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今日中国引进外资开放市场与近代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不同

第一篇：略论今日中国引进外资开放市场与近代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不同

略论今日中国引进外资开放市场与近代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不同

有人说：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带了近代文明。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不可否认的是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但这仅仅是鸦片战争带给中国的一小部分，还有一大部分是痛苦，是灾难。在当时，列强对我国进行商品倾销、资本输出，同样是外资干预中国经济，在我国正发展得如火如荼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战略却与百年前的帝国主义商品倾销与资本输出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单从本质上讲，这就绝对是不同的。

1840年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发动了一系列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使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每一次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都迫使中国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攫取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特权，劫掠中国的财富。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要求要求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1858年《天津条约》又规定开放牛庄、登州、台湾等十个通商口岸；还有开放了伊犁、喀什噶尔等商埠，而这些通商口岸大多成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基地。那时的中国就是任人宰割的落后国家，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也无能为力，我们处于被动的劣势地位，只能任由列强对我国进行商品倾销，对我们进行经济侵略，那是耻辱的历史。而对于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新中国而言，我们的领土完整与主权是无可撼动的，我们是独立自主，日趋昌盛的世界大国。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我国的政治体制也有了明显的改变。我们肃清了封建主义残余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在发展经济上，我们积极主动引进外资，开放市场，用外资来发展自己，完善社会主义，改善广大人民生活水平，让自己更加繁荣昌盛。前者不管是“门户开放，利益均沾”“中美合作，互惠互利”还是“大东亚共荣”都是赤裸裸的经济侵略。只有来而无往，只有亏而无赚，只有损失而无利益。整个国家民族经济处于被奴役，被瓜分，被剥削的地位。后者是在我国奉行和倡导世界性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实现独立自主，平等互惠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外资利用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处于从属地位。所以，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是绝不等于帝国主义商品倾销与资本输入的。

今日中国引进外资开放市场和近代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目的也是完全不同的，西方列强的商品倾销资本输出是为了扩大殖民地，利用他国的原料，劳动力为自己创造更大的利益，是赤裸裸的侵略，通俗的说就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为发展自己而让被侵略民族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损失。而现今中国引进外资，对外开放，是利用外资发展自己，为全国乃至世界人民创造更高的生活水平与环境，从而也达到互利互惠，实现各国和谐相处、全球经济和谐发展、不同文明和谐进步的美好前景发挥积极作用，共同致力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由此也说明二者是完全不同的。

我国开放市场和近代列强资本输出相比，两者的结果也是不相同的。当今的引进外资,开放市场促使我国经济发展,国力增强,但在近代中国,资本帝国主义对商品的倾销,资本输出,造成中国经济极端落后, 人民生活极端贫困.西方列强在鸦片战争后的种种侵略，包括

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军事的等等方面都是在以本国强大的实力基础上以不平等的手段进行的，虽然列强为中国带来了先进技术等，但这都是为自己服务的，当时中国人民生活却日益困难，经济水平落后，主权都不完整、统治者又懦弱的国家谈何发展，谈何进步。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西方国家的半殖民地，中国深受其剥削和掠夺，这是很显然的；同时，它是为中国打开了一条更快速的近代化之路，让中国重新进入了世界大家庭，客观上促进了我国的发展，虽然这些不是西方国家的本意，但更多的依然是无法磨灭的伤害与掠夺，让中国处于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而后者确实处于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为我国带来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强大和进步，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半封建半殖民的落后国家了，2008年，体育盛会奥运会在我国举行，紧接着世博会，亚运会都相继在我国举办，这都是改革开放的成果，是世界各国对中国已跻身世界强国的认可，所以引进外资，开放市场是积极的，可行的，为我国带来的是富强，是尊严，绝不是近代那些屈辱历史可以相比的。

同时还有西方国家的资本输出有一部分目的是为了宣扬其奴化思想，麻痹中国人精神，想让被侵略国家永远成为他们的殖民地，为他们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原材料，还为其提供商品倾销与资本输出的市场，而我国自主的改革开放则是我国精神文明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要求，为自己的尊严和富强而奋斗。这一点也说明了二者的不同。

近代的侵略战争我们不可以一味的否认，但是其为我们带来的灾难也是不可磨灭的。近代帝国主义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都是列强对我国经济侵略的表现，这与我国当今的大量引进外资、开放市场是完全不同的，不管从背景，目的，结果，文化等很多方面来说，两者都是不一样的。前者是受制于人，没有主权约束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而后者是独立自主，有主权约束的，我们引进的外资，必须服从我国法律，接受管理。无数的事实表明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伟大战略决策是利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与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所以这与这与近代屈辱的商品倾销从本质和形式上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第二篇：中国与印度引进外资比较分析

中国与印度引进外资比较分析

之文献综述

摘要：中国和印度不仅在地理位置上相邻，在基本国情上也极为相似。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与印度的经济也在快速发展，成为最具吸引外资魅力的国家，但两者利用外资格局具有明显不同。FDI在中国主要流入到加工制造业，在印度则更多流向离岸服务业。比较两个国家引进外资的现状，中国在流入量上大于印度，但在流入的产业结构和侧重点，及对外资的利用效率上印度都是优于中国的。因此，中国应当借鉴印度的经验，以便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获取更多的收益。

关键词：中国 印度 引进外资 比较

引言

在发展国内经济的要求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参与到国际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是本国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在全球化的条件下，资本的跨国流动性大大增强。于是，各发展中国家对引进外资方面都采取积极态度，大力支持外商投资，提供优惠政策，改善国内投资环境。中国与印度也开始把引进外资作为发展本国经济的重要途径。

