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的冤假错案的受害人及原因

第一篇：近几年的冤假错案的受害人及原因

最高检昨日下发《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其中规定，检察人员承办的案件发生被告人被宣告无罪，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确认发生冤假错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跑或死亡、伤残等情形的，一律启动问责程序。

最高检新闻发言人肖玮介绍，在明确各类检察人员职责权限的基础上，建立“权责一致”的司法责任体系，构建科学合理的司法责任认定和追究机制，是落实司法责任制的核心。

《意见》明确了司法责任的类型和标准，并分别列举了各类司法责任的具体情形，以及免除司法责任的情形，增强了司法责任追究的可操作性。

三类过错要承担司法责任

《意见》根据检察官主观上是否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客观上是否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将司法责任分为故意违反法律法规责任、重大过失责任和监督管理责任三类。

《意见》明确了故意违反法律法规责任必须追责的11种情形：

包庇、放纵被举报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使无罪的人受到刑事追究的；

毁灭、伪造、变造或隐匿证据的；

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获取证据的；

违反规定剥夺、限制当事人、证人人身自由的；

违反规定限制诉讼参与人行使诉讼权利，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

超越刑事案件管辖范围初查、立案的；

非法搜查或损毁当事人财物的；

违法违规查封、扣押、冻结、保管、处理涉案财物的；

对已经决定给予刑事赔偿的案件拒不赔偿或拖延赔偿的；

违法违规使用武器、警械的；

其他违反诉讼程序或司法办案规定，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

中国十大冤假错案受害人曝光：

1】内蒙古呼格吉勒图奸杀案：1996年4月9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卷烟厂发生一起强奸杀人案，警方认定18岁的呼格吉勒图是凶手，仅61天后，法院判决呼格吉勒图死刑，并于5天后执行。2005年，轰动一时的内蒙古系列强奸杀人案凶手赵志红落网，其交代的第一起案件便是当年这起“4·9”杀人案。今年10月 30日，来自内蒙古政法委、公安厅和高院的消息称，“4·9”杀人案最快本月启动重审程序。

2】念斌投毒案：2006年7月27日夜，福建省平潭县澳前村17号两户居民家中多人出现中毒症状，其中两人经抢救无效死亡。警方经过侦查，很快确定是人为投入氟乙酸盐鼠药所致，认为其邻居念斌有重大作案嫌疑，被逮捕，提起公诉。后该案历时8年10次开庭审判，4次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2010年10月最高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出不核准死刑的裁定书，并撤销原判发回福建省高院重审。2011年9月7日，该案在福州中院再次开庭审理，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的情况下，福州中院于同年11月24日再次对念斌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据相关人士称2014年9月份平潭县公安局已经重新立案，对念斌重新布控，依法不允许出境。此前的8月22日，福建省高级法院公开宣判引发广泛社会关注的“念斌投毒案”，对涉嫌犯投放危险物质罪的上诉人念斌宣告无罪。

3】佘祥林杀妻案：1994年初，佘祥林的妻子张在玉突然失踪，久寻不到，张家开始怀疑是被佘祥林所杀，因为张在玉患有精神病。数月后，一村民在村头发现一具腐尸，张家人一口咬定死者就是张在玉。这样，佘祥林就成了第一杀人疑犯，不久即被京山县公安机关抓捕。这一年，佘祥林28岁，张在玉31岁，他们的女儿才 6岁。然而，2005年3月28日，被佘祥林“杀害”达11年之久的妻子突然现身，一件天大冤案由此浮出水面。4月13日，京山县法院经重新开庭审理，宣判佘祥林无罪。5月10日，佘祥林向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国家赔偿申请。2005年10月底，佘祥林及其家人，最终累计获得70余万元国家赔偿。

4】赵作海杀人案：58岁的赵作海，商丘市柘城县老王集乡赵楼村人。11年前的5月9日，他因涉嫌杀害同村村民赵振晌被当地公安刑拘。在被超期羁押三年半后，商丘市中级法院一审认定赵作海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2010年4月30日，“被杀害”多年的赵振晌突然出现在村里，和湖北佘祥林案情节几乎完全一致，“死人”复活令赵作海得以昭雪。

5】聂树斌强奸杀人案：1994年8月5日，河北省石家庄市西郊孔寨村附近发生一起强奸杀人案，聂树斌成为犯罪嫌疑人被抓，后经石家庄和河北省两级法院审判，被判死刑。1995年4月27日，经河北省高级法院复核(当时最高法院尚未收回死刑复核权)，聂树斌被执行死刑。那时聂树斌年仅22岁。十年后，2005 年1月18日，河南省荥阳警方在当地某砖瓦厂内抓获一名可疑男子。该男子真实姓名叫王书金，河北广平人。他向警方供述，曾在河北强奸多名妇女，其中四人被杀害。之后，王书金被广平县公安局押回河北，到其所交代的作案现场进行指认。其中就有十年前由法院认定被聂树斌“杀害”的康某遇害的现场。

6】徐计彬强奸案：徐计彬，邯郸市曲周县乡村教师，1991年因强奸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15年后被宣判无罪。1990年12月3日，徐计彬的邻居尚某某报案称自己在家中被人强奸，公安部门迅速介入展开调查。案发现场的被褥上留有精斑，法医鉴定结果显示，现场精斑化验血型为B型。2006年年初，自感冤枉的徐计彬乘着全省大接访的有利时机，又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在律师的建议和帮助下，徐计彬到多家正规医院重新鉴定了血型，均爆出惊人结果：徐计彬的血型为 “O”型。2006年7月28日，曲周县人民法院判决徐计彬无罪。

7】孙万刚强奸杀人案：孙万刚，云南巧家农民，在昆明上大学期间因强奸、故意杀人的罪名被判处死缓，8年后被宣判无罪。1996年1月2日晚，22岁的陈兴会(当时是云南财贸学院会计专业二年级学生，巧家籍)在巧家县城郊红卫山一块草地上遭人奸淫后被勒昏，被刀割开颈部死亡。1996年9月20日，孙万刚因涉嫌强奸、杀害女友陈兴会，被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孙及家人此后不断申诉。2003年8月，该案被定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四大督办案件之一。2004年 1月15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判“证据不足”，最终认定孙万刚无罪。

8】胥敬祥抢劫案：胥敬祥，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阎胥庄农民，因“抢劫、盗窃”蒙冤入狱长达13年，2005年被无罪释放。1991年春节，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杨湖口乡发生了10多起入室抢劫案。当地群众人心惶惶，也给警方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胥敬祥招供后，轰动中原的这起连环抢劫案终于告破。1997年正月初一，胥敬祥在狱中给审判长写了一封长达数千言的自诉答辩书，哭诉自己的经历："我是被冤枉的，口供是在严刑拷打下编造的，指纹是被人按着手按上去的。2005年3月15日，被关押13年后，胥敬祥终于走出了监狱。

