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流软文：两会代表委员热议物流业发展(李威20150330)

第一篇：物流软文：两会代表委员热议物流业发展(李威20150330)

两会代表委员热议物流业发展

中国物流业随着增速放缓，将进入以网络化、组织化服务为主的“新常态”。我国物流总费用占GDP比率在18%左右，按2014年我国GDP63.6万亿元测算，社会物流总费用高达11.4万亿元。如何破解公路物流发展之痛，打造高效物流运营系统，助推经济转型升级，成为两会代表、委员关注的热点之一。

打造公路物流运营系统

全国政协委员、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提出“加快发展以信息化武装的现代物流体系，助推经济转型升级”，建议推进大数据、云计算在公路物流领域的应用，及时研究完善相关扶持政策，从而提升企业竞争力，助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

徐冠巨表示，物流不仅是一个企业、一个行业的事情，在经济新常态的大格局下，物流行业的运行效率是关系资源配置和国民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因素。“如果通过提高物流运行效率，将这一比率哪怕只下降一个百分点，则每年可新增6000多亿的经济效益”。

徐冠巨建议，各地要像重视机场、高铁那样重视公路物流基础设施网络的建设，不能简单地把集卡看做是交通阻塞、压坏公路的“罪人”，把货运节点从二环迁到三环、四环乃至五环。应将“公路港”作为交通基础设施纳入规划，制定明确的建设标准和规范，并研究相关用地、规划、财政、投融资等方面政策，探索适应这一模式发展特点的、政府扶持下的市场化运营新模式。

在山东省政府大力支持下应运而建的山东物流集团，聚力发展现代物流、金融物流和清洁能源，是政府及企业在物流新道路上探索的先驱，肩负引领推动全省物流业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的重要使命。其专业的人才团队和创新的商业模式，势必对当今物流业的显性、隐形问题的解决，以及未来中国物流业发展方向有着积极影响。

让快递货物搭上高铁

全国人大代表何寄华建议：“让快递货物搭上高铁，在高铁上开设两节货物车厢。” 何寄华表示，铁路系统列车运行大调整后，火车行李车的租金上涨了50%～200%，影响了铁路邮政运输，并大大增加了铁路邮政运输的成本。面对这些问题，有的快递企业选择汽车运输，但是因容易受到道路、天气、运能、时限等因素的影响，难以适应新时期电子商务和物流快递业发展的需求。有的快递企业甚至自己买飞机专运，使成本大大增加。而迅猛发展的高铁，有时还部分面临空载情况。何寄华认为，为了更好地促进物流快递业快速发展，提高高铁运输效率与运营效益，充分发挥高铁运输快捷、便利等优势，应加快发展高铁物流快递业。国家相关部门将高铁运营模式由客运向客运与快递等物流业联运转变，即在保证客运的同时，兼顾货运。同时，在各地已建高铁站附近修建小件货物转运场地和设施，设立邮政营业网点。在今后高铁站建设过程中，同步规划邮件与快递货物转运场地和设施。

高速公路收费体制改革在即

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堂表示，目前高速公路建设在融资方面遇到了很多困难和问题，已经将收费公路的管理和收费调整的修订提上议事日程，将对该工作进行体制性的改革。

杨传堂说，我国收费公路发展30年来，目前已达11.2万公里，为世界第一。其一开始项目实施也比较好，但随着发展，特别是中西部高速公路的建设，在融资上遇到很多困难和问题。

他说，对收费公路的管理和收费调整的修订，已经被提上议事日程，已对收费调整进行了前三轮的调研，今后将进行体制性的改革，同时，也将把收费公路的有关管理加强起来。“收费的问题将来还会成为整个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方面。当前建设公路中有69%都是通过贷款收成，今后将加快社会和政府投资，一方面进行深入改革，另一方面实施可持续发展，对收费调整进行认真的修订。

第二篇：“两会”代表委员“微博互动”引热议

“两会”代表委员“微博互动”引热议

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召开之前，在网络微博上，关于全国两会的话题早已热了起来，不少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纷纷上网实名开微博。为方便网友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互粉互动”，一些网站还开辟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微博专区。短短几天内，新浪微博专区就“聚集”了数百名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