中印两国在历史、地域、社会发展水平上，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两国在吸引外资的方面却大有不同。中国利用FDI的规模远大于印度，印度近几年在利用外资方面更具有自身特色。中国和印度同位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迅速，但两国在利用外格局方面具有明显的不同点，本文就两国引进外资作一个比较分析。

一、中国和印度吸引外资的原因及特点

（一）中印吸引外资的原因

引进外资最主要的目的是利用国外资本，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

就中国引进外资的原因，张静在《中国与印度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比较分析》中指出中国自身经济的发展与环境使外商看好中国市场。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持续快速地增长，极大地提升了经济发展水平。而一国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吸引能力，正取决于经济发展程度，所能创造的国际直接投资激励结构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这种发展缩小了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使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客观上为外商提供了更多的市场机会。除此之外，张静还指出熟练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是外资进入中国的重要因素，中国拥有庞大的潜在市场，加入世贸组织为外商提供了更大的进入空间等因素。

张静同时分析了印度吸引外资的原因。经济的高速发展为外国直接投资奠定了坚实基础。进入新世纪以来，印度经济以6%~7%的增速发展。一些投资机构出版了关于印度的研究报告，研究证明印度经济增长具有内在的动力，并证实印度具有经济潜力。经济的突飞猛进和强大的经济基础，一方面为基础设施建设、国内投资环境改善等提供了重要保障；另一方面加强了外国投资者的信心，使印度成为跨国公司关注的对象。另外，印度政府利用外资政策法规进一步自由化、规范化、简单化，改变了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 印度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奠定了人才基础；印度IT行业一支独秀，拉动了外国直接投资在印度的发展；印度巨大的市场潜力也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中印引进外资的特点

王海燕在《引进外资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中分析了中国近三年引进外资的基本特征：数量、总体规模由降转升，平均单个项目规模一路增大；独资企业占比逐年上升，投资区域逐渐扩大；投资领域呈扩大化趋势；外资流入稳步增长，2012年底创历史新高；外商直接投资撤资大幅增长。

而杨宏斌、杨志宁则在《印度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特点及新发展》中阐述了印度引进外商投资的特点：始终立足本国需要,根据形势变化采取适度调整；注意本国经济安全；注重引导FDI流向知识和技术性产业；注重将FDI引向落后地区；注重将FDI引向国家优先和重点发展的行业。

（二）中印引进外资现状的比较

（一）两者引进外资的背景及其利用外资的现状比较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和印度都首先认识到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是发展本国经济的重要条件。对于资金相对缺乏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全球化意味着外资流入的机会增大。经济全球化也使得资本的跨国界流动性大大增强。中国和印度地域相近，国情相似，两国在引进外资方面却有所不同。

张静在《中国与印度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比较分析》中指出了两国利用外资的背景。中国从1978年最早开始改革开放，致力于改革经济体制和调整经济结构，同时，中国也最先认识到吸引外资给国内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并积极加以利用，大力引进外资和开展外贸。而印度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才开始了在“华盛顿共识”框架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积极引进外资。但两者在利用外资的背景方面也有共同之处：一是两国独立建国以来的既有经济发展模式都走到了尽头，迫切需要寻求新出路。二是两国都看到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机遇，并且积极把握这个机遇。

冯媛媛在《中国与印度利用外资比较探析》中和张静在《中国与印度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比较分析》中都分析了中国与印度利用外资现状：1）无论是从流量角度还是从存量角度，中国FDI流入量远远多于印度；2）从产业结构方面看，外资在中国更多流向硬件制造部门，FDI在印度更多流向软件部门和离岸服务业；3）中国和印度总体引资环境差距较大，中国的引资环境总体好于印度。

而鲍洋在《“金砖国家”引进FDI的环境效应比较研究》中则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方面探讨“金砖国家”引进FDI环境效应的传导路径。印度引进FDI的环境效应是正向的，中国的是负向。这说明中国应向印度学习，控制FDI的负向规模效应，加强环境管制，提高引资门槛，提升引进的FDI的质量。陈涛涛、潘文卿、陈晓在《吸引外资对于对外投资能力的影响研究》中对中国和印度进行国家层面数据的尝试性检验，认为引进外资对中国的对外投资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印度的外资流入对本国的的对外直接投资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一）造成两国引资差异的原因

1．中国引进FDI规模和数量大于印度。

何济川在《中国与印度利用外资比较》中指出，印度在吸引外国私人投资的政策偏严，条件苛刻，使得外商直接投资远远落后于中国。而冯媛媛则认为，印度经济体制改革比中国晚10年，中国经济发展较快，引资环境总体较好，使中国FDI流入量远高于印度。

2．印度资本市场化程度高于中国。

冯媛媛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购买力增大,对耐用消费品以及日常非耐用消费品的需求激增，对市场寻觅型FDI有巨大的吸引力。而，印度的呼叫中心、共享服务中心、IT服务业和研究与发展项目等格外发达，因此，在印度，FDI更多流向软件部门，流向离岸服务业。鲍洋在《“金砖国家”引进FDI潜力指数比较研究》指出印度与中国国情相似，优势因素相似，但印度高技术人才储备丰富，便于跨国公司实现人力资源本土化。同时，印度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引进FDI的比重较大，其次是制造业，主要表现为资产寻求型；中国制造业引进FDI的比重较大，主要表现为效率寻求型。