9】李久明入室杀人案：李久明，二级警督，1965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1988年调入河北省冀东监狱，1998年起任冀东监狱二支队政治处主任。2002 年7月12日，因一起入室杀人案受到牵连，后被捕入狱。在审讯过程中，因一些办案人员刑讯逼供，迫使他屈打成招，被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2004年7月，一名抢劫杀人犯在被执行死刑前供认，7·12入室杀人案为自己所为，才使这起案件真相大白。

10】张绍友“奸杀侄女”案：河南张绍友“奸杀侄女”被判死缓，九年后真凶落网获释。2002年12月24日，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凶杀案。法庭上，被羁押了近3年的张绍友始终声称“绝对不会干出禽兽不如的事”。至于他承认强奸、杀人的口供，张绍友则说自己被刑讯逼供，实在受不了拷打才口头承认的。2008年5月22日，河南省高院认定张绍友案在“认定事实上有错误”，决定进入再审程序，并终止原生效判决的执行;一周后，一直在监狱服刑、身体饱受摧残的张绍友被取保候审。

冤假错案产生的原因分析：

冤假错案中都存在不同程度刑讯逼供问题

关于冤假错案的成因分析几乎是一个永无休止的课题。我国冤假错案形成的高峰时期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主要原因是无法无天的去法律化，是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被彻底否定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中，中国经过拨乱反正，已经向法治社会迈进，并且形成了初步的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但是，仍然存在相当数量的冤假错案。

在法治建设深入发展的过程中，如何纠正和防止冤假错案，应当成为一项更值得重视的课题。在当前形势下，形成冤假错案的因素仍然很复杂，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非法取证，权力干预，利益驱动，理念误区，排斥律师。

一、非法取证

以刑讯逼供和变相刑讯逼供等方式非法获取嫌疑人、被告人口供或证人证言，是形成冤假错案的直接原因，也是与现代司法理念和司法制度相对抗的一种顽症。这种顽症至今没有消除。无论是近年来相继发现的冤假错案还是仍然在不断生成的新的冤假错案，绝大部分都形成于刑讯逼供。遏制刑讯逼供之所以难以奏效，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无计可施，而是决心不强。决心不强的理由无非有两个：一个是观念使然，因为有人仍然认为逼出来的口供具有可信性，迷信其效果；另一个则是功利角度上的需要，刑讯逼供可以达到预先设定的目标。

刑讯逼供在人类社会历史上是一种千年顽症，但是在现代诉讼理念和诉讼制度中已经难以容存。如果直到今天在我国诉讼程序中仍然不能有效遏制刑讯逼供，防止冤假错案只能流于空谈。

2012年刑诉法修正案对刑讯逼供做出了更加严格的限制，但是，由于规范本身不够严谨和缺少救济条款，并未收到明显效果。排除非法证据程序效果甚微甚至多数情况下流于形式，足以表明刑讯逼供的势头还相当严重，也足以反映出遏制刑讯逼供措施的不彻底性。遏制刑讯逼供，关键在于决心！只要进一步明确立法中的限制条件，真正落实司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对刑讯行为予以严厉制裁，定会收到显著成效。遏制刑讯逼供与破案率之间会有一定冲突，但权衡利弊，防止冤假错案显然比追求破案率更重要。

二、权力干预

权力干预司法是司法行政化的体现，也是我国法治环境不完备的突出问题。权力干预司法在我国多年来已经成为一种惯性，人们已经习以为常而且形成了一种怪圈：人人都在反对权力干预，同时又都在寻求权力干预。这种以权力干预对抗权力干预的现象，客观上则进一步强化了权力干预的作用，加剧了权力干预的恶果。

权利干预的理由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善意的干预，即领导层处于正义感和责任心而对个案做出的指示。这种干预的动机纯属善意，而且实践中也确实防止和纠正过一些冤假错案，发生过积极作用，但同样也有过导致冤假错案的消极作用。由于干预背离了程序的正当性，缺乏正当程序的权力干预显然无法保证公正性。

另一种是恶意的干预，即领导层出于个别人的私利或部分人的私利而干预个案。这种干预直接表现为以权力左右司法，形成冤假错案具有必然性。

无论是善意干预还是恶意干预，都是对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严重破坏，也是导致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排除权力干预的唯一途径，就是从机制设计上真正实现司法独立！否则，任何对于权力干预的禁令作用都是有限的。

三、利益驱动

办案机关基于利益驱动而破坏公平甚至不惜制造冤假错案，是中国司法实践中当前存在的一个十分严重的特殊问题。这种利益驱动的理由也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

一是办案机关与利益相关人的权力寻租，在我国法治环境和市场环境都不完备的情况下，有些人因利益纠纷而利用司法机关的权力加害于对方，而司法机关中的个别人则为攫取经济利益与利益相关人沆瀣一气，利用公权力达到个人非法目的。这种权力寻租的方式可以发生在侦查、起诉和审判的不同阶段，但比较集中地发生在侦查阶段。虽然多年前公安部就不止一次发布文件，严格禁止办案机关非法越权干预经济纠纷案件。但此种现象至今仍然屡禁不止，足见问题的严重。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象目前愈演愈烈，有些地方、有些做法已经达到了无所顾忌的程度。

二是将部分涉案资金提留作为办案经费的利益驱动。前些年，由于办案经费不足的原因，有些办案机关即从罚没的涉案资金中提留一部分作为办案经费使用。这种做法虽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办案经费短缺的问题，却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后果。实践中，有些办案机关为了得到涉案资金更趋向于对案件做出有罪结论；也有不同地区的办案机关为了争夺涉案资金而不惜越权管辖；还有的办案机关因在移送案件时截留涉案财物而争执不休；更有的办案机关由于在判决生效之前先行处置了涉案财物，而妨碍法院作出无罪判决。将罚没的涉案财物提留作为办案经费，虽然并非与用于个人也非出于个人私利，但是，这种对单位形成的利益驱动同样可以破坏司法公正性。更严重的是，这种以公权利益为理由而实施的违法行为，有时候甚至可以更加明目张胆，为所欲为！允许将涉案财物作为办案经费，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办案机关为获取更多经费而倾向于有罪结论。所以，任何一个法治社会都不能容许将办案经费与涉案财物混同处理。

因办案机关利益驱动而妨害司法公正导致冤假错案，其原因与监督机制有关，更与涉案资金提留的政策有关。这是我国目前所特有的、严重的、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理念误区

在形成冤假错按的原因中，除了立法和司法体制上存在的一些问题之外，一些刑事诉讼理念上的认识误区，更值得引起重视。迄今为止，我们在一些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上还存有争议和误区，这种现状已经严重束缚了我们的思想，甚至已经成为妨碍推进司法改革的羁绊。

