最高人民法院的部署落到实处；民事和行政审判行为是否规范，审判质量是否提高，审判不公的问题是否得到解决，违法违纪案件中暴露出的薄弱环节是否得到纠正，社会公众的信任度和满意率是否提高等。

为开展好规范民事和行政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专项整改活动，最高人民法院设立了专项整改活动办公室，指导全国法院民事和行政审判部门整改工作，并开辟专刊，及时介绍和推广各地法院专项整改活动的先进经验。各地法院民事和行政审判部门在开展这次专项整改活动中，要及时与最高人民法院专项整改活动办公室沟通信息。

本内容来源于政府官方网站，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

第五篇：民事调解在促进司法和谐中发挥的作用

民事调解在促进司法和谐中发挥的作用

[ 王丹 ]

随着“构建和谐社会”重大举措的提出，调解结案也成为法院青睐的结案方式，而调解也就成了“司法和谐”的代名词，各级法院均采取各种有效的方式，实现调解效益最大化，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 整体原因

1.调解需要一定的时间，在不断加强审判流程管理、强化审限管理的同时，工作效率的提高越来越受到重视，调解的工作力度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

2.案件数量的不断增加与警力相对紧缺的矛盾进一步突出，使法官应接不暇，没有时间过多地做当事人的调解工作，从而忽视了调解工作，甚至流于程序，客观上造成调解不能,从而降低调解结案率。

3.调解需要当事人对法官的信任，而目前法院的司法权威和法官的社会公信力与社会及当事人的期望值有较大的差距，对法院及法官还有一种不太信任的态度，怕调解使自己吃亏。

4.案件承办人员对司法政策的理解不够全面，除部分案件应当先调解外，认为其它案件调解并非必经程序，或认为调解过多有损法院形象，更体现不出法律的权威性或说强制性的一面。

5.“人情”的干预，导致部分法官不当行使调解的权利，也影响了当事人自由处分权的行使。

6.法律意识不断增强，经济进一步发展，诉讼的目的不再主要是经济利益，很大程度上打官司是“打个名气、掰个输赢”，当事人不愿调解。

个体(具体案件)原因

1.债务及经济纠纷案件调解率较高，但调解率浮动幅度较大。原因是债务案件是一种既期、短期利益，责任明确，争议不大，只是暂时给付不能，相对来说调解结案较容易，案件调解率也较高，但从调解率浮动幅度较大，主要原因是前几年金融机构贷款纠纷案件大量积累，为及时追回贷款，化解金融风险，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大量纠纷涌向向法院，有时占当年法院此类案件的绝大部分，此类案件基本都能调解结案，从而使当年案件调解率大幅度上升；从2003年以后，此类案件诉讼高峰期结束，即使有也仅占此类案件的极少部分，也导致了案件调解率和案件数量的大幅度降低。

2.离婚、相邻案件调解率较低且较稳定。其原因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西方的婚姻观念不断冲击着我国传统的婚姻观念，人们对婚姻观念有较大的转变，其权利意识进一步增强，婚姻自由越来越成为追求的目标，人性化得到充分体现，从而导致离婚案件的增加。再加上妇女地位的提高，人身、财产的独立性得到空前增强，对男子的依附性大大减弱，这也成为离婚的“催化剂”。在案件诉讼过程中，双方对离婚与否绝大多数能达成共识，但财产分割、孩子抚养就成为争议的焦点，从而导致调解不能，直接的反映就是调解率较低且稳定；相邻案件的双方当事人主要是隔壁两邻，有的还是亲属关系，其所争议的标的是具有长期性，甚至关系到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所以当事人在处分自己的权利时非常谨慎，出现“宁伤感情也不损后代利益”局面，故造成案件调解的难度增大，案件调解率较低的原因。

