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忠民：应当高度关注中国社会矛盾问题的生长点

第一篇：吴忠民：应当高度关注中国社会矛盾问题的生长点

目前中国的官民矛盾问题比较突出，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另外还需要看到的是，中国的社会矛盾问题有着很大的生长空间。这是社会管理要考虑的重大问题。从影响面影响力较大的角度看，中国社会的矛盾问题至少包括以下几个重要的生长点。

第一，劳资矛盾。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推进，农民的数量必然会越来越小，劳动者也就是雇员的数量必然会越来越大，而且，劳资关系必然涵盖绝大部分的社会经济领域。所以，劳资矛盾将会成为影响整个中国社会是否能够安全运行的最为重要的社会矛盾问题。这种迹象现在已经开始初步显露出来。在未来不短的一个时期内，中国劳资纠纷仍然会保持着迅速上升的势头。过了这个时期，中国的劳资纠纷和矛盾才有可能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

第二，由征地拆迁所引发的社会矛盾问题。加速于20世纪90年代、全面提速于近年的中国城市化运动正进入一种大跃进的状态。城市化大跃进造成了公共资金的巨大投入和浪费，造成了政府严重的负债。更值得引起人们关注的是，伴随着城市化的大跃进，必然会出现大规模的征地拆迁行为，而且对征地拆迁当事人的补偿往往是不合理的。同一般的维权活动不同，土地房屋是居民极为重要的基本生存条件，是事关当事人基本生存底线的头等大事。这就是在一些地方的征地和拆迁过程中，一些土地房屋的事主为何屡屡发生自焚抗议活动的根由。显然，由于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健全，由于一些征地拆迁行为过于强行和武断，由于被征地拆迁的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往往得不到合理的补偿，所以，围绕着征地拆迁问题必然会出现大量的、在某些地方甚至是比较激烈的社会矛盾问题。

第三，由流动人口所引发的社会矛盾问题。中国现在的流动人口高达数亿人，这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活动。同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是，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实行着严格的户籍制度。在户籍制度条件下，当地人和外来人口各自的社会福利及其他方面的待遇有明显差别，这就造成了种种不平等的现象，进而容易引发种种纠纷和冲突。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农民工中，“8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已经占到61.6%，其文化程度、观念和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同城市居民相比，仍然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有着无根性的特征。对平等意识和维权意识越来越强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未来一个重要的行为目标就是要消除这种歧视现象，结束城市边缘人的生存状态。显然，由于流动人口数量巨大，其平等意识和维权意识在迅速增强，所以，在未来的一个时期，围绕着这一问题，社会矛盾问题便会明显加重。

第四，由对以往遗留问题的“倒找”行为所引发的社会矛盾问题。不仅现实当中会出现一些新的矛盾问题，而且还会出现一些社会成员对以往遗留问题进行“倒找”的利益诉求行为。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法制不健全，许多改革措施带有一种试探和随机的色彩，这就难免造成一些不公正不合理的现象。随着法制的逐渐健全和社会成员法治意识的形成，许多社会成员有可能会对以往所遇到的不公正不合理的问题进行追溯性的维权活动。客观上看，这就会从一个重要的方面加重社会矛盾问题。

第二篇：高度关注煤炭等资源税改革问题

高度关注煤炭等资源税改革问题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就人民网网友在“部委领导留言板”中反映较多的“房产税改革”、“股票红利税征收”、“打击制售假发票”、“税收政策扶持小微企业”、“资源税改革”等七大方面问题进行了详细回应。这是国家税务总局首次对人民网网友留言进行回复。

在回答网友有没有对资源税征收标准和征管方式改革的计划的问题时，国家税务总局表示，由于煤炭等资源税改革牵涉面广、政策性强，特别是涉及较为复杂的清费立税问题，近年来，我局对此一直予以高度关注，并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共同调研，将按国务院的整体部署开展有关工作。