例如，无罪推定、疑罪从无、法律真实、保障人权，这些重要原则体现了现代刑事诉讼活动的基本理念，也是构建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结构的前提和基础。但是，直到今天，这些原则在我国仍然没有得到充分贯彻，而且在认识上还有很多分歧和误区。遗憾的是，这个问题直到今天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我们曾经以事实求是为目标来否定无罪推定原则，理由是既不要无罪推定也不要有罪推定，而只坚持实事求是。直到今天，虽然已经在刑事诉讼立法中认可了无罪推定原则，但仍然未能将这个原则堂堂正正地规定在刑诉法条文之中，足见其对这个原则的认可度还不够明确。

直到今天仍坚持宣扬一个理想化的口号是“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但是，却并没有深刻地研究过，这种不枉不纵论的主张除了可以表达一种理想境界之外，在实践中却是一个逻辑冲突的命题。因为，当具体案件因证据不足而面临“宁可错放”和“宁可错判”的冲突时，只能是要么选择疑罪从无，要么选择疑罪从有，而并无中间道路可走。

以“实事求是论”去否定无罪推定和以“不枉不纵论”去否定疑罪从无，都是以一种理想化的抽象概念去否定作为方法论的具体原则。这种认识的结果，不仅模糊了刑事诉讼的价值目标，而且导致了价值选择的主观随意性。因为在标准不明确的情况下，话语权则成为得出结论的决定因素。所以，一些有争议的案件，在权力面前，既可以做到“是也不是”，也可以做到“不是也是”。

多年来，在刑事证据标准问题上，客观真实论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虽然经过多年讨论，如今法律真实论已经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得到认同。但令人遗憾和担忧的是，客观真实论并未因此而退出舞台，却出现了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并重的认识。毋庸讳言，“并重说”又是一种理想状态，形式上全面、周延、无可挑剔。但是，“并重说”同样也存在一种逻辑冲突。因为，当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两种标准发生冲突而难以并重时，就必须在两难之中做出一种选择。而面对“并重说”的双重标准，或者会使当事者无所适从，或者又会导致以话语权为中心的主观随意性。

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观点，也同样体现了十分明显的逻辑冲突。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将打击犯罪作为刑事诉讼活动的主要目标，在2012年出台的刑诉法修正案中终于写入了保障人权的内容，体现了刑事诉讼理念的进步。然而，却又将保障人权定位到与打击犯罪并重的地位。这种认识实际上是回避了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两种价值目标内在冲突的自欺欺人。因为，这两种目标有时候是无法并存的。或者，强调以确保打击犯罪为前提，兼顾保障人权；或者，强调以切实保障人权为前提，兼顾打击犯罪。无视或者回避这种冲突的结果，只能导致人们在对诉讼价值观问题上的忽左忽右或者无所适从。

以“事实求是论”否定无罪推定原则，以“不枉不纵论”否定疑罪从无原则，以及“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并重论”和“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论”，不仅暴露出其认识自身的逻辑冲突，而且还反映出证据标准和诉讼理念的不确定性。更重要的是，正是由于这些理念上的误区，使人们难以摆脱有罪推定，疑罪从有，客观真实论和重打击而轻人权的滞后观念。而这些滞后观念则是铸成冤假错案和阻碍纠错的深层原因。

五、排斥律师

在陆续发现的冤假错案中，绝大部分都是武断粗暴排斥律师辩护意见，这一事实充分反映出律师辩护对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性。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律师辩护是实现司法公正不可或缺的必要环节。但是至今为止，中国律师仍然没有在主流社会争得一席之地，被贬低为社会的异己力量，排斥于法律职业共同体之外，甚至形成公、检、法三家三位一体与律师对抗的态势。这种现状，无疑是冤假错案生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为私权利的代言人，律师是唯一可以适用法律手段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专业法律人士，律师以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为宗旨，所追求的结果是法律的公正性。在没有律师辩护的案件中，法律的天平就会因为控辩失衡而发生倾斜。一个没有律师的法治结构是残缺的，一个排斥律师的法治环境是扭曲的，而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不可能是排斥律师的。可以说，排斥律师对于铸成冤假错案来说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必然性。至今为止，律师参加刑事诉讼活动的空间仍然受到限制，律师辩护的作用更是十分有限。这种现状不仅与对律师的轻视有关，而且也与诉讼理念的误区有关。因此，要重视律师就必须更新诉讼理念，必须把律师视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一部分，把律师视为维护司法公正必不可少的积极力量。

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也是人人皆知的道理，“偏听则暗，兼听则明”。只有当任何一个法官为了公正审理案件都离不开律师，在听不到律师的意见就感到难以作出判断时，才表明法官真正有了兼听则明的需求。这时候，律师的作用才会真正受到重视！相反，只希望听一面之词的法官和没有中正性的法官一定是排斥律师的。

形成冤假错案的原因有很多，以上五种相对突出。值得引起更多思考的是，分析原因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如何消除这些原因，更困难的是如何才能排除形成这些原因的深层阻力！■

第二篇：刑事冤假错案的原因分析

刑事冤假错案的原因分析

摘要：由于主观或客观的原因，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但是近几年来，我国在大力主张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的的情况之下，冤假错案仍一再发生，这就不得不让我们反思。这里通过结合一些近年来为人们所熟知的案例，从几个角度分析讨论，阐明导致刑事冤假错案产生的几个重要原因。

关键词：疑罪从无;刑讯逼供；惟口供;律师辩护

这里所讨论的冤假错案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发生了犯罪事实，但是由于公安检查机关违反法定的程序或者严重侵害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调查收集证据，抑或其他违法的方法，结果使无辜的人被错误的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即刑事冤假错案。

纵观诸多冤假错案的产生原因，总能找到许多共同点，总结有主要如下几点：

一，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疑罪从有、疑罪从轻”现象仍占主导，司法实践中还没有根本贯彻落实“疑罪从无”的刑事司法原则，即使现在相关立法已经确立了这一原则。这一现象一方面是因为办案人员受到上级机关、领导和社会舆论的压力，追求办案效率。虽然我们可以从先哲贝卡利亚那里得知，刑罚与犯罪的时间间隔越短，那么刑罚预防犯罪的作用就更加明显，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为了效率而忽略公正的理由。每一个案件的侦破都具有其规律性和必然性，限期破案，片面追求破案率有悖客观规律，破案有奖，无可厚非，但限期破案，积案必罚的指令，则不应该出现，破案也需要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否则会给办案人员带来巨大的压力，以致为了不受罚而随便结案，这样就会造成冤假错案，甚至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以托词或便利。试想，当一味的追求效率而使真正的凶手逍遥法外而无辜清白者被判刑入狱甚至被处以死刑时，这会给社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司法的权威还能存在多久？我们不能为了效率而丧失了对公正的追求。当这两者出现矛盾的时候必须在确保公正前提下去讲求效率。另一方面是因为长期的疑罪从有，有罪推定的思想在影响着办案，司法实践中的这一做法不仅违背了我国刑法确立的罪行法定基本原则以及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疑罪从无的刑事司法原则，还导致了冤假错案的频发。