人们认为，“微博互动”为代表委员与民众架起了交流沟通的桥梁，是好事一件。有利于增加代表、委员的“透明度”，也有利于增进代表、委员与网友之间的沟通、理解和信任。

人们还有三点更高的期望：一是代表、委员的“微博互动”不要仅限于两会之时。两会前和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上网开微博与网民交流，网友觉得离代表、委员很近，离全国两会也很近。不过，根据往年的经验，等到两会一结束，有些代表和委员可能就要关闭微博，或者停止更新。这种情况让人失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履行职责不应限于两会，同样，代表、委员在网上倾听民意、了解民情，也不应该限于两会之时。实际上，只有长时间与网友交流互动，才能更全面、真实地了解网上民意。

二是微博成为一个有来有往的交流平台，而不是代表委员的发言平台。有些代表、委员虽然开通了微博，但不“关注”任何人，也不太愿意回答网友的问题，只顾着一个人自说自话，这样的微博其实起不到交流的作用。所以，期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微博上多与网友交流、互动，而不是把微博变成“我说你听”的平台。

三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微博互动”时，要有承受压力的思想准备，一分为二看待网友言论的胸襟，不要动不动就生气，甚至“以牙还牙”——不因为别的，只因为你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

第三篇：食品安全成两会热点 代表委员热议舌尖上的安全

食品安全成两会热点 代表委员热议舌尖上的安全

仪器信息网 2013/3/13 16:20:27 点击37次

因为香港的奶粉“限带令”，食品安全问题再次成为全国两会上的热词，食品安全与民生息息相关，却又问题频发，不断触碰公众的心理底限。虽然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吕新华表示，质检总局数据显示内地99%的奶粉符合质量标准，但民众依然缺乏信心。全国两会上，众多代表委员再次将目光聚焦在食品安全。

评奶粉事件

崔永元对奶粉没信心 委员感叹是“行业悲哀”

谈及香港奶粉限购措施，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太平绅士陈红天3日感叹：“这是中国奶粉行业从业人员巨大的悲哀1 全国政协委员、霍英东之子霍震霆则表示，香港限购奶粉，本来不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一时挑起这么多纷争，说明香港、内地在文化背景方面还要加强交流。

相比香港特区的委员们，内地政协委员们思考得更多。崔永元3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虽然有数据表明99%的国产奶粉都合格，但可能有同样比例的消费者依然无法信任国产奶粉。

奶粉质量问题也引起了企业家的关注。全国人大代表、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3日在四川代表团第一次全团会上表示，食品企业首先要有安全意识，在生产过程中具备相应的安全生产措施，提高产品的品质感。他透露，新希望正在考虑进军奶粉行业。全国政协委员、伊利董事长潘刚3日接受中新社采访时称“每天如履薄冰”。本次他带来了两个与乳业有关的提案。

析恐慌缘由

消费者信心不足 “奶粉慌”实为“信用慌”

有网友指出，内地民众千里迢迢从香港带奶粉，其实购买的是香港的“监管”。这一说法引起了参会代表委员的共鸣。不少委员和专家指出，在“奶粉限带令”背后实际上是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忧虑，以及对社会诚信信心的缺失。

第四篇：2014最新时政热点：代表委员热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2014最新时政热点：代表委员热议总书记重要讲话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安徽代表团参加审议时关于推进作风建设的重要讲话，在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家认为，讲话中“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等重要论述，质朴凝练、内涵深刻，具有重大现实针对性和深远历史意义，为加强党风政风作风建设提供了指南。

戒“松”守“严”，坚定理想信念、坚守精神高地、坚持拒腐防变

代表委员认为，“三严三实”是党的领导干部的为官之道和行为准则，是对中国共产党优良作风和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总书记讲话对党员领导干部来说既是一个新要求，也是一道大考题，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文联副主席姚晓英说，现在少数领导干部身上确实存在“里外两张皮”现象，有些人言行不

一、表里相背，严重败坏和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今后必须把树立和恪守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作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以此取信于民、赢得民心。

“我特别认同心存敬畏、慎独慎微的说法，这突出了个人修养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卫计委副主任郭玉芬说，实际上，为官也好，做事也好，首要的事就是把自身修炼好。打铁还需自身硬，你能不能做事情，能做多大的事，根本取决于你有怎样的素质。” 权力源自人民，任何人不能用来搞特权、谋私利。“三严三实”的要求给广大干部竖了一面镜子，是对执政党和领导干部的规范和约束。

全国人大代表、中山纪念中学校长贺优琳说，在一些地方，有些干部级别不高，架子不小，排场很大，对个人享受比对工作更在意。权力是人民给的，不能用来搞个人享受、蝇营狗苟。公权私用和挥霍浪费，是对历史和人民的犯罪!