给国家税务总局留言

人民网网友：以煤老板为代表的一些靠卖国家资源暴富的案例，说明我们国家征收的资源税过低，对煤炭等经济命脉资源产品的价格放的过松、价格定的过高。这是国家制度的悲哀，错不在这些煤老板。

因此，我们国家要大幅度提高煤炭等资源产品的税率，同时限定这类产品的价格。因为煤炭等资源产品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是社会生产的必需品。不限价就会出现税高价高的恶性循环，煤老板依然暴利。请问国税局有没有对资源税征收标准调整和征管方式改革的计划？又该如何改革？

国家税务总局：由于煤炭等资源税改革牵涉面广、政策性强，特别是涉及较为复杂的清费立税问题，近年来，我局对此一直予以高度关注，并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共同调研，将按国务院的整体部署开展有关工作。

第三篇：中国当今社会矛盾问题的几个判断

中国当今社会矛盾问题的几个判断及应对思路与措施

第一、常态的、一般性的社会矛盾问题

一般性的社会矛盾问题怎么表现的？一般性的社会矛盾问题具体表现为个别的地区有可能会出现零星骚乱的现象等。就一般情况来看，一般性的社会矛盾问题对社会尽管会形成一些冲击，但还不至于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危害。社会矛盾问题属于可控制范围，社会政治和经济能力能够保持常态运行和发展的局面。一般性社会矛盾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甚至是现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不可避免的现象。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把一般性社会矛盾问题当成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种常态现象来看待，我们基本定位属于社会矛盾问题，属于一般性的社会矛盾问题。

在这方面我们需要转变观念，没有必要的见到社会矛盾问题就惊慌失措、大惊小怪，一般性的社会矛盾问题存在是很正常的。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矛盾，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是怎样的？一是能够包容一般性社会矛盾，二是有能力解决这些社会矛盾问题。胡锦涛总书记是这样说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是在发展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社会一边解决这个问题，一边达到和谐的地步。第二、有可能演化成为比较严重的社会矛盾问题

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问题的第二个判断这就是：有可能演化成为比较严重的社会矛盾问题。现在是属于一般性常态的社会矛盾问题是不言而喻的，这种情况进一步的趋势是有可能会演变成为比较严重的社会矛盾问题。比较严重的社会矛盾问题表现为公众的心理、群众的心理普遍存在比较紧张的状态，一些地区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规模化的社会骚乱问题现象等。这样一些社会矛盾问题对于正常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必然会造成不利影响甚至会延缓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不过还不至于特别担心。尽管它会造成种种不利后果，但是它不至于造成全社会动荡局面，社会经济的发展还有可能继续持续下去。

为什么说现在中国社会矛盾问题有可能演化成为比较严重的类型？是不是可以这样来解释，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的社会矛盾问题积重难返，前些年我们对社会矛盾问题重视不够，所以是积重难返。在短时期内很难出现根本性的好转，而且按照他们自身的发展逻辑很有可能进一步的膨胀和加重。同时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未来也会出现一些常见的社会矛盾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基于这样的考虑，所以我们有判断，说未来有可能会出现比较严重的社会矛盾问题。它跟一般性社会矛盾差别是什么呢？我们看一般社会矛盾问题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了，目前已经出现了。那么能不能演化到比较严重的地步呢？是有可能的，但是处理好的话，这种可能性会降低。

第三、严重、颠覆性的社会矛盾问题出现的可能性很小

对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第三个大的判断是严重的、颠覆性的社会矛盾问题出现的可能性很小。严重性的社会矛盾问题一旦形成，社会、国家就会出现严重的动荡局面，社会经济发展将会遭遇到严重的挫折，以往大量的发展成果甚至会毁于一旦。拉美一些国家以及前苏联被解体这方面就是典型的案例。