二，每个冤假错案的造成基本上与刑讯逼供有关。我们熟悉的昆明杜培武案、湖北佘祥林案以及聂树斌案等等都是刑讯逼供造成的，法律对刑讯逼供是禁止的，为什么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对这种侵犯人权的证据调查方式仍然爱不释手？《刑事诉讼法》第43条还做出规定：审判人员、检查人员和侦查人员必须按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及其它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凡经查证属实属于用刑讯逼供或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不能作为定案的的根据。”这些立法上的规定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刑事逼供，但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仅有这些规定是不足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的。我国的公安机关等办案机关的权力是很大的，这也就增加了办案过程中权力滥用的几率，容易侵犯公民的权力，导致无辜的人受到牵连。而同时，我国的检查机关等监督机关的监督权并未能充分行使，难以发挥起应有的作用，这些，都促长了刑讯逼供现象的屡禁不止，导致冤假错案频发。

三，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着“惟口供”的思想，对于案件的实际调查与研究不够重视。在针对这一方面的问题我国立法上已经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刑事诉讼法第53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趋势充分，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但是，这并没起到很好作用，很多的司法机关依旧片面追求口供，依照口供办案，忽视实际调查研究。很多冤假错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例如佘祥林案件，赵作海案件，均是因为司法机关对案件的理所当然的态度，在调查的过程中，忽视了客观证据的收集与求证。特别是在当时已经可以进行DNA鉴定的情况下，如果说是考虑到鉴定费用的问题，那相信大家也会和我一样无话可说，只是想请问一下，难道说一个人一生的清白甚至生命还抵不过验一次DNA的费用的价值吗？

四，在案件中不重视律师的辩护作用。我们都明白，如果律师的辩护职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可以减少很多冤假错案。刑事诉讼法第35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但在实践中还存在许多问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律师的一些合理、合法请求及建议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信任和采纳。如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等，甚至漠视律师在法庭上的作用，律师对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根本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

五，司法机关的队伍整体素质低下，敷衍塞责，违反职业法定要求的不积极作为或不作为等也是如今造成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就佘祥林的案件来说，如果有关机关能够认真审查，寻找线索，早点发现他的妻子还存活于世，那么，佘祥林也就不会无辜在监狱里待了十多年。毕竟，佘祥林的妻子再婚时有去过婚姻登记所使用身份证登记，生小孩时也需要通过户口，身份证的审查。可惜，相关部门并未发现这一大漏洞，可见，我国的诸多部门大概都抱着漫不经心的态度在工作，没有履行好自己的责任。

另外，权力机关干涉，司法机关丧失独立办案权也是原因之一。总而言之，根源有很多，也有许多是我们还没察觉的，这就需要我们的不断探索。以期在找到根源后解决问题，让冤假错案率降到最低。

参考文献：

[1] 《法学家茶座》(第6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2]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2012年3月14日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9月2日

第三篇：冤假错案产生原因的制度探析

冤假错案产生原因的制度探析

摘要：近年来冤假错案的发生逐渐呈上身趋势，先后曝光冤假错案层出不穷，这些冤假错案一次次挑战着法律与正义的底线，一次次考验着人们的心理承受极限。就其发生是多方面原因造成，本文通过对制度的探讨来分析冤假错案发生的原因，进而对冤假错案的防范给与借鉴意义。

关键词：冤假错案；诉讼内机制；印证证明

近年来冤假错案层出不穷，究其发生，总归是有多方原因造成，但冤假错案的发生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诉讼领域内的问题。

首先，司法人员观念滞后，有罪推定、疑罪从轻的思想长期存在。在没有干预，没有逼供的情况下，司法人员以疑罪从有、从轻的态度来处理案件。司法实践中，对于一些有重大影响的案件，由于担忧遵循“疑罪从无”的原则会放纵罪犯，受到社会公众质疑，受到领导批评，法官即使认为案件证据明显不足、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也往往不敢坚持疑罪从无原则，而是习惯于疑罪从轻，或发回重审，或者做出留有余地的有罪判决。

其次，从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办案机制反思冤假错案的产生。《刑事诉讼法》第7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结合众多已经发生的冤假错案，可以发现，大多数冤假错案的发生都与侦查人员的刑讯逼供有着密切关系，若在侦查阶段侦查人员已经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刑讯逼供，则后续最重要的是如何予以纠正这些违法侦查手段。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增加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对于以刑讯逼供方式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应当予以排除。从人民检察院的法律地位来说，人民检察院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承担着对侦查、审判和执行的监督职能，《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对刑讯逼供的发生，人民检察院本应发挥法律监督者的作用，对此及时纠正，扼杀冤假错案发生的根源。同时，人民法院是我国的审判机关，承担着审判职能，《刑事诉讼法》也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以刑讯逼供方式收集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刑事诉讼法》规定公检法三机关应该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同时在具体的法律规范中明确了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的职责，来保障三机关配合制约原则的实现，抑制冤假错案的产生。

然而，在实践中，公检法三机关对此原则的贯彻落实确有偏差，三机关更加注重相互配合架空了相互制约，侦查机关处于打击犯罪的最前沿的位置，公诉机关则处于传递接力棒的地位，人们形象地把三机关之间的关系喻为“做饭、端饭与吃饭”，通常是侦查机关“做什么饭”，公诉机关就“端什么饭”，审判机关也就“吃什么饭”。同西方国家的“审判中心”，构造相比，我国的公检法相互配合的模式属于典型的“侦查中心”架构，多数时候是由“做饭的说了算”。在三机关接力赛跑、合力打击犯罪的诉讼模式下，原本应当承担法律监督职能的检察院和作为公平审判者的法院，也染上了较强的追诉色彩，三机关之间的同质性高、角色混淆，诉讼监督、制约机制全面失灵。

除此之外，我国的证据审查也存在颇多问题。我国实行的是证据裁判，定罪量刑的标准要达到证据确实充分，因此证据审查判断机制严格关系到犯罪嫌疑人的定罪量刑。

我国实行的是印证证明模式。印证就是将诉讼的各种证据对照比较审查，确定各项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我国印证证明模式的形成具有诸多原因：

第一，印证证明模式仍然属于自由心证体系的内容，但由于我国对直接言词原则的不彻底贯彻，我国的证据出示呈现书面化的形式，在我国特有的案件审批制度下，存在着“审判分离”“审而不判”的现象，因此案件审理注重证据间的相互印证。

