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B2C电子商务的现在与未来
中国B2C电子商务的现在与未来.txt女人谨记：一定要吃好玩好睡好喝好。一旦累死了，就别的女人花咱的钱，住咱的 房，睡咱的老公，泡咱的男朋友，还打咱的娃。
一、我国B2C电子商务发展遭遇四大瓶颈！而传统企业大规模介入电子商务领域是突破这四大瓶颈的最佳办法。
诚信无保障、服务不完善、供应链短小，物流系统未优化是当今中国B2C电子商务发展的四大瓶颈。而传统企业大规模介入B2C电子商务领域是解决B2C电子商务发展瓶颈最佳办法。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是诚信无保证、服务不完善、供应链短小，物流系统未优化等一系列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严重阻碍了中国B2C电子商务进一步发展。
目前除了行业领先的若干家大的B2C网上商城（当当、卓越、携程、e龙、北斗手机网等），绝大部分B2C网上商店都是没有实体店面、没有品牌优势、没有资金实力的小企业，诚信度成为最大的发展瓶颈。而C2C则借由支付宝和贝宝（paypal）等第三方支付手段的出现，在淘宝和易趣的平台上，以迂回的方式缓解了部分诚信问题；
其次，在供应链方面，B2C商家所提供的产品类别和品种远远低于C2C所提供的，本该有的优势却变为了劣势；
第三，绝大部分B2C商家都没有与第三方物流建立完善长期的合作关系，缺乏规模优势，无法利用信息技术来提高物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本该比起C2C应成为优势的物流效率和物流成本没有体现出来，有时还因为企业自身的问题，变为了劣势；
在服务品质方面，本该也是B2C领先于C2C，但现实中这一点也没有体现出来。
一切的一切归结于，本该由传统零售业承担的B2C电子商务市场，现在却由纯网络电商公司和能称得上是电子商务农贸市场的C2C平台的个人卖家霸占。
而如果B2C 电子商务领域里是由卓越当当和淘宝担当起主要角色，那么无论是品牌、诚信、物流配送、供应链整合、售后服务、区域采购等问题将永远无法解决。
行业资深人士王雷也指出，中国的B2C乃至于整个的网络购物，真正要发展壮大，必须让传统企业大规模进入，才能解决B2C发展的四个障碍。
二、卓越当当模式、淘宝模式、实体延伸至网络模式（传统企业触网），三种B2C电子商务模式将同台竞技。
1.由纯网络运营向多品类及线下渠道资源建设发展——卓越当当模式
卓越、当当起源于纯网络型网上商城，现在都不约而同的开始拓展线下的供应及配送渠道。
卓越、当当，作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纯网络起家的B2C网上商城，他们在B2C电子商务领域走先一步，但他们并没有获得太大的优势。一方面是亏损的传言，另一方面两公司不约而同从精品销售思路转变到现在猛增产品品种以及线下仓库规模的事实，除实体店面外，他们在物流、仓储等传统零售行业的流通环节中投入的人力、财力都在不断的增大。也许他们都在多年的网商历程中发现飘荡在空中的纯互联网B2C模式并没有太大的生存优势的而且遇到了巨大的发展瓶颈。
2.不涉及物流和商业运营，只提供第三方支付平台和信息流等中介服务的网络中介商——淘宝模式
淘宝，起源是个人二手业务交易的平台提供商，后来发展成主要提供个人交易中介服务的免费交易服务平台提供商，现正拓展B2C模式交易中介服务。
众所周知，目前淘宝上的卖家绝大部分都是一些无营业执照的个人经营者，他们通过向上游厂商或批发商分散采购产品进行零售赚取差价。淘宝所充当的角色就是为个人的买家和卖家提供一个交易平台，就买家和卖家的身份以及交易性质来看，淘宝有点类似一个农贸市场，目前淘宝免费为无证经营的淘宝卖家提供B2C性质的地摊网店。无营业执照就是C，C2C名副其实。
现在淘宝高调进军B2C，但无论从经营的规模还是从可见的商业模式来看，淘宝只是邀请部分的生产厂商上到淘宝的平台进行网上销售。淘宝本身的角色并没有太大的改变。虽然2006年淘宝做到169亿的交易额，成绩斐然。但07年或者是08年，就算交易额增大几倍，那还依然是平台上的交易额，而不能称为淘宝商城的销售额，这是核心。
3.以国美、沃尔玛、家乐福为代表——实体经营延伸至网络的电子商务模式——传统企业触网模式
国美、苏宁、沃尔玛、家乐福都是拥有实体商城和网点的传统零售业里的大人物。类似这类传统企业进军电子商务领域，开设网上商城，他们的模式与早年诞生于互联网本身的B2C网上商城卓越、当当、亚马逊有着本质的区别。
传统企业触网模式有两大明显特征：
1)先有线下成熟的运营的实体商城、仓储系统、供应链体系、物流配送体系，后有网上商城，充分利用实体商城的渠道网点、既有的仓储系统、供应链体系以及物流配送体系发展网上商城业务。传统零售企业开设的网上商城，其运营都基于线下实体商城，早期来说，传统企业开设的网上商城更像是在互联网上开设的一家分店，是线下业务在网络里的延伸。
2)先有品牌和众多的顾客，然后通过实业、品牌及线下核心顾客的基础逐步拓展网上的业务和顾客群体。比起线下商城的商业地产开发、固定资产投资和建设等投入的巨额费用，纯网络型网上商城的初期投入成本相对较低，但为了解决品牌诚信问题，他们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金钱。
◆由实体经营延伸到网络的B2C电子商务模式更稳健、更强壮、更有竞争力，占据绝对优势