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用制度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让干部心中生敬畏心、清廉意。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铜仁市市长夏庆丰认为，党和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党风廉政建设的规定，对权力运行的约束更强了，现在很多公务员感受到压力，一些干部心里有一种“怕”的感觉，这表明这些制度规定显现出良好效果。他指出：“要形成一种风尚：职级职位不是荣耀和面子，不是追求个人利益和享受的手段和阶梯，而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去“虚火”做“实功”，让工作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

“形式主义误事，形象工程误国。”全国政协委员、民革辽宁省委主委施中岩表示，总书记提出“谋事要实”，切中当前一些地方、一些干部做事好高骛远、脱离实际的弊病。

“三严三实”要求，把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方式方法具体化，要求广大干部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点子、政策、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和科学精神。

为推进结构调整、治理大气污染，河北省要淘汰大量的落后和过剩产能。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王昌说：“凡事，要从脚下一步步做起，不能好高骛远。我们把任务分解到，落实到地区、企业，有组织、有计划强力推进。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注重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积极主动地一个一个加以研究解决。既打歼灭战，也打持久战，相信持续干几年，一定取得明显成效。” 代表委员认为，当前我们处于改革攻坚、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创新创业的任务艰巨，面临许多矛盾和困难，必须把“创业要实”的要求贯穿各项工作始终。

去年吉林省企业安全生产发生多起惨痛事故，给人深刻教训。总书记“创业要实”这句话，给全国人大代表、长春新大石油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桂凤留下深刻印象。他表示，作为企业负责人，要敢于碰硬、不避矛盾，把“创业要实”的要求切实贯彻到企业安全生产和日常管理中，坚决清除事故隐患。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培罗蒙西服有限公司总经理金建华感慨地说：“我当了7年政协委员，经常有群众问我，‘你到北京开会，到底帮我们解决了什么问题?’我也总是自问，我的调研够不够深?老百姓还有哪些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我有没有努力推动事情的解决?一想到这些，确实感到自己责任重大、担子很重。”

“我们陕北人常说，‘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的是干部’。作为一名基层村干部，在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上要率先垂范，真正做到‘创业要实’，才能团结带领乡亲发家致富。”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县沿河湾镇侯沟门村党支部书记杨丰岐说。

代表委员指出，当年，社会上曾广泛提倡和尊崇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今天，总书记重提“做人要实”，为这几句话增添了时代内涵和全新价值。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华日服装有限公司工会主席朱雪芹说：“父母从小教育我们要诚实做人、诚信待人，但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生活不断变化，出现诚信空间被挤占、人际关系变冷漠的现象。总书记强调‘做人要实’，就是要让社会回到诚实守信的正道上去，塑造以诚相待的良好社会风气。这一点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尤其重要，因为他们的一言一行代表党和政府形象。”

“干部要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自治区库伦旗库伦镇上勿兰嘎查党支部书记罗海棠说，自己身处最基层，干部作风怎么样，老百姓看得清清楚楚，玩花架子走形式，骗不了任何人。他指出：“任何弄权谋私的小动作，都会伤群众的心。‘三严三实’是对不良作风顽疾的一剂对症猛药!”

防“一时之功”求“长远之效”，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现在大家最担心作风建设刮风。总书记提出‘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指出了问题的关键和核心。今后要持续把作风建设抓下去，并使其走到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决不能搞走过场、一风吹。”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经济学院院长吕忠梅说。

代表委员认为，总书记的讲话表明，中央对作风建设的重要性、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认识非常清楚，解决问题的思路十分清晰，措施具体到位。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科大讯飞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庆峰说，作风建设长期坚持下去，不仅可以清正党风、政风，也会对社会文化和社会生活起到积极引导作用，对全社会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传导健康行为方式等具有重要引领作用，是鼓舞人心的正能量。