3．印度对外直接投资能力受外资流入影响比中国大。

陈涛涛、潘文卿、陈晓指出虽中国吸引了大量外资，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能力多得益于政府的激励政策；而印度的对外投资更多是源于企业自身能力的积累。他们同时还指出，中国对外投资的主要行业大都属于我国的战略性行业，也是限制外资进入的行业，溢出效应有限，所以这些行业中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能力的形成，与该行业中外资的流入没有明显的直接联系。但在制造业中产生了积极的溢出效应。而在印度的制药业和软件业中，跨国公司与印度当地公司合作，学习跨国公司的研发及管理经验 并且在合作中跨国公司对员工进行培训，使员工学到最先进的技术和经验。因此，印度的的外资溢出效应在各行业是普遍存在的。

三、印度引进外资的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与印度相比，中国要早十几年进行改革开放，致力于经济体制改革和调整经济结构，积极抓住经济全球化给国内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并加以利用，大力开展外贸和引进外资。但印度的经济增长模式独具特色，在引进的外资水平和利用外资上都要先进于中国。

唐以今在《中国与印度利用外资之比较研究》中指出应利用外资实现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外资应向服务业转移，进一步改善经济环境，以更好的引进离岸服务业，同时加强中印互补性经济合作。张静在《中国与印度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比较分析》中指出为了继续保持我国吸引FDI的优势，在目标定位、加强对高新技术的产业投入力度及重视人才培养和重视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方面应向印度借鉴经验。

聂平香、郝红梅在《当前利用外资存在的问题及政策调整》指出要充分认识到中国利用外资的重要性。利用外资是神话改革开放的必然要求，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现实需要，是建设创新性国家的有力支撑，是增强产业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在面对我国利用外资出现的问题，如：郑良芳在《引进外资的得与失问题研究》中指出：1）随着外资规模的扩大和渗透，外资企业已经控制了我国一些重要的产业领域，影响到我国经济安全。2）跨国零售巨头挤占中国零售业。3）“洋腐败”滋生新买办和洋垄断。4)有的跨国公司为了追逐利润，在我国公开排污等问题。聂平香、郝红梅认为：一是统一思想，坚持利用外商投资；二是转变观念，创新外资管理体制；三是规范政策体系，营造良好市场环境；四是深化服务开放业，培育外商增长新优势；五是制定有效措施，提高中西部外资水平；六是创新外资方式，引导发达资本进入。

于增成在《对我国利用外资的几点冷思考》中从国内角度出发，认为更好的利用外资需要：控制引进外资规模，积极促进我国对外投资的发展；加强对国内企业的保护和扶持，保护民族品牌和民族企业；重视发展我国的自主研发能力和创新能力，不依赖和迷信国外技术；改善我国利用外资的投资结构，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

结论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和印度想要吸引更多高质量的外资，都必须努力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注重引资质量和引资水平，把国内引资政策和国外投资行情结合起来，加强对在第三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引资指导，优化投资结构，以达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张静.中国与印度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比较分析[J].经济师.2011(12):66-67 ［2］王海燕.引进外资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管理观察.2013,9 ［3］杨宏斌,杨志宁则.印度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特点及新发展.南亚研究季刊.2002(3):9-13 ［4］冯媛媛.中国与印度利用外资比较探析.北方经济.2007(1):141-142 ［5］鲍洋.“金砖国家”引进FDI的环境效应比较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12(8):128-136 ［6］陈涛涛,潘文卿,陈晓.吸引外资对于对外投资能力的影响研究.国际经济合作.2011(5):4-13 ［7］何济川.中国与印度利用外资比较.亚太经济.1997(3):54-56

［8］鲍洋.“金砖国家”引进FDI潜力指数比较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12(2):46-50 ［9］唐以今.中国与印度利用外资之比较研究[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学院学报.2005(5)：35-38 ［10］聂平香,郝红梅.当前利用外资存在的问题及政策调整.国际经济合作.2013(2):48-51 ［11］郑良芳.引进外资的得与失问题研究.区域金融研究.2011(3):4-9 ［12］于增成.对我国利用外资的几点冷思考.经营管理者.2014,6.上期:155-156

第三篇：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 读书笔记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读书笔记

一、作者（生平、本书写作背景）

 胡绳，汉族，江苏苏州人，1918年生。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著有《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等。出版有《胡绳文集》。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历史学家。 这是在1947年写的一本书。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是在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要结束时，对帝国主义这个影响近代中国政治的外来势力的客观总结。那时，正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使中国近代史进入了一个伟大的转折点的时刻——“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来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反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二、本书的内容梗概（章节及其内容）

作者以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间的关系演变为线索来研究，将全书分为六章，研究不同阶级的不同的中西关系。

 第一章： 新关系的建立（1840-1846年）.共五节内容。在这一章中，作者认为的新关系也就是在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打击下，中国封建势力由“排外”变成“媚外”，与帝国主义建立“携手合作”，共同以武力对付中国人民。鸦片战争是英国“以武力来推展经济的支配势力以奴役中国人民”的侵略战争。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统治者和中国人民由短暂的一致对外后很快就显示不同的立场。通过分析1840-1864年的“官”、“民”、“夷”三者关系演变，最后引用毛泽东的观点得出结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以及：“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

 第二章：“中兴”和媚外（1864-1894年）。共六节内容，在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借海关加强对清政府政治上的控制。同时利用交换使节和“觐见”，表明“中国皇帝已不能不屈服于他们的压力”。列强还凭借武力，吞食中国周边与中国有亲密关系的邻国，以此向中国内地渗透，还以武力威吓和战争扩大侵略权益，加深中国的半殖民地化。

