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侵略是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还是导致中国更落后？

第一篇：西方侵略是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还是导致中国更落后？

西方侵略是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还是导致中国更落后？

西方的侵略使中国在鸦片战争后便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丧失了领土、海关、司法等主权，经济命脉掌握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使中国难以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此时清政府也成为了资本主义国家控制中国的工具，随着社会性质的变化，社会矛盾也由原来单一的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变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中国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也随之产生。

这一系列深刻的社会转变，给了中国一个巨大的冲击波。无数仁人志士开始将眼光投向国外，想用外国学来的东西拯救中国。从鸦片战争后，中国人见识了别国的坚船利炮，了解了他过先进的科学制度，经济、政治制度。现阶段知识分子逐渐从清政府给他们编织的“天朝上国”的美梦中醒来，可是正眼看世界，开始思考中国社会的种种不足，为国家的出路探索。在西方入侵的不同时期爆发了不同形式的爱国运动。

洪秀全领导的太国天平运动经历了14年，由于领导者素质不高等原因未能推翻清政府，但已经严重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洋务运动是清政府想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而使中国富强做出的尝试，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指导及当时特定的环境注定了以失败告终，甲午海战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短暂的百日维新突破了“中学为体”的局限，起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义和团更是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图谋，使帝国主义对华政策不得不向“以华治华”转变。

西方侵略的步步紧逼，一系列救亡图存运动的失败，是中华民族矛盾日益加深，社会矛盾日益激化。而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一度让人民看到了革命的曙光。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2000多年的统治，在中国建立了中华民国。取得了相当意义上的革命的成功，但很快辛亥革命的果实便被袁世凯窃取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未完成。

西方的早期侵略不言而喻使中国遭受了巨大的灾难。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抛开侵略的主观意图，西方的侵略客观上是推动中国经济近代化的一支异军，使中国封建性极浓的自给自足式经济走向解体，是短期内不可能自己发展资本主义的封建的中国催生出了民族资本主义。同时，也是中国民众从儒家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促使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加快了腐朽的清王朝的瓦解和灭亡。

以下是在各个方面所产生的影响：

政治：破坏了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但同时推动了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但其经济的入侵导致了中华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也推动了政治民主化的发展。

经济：推动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传播了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制度，促进新经济因素在中国的发展，（既促进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推动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但同时中国沦为列强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成为列强的经济附庸，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推动着中国工业化进程（尽管是初级的，极不平衡的）。

但不可否认的是，伴随列强入侵的各种不平等条约，如《马关条约》《南京条约》的签订，是中国丧失大量的黄金白银，国库空虚，即使工业化进程有所发展，但资金的缺少也束缚了工业化的发展，大机械化生产方式不能实现，在列强的压迫下，诸如安庆内军械所之类的工厂也被列强占为所有。

第一小组组员：

第二篇：如何正确认识近代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

如何正确认识近代（1840-1911）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

摘要：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到封建帝制的覆灭，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饱受了列强的欺凌，中华民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与此同时，民族意识开始觉醒，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与民主主义思想也开始深入人心。为此，面对列强的侵略与掠夺，无数国人开始不断探索救亡图存、富国兴邦的途径。

关键词：侵略战争； 民族危难；探索出路； 意识觉醒

一、近代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战争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帝国主义以英国臣民的财产被剥夺，生命受到威胁，女皇陛下的官吏遭到了侮辱为由对中国开战，战争的结局以清政府割让香港岛、赔银2100万两白银、开放广州等地为通商口岸。至此，封闭的中国大门被迫打开。

1856年,英国提出修改中英《南京条约》，但遭清政府的拒绝。英国借此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次英法联军出兵侵略中国,美俄是帮凶。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清朝廷被迫于1858年先后与俄（6月13日）、美（6月18日）、英（6月26日）、法（6月27日）签订《天津条约》，与沙俄签订《瑷珲条约》。1860年,英法联军再度攻占天津,一路烧杀抢劫。接着英法联军洗劫并焚毁了北京西郊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圆明园，占领了北京。并强迫清政府签定《北京条约》。

1883—1885年，中法战争，签定《中法新约》，标志着中国西南的门户被打开了。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失败.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

1900年,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镇压义和团起义,维护在中国的利益,发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1年，签订了《辛丑条约》，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二、近代中国国力概况及人民处境

在被列强一次有一次的侵略中，清政府一方面割地赔款，一方面腐败黑暗，中国国力日渐贫乏，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广大人民群众深处水深火热之中。中华民族深处危难之中。

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发动侵略战争，屠杀中国人民，却向中国勒索巨额赔款，使中国产生了严重的财政危机，直接破坏和阻碍了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另外，西方列强利用与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进一步扩大了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进行掠夺和榨取，严重影响了对国内民族工商业和农业的发展，使中国在经济上丧失了独立性。

到1913年，外国资本占机械采煤投资总额的79.6%，占新式采铁和冶铁企业投资总额的100%，并且控制了41.2%的纱锭和49.6%的布机，使中华民族工商业难以独立发展。1911年，全国9618.1公里铁路中，由外国控制的达8952.5公里，占93.1%。而中国自主修筑的铁路只有665.6公里，仅占6.9%。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铁路的控制，攫取了巨大的利润。1877年，在各通商口岸进出的中外轮船的总吨位中，中国占36.7%；到1907年，中国仅占15.6%。经济上的落后疲乏直接导致了中国民众的贫困，生活上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另一方面，西方列强在历次侵略战争中，凶残地屠杀了大批的中国人民，使中国人民生活在恐慌之中。1894年，日军攻陷旅顺，在4天内屠杀中国居民2万余人；1900年8月，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仅在庄王府一处，就烧死和杀死义和团团民1700多人；1900年，俄国入侵中国东北时，制造了江东六十四屯惨案，沙俄军警把中国人居住的村庄烧光，把数千居民枪杀，或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列强对中国人民的欺压，使中国人民丧失了原本的地位，甚至失去了生命。

三、有识之士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1、太平天国农民斗争

面对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和西方列强的残酷侵略，以太平天国为代表的农民阶级率先进行了反抗斗争。1851年1月，洪秀全在广西金田发动起义，建号太平天国。虽然最终由于内部纷争而失败，但是太平天国运动沉重地打击了清政府的封建统治，有力地打击了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冲击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中国的统治，是中国旧式农民反抗斗争一次大胆尝试。