总书记关于作风建设“如果前热后冷、前紧后松，就会功亏一篑”的论断，平白浅显，直指问题症结，及时回应了社会上有关抓作风政风建设能否持续的种种疑虑。

“当前，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力度不断加大，成效十分明显，人民群众看得清、感受得到，得到大家衷心拥护。但是社会上也有一种担心，怕不能坚持或不继续加大力度，个别干部也存在观望心理。对此，总书记的讲话给予明确回答，振聋发聩。”全国人大代表、青海民族大学校长何峰说，“‘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表达了作风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我们决不能躺在目前取得的成绩上，必须将作风建设进行到底。”

代表委员认为，“三严三实”的重要论述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是对作风建设一系列规定要求的提炼和概括，是既符合实际又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是今后指导作风建设的重要指针。

全国政协委员、苏州大学副校长熊思东指出，总书记关于作风建设的讲话，核心是把群众利益放到首位，把群众诉求作为工作的动力。讲话有助于推进作风建设迈向新水平，促使广大干部进一步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更加脚踏实地开展工作，实现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记者江国成、王思北、张丽娜、张辛欣、刘美子、于文静、徐祖华、罗沙、闫起磊、宗巍、王敏)

第五篇：两会代表委员谈建筑业发展问题（精选）

两会代表委员谈建筑业发展问题

杜波：建议修订工程重大安全事故定罪标准

全国人大代表、青岛建设集团董事局主席杜波在今年的议案中建议修订工程重大安全事故定罪标准。

他认为，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是我国现行《刑法》第137条新增设的罪名，是指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违反国家规定，降低工程质量标准，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行为。所谓的“违反国家规定”，我国刑法第96条对此作了通则性规定，即指违反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也就是说，本罪指向的现行“国家规定”有三个：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二是国务院发布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三是国务院发布的《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必须以发生工程重大安全事故为前提，与重大相对应的是较大和一般，较大和一般工程事故并不能构成本罪。实践中，区别重大与一般的标准主要是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对于“重大安全事故”，我国刑法并未做出量化标准，《建筑法》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也没有明确规定，只有《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对生产安全事故做了量化分类，分特别重大事故、重大事故、较大事故和一般事故，从死亡人数划分，分别为死亡30人以上、10人以上30人以下、3人以上10人以下、3人以下，可见“重大安全事故”的认定起点是死亡10人以上。

杜波同时认为，现行工程重大安全事故定罪标准与认定标准的冲突。

目前，我国尚未制定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的定罪标准;司法实践中，“两院”审理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案件时，均参考2007年3月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矿山生产安全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的规定，该解释规定，“发生矿山生产安全事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的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一)造成死亡一人以上，或者重伤三人以上的；(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一百万元以上的；(三)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情形。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的„情节特别恶劣‟：(一)造成死亡三人以上，或者重伤十人以上的；(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三百万元以上的；(三)其他特别恶劣的情节”。

可见，该司法解释将“死亡一人以上”作为重大事故的定罪标准，与国务院《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重大安全事故“死亡10人以上”的认定标准存在严重冲突。

杜波认为，在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的认定上，“两院”司法解释与国务院《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存在严重冲突，降低了罪与非罪的界限，擅自扩大了定罪范围，违背了我国的立法原则，在工程管理实践中带来重大不利影响。因此，他建议有关部门修订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的定罪标准。

康厚明：应严格监督建筑企业缴纳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从去年12月开始，我就在调研农民工被拖欠工资和长期得不到权益保障的根本原因。”日前，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建工第一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路面处农工班班长康厚明说，建筑领域的工程“层层转包”，使得用工关系变得复杂，一旦发生事故或工程资金出现缺口，农民工工资就必然被拖欠。

去年12月，康厚明陪同全国总工会的相关领导前往该市主城区某工地调研考察。期间，工地的几位农民工工友向他透露了一个情况：绝大部分农民工没有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而是与相关的劳务公司签订“集体协议”。用工单位告诉他们，因为他们是和劳务公司签订的协议，因此用工单位没有义务给他们购买各种保险等。

康厚明后来又走访了几个工地，发现因为工程存在着层层转包，工程一旦出现事故或资金缺口，在整个工程预算造价中所占比例最小的农民工工资，就极容易首先被挪用或拖欠。

“许多建筑企业并没有按照规定缴纳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康厚明收集发现了部分建筑公司“金蝉脱壳”的伎俩。他说，一部分小建筑企业拖欠工人工资后，立即转移公司注册资金，更改法定地址和法定代表人，即使农民工赢得了官司，欠薪也无法得到执行，导致暴力事件发生。“必须加大对建筑企业的监督和管理，尤其是对注册资金的监管，监督企业严格缴纳工资保证金。”经过3个月的调研，他形成了保障农民工工资和加强农民工社会保障的4份建议，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在体制、机制上切实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康厚明说，作为一名农民工，在“十二五”时期的最大愿望是，农民工群体能够在城市里“同工同酬同待遇”，在城市里做和城市人同样的工作，能够得到同样的薪酬和保障。