 第三章：“洋人的朝廷”（1894-1911年）。共六节内容，分别是：“瓜分”和“门户开放”；“君子”们的幻想；义和团的受骗；“结与国之欢心”；“保全主义”——保全什么？；爱国和革命。在这一章节中讲了一个重要的规律：维新运动的失败表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规律：当帝国主义在中国已经建立了强盛的支配势力后，任何中国国内的政治运动，如果不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的力量，就不免要从帝国主义方面去找支持的力量，因此也就找不到什么出路。“同盟会的领袖们对帝国主义也

抱有一种幻想，以为帝国主义可能同情，至少会容许中国按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来改造自己的国家。这种幻想是同盟会领导的革命运动的致命弱点之一”。1911年爆发了武昌起义，最后推翻了清王朝，“证明了帝国主义者到底不能够任意地支配中国的命运”，觉醒的人民战胜了清朝统治者，也就是人民战胜了清政府背后的帝国主义者。

 第四章：“强”的人（上）（1911-1916年）共四节，分别是：不设防的幻想；袁世凯的“胜利”；

真是“强”的人吗？；“请在高升一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派存在“没有严格区别君主立宪派和民主革命派，对帝国主义毫不设防，甚至还心存幻想”的弱点，在帝国主义和袁世凯的联合欺骗和威逼下，又脱离民众，致使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先后失败；但觉悟的人民最后使袁世凯垮台。最后袁世凯也崩溃了，说明“贯穿在中国近代史中的一个基本规律是不会动摇的——反动的统治者只能因外力的援助而显得一时的‘强’，但在既暴露了卖国的原形之后，就必然遇到更高地觉悟了的人民的反抗，那么虽有帝国主义的援助也还是挽救不了他的生命”。

 第五章：“强”的人（下）（1916-1919年）共四节。袁世凯死后，帝国主义认为“在中国最‘强’的人就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军阀头子。只要找一样强的人加以支持和支配，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因此他们在中国找了一个军阀又一个军阀作他们的工具，并且支持军阀混战，军阀也有心投靠帝国主义，出卖中国的权益，并借无耻的政客作为民意的幌子。帝国主义势力通过变化，日本和美国已成为中国最凶恶的敌人。它们之间，或者是激烈地火并下去，或者是分赃式的相互协调，都一定是拿中华民族做牺牲品。

 第六章：革命和反革命（1919-1924年）共六节。在该书的最后，总结了革命高潮时帝国主义与

中国革命关系的规律。比较了太平天国、辛亥革命、1925-1927年这三个各有特色的革命时期，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态度。这三个时期都是“革命与反革命、进步势力与倒退势力相对抗的时期”，“抱着侵略野心的帝国主义者在三个时期的基本立场都是破坏中国革命，阻止中国的进步，而扶持反革命的和倒退的势力。他们在每一时期的革命形势而获得优势时都会表示出伪装的‘中立’，且向革命表示‘好意’，而在‘中立’和‘好意’的烟幕之下进行其阴谋”1。这是帝国主义在革命高潮时期的共同做法。但“阴谋的具体做法则又在每一个时期不同”。

三、本书的重、难点

【想说明的是】：“只有彻底地从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下解放出来，只有彻底打倒作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的中国反动阶级，中国才能有真正的国家的统一、人民的民主和民族经济的发展，为了警惕帝国主义会用这样那样的方法来破坏中国人民的革命，为了指出中国的民族独立只有依靠无产阶级的领导而不能依靠资产阶级的领导来实现”。

【线索】：以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间的关系演变。

【目的】：帝国主义侵略者怎样在中国寻找和制造他们的政治工具，他们从中国统治者与中国人民中遇到了怎样不同的待遇，以及一切政治改良主义者对于帝国主义的幻想怎样地损害的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

【理论基础】：毛泽东的“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和殖民地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及其走狗的过程”。

【胡绳的研究视角】：一种广义的“冲击—反应”模式，他构筑的研究框架的主线是中西政治关系的演变，他研究的是不同阶级的不同的中西关系。

四、读后感

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不仅具有重大的政治价值，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科发展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优点：其一：对历史背景的叙述很到位，有史实材料来进行说明。有提到：帝国主义与殖民地的矛盾，帝国主义内部阶级的矛盾，在欧洲大战以后，更增加了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等一些矛盾。其二：对于近代史中发生的事件做了公正的评价。它对于太平天国失败原因的分析，对于义和团被清政府利用而残酷地失败的解释，给了我们一些教训。缺点：其一：“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来，中国经济上的变化很少说到，分析的不够。其二：书中评论性的话语比较主观，对于各种关系的具体内容说得不够详细，比如说具体的事件内容，以此才能够很好的支撑起作者的观点。

本书给我的启示是：在中国近代史过程中，区分中国敌人的办法就是看对方是否是被帝国主义选中的人，这个也并不是很简单所能看出来的。其次，便是上文中说到的两条规律。然后是、不要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抱任何幻想，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才会取得胜利。此书是值得再好好读读的，加深自己对它的认识。

第四篇：近代西方与中国的妇女运动

近代西方与中国的妇女运动

特别的尊重，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私有制的出现，父系氏族社会开始确立了男子的统治地位，妇女也沦为家庭和社会的奴隶，这种不公平的社会现象一直贯穿于男权统治的阶级社会中。直到资本主义时代，妇女沦为奴隶的历史终于发生了死水微谰的波动，女性独立意识开始觉醒，妇女运动也首先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兴起，随之激起全世界妇女解放运动的浪潮。中国进入近代以来，由于国际环境和国内自身因素的作用，妇女运动也经历了产生与发展、高涨、成熟、低谷等几个重要阶段。对比中西方的妇女运动史，我们不难从中发现两者在女权思想形成、妇女运动方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首先，女权思想产生的时间与背景不同。