2、洋务运动

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为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以奕忻、曾国藩、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员，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积极兴办近代企业，建立新式海军，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等。洋务运动是清政府为镇压农民起义斗争，抗击西方列强侵略的一次改革运动。然而由于指导思想的封建性，对西方列强的过度依赖，还有清政府自身的腐朽，洋务运动没能使中国摆脱西方列强的不断掠夺侵略。

3、戊戌维新运动

19世纪90年代后，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为主要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著书立说，向统治当局（光绪帝）进言上书，介绍列强的变法经验，主张学习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通过办学堂培养革新力量，并且利用兴办报纸宣传变法思想。然而，由于封建守旧势力的强烈反对，这场运动还是失败了。

四、对西方列强侵略的反思

西方列强凭借先进的工业文明，用枪炮打开了封闭的中国大门。一方面，列强在中国疯狂地掠夺，烧杀掳掠，用鸦片毒害国民的身体，搜刮金银，使中国步入落后贫穷，使中国人民饱受苦难，民族危难，民不聊生。然而，列强的炮火也警醒了不甘落后的中华民族，西方的先进工业技术与进步思想开始传入中国，大量有识之士积极探索救亡图存之路，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激起了中国人民不屈的斗争精神，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在列强的侵略中，中国人民看到了西方工业文明的先进性。长期处于农耕文明的中华民族从开始的被迫开始接受工业文明，慢慢地主动向西方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大力发展现代教育，开办工厂、矿场，建设铁路等基础设施。在一定程度上，列强的侵略帮助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一次又一次残酷的侵略，使中国人民逐渐认识到思想的落后，开始学习吸纳西方的政治、经济学说。可以说，近代中国的自强、民主、科学思想是被列强用炮火打入中国的。反侵略战争的失败，极大地刺激了中华民族，以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等人为代表的志士仁人兴起了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狂潮。

列强的侵略一定程度上帮助中国粉碎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思想，也警示了中华民族落后就要挨打，唯有民主独立，自强不息，开放多元的中国才能与时俱进，不畏外辱，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第三篇：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

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

环球时报 2012-05-30 10:05:09

核心提示：中国显然处于腐败的高发期,彻底根治腐败的条件目前不具备,有人说,只要“民主”了,腐败问题就可迎刃而解,然而这种看法是天真的。

铁道部原部长、党组书记刘志军昨天被宣布开除党籍，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这一消息再次触动了公众关于腐败那根最敏感的神经。从全国范围看，腐败官员落马的消息的确不断冒出，给人贪腐者“前赴后继”之感。没少抓，但像是抓不完。这究竟怎么回事？

中国显然处于腐败的高发期，彻底根治腐败的条件目前不具备。有人说，只要“民主”了，腐败问题就可迎刃而解。然而这种看法是天真的。亚洲有很多“民主国家”，如印尼、菲律宾、印度等，腐败都比中国严重得多。但中国很可能是当前亚洲“腐败痛苦感”最突出的国家。

这跟中国“为人民服务”的官方政治道德在全社会深入人心有关。但现实是，市场经济冲击了它的落实，敷衍甚至背叛它的官员从各种制度的缝隙中不断漏出。中国是全球化很深入的国家，发达国家廉洁的高标准已被中国公众见识，这些不同时代、不同条件下的信息强行压缩在中国舆论场上，痛苦和纠结因此无法释怀。

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关键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而要做到这一点，对中国来说尤其困难。

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实行高薪养廉，美国的参选者很多是富人，一般人当了官后积累名望和人脉，卸官后可以通过各种“旋转门”把这些积累全变成现金捞回来。而这些路在中国都是死的。

给官员大规模提薪，中国舆论断不会接受。官员退下来后一转身利用影响和人脉赚大钱，制度就不允许。让富豪们去当官，更让人觉得“变味”。中国官员的法定工资很低，一些地方官员的福利常常通过“潜规则”实现。

整个中国社会现在都有些“潜规则化”，医生、教师这些涉及公共福利的行业也在流行“潜规则”，很多人的法定收入不高，但有“灰色收入”。

哪里是“潜规则”的边界，这点并不清楚。这也是当前腐败案较多，而且有些是“窝案”的原因之一。民间流行“法不责众”的说法，一旦有哪个官员相信了此说，并且以为“别人和自己一样”时，他就已经十分危险了。

必须对腐败分子进行严厉查处，决不姑息，这可以极大增加腐败的风险和成本，起到必

要的震慑作用。官方必须以减少腐败作为吏治的最大目标。

民间须坚决加强舆论监督，提高官方推进反腐败的动力。但民间也要在大道理上理解中国无法在现阶段彻底压制腐败的现实性和客观性，不举国一起坠入痛苦的迷茫。

写这些话，决不意味着我们认为反腐败是不重要的、可以拖延的。相反，我们认为反腐败确应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所要解决的头号问题，它也是整个国家的共同追求。

然而我们认为，反腐败不完全是能够“反”出来的，也不完全是能够“改”出来的，它同时需要“发展”帮助解决。它既是腐败官员自身的问题，也是制度的问题，但又不仅仅是。它还是中国社会“综合发展水平”的问题。

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但它的胜利同时取决于其他战场上对各种障碍的肃清。中国不会是其他方面很落后，唯独官员们很清廉的国家。即使一时是，也持久不了。反腐败是中国的突破口，但这个国家最终只能“综合前进”。

逻辑混乱的“适度腐败论”：心理疗法解决不了社会问题

环球时报又一次让我不淡定了！这一次是因为该报创造的一个新话：“适度腐败”！环球时报在题为《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的社论中提出了“适度腐败论”，一些网站在转载此文时将其改为《要允许中国适度腐败，民众应理解》。环球时报在社论中称，中国现阶段无法“根治”腐败，原因是官员工资很低，社会“潜规则”盛行，因此“民间也要在大道理上理解中国无法在现阶段彻底压制腐败的现实性和客观性，不举国一起坠入痛苦的迷茫”，“中国显然处于腐败的高发期，彻底根治腐败的条件目前不具备。”于是该报的结论是，“反腐败不完全是能够‘反’出来的，也不完全是能够‘改’出来的，它同时需要‘发展’帮助解决。它既是腐败官员自身的问题，也是制度的问题，但又不仅仅是。它还是中国社会‘综合发展水平’的问题。”最后评论还说，“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但它的胜利同时取决于其他战场上对各种障碍的肃清。”