在已有线下业务运营的前提下，传统零售企业发展电子商务，在人力、物力、财力三方面都有实业支持。传统零售企业进军B2C电子商务是传统企业基于现有业务模式的一个延伸，有线下业务、品牌、渠道、顾客等多方面资源的支持，这种电子商务模式更稳健，相对于纯网络型电子商务企业更有竞争力。
三、实体延伸至网络的电子商务模式有四大核心优势
1、商品品类优势：
传统零售企业在商品品类及货源供应方面拥有相当的优势，尤其是大型连锁卖场，由于覆盖面广，规模大，其商品品类数量和品质方面都更有保障，而且其中大部分都是与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商品。
对于中小型零售企业来说，他们的区域优势则更为突出，通过区域采购，能以较优的价格，区域性的供货渠道获得独特产品的经营权。
传统零售企业的商品品类优势是纯网络型B2C企业无可比拟的。更丰富的商品品类和更有保障的商品品质，能为网络购物人群提供丰富的商品选择，加快促进B2C电子商务的发展。
2、价格成本优势：
规模采购和高效的商品流通周转是零售商获得供应商较高折扣的最重要因素。传统企业通过这两点能在与上游供应商的谈判过程中获得更大的议价权力，甚至直接获得商品销售的定价权。而在这方面纯网络型B2C无法与传统企业相比。
3、渠道网点优势：
以大型连锁零售企业来说，由于其网点布局面广，供应链管理较成熟，仓储及配送体系也相对完善，而且这些资源都是既有的。充分发挥这些优势以后，能为众多网络购物人群提供高效低成本的物流配送服务。
类似当当卓越，他们要从零开始的集中建设大型仓库和物流配送体系，无疑是直接拿自己的短处和别人的长处相比较。优劣对比一目了然。
4、品牌及顾客群体优势：
传统零售企业从事实业运营，从资金规模、品牌诚信、社会知名度方面拥有先天的优势。而且通过较长时间的运营和会员管理运作，积累了大量的会员数据，这些数据对拓展网上商城核心用户帮助巨大，而当这些区域性的或者是全国性的零售企业品牌进入电子商务领域，他们的推广和渗透都拥有强大的线下品牌支持。相对而言，更容易突破诚信障碍，获得高速发展。
四、传统企业的介入为我国B2C电子商务带来三方面的影响 1.纯网络型B2C企业对传统商务精髓了解欠缺，遭遇传统零售企业的巨大挑战
传统零售企业由于多年的商业运营积累，对商业运营的精髓了解透彻。对于如何提升单店的销售额，如何通过折扣、折上折、现金券、返现、运营积分、捆绑销售等销售和促销手段提高顾客的消费频次和客单价，他们有丰富的实战经验。他们的进入能对现有的网上商城销售运营模式带来巨大的影响。
丰富的商务运营经验，是纯网络型B2C企业最欠缺的。无论是从技术架构还是经营理念，纯网络型B2C企业都未能把传统商业精髓体现出来，也正因为这一点，传统企业的大规模进入能帮助我国B2C突破发展瓶颈，促进我B2C电子商务的进一步发展。
2.传统零售企业能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改变现有网络购物模式
传统零售企业尤其是区域性的零售企业，掌握大量的当地资源，为顾客提供除商品销售以外的更多增值服务，而纯网络型网上商城无法拥有相关资源，而就目前的资源状况而言也无法为顾客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这是网络型电子商务企业短期内无法掌控的资源。
3.传统零售业业态丰富，对B2C电子商务带来创新和革命
无论是超市模式或者是专卖模式、传统零售企业是根据商品特性、消费人群喜好、供应链实际情况等多方面进行考量，并经过反复的市场验证后做的一个选择。07年以后超大型购物中心的发展速度减缓，大百货则发展速度提升，这些现象都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
随着零售企业与电子商务的融合，各种业态的零售企业发挥各自的优势，为B2C电子商务带来形式丰富的电子商务化的零售业态，定然为B2C电子商务带来更多的创新和革命，将各种业态的特点和优势在网络平台上发挥出来。
第二篇：中国丝绸之路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中国丝绸之路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一带一路”与区域经济合作战略及全球治理
主讲人：西安交大冯宗宪 1.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
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构想强调互利共赢，讲“中国梦”和“亚洲梦”、“欧洲梦”、“非洲梦”连接，包容性共同发展。
丝绸之路的开发与历史 2.中国与“一带一路”安全愿景
（1）应对美“亚太再平衡”的再平衡；维护中国周边安全；资源通道大都是海路。
（2）应对美国、北约撤出阿富汗以后的战略新形势；维护西部边疆安全；跨越挑战，包括恐怖主义、跨国犯罪、公共卫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等。
（3）应对中国周边存在的多个地区热点问题，例如朝鲜核问题及东海和南海的领土争端。
（4）维护中国经济日子增长所需要的战略通道安全和国家利益，构筑国土安全发展屏障。3.一带一路影响：