西方男女平等理论是近代人权思想的一部分，萌芽于文艺复兴时期；到十七世纪，法国哲学家浦兰·德·拉巴尔的《论两性平等》就明确提出了“性别平等”的主张；1791年，法国妇女领袖奥比伦·德·古日针对《人权宣言》发表了一篇《女权宣言》，标志着女权思想的产生。1792年，英国的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又写了《为女权一辩》的文章，把男女平权与人类的文明和进步联系起来，使女权思想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后来法国思想家孔多塞又以男女平权理论使之系统和成熟。到十九世纪，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者及无政府主义者和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继续丰富和发展男女平权思想，最终形成女权主义理论，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武器。应该指出的是，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形成过程并非仅仅局限在理论探讨的范围内，它的萌芽、出现、发展和最终形成也伴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进行，因此，在实际的斗争中，西方妇女运动的开始要早于其理论的正式形成。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不久，女权运动就开始了，资产阶级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使西方妇女更加无法忍受现实中的两性差别，开始以种种方式争取与男子相同的政治、法律地位，诸如受教育、财产、就业、离婚等方面的权利，还对传统的大男子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从而动摇了父权制的根基。同时，社会经济的变革又使得大批妇女逐渐走出家庭，进入一向被男子所独占的公共领域，她们通过参与全民族的公共生活，开阔了视野，表现出了不亚于男子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她们对女性所存在的价值和本身所具有的自然潜质而进行科学的发掘和反思，从而发现了女性自身被压抑了多年的自然潜质，为此，她们不必再为自己天生低人一等而依附于男子，她们认识到完全可以从自身潜质出发，而不是从男性的尺度出发，充分利用自己的性别优势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封建社会长达数千年的中国，手封建思想毒害最深，在儒家思想统治下，女性受压迫的程度最深，时间也最长，三纲五常、“女子无才便是德”，还有对缠足的畸形审美观都长期禁锢和束缚了女性的健康发展。在这种环境下，中国女性屈辱卑贱地生活了数千年，到明清时期，终于有个别进步思想家提出了具有男女平等思想萌芽性质的观点。直到近代，中国才产生了相对成熟、完善的女权思想。甲午战败的空前屈辱和急迫而来的民族危机，直接刺激着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维新志士，强化了他们救亡图存的紧迫感，他们在政治上进行中西对比，要求变法维新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妇女解放，并以“禁缠足”、“兴女学”这两个关系妇女身体解放和精神解放的问题为突破口，揭开了近代中国妇女运动的序幕。到二十世纪初，妇女思想发生了重大飞跃，促成这种飞跃的是西方的女权说，输入这种女权说的，是那些受到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影响的留学生，他们不仅自己直接接触并接受西方女权学说，还向国内大量介绍和翻译这些学说。1902年，马君武翻译出版英国哲学家兼社会学家斯宾塞的《女权篇》，这是中国第一本关于西方女权思想的译著；紧接着《达尔文物竞篇》、《女人压制论》、《女权宣言书》这些力主男女平权的书籍都被陆续翻译介绍给国人，引起了广泛关注，《女子世界》杂志形象地描述到道；“约翰·弥勒，斯宾塞尔‘天赋人权’，‘男女平等’之学说，既风驰云涌于欧西，今乃挟其潮流，经太平洋汩汩而来。西方新空气行将渗漏于我女子世界，灌溉自由苗，培泽爱之花。”〔1〕1903年金一以西方女权为借鉴，著成《女界钟》一书，这是中国第一部提倡女权的妇女专著，直接受弥勒、斯宾塞等人的思想启蒙而作，却遭到清政府的查禁，以致知之者甚少，但是它仍然在思想界进步人士中间引起反响。柳亚子在《女界钟·后叙》中认为，“金君此钟，乃应时而响。”并断言：“不十年后，吾知若安玛利侬、苏菲亚、韦拉之徒，必接踵于中国无可疑也。”〔2〕事实上，也正如柳氏所料，金一的女权思想被后起的先进妇女所承继，提出了更成熟更系统的女权理论，并在几年之后就出现了秋瑾、何香凝、唐群英等妇女革命活动家。同时资产阶级内部具有女权思想的人士还围绕兴女权而办报刊、发文章、著书立说，其中，丁初我主编的《女子世界》、陈以意主编的《神州女报》、沈敦和主编的《天足会报》等最具影响，在他们的大力鼓吹下，使戊戌以来的女权思想日益趋向成熟。