严重的颠覆性社会矛盾的形成，它需要三个基本的条件，一个基本条件是民众基本生存受到威胁，第二个基本条件是国家或者这个社会的经济完全失去了秩序，第三个基本条件是社会控制力基本丧失。从以上三个基本条件来看，在中国未来一个比较长的历史阶段，严重的颠覆性的社会矛盾问题发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概率极小，机率极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有这么几个原因，从对应的三个条件来看，第一个原因是中国民众目前的基本生存条件不存在难以为继的可能性，相应的中国民众也不会出现绝望的心理状态。从历史来看，每次中国颠覆性社会矛盾问题的出现，一般来说是民众基本生存条件，比如说食品等等出现匮乏不够吃的，横竖都是死，还不如造反所引发的颠覆性社会矛盾、社会危机。而中国目前到现在，民众基本生存条件总体来说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了。改革开放以来粮食还是大问题吗？可以说基本上不是问题，这几年有粮食的战略储备等。所以我们第一个条件基本上可以排除，基本的生存条件不存在大问题，不存在难以为继的可能性，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国家的经济秩序不可能完全丧失。拉美受历史的影响，不少国家属于‚一字形‛的经济结构，就是跟别的国家经济共同体是一体化的。它属于一种初级产品、一种分工，没有独立自主的重工业体系。中国从朦胧时代就开始建立独立自主的重工业体系。我们再跟苏联比，苏联在经济转型的时候进行了‚新旧阻断‛，就是旧的跟新的阻断，旧的彻底抛弃新的开始，是通过这样的方案来解决俄罗斯的问题。这样的做法有很多弊端，所以出现了真空、断裂的阶段，俄罗斯经济的发展在这个阶段失去了秩序。中国跟它比又不一样，中国从改革开放一步一步摸着石头过河，逐渐的、谨慎的、渐进性的一种推进模式。实际上中国经济秩序一直没有出现中断的情况，它是延续的、逐渐的转型。这样看来无论跟拉美国家比还是跟前苏联比，我们国家经济秩序不可能完全丧失，这样社会也不可能出现严重的动荡。

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政府对于社会的控制力，可以说不可能完全丧失。我们国家社会控制力是高强度的，举国动员体制在世界上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在大国当中举国动员是第一，对社会控制力是很强的。从中央到地方甚至到基层，一个村都有党支部，控制能力是高强度的。而且现在应该承认我们国家民众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是比较高的。我们国家民众对于各级政府的信任程度一般来说调查显示比较有规律性，信任程度从中央到地方，从上到下依次递减，对中央信任程度最高。而我们知道民众对国家存在一种信任，特别是对中央存在一种信任的话，就会觉得一切都会有希望的。有希望的话就意味着什么呢？民众就很难介入这种极端性的行为当中，这样的社会动荡问题基本上就没有。

第四、几个需要特别重视的变量

中国能不能有效的防止颠覆性的社会动荡，把较为严重的社会矛盾问题缓解，取决于以后几个重要的变量。有几个变量是需要我们特点重视的，第一个变量就是民生问题，这里特别强调基础性的民生问题。民生问题分很多层面，就基础性的民生问题比如说涉及人们基本财产、基本生存、基本的就业问题，国家要全力以赴的解决。应当说是中国的发展相对来说比较平缓，第一个变量是需要我们解决好的。

第二个变量是大学生和农民工新生代就业问题。特别是大学毕业生有600万左右了，有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我们看到招聘现场非常壮观，大批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现在的大学生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的大学生大部分都是国家交费，反正是自己不交学费，有的交点生活费，师范学校连生活费都不需要交，基本上都是国家培养的大学生。现在很多都要交学费了，学费有些地方比较高。对于收入不高的工人家庭供养大学生的话，假如说两口子是工人的家庭，家庭储蓄基本上没有，那么对于一个农民家庭来说，那更是砸锅卖铁供养孩子上学。大学生毕业以后连工作都找不到肯定会对社会产生积怨、怨恨，而这批人精力充沛，几乎是百分之百都会上网，知道东西也多，又没有工作。他就要找事情，事情找不到自己要创造事情，这个事情可能是对社会极为不利的。我们看到一些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或者是找到工作收入很低，没有办法维持生活状态，往往成为郊区‚蚁族‛中的一个成员，这样一种状况。所以说这些人怎么安抚好，这些人精力充沛、见识多，活动的空间也大，这样一批人对社会稳定、社会安全会形成不稳定的影响。