看完这篇“雄文”，我感慨作者的良苦用心！作者说了这么一大堆，只是希望我等不要因为贪腐的“前腐后继”而“痛苦和纠结因此无法释怀”！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以及我们的官员，和别人都是不同的，所以我们要“理解”，允许中国“适度腐败”；然后在“发展”中，等到“其他战场上各种障碍”被肃清时，且又不仅仅通过“制度”来解决腐败问题。这种逻辑混乱、东拉西扯的心理治疗说辞不仅无法平息我等对腐败的不容忍，反而从官方媒体公开了一个中国社会的秘密：贪官抓不完；也出卖了环球时报的立场：为权贵说话，让屁民缴械，这个缴械不仅是行动，包括心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该文是怎样的一个逻辑混乱：

《适度腐败》一文开始先提出一个问题：“从全国范围看，腐败官员落马的消息的确不断冒出，给人贪腐者‘前赴后继’之感。没少抓，但像是抓不完。这究竟怎么回事？”根据常理，下面应该是回答“为什么贪官抓不完”。但是环球时报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是从市场经济的冲击、官员的工资和出路、社会的“潜规则”等方面为腐败现象开脱，变相承认腐败很普遍，贪官抓不完。环球时报说了，“中国显然处于腐败的高发期，彻底根治腐败的条件目前不具备。”所以我们会感觉到抓也抓不完，于是就要“痛苦”。在我看来，该文并没有回答“前腐后继”的问题，以上三个方面的借口基本上属于胡搅蛮缠。

事实上，腐败没有理由，只要有腐败的机会，且机会成本很高，大概没多少人有免疫

力。人是逐利的理性人。但不能因为腐败有天然的基因，便承认其为合理的。市场经济的冲击，会带来腐败，这确实是事实。如同当年的“腐败推动经济增长”的观点一样，将物质刺激和利益激励与经济发展关联起来。然而，不能因为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人类社会的进步就是通过一系列的安排和设计将存在中的不合理、不公平因素降到最低。如果因为市场经济的冲击，我们就要接受“适度腐败”，那便是贬低了我们的自我选择和自我提升的能力。各国的历史都证明了，在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不可避免有腐败产生，但反腐败的制度设计如法治等一直在完善。腐败不能根治，但腐败必须被防止，更不可使其合理化，无论大小。腐败不能容忍，源于我们对公权力的期许。腐败简单说就是以形形色色的方式，公权谋私利，当然，私利也有形形色色的形态。公共权力实现的是包括秩序、规则和公共服务等在内的公共利益，是分配资源。执掌公共权力的各级官员是腐败的主体，其他人没有资格腐败。也就是说，官员们实现的是别人的利益。如何防止他们滥用权力，去追逐自己的私利，我们便要一套制度设计。而不是如承认回扣一样，认可腐败的正当性。如果那样的话，腐败被认可为公共服务的“佣金”或者“回扣”，那也就是承认了为公共服务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特别是物质利益奔走，“千里做官，只为吃穿”。于是，公权力便成为执掌权力的人实现自己利益的工具，公器私用。于是，整个社会便成为一个追求形形色色个人利益的大场子，政府及其官员也不过是其中的赌徒而已，人类的超越性又去哪里找呢？中世纪著名的基督教哲学家奥古斯丁说，如果没有正义，国家和一个贼团有什么区别呢？当然，他说的正义是对基督教的信仰。我引用的目的是想说，体现为政府的国家、体现为官员的政府，绝对不应该是逐利的。

同样，如果因为官员工资低和退休后没出路、因为整个社会“潜规则”盛行，就要大家理解“适度腐败”，那不仅是背离了官员的职业伦理，也将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迅速拉低。官员如果想赚钱，可以不用选择这个职业，直接去做商人好了。如果觉得很难做到清廉，那尽早离开好了。不要享受着官员职业的稳定和声誉，还要去贪图富人们的安逸和其他社会阶层生活的随意甚至“胡作非为”，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如果我们理解、接受甚至认同此种现象，那这样的社会会有公平和正义吗？

腐败说白了，损害的是我等民众的利益。分配资源的人出了问题，分配过程会有公正吗？如何保证蛋糕被公平分配，很简单的一个原则是：切蛋糕的人最后拿蛋糕。如果分蛋糕的人自己拿了我们再拿，说不定到我们这里就剩下一些蛋糕屑了。人性很难改变，也不奢望改变。但对于那些掌握公器的人来说，我们要持有休谟所说的“无赖假定”。防止官员滥用权力，建构为公服务的职业伦理，然后通过官场教化社会，接下来才可能有社会整体道德的提升。而反腐败，不仅是修筑摇摇欲坠的政府公信力，同时也是收拾人心，重建社会的团结。因为无法根治就放弃，或者因为别的国家比我们严重得多，就要大家“理解”，这里面没有逻辑，只有避重就轻、推卸责任和转移视线。因为讨论的不是一个问题。这种观点是典型的对社会、对未来的不负责任！一句“发展”就能解决问题吗？说白了只是击鼓传花，让别人买单。还有，什么是“其他战场”上的“各种障碍”？转型期中国的问题，没有一揽子的解决方案，指望多米诺骨牌一样，其他问题解决了，腐败就解决了，这个观点作者不是在文章开头批判民主时批判了的吗？况且，作者在文末承认，“反腐败是中国的突破口”，因此只能是和“其他战场”上的“各种障碍”相关，而非取决于。看来，文章作者真得要补补逻辑学了。而且，还要补一下论文写作，要有论证，不要只喊口号！毕竟，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第四篇：中国的文明是4000年还是5000年？

中国的文明是4000年还是5000年？

一直以来，中国官方在对国内的宣传中都宣称什么中国是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我们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老国家，以此做为愚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可笑的论调还流传颇广，深入人心，其实呢，只要稍有一点世界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只是一种荒唐可笑的提法。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所谓“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国际上和学术界是不会有这种幼儿园口号式的提法的，比较近似的只有“几大文明发源地”的提法，即便是这样，中国也是排不上什么“四大”的。

如果是按照“四个最古老的文明国家”的定义的话，那么，我们中国，不要说四大，连前十大恐怕都排不上，它的文明开始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商王朝，不过三千多年的时间，而其他几大文明早于此之前已经分别存在了两千到一千年：中东两河流域文明开始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埃及尼罗河流域文明也开始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希腊爱琴文明开始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印度河流域文明开始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