第二，我国实行的是两审终审制，二审和再审法院的审查范围是对事实和法律的全面审查，但二审和再审多为书面，法律仅规定了部分案件必须开庭审理，在书面审查的环境下，法院审查的依据就在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

鉴于上述印证证明模式的成因，我国的印证证明模式也存在缺陷：

第一，印证机制僵化。刑事印证证明模式属于自由心证体系，在自由心证体系下，对证据更加注重对证据质量的要求，对证据的审查只要达到内心确信或者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即使孤证也能定案。然而根据我国的印证证明模式，孤证不能定案。这也就是“中国式印证证明模式”的特点。对证据数量性的要求过多而忽略了证据的质量，这也是导致冤假错案发生的原因之一。

第二，对印证证明规则的狭隘理解。在我国“孤证不能定案”实际上是对印证证明规则的狭隘理解。在“中国式印证证明模式”的影响下，多数人对刑诉法53条有一种错误认识。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是证据确实充分，也即证据之间要相互印证，证据之间形成完整闭合的证据锁链，所有证据共同指向的结论具有唯一性。在这种刑事证明标准之下，单一证据是不能定案的，也即“孤证不能定案”。因此，对于刑诉法第53条的理解就是只有口供不定案，只有口供，就必须以其他证据进行补强证明。但实际上，口供补强这一规则的适用环境是仅有犯罪嫌疑人口供就对其定罪。但定罪和定事实是有差别的。在以犯罪嫌疑人口供而认定事实时，口供补强规则就不适用了。

第三，对口供的极其依赖，诱发口供中心主义。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关键性的印证证据往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这种对口供的严重依赖极容易诱发口供中心主义，在诉讼的各个阶段都可能出现。

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通过初步的侦查之后会获得一些证据，然后希望从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中获取更多的线索来印证已经收集的证据。为了获得口供，侦查人员就可能采取违法侦查手段甚至刑讯逼供。在审查起诉阶段，人民检察院也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如果人民检察院审查之后认为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前后相互印证，且口供与其他证据也相互印证，即可以提起公诉。审查起诉阶段这种以口供为中心的审查方式，容易使审查起诉部门忽略口供之外的其他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也不利于实现侦查监督。在审判阶段，法庭调查的第一步骤也是讯问被告人，然后出示书证物证证人证言等，如果在法庭调查阶段被告人认罪，那么随后的法庭调查就围绕被告人的犯罪情节、犯罪性质等量刑情节展开。因此，在法庭调查阶段，被告人供述也处在证据链条的核心地位，在这种环境下，获取口供的强烈愿望可能严重侵害被告人的合法权利，迫使被告人自证其罪。

综合全文，我国在防范冤假错案产生的道路上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改变司法工作人员的错误思想，重新定位公检法三机关的关系，完善证据审查制度。从制度上，防止冤假错案的产生。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 董坤：《侦查行为视角下的刑事冤案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2] [法]勒内.弗洛里奥.错案[M].赵淑美，张洪竹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

[3] 周永坤：《错案追究制与法治国家建设―一个法社会学的思考》，载《法学》1997年第9期。

第四篇：冤假错案

冤假错案

谈谈如何避免冤假错案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信息化，经济技术不断发展，社会出现的犯罪现象不断发生。刑事冤假错案频繁发生，在国内发生的许多冤假错案频被媒体报道，诸如陈满、佘祥林、赵作海、等等这些涉事主体的名字被人们所熟知，然而，他们 背后的案情总是会发人深省。严重挑战着法律与正义的底线，考验着人们的心理承受极限

冤假错案之所以能够引起全社会的哗然，在于其严重的危害性，冤假错案首当其冲是对当事人人权的严重侵犯，再着，其对司法公信力有着致命性的打击力。总书记做出重要指示：“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坚守防止冤假错案的底线”。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下发了《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也下发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切实履行检察职能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的若干意见》，这都充分显示出中央及我国司法系统尽最大努力减少冤假错案的决心 我认为形成冤假错案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一)主观层面原因

错误理念是冤假错案产生的根源

我国刑法规定了“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但深受传统思想“如实招来实”、“抗拒从严”、“有罪推定”的影响，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案件仍以“疑罪从有”、“疑罪从轻”的“留有余地判决”而告终。从目前暴露出的冤假错案的情况看，无论是赵作海杀人案、张氏叔侄强奸案、李怀亮杀人案，还是佘祥林、杜培武案件，每一起案件在当时看起来似乎都是铁证如山，而直到发现真凶或受害人突然现身时才会引起办案人员的重视，如此重大的惊天冤案方可重见天日。事实上，诸如此类的案件案情本身并不复杂，认定犯罪事实的证据明显存在重大疑点，并且公检法相关办案人员对既存的问题都很清楚。因此，只要检察机关能够坚守法律底线，严格根据证据标准定案，就可以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并不需要多么精通专业业务就能够作出正确判断。然而，正是由于检察机关如此的“法律监督”，冤假错案最终还是没能防范、杜绝，众多案件还是被事实评判为冤案，引发了公众的强烈不满。很显然，“疑罪从有”、“疑罪从轻”、“重口供、轻客观证据”的刑事执法观念特别是错误的执法理念已深深束缚着办案人员的法律思维，是诸多刑事冤假错案发生的主要原因。

2.对公安机关非法取证和刑讯逼供形成的案件，审查

把关不严是冤假错案产生的原因之一

现行《刑事诉讼法》既有“不能强迫被告人自证其罪”的规定，也有“被告人必须如实陈述、认罪从宽”的规定，两者的规定不明确导致了侦查阶段公安机关仍然重口供、轻证据，刑讯逼供现象也就屡禁不止。刑讯逼供便成为冤假错案产生的直接原因，但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对防范冤假错案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不可替代的作用。若作为第一道监督防线的侦查监督部门对公安机关违法取证和刑讯逼供的案件不严格审查把关，冤假错案的发生似乎难以避免。

依据《刑诉法》第七条规定，公、检、法三机关实行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由此形成了刑事诉讼的立案、侦查、批捕、起诉、审判与执行的模式，人们形象地把三机关之间的关系喻为“做饭、端饭与吃饭”，即侦查机关“做什么饭”，公诉机关就“端什么饭”，审判机关也就“吃什么饭”的司法历程。案件的处理多是“做饭的说了算”，也正是源于此，侦查阶段的刑讯逼供普遍存在，案件基本上都是基于被告人的供述而定案。公安机关在取得嫌疑人的口供后，马上作破案、结案处理，而许多待固定、收集的证据还没有固定、收集。经过公安、检察和审判阶段的几经反复后，往往是若干年过去，明知案件证据不确实、不充分，但再要收集证据已时过境迁、为时已晚。久而久之，此种重口供、轻证据以及刑讯逼供的观念或行为已然束缚着办案人员的法律思维，而后随着“亡者归来”、“真凶出现”或“事实证据不足而被推翻”等情形酿成冤假错案。换言之，尽管公安机关的侦查取证工作直接决定了“证据”的成色和案件的进展，非法取证和刑讯逼供行为造就了冤假错案的发生，但检察机关作为侦查监督的重要环节，如果尽到审查把关职责，遵循司法公正准则，不徇私、不舞弊，不受行政权力的影响，冤假错案将大为减少。反之，若检察机关不能严格审查把关，没有尽到检察机关应尽的监督职责，冤假错案亦就难以减少乃至消除。