其次，妇女运动的内容不同，这又表现在妇女运动的参加者和争取的权利不同，以及运动的结果不同。

西方妇女运动最初是无产阶级妇女争取参与社会劳动的权利，以获得维护生存的经济收入，由于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广泛运用高科技，使生产水平达到空前的高度。高科技的运用使劳作简单化，客观上为妇女提供了走出家门，走向社会，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的社会条件，也使妇女的这一要求有了可能实现的机会，而资本家为了获得高额利润，也确实雇佣了大批妇女。而这一权利的实现伴随的却是男女同工不同酬的不平等待遇，为此，她们进一步要求争取政治、法律等方面的平等权利，以保证妇女的劳动在法律上的平等权利，消除男女同工不同酬、女子升学、就业难等不平等事实，同时，女子也开始争取参政的权力，1878年法国成立了“万国妇女参政会”；1902年，美国成立了“万国妇女参政同盟”；1903年，英国出现了“战斗的参政派”；到十九世纪中期至二十世纪初期，西方妇女运动史上出现了所谓的“第一次浪潮”（The First Wave），或者“妇女普选运动”，这是在承认现有政治、法律体制的前提下寻求法律保护，争取妇女享有参政权、受教育权，争取与男子同等政治法律权利的运动。这次运动对社会经济体制、婚姻和家庭发动了一系列抨击，斗争矛头指向那些将妇女排斥在受教育权、就业权、参政权以及其他权利之外的资本主义国家法律。十九世纪时西方各国大多都进行了民主化改革，中心是扩大选举权，各国通过不同的途径，基本实现了成年男子的普选权。美国在南北战争后，男性黑奴也获得了选举权，与之相对应的是妇女选举权成为女权运动的中心问题。1832年在英选举改革法案中，妇女未能获得选举权，其后多次提出给予妇女选举权的提案，均未获通过，直到1908年，男女平等选举权的提案才获得通过。美国从1890年开始，女权运动全力组织妇女参加争取参政权的斗争，直到1919年终于获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妇女承担起国内大量原来由男子承担的工作，其突出表现赢得了社会的尊重，在战争结束后的十余年间，欧美不少国家的妇女获得了法律上的某种独立和人格平等，如遗嘱、财产、婚姻、监护、诉讼、接受高等教育等方面的权利。大部分西方国家先后立法赋予了妇女选举权，妇女普选运动胜利结束。由此我们不难发现，最早期的西方妇女运动首先是由无产阶级妇女争取经济上的地位开始的，随后也有一部分资产阶级妇女加入并逐步开始要求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中的权利。西方的妇女解放运动是在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发展、经历了整个社会的思想启蒙之后自发产生的，它是当时西方社会发展的自然产物。

中国近代的妇女运动产生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化日益严重、民族危机、民族矛盾空前尖锐时期，最早发端于戊戌维新时期。在此期间，男子扮演了启蒙的角色，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从挽救民族危亡、强国保种的时代主题的高度率先提出了“不缠足”“兴女学”的口号，康有为强烈反对缠足这种封建社会的恶习陋俗，指出其危害之要者有五；其一，以国之政法论，则滥无辜之非刑；其二，以家之慈恩论，则伤父母之仁爱；其三，以人之卫生论，则折骨无用之致疾；其四，以兵之竞强论，则弱种展转之谬传；其五，以俗之美观论，则野蛮贻诮于邦国。〔3〕1895年，康有为在广州成立了“粤中不缠足会”，由其两个女儿康同薇、康同璧率先放足，现身说法，起到了先驱先导的作用，与此同时，梁启超等人于上海成立不缠足会，接着广东、湖南、福建、江苏、天津纷纷出现“天足会”等团体，至辛亥革命前夕，不缠足运动从通都大邑波及到重镇乡村，由个别人物的倡导发展成为一个广大妇女、包括部分绅商官吏参加的社会性活动。当时京城内外及城镇乡村都贴满了劝戒缠足的通告，在广州“放足者十有八、九”，〔4〕“闽粤缙绅之家，妇女不缠足者十已七、八”，〔5〕，山东的潍县“放足者不下千人”。不缠足是对夫权的否定，是妇女觉醒的表现，是她们谋求自身解放所迈出的第一步。

“兴女学”是维新派另一项有重要意义的措施。近代东渐的资本主义势力和西方科学文化，猛烈冲击了中国封建的经济和意识形态结构，一批刚刚“睁眼看世界”的士大夫们开始摆脱自我中心的文化意识，把中国同西方、印度、日本等多元化了的文明进行横向比较后认为，中国之“积困”、“错愚”的缘由是民众科学知识缺乏，与“女子无学”的社会状况有直接联系。因此，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呼吁清廷，“通饬各省，广立私塾，使女子皆入私塾读书”，则中国“利兴弊区，强盛有期”〔6〕这种进步言论为近代妇女科学文化教育的兴起作了舆论准备。在民族灾难深重、民族矛盾尖锐的情况下，康、梁等维新志士根据西方天赋人权、男女平等的思想将中国妇女同西方妇女进行比较，认为中国女性的才智不亚于西方女子，只是由于千百年来封建统治者对待她们“宁惟不业不教而已，且又戕其支体，堵其耳目，黜其聪慧，绝其学业”，以致“闺阃以外，礼乐刑政，食货兵农诸事罕得闻焉”。〔8〕1898年6月，维新派人士经元善在上海创建了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上海桂墅里女学校，亦称“经正女学”，后定名为“中国女学堂”。该校在教学组织形式、教学方法、学校管理等方面都具有近代资产阶级教育的色彩，是近代中国女学的开端。整个二十世纪初期，创办女子学堂，加强女子科技教育被作为救亡图存的基础，引起了全社会的极大关注，连清政府也不得不把它纳入教育计划。此后，女子学堂和女子师范学堂在各地纷纷设立，除教会女学外，1960年全国有女学生306名，1907年为1853名，1908年为2679名，1909年为12164名。学校类型由小学、初等师范发展到中学、职业学校和高等师范；办学形式由官立、私立发展到公立、官立和私立并存；开课课程有以“相夫教子”为主的传统女工、闺训、礼教扩展到以师范教习为主的教育、音乐、图画，及以掌握技艺为主的算学、地理、格致等近代科学知识内容。〔9〕“女子无学”的传统教育格局已被彻底打破。