这只是就大的区域来说，在各大文明区域周边，还有更多次要文明如赫梯文明，亚述文明，腓尼基文明，波斯文明，犹太文明等，这些古代文明正是今天西亚很多国家的前身，这些古代闪米特人和波斯人也正是今日犹太人，阿拉伯人，伊朗人等的祖先。要按照前面“四大古国”的定义的话，也只能是在这些文明和国家里去排，那里轮得到中国呢。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从上面列举的文明开始时间来看，排在前面的“四大文明”分别应该是中东文明，埃及文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并没有中国的位置。何以在中国官方的宣传中，希腊的位置消失了，反而变成了晚于其后1000年的中国？

我们需要搞清楚一些考古学和历史学上的基本常识和概念，而中国的某些“历史学家”长期以来正是靠着混淆这些基本常识和概念来误导愚弄民众。这就是关于“文化”和“文明”这两个概念的区别的问题，以及构成“文明”的几个基本特征。

考古学和历史学上所说的“文化”和“文明”这两个概念是有严格区别的，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可以把它们混用。简单说来：“文化（culture）”是一个属于石器时代范畴的概念，用于专指石器时代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包括金石并用时代的原始部落人类遗迹，而“文明（civilization）”是属于青铜时代范畴的概念，专指人类进入青铜时代以后的国家阶段。

其实，从“文化（culture）”和“文明（civilization）”这两个英文单词的词源上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两者的区别。“文化（culture）”这个单词的词根“cult-”的原始意义是“耕作”，这很清楚地表明了“文化”这个概念的本义是属于与“农耕”相联系的原始部落时代的范畴的；而“文明（civilization）”这个单词的词根“civ-”的原始意义是“市民”，这也同样清晰的表明了“文明”这个概念的本义是属于与伴随着“市民”的出现而同时产生的“城市”及工商业相联系的青铜时代的范畴的。城市city这个单词就是从词根“civ-”的变体“cit-”演绎而来的。

而“文明（civilization）”的几个主要特征，按照雅斯贝尔的定义：文字，金属冶炼术（青铜，铁），城市国家（城邦），宗教礼仪，等等，正是与工商业的出现密切相关的。要判定一个文明是否开始了，什么时候开始的，正是按照上述几个标准来核定的，而且是按照考古发现来核定的，而不是用什么神话传说，民间故事，野史杂书，或者是像什么《史记》之类的晚于考古年代两千年之后的所谓“历史纪录”来判定的。这是一个考古学历史学常识。

可能有人会问：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用外国人的标准来判定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标准来判定吗？完全可以，但是，“文明”和“文化”这些概念本来就是西方传来的，不仅如此，整个考古学，历史学的方法体系，都是从西方输入的观念，如果要用我们自己的标准，那么我们就不能再用西方的概念来宣扬什么“我们有五千年‘文明’历史”，而应该用我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有五千年神话传说的历史”。

但是按照这样的标准，我们倒是有“五千年历史”了，而其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地中海周边国家地区及中东地区，他们就不仅是“五千年历史”了，起码都是一万年以上的历史了。这样我们还是占不到什么便宜。

而中国的“历史学家”长期以来正是靠着混淆“文化”和“文明”的标准来误导愚弄民众。比如说把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原始部落文化，如什么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等等，偷换冒充成是所谓“文明”时代，这样中国的历史一下子就提前了一两千年，甚至两三千年。而在介绍其他国家其他文明的时候，又用另一种标准，从人家文明开始的正式起点（文字，金属冶炼术，城市国家出现）严格算起，这样无形中就缩少了中国与那些最古老文明国家间的距离，甚至给人一种错觉，似乎中国比这些实际上比中国文明历史早得多的国家和地区反倒还要早些，而实际上，如果按照中国衡量自己的那种标准，很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地中海周边国家地区以及中东地区，起码都是一万年以上的历史了。就是诸如此类的小伎俩小把戏。

从中国文明的历史开始说起。先开门见山地阐明这个基本事实：中国最早的文明——商文明，开始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距今3500年左右，地点在今河南安阳一带。考古依据：中国地区最早的文字——甲骨文；较为成熟的青铜冶炼术，及出土的冶炼的青铜器；国家形态已出现。

要说明的是：这可不是我的发明，随便找一本国际学术界的世界史著作或者教科书，上面讲述中国文明都是从商王朝为起点开始的。

【如，斯塔夫理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中，就按时间为序，将世界上主要几个文明发源地排列如下：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文明，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希腊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文明，黄河流域的商文明。可以看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商文明仅仅被排在第五位。】

这还只是按几个主要文明起源地为序排列，如果将其他几个与商文明同时期甚至还更早的次要文明如波斯文明，犹太文明，赫梯文明，亚述文明，腓尼基文明也算上，甚至按照历史学泰斗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中所列出的世界上二十多个大小文明的标准，并且按照“文明古国”这种定义，将各个文明地区所包含的众多国家，逐一排列，那中国连第十位都很难排得上。

当然，中国自己的历史教科书是从所谓的公元前2000年的“夏王朝”开始算起的。但是国际学术界是不承认这个子虚无有的“夏王朝”的，因为没有任何考古依据：既没有文字出现，也没有冶炼的青铜器发现，更没有表明国家形态存在的任何依据，如城市遗迹，等等。

而中国的这些江湖骗子一样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虽然把整个中国地区都翻遍了也没找出什么能证明所谓的“夏王朝”存在过的证据，但还是要厚着脸皮硬把这个幻想中的“夏王朝”塞到教科书和宣传资料中去贩卖给世人，又硬着头皮把在二里头等地发现的一些新石器时代文化遗迹包装一番冒充成是“夏王朝”的所谓“都城”遗迹拿出来蒙骗外行人。

我们来看看中国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找到了些什么？有一次我听一个《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演讲，主讲的“考古学者”给我们展示了他们宣称是所谓的“夏王朝”的二里头“都城遗迹”复原图，我仔细一看，原来就是几个烂草棚子，一个标准的原始村落，他们把这个叫做“伟大的”“夏王朝”的“都城”？还有什么呢，他们自己在考古现场刨出来的几个坑，他们宣称那是“宫殿地基”，而实际上他们没有在现场发现一砖一瓦。还有就是考古现场的几个烂泥堆，那是什么——夯土遗迹，夯土是什么，就是把泥巴堆在一起压紧做墙基，原始部落用来建造窝棚的最原始技术，俗称“干打垒”，现在你在中国的一些边远农村地区都还能看到没有能力盖砖瓦房子的贫困农民用这种方式搭建窝棚。他们把这个叫做“伟大的”“夏王朝”的“都城”？还有就是一些铜渣子，大量的石器，骨器！这问题不是很清楚了吗？这只不过是新石器时代的氏族部落遗迹。所谓的“夏王朝都城”纯属胡扯！