（1）引领未来西部大开发，实施向西方开放的升级版。紧扣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和对外开放战略，将助推中国形成全面的发展格局。（2）展现了中国区域合作的新蓝图
（3）搭建东盟10+X；面对未来与欧盟、亚欧联盟、TPP（跨太平洋伙伴协议）和上合框架下更大的自贸区域。从10+1到10+3到10+6（中日韩印澳新西兰）一年以来，一带一路在国内外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从中亚地区到印度半岛，从阿拉伯地区到欧洲腹地，一带一路的辐射效应已经初步显现。4.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方式
丝绸之路六大经济走廊：新欧亚大陆桥；中伊土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新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大走廊。重要节点新疆福建。
5.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和外交战略的新变化。第一，从出土市场的直接竞争开始着眼于外需市场的间接创造；第二，中国在中亚西北内政外交的分离变为内政外交的一体化，这样的改变也有利于中国东西部地区的平衡发展；第三，单一国家合作转向区域经济全面合作。一看不断增强的经济影响力，以区域经理合作的形式，推动提升中国的对外经济贸易水平，打造区域利益共同体。6.中国经济带内涵和边界
（1）国内路段，把西安建设成西部改革的新高地。陕西新起点，甘肃黄金段，宁夏支撑点，新疆核心区域（2）中亚为主
一带一路经济带三大投资主线，高铁金融核电。7.现有合作治理机制
上海合作组织六个成员五个观察员国两个对话国家。8.创新合作机制
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VS马歇尔计划，高铁外交，中哈自由贸易区，天然气管道，丝路经济。政治机制联合国，经济机制世贸组织，金融机制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第三篇：中国财政支出结构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中国财政支出结构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转载
字体: 小 中 大 | 打印 阅读全文 发表于: 2008-11-12 13:23 作者: 黄金送股
来源: 股民大家庭论坛
人民政府要以民生为重，具体表现之一，就是要将国家财政的钱，最大比例地用于民生，围绕民生来安排财政支出。
一、历史和现状：财政对民生投入太少
我们要最大限度地提高国家财政投入民生的比重，打造民生财政，需要先了解一下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结构。请看中国财政支出结构统计表（简略）这张统计表暴露出两个问题：
1、财政支出的前三项中，比重最大的是行政管理费，其次是经济建设费，而直接民生领域的文教、科学、卫生、社会保障支出所占比重最小。
2、从1982年到2005年，文教、科学、卫生、社会保障支出增长了36倍，而行政管理费则大幅攀升到了76倍。
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我们不妨比较一下列国行政管理费（或曰公务支出）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
德国（1998年）2.7% 埃及（1997年）3.1% 英国（1999年）4.2% 韩国（1997年）5.1% 泰国（2000年）5.2% 印度（2000年）6.3% 加拿大（2000年）7.1% 俄罗斯（2000年）7.6%美国（2000年）9.9% 中华人民共和国（2000年）25.7%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各级政府叫做人民政府，应该是精打细算、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它们所花的行政费应该比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更为低廉。然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行政费比重，居然比资本主义国家高那么多。中国公仆的花费，居然超过用于民生的经费，挤占了主人的用款。这种财政支出结构，近年有所改善，注入民生的部分增多了，但总结构仍不合理。它当然应是我们现在要打造民生财政不可回避的改革对象。
未来设想之一：取消公务员职务消费，节省行政费5000亿元。要建立民生财政，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入，钱从何来呢？在现有的财政总盘子中，显然要改变财政支出结构，从削减不合理的行政管理费中挖掘财源。其中来源之一就是取消公务员不合理的职务消费，预计可以省出5000亿元。
目前中国行政费中明显不合理的开支是“三公”——每年公车消费4000亿元左右、公款招待吃喝玩乐2000亿元左右、公费出国3000多亿元左右。以上“三公”消耗共计9000亿元左右。尽管每年“两会”上人民代表、政协委员慷慨陈词，新闻媒体口诛笔伐，而公款不合理消费的这“三座大山”却是年复一年“我自岿然不动”。