3.侵权赔偿纠纷案件的调解率居中且基本稳定。侵权赔偿案件特别是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既涉及到财产权更涉及到人身权，产生纠纷的原因是平时积怨的结果，“百尺之冰，非一日之寒”，在诉讼过程中分歧较大，不容易调解结案，打官司的目的不仅是财产利益更是精神（心理）利益，甚至是打官司是“打个名气、掰个输赢、讨个说法”，判决效果更好，当事人根本不愿调解，故此类案件调解率较低。

4.其它案件（主要是特殊侵权等新类型案件）的调解率不稳定，波动幅度较大。随着我国法制进程的不断推进，法院受理案件范围越来越广，新类型案件层出不穷，且越来越专业化，每年所出现的新类型案件没有一定的规律性，具有较大的偶然性，且不同的案件的调解方法也有较大的差异性，甚至部分案件（特别程序）依法根本就不适用调解，调解率波动幅度较大就成了势在必然。

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在调解工作中存在两种倾向：一是过于强调调解率，以调解结案作为评定工作和法官能力发主要指标。这就会使一些案件承办人员为了调解结案，出现强制调解的情况，如在审判实践中出现的“以拖压调”、“以判压调”、“以劝压调”、“以诱压调”等，甚至因法院内部审限及畏难情绪也会出现而对当事人采取强迫调解的现象；强调调解结案只是一种结案方式，辩证看待调解工作虽然能够产生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它并不是一个终极目标，审判活动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公正和效率，不能为了完成调解结案的指标而久调不决，拖延时间；也不能违法调解，压制当事人，给当事人留下“和稀泥”的印象，让当事人心有不甘；二是忽视调解工作，使调解成为走形式。调解本来就是当事人之间一个互让互谅的过程，为使纠纷解决，必定有双方在利益上有所让步，而法官一旦把握不好审判者和调解者的双重身份，要求让步的一方当事人会理解为司法的不公，对调解失去信心，表现为不积极，敷衍了事，这也打击了法官主持调解的积极性，使审判中的调解程序走走过场，很难调解结案，诉讼效率低。

调解立法规范存在的问题与思考和对策

（一）调解立法规范存在的不足

１．法律规定调解必须在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进行弊多利少。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应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查明事实、分清责任是判决的前提条件，而调解的含义本身就包括对某些界限不清的事实、责任含糊不究，互谅互让，以达到既解决纠纷又不伤和气的目的。当事人选择调解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提高效率，如果所有案件都要求在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前提下进行调解，调解的优势就会丧失，还不如判决更简便、快捷。可见，一味要求查明事实、分清责任，既不尊重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耗时、费力，又浪费法院的审判资源。

２．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过于简单，审判实践中难以操作。民事诉讼法、最高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设专章规定了调解，但内容简单，过于原则，缺乏法官和当事人必须遵守的程序和规范。这一方面造成法官在实施过程中随意性很大，何时调解、如何调解，均由法官决定，没有程序性的约束；另一方面，造成法官在实施过程中不敢大胆适用。

３．“调审合一”影响司法公正。民事诉讼法对调解的程序未作独立、专门的规定，实行的是“调审合一”的调解模式。这种模式对降低诉讼成本、避免严格程序带来的对抗性，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现实意义。但是，随着司法改革的进一步

深化，它在审判实践中所暴露出来的弊端日益突出，如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常常身兼调解者和审判者双重身份，势必造成法官在身份上的冲突，一旦调解不成，容易使当事人对法院的公正和判决的正义产生怀疑，有损司法权威。４．调解中的职权主义色彩过重。民事审判方式改革虽然起步较早，但传统审判方式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反映在调解上就是法官的职权主义特别突出。首先，法官对运用调解方式还是判决方式结案，拥有较大的选择权，有些能调解结案的案件，法官却将调解走了过场；有些案件应当及时判决，法官却在开庭后反复调解，久调不决。其次，调解中法官多是扮演“主宰者”角色，忽视当事人尤其是债权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益，甚至强迫或变相强迫当事人接受调解。