但是，这些行动都是由男性领导的，而女权思想只要为妇女所掌握，成为妇女自己的思想武器时，才会体现出它的价值。辛亥前十年间，妇女界掀起一个传播女权思想的热潮，在女权思想史上占有显著位置，他们通过自办女报，组织妇女团体等活动来鼓吹女权。据统计，1898至1919年，妇女所办的报刊，全国约有40种，大多集中于上海、北京和长江中下游一带，以及日本的东京。此外，她们还积极与男性一起进行办报刊、兴女学、戒缠足等活动，其声势浩大，最终使女权思想的鼓动达到民国初期以前的最高峰。同时，伴随着女子出国留学热潮的兴起，一批巾帼女杰脱颖而出，她们开始筹办报章杂志，著书立说，据统计，从1902到1912的十年间，全国各地陆续创办的各种妇女报刊共约43种。〔10〕同时，妇女们还广结团体，1903年在拒俄运动的呼声中，中国最早的妇女团体——共爱会宣告成立，接着，在全国各地，不同形式和内容的女子团体纷纷出现。

辛亥革命推翻了禁锢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激起了中国近代妇女参政运动的发生，“欲弭社会革命之惨剧，必先求社会之平等；欲求社会之平等，必先求男女之平权；欲求男女之平权，非先与女子以参政权不可。”〔11〕1911年11月，由留日女学生同盟会员林宗素等人在上海发起组织的“女子参政同志会”，是中国最早的妇女参政团体，其宗旨是“普及女子之政治学识，养成女子之政治能力，期得国民完全参政权”，〔12〕并开办了参政研究所和上海女子政法讲习所，以培养妇女的参政能力。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虽然近代中国掀起了妇女运动的热潮，但就当时整个妇女界的实际情况而言，占妇女绝大多数的农村妇女，由于闭塞的环境和自身文化素质的低下，她们依然苦苦挣扎在“四条绳索”的捆绑之下，对变化了的外部世界茫然不觉，变革之风即使在个别地方稍有波及，也是“倡之者一，笑之者百”，个别农妇即使参加了一些抢米风潮或抗捐抗税的斗争，也多是盲目而自发的，事实上，男耕女织、养儿育女的小农经济依然是她们基本的生活方式，就刚刚加入产业队伍的女工来说，不仅人数少，而且她们走向社会的直接动因也主要是由于生计所迫，虽然沿海地区的丝厂和纱厂的女工也进行了一些罢工斗争，但斗争的目标都是为了增加工资的经济斗争，至于自身的解放，她们无暇顾及，也无力顾及。因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中国近代的妇女运动首先是由男性发起，然后被一批接受过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洗礼的进步女性继承并传播，也正是这部分知识女性在整个妇女运动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示范和推动作用，也正是由于近代知识女性这样一个特殊群体的存在和参加，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才能一改由男性倡导、领导的被动性，使妇女解放运动进入到自觉自救阶段，并从家庭拓展到社会，且更具有楷模、榜样作用。

从妇女运动的结果上来看，西方近代妇女运动在最初争取参与社会劳动的斗争后，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经济独立，随之又取得了妇女普选运动的胜利，可以说是成果显著，但尽管如此，她们仍远未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性别平等，妇女整体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没有质的改变，“三多一少”现象仍很严重，即贫困者多、文盲者多、失业者多、劳动报酬少。〔14〕妇女参政的渠道由于许多复杂原因还不通畅，政治体制和政治传统中大男子主义倾向严重，以及带有性别歧视的机制和社会态度，造成了妇女缺乏公平竞争的机会。究其根本原因，还是作为其母体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

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在戊戌维新时期围绕“禁缠足”和“兴女学”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并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达到了高潮。到1912年8月11日，袁世凯公布参政两院选举法时，规定“中华民国国籍之男子”始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公然剥夺了女子的正当权利，致使女子参政运动的热浪烟消云散，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伴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而转入低潮。但这场运动无论是对中国的革命运动，还是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思想的解放，都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三，中国近代妇女运动不同于西方而独具的特点，这又可以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始终和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政治斗争紧密相连；非女性化特征突出；从批判封建家庭伦理的角度探讨妇女解放。中国妇女运动发端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晚清时期，是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戊戌时期的维新派妇女首次提出“天下兴亡，匹妇亦有责焉”〔15〕的口号，此后，这一口号一直是对妇女进行思想启蒙的最有力武器，先进女性无不把国家兴亡视为妇女解放的基本前提。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禁缠足”、“兴女学”也是为了强国保种、挽救民族与危亡中，而这两项重要措施不仅揭开了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序幕，而且还直接影响到二十世纪初兴起的资产阶级女权运动，甚至影响着中国妇女运动的全部历程，这就使中国近代的妇女运动呈现出了强烈的社会革命色彩。当国内反帝反封建斗争日益高涨时，妇女运动也随之高涨，而当辛亥革命失败后，妇女运动也随之陷入沉寂，显然这是近代中国具体国情的产物，但同时也反映了中国近代妇女运动时刻与爱国救亡运动紧密相连，妇女运动的前途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相比之下，西方妇女运动仅仅局限于妇女自身。