(二)客观层面原因

1.非法证据难以排除

证据是诉讼的核心和基石，非法证据的出现将制约司法公正的实现，阻碍“法治梦”的实现。非法证据主要是指违反法定程序取得的控诉证据，其危害性不言而喻，因而理论界和实务界都竭力确立和实践严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制裁非法取证行为以保障司法正义。我国现行法律做出规定，刑讯逼供或以其他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但由于证明证据不合法的责任通常被强加

在辩方身上，因而诉讼中缺乏一种足以排除这些非法证据的有效机制。

近年来，检察系统普遍实行了职务犯罪案件侦查讯问全程录音录像制度，部分地方公安机关也对一些重大的暴力犯罪案件做了类似的尝试，这不失为司法的一大进步，对冤假错案的减少有一定的作用。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些地方的“侦查人员依法将其主要精力放在立案及传唤、拘传犯罪嫌疑人之前未作‘同步录像’的‘调查’期间，以致侦查人员于传唤、拘传犯罪嫌疑人期间制作的讯问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像’的制度形同虚设，丧失了其监督侦查人员审讯活动合法性的功能。”{3}特别是对非法手段收集的言词证据的证明，除非因侦查人员刑讯造成了被刑讯人死亡、伤残等严重后果，或因侦破其他案件而抓获真凶致使案件真相大白，否则即使承办案件的检察人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怀疑该口供系侦查人员违反法定程序所得，亦无法以确凿的证据证实该口供属非法证据并予以排除。

2.社会环境对刑事检察活动的不当影响

毋庸置疑，针对一些重大疑难案件，社会各方面必将对其予以高度关注与重视。检察机关是否立案、是否批捕、是否提起公诉，常常不能仅仅依靠法律的规定而做出裁判，通常需要审视社会各界的意见及评价后方能做出全面的评判。检察机关在行使职权时将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甚至有些错案主要就是由外部因素决定的。

第一，地方党政权力部门的影响。尽管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受现行体制的影响，检察机关并不能始终坚持“只服从法律”。实践中，冤假错案除了检察环节上办案人员的失误所致外，地方党政部门形成的事实压力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党政权力部门对于某些案件的过问、协调或提出某种要求，尤其是当公、检、法三机关在案件事实认定和定性上发生重大分歧时，办案机关本身亦希望一些主管的党政领导部门出面进行协调。对于检察机关而言，这种权力介入兼有积极、消极两种意义，有可能防止冤假错案在检察环节的发生和发展，但也极有可能酿成冤假错案。

第二，被害人和公众形成的压力。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可以依法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但就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而言，被害人及其代理人在诉讼中的作用是相当微弱的，是否追究刑事责任首先取决于检察机关。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也是检察机关的职责，被害人提出的正当诉求检察机关应当予以支持和满足。但是，当案情复杂或发生重大变化时，受情

绪支配的受害人可能会采取种种方式乃至极端手段给检察机关施加压力，要求检察机关对依法不应当批捕或不应当起诉的案件进行立案侦查、批准逮捕或提起公诉。鉴于此种情形，特别是当公众全力支持被害人要求时，检察机关将承受巨大的压力，佘祥林案就是最明显的例证。被害人和公众的诉求常与社会大局的稳定相关联，检察机关在决策时应慎重考量案情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确实保障被害人的利益并自行处理好压力事宜，真正实现维护司法公正，保障人权的法律要义。

第三，“未审先判”的媒体舆论压力。在案件办理过程中，一些媒体基于收视率、成本低和无风险的考虑，对未决案件进行大肆报道，使人们误以为警方锁定的嫌疑人就是案件的真凶，带有“未审先判”的主观臆断。“未审先判”的报道确实可以让公众更多地了解案情，形成公正裁判的力量来源，但有可能造成冤案的发生，在某些环节上容易给检察机关形成压力，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比如当媒体对案件事实和情节作了较多的渲染性报道，已经扇起民众的某种情绪，而检察机关认为证据不足以证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立案、批捕或起诉缺乏充分的条件或理由，此时媒体的报道和评论给检察机关造成了压力和被动是不言而喻的，可能促使检察机关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做出批准逮捕、提起公诉的决定。正如丹宁勋爵所言，“法律是明确的，当诉讼案还未了结而法庭正在积极审理的时候，任何人不得对案件加以评论，因为这样做实际上会给审案工作带来不利的影响，如影响法官，影响陪审员或影响证人，甚至会使普通人对参加诉讼一方产生偏见。我们决不允许法院以外的‘报纸审讯’、‘电讯审讯’或任何其他宣传工具的审讯。”{4}

(三)刑事辩护律师的辩护意见得不到合理采纳

在现实司法实践中，刑事诉讼结构呈现出控方实力强大，缺乏制约，辩方职能弱化的情况，刑事辩护对控方的抗衡制约作用不能有效发挥。对于某些热点刑事案件，检察机关在社会公众、被害人家属、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等多重压力的感染下，在明知案情存在疑点的情况下，即便律师提出合理质疑，也很难以下定决心作出正确的处理。在此局面下，有的辩护律师不敢直面对抗公诉方，惧怕检察机关的威严及威慑，这无疑則弱了辩护律师在防范冤假错案中的作用和功效。回顾近期的几起重大冤假错案，律师辩护最大问题并不在于律师不能提出正确的意见，而在于律师提出的正确的辩护意见“曲高和寡”，没人理，得不到采纳。{5}例如在佘祥林、杜培武案中，律师

的辩护意见都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症结之所在，而事后证明这些意见都是符合客观事实的，但都没有被采用。况且在司法实践中，律师“会见难”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面对刑讯逼供，律师无能为力，也不敢调查取证。其原因在于取得无罪证据就是对侦查工作的否定，律师随时有涉嫌伪造证据罪而至牢狱之灾的可能。换言之，律师的会见权、调查取证权、代为申诉控告权等基本权利缺乏有力的制度保障，缺乏刑事辩护律师的侦查、裁判更容易衍生冤假错案。