要是这算是“都城遗迹”，那世界各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的“都城遗迹”就太多了，如，瑞士汪金的湖居文化遗址（早于公元前5000年），人们用五万根木桩作地基建在湖上的大型村寨，那就比“伟大的”“夏王朝”的“都城遗迹”大到不知那里去了。看来西方人脸皮还是太薄了。而世界上已发掘出来的最早的城市遗址在现在以色列境内，时间是一万年前。

还有一些考古学家声称在中国其他地方发现了一些铜器，完全是欺骗性的宣传，那是金石并用时代的用天然铜打造而成的铜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出现的产物，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迹中多的是，以此为标准的话，那我前面所提到的那几个古文明地区的历史更要往前提前一两千年。

现在更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问题不仅仅只是没有所谓“夏王朝”存在的任何证据那么简单，而是反倒有大量证据证明其根本不存在。典型的证据就是：在时间上紧随所谓“夏王朝”其后的商王朝，其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中竟然找不出有关这个前一代“王朝”的任何记载。这不是很荒谬吗？不是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了事情的真相了吗？你能想象周王朝，秦王朝，汉王朝等在他们的政府文件和档案中不记载他们的前一代“王朝”的任何情况吗？只有商王朝这样的初始文明才会是这种情况，因为在前面什么都没有，一片空白。

最可笑的是，中国官方在对国内的宣传中就用“五千年文明”来愚弄大家，但是在国际上，为了不闹笑话，还是老老实实地承认中国历史是从商文明开始的，如外研社出版的英文版《中国通史》，就将所谓的“夏王朝”与黄帝的传说等乖乖地归入“神话传说时代”目录下。我真是替我们中国人感到悲哀啊，原来我们本国人在官方眼中是比外国人要低贱一等的，连了解本国的历史，都没有与外国人同等的知情权。

而且我们退一万步来说，就从所谓“夏王朝”算起，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2000年，也才4000年。那来的“5000年文明历史”？难道2000＋2000＝5000？所以说“5000年文明历史”只是个笑话。这个笑话荒谬得甚至连谎言都算不上，因为基本的事实都摆在那里，一目了然，他们要撒谎造假的余地都没有，唯一的办法就是凭着垄断了宣传机器拼命宣扬，让大家习惯成自然。如果有人说1+1=3，或者是1+1=4，大家确实也不会认为他是在撒谎，而只会当作笑话看。事情就是这样的。

还有一些“历史学家”恼羞成怒地用一种泼皮口吻断言道：“夏王朝是《史记》中记载了的，不容置疑！”。原来隔了两千年之后的司马迁通过道听途说记述了一件从未见过的事情，这就成了“不容置疑”了？那古希腊的柏拉图还记载过一万多年前有一个大西洲国呢，人们在海底还发现了一些疑似城市的遗迹，那也是“不容置疑”的了。

而且司马迁的话并没有多少可信度，他写的《史记》与其说是历史纪录还不如说是历史小说。很多情节，对话，根本就是虚构出来的，一个人单独干的事情，或者是两个人秘密的谈话，而且都是不可告人的勾当，又没有外人在场，当事人据他自己的记载在事发后就消失了，那么这些事情他是从何而知的呢？难道古时候的人还每天记日记，死后将日记出版，让你几百年后的人知道这些细节？你们将他的《史记》细读一遍就能发现很多这种漏洞。

自从他被皇帝阉割了以后，应该说心理就变得极为扭曲了，沉浸在虚构的远古“贤君”“盛世”的幻想中就成为了支撑他活下去的重要精神支柱了，这种心态下导致了他把“三皇五帝”这种荒诞无稽的神话传说（连中国官方都不敢承认）都当作历史来记述了，难道这也是“不容置疑的”吗？

至于所谓的黄帝，炎帝，尧，舜，禹，这些到了春秋战国及秦汉时代才陆陆续续由方士文人根据神话传说虚构出来的人物，连中国官方都不敢承认，而是乖乖地称之为“传说中的黄帝时代”。这里也没必要多说了。这已经不是一个需要辩伪的问题了，而是一个历史学上的常识，这方面的文章资料多得很，这些问题也不过是五四时代就已经解决了的，中国史学界的泰山北斗顾颉刚所著《古史辩》中已经把这些问题阐述得很清楚了。

可笑的是，中国官方虽然在正式的教科书中乖乖地将所谓的“黄帝”称之为“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但是在出版的《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辞典》中又堂而皇之把所谓的“五帝时代”列在“历代纪元表”里面，于是可笑的一幕发生了：从“黄帝”开始的“五帝”竟然延续时间为500年！平均每个“帝王”在位时间为100年！再加上他们“继位”之前要达到成年的年龄，以及“退位”之后的晚年，平均每个人的寿命为一百多岁！原来石器时代原始部落的人平均寿命已达到一百多岁，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而这些不学无术的愚蠢的“民族主义者”竟然厚颜无耻地解释说“五帝”不是指的五个人，而是指五个时代中的很多人。但是“五帝”的姓名履历，彼此之间的继承关系，都在《五帝本纪》中白纸黑字地写着，就是明白明白六代人的关系（颛顼是黄帝的孙子，但是是直接继承的黄帝的帝位，所以实际上是跟五代人一样的关系），从哪里来的什么“五个时代中的很多人”？而现在他们发现自己以前一直信奉的东西漏洞百出就想矢口否认篡改曲解了。真是无耻。】

虽然中国的这些政客和文人骨子里很想把这个虚构的所谓“炎黄始祖”作为正式的历史来宣传，“祭奠黄帝”的闹剧也搞了好几次了，但是我相信，除非中国到了邪教横行的那一天，否则他们的企图是不会得逞的。

“尧，舜，禹”不过是后人的虚构，更不存在所谓的“炎黄始祖”，顾颉刚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主要的两点“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是辨识伪史的指导思路，至于春秋战国时的方士文人具体是怎样伪造出上古史的，他的书中已有详细分析。可详查。

顺便说一句，顾颉刚是中国历史学家中几个稍有良知的人之一，但是受时代条件限制，他也曾错误地把当时发掘出的“北京猿人”认为是中国地区各民族的人种起源，而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了，科学家通过对不同种族人群的线粒体DNA测定，发现世界上所有人种都是起源于20万年前的非洲智人，“北京猿人”等其他地区的早期原人早已灭绝，并不是中国地区的人种的起源。而我们中国现在的人种是一两万年前才陆续从中东中亚迁移过来的，这不过是个常识而已。