蔡克勤：制定规划，环评不能缺位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教授蔡克勤在今年的提案中呼吁，“在制定各类规划时必须高度重视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特别是宏观重大决策中，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不能缺位。”他认为，影响环境的因素不仅来自各项具体的工程建设活动，更重要的是来源于国家和各级政府制定的各项规划。不当的决策对环境造成的不良后果将长期存在，甚至是灾难性的。虽然2002年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其后，各省(区、市)也相继出台了地方性法规，但是这些法规的执行力度仍有待加强。

在提案中，蔡克勤呼吁，应重视建立国家重大经济技术政策、产业政策、区域和资源开发利用规划、城市和乡镇发展规划、行业建设规划、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等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制定区域行业污染排放限值的国家标准，使其法制化和制度化，从而推动科学合理配置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有计划地控制区域环境质量恶化，减少和减轻对环境的损害。同时，各级政府应重视相关环境信息的披露，只有社会公众广泛参与和监督，实施保护环境的政策才不会被空置。对于如何落实环境影响评价，蔡克勤委员提了三点建议：环境保护部门应向各级政府大力宣传和贯彻环境影响评价的理念，建立起相应完善的、有立法保障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特别是在制定的各类规划中应有相关的环境影响评价内容；逐步建立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的法律法规，尽快制定公众参与的原则和工作机制；努力转变现行环境影响评价机制中出现的程序复杂、过程太长、环境评价报告书过于繁复、专业性太强等不利于人大代表和公众参与的不足之处，进一步探索有助于与公众沟通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的工具和方式。

杨晓霞：建议立法保障农民工安全教育

作为浙江代表团为数不多的80后代表，也是浙江省唯一一位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外来务工者，杨晓霞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各种权利保障问题尤为关心。

杨晓霞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由于缺乏必要的安全意识和职业的安全技能培训，外来务工人员违规操作、违章作业、违法行驶(或行走)，而导致安全生产事故问题突出，外来务工人员往往既是各类事故的肇事者，又是各类事故的直接受害者。血淋淋的教训应该引起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和关注。

据天津市2006年公开披露的数据显示，2005年以来，该市发生的生产死亡事故中，属于非公有制中小企业使用外来务工人员死亡的事故，分别占事故总起数和人数的97%和95%。杨晓霞认为，只有通过教育培训提升人的安全素质，才能减少和避免由于人的不安全行为而造成的生产安全事故，从根本上解决外来务工人员事故多发的现状。因此，通过安全教育培训，提高外来务工人员安全意识和技能，降低或减少作业人员伤亡，保障作业人员的人身安全，增强外来务工人员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在当前“用工荒”、“用工难”的社会大背景下，尤其显得意义重大。

杨晓霞还认为，应制订一部对外来务工人员强制性安全培训的法规，要求企业新招聘工人在上岗前必须完成不少于72小时的相关安全知识培训，并须经过集中考核，发现未开展或未达到培训要求的，由安监部门进行行政处罚。同时，将外来务工人员岗位安全培训情况与企业安全生

产黑名单挂牌、工伤保险费率、银行贷款、知名商标评定等挂钩，安全培训开展好的企业应给予政策性的优惠待遇和激励措施，促进企业重视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安全培训。此外，对外来务工人员安全培训情况进行登记并实行电子档案管理，做到有记录可查。

各级政府要加大对高危行业如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矿山、建筑、人员密集场所等安全硬件和软件的投入，财政应专项拨款全面开展高危企业安全标准化、规范化、信息化创建，促进企业产业升级和生产设备设施完善改进，帮助企业提升安全生产整体水平，切实提高外来务工人员的安全生产工作环境和条件。

马明哲：用保险资金支持保障房建设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平安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马明哲向全国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提案：从关注民生工程的角度，建议发挥保险资金改善民生的作用，利用保险资金支持国家保障性住房建设。