据统计，2004年中国大陆各级党政机关公车约有400万辆，年费用4085亿元。尔后采购汽车的数量每年都在以超过20%速度递增。“公车”，顾名思义应是仅限于公用。但目前公车的普遍现状是领导人员用三分之
一、家属用三分之
一、司机用三分之一。这种“三三制”一般人早已见怪不怪，2006年10月25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个超越三三制的普通事例。
请看一个局长司机老黄的7天行程：10月1日，局长好朋友的儿子结婚，老黄到婚纱店将公车装饰为婚车，然后接送新人，忙了一天。10月2日，老黄一大早起床，把去旅游的局长儿子一家三口送到机场，然后到邻近城市接局长的父母来该市过节。10月3日，陪局长夫妇到城里购物。中秋节将至，晚上陪局长各处送礼。10月4日，到邻近城市接局长的妹妹一家到局长家，晚上继续陪局长送礼。10月5日，送局长妹妹一家回家。10月6日，到机场接旅游归来的局长儿子一家。中秋节晚上，老黄终于在家吃了顿团圆饭。10月7日，送局长父母回老家。回来后送局长去酒店，把局长从酒店送回家后，已是夜里十二点多了。在老黄的概念中，公车，就是“用公款购买的私车”：除正常办公用车外，那就是：送局长与家人四处旅游、赴宴；接局长的孙子上、下学；连局长儿子的驾驶技术也是老黄带他到城外荒地，花了两个月时间练出来的。
实际上，在中国城乡各地飞奔的许多公车，不仅仅是公款购买的私车，而且是公款雇佣司机、公款维修保养、公款购买保险的私车。
放眼望去，这道公车私用的风景线，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已经是越来越罕见的稀奇景色了。
韩国首都首尔市已把“官车”数量砍到只剩4辆，市长和3位副市长各1辆。没有紧要公务，市长也须乘地铁上班。
美国纽约市长布隆伯格、英国伦敦市长利文斯通也都是每天乘地铁上下班。
瑞典政府高官工作时可以使用公车，下班只能开自己的私车，首相也只能开私家车上下班。瑞典警方在周末可以拦住任何公车，检查其是否执行公务。
德国一位女议员因为用公车送丈夫到大学上班被曝光而不得不辞职。
丹麦的公务员出差只能坐公共汽车，出差地如果没有公交车，才可以乘坐出租车。
意大利西西里岛有个倒霉的市长，他和夫人出去私人旅行，让司机用公车把他们送到港口，旅行回来又让司机接了一次。不料被人告上法庭。市长公车私用，补回汽油费都不行，不但丢了乌纱帽，还被判入狱六个月。
芬兰可以说根本就没有公车一说。除总统以外，芬兰整个公务员系统中，只有总理、外交部长、内务部长和国防部长4个人享有固定的专用公车待遇。而且他们也只能在上班时间使用专车。亲友揩油之事闻所未闻。虽然贵为一国元首，芬兰总统常常骑自行车出门。社会主义中国，公务员理应更加廉洁奉公。然而让人很难理解的是，我们这里大大小小的党政官员，从国家级的部长到县级的科长以及乡镇长，只要有条件的，都要搞上一辆专车；没有条件的呢，努力创造条件也要搞一辆玩玩。而一旦有了专车，几乎不言而喻就有了全天候24小时使用权、全家使用权、亲友使用权、公私不分的使用权。
这种公车腐败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激化我国党政官员与普通百姓矛盾的“导火线”，成了建设节约型社会与和谐社会的“公敌”。可以说，这种公车腐败之弊，上上下下有目共睹；至于如何改革，则意见大相径庭。
如果能站在关注民生的角度看问题，公车改革的思路我以为并不难理顺，关键就是两条：
第一，为了民生，必须从根本上禁止官员化公为私、公车私用。
第二，领导干部专车制度，是导致公款私车制度的捷径，不能不取消。
循此思路，我斗胆提出一个公车改革方案供政府与读者朋友参考。
这个改革方案要点有五：
一、除军队系统以外，同一城市的所有公务车组编为三类出租汽车公司，均按企业运营，价格与当地其他出租汽车公司相同。其中，A类公司为机关内部服务，同时保留部分特殊管理办法；B类公司面向社会服务；C类公司兼顾机关内外服务，根据机关内公务用车的需求情况灵活调度。
二、公务员因公用车，既可以乘机关出租汽车，也可以乘社会出租汽车。
三、A类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优先安排因公用车，并保留必要数量的备用车以应公务急需。任何人以任何原因用车均须按规定付费。
四、公务员因公乘车付费后，由本机关按财务制度审核报销；因私乘车的费用一律自理。
五、取消各级领导干部专车制度，领导干部公出，由公司调度安排备用车；公出结束，备用车仍归公司调度管理。
这个车改方案将机关公车改为企业化运营，公务用车绝大部分社会化，既能保证公务员工作用车的需要，又能杜绝公务员私占公车，同时可以大大降低机关公务车保有量，从而节省出大量资金用于民生。
《人民日报》2005年1月26日报道，据了解，甘肃省一个县的公务用车少则89辆，多则362辆；要养活全省公务用车，一年花费8.07亿元。公务车每公里成本费6至8元，是市场成本的8至10倍，使用效率只有市场运营车辆的十分之一。
依此计算，按照市场运营车辆的成本效率指标管理，按照我国现有公车400万辆、每年费用4000亿元计算均可削减90%，只需10%。在改革过渡阶段，即使打上1倍的保险系数，最多也只要保留20%就足够了。
总之,仅仅公车管理制度改革这一项,只要动真格,从公车消费的4000亿元中每年可节省出3000亿元是有把握的。这笔巨款投入民生,可就是民生财政的第一桶金啊!