我们还要注意新生代农民工，8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民工当中的比例已经超过60%，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差别是很大。有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之余最喜欢的事情是干什么呢？一是上网、二是逛街。而这两条是城市当中同龄人共同的。就是说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方式和观念越来越与城市同龄人趋同，他们对于不公现象的忍耐力是非常低的。跟城市的同龄人是基本上一致了，而这批人文化程度相对来说越来越高了，维权意识比较强。但是这批人身处的劳动环境、遇到的一些工资、劳动待遇等会存在不少问题。他们往往有不满，不满就容易抗争，而这批人又是跟大学生一样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一样也是精力充沛，比过去农民的见识要多得多。这两个群体如果不安抚好的话，相关的基本生存问题如果解决不好的话，对社会稳定是极为不利的。

第三个需要注意的变量就是中产阶级发育的问题。社会是否能够稳定，最终取决于这个社会是否能够有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者人群。而我们现在这个政策对中等收入者往往是不利的，比如说个人所得税征税的起点过低应当提高，所以我们国家不应当指望2000元以上需要交个人所得税。我们知道三口之家，一个人挣2500元，去了500元征税，剩下两千三四百块钱，两千三四百块钱除以三人均还剩下多少？我们要想办法保证这批人生活更好，间接的让他们收入增加，而现在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过低。再比如说房价，房价对中等收入者发育起的作用太大了，中等收入者多少钱能买一套住房？住房说涨就涨，瞬间飙升。本来中产也不能称为中产，就是没有买房子的人，有可能每月有收入，一提到买房子就成了‚待中产者‛了。还有的人干脆买不起房子了，长期买不起房子，甚至是退出中产这样一个人群。所以说中产阶级在中国一个特定的称谓是什么？中等收入人群。怎么想办法把它做大，做的越大中国社会安全系数就越高，相反，缩小的话或者说是减少的话，对社会安全运行和稳定局面是极为不利的，所以说这个变量需要处理好。

第四个是腐败的问题。腐败问题在中国是不能回避的现象，而且表现一种愈演愈烈的现象。腐败的问题在哪？一方面它让社会的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另一方面会造成民众的不满，甚至是一种仇恨。对于腐败现象民众是最仇恨的，笼统的讲‚中国老百姓‘仇富’未必是对的‛，有一些调查显示，中国的民众对袁隆平这样的科学家（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可以说是世界上贡献最大的人）一点也不仇恨。中国民众最不满意是事情表现在什么地方？那些通过不公道的方式暴富的人，他们对这样一种人不满。整个社会财富的占有出现了不公正的现象，民众财富减少。另一方面使得民众对腐败的一些官员产生不满，失去了信心，甚至某种意义上某些地方对政府都不满，这样对社会安全稳定是十分不利的。应对思路与措施

就应对社会矛盾问题的目标趋向来说，我们要特别注意这样三条，要注意这样三个趋向。用三句话可以来表示：第一句话是将一般性的社会矛盾问题纳入常态的利益协调机制予以解决，用常态化的形式来解决；第二句话是要防止比较严重的社会矛盾问题；第三句话就是我们要警惕最为严重的社会矛盾问题。围绕这三个目标、趋向来说，我们要做一系列事情，这个事情涉及到标本兼治、多个方面。我们这里是从治本的角度谈几点看法。第一点，以社会公正为基本的依据来进行基本的制度设计和基本的政策安排。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社会矛盾问题复杂到有两千多万件，在解决这些社会矛盾问题方面，在宏观大的思路方面，不管矛盾多不多，要抓一些主线。在解决千头万绪的社会矛盾问题时候，我们如果能在宏观大的思路方面进行有效布局的话，这些社会矛盾问题在近期是能够见到成效的，在比较长的时间内是能够成功的。