更何况，中国的两个早期文明：商，主要是东夷，周，是西方迁来的游牧民族创造的，周灭商之后，虽然在宋国仍有商的遗民，但是作为一个民族，商民族已经消亡，今天没有谁是所谓“商人”的后裔，要说“正宗”的“中国人”——汉人，那是到了秦汉才形成的，据此也应该说“中国的早期文明都已经消失了，种族已经灭绝了”。

我们来看看中国的民族构成，前面说了，商，周，本是外来民族，周灭商后，商民族即已消亡。秦汉时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才形成所谓“汉人”，这一点跟其他国家地区的民族演化并无什么不同。汉代时人口最多时达到五千多万，但是经过汉末**，到了三国时人口仅剩下七百万，其中蜀国人口最多时仅有九十多万，所以不难理解蜀国的基本战略非联吴抗魏无以自保。而曹操诗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描写并不是文学夸张，而是对当时十室九空的人口灭绝情况的真实记录。这样巨大的人口真空靠什么来填补？靠的是北方蛮族的大量南迁来填补的。而紧接其后短暂的西晋，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北方汉人又大量南迁至长江以南，然后就是长达两百多年的“五胡乱华”时期，黄河流域一带已经基本被换了血了。

隋唐时又是一次全国范围的大混血，而这个最辉煌的唐朝，本身就是一个部分汉化的鲜卑人政权，李世民与其家族是汉化的鲜卑人并不是什么秘密。

至于辽，金，蒙元，满清时期，那就更不用说了，被混血不说，而且整个就是亡国奴时期。胡人汉化，汉人也胡化，留起鞭子，穿起旗装，这就是所谓一脉相承的“华夏文明”吗？

还不得不说的是，今天生活在中国地区的南方人和北方人，不仅在构成“民族”这个概念的基本特征——共同心理素质上差异甚大，而且在种族的生理特征上都是有很大差异的。总的来说，北方人是比较纯粹的蒙古人种，而南方人则比较复杂，混有大量马来人种的成份。这种情况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当初中国地区的人种从中亚，南亚等地迁移而来时就形成了这种格局，即黄河流域一带以中亚迁徙来的蒙古人种为主，而长江以南则是南亚迁居来的马来人种，二是在后来几千年的历史演变，民族迁徙中，北方的蒙古人种又大量南下与长江以南的百越等民族融和混血而成。这也是一个人种学上的常识问题，读者可以向你身边这方面的专家咨询一下，就知道我说的没有夸张。

种族都是如此，文化就更不用说了。说“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续下来的文明”，那到底延续下来了些什么呢？举个例子：其他国家民族往往都有自己的民族服装，中国人有自己的民族服装吗？不要说中山装是民族服装，那是用日本人的学生装改制的。经过一千多年特别是最近几百年以来历史车轮的无情碾压，所谓的“华夏文明”剩下的也不过就是一些碎片而已，而且是些四不象的碎片。日本人的文化都比现在中国的本土文化更接近汉唐文化。

我们来看看汉字，如果是一个没有受过古文训练的人，根本看不懂古代的甲骨文字（而且大部分甲骨文仍未解读成功，连专家都看不懂），也分不清甲骨文，金文，小篆，大篆等的区别。从文字上来说是这样，从语言上来说，今天使用欧化语法的现代汉语的人如果没有经过古文训练也根本看不懂先秦时代的文献。

这里要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常识，即使是很多对历史比较了解的人都一直被蒙蔽了，即：甲骨文是十九世纪末才被发现的，二十世纪上半叶才开始进行研究，商以后的古人是不知道有甲骨文这种文字的，而且大部分甲骨文到现在还没有被解读出来，只有一小部分被解读出来了，也就是说，甲骨文基本上是一种被后世中国人遗忘了的文字，是一种连专家都大部分不认识的文字，一种死文字。

相反，埃及古文字，早在十九世纪初就已经被法国埃及学家商博良完全解读成功了，并据此从纸草纸文献中将埃及的早期历史和王朝世系基本研究清楚了，希腊米诺斯文明的线形文字A也已经被解读出来了，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也早就已经解读出来。而且，楔形文字和埃及古文字一直在历史上使用了长达数千年之久，虽然中世纪以后逐渐消亡，但是其基本元素仍然在后来的各种字母文字中得以残留。相比之下，中国地区最早的文字——甲骨文，倒真正是一种中断了的，没有延续下来的死文字。中国学者故意误导大家说：商代的甲骨文已经很成熟了，具备象形、会意、形声等六书形体，前面应该有一个发展的时期，故商文明不应该是一个初始文明。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欺骗性的宣传，甲骨文其实也是到了商代中晚期才逐渐成熟的，初期也只是简单的象形文字雏形，大家可以到就近的图书馆去借一本甲骨文图集来看看就明白了。

而且，其他地区的古文字，如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也是一开始就具备六书齐备的字体的，这是一个文字发展的普遍规律，并不神奇。

实际上，早期甲骨文的成熟程度还远远不如埃及早期的象形文字，埃及早期的象形文字甚至已经有了辅助的音节符号，并很快就从象形的碑铭体发展成具有表意表音两重功能的僧侣体。并与楔形文字共同为后来的第一种真正的字母文字——腓尼基文字提供了字母元素。

最近几年，中国的某些无赖似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据说对国际上不予承认中国有商前文明感到很恼火，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声称要单方面宣布中国为“六千年文明历史”，有人甚至提出要更进一步修改为“一万年文明史”，据说还是什么“考古学会”的“会长”。我并不相信这些白痴“学者”真有这种滑天下之大稽的胆量和脸皮去实施这个搞笑计划，我倒是担心他们虚张声势一场最后又不了了之，让我们失去了一个看国际笑话的机会。

其实对付这些“历史学家”这种流氓手段的最好办法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西方人是太厚道了，要像韩国朝鲜人那样。比如说，我在朝鲜的官方宣传资料上就看到：朝鲜人说他们是“六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好嘛，比我们中国还多吹出了一千年，现在中国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不是要修改中国的历史为“六千年文明”嘛，那么朝鲜就会把自己又改称为“七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反正始终保持比中国领先一千年，反正只需要改动一个字的功夫而已，何乐而不为呢？日本学者就更离谱了，干脆把文物自己埋到地下又自己挖出来做“证据”证明自己的“历史”，跟中国的“考古学家”有得一拚。