那么，民生财政的第二桶金该从哪儿挖出来？毫无疑问应指向花在吃喝上的那几千亿元公款。
请看，全国公款吃喝开支的攀升账。[注3]
1989年370亿元
1990年400亿元
1992年800亿元
1994年1000亿元
2002年2000亿元
2003年以来每年的公款吃喝是多少呢？据有关资料，已达3000亿元左右。
公款吃喝最初还有所限制，叫做“四菜一汤”，后来变成了“四盆一缸”，再后来，一桌酒席有的花费数千元、上万元公款也在所不惜。如今更大有发展：“凡客必请，凡请必吃；来者必陪，陪必高档。”有的餐前有康乐休闲，餐中有歌舞伴唱，餐后还有娱乐按摩。因此，公款吃喝后面还得加“玩乐”二字才般配。
什么叫职务消费？我看这些都应叫特权消费。
一个人担任了某个职务，于是乎他个人的吃喝玩乐用车用房便都由公款支付，而且职务越高，公款消费的权力便越大，这不就是赤裸裸的特权消费吗？这种“职务消费”，最终可能引起天下不平、天下不稳，实在是社会和谐的天敌！因此，我主张对这种职务消费坚决予以取缔。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有一条社会常识——崇尚公私分明。而我们这种所谓的职务消费恰恰就是公私不分、化公为私、损公肥私，是有损于执政党光辉形象的。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天天讲为人民服务，难道不搞这种职务消费就不能为人民服务吗？不占用公款吃喝玩乐就不能开展工作吗？
公款吃喝的问题，我以为只需两项措施就能管住：
第一，建立公款消费公示制度。
现在推行电子政务，各级政府都有自己的网站，建议设立公款消费公示制度，凡是用公款消费（包括吃喝等项）的账单，逐日全部在各级政府的网站上向全社会详细公布，比如说，招待者（一律自己付费）和被招待者的姓名、单位、职务，所点主食、副食、饮料、烟酒的数量与价格以及就餐地点等等。这些信息可以成为感兴趣的网民、选民茶余饭后的谈资或质询、举报的线索，负责报账的财务部门及其主管领导要定期接待有关人士的查询或举报。这项措施不是很麻烦，代价不大，却有利于培养广大公民的主人翁精神，有利于增强公务员的公仆意识，改善政府形象，刹住公款吃喝风。
第二，实行份饭制，规范公务接待。
现在工作餐有些花钱如流水，难以节制，与就餐方式有一定的关系。建议今后无论内宾、外宾和陪餐者，一律采用份饭制。每人一个托盘，每盘一盒饭一盒菜一盒汤。对于有特殊饮食习惯的人（如忌辣者、忌猪肉者或彻底的素食主义者）可以适当调节食物品种。饭量太大的人可以加点饭，绝大多数人都能吃饱，以利工作。个别未能尽兴者，可以晚上回家放开来享受。
我们传统的聚餐方式是合餐制。8─10个人一桌，8─10道菜，乃至十多道、二十多道菜层出不穷，既不卫生，也不节约，更不利于减肥。当然，在非公务就餐时，究竟采用份饭制还是合餐制，可以自由选择；但是凡动用公款就餐，应一律规定为份饭制。这对于端正党风、政风，对于改善民生，都是大有裨益的。
总之，改变财政支出结构，取消公务员不合理的职务消费，从公车消费中至少省出3000亿元，从公款吃喝中至少省出2000亿元，仅此两项就能抠出5000亿元白花花的银子，投入民生领域，成为民生财政的重要来源。
未来设想之二：财政资金退出竞争性产业，可削减经济建设费5000亿元
当今世界各国，国家财政的基本职能都是对国民收入进行第二次分配。所谓第二次分配，就是在市场经济按生产要素进行第一次分配之后，政府通过征税，形成自己的财政收入；然后通过财政支出，把钱主要用于发展教育事业、改善医疗卫生、维护社会安全、扶贫救灾，使公民无论贫富都能享有基本的生存条件、卫生条件、教育条件等等，从而达到调节社会收入、促进社会和谐的目标。这正是政府的主要职责。政府的任务不是生产，生产是企业和企业家的事。发展生产所需要的资金，应由企业自身积累或通过资本市场去融资，不能找国家财政要钱。国家财政不能以生产性支出为主，只能围绕人民生活、社会保障来安排支出。这就是民生财政的意义所在。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国财政偏离了世界潮流，财政部被当成了“建设部”。据《中国统计年鉴》，从1982年到2005年，在长达四分之一世纪里，每年财政预算中最大的支出都是经济建设费（主要用于国有经济主管部门事业费、国有企业增拨流动资金、技术改造资金以及基建投资），这一项费用比救灾费、抚恤费、离退休费、社会救济福利费、文教、科研、卫生等经费的总和还要高出32%！对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过高比重的国有企业的这种大量投资，严重挤占了全国人民的生存发展资金。
为此，我曾于1995年9月21日在武汉大学演讲和随后的一系列论文中呼吁：“国有制比重非降不可。”[注4]我提出降低国有制比重的办法主要是国有资金保留于少量的公益性产业，而从大量的竞争性产业退出。众所周知，竞争性产业固有的经营风险甚大，政府不应将全国纳税人血汗钱形成的财政资金投入到竞争性产业中去冒险。
竞争性产业经营风险究竟有多大？我们不妨列表来看：（见P17表2）
点击看表2
表2如此令人痛心地宣告：在这长达16年的时间里，全部国有工业的亏损率每年都高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亏损企业累计亏损11110.5亿元，比非国有企业的累计亏损总额7532.7亿元高出3577.8亿元，而其盈利企业的盈利总额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却低了4895.5亿元。这一盈一亏综合计算，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低了8473.3亿元。与此同时，国有经济在16年中还吃进了国家拨给的“经济建设费”累计总额7万多亿元。
这张表同时令人振奋地宣告：中国的非国有企业在1990─2005年这16年中，在没有吃国家一分钱财政补贴的情况下，创造利润3万多亿元、实现工业总产值100多万亿元（见P18表3），2006年非国有工业总产值已占全国工业总产值比重68.8%，三分天下已经超乎其二！中国人对中国经济前途持乐观态度，恰恰就是建立在非国有经济比国有经济发展速度快、效益高，已经占据主体地位这样一个客观基础上。
当我们欣喜地看到非国有企业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发挥巨大作用时，我们也不能不痛心地承认：每年向国有企业的巨额注资，成了各级财政的沉重负担，拖住了全国人民改善民生的后腿。