（四）案件处理过程的复杂性导致冤假错案

首先，一般情况下，在绝大部分的案件中，都是犯罪行为发生后才有的侦查行为，司法人员没有亲身经历犯罪的整个过程，为了“还原”整个犯罪过程查明犯罪事实，他们只能依靠收集到的证据。而这个“还原”犯罪过程查明犯罪事实的过程是由结果到原因的挚果溯因的过程，有人将这个过程比作考古一般，案件事实的过程有点像考古，诸如气候、环境等自然条件，完善侦查设备技术水平等客观条件，以及犯罪分子的狡黠程度、证人的表达能力、司法人员的能力素质能主观条件的制约。而整个过程中，这些制约案件侦查的因素只要一旦出现并有效地干扰了案件事实的查明，极有可能造成冤假错案的产生。其次，公检法部门之间的监督制约失效也会导致冤假错案的产生。在一些地区，公检法三机关的相互配合有余，但监督制约不足，导致案件在起诉、审理判决的过程中都是有瑕疵甚至是有问题的。还有的地方政法机关之间常常协调定案，对有些证据不足或证据瑕疵的案件，经有关方面协调之后便予以定罪判刑。如佘某某案，经有关部门协调后，虽然几级法检机关都认为证据有问题，但最终都未能依法办理。

（五）执法办案人员的思维固化导致冤假错案

执法办案人员的思维固化导致冤假错案

一直以来，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很多冤假错案都是办案人员甚至是领导干部的主观原因导致的。个别执法办案人员秉持打击违法犯罪是重中之重的观念，而忽视了对人权的保障，这样的观念往往会使办案人员对犯罪嫌疑人刑讯逼供。还有的办案人员往往把口供看得非常重要，却忽视了其他证据，常常取得口供之后，对关键物证不鉴定，中由于草率而产生错误。还有的办案人员忽视犯罪嫌疑人、律师等辩解意见，冤假错案的“犯罪嫌疑人”或者是“被告”大多都会进行辩解，甚至能提出各种反证证明不具备作案时间、作案条件等，有的甚至还指名了真凶并提供了有效侦查的线索，但由于办案人员的思想固化，简单地认为

这是当事人“不老实”的表现，是在“狡辩”。辩护律师也通常都会对事实、证据等提出异议并且绝大多数都是作无罪辩护，但办案人员未能予以重视也会导致冤假错案的产生。此外，有的部门将破案率机械地纳入考核，甚至会提出批捕率、起诉率、有罪判决率等机械硬性考核指标，不可否认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对案件的处理会有积极作用，但是过于机械和激进的做法，往往会对案件质量造成消极影响，也会为冤假错案的产生埋下伏笔。如在实践中，为了快速“破案”，曾经出现过不重视相反证据甚至是故意隐匿相反证据的案例，更有甚者为了完成办案任务或立功，办案人员故意设计、制造假案。此外，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犯罪也呈现出高发的态势，我国很多政法机关案多人少的矛盾异常突出，办案人员常常高负荷工作，久而久之就会产生思想固化疲于应付的精神状态，最直接的就会拉低办案的质量，从而也为冤假错案的产生埋下隐患。

综上原因所述，所以我觉得防范冤假错案的对策和建议有以下几种：

（一）防范冤假错案首先从司法观念的转变抓起

承前文所述，冤假错案产生的主要原因还是人，司法人员的主观方面的错误大部分情况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尽力减少冤假错案光从制度上下手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是树立现代司法的新观念，诸如从传统的“重实体”转变为“实体与程序并重”，由以往的“疑罪从轻”的处理方式转变为“疑罪从无”原则的落实等等。在我国现有的司法实践环境下，基于多种原因，“有罪推定”的错误观念尚未完全根除，反之是“无罪推定”的法治观念尚未得到有效树立，很大程度上为冤假错案的发生的埋下了较大的隐患，而这种隐患殊不知就会变成现实。因此，司法办案人员应当强化防范冤假错案的意识，并注意思想观念的转变，并时刻保持头脑的清醒，从主观层面上来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要始终秉持惩治犯罪的同时要注重保障人权，注意实体公正也要注重程序公正，依法收集证据也要坚决依法排除非法证据等法治理念与司法意识。

（二）防范冤假错案应始终秉持司法公正

总书记对司法工作做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其中有一则是“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所有司法机关都要紧紧围绕这个目标改进工作，重点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这就要求司法机关必须恪守司法公正的宗旨，同时也指出，司法机关的司法公正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司法不受任何行政机关和团体的制约和干涉，也

不能收到个别领导干部“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干扰，如果这些干扰因素不能得以排除，那么就会使冤假错案的产生埋下隐患，甚至直接导致冤假错案“应运而生”。在案件的处理上，必须始终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绝不逾越法律的底线。

（三）防范冤假错案必须恪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决定大多数情况下，导致冤假错案的罪魁祸首刑讯逼供，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杜绝刑讯逼供的“良方”之一。纵观在我国有着较大影响的那些冤假错案，可以说每一桩背后都有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等在作祟的情况。防范冤假错案，在处理案件的时候除了必须坚持以事实为根据，法律为准绳之外，非法证据规则坚守更显得举足轻重，这就要求司法办案人员坚决杜绝和远离刑讯逼供、违法取证的行径，绝对地制止滥用强制措施和侦查措施以及侵犯嫌疑人合法权利等违法行为。同时，有必要落实刑讯逼供的问责制，从根源上防范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出现，从而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

（四）防范冤假错案应当有效发挥制约监督作用

在注重公检法机关之间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各个机关之间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作用。比如，检察机关注重对侦查机关侦查行为的监督，时刻要树立起监督警戒，防范并及时发现、纠正侦查机关的违法侦查行为，从冤假错案成因的初始就遏制了它的蔓延与后续发展。具体说来，侦查机关应该注重无罪证据的收集，坚决抵制有罪推定的错误观念的滋生，杜绝隐匿证据、伪造证据行为的发生，监督机关要尽最大努力及时发现并纠正侦查行为中的违法情形，从根本能上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五）防范冤假错案必须保障当事人和律师辩护的权利

在案件处理的全过程中，都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听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充分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我辩护的权利，重视他们辩解的内容。对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提出的侦查活动中可能存在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要毫不逃避，依照法律严格处理。依法排查有可能存在于案件处理过程中的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对于任何可疑点都要严查予以最终确认。对于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要坚决依法予以排除，对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的供述，以及采用暴力、胁迫等非法方式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经审查确认的，必须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定案依据。此外，要切实依法保障律师的各种相关权利，在司法诉讼过程中，对于律师的辩护意见

要充分重视，要切实保障辩护律师、其他辩护人对案件处理应有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权利，充分保障和发挥辩护律师在防范冤假错案中的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六）提高办案人员的素质和能力