顺便说一句，如果要像中国官方那样将新石器时代的原始部落文化遗迹混淆为“文明时代”的话，那么日本根据其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迹——绳纹式文化，也可以把自己说成是“一万年文明历史”。

中国的考古发掘研究项目一般是不允许国际上参与的，其发掘研究出来的很多耸人听闻的神奇伟大的“考古发现”，反正也无法验证，谁知道是真是假，最后往往不了了之。比如中国早期青铜器，铁器的发掘考古工作，如果偶尔发掘出一两件质量好的，他们就大吹特吹，到处展览，作为中国古代辉煌灿烂的标志用来进行民族主义的宣传煽动，但是绝大多数质量平平或者低劣的铁器青铜器，没有宣传价值，他们就将其锁在仓库，任其锈烂。外人要想拿来做个洛氏硬度测验或者含量分析都不允许。

商务印书馆三十年代出版的一本《考古学》上看到那时的考古学前辈是这样阐述研究考古学的意义的：“考古学的目的一不是为了夸耀古国的辉煌，二不是为了粉饰现实的政治。而是为了了解历史的真实，知道我们以前的路是怎样走过来的，以为参考，对我们将来应该走什么样的路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

最后要说明的是，本文所引用有关世界史的大部分数据和资料都可以在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史》教材中找到出处，相信不会再有任何理由指责我“歪曲，捏造，不客观”了。当然，关于中国史的部分，那你得看国外学者的著作才能知道真实的情况，基于中国“历史学家”一贯的德行表现，我相信这一点大家也不会有什么异议的。

最近，夏商周断代工程己经取得突破性成就。专家己公布了《夏商周年表》，确定夏代始年约为公元前2070年。黄帝事夏一千年左右。这样算来，从黄带至今已有五千年的历史。

一般讲文明史，是以城、青铜和文字为标志的。考古工作者已在河南淮阳发现了一座属于黄帝时代的古城遗址-平粮台古城遗址，在这里发现了标志文明的青铜和文字。就文字而言，通常把甲骨文看做是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估计距今三千年左右。1986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发现了黄帝时代的骨刻文字，专家认为这才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科学家还发现山东大波口文化中晚期?“陶文”与商朝的甲骨文有一脉相承的迹象，估计 “陶文”距今约五千年。1993年5月，考古工作者在山东的一座古城遗址中又发现了一种与甲骨文差别较大的“陶文”。“陶文”是刻在陶片上的，有11个宇，分五行排列。第一行3宇，其余各行皆2字，文字大小均匀，笔划纤细。陶文距今也接近五千年。专家们还发现了河图和洛书。河图刻有一到十个自然数排列图形，洛书刻有一到九个自然数排列图形。这些图形是刻在距今约五六千年的龟甲上，人称 “河洛文化”。有人称这是中华文化的源泉。

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南城头山遗址发现了距今六千多年的古城和祭坛。距今约七千年的河姆渡遗址的文明程度也有力地证实中国的文明史在五千年以上。

夏本是一个古老的部落，夏是其部落的族名。

商也是一个古老的部落，其始祖契与大禹同时，因治水有功被封于商地。可见商是其族的最早封地。

另外告诉你,“国”最早的含义是“城市”.

第五篇：中国民办教育培训机构是下一个新东方还是下一个

中国民办教育培训机构:是下一个新东方还是下一个NOVA

民办教育培训，是民办教育的重要领域，也是我国打造国民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环节。但长期来，民办教育培训机构的性质、定位、经营模式、监管机制等一直没有明确，民办教育培训也陷入了一面因受众旺盛的多样化教育需求而蓬勃发展，一面却因质量良莠不齐、“乱象频出”而招致诟病的怪圈。

2010年8月至11月，短短3个月的时间内，包括安博、学大、学而思在内的四五家知名民办教育培训机构接连在海外上市。密集上市说明了什么？会促使民办培训机构重新洗牌，优胜劣汰吗？会有效提升教育培训机构教学质量，从而帮助中国民办教育之培训领域朝理性、健康的方向发展吗？会对民办教育的其他分支和领域有所参考和借鉴吗？

本期我们从资本市场对民办教育培训机构的青睐说起，试图探讨资本市场的介入对我国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发展的影响。下一期，还将就这一问题继续探讨，关注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发展的困惑以及解决之道。

——编者

8月5日，安博教育集团在纽交所上市；10月8日，环球雅思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11月2日，学大教育正式登陆纽交所„„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内，多家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在海外上市，有媒体戏称上市也“扎堆”。有人说，这彰显了民办教育培训的市场潜力和巨大商机，表明中国民办教育培训进入相对成熟期，又将有下一个甚至下几个“新东方”成长起来；也有人说，中国的民办教育培训机构是在尚未发展成熟的情况下被推入资本市场的洪流中的，容易陷入盲目扩张、一味追求市场利润，从而忽视教育为本的误区，甚至一不小心会迷失方向，成为下一个“NOVA”。

谁是“新东方”？谁又是“NOVA”？

“新东方”，中国民办教育培训机构的“神话”，躬耕于民办教育培训领域的创业者们奋斗的目标。据统计，在海外各大名校就读的中国留学生中，有70％曾就读于新东方。创办人俞敏洪从一个人在北京大学附近发放宣传单开始做起，逐渐发展壮大，从1993年的“北京新东方学校”发展至现今的“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2006年9月7日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当天，股票报收20.88美元，与发行价相比，收盘价涨幅39.2％。新东方作为中国第一家海外上市的教育机构，截至2008年底，已在全国39个城市设立了41所学校、400多个学习中心和6家子公司，累计培训学员700万人次。他们还制定了“追求卓越，挑战极限，从绝望中寻找希望，人生终将辉煌”的“校训”。

“NOVA”，日本最大的语言学校。1981年成立以来，采用巨资投放广告与快速扩张的策略，占领了日本约一半的外语培训市场。NOVA为学生提供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中文培训。2005年，NOVA在校学生达到创纪录的48万人。NOVA动画广告中的吉祥物小兔子风靡一时，公司也赢得“麦当劳式语言学校”的称号。2007年10月26日，NOVA向大阪地方法院申请破产保护，NOVA在日本各地的分校当天全部关门。外界称，吸引风险投资并上市之后的NOVA因扩张过快导致管理混乱，最终导致破产。