正因为如此，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文件，都明确提出了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并不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在竞争性产业中，要实行“国退民进”的战略。也就是说，国有经济要逐步退出一般竞争性产业；同时鼓励民办企业向竞争性领域发展；通过多种方式，将竞争性领域的国有独资企业逐步改制成为股份制企业或私有企业。
从1998年起，中国就向全世界宣布要从“建设型财政”转为“公共财政”，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公共财政”不如“民生财政”的概念更清晰，有的地方把政府盖豪华办公大楼作为“政权建设”，也归为“公共财政”的成就之列，实际上与改善民生南辕北辙。近几年适逢计划经济思想回潮，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理论又流行起来，说什么“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的命根子”，“要重振国有企业的雄风”，“财政的钱要向国有企业倾斜”。于是乎本可用于人民生活的民生资金继续受到挤压，“经济建设费”继续从老百姓的牙缝里流向国有企业，且流量越来越大。2006年再创新高，超过了1万亿元。这么多宝贵的全民资金没有投向民生，而是流到低效率的国有经济无底洞中去了。
还能这样年复一年地往无底洞里扔钱吗？不行！要真正“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就必须当机立断，根治众所周知的积弊——“建设型财政”，认真打造众望所归的“民生财政”。我建议将“经济建设费”削减60%，转为“民生资金”。在这项改革起步时可以稍稍放宽一些，以2006年经济建设费10734.63亿元为基数，先削减一半，省出5000亿元来。
未来设想之三：将节省下来的一万亿元投向民生
根据前面的研究，通过一定的改革措施，将每年财政支出中的不合理部分进行削减，节省出一万亿元资金，是完全可行的。其中主要包括以下三笔：
公车消费4000亿元，削减3000亿元；
公费吃喝3000亿元，削减2000亿元；
经济建设费10000亿元，削减5000亿元。
节省下来的这一万亿元财政资金应全部用于民生领域，可以考虑大致作如下分配：
第一、将公车消费削减的3000亿元，划拨成公共卫生经费。
这3000亿元应主要投向以下四个方面：
（一）、300亿元，用于疾病预防与控制；
（二）、2200亿元，用于初步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三）、200亿元，用于补贴医疗保险；
（四）、300亿元，用于建立医疗急救基金。
现在的关键是，从每年4000亿元以上的公车消费中砍下3000亿元，虽然在客观可能性上没有问题，但从公务员的主观方面看，还真是一场艰苦的“思想革命”。它不但要触及部门、单位、个人的既得利益，而且也涉及公车制度改革后如何适应新秩序，安排好工作。这项改革没有权威的领导不行，没有领导人以身作则更不行。我建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成立一个“医疗卫生与公车管理改革领导小组”，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或国务院副总理级的公务员担任组长。
以往我们抓中心工作的领导小组往往是“单打一”，而“医疗卫生与公车管理改革领导小组”则不能不“双肩挑”，两项任务直接挂钩。要搞好医改，有许多工作要做，条件之一是要增加财政投入；而要增加这一部分投入，就不能不减少另一部分开支，不能不向积弊甚多的公车消费制度开刀；如果这一刀开不好，医改的经费投入依然是“千呼万唤上不来”的；医改落实不了，不仅有害于亿万老百姓，而且也有损人民政府及执政党的公信力。砍公车消费，增医改经费这一战役，可以说是提高执政党执政能力和公务员素质，真正为人民办实事的一场重大考验。凡是在公车改革中表现不自觉的公务员，在今后公务员改选或改聘时，应属被淘汰的优先对象。
第二、将经济建设费中削减的5000亿元，追加于社会保障体系。
这5000亿元分作两部分使用：
（一）追加财政预算教育经费3000亿元。
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财政性教育经费（即公共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在本世纪末达到4%。但2000年这一指标实际上只达到2.58%，而那年全世界平均水平是4.04%。[注5]
按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正式公布的2005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5161亿元，占当年GDP183867.9亿元的2.8%，如果追加这3000亿元，则财政性教育经费共计达到8161亿元，占GDP比例则为4.44%。这样一来，不仅可以一举实现久攻不克的4%的目标，还略有富余，可以在此基础上去追赶2003年的世界平均水平——4.7%，稍稍有益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形象。
（二）5000亿元中还剩2000亿元，初步考虑可以用于社会保障的以下8个方面：
1、增加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4项基金共计600亿元；
2、适当扩大城乡最低生活保障覆盖范围，追加费用共400亿元；
3、适当增加抚恤金100亿元；
4、追加社会救济福利费300亿元；
5、追加就业服务机构经费100亿元；
6、追加救灾支出100亿元；
7、对工人（含农民工）进行常规职业培训费用200亿元；
8、为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准备200亿元。
第三、将公款吃喝中削减的2000亿元分作两部分，其中：