如前文所述，冤假错案的产生的原因有客观方面也有主观方面，但是最主要的还是个别司法办案人员能力素质不达标导致的。据此，防范冤假错案的重中之重是提高办案人员的能力素质，而能力要求是多方面的，如前文阐述的转变执法观念非常重要之外，还有办案业务素质、办案良好作风的塑造等等。加强办案人员业务素质能力的培养，加强对新修订的各项法律法规的学习，不断提高司法办案人员侦查取证、审查判断证据、适用法律政策和发现纠正错误等能力。针对许多地方案多人少，办案压力大的问题，有关部门应该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加强办案一线力量，使案多人少的矛盾能够得到缓解，并采取相应的激励措施，使业务骨干能够稳定在基层、稳定在执法办案一线，从而为防止冤假错案提供坚实的人才队伍保障。

第五篇：如何避免冤假错案

如何避免冤假错案

侦查国保一班 石海波 200920310039 从古至今，冤假错案像幽灵一样动摇着司法的权威，增加人们对司法之不信任，也许冤假错案不可避免，但是刑事司法应该尽最大的努力减少冤假错案。在刑事诉讼中，冤假错案对被告人造成的影响以及对社会产生的负面效应都是不可回复的，更严重的是人们将丧失对司法的信任，司法的权威荡然无存，良好的社会秩序根本无法保障。在崇尚法治以及人权保障的现代社会，如何最大限度的减少冤假错案保护被告的合法权益才是当务之急。我国冤假错案的原因（参考网上相关资料）： 第一：偏听偏信，轻信被害人的指控；

第二：警方先入为主,执法观念陈旧，缺乏疑罪从无理念，实行有罪推定； 第三：现场勘察不细致，调查访问不深入，证据材料失实； 第四：办案人员素质偏低，责任心不强； 第五：刑讯逼供，引供诱供； 第六：采用证明力薄弱的证据； 第七：迷信所谓的科学证据如测谎结论；

第八：用违法的方法调查收集证据和没有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第九：律师的辩护权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 第十：权力机关干涉，司法独立没有得到贯彻落实；

第十一：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没有得到充分的保护，如没有赋予被告人的沉默权等； 第十二：轻信口供，没有赋予被告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 第十三：侦查权的强大与检察机关在实践中监督权的缺位；

第十四：有案必破，破案有奖，积案受罚，也是造成冤假错案的一个重要原因。

以下具体就第九条原因（律师的辩护权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进行完善。

（一）当务之急是确保律师合理的辩护意见能够得到采纳。

1、应借鉴国外的陪审团制度，让陪审团来对“有罪”或“无罪”作出决定。陪审团制度的最大优点在于其可以帮助法院减压，死刑案件是重大案件，法院作出判决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于社会、来自于公众，来自于被害人家属，也来自于公安、检察等兄弟办案单位，在巨大的压力下，即使明知案件存在疑点，即使律师提出合理质疑，也很难下决心作出无罪判决。实行陪审团制度，由来自社会各界的陪审员作出“有罪”或“无罪”的决定，其最大的好处就是法官个人或法院无需承担来自社会的各种压力，而是将这种来自于社会的压力转移至社会；而包括被告人、被害人、侦察部门、控诉方、辩护方等在内的诉讼各方以及社会、公众对由社会公众所组成的陪审团作出的决定也将具有更大的包容心。此外，陪审团不是专家，也不了解案情，不存在先入为主，需要控辩双方动用各种证据来说服其接受自已的观点，审判的对抗性才会更强，证据也才能得到充分的展示和说明，证据中的瑕疵才更容易放大，律师的辩护效果才会最大化。因此，借鉴国外的陪审团制度是推动辩护制度发展的一剂良方。

2、将公检法三机关流水作业的线性结构改变成控辩审三角结构。将辩方变成控方的强壮对手，而不是一个摆设或陪衬。以充分发挥其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功能。这里涉及到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让辩护律师有能力保障委托人的各项诉讼权利不受非法侵犯，如律师要有足够的能力预防、发现、制止刑讯逼供等妨碍诉讼的侵权行为。其二是有能力发现案件的问题，这就涉及到律师的会见权、调查权等各项权利的保障，要让律师在行使这些权利时更加方便，更加安全，完全根据案情需要，不受干扰，不受威胁。其三是让律师的声音再大一点，再强一点，能够把发现的问题传递出去，而不是向现在一样可听可不听。

（二）树立法律的权威，深刻认识律师辩护的重要价值，切实维护律师的基本权利。

1、深刻认识律师辩护的重要价值。一个冤案的发生足以动摇人们对司法公正的信任，一个个冤案的发生则足以摧毁人们对司法公正的信任，并进而影响到对法律的信任，对政府的信任。律师辩护的最大价值就是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保证法律公平公正地实施。律师辩护的背后体现着深刻的“以人为本”的理念，是实现和谐社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我们不敢想象如果杜培武案、佘祥林案中没有律师辩护，没有律师提出正确的辩护观点，没有律师的据理力争，据理力辩，后果会是什么？也许杜培武案和佘祥林案均已成为永远的遗憾。

2、保障律师权利要有方法。会见权的问题要解决并没有那么难，只要把看管犯罪嫌疑人的职责从公安机关移交到司法机关即可，司法机关置身事外，公平对待参与刑事诉讼的各方；此举不仅可以解决会见权的问题，同时还可以解决刑讯逼供的问题，可谓一举数得。此外，对于刑事诉讼中是否存在伪证或唆使证人作伪证的调查应由控辩双方之外的第三方来进行，这样才能防止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借伪证罪对辩护律师进行打击报复或自以为是地错误追究所谓“作假证”的证人的法律责任。

（三）科学设计刑事诉讼制度

将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适当分离。如前所述，律师作无罪辩护时，是不可能同时做罪轻辩护的，在被告人被定罪的情况下，这对于保障被告人获得充分的辩护显然是不利的，为此，建议在一审程序中，对于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辩护律师如作无罪辩护，可以将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适当分离，先由法庭作出有罪认定，此后再进行第二轮辩护，此时，辩护律师可就量刑问题进一步发表自己的辩护意见，以保障律师全面阐述辩护意见，保障被告人充分行使辩护权。

充分发挥律师辩护的重要作用，对于防止冤假错案发生，确保死刑适用的公正性、准确性，强化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信心，对法律的信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冤假错案的产生不是单个原因造成的，而是很多原因结合在一起综合作用的产物；不是单个的失误而是一连串的失误。要解决冤假错案，必须充分完善现有的制度和改良现有的制度并真真实实的贯彻。对于刑事诉讼必须慎之又慎，它关系到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关系到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平衡，对社会的影响也巨大。我们必须严格贯彻无罪推定和罪刑法定，必须确保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必须确保程序正义，保障律师的辩护权得到充分的发挥，禁止刑讯逼供和确立严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必须严格责任追究制度，尽量的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把冤假错案归结为某个方面的原因都是有失偏颇的，想尽量减少，必须有勇气和魄力修改和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只有设计良好的制度才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