短短3个月的时间内，我国多家民办教育培训机构海外上市，说明了什么？中国民办教育培训行业的春天已经到来了吗？这些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又一个“新东方”？还是又一个“NOVA”？ “扎堆上市”的背后

学生和家长多样化以及个性化的教育需求日益旺盛

迄今，回忆起上市的一幕幕，学大教育创始人金鑫都还记忆犹新。“五星红旗和学大的旗帜一起在纽交所高高飘扬的那一刻，作为中国民办教育行业的一分子，内心还是非常激动的。这一刻，意味着华尔街对中国概念股的信心，意味着机遇和挑战。未来，要做的还有很多。”

的确，机遇垂青于包括学大、学而思、安博等多家教育培训行业的先行者。中国目前的教育培训市场是潜力巨大的，公众对于教育多样化和个性化的需求是旺盛的。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援引了一份来自国际数据中国公司（IDC China）的最新数据：2008年，中国的私人教育支出总额高达5608亿元人民币。其中，单是课外辅导的支出就达823亿元。按该公司的预计，到2013年该领域的支出将增至1274亿元左右。国际数据中国公司研究经理童华表示：“尽管未来5年学生总数呈下降趋势，但就支出而言，辅导服务市场将出现快速增长。”

有专家指出，中国家庭把开支的1/3用在了教育上，中国人口数字庞大，很容易形成强势消费能力，这也是海外投资公司目前看好国内教育培训行业的关键所在。未来几年，教育培训行业在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令人不可小觑，这也是短短几年的时间内，教育领域从资本绝缘体变为资本涌入地的原因所在。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所长杜育红的观点也印证了国际数据中国公司的预测：目前在我国，教育类公司的主要业务分为三类，一类是家庭教育，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二是各类实用技能的培训；三是为公立教育系统提供服务。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与人口的状况看，这几个方面应该都有非常大的市场潜力。而包括新东方、学大、学而思在内的这些公司，属于家庭教育服务类，他们的上市说明我国家庭教育存在着较大的市场潜力。上市，机遇与挑战并存

募集资金的同时，规范管理与优胜劣汰是大势所趋

上市对民办教育培训机构自身，究竟意义何在？金鑫说，其实上市对于中国教育培训机构的意义，多数公司也是近两年才渐渐明确。首先，融资渠道被打开。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是，会对企业内部有一个飞速的提升，包括企业的财务、法务、运营机制、业务流程。这些规范化调整对于一个企业走上标准化管理的道路，是非常有益的。只有规范化的管理，才有可能将这些公司打造成可以同世界一流教育公司平等对话、平等竞争的有影响力的品牌。

也有专家指出，民办教育培训的发展模式使得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办学模式，转变到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新的发展模式。目前政府财政主要是发展公办教育，普及义务教育。市场经济和公众多样化的教育需求，使得中国民办教育的发展需要新东方、学而思、学大这样的培训机构，而现实环境中民办教育最大的难题之一就是资金缺乏，如果能通过上市，令民间资金和国际资本为中国教育所用，对中国的民办培训将是一个正向的推动。

更多的专家和学者看到了上市对于教育行业规范，促进整个教育培训行业朝理性、健康方向发展的积极意义。

2009年，接连发生的几桩收完学费后便人去楼空的事件让教育培训行业一片哗然，也让学生和家长一度对教育培训机构的诚信丧失信心，这对整个行业的良性健康发展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2009年12月末，包括安博、巨人、学大、新东方在内的多家行业领军者聚首，商讨对策，并倡导加强行业自律，甚至提议每家机构拿出“保证金”，以替那些行业内的不自律者“埋单”。

数据显示，中国中小学课程辅导市场的98.37%的份额仍然由大量的中小教育培训机构占据。由于准入门槛低，行业利润巨大以及竞争激烈，这些机构良莠不齐，鱼龙混杂、过于分散，造成了教育培训市场的种种乱相:弄虚作假、乱收费、为签单胡乱承诺、卷款倒闭等现象时有发生，每年都有大量的学生及家长受骗上当。整个行业看起来一片繁荣，却隐藏多种隐患。有专家指出，有更多的教育培训机构上市必然会对整个行业起到一定的规范作用，这对整个教育培训行业的发展，对消费者来说都是一件好事。

上市不代表自此高枕无忧

受众满意与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才是最终目标

上市并不代表自此高枕无忧，相反，必须对股东负责的要求还会让不少公司自上市之日起便压力重重，甚至个别公司会出现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盲目扩张等不科学、不健康的做法。杜育红认为，教育类公司的优势在于通过市场化运作，为消费者提供适应其需求的教育服务，但另一方面，追求利润的资本天性与充满不确定性的教育服务相结合的模式，也容易出现浮夸，以及违背教育规律的问题。

我们不禁要问：对于上市后的教育培训公司来说，在未来的发展中，对股东负责，对受众负责？哪一个更重要？是否能兼顾？

我们看到，NOVA的失败就是源于为了兑现对股东的承诺，一味追求规模扩张而最终导致管理不善。面对国内一些公司选择了同NOVA类似的发展模式，在发展初期迅速扩大规模的做法，还是有不少目光长远的教育培训机构未雨绸缪，在上市之前和上市之初选择了理性的发展模式。

金鑫就强调，包括学大教育在内的一些教育培训公司就始终坚持以教学为中心，为了确保教学质量和广大学生的利益，在加盟与直营的经营模式选择上，主动放弃了投资风险小、发展速度更快的加盟模式，选择了投资风险大、扩张速度相对较慢的直营模式。

有专家指出，对于教育培训机构来说，评判他们的成功与否，归根结底，要让受众打分，只有受教育者感到满意，才能说明这些机构社会效益的最终实现，也才能最终证明他们在追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过程中，没有舍本逐末。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副秘书长、北京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王文源强调：对任何产业来说，真正促进效率提高的是市场竞争机制，而不是经营主体及所有制的改变，中国不怕再出现一个或者多个新东方。民办培训教育产业界要深刻认识到，新东方的发展是市场对它规范化的法人治理结构、发展定位、教育质量等综合实力的认可，教育产业的赢利模式是通过消费和消费者来最终认可的。

还有专家提醒，目前，在我国，民办教育培训产业仍是中国经济产业中较为特殊的产业，在海外上市后的教育培训企业，其大部分股民和投资者都将是外国人，他们可能对中国国情和教育行业的现状并不十分了解。如何让他们理解并支持教育培训行业在中国背景下的商业行为和企业发展规划，将是目前已经在海外上市的中国民办教育培训机构管理者亟须面对和解决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