（一）中国保障性住房制度刚刚开始建立，资金筹集几乎从零开始，应安排1000亿元。其中用于廉租住房制度500亿元，用于经济适用住房制度500亿元。
（二）最后1000亿元追加投入环境保护领域。我国2006年环境保护和城市水资源建设支出总共才161亿元，实在是太少了。环境问题危机四伏、欠账甚多，亡羊还需补牢。
简而言之，10000亿元分成三大块：
第一，公车消费节省3000亿元，给医疗改革；
第二，给国有经济的投资节省5000亿元，给教育和社会保障；
第三，公费吃喝节省2000亿元，用于环境保护和保障性住房制度。
我这个办法也可以叫做在财政支出总额既定的情况下，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道理在于东墙该拆，西墙当补。
[注1]2007年8月《领导者》杂志第17期
[注2]见“胡星斗中国问题学网站”http://www.xiexiebang.com
[注3]《城市管理》2005年第6期第13页
[注4]参见拙著《国企改革，绕不开的私有化》知识产权出版社，2003年版
[注5]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国际统计年鉴——2006/2007》第372页
文章来源：北京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所长写
第四篇：中美关系的现在与未来
中美关系的现在与未来
课程名称 中美关系与打国政治 学 院 艺术设计学院 专业班级 13环境设计6班 学 号 3113008990 姓 名 张家明
2015 年
11月
03日
中美关系的现在与未来
〔关键词〕中美关系、战略互疑、新型大国关系
〔提 要〕建交40年来，中美关系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发展。21世纪以来，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主要因素不断发生变化，中美关系是否走向恶化、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等热议问题也浮出水面。全面客观地评价当前中美关系，有利于为两国关系发展营造融洽的气氛和有利的环境，也有助于维持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合作大局。通过创新思维，共同构建相互尊重、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模式，是中美唯一的正确抉择。
年前，美国总统尼克松到中国访问，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经过6 年多艰难探索，两国在1979 年1 月1 日实现正式建交。40 年间，中美关系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道路是坎坷曲折的，成果也是全面丰硕的。作为世界上两个各具影响的大国，中美关系今后的发展趋向，对两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未来前景都攸关紧要，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深切关注。
一、起伏跌宕的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关系错综复杂的发展历程，对世界上任何两个大国来说都是少中美关系的现在与未来有的，直到今天也并不多见。
中美关系基础原本非常薄弱，几乎是从冰点开始的。1949 年10 月，新中国在美苏冷战对峙的国际大环境中诞生。美国对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中国充满敌意，纠集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了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安全上包围的敌对政策，同时还与台湾当局缔结军事同盟，直接阻挠中国统一大业。后来，中美两国还在朝鲜和越南打了一场半的“热战”，致使双方在相当长时期内处于相互僵持和敌视状态，几乎没有任何来往。直到1954 年，在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期间中美开始有所接触，并于1955 年8 月1 日开始举行大使级会谈——这也成为当时中美之间唯一的沟通渠道。到1970 年2 月20 日，双方共举行了136 次会谈，历时15 年的“马拉松式谈判”在实质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被称为“聋子的对话”。
1972 年2 月21 日尼克松总统应邀访华，中美实现了20 多年来首次“跨越太平洋的握手”，双方随后发表了著名的《上海公报》；六年后，美方接受了中方提出的“废约、撤军、断交”三个条件，双方发表建交联合公报，中美正式建交；1982 年8 月17 日，中美就美方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发表联合公报，这三个联合公报奠定了中美关系的基础。
二、全面、冷静评估当前中美关系
进入21 世纪以来，决定并影响中美关系的主要因素不断发生变化，但两大趋势更为重要。一是世界格局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冷战后全球化持续发展，将世界日益紧密地“笼”在一起，各国联系密切、利益交融、安危与共、相互依存的程度前所未有，“零和游戏”的空间缩小。和平、发展、合作成为各国的共同追求目标。二是世界力量对比朝着更趋平衡的方向发展。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逐渐重绘着国际政治经济的旧版图，成为影响世界格局变革的新生力量。全面客观地评价中美关系现状，对维持两国关系发展的气氛和环境，以及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合作大局，都有现实和长远意义。