在整个大的布局和框架中我们要立足于社会公正的基本理念，只有这样才能理顺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关系，才能最大限度的化解社会矛盾问题。社会公正不能说是仅仅对哪个社会群体特别有利，真正公正的时候对哪个群体都是有利的。对弱势群体来说能够提供基本的尊严体现，对于富人群体来说它能规范发展空间，公正对谁都是有利的。我们公正制订的政策或制度，目的是让各个群体各尽所能、各得其所。

有一个有关社会公正的认识问题十分重要，这时我们应当把社会公正放到一个制度上来理解，不能仅仅把社会公正当成扶贫解困送温暖这样具体层面上，像做好人好事这样层面上来理解。它是一个事关国家基本制度设计、基本理念的依据，上升到这样的角度来看待。比如说胡锦涛总书记说社会公正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属性；温家宝总理说社会公正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社会公正基本层面核心理念的依据，要上升到一个基本制度去理解，不要仅仅在一个具体层面上扶贫解困送温暖，这样太具体了。

第二点，建立一个初级的民生保障体系。我们国家现阶段如果建立中级或者高级的民生保障体系不切实际、不现实，但是建立一个初级的民生保障体系是能够做到的。初级民生保障体系的基本内容就在于像胡锦涛所说的，要初步做到五个‚有‛字。这就是全体人民‚学有所教‛，这主要是指义务教育和基本的职业培训问题；‚劳有所得‛这就是劳动者基本权益保护的问题；‚病有所医‛，公共卫生保障体系的问题；‚老有所养‛，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设；‚住有所居‛，住房保障体系的建设。

假如说中国能够把初级的‚五个有‛做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依、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些问题都解决的话，社会矛盾还能够严重到什么地步？不可能严重到非常激烈的地步。社会矛盾问题产生的根源就是民生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这是最主要的问题。胡锦涛经常说我们要解决现有矛盾，还要把社会矛盾的源头让它减少、让它缓解，从源头上把社会矛盾产生的可能性就降低。初级民生保障体系的基本特征在于九个字，这就是‚低水准、广覆盖、有实效‛。水准不要太高，先‚有‛后‚好‛，一步一步来，然后一步一步完善。‚广覆盖‛，特别是每个人包括每个农民都包括进来。民生社会保障体系已经不能再重蹈城乡二元结构的覆辙了，现在建立这样一个初级民生保障体系，对我们国家来说已经不是能不能够做到的问题，而是想不想去做的问题。只要想去做完全能够建立起来，财政完全不是问题了。我们国家去年财政收入6.83万亿，而没有列入国家财政收入的土地出让金1.5万亿。像别的财政收入，去年国家实际财政收入应当是9万亿左右，或者不低于9万亿。拿出十分之一投入改善民生问题，民生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国家在公共投入方面近年来存在着明显的弊端，比如说容易在豪华型工程性方面巨额的投入，豪华性、娱乐性投入动不动就是几千亿，几个项目下去几万亿就没有了。每年的行政成本很高，而用于民生改善的资金微乎其微，城市低保每年就是200亿，这已经比以前增加好几倍了，才200来亿。廉租房保障基金一年才一百几十个亿，微乎其微。国家公共投入，特别是用到真正的地方的，应当取之与民，从民众当中征收的这些收税应当用于民生的改善，取之与民、用之与民。而我们这方面投入还真是不够，用于民生改善方面的投入跟别的国家相比，我们国家投入的比例占GDP的比例在世界上几乎是倒数第一。