马明哲认为，保险资金参与保障性住房建设，符合保险资金的投资要求。保障性住房建设，具有地方政府负责、指定土地划拨、规定利润空间、承诺回购等强制性要求，对于保险资金而言，是风险可控、长期稳定、担保可靠的投资品种，符合当前保险资金资产负债配置的需要。同时，也有助于降低保险资金运用对资本市场的依赖度，有效规避市场波动给保险资金运用带来的风险。

在具体措施上，马明哲提出了三点建议，首先，保险企业设立投资保障性住房建设的专项基金，按照“政府主导、商业化运作”的模式，建立高效率、低成本、高透明度的运作机制，与政府共同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建设与发展。其次，建议政府对保险资金参与的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给予一定的税收支持政策，减免相关税赋，提升保险企业参与的积极性。此外，基于保障性住房的公益性、长期性、稳定性等特点，建议保监会将保险资金参与保障性住房建设划归基础设施建设类的投资，按债权级别分类，允许保险资金通过基金、股权、债权等多种方式投资，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

潘祖尧：我国城市存在千城一面等三大隐忧

“非洋不取、千城一面、高大全”——这是全国政协委员、建筑学大师潘祖尧对中国城市建筑提出的三大隐忧。

潘祖尧是资深建筑师，1973年在香港成立潘祖尧建筑师事务所，1981年担任亚洲建筑师学会理事长，后来又担任世界华人建筑师协会第一任会长。

在潘祖尧看来，北京的新建筑和城市设计虽然引人注目，但未必合情合理。他认为，北京的几座标志性建筑中只有水立方“还可以”，因为这个建筑所处的位置原先就是一片空地，而且是为了奥运主题而建，附近也没有传统建筑，比较契合周围的环境。

但他评价央视新大楼“好像一个外来的怪物”，他认为，作为独立建筑是不错的，但跟周围环境联系起来，就显得突兀了。

在他眼中，最不合时宜的是位于人民大会堂西侧的国家大剧院，首先是风格不协调，那里都是有历史感的建筑，大剧院太新太“后现代”；其次，那个区域属于政治区域，而非文化活动区域，在区域布局上不合理；而且，在交通上也不便利。

事实上，他本人正是当年国家大剧院设计方案评委会成员之一，他当年曾强烈反对这一设计方案，认为是“对我国民族传统、地方特色是唱反调，对天安门地区只有破坏，没有建设，而且在设计上也有颇多的错误”。

他曾参加前两轮评选，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被邀请参加国家大剧院设计方案的最后一轮评选。

他认为现在国内在建筑设计上有一种风气，就是盲目崇拜洋设计师，“非洋不取”，现代的、后现代的、伪传统的纷纷登场，让中国成了外国设计师的试验场。

比如北京，像故宫一类的传统建筑既雄伟，又均衡，四合院也极有特色，但现在北京盖楼，却不怎么考虑文化、地理、风俗习惯、色彩、气候等多方面要素。

他就看不上在楼顶上建四合院的做法，“四合院就应该接地气”。他认为，具有传统精神的现代建筑设计，理想境界应是将传统精华寓于现代设计手法中，在整体及内部空间和布局上有传统观感。

他也对仿古现象深恶痛绝，他说，一些地方对传统建筑看不起，认为它们老旧、破败，于是推倒重建，结果这些建筑全没了灵魂。

但他认为丽江保护得还不错，在原有建筑上翻新，没让现代建筑进来太多，保留了原来的味道。

他觉得内地的城市实在是太没特色了，“千城一面”，原因就在于简单模仿，“看外面流行什么，就仿效什么”，稍微一个有特色的建筑，马上就被模仿了过去。比如北京有天安门广场和城楼，其他城市就纷纷仿建，北京建了“鸟巢”后，有地方开始建“鸟巢二代”，都在照葫芦画瓢。而且互相攀比得厉害，讲究“高大全”，你建得比我高，我就造得比你大，反正要盖过一头。

“我从事建筑业很多年，虽然人在香港，但在内地也承接过一些项目，既感叹于内地城市化的迅猛发展，也觉得中国的城市建设实在太乱了，毫无特色。”他感叹说，“中国的建筑师应该具有独立的思考精神和创造精神，吸收本土建筑精华，学习世界建筑理念，并且赢得城市的信任，这样中国的建筑才会有改观。”(本报综合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