战略和经济对话、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两个高级别机制，对双方加强沟通、增深相互了解、推动两国实质性合作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中美关系历来具有鲜明的两面性，积极面与消极面相互牵制，造成一段时期两国关系的起伏波动。中美关系近年出现的种种怪象都是这种两面性的反映。认识中美关系需要全局和长远的眼光，不能单凭一时一事轻下结论。总体而言，积极面依然占据中美关系发展的主导地位，当前发展态势并未恶化。
战略互信是中美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核心问题。当前中美两国战略互信总体匮乏，存在严重“赤字”，在安全等方面甚至存在战略互疑，主要体现在双方对彼此战略意图和发展走向缺乏信任。美方对中国迅速崛起疑虑重重，担心中国将挑战、甚至取代美国的所谓“世界领导”地位。随着中美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美国焦虑情绪日益增加，采取种种措施进行“防范”部署。中方担心美国试图遏制中国的和平发展，将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或者“敌人”搞对抗，阻碍中国崛起。美国领导人多次表示“无意遏制中国”，但言行差距实难为中国人所接受。中国可以理解美国大张旗鼓调整亚太政策，但其中明显针对中国的行为不能不引起中国人的关切和警觉。美方对中国的疑虑主要源自陈旧的思维和观念。其一是冷战思维。美国仍存在一些顽固坚持冷战思想的势力，他们坚持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划线，总把中国列为“异类”国家，对中国怀有根深蒂固的敌对情绪，不论中国是强是弱，都把中国视作威胁。其二是霸权思维。有些美国人长期沉迷于“世界领袖”的角色，而对中国崛起则虎视眈眈，担心中国会挑战甚至取代美国的“霸主”地位，怀疑中国一举一动都含有挑战美国的意图。其三多年来，美国制造的“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强硬论”等。各国都要维护自身利益，但也应考虑和顾及他国利益，这样才能达成互利共赢。美国习惯于把自己的利益置于别国利益之上，为了一己利益经常不尊重甚至损害他国利益。纵观中美关系40 多年发展历程，中美已经建立起一定程度的战略互信。两个战略互疑的大国难以达到当前中美全方位合作的广度与深度，也难以实现当前两国利益相互交融和依存的程度。但战略互信的严重欠缺也是客观现实。当前战略互信的欠缺固然有双方的原因，但美方应负主要责任。中美各界人士开始意识到这是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重大羁绊，呼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双方共同努力，采取切实措施增信释疑。美方应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态度，并落实到具体行动上。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与复杂性并存，仅观其一忽视其二，必然在风云杂声中感到迷茫。只有全面、历史地分析中美关系，才能准确把握中美关系大势、看准大方向，在推进合作中既有信心又不失警备。
三、发展新型大国关系是中美唯一正确的抉择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
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GDP总量约占世界的三分之一，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约占世界总额的40%。作为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中美有条件发掘合作潜力、拓宽合作领域、提高合作水平，从而带动两国经济、金融和技术向更高层次发展。同时，作为世界经济两大引擎，中美两国有责任促进世界经济平稳增长，推动国际合作发展。中美是太平洋东西两岸各具重要影响的大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中美能够也应该在维护世界特别是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应对全球性挑战中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
[1]王缉思.浅论中美关系的大环境和发展趋势[J].美国研究,2006,01:89-96+4-5.[2]陈东晓.“复杂性”与中美关系结构的新变化[J].美国研究,2006,02:34-59+3-4.[3]袁鹏.中美关系:新变化与新挑战[J].现代国际关系,2006,05:29-37.[4]袁鹏.中美关系向何处去?[J].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0,02:1-7.[5]吴心伯.中美关系的重新国际化[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08:21-29+3-4.
第五篇：《中国传统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中国传统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
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
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
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色色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
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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