最后一点，我们现在应当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的社会结构。两头小中间大指什么呢？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都是少数，而中等收入者是大头。中等收入者比例占到80%左右，这样社会才是一个稳定结构，我们恰好相反，中等收入者比例很小，有人测算是23%。中等收入者比例占全部成员比例大致是20%左右，在正常的发达国家中应当是占到70%、80%比例。应当把这块做大，让大量的工人、农民进入中等收入者人群当中。

实际上橄榄形的社会结构才是安全稳定的，问题很简单，因为大部分人都是中产者的话，他们有一个体面的工作、稳定的职业，都希望社会稳定。假如一个社会大部分人都是非常贫困的人组成的话，他们对社会肯定是不满的。他们很有可能希望让这个社会垮台，重新建立新的社会，就会产生这种心理，形成新的财富分配结构。中等收入者占据压倒优势的一个社会，它必然是稳定的。再看别的国家，任何一个工业社会稳定都有一个前提——中等收入者占主导，而这点将成为我们今后工作、努力的很重要的一个目标。

作者：中央党校社科部社会学教研室主任、教授 吴志民

第四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关注的几大问题

文章标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关注的几大问题

在经济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要重视防止和克服以下倾向：一是“重经济增长，轻社会发展”。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曾经是积贫积弱的国家来说，集中有限的资源发展经济，甚至在一定阶段把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战略重点，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在现实中，一些地方重经济增长、轻社会发展的情况并没有完全

改变，社会发展的历史欠账较多。在一些人的思想里，总以为只要经济上去了，蛋糕做大了，其他社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二是“经济指标硬，社会指标软”。由于一些同志的“政绩观”、“发展观”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偏差，总以为抓经济增长是实的，抓社会发展是虚的，担心抓社会发展，在社会事业上花钱，会减缓和妨碍经济发展。

我国目前的情况是，一方面经济快速增长，另一方面社会矛盾也有所积累，经济与社会发展存在一些不协调的方面，如公共财政对经济的投入和对社会事业的投入比例不合理。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4年人类发展报告》公布的数据，用于教育、卫生保健的公共支出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2001年前后，瑞典、丹麦、法国、德国和古巴等国家较高，为13～15；加拿大、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发达国家，为10～12；俄罗斯、巴西、韩国、泰国等国家为6～7；而中国为4.5，甚至低于印度（5.0）。从根本上说，社会发展不仅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它还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如果没有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不仅经济发展最终难以持续，社会难以和谐，政权也难以巩固。可以说，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但归根结底是一个政治问题。

另外，要着力解决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适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表现在责、权、利三个方面。建立政府与社会的新型关系，是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关键。但是，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出发，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模式。

还要解决好社会各群体间的利益关系问题以及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初次分配中坚持以效率为主的分配原则，再分配中坚持以公平为主的分配原则，还要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要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建立社会救助、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行动等各种形式的第三次分配的制度和机制。如果说再分配是政府弥补市场之不足，那么第三次分配则是对再分配的补充，是社会互助对政府调控的补充。从国际经验来看，第三次分配在照顾孤寡老人、帮助残障人群、保护弱势妇女、收养孤儿以及帮助失业者、贫困者、艾滋病患者、行为偏差者等方面，可以发挥特殊的作用。

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是必须有效地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当前我国人民内部矛盾出现一些值得重视的新问题。第一，社会差别问题。如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别：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别是2.47∶1，1984年变为1.7∶1，到2003年，达到3.24∶1。第二，部分社会成员贫富差距趋于扩大，社会贫困凸现，是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突出表现。第三，一些新的阶层和利益群体产生了，社会成员流动性加大，构成结构重组，呈多元化利益格局，利益关系更加复杂，是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表现。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思路是：

（一）正确区分不同的矛盾，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的矛盾，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原则。

（二）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机关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总的方针。

（三）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在坚持效率的前提下，注意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是目前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突出任务。

（四）形成相对均衡的利益分配格局、合理的社会成员构成结构，构建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长效机制。

（五）提高领导干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的能力，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关键环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从国情出发