妇女运动的主体是妇女，而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却呈现出鲜明的非女性化倾向。一方面，男性思想家和革命家是近代中国妇女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戊戌时期最早的“不缠足会”就是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创办的，女学堂也主要是由男子筹办、管理，辛亥革命前后翻译、出版的一系列关于妇女问题的专著也大都是由男性思想家、革命家进行的；另一方面，走向社会的先进妇女们仍然以获得男性那样的权利地位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中国的妇女是在男性思想家的启蒙下走上政治舞台的，她们认同了男性思想家的观点，一开始就把斗争的矛头顺理成章地对准了旧的社会制度，并且还把在父权制下一直处于优势地位的男子当作理想的化身。她们希望挣脱封建的枷锁，做一个像男子那样生活的人，这就使近代的妇女运动从一开始就显露出了男性特色，也因此而产生了所谓的“拟男主义时期”，〔16〕即一些妇女领袖在宣传妇女解放思想时，扮演的其实是一种模拟男性的角色。她们近乎盲目地模仿男子的动作、行为，甚至是有悖于道德，以发泄对不平等现象的强烈不满。因此，有人形容道：“她们从服装到行动到谈吐，没有一件不是效法男性。服装简朴的地方，行动矫捷的地方，谈吐豪放的地方，固然十分令人敬佩；可是她们因学男性学得太厉害，连男性的坏习惯也通通学来。譬如衣服是乱七八糟，不修边幅；谈吐是粗里粗气，开口骂人；行为是奇离古怪，吃花酒，进妓院，都来。〔17〕这形象地表明，当时先进妇女的行为虽然看似是对男性的抗争，实质上却依旧是对男性价值标准的默认与屈从。

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家庭伦理渗透了浓厚的封建主义的毒素，已经不只是协调人伦关系的道德规范，一定程度上成为确定尊贵卑贱的思想枷锁，因而打破旧的家庭伦理的束缚。也就成为妇女解放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也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中国妇女对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伦理道德的压迫的认识，首先是来自她们自身对封建婚姻家庭生活的痛苦感受。所以要动员妇女起来革命，批判旧的家庭伦理道德则是一个突破口。因此，无论是戊戌时的维新派还是辛亥时期的革命派，他们无一不对传统的三纲五常进行抨击，主张重铸家庭伦理以期达到男女平等。

傅立叶曾有过这样一段精辟论述，“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因为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中，最鲜明不过表现为人性对兽性的胜利。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18〕这就是说，女性的社会地位是衡量社会文明水平的标准。无论是在近代西方还是中国，妇女通过各种运动方式能争取到一定的权利，都是破除封建专制的结果，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我们比较中西近代妇女运动的差异，希望能对今天的妇女地位的进一步改善提供有益的借鉴。注释；

〔1〕《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931页

〔2〕《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第186-189页

〔3〕小野和子著，高大伦、范勇编译，《中国女性史1851-1958》第35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4〕《记杭州放足会》，《浙江潮》第2期，转引自王美秀《西学东渐影响下的中国近代妇女运动》，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

〔5〕《澄海县禁缠足约示》，《万国公报》光绪34年4月号，王美秀《西学东渐影响下的中国近代妇女运动》，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

〔6〕郑观应《盛世危言》，卷十三

〔7〕《女报》1909年，转引自孙兰英《近代科学文化教育是中国女权运动推动力》，载于《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年第9期

〔8〕《时报》1912年2月7日，转引自孙兰英《近代科学文化教育是中国女权运动推动力》，载于《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年第9期 〔9〕孙兰英，《近代科学文化教育是中国女权运动推动力》，载于《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年第9期

〔10〕《上海妇女运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8页 〔11〕陈东源，《中国妇女生活史》，上海书店1937年第360页 〔12〕《女子参政同盟会草章》，《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910页 〔13〕许孚《潮州饶平县隆都前溪乡女学堂记》，《女学报》第2期，1898年8月3日，转引自畅引婷《中国近代知识女性与妇女解放》，载于《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14〕刘爱华《欧美女权运动的历史和现实》，载于《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15〕梁启超《劝兴女学启》，《女学报》第四期，转引自吕美颐《论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对社会变迁的推动作用》，载于《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16〕〔17〕刘亚玫《论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特点及其历史启示》，载于《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5期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249-250页

第五篇：中国与英国 选举制度的不同

Different Electoral Machinery In China and Britain

Both the electoral machinery in China and Britain are the typical example of election around the world.Through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I have known more and further about UK.Firstly, as we all know China is a communism country, led by single party-Chinese Communist.So the major organs of state power is called PC(People’s Congresses).The hierarchical electoral system is the basic

election system, where the local PC are directly selected by native citizen, and all higher level of PC up to National PC are indirectly elected by PC of level immediately below.Different rank of the governors mayors and councils are elected by respective of relevant PC.For example , heads of districts are elected by local PC(the lowest level).The president and state council are elected by national PC(the top one).However ,election in UK is quite different.The United Kingdom is divided into 659 constituencies ,each of which returned one member to House of Commons at a general election.The citizen who are residents in UK(including British citizen , citizen of other common wealth countries and republic of Ireland)can vote in parliamentary elections.What is worth mention ,each candidate’s nomination must be proposed and seconded by two electors registed in the constituency and signed by eight others.Always ,the candidates are chosen by the local organization of major parties(Labour , Conservative, The Liberal Democrat ,party),and they will get help in the election campaign.If the candidate win more votes in a constituency than any other candidates ,he will be selected MP(Member of Parliament)for that.Apparently , the part ,which wins the most MP seats in House of Common , become the government.By traditional , the sovereign will invite the leader of the party to form the cabinet.In conclusion , the main difference embody in the scale of voters and candidates ,and the function.However ,no matter in which way we

elect ,the purpose is to ensure the justice and equity.It will only refresh the government but also improve the citizens’ political

accomplishment.I this case , our homeland will become more just ,more fair and more open.ZHU Jinglei