５．赋予当事人反悔权的规定有待完善。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调解书送达前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反悔，而无需任何理由。因此，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的调解协议对当事人并无任何约束力。这对调解制度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损害了法院的权威和遵守调解协议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导致了审判资源的浪费，助长了当事人在调解中随意言行、不负责任的倾向。

6．审限对调解的影响应引起重视。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３个月内审结。对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来讲，因法官在同一时间段内审理的案件数量太多，导致实际分配到每一个案件上的绝对时间是不到３个月的，并且有些案件在调解过程中需要进行“冷处理”，因法律及司法解释未明确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期限是否可以延长，导致有些本来可以采用调解方式解决的纠纷最后却采用了判决方式解决。

7．检察机关等部门的不当监督对调解的影响不容忽视。在现行诉讼机制下，法官在调解中多是扮演“主宰者”角色，调解时法官难免要提出调解方案或就当事人的责任大小发表意见，且为了调解法官又不得不与当事人庭下接触。在当事人达不成调解协议的情况下，有时检察机关等部门会以行为不当为由质询法官，并对案件审理过程进行监督，这必然会给法官造成心理压力，使法官不敢和不愿做调解工作。

8．“送达”已成为制约法院审判效率的重要原因。由于人口的流动性在不断加大，而公民的法律协助意识又比较淡薄，使法院很难将诉讼文书或法律文书递交给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签收，造成案件审理期间的延长和当事人诉讼成本的增加，特别是调解书是在送达后才能生效，不能及时送达将有损当事人的权益。

二）对策与思考

１．确立当事人意思自治为主、国家干预为辅的调解制度。首先，充分尊重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在没有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情况下，当事人依法达成的调解协议，是当事人对自己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自由处分的结果，法院应当认可。其次，全面落实调解的自愿原则。在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是否调解的选择权在当事人，是否再次调解的选择权也在当事人，法院不得在事先未告知当事人进行调解的情况下通知其到庭进行调解，调解方案应当由当事人首先提出等。再次，调解必须坚持合法性原则。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2．重新架构调解与判决的关系，有条件的可以实行调解前置、推行调审分离。将调解放在庭前准备阶段，使其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诉讼阶段。这一方面可以及时解决部分民事纠纷，减少进入审判程序案件的数量，化解法官的工作压力；另一方面，当事人在庭前准备阶段较为宽松的氛围下，通过对自己各种权益的衡量，更易于接受调解这一和平解决纠纷的方式，这也符合我国的国情和历史传统。推行调审分离，将法院内部的法官进行重新定位和分工，一部分法官专司调解，可以有效地防止法官以拖压调、以判压调等违反当事人自愿原则现象的发生，同时也可以避免现行诉讼机制下法官为了调解不得不与当事人庭下接触的尴尬。完善和发展民事诉讼调解制度,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调解与判决并重原则，注意防止和克服重判轻调的现象，宜调则调，当判则判。但判决前，六类民事案件最高院明确规定应当先调解。

3．取消当事人的反悔权。最高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受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并经法官审核后，双方当事人同意该调解协议经双方签名或者捺印生效的，该调解协议自双方签名或者捺印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而民事诉讼法规定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反悔的，法院应当及时判决。对于调解书效力的问题不能实行双重标准，应当将这一规定扩大适用于普通程序。有条件的法院还可以采用当场制作并送达的方式解决调解书的效力问题。

4．简化调解书的制作。法律及司法解释对调解结案的案件法律文书如何简化没有明确规定。尽管最高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涉及

了该问题（即在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并需要制作民事调解书的情形下，制作法律文书时对认定事实或者裁判理由部分可以适当简化），但也有其局限性。因为对调解书的简化作列举式规定不合理，应作原则性规定，使法官面对具体情况时可以灵活掌握。有条件的法院可以采用格式调解书，当场制作并送达。

随着“构建和谐社会”重大举措的提出，调解结案也成为法院青睐的结案方式，而调解也就成了“司法和谐”的代名词，各级法院均采取各种有效的方式，实现调解效益最大化，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