正确把握我国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要高度重视，又要从国情出发，不提脱离实际的口号，不有意或者无意地调动人民群众过高的期望值。我们要构建的不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和谐社会，也不是社会主义发达阶段的和谐社会，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和谐社会。在这个发展阶段构建的和谐社会不可能尽善尽美，我们只能在追求效率与维护公平之间、在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及资源之间作出合情、合理、合法的选择，因而只能是相对和谐，这种和谐只具有相对合理性。这样理解构建和谐社会，不仅符合中国国情，而且符合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水准和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不容易使人对和谐社会产生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过高的、不切实际的期望值。既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阶段，那么，构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谐社会就不是短期内能够实现的，必须经过长期艰苦奋斗才能实现，绝不可能一蹴而就。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大量投入，需要支付数额巨大的“和谐成本”。物质基础雄厚的程度及支付“和谐成本”的能力，决定着构建和

谐社会的广度、深度、力度和进度，影响着初级阶段社会和谐的程度。我们的财力有限，一时拿不出那么多的钱来，那么，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只能坚持“量力而行、确保重点、分步实施”的方针，有多少钱就办多少事情。认真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和谐成本”，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有助于增强效益观念和“比较效益”观念，能够尽量减少无效投入和效果不明显的投入。

意识形态工作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作用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必须依靠全党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牢牢把握正确导向，营造积极健康向上的舆论氛围。特别是在社会发生深刻变革，人们思想空前活跃，信息传播途径日益多样化的新形势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用高超的艺术有效地引导社会舆论，最大限度地增进干部群众的共识，最大限度地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和公民思想道德素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丰富健康的文化是衡量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志。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既要大力发展经济，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又要大力发展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关注的几大问题》来源于xiexiebang.com，欢迎阅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关注的几大问题。

第五篇：警惕当前威胁中国的主要社会矛盾和问题

警惕当前威胁中国的主要社会矛盾和问题

伟大领袖毛泽东教导我们：“堡垒最容易从内部冲垮”真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从网上网友的评论中很容易看出群众对社会的不满的表现，对社会不满的主要是年轻人，70后80后，主要不满的方面是：腐败普遍性，贫富差距广泛性，领导特权，社会机会不平等性，工资及收入差距悬殊，和民主的落实性，领导干部不关心社会和群众问题，以上这些问题得不到政府的关心或者不够关心，或者根本不关心！

1,、腐败，如果继续发展，将会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使社会底层的公平被随之剥夺，并给分裂分子和黑社会造成可乘之机和借口。

2、新疆西藏的分裂**因素始终严重存在，发展严重时，有可能使中国进入内战和分裂局面，并给美国日本等企图颠覆中国的国际势力造成可乘之机和借口。

3、社会黑势力和邪恶势力对政府工作的严重威胁，会削弱党的权力和党的威信，使社会成了正不压邪，邪强于正的局面，党和政府成了名存实亡的样子政党政府！使社会成了强者得天下。甚至最终成了政府怕黑社会和邪恶势力，反过来还听和黑社会的话。邪恶强于正义！

4、社会不公平现象严重，使人民对党产生不满。

5、政府和国家机关官员权力绝对一人领导，而不是集体领导，没有别人监督或者监督名存实亡。

6、贫富差别加大，由腐败造成的社会有失公平，社会投机钻营成为风气。

7、公安系统成了黑社会、不法分子和有钱有权人的保护伞。

8、一些丧失共产党员信仰的党员混进了党的中央，就像苏联的戈尔巴乔夫一样，造成党的性质和纲领的根本改变。

9、更严重者，很有可能腐败分子、分裂分子、黑社会，流氓团伙、打砸抢者以及国际颠覆势力会乘机在关键时候相互结合，造成社会大混乱。

10、党内和政府内，失去党性，把为党和国家干工作变成了为自己“升官发财”，所以才弄虚作假，徇私枉法，假公济私